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1
关键词：延长；退休年龄；利弊
中图分类号：F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78-02
退休年龄，是指一个国家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根据人口的平均寿命及劳动力供应状况等因素，对劳动年龄所作的上限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始于上世纪50年代：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至55周岁。
今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这番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无数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利弊之争。
一、延长退休年龄之利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这意味着全球1/4的老龄人口集中在中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加、年轻人赡养负担加重、“空巢”家庭现象攀升等等。老龄化社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政府与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减轻养老金支付压力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截至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比2000年时提高3岁多。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就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出在不断增加，虽然我国目前实行的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了养老保险金的供需平衡性问题，但是却对现在的年轻一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还要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推迟退休年龄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缴费人数和缴费年限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养老金的支付时间来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进而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即推迟退休年龄从多收和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均衡。因此，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延缓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时间同时还可以增加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时间，促进了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收支平衡，减轻了养老金支付压力。
（二）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减轻年轻人的赡养负担
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421”家庭已成为许多城市地区的主流家庭结构，即一个年轻人要面对四位老人的养老问题，而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老年人面临的医疗养老经济开支巨大增加了许多家庭的养老负担。因此，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使老年人继续就业增加收入，缓解家庭养老负担，还能有效缓解老年人因子女忙于工作而产生的孤
独感。
（三）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人尽其才，发挥老年人的余热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以正常的读书年限计算，博士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已近30岁，如果55岁退休，在岗时间只有25年左右，而55岁正是一个人经验成熟、工作得心应手的阶段，而这些高学历者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诚然，目前一些有经验、有技术的退休人员普遍被返聘回单位，但是那些被返聘者虽有高待遇却没有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合理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使我国的高学历者能充分发挥作用，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可以使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二、延长退休年龄之弊
虽然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但其依然存在着很多弊端，这也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所不能忽略的一点。
（一）延长退休年龄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是人口大国，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有2400万人左右，而目前每年大约只能安排1200万人就业，在这1200万的职位中只有30%是自然更新的职位，也就是说有70%的岗位是通过退休“让”出来的，如果延长退休年龄的话，老年人就会继续工作，抢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严重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普通体力劳动者一旦过了45岁就很难就业，如果延长退休年龄的话，只会增加这部分劳动者的失业时间。此外，延长退休年龄还会对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一些重要工作岗位继续被有经验者占据，年轻人的职业上升空间被挤压，严重影响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发展。
（二）延长退休年龄会加剧社会不公平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即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则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从事重体力的劳动者由于工作环境差和常年的劳累，他们的寿命低于平均寿命，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他们要多缴五年的养老金而退休后领取养老金金额少，而位高权重的人，延长退休年龄对他们而言，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益，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导致社会部不公平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三）延长退休年龄违背契约精神
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和政府同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一份契约。公民之所以会签订这份契约，缴纳养老保险费，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政府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是国家、政府以其形象和信誉为担保的。契约一旦签订，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毁约，否则毁约一方将会承担极为严重的后果。强制延长退休年龄，就是政府单方面毁约，这严重损害了那些足额交付了养老保险金而希望退休养老的人的利益，最终会阻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政府的这种毁约行为不仅不利于全社会建立诚实守信的价值规范，还会使不守信的风气恣意蔓延，使整个国家、社会深陷失信、违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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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万.对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两面性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2，4.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2
