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成都
1.研究意义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一个地区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陆续下降带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呈加速发展趋势，还呈现出高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加深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掀起了对老龄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法国，是由于成为西欧国家中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化最显著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研究最早一般是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现状探讨为出发点，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如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中。
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兴起是从二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文中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老龄化其实开始得很早，我国两千年前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老年学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国内对老人问题的研究逐步加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异军突起。老年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老年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同社会学的联系。当今老龄问题研究的主流是“积极老龄化”问题。
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拥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成都市经济发展影响有重要意义。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52.47%，为136.4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虽然成都市的老龄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岁的人口有160万人，而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有16万人进入老龄人口，预计2020年成都市老龄化水平将突破15%。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成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4.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关资料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总人口已达到8%，年龄结构已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成都市老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还呈现出了高龄化趋势。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自然增长率递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可是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历经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
表1
单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长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数量大
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见成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组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从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两个数据比较而言，后者约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组的比例下降最显著。通过图3可以看到的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在逐渐达到峰值后，很有可能会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都表明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一个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按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应低于10%，而65岁以上人口应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近14%。
表2
年别项目2000年2010年
总人口规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8948201364348
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别年龄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万人）30.26%16.43%
15―64（万人）64.71%75.61%
65岁及以上（万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其实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成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而2012年，武汉市生产总值（GDp）为8003.82亿，人均生产总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产总值（GDp）为8138.94亿，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56836.17元，换句话说，成都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说，成都市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加重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5.1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主要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经济发展。同时，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也会影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由此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应届大学生和就业岗位有限的矛盾。
5.2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终端，不同的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将会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因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费人群。而同时更多的生产成果用到消费上，使得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这，也会造成再生产投人的减少。
5.3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进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将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尴尬，成都市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如何妥善地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老龄化问题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同时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针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6.1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6.1.1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农保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对于成都而言，应该统筹城乡，先行先试。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创新实干精神。也可以学习类似《珠海市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办法》的相关文件，在全市开始建立健全农保制度。
6.1.2倡导个人家庭养老。
四川省的经济水平决定在现阶段还需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特别是在农村，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倡健康的养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优良品德的养老体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在城镇，考虑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应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务体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群学习、文体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体力，有知识，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会在养老方面的矛盾，把他们的“余热”变成社会财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相对延长退休年龄。
结论
成都市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城市，必须积极应对老龄化现象，充分把握“人口红利”的时间机会，对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来说，在兼顾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应积极进行经济转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抓住最后的劳动力低成本时机。当然尤为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养老机制，将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力资源利用起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也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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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2
关键词：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03-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1
Chineseelderly’smaineconomicResourceandCohortChange
DUpeng，XieLili
（SchoolofSociologyandpopulation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Duetothelimitationofdataandanalyzingmethod，previousstudiesofelderly’smaineconomicresourceareinsufficienttoanswerthefollowingtwoquestions：first，whendoestransitionbeginbefore60？Second，howdoestheeconomicresourcechangeasthe2000cohortofelderlygrowingolder？thisstudyusesthe6thcensusdatatodemonstratethetransitionaltrendofeconomicresourcebyanalyzingdatafromtheageof45.moreover，tracethe2000cohorttoanalyzethechangesofmaineconomicresourceto2010.theresultsshowedthat：1）theproportionofChineseelderlyrelyonpensionsexperiencedaladderliketransition；2）60to69wastheimportantperiodofchangeandgraduallybecamestableafter75.inurbanarea，therankoflaborincomeandpensionswitchedat60forming“scissorlike”distribution，whileinruralarea，therankoflaborincomeexchangedwithfamilysupportforming“sandglasslike”distribution；3）theolderpeoplehadbetterselfsupportcapabilities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securitysystem.thestudyindicatesthattheincomestructureofolderpeoplecannotonlyreflecttheirfinancialsituation，butalsoembodythenationallevelofsocio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olderpeople；maineconomicresource；cohortstudy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从1994年开始关注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变动情况，现有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运用横截面数据比较老年群体内部的主要生活来源差异。如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1～3]、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差异等[4～5]；二是运用不同时期的数据比较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不同学者们利用1994年、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6～8]，发现老年人对子女供养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从单一来源转变为三大支柱，且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在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勾勒出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致结构，但或因为数据，或因为分析方法的限制，两类研究在分析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利用横截面数据开展的研究中，大多采用60岁作为分析起点，这对于分析进入老年期后主要生活来源的状况固然没有问题，但却不能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例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一半（47%）的60岁城镇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但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具体是从何时开始低于离退休金的我们不得而知，而两者的交叉点对于研究提前退休现象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例如城镇女性在60岁时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家庭供养和离退休金，仅为18.4%，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构转变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就需要将现有的分析年龄往前推移，并且采用单岁组进行分析，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做到这么细致。
另一方面，在分析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时，已有研究是将不同时期的相同年龄组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更多体现的是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带来的变化。例如，由于新进入60岁的老年人在早期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比10年前60岁的老年人有所改善，使得依靠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批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会发生变化？例如，2000年60岁的老年人活到2010年70岁时，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否保持不变？依靠子女供养的比例是否会提高？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针对上述发现的两点不足，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普查数据，以45岁作为起始年龄，采用单岁组分析不同性别和城乡之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差异，以期呈现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结构的整体趋势和转折点。此外，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将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视为一个队列，分析该队列老年人10年间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二、数据与定义
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分析起点。在2010年的调查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其他，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失业保险金、财产性收入和其他归为一类，最终划分为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五大类。
2000年的调查中规定“未工作者主要生活来源”问题一共有6个答案选择，分别为退休金、基本生活费、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为了跟2010年进行对比，将基本生活费归为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性收入、保险和其他都归为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调查中只针对没有工作的老年人调查主要生活来源，而本文考虑的是全部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因此只能将劳动收入作为仍在就业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一推论虽然不是直接调查主要生活来源的结果，但从各方面的数据分析看，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9]。
三、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现状
1.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由家庭供养（40.7%）、劳动收入（29.1%）和离退休金养老金（24.1%）组成，以这三种形式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93.9%。虽然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仍然集中在家庭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这三大支柱上，与2000年的普查结果相同。但与10年前相比，各部分所占比例出现了明显变化。依靠家庭供养和劳动收入的老年人比例与2000年相比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值得注意的是，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老年人比例比2000年的19.6%增加了4.51个百分点。此外，依靠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比例从2000年的1.6%增长到3.9%，提高了一倍多，成为各种主要生活来源中变化最大的一类[10]。
图1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数据来源：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不同年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差异。劳动收入是低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如图1所示，随着年龄增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相交于67岁左右，之后家庭供养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与2000年相比，离退休金养老金呈现出“阶梯状”趋势，分别在50岁、55岁和59岁前后有明显的提高，这主要是受我国退休制度的影响，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一般是60岁退休。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退休制度不断完善，新进入老年期的人口年轻时工作的比例会提高，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阶梯状”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会逐渐减小，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会逐步提高。
2.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性别差异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最高，达到36.6%，其次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比例分别为28.9%和28.2%。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有52.6%的女性老年人生活主要来源是子女或者其他家人的经济支持，比男性老年人高出24.3个百分点，见图2。可见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相比男性更低一些。
图2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从分年龄情况来看，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更加突出。男性在69岁以前都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而女性从62岁开始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就超过了劳动收入。在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60%的男性高龄老年人依靠家庭供养生活，而女性高龄老年人则高达78.3%。在离退休金养老金方面，男女也有显著差别。男性从50岁开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出现缓慢上升，从58岁左右开始经历一个陡然上升的过程，60岁以后增长趋势又趋于平缓，维持在30%左右。这种变化正好印证了提前退休现象的大量存在，排除一些特殊工种允许55岁退休，有超过10%的男性至少在57岁左右就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不仅加剧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矛盾，还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讨论延迟退休的同时，首先应该整顿提前退休现象。相比之下，女性提前退休的现象并不突出，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比例在49～50岁之间经历快速提高，之后便趋于平缓，维持在20%左右，直到70岁左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主要跟过去妇女工作参与率低有关。
3.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城乡差异
在城镇，全国以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家庭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的比例依次占老年人口总体的12.9%、50.1%、31.4%和3.1%。农村各主要生活来源相应的比例为41.2%、4.6%、47.7%和4.5%。从图3可以清楚地看到，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构成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城镇，是由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家庭供养形成的三根支柱，而在农村则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两大生活来源。
图3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在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人数比例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在45岁到73岁之间呈上升趋势，之后趋于平缓，两者在60岁交汇形成“剪刀型”分布；而以家庭供养和低保为主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中国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中，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以家庭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则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两种来源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各占大约45%）。以离退休金养老金或低保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数比例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涨，但其基数和上涨幅度都非常小，其比例在各年龄段中均低于10%。
从城乡分性别的情况来看（见图4），城镇男性中老年人生活来源更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各个年龄对家庭的依赖都低于城镇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城镇男性的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构成的“剪刀”开口比城镇女性大，交汇点在60岁左右，比女性的55岁延后了5年。农村男性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了一个左大右小的“沙漏”，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的交汇点在70岁，之后，家庭供养为主的比例取代了以劳动收入为主的比例，成为农村男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与农村中老年男性基本相似，但与农村中老年男性不同的是，农村女性“以劳动为主”和“以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变化呈一个均匀的“沙漏型”分布，两者的交点比男性年龄低，大约在65岁左右，在此前后，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比例此消彼长。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的自我经济供养能力最弱，其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甚至低于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因而农村女性老年人应该成为最受关注的老年人口群体。
四、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分析
在过去的分析中，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研究者往往使用图5的方法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但是这种比较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年龄的影响作用，因为使用横截面数据的比较，不能排除时代和老年人口代际更替的影响。例如，在利用2010年的数据比较60岁和70岁组的老年人生活来源的变化时，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女性老年人年轻时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进而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待遇的比例可能更高，经济独立性更强。尽管从图5和图6来看，两种比较方式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但是用图5这种方式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并不准确。更好的方式是使用图6中的相同队列进行比较分析，例如2000年60～6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与2010年70～74岁的主要经济来源结构相比，可以更有效地排除老年群体内部代际更替的影响，减小误差。
为了进一步说明两种分析方式的区别，笔者在表1中将队列变化与截面数据变化进行了对比。其
图42010年分年龄、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52010年分年龄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
图6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队列变化
中，“队列变化”是指从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与10年前相比发生的变化，“截面变化”是指2010年各年龄组与同年上一个10岁组相比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两种方式比较出来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以队列方式分析时，各年龄段劳动收入的减少比例比用2010年截面数据分析减少的比例更大。以70～74岁组为例，2000年60～64岁的老年人到2010年时，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比例为18.1%，比10年前减少了31.9个百分点。若同2010年60～64岁组的老年人相比，则比同年年轻10岁的老年组低30个百分点。虽然从百分数来看差异很小，但这说明，2010年新进入60～64岁组的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较2000年60～64岁组的比例小，结合离退休金养老金比较就会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享受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有所提高而产生的。因此，如果单纯看年龄的影响，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减少幅度更大。其他类型的生活来源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离退休金养老金的变化，如果以队列分析，各年龄组的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可能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普及有关，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原来没有社保的老年人获得了社会保障。而如果以截面数据比较，整体变化并不明显且有减少的趋势，这是因为新进入各个年龄组的老年人经济独立性更强，造成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新进入各年龄组的老年人。又如依靠家庭供养，虽然从队列和横向的比较来看，比例都是随着年龄提高有所提高，但是截面的变化明显大于队列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大的变化，则可能夸大年龄提高对家庭供养依赖性增大之间的关系。可见，使用同一年的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误差，使用队列的分析方式更为准确。下面笔者就以队列的方式分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情况。