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亿。预计到二0五一年将达到四亿多的最高值，之后将维持在三至四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国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这一指标，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比较，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三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一点二四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本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五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则是在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三千美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二、我国现有养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国主要养老模式为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按照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两类。政府养老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及集体供款。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造成了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收养人数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民办养老服务业属于新兴的公益性服务行业,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核算,其创办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况。
机构养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对在养老人的照顾并不完善，在养经济负担也较沉重。
这令大多数老人难以接受；护理条件较差，大多数的养老机构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与饮食服务，而只有部分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更为严重的是，为减轻负担，一些养老院不准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严重违背了设置养老机构来帮助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主流养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形式是在家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也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的改变，受到严重冲击。独生子女家庭作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家庭，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一代, 既要抚养和教育子女, 又要赡养和照顾护理四位老人。预计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在这种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之下，传统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照料、精神慰藉功能逐渐弱化。虽说“百善孝为先”，但面对老人所需要的长时间与专业的护理，子女也会觉得分身乏术，产生“照料疲劳”的感觉。且面对着越加激烈的竞争，一些青年夫妇更重视子女的照顾和教育, 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花在子女身上, 而对老年父母的照顾却有所忽视。所以，以子女供养为主的家庭养老也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
三、 公寓化养老模式初讨
面对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和社会化养老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党和政府都明确提出在我国要保证“老有所养”，还要“优先发展社会养老事业”，把养老事业提高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因此，充分发挥个人、家庭、社会、社区的力量，利用合力加强社会养老工作，探讨新的养老模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老年公寓是一种新的居家养老方式，不仅拥有分散的居家养老所没有的各类保障服务设施，让老人居住得安心、舒心，又拥有一般养老机构所没有的家庭氛围。所以，其比较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减轻子女养老压力,提高社会效率；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务专门化、系统化，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首先，新型老年公寓起点高、理念新、融入市场会很快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变老年人“望寓生叹”为“养老首选”，让养老产业的经营者看到了光明的前程。老年人养老观念的革新又直接影响年轻人的择偶观、家庭观、生育观和事业观，将拓宽更大的养老产业市场激活“老年经济”，形成养老社会化的良性循环。
第二，新型老年公寓是一个探讨养老社会化的实验平台。新的经营理念可以加速养老福利型向社会化养老型转变；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供养型向康复型转变；“注入型”向“自我造血型”转变。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3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的难题，即城市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大量显现。流动人口管理成效如何，直接左右和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稳定，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够，导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管理弱的问题，同时对于流动人口自身而言，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较低，在文化素质、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城市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受中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这种偏好因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而有其深刻的基础。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初期更多地受到对女婴有意、无意漏报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选择性流产逐渐增多，导致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因此对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开始攀升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100。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专家们认为，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择性别的引产。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这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此前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
四、独生子女的弊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中国人口学界的水平都令人堪忧！1980年，当中国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时，人口学专家们严重低估了“一胎化”的负面效应，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1999年10月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对头胎生一子女政策的利弊分析
利
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弊
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到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期时，人力将严重不足，所谓"四、二、一"结构将使所有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法承受。