如果把2000年活到2010年的老年人作为一个队列来分析，将其与2000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25.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明显提高，比10年前提高了16.7个百分比。相比之下，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口比例比较稳定。
从分年龄的情况来看，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75岁以后逐渐保持稳定。在此之前，主要是劳动收入与家庭供养此消彼长的变化。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老年人由于健康可能出现较大变化，使得其参与劳动的能力减弱，主要生活来源从劳动收入转变为家庭供养，其中农村老年人受此影响更为突出，尤其是农村高龄老年人。从表1可以看到，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生活来源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依靠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的同时，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提高幅度最大，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高龄农村老年人由于健康问题不得不停止劳动后，转为依靠低保生活，这部分老年人面临健康经济状况差、无子女供养的多重危机，政府应该给予重点扶持。
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间，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都有大幅度下降（见表2），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变化最为明显，比10年前下降了26.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女性退出劳动的时间都早于60岁，这与前面分析的女性收入来源转折点吻合。对于女性老年人而言，尤其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仍然十分突出，但75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10年后依靠家庭供养的比例减少了2.8个百分点，这主要与高龄女性老年人丧偶率高，以及女性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对老伴的依赖有关，可见婚姻对女性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都有一定提高，这些变化主要与近10年来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城乡低保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密切相关。但由于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筹集资金难，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依靠这部分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45岁为起始年龄，分单岁组对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结合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队列的角度分析了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总体而言，2010年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仍然以家庭供养为主，但是与2000年相比，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有所改善。
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主，而女性老年人则主要依靠家庭供养。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退休制度影响，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的比例都呈现出阶梯状变化趋势，男性在58～61岁之间快速提升，女性在50岁左右快速提升。
在城镇，离退休金养老金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农村则依靠自主劳动收入。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相对过去都有所增强，但增强的方式不同。随着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城市老年人的社会养老程度提高，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来维持日常生活。但在农村，由于养老观念改变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的原因，许多老年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因而，他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可能较差。从分年龄的变化趋势来看，城镇老年人依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排位在60岁时出现交换，形成“剪刀型”分布；而农村老年人来源单一，以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为主的人数比例此消彼长，在68岁交汇形成“沙漏型”分布。
通过比较两种分析方式，文章指出，考虑到老年人口内部的代际更替，以往利用同一年数据分析主要生活来源随年龄增长的变化存在误差，虽然总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会夸大高龄老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从队列分析的结果来看，60～69岁是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与老年人的健康变化有一定关系，而农村高龄老年人受此影响最为突出。75岁以后，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逐渐保持稳定，但由于女性丧偶率高于男性且对老伴经济依赖强，因此，高龄老年妇女丧偶后如果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很容易陷入贫困和老无所养的困境。
此外，分城乡的分析结果为提前退休现象提供了数据支持。队列分析发现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和最低收入保障的老年人口比例比10年前有一定提高，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扩大了参保条件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障。可见，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不仅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体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今后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可以进一步挖掘主要生活来源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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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3
关键词：老年旅游市场；老龄化；Swot分析法
一、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按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即进入了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称，从2001年到2020年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这20年里，平均每年我国将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1
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对旅游业。
在构成旅游者的两个客观条件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中，我国老年人闲暇时间增多，购买力也增强，已经具备成为旅游者的客观条件。
二、针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综合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将对象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和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考虑，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从而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1．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优势分析（Strengths）
有些中小型旅行社已经开始经营“夕阳红”旅游产品，反馈良好。目前我国开设专门部门为老年旅游服务的旅行社还很少，对老年旅游市场重视程度还不够。虽然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潜力广阔的市场，但很多旅游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小型旅行社属于旅行社中较早开始认识到老年旅游市场并开始针对老年旅游市场开发产品的旅行社。
2．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劣势分析（weakness）
虽然少数嗅觉灵敏的旅行社开始开发老年旅游市场，但并没有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设计旅游产品。很多老年旅游产品打着“夕阳游”的旗号，向老年群体出售。但在产品路线选择、活动安排、旅游行程等方面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生理与心理的特点。所以对于人员专业化的程度要求非常高，无论是产品的设计还是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都需要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另外，我国老年旅游产品相对单一，老年人可选择的旅游产品的种类有限，不能满足当今老年人的个性需求。而且很多城市老年旅游产品需求增长十分迅速，但是现今推出的老年旅游产品相对滞后，数量较少，远远无法满足老年旅游市场的需求，缺口较大。
3．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
我国的老年旅游市场虽起步较晚，但受国民经济与旅游快速发展这一大环境的有利影响，使得我国老年旅游市场发展迅猛，增长势头强劲。拿唐山地区为例，老年旅游收入比例占到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20%以上，且还在逐年上升。据统计，70%的退休老人有旅游的打算。国家旅游局也扶持老年旅游市场的大力发展。
4．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威胁分析（threats）
首先，根据气候等因素的变化，各种不可预知的灾害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市场，当然也包括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2011年日本发生的地震，利比亚战乱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3年殃及全球的SaRS病毒，以及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老年人有一种求稳，安全至上的心理，一旦发生重大灾难后，他们身心受到的刺激要远大于年轻人，所以这些灾难对老年旅游市场的不利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年龄层旅游市场的影响。其次，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已经是各旅行社都知道的现状，必定导致大批的旅行社进入这一市场，引起激烈的竞争。不仅仅是旅游业内部的竞争，许多行业都想在老年市场分上一杯羹。例如各种绘画、书法、等培训机构，老年学校等，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年旅游市场形成了竞争，抢占老年市场的份额。
经过对中小型旅行社进行详尽的Swot分析，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看到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只要中小型旅行社做好研究谨慎进入，市场前景将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4
1引言
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在人口问题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应重视。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的现象,在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一般用65岁或60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以上,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10%以上就属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联合国,1956&1982)。日本现在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0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5%。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陷人严重的衰退之中,日本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掀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风潮。为应对人口的老龄化,缓解老龄人口的贫困以及分散和降低养老风险,维系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受到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及国际劳工组织等的重视和推崇。
2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必要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我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化社会,表1为我国1999}200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关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表明,到210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分为3个阶段:
(1)从2001一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
(2)从2021一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
(3)从2051一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现在已经处在快速老龄化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205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5
关键词：人口均衡发展；人口自均衡；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人口预测；人口结构；超老龄化；人口发展规划
中图分类号：C923；F2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4004009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趋于频繁，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总和生育率从持续下降转为平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动力，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长期人口预测探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
较多文献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中长期的预测，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预测。杜鹏（1994）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未来60年的人口变动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分析，其中生育水平设置了高、中、低三种方案，死亡水平设置了高、低两种方案。李本公（200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辅以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统计资料等，对我国2001―2100年100年间的老龄人口进行了预测。杜鹏等（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龄人口进行了百年预测。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人口区域格局以及分年龄人口数据与之前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这些预测不能满足未来人口变动分析的需要。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人口预测。
向华丽，杨俊：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本文在概述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设计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从人口总量、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四个方面对未来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进行探讨，并将人口总量预测结果与联合国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预测参数设计进行预测，并进行国内外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比较等多种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信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结果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
人口均衡问题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1996年。李涌平（1996）从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出发，引出“通过人口均衡战略实现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策略”。其后10余年时间，人口均衡一词鲜为相关研究所提及，直到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制定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人口均衡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才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于学军等（2010）认为，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均衡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重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之一（陆杰华等，2010）。而有关人口均衡的内涵，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均衡主要指人口内部自身的均衡。穆光宗（2011）认为人口均衡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其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和谐的状态，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特别强调了人口均衡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涵义。李建民（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平衡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该定义的实质是强调人口内部要素的平衡，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强调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平衡。
另一种观念，也是主流的观念，则认为人口均衡不仅指人口内部均衡，同时包含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杨云彦（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人口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瞿振武等，2010；陆杰华等，2010；王钦池，2010）。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认为，人口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和总均衡三个部分；内部均衡是指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轮驱动；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自于“资源环境自然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双轮驱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分别有自身供给与需求体系，当两个体系有效匹配时，实现总均衡。上述论述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两个层次。向华丽（2013）基于对人口空间的界定，认为人口均衡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空间均衡，包括人口社会空间均衡和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其中，人口社会空间均衡不仅包含了人口内部均衡，同时也包含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则是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同时包含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协调。
暂且不论哪种观念更为准确，即便尚存争议，也不妨得出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共识：第一，人口均衡理论是在吸收传统人口理论、均衡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人口理论创新和发展，是理论界从“小人口观”向“大人口观”的重大跨越，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全新的人口观。第二，人口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学领域的实践，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与20世纪人口增长对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我国现在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李建民，2010）。第三，人口均衡是理论界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推进两个统筹的工作思路的科学定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人口内部均衡；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外部关系，是人口的外部均衡。第四，人口均衡是以长期性、动态性、相对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多维度均衡。第五，人口自均衡是实现人口均衡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观念，人口自身均衡不仅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说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正如李涌平（1996）在首次被提及人口均衡一词时所说，其探讨的即是通过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开放二孩政策以实现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方便预测参数的灵活设置以及按照所需输出数据应用C++语言编写人口预测程序（向华丽，2013），本文预测方法与相继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和paDiSint一致，预测基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基础数据修正
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将五普0～90岁人口与六普10～100岁人口进行比较，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分析漏报、重报的多少，从而确定具体的修正值。
崔红艳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结果表明，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王金营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的结果表明，0～9岁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低龄人口死亡漏报率超过60%，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李若建（2013）根据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越来越严重。陶涛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低龄组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以上。这些学者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结果，一致表明存在低龄人口漏报、青年人口重报、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结论以及本文对比结果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人口存在漏报，青年人口存在重报，老龄人口存在明显的死亡漏报。由此，本文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的修正方案为：（1）0岁人口漏报率设置为10%，1～9岁人口漏报率为5%；（2）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年龄别死亡率调整青年人口；（3）根据五普和六普死亡率逐年推导75～100岁死亡人口。基础数据修正前后主要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2.预测参数的设置
本文的预测方法决定了重要预测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这里将国际迁移忽略不计，即不考虑迁移对人口的影响。王金营（2013）基于修正的分性别、分年龄别的死亡概率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71.58岁，女性为78.26岁。舒星宇等（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杨凡等（2013）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王金营等（2013）对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2以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且从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演变为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石人炳，2013；王军等，2014）。联合国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根据各参数的历史变化规律，基于概率模型拟合来进行预测参数未来值的设定（Unitednations，2014）。
我国的人口预测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分别设计了三种方案，具体设定见表2。其中，低方案代表与现实情况较为接近的状态，中方案代表从现实情况逐步过渡到理想情况理想状态是指总和生育率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的状态，高方案代表直接从现实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的状态。
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
图1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并将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未来发展态势的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参见：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13.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2Revision[R/D].DVDedition.其中有高、中和低总和生育率三种方案。同时列出进行对比。从图中可见，不同的方案选择方案选择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期望的人口发展状态相应地调整人口政策，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下中国中期和长期本文将2050年设为中期，2100年设为长期。人口规模具有巨大的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三种方案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均出现在2025年前后，且不超过15亿。随后，人口规模开始递减，至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下的人口规模分别是14.36亿、13.73亿和13.22亿，差距在1亿人左右如果考虑到近40年的时间尺度，加上与现有人口规模的比较，这种差距应该说是不明显的。。因此，笔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人口规模会由于人口生产所固有的惯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不同的方案设定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高方案下，人口规模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100年为14.21亿人；在中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至2100年为12.22亿人；在低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的幅度较大，至2100年为9.09亿人，约为现在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