2、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普遍存在，许多人千方百计只养男孩不养女孩，许多地方男孩数已大大多于女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3、实际效果不好，有损于政府威信。由于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执行不下去，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甚至完全失控。政府的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政府和政策的威信。
4、不利于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往往引起磨擦和对抗，甚至引起许多悲惨事件，使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5、城市紧，农村松，导致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长此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6、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种种弊端。如：有些人弄虚作假，用不正当手段多要准生证；有的地方只要有钱交罚款就能够多生；有些干部贪污、滥用超生罚款；有些人利用先进医疗手段（如B超等）帮助想要男孩的人弃女养男等等，这些都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
7、许多地方为了应付上级，谎报数字，导致我国的人口统计严重失实。
8、万一独生子女不幸亡故，其父母的后半生将不堪设想。
9、一旦爆发战争，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战斗力较低。
10、独生子女容易产生性格方面的缺陷，“小皇帝”、“小太阳”现象令人担忧，如果一代人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整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将受到消极影响。
11、一子女政策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推行有违法之嫌，不利于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实行二子女政策
中国的人口必须控制，但控制人口的目的应当是：使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制订人口政策必须高瞻远瞩。
为使人均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某一指标，而采取所谓“急煞车”式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以短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必将损害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
二子女政策的利和弊
利
1、人口年龄结构将趋向平衡，社会不会因为严重老龄化而陷入困境。
2、人口性别比例不会失调。二子女政策使人们有可能利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每家一男一女（这肯定是绝大多数家庭的愿望）。如果帮助选择胎儿性别时收取一定费用，还可能大大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个别要多生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因此容易贯彻执行。政策的顺利执行反过来又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形成良性循环，使控制人口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4、有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出面组织力量帮助实现每个家庭一男一女，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感谢。因为不必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不会产生磨擦和对抗。
5、有利于在全国实行统一政策，避免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的不合理现象。
6、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人格，“小皇帝”、“小太阳”现象将大大减少，家庭生活将更为和谐、美满，社会气氛将更加祥和。
弊
与一子女政策相比，实行二子女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率较高，总人口数字较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两种政策的比较
一子女政策的好处，只有在政策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而这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够做到，所得到的好处也是短暂的，而且将来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它产生的许多弊病，影响则是长久的。
二子女政策的弊，实际上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长远看，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总人口在若干年内达到峰值后将缓慢下降。即使最大人口数比实行一子女政策多一两亿，其影响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十几口的家庭又增加一两口人。考虑到新增加的人并非只消费不生产，人们不难估算出他们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实际上，二子女政策由于容易执行，会比一子女政策更有效地控制总人口的增长。
权衡利弊，结论是明确的：现行人口政策必须尽快修改，应当以二子女政策取代一子女政策。
以上仅仅是一个提纲，不包含详细论证，但其中的每个论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希望这一提纲能引起人们的讨论；
－－希望人们的讨论能导致最佳人口政策的产生；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4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科第观
科第观是对科举制的一种主观认识及评判。蒲松龄的科第观有着不同于一般士子的显明特点，他对科举的评判与认识受其经历、心理及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以为，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文化的体现，还与官吏士子、情感纠葛、人生命运等联系在一起，通过它可以分析社会众生生活，也可通过官吏士子的人生命运反观科举制及科举考试。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蒲松龄科第观的分析，还科举制以历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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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成就了一批春风得意的学子，也冷落了一些郁闷与激愤的士子。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蒲松龄与众多士子的心态差异是显著的。
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广大士子。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钟爱有加，不能脱俗。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认为科举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有效途径。蒲松龄这一认识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之家，功名利禄的希望与家族振兴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以赞许的态度肯定士子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这一点在其小说中也屡有表现。如《聊斋志异》褚生“攻苦讲求，略不暇息”；郎玉柱“不治生产，积书盈屋。昼夜研读，无问寒暑”。蒲松龄不但写清贫文人的苦读，还让他笔下的落魄文人皆高中榜首，入官作相。如《青梅》中寒士张生官拜侍郎；《封三娘》中穷秀才孟生位居翰林；《姊妹易嫁》的毛公更是一路高升做到宰相；《白于玉》中吴青庵之子梦仙“聪慧绝伦，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岁入翰林”。另一方面他久居乡间，困于场屋，恬淡清贫的农村生活强化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艳羡心理。乡间各种怪异传闻以其神秘虚幻的特征极大地丰富着蒲松龄的想象空间，使他在作品中借虚幻的鬼狐与人妖故事，满足功名富贵、羽化成仙的欲望，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飞黄腾达去品味科举成功的喜悦。如作品《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困于科场，一日醉后，竟产生幻觉做了翰林就是显著的表现。