总和生育率对人口发展规模的影响巨大。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官方文件与大量研究认为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数研究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5。本文预测的低方案即采信此种认识，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将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并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目标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一致，上述国家和地区持续多年低迷的总和生育率状况（图2）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中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尽早做出规划，从而预防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
从人口均衡角度分析，究竟多大的人口规模为均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从外部均衡来讲，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则可以认为是均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权威的或官方的数据对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做出判断，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难题。如果从人口自均衡来分析，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口自均衡的一个指标，因为一方面现实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人口生产及其惯性作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结构，因而也不能决定人口发展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
总而言之，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压力的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彼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将最为突出；其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下降（或维持稳定），人口的外部均衡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少儿人口
图3为少儿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对未来少儿人口的数量起决定作用的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大小。在中、高方案之下，由于总和生育率逐步趋向世代更替水平或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的数量在年龄别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下总体围绕一定的基线水平呈波浪状发展，没有明显的中期和长期的差别，其中，中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14亿，高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48亿。但在低方案下，尽管同样有呈波浪状发展的迹象，但由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总体表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28亿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04亿人。
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少儿人口总规模的演变趋于一致。中、高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基于16.23%和17.51%上下浮动；而在低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从开始的17.23%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1.41%，下降近6个百分点。
3.劳动力人口
图4为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三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差异明显，尤其是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无论在何种方案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大幅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低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会持续降低，至2100年劳动力人口仅4.95亿人，约为目前的一半；而在中、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数量会趋于稳定，中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6.8亿人左右，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8.2亿人左右。
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高方案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多持续10年，中、低方案下则至多持续20年左右。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期是否还存在或能持续多久，预测的结果显示出紧随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是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度攀升。从中期发展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人口负担系数均呈线性递增趋势，至2060年前后达到近80%的峰值。从长期发展来看，中、低方案在经历短暂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后将会进一步持续上升，达到近90%的高人口负担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届时1个劳动力几乎要负担1个非劳动力人口；高方案下的人口负担系数会在2060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会稳定在70%以上的高位水平。
4.老龄人口
图5为中国老龄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在三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发展态势比较一致。老龄人口的峰值滞后总人口峰值约30余年，出现在2060年左右，最高达3.81亿人口。在中期（2050年以前），老龄人口数量几乎呈线性递增趋势；从长期来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趋于稳定，但总数量维持在高位。
正如前文分析，如果单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同样不能反映人口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但老龄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目前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比重达14%为深度老龄社会，比重达20%为超老龄社会。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何种方案下，中国将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状态。从2000年的老龄化起步到2020年左右迈入深度老龄化，仅20余年时间；而从2020年的深度老龄化到2035年左右的超老龄化，更是缩短为15年左右。比较而言，法国老龄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则用了85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文采用的中、高两个方案是相对理想的人口发展态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老龄人口比重从长期来看也会维持在25%的高位水平。如果我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则老龄人口比重将持续攀升，最后达到34%以上的高位。目前深受老龄化影响的日本，其2013年老龄人口比重也才达到25.1%的峰值。因此，可以预见，长期的超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从中期发展（2050年以前）来看，三种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人口总规模在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剧增。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生产本身所具有的惯性是导致不同预测方案不能在中期产生明显差异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短期的人口政策调整或社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及习俗等）无法对人口的中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从长期发展（2050―2100年）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的人口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中、高方案能使中国的总人口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劳动力人口经过中期的大幅下降后亦可保持稳定，同时对人口超老龄化的过度发展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低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及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超老龄化状况及其影响会远远高于目前深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如果类比与中国在人种、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相似成分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近30年的低生育率水平则不能不令人对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担忧。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口政策刺激或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或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很有可能会按照低方案的预测结果发展，乃至更为糟糕。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大的人口政策上，通过科学的人口发展规划尽早实现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过渡。本文的高方案是在模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认为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的结果，其虽然仍然难以遏制在中期劳动力人口的锐减及老龄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攀升，但在长期确实可以缓解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状况。（2）预备有效的经济、社会措施预防可能的持续低生育水平的发生。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的经验。（3）在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期结束的局面下，应通过投资教育、健康等发展人口素质红利，在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基数支撑下，通过延长人口素质红利期来应对老龄化冲击是完全有可能的。（4）尽早关注并发展老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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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lanc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isdemographictheoretic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undertheguidanceof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sandthebalanceofpopulationitselfisthepreconditionoflongtermequilibriumpopulation.Basedondifferentpopulationpredictionparameters，thispaperdesignsthreekindsofforecastschemestosimulatethestatequo，adjustmentfromthestatequotoidealsituationandidealsituation，andforecaststhemediumandlongtermdevelopmenttendencyofChina’spopulationsitu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basicdevelopmenttendencyofpopulationofChinainthemediumterm（before2050）won’tbeimpactedbypolicyandothereconomicandsocialfactors.whileinthelongrun（20502100），totalfertilityratereachesgenerationreplacementlevelassoonaspossiblewillgreatlyreducethelongtermpressureofthepopulationstructure，especiallythesuperagingpopulationpressure.inordertorealizethelongtermbalanc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weshouldplanthetopleveldesigntoopenatwochildperfamilypolicyorevencancelthebirthlimitationpolicyassoonaspossible，andsuperagingpolicyresponseatthesametimeshouldalsobeincludedintheagenda.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6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岭的形势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口老龄化将通过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与加快第三产业的转型相结合；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
从已经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岭。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通过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
一、新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特点
（一）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即老龄化率处于7%-14%时，称为老龄化国家，若老龄化率超过14%则称为老龄国家。从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构成看，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显然，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国家阶段。由于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寿命的提高，以及出生高峰期的那些人口队列目前将进入老年，因此，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迅速。
（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未富先老
虽然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人均的各种指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不足1000美元。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这必将给我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压力。
（三）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均衡，差异显著
从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来看，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农村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我国存在城乡倒置现象，而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从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来看，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由于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四）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与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存在
中国目前确实已开始步人了老龄化阶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目前中国社会抚养率仍不高、根据人口模型推算，离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至少还有10余年的时间，因此，我国从中期来看，还处于劳动力增长的阶段。但是，尽管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很丰富，但随着我国人口逐步迈进高龄化，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并且这一趋势会越来越严重。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方向
英国学者分析整理了40多个国家不同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移动的统计资料，考察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揭示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不断提高，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则大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而就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而言，其规律均为由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产业转变。
（二）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人口与产业结构的相互适应、协调发展，是取得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一个先决条件。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考虑产业结构的演化进程与现存劳动力技术结构的差距及其就业目标，又要考虑到一定时期内劳动力技术结构演变的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制约。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相互适应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就产业结构本身的发展来看，一定时期的产业结构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产业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口职业、行业结构的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是受生产资料总量和技术构成制约的，也就是说社会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与生产资料总量成正比，与生产技术构成成反比。从人口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来看，由于各个年龄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和比例关系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不同时期的劳动力资源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状况。人口的年龄构成决定了不同年龄组的人口素质的差异，以及从事具体职业的不同。
从中国的人口发展和老龄化趋势与产业结构相互影响来看，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力度，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应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优化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人作为生产者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加深，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在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受其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其转移大多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其他服务行业”，难以适应以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与应用、发展高效农业与生态农业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需求，进而将对农业结构调整带来消极影响；也难以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为主体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方向转化。
其次，从人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考察。一切经济活动是从需求开始的，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人的需求是具有层次性并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需求结构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要求各大产业内部次级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长期调整。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对消费产生影响，由于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决定了消费资料产业和资本资料产业的生产，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变化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加快第三产业的转型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基于人口老龄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供给的国情，首先要重视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兼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和企业的协调发展及合理布局，特别是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其次，产业升级应同时体现在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和产业内部的优化。对于第三产业，必然经历由传统服务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转变。现代服务业要求用新的服务方式、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这个过程既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也涵盖了对不同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自我塑造。
（二）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消费需求上的特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变得十分明显，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产业政策上提供新思路，必须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人口老龄化将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老年产业是一种综合的非独立的产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份额逐步增加，与老年产业有关的产品和服务增长速度加快。为此，有必要更具体地分析其表现，特别是针对与未来老年产业相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具体的分析，大力发展包括老年医疗与生活服务行业、老年食品与用品行业、老年居住需求、老年旅游与娱乐行业、老年教育等行业。
（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对养老负担问题的根本策略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必将导致劳动力数量的稀缺，企业将采用更多的劳动替代性技术。因此，企业要求劳动者积累更多的知识技能以实现劳动力数量的节约。随着老龄化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因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应作为长期考虑的应对养老负担问题的根本策略。衡量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生产力将由劳动力数量向掌握不同程度知识技能的人口质量转变。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全社会的宏观教育网络，一手抓复合人才的培养，造就更多的高素质新人，另一手抓在职人员和下岗待业人员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逐步提高他们职业变动能力。目前，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的基本国情是以质量比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因此，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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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7
【关键词】跌倒便携智能专利分析
一、引言
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及膳食的改进，人类寿命大幅延长，这使得世界范围内老龄人口迅猛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
然而，由于老年人容易发生摔倒、急性疾病等突况，若跌倒时不能及时发现救治，容易导致严重后果。跌倒报警器作为一种感知发生摔倒行为的报警器，能够在感测到摔倒信号时迅速报警，解决了老年人在遇到意外情况下不能及时报警的问题，有效保障了老年人的生命安全，随着市场对跌倒报警器需求的增加，该方面的专利申请也快速增长并迅猛发展。
二、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本文以CnaBS数据库为基础，从跌倒报警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分布方面进行分析，为从事相关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参考。本文检索数据截止到2014年5月。
图1示出了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年度发展趋势，该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发展初期（1988年-2007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88-2007年之间，跌倒报警领域的申请量维持在较低水平，一般一年有几件，但数量不多，且分布较为随机，这是跌倒报警领域的起步阶段，这说明人们开始意识到跌倒报警的重要性，并逐步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2）快速增长期（2007年-2012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07-2012年之间，跌倒报警领域的年度申请量急剧上升，由2007年的6件上涨为2012年的85件，这是跌倒报警领域的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该段时期内，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急剧上升，老年人的生命健康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该领域的产品需求量也急剧上升，同时，伴随着集成电路、传感器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关公司逐步加大对该领域的研发投入，这使得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急剧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逐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相关的专利申请鼓励政策相继出台，这进一步加大了相关公司的研发热情，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进一步增加。
（3）稳定发展期（2012年至今）：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急速增长后，跌倒报警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进入稳定发展期，相关公司的研发从一开始的注重申请数量逐步转变为注重申请质量，该领域的专利申请也由最初的简单申请转变为具有技术含量的申请，该段时期的专利申请更加注重使用的简易性、智能化，便携性及准确性。
三、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跌倒报警系统作为保护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下面将对跌倒报警系统的发展趋势作进一步的分析：
3.1智能、便携、小型、简单易用
智能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跌倒报警系统也不例外。老年人常用的血糖计、脉搏传感器、心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心电传感器等感测生理状态的传感器可以集成到跌倒报警器中，从而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帮助。老年人由于行动相对不便，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跌倒报警器将更加便携、小型化。
3.2更低的系统误报率
误报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报警领域的主要问题，如何降低跌倒报警器的误报问题将是今后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方面。基于视频图像处理技术的跌倒报警器具有较低的误报率及检测精度，且能够根据不同的人进行相应的样本训练学习，因此，该种跌倒报警器将会在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四、小结