蒲松龄虽少年童生科场得意，但随后的乡试却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1］，有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感受。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龄的内心，形成他愤懑不满的另一面。他把心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1］《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1］《自嘲》。他甚至幻想阴间有个公平的科场，在这里人们能各尽其才。尤其是他放弃应考后，竟把未竟的愿望寄于后人，对后人取得功名很是赏识：“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年少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沾化雨荣”［1］《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结着多少悲痛和激愤，都化解不了心中久存的科举情结。［2］
如果说明清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汤显祖、孔尚任科举之路坎坷，后来总算“遇”了；吴承恩、冯梦龙虽未中举，可毕竟有过小“遇”。那么惟有蒲松龄，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很想“遇”却又不得遇。如果说，别人的不“遇”还都只是“适度失意”，蒲松龄则属于“过度失意”，这正是他在作品中把科考弊端作为发泄孤愤的重要对象的深层原因。这也使他对科举形成了自己视角的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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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科第观在《聊斋志异》中有其表现方式。凡是涉及科举的篇章，描写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中不了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不免失败科场抑郁而亡的惨痛；《素秋》中的俞恂久为“十九岁老童”，参加科试亦取得“邑、郡、道皆第一”的佳绩，但仍不免悲剧命运。《三生》写千万个被黜而死的佳士，在阎罗前状告试官。在蒲松龄笔下，仿佛“科举无法选拔真才”，从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竞中经魁”。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平日粗烂不堪之言竟中经魁。《司文郎》篇嘲笑余杭生，文章令人“咳逆作恶”。《仙人岛》篇嘲笑王勉，诗句“潴头鸣格磔(鹧鸪鸟叫声)；《嘉平公子》借人鬼相恋讥讽“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秀才，发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嘲讽。两类人物在《聊斋志异》中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
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对怀才不遇士子的描写局限于乡试层面上。如《叶生》中的叶生，《素秋》中的俞恂九，《褚生》中的褚生，《于去恶》中的方子晋，《书痴》里的郎玉柱等士子虽皆贫而好学，聪颖有才，却难脱科举失败的情结，困于乡试。
八股取士是否造就了儒生普遍怀才不遇和空疏无学？我们以为并非如此。
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科举制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选拔治国经邦的贤能是科举制的目的。据统计，清代的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的官员之中，贪官污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3］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也有待完善，其中的疏漏会被人利用，表现在科举上往往会使一些庸碌之人中举，使有才华者不得志。由于蒲松龄只识其一面，而不识其全面，所以把科第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有眼无珠、贪婪无耻的乡试考官。［4］
可以说，蒲松龄的科举心态决定了他对人才观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也带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所塑造的众多怀才不遇的士子形象显得偏激而夸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科举弊端的深刻批判性。
3
八股取士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蒲松龄对八股文体一方面表现为赞同与认可，如在《新郑讼》中为八股文章辩护道：“谁为文章无经济哉？”另一方面他又对八股文痛心疾首。如《贾奉雉》中他借贾奉雉之口，讽刺考试违背“代圣贤立言”的本旨和初衷，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荣。他还借郎生之口言“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讽刺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显示出蒲松龄试图指出八股形式束缚士子才情，考试内容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摧残人才的弊端。我们以为，对蒲松龄所言八股文之利弊应辩证地看待。
首先，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繁荣，造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与伦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同时，儒家以圣贤为理想的人格模式，成为士子乃至一般民众的理想人格模式。另外，儒学文化的普及，加强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华文化向东亚和西方国家的传播。其消极作用是儒家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历来成为统治阶级教化与控制读书人心灵的工具，对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种种阻碍作用。它以入仕为教育的惟一目标，不仅牢笼士人于儒家经典的狭窄思想范围内，导致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而且扭曲了学校的育人功能，使各级官学与书院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5］并使个体意识的倾向更加集体化，制约了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扩张。
其次，清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问经史、时务、政治，考试内容有其合理性:“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狱，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达乎时务。”［6］八股文其实有别于古代的贴经墨义，有别于当代那种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它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慧根”与“文才”。费孝通、潘光旦曾言：“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测验”。［7］然而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蒲松龄及其后人为批判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时代背景下严重的情绪化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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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考官的腐败使蒲松龄质疑科举的公平性，但作者对乡试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试则较少批判。蒲松龄以夸张、嘲讽的言辞把矛头指向不学无术“师旷式”的盲试官。《司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够以鼻嗅出文章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辖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父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许为买乡场关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中落第名士于唐在阴司将乡试考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其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一生在科场的磨难，并未降低他对科举的热情，并未使他忘情于科举中第的荣耀。他没有从根脉上对科举制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提并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是科举考试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所在。清朝比之明代，科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且不受年龄、出身、资历等方面的限制。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9］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全面推行的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选才形式到实质均具有平等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10］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人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贡献。可以说，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许多学者把清代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科场作弊是利举制的黑暗。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与封建制度联系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实际上从严格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会挖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期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但我们不能因为考试作弊现象就怪罪考试制度本身。此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采取何种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现象。相对其他制度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制度，把科举与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生硬联系的作法是缺乏客观与理智的。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制也可说是本末倒置，其实是官场黑暗与政治衰败才导致科举的穷途末路。［10］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
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清晰认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流动之中。1905年建立的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乡村读书人流向城市发展，心态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轻视农民，……城乡疏离”［11］此种评析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科举制在当时的存在意义。
综上，蒲松龄的科第观可作如下总结：一是对科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作为一介平民，蒲松龄的作品所取材的“鬼狐史”来源于乡野民间。蒲氏于道旁设烟置茗，“见行道者过，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而已”［12］，博取民间志怪传闻。这种文人兼农民的双重视角，使得蒲松龄的科举观存在一些夸张，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质疑也就缺乏深刻性与理性［13］。
二是对科举制的评价心态失常。蒲松龄案牍劳形，皓首穷经，数十年在科场上奋争。因而当他科举失意时就会产生激愤之情，口出偏激的“疯狂”之语。
三是蒲松龄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封建末世落魄文人普遍的悲剧心态，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恨诅咒。与其说他是揭露科举制的弊端，不如说他的心中明显带有恶意贬低、嘲骂考官的主观情绪更为准确。
制度不等同于现象，个别区别于整体，蒲松龄的科第观带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科举制的不同认识。在文化视野下辩证地、历史地与客观地评价蒲松龄的科第观，对我们重新认识科举制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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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5
【关键词】延迟退休，人口老龄化，弹性退休
一、现状分析
当一个人进入老年后，需要某种制度来保证自己在不能继续劳动以赚钱谋生的情况下而不至于穷困潦倒，这就是指能够实现“老有所养”的退休制度安排。因此，退休年龄就是一个人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目前我国实行的退休政策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职工60周岁，女性职工55周岁，对特殊工种职工退休又提前放宽五年期限。在当今人口日趋老化和人均寿命逐渐延长的背景下，这种强行退休的制度受到了很多争议。“延迟退休”似乎成为了我国的必然选择。
然而，大部分劳动者却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在一项调查中，近九成的被访者都不同意延迟退休。由于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利益，影响深远。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案。
二、当前我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一）适合我国人均寿命延长的现实需求。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医疗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意味着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延长，即可视为提高退休年龄的一个客观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延长，开始劳动的年龄普遍提高，进一步导致工作年限的减少，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二）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需要。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负担沉重，而退休年龄是对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影响最大的指标，长远看来，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无可回避，否则整个养老体系将无以为继。
对个人来说，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年轻一代的缴费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养老金是由现在工作的年轻人支付，数量激增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一代需要缴纳更多的养老金，年轻一代缴费压力越来越沉重。如果推迟退休年龄，则可以缓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
（三）有利于合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和更大程度发挥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退休年龄提高可以使劳动人口增加，创造更多的生产价值。
三、当前我国延迟退休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加大就业压力，导致老养小现象严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就业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延迟退休无疑是雪上加霜。老一代在岗就难为年轻人空出职位，使得社会财富向老年人转移，导致“老养小”现象严重，即老年人就业，年轻人待业在家。
（二）扩大分配不公，加重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民众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即是退休金的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如果延迟退休，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会进一步增加，进而扩大了分配不公，使一部分利益集团更加得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难以得益。
（三）阻碍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近年，我国正逐步计划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2009年，国务院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按照规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必将会对新农保的参与率产生巨大冲击。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使得原本未被覆盖的人拒绝投保，覆盖率低又会导致养老保险收入的降低。因此，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可能并不如预期。
四、退休年龄改革的建议