本文通过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的发展概况、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使大家了解当前该领域的专利发展特点，为以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医药经济 发展
2011年8月1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21亿，占全国人口16％。由于过去特殊的人口政策，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呈加速增长状态。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激增，老龄化社会问题特别是健康问题将成立社会焦点问题，同时，这将推动老龄化产业特别是给医药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与我国人口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6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已达13.7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年上升6.29个百分点；与1999～2000年对比，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了1.77个和1.45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加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2025年将超过3亿、到2045年将达到4亿人。
二、老龄化人口疾病特征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各项生理机能逐渐降低，患病几率也逐渐增高。在人一生中，大约80％的医药消费是在最后20年产生的，在医药市场，老龄化人口医药消费占了医药消费总额的50％以上。
据调查，我国老龄健康人口(无重大脏器疾病)占老龄总人口的20％～25％，约82％的老龄化人口均患有慢性疾病。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大多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且所患疾病常不只一种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甚至有的患病多达七八种之多。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多为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抑郁症等。这些疾病都具有疗程长、费用大、难以痊愈等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降脂减肥、维生素、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品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但是我国的医疗保健品市场发展并不规范，很多保健品还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国家规范保健品市场，同时医药企业加大科研力度，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品。
三、人口老龄化给医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老龄化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医药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已超过老龄化人口的三分之一，并且致死率已超过恶性肿瘤位居第一，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老龄化人口第一杀手，其治疗药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销售规模约占全国药品总销售的15％。
老龄化人口的第二杀手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一，目前全世界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中国抗肿瘤药物的消费也有500亿元的市场份额。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是如此，其它老龄人口用药的市场份额也相当地高。
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连续实现了超过4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并且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未来医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新特药，如多肽蛋白类药物、抗肿瘤药物、抗心脑血管病药物，预防和治疗类的疫苗等，都具有不可想象的空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逐年增加，医药消费也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给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将有力地促进医药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医药经济腾飞之路
1 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理念
以老龄化人口数量激增为契机，改变过去那种只顾生产、不顾研发，只管销售、不管服务的传统观念，打造研发、生产、流通、消费、服务一条龙的医药经济新理念，从整体上把握市场，发展特色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医药经济快发展。
2 重视新产品研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性疾病正逐步被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症所代替，这给我国传统医药也提出了挑战。我国医药行业生产药品很多都是仿制品，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使企业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
3 抓住机遇，促进发展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9
1材料与方法
1.1死亡资料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均来源于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大部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由患者死亡前的救治单位医师填写，部分由死者所在社区医院保健科医师根据死者生前病史填写。对于死亡填写不全或不明者，由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生命统计医师向治疗单位进行病史核查或入户调查。
1.2人口资料
所有人口数资料均取自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以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资料为标准人口构成。
1.3研究方法
1.3.1病因分类居民死亡个案卡统一由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规则进行编码，1998―2001年根据iCD-9统计分类，2002―2006年根据iCD-10统计分类。[]1.3.2统计方法1998―2006年死亡个案卡通过上海市疾控中心统一的统计软件（Dis、access）进行汇总处理，制作历年生命统计死因年报表。按1998―2000、2001―2003、2004―2006进行数据汇总分析，所得疾病分类数据及人口数据通过excel进行处理。
YpLL（寿命损失年）计算方法：YpLL=∑（ai•di)
ai为某一年龄组生命损失年数；早死亡年龄域采用1-70a0di为某一年龄组死亡人数。
SYpLL(标化寿命损失年)=YpLL•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年龄组标准人口构成比/年龄组现时人口构成比（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比）
2结果
2.1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构成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37.8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245.70/10万；构成比也逐年上升，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的第2位。各年代恶性肿瘤YpLL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死亡疾病，经标化后，各年代恶性肿瘤死亡率呈递减趋势（表1）。
2.2各类恶性肿瘤死亡谱
肺癌一直处于恶性肿瘤死亡谱的首位，2004―2006年粗死亡率达57.50/10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其次是胃癌、肝癌和肠癌。各类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中，鼻咽癌、膀胱癌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白血病呈缓慢上升趋势；女性肿瘤中，乳腺癌及宫颈癌均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63/10万、0.3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5.14/10万、0.83/10万，上升幅度分别达到95.44%、144.12%(表2)。
2.3年龄、性别死亡率
3个时期年龄组死亡率男性均高于女性，性比值为1.34~1.47。男女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成几何级数增高，65岁以上年龄组死亡率明显上升（表3）。
2.4不同时期各类恶性肿瘤YpLL分析
3个时期SYpLL居第1、第2位的分别是肝癌、肺癌；3个时期比较，白血病上升明显，其中尤以男性增幅明显，2004―2006年男性白血病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139.06%、154.80%。女性乳腺癌及宫颈癌上升明显，尤其是宫颈癌,2004―2006年宫颈癌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872.59%、368.67%。肝癌、肺癌、胃癌及肠癌一直是男性减寿的主要恶性肿瘤，女性则为乳腺癌、肺癌、胃癌及肠癌。另外，鼻咽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67.44%、18.33%；食管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46.07%、53.74%（表4）。
3讨论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第2位。2004―2006年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98―2000、2001―2003年分别上升3.30%、5.33%；死因构成中所占比例也由1998―2000年的26.10%上升至2004―2006年的28.32%，远高于中国恶性肿瘤3年抽样调查的结果［1］。因此，恶性肿瘤对卢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进一步重点加强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2004―2006年居民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99.10/10万，高于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94.71/10万）［2］。3个时期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呈缓慢下降趋势，表明卢湾区老年人口的增加致使粗死亡率上升，且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低年龄组人群，呈几何级数递增。我国到2025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会超过14%，高龄老年人口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3］。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趋严重，恶性肿瘤死亡的比例也将随之不断地增加。
1998―2006年，肺癌、胃癌、肝癌、肠癌是导致本区居民死亡的最主要的恶性肿瘤。男性恶性肿瘤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性比值比为1.34~1.47，可能与男性在社会角色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较多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鼻咽癌、膀胱癌、肝癌等恶性肿瘤死亡率在2004―2006年期间均显下降趋势，归因于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群保健意识的增强。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食管癌等死亡率却呈上升趋势，尤以女性乳腺癌、宫颈癌为主，而肠癌、白血病等无明显下降趋势，可能与环境污染、过多的使用化学物品、吸烟等不良因素有关，也与生活水平提高后饮食结构的改变及肥胖人群的增多有一定的联系。
YpLL分析结果显示，肝癌、肺癌、胃癌、肠癌以及女性乳腺癌是造成人群寿命损失的主要恶性肿瘤。其中，女性乳腺癌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女性的主要疾病；肝癌、肺和胃癌则一直是影响男性减寿的主要疾病。另外，白血病、女性宫颈癌都有年轻化的倾向，其中尤以女性宫颈癌上升幅度惊人，表明其年轻化趋势明显，这与女性的个人卫生、是否定期妇科检查有一定联系，应加强年轻女性这方面的健康教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重视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控制，减轻恶性肿瘤对人群生存及寿命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约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3/4的几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预后目前仍然相当差，然而其危险因素则比较清楚并已得到公认［1］。因此，在社区进一步加强针对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的健康教育，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及生活方式，提高人群尤其是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争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是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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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10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都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6]。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富有生产性的时期中，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高储蓄率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并且在总体上不再富于生产性时，那么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口红利便会丧失[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借由三条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人口转变会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8]。假定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足够大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此外，家庭规模的减小会大大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9]。当然，由于分工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分工的规模效应也会减弱，这就会导致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即使假定处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相对减少也仍意味着总产出会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的改变，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11]。人口转变过程是长期的，既包含有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更迭关系。在社会上，不同年龄人口的产出、储蓄及消费行为都存在系统差异，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据总人口的主要比重时，该年龄段人群的行为就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情况[12]。而且，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达到劳动年龄以后，其储蓄的变化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倘若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大，那么该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对提高储蓄率有利；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抚育、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这些会有助于减少家庭支出，而进一步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结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3]。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下降，这就更加易于诱使一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术进步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程度[14]。比如，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预计来自劳动力供给和公共财政的“双重冲击”将影响欧盟及日本等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影响也将达到约0.2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的改变。当死亡率下降时，家庭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在显著增加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下文统称“东亚经济”）创造的“东亚奇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达到劳动适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8]。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时期，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稳态增长率达4.1个百分点。而另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因而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就达到了1/4～1/3；此时，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进一步高达1/3～1/2[20]。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表现出的强关联性并不必然带来“红利”效应。在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泰国、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既有利于减小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又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此时，如若加上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成为投资，那么就将发挥助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我国和东亚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影响的讨论主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判断，但对影响的程度和后果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是否已经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等的判断，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一方观点认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存在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因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并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变动、“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化趋势，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可以充分论证、检验和支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编辑部，2007）。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指出，尽管“人口红利”涉及到了两个存在关联性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事实（一个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另一个是以年龄结构来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在人口转变发生的某个特定阶段确实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统一评价各国某个特定阶段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5]；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只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的到来[26]，如果考虑到我国尚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将之纳入到非就业人数计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测算的抚养系数来确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劳动力供给质量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伴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出现的对其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于学军（199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各具优势或不足，30岁～44岁中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15岁～29岁青年劳动力和45岁～64岁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年劳动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发现，技术进步越快，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越小[29]。蔡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30]。为考察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的影响，杨道兵和陆杰华（2006）对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预测，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的2035年将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并认为随着劳动力的老化，社会总产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32]。张车伟（2010）也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33]。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可能给消费和储蓄带来的影响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总体而言，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率。在微观层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揭示，一个人处于未成年和老年两个时期的消费均高于收入，因而是进行负储蓄；而在成年时期，个人消费会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可见，若一国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则总储蓄率也应上升；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则总储蓄率下降。当然，考虑到退休人口的遗赠或保留一些储蓄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那么这些会部分地抵消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下降[34]。在宏观层面，当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那么由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那么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利用“可变增长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的作用效果，就会发现其有赖于处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内财富水平状况，但这些都由经济增长决定[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也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指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37]。袁志刚和宋铮（2000）认为，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发现，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转变影响储蓄的程度会不断减弱[39]。李俭富（2008）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储蓄习性等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40]。陈如和李杏（2010）验证了老年抚养率、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等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4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如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只存在弱显著的负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4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3]。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人口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孙祁祥和朱俊生（2008）认为，我国人口结构与该项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之间的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养老保险低覆盖之间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贫困与养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间的矛盾；四是人口转变进程的区城差异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之间的矛盾；五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整体缺失之间的矛盾[44]。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45]。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如果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可能会刺激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4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老龄化对老年照料、医疗保健等造成的影响。张翼（2007）指出，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已显著增加了老年抚养比，特别是对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则是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进而导致照料老人负担的加剧[47]。蒋承和赵晓军（2009）发现，目前我国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48]。张彬斌（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短缺，未来的劳动人口需要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或者家庭资助的形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49]。张车伟（2010）预计，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都会加大[50]。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一国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都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当其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的总体下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上升，会促使教育资源的总量需求上升，从而要求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调整。都阳（2009）对教育投入水平进行了国家比较，发现我国标准化后的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结构方面，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在校生总量规模预期都呈现出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51]。立足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联系，蔡昉（2009）认为，通过深化教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随着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岁～14岁的少儿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有明显的缓解，从而为扩大和深化教育创造有利的条件[52]。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