社会政策的出台必然会是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艰难博弈，尤其是像“延迟退休”这种与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大计。因此，在实施政策前，必须尽力搬去这些“绊脚石”，才能使政策最大程度的发挥效用，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完善我国基本养老制度。目前我国基本养老制度覆盖率未能实现全国统筹和自由流转，仍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存在，财务上不具有一定可持续性。若要延迟退休，必须先解决我国基本养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要考虑到各层次劳动者的权利平衡。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主要来自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早，工龄长，如果再延长退休年龄，则会损害其充分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权利；反之，受教育程度高，从事技术含量高的管理工作的劳动者，就业晚，工龄短，延长退休有利于实现其充分就业的权利，也避免造成优质人力资本的浪费。因此，制定政策时需把握好各层次劳动者的权利平衡，解决低收入者的后顾之忧。
再次，把握好政策的实施时机，平衡新老劳动者的利益。“延迟退休”必定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就业难并不是因为老年人每年腾出来的位置不够.而是巨大的劳动力总量与劳动力需求不相符。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就业问题绝不能拿退休年龄开刀。所以“延退”需缓行，把握好时机，平衡新老劳动者的利益。
最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况，并结合劳动者意愿实施弹性退休。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东部地区人口老年化程度较高。因此，“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因此，应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实施弹性的退休政策。
总而言之，“延迟退休”关系民生大计，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逐步完善基本养老制度，考虑适时地、逐步地、分区域地、有选择地实施弹性退休年龄政策，并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群体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增加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权，解决就业和养老的均衡与协调发展，注重政策的长期效益。
参考文献：
[1]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学术交流，2011（2）
[2]李印慧，探讨我国退休年龄的延迟，经济研究导刊，2011（23）
[3]沈文莉，退休年龄延迟与劳动者权力之争，劳动保障，2011（10）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6
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以前是必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所以……以后……啊哈哈哈哈!偷笑ing。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在这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从人权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限制生育的;另外一方面，从我国国情来说，人口总量长期占据世界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社会公共服务压力巨大，应该减少人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老龄化逐步到来，给未来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和政府带来的压力无法想象。日本近几年经济发展减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老龄化社会。而我们这一代，我们是独生子女，父辈有很多兄弟姐妹，这种严重的不平衡，导致我们未来的责任无比严峻，当个人无法分担时，政府不得不出面，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压力。所以这一次放宽生育政策，确实不得已之举，但是我也有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口下一个巅峰的到来加速?其实我对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我认为是弊大于利的，下面我结合我的专业将进一步讲述。
改革，必会涉及到资源配置的重新配置，所以会导致一部分旧贵族的陨落，也会导致一部分新贵族的兴起。这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步入社会，参与利益分享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就应该看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之处，投机取巧，占取我们的一片天空!比如说，我国已经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剧增，是压力也是市场，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老龄用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婴儿有婴儿纸尿裤，老龄人也会用到老龄纸尿裤，那些生产纸尿裤的厂家可以开辟一条生产线，做这一部分生意(日本去年老龄纸尿裤的产量已经超过婴幼儿纸尿裤的产量，老龄化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显然，纸尿裤和我的专业联系不是很紧密，我来谈谈我的未来的职业设想。我说过，我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弊大于利(我的个人看法)。利的一面是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问题却是大大的严重!比如说，我未来想去做的一件事——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是iBm公司08年提出一个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移动终端和强大的网络支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我可以随时查看公交车的班次，以及停靠站情况(宁波已经实现了)，我想知道楼下餐馆今天有哪些美食，我想知道附近哪里的停车场还有车位，等等。这绝对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大都属于社会公共服务，不是一家公司，某个单位可以解决的，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当政府面临环境问题(这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提的不错!给个赞!)，老龄化的问题，还会有多少资源流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呢?
而且，中国的人口也要求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之大，是外国的数倍之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a城市开通全市免费wifi，美国可能同时只有30万人使用，而中国可能同时有100万。问题显而易见。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是无法想象的，韩国和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等小国家的智慧城市必将大大快于中国。哎!……对此，我很是无奈啊!
这次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是基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产能过剩。新闻中拿电气行业和钢铁行业作对比，电气行业市场化较高，产能均衡，而钢铁等行业，各地政府盲目立项，导致产能过剩!哎!只能说，各级政府目光短浅……钢铁行业接一份订单，确实可以捞好多钱，电气行业那点微薄收入简直不能比!但是，电气行业的低成本，低污染和长久效益，却往往被忽视。我们这种高新产业，赚的是技术钱，钢铁那是拼产量，高下立判。吾等不屑为之，嗤之以鼻!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7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金缺口；智利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都开始关注中国养老金的亏空问题。养老金的亏空这一现象，说明已经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制度在人口结构问题上产生的巨大负效应开始显现。不论中国如何为其养老保险体系筹资，政府的负担总是越来越重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根本上存在哪些问题与弊端？中国政府如何对现有的养老金制度作出调整，或者需要在哪些政策方面作出重大改革？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基本分析。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2014年7月，昆明被曝养老金存在巨额空账运行的现象。据资料显示，昆明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72亿元，而2013年昆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69亿元，实际上只够一年的养老保险支出。昆明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昆明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运行，若做实个人账户，需要资金158亿余元。昆明市并不是个例，上海、广州等地早就被曝养老金空账运行现象。早在2012年末，资料显示14省养老金缺口767亿，个人账户空账突破两万亿。此外，2013年，3800万人弃缴社保养老金，这些都将给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中国造成巨大压力。
上述案例让人不禁思考，中国的养老金空账数额究竟有多大，如何对症下药来缓解空账问题。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加快。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的研究结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以下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特征：第一，老年人人口基数大。截止2004年年末，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数量达到1.43亿，根据这个增长速度，预计2026年将会有3亿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一增长趋势预计到2051年结束，之后老年人口数量将一直维持在3亿～4亿的数量。第二，人口老年化的速度很快。根据世界衡量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考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变化时间。从7%提升到14%的比例，我国27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则用了45年以上。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未富先老”。与50年前就开始陆续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同时呈现经济发展水平低、收入差距大两个特征。与发达国家65岁老人比例达到7%时的国家GDp相比，我国仅为发达国家的10%不到。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并且随之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是未富先老，制度建设相对于经济增速稍显迟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第四，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强的关联性。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即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化速度明显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
三、我国养老金制度现有模式
面临上述形势，第一反应当然是寄希望于尽早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解决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它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改善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促进经济增长。不过，从现阶段看来，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还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基本养老模式。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模式，其中费用社会统筹占20%，个人占8%。二是企业年金模式。这种模式要求企业根据自身能力，为企业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企业会为本企业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并且基金实行连续的积累，实账运行。三是个人模式。个人模式主要是通过个人储蓄或者购买商业保险形成资金。
这三种模式把养老保险制度内在的再分配功能、储蓄功能与保险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综合养老体系。第一，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克服了单位核算的弊端，体现出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性。第二，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换，既考虑了当前需要，也满足远期需要，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第三，这种制度体系扩大了养老覆盖面，增强了养老保障能力，形成了基本模式、企业补充模式和个人储蓄模式三者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从理论上提高了我国养老保障水平。
如果一切按照上述的改革方向正常推进，对于现在的状况还是会有极大改善的。但实际上，在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现行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没有预计到的矛盾。为了更清楚地找到这些问题，下文将以“智利模式”为例，来详细解读“中国模式”。
四、智利养老金制度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下文就“智利模式”与“中国模式”做一个对比，分析它对我国养老制度带来的启示。
1.改革后的智利养老金制度最初建立了独立的个人养老金帐户，所缴养老金费用完全由个人承担，个人只缴纳工资的10%，费率不算高，所以保障水平也不会很高。但在2006年，智利出台了团结养老金计划，逐步取消最低养老金的安排。这种安排覆盖了全部国民，低收入者和老年群体的资金有了现实的保障，而且政府还注资成立了智利养老金储备基金，以防止出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运行带给养老金体系的支付风险。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制度。个人账户由个人按工资8%缴纳，社会统筹账户由企业按工资的20%缴纳，政府只为公务员全额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样企业职工退休金个人承担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也体现了社会保障互助互济，责任共担的基本原则，但政府为公务员养老金全额承担责任，对企业职工没有承担责任。
2.改革后的智利养老金实行完全独立的个人账户，个人对自己的养老金账户有知情权，完全所有权，可以选择收益率较高的基金公司管理自己的养老金账户，政府不能动用个人的养老金账户资金。
我国企业职工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只记账，个人对其个人养老金账户没有完全所有权，也没有知情权，政府可以借用个人账户资金以弥补社会统筹账户养老金支付的不足，个人对其个人账户资金还剩多少是不知情的。
3.监管力度不一样。智利对养老金的监管很严，设有社会保障总局负责监管旧制度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设有养老基金管理总局负责监管新制度中的私人养老基金投资机构。
我国养老金制度统筹水平低，监管不严。政府作为养老基金托管人自管自监，贪污、挪用养老金事件时有发生，养老金投资范围的限制以及较低的收益率导致养老金账户“空账”的大量存在。
4.养老金投资范围不同。智利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较发达，所以养老基金投资方式灵活，范围较广，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都有所涉及，不仅可投资国内市场，而且可以投资国外市场，投资收益率较高。
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晚、发展不完善，养老基金目前仅限投资于国债和银行存款，收益率较低，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收益可能为负。
5.智利养老金完全由私人基金公司运营管理，因为成熟的资本市场，灵活的投资比例，广泛的投资范围，以及对私营基金管理机构的严格监管和较高的收益率使得将养老基金交给私人基金管理机构管理成为可能。
而在中国，养老金由政府养老金管理机构管理，由于投资范围有限，以及政治目的的影响，使其偏离保值增值的其他利益行使投资权，从而导致收益率常年低于通胀水平，贬值严重。
6.统筹层次不一样。智利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可以随劳动力的流动而转移接续的，我国目前统筹层次低，跨省转移接续困难。
7.智利除了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外，还有商业养老保险，90%的退休雇员选择购买保险公司的终身年金。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较晚，有能力参保的人较少，已经参保的人数更少。企业年金发展受限于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发育迟缓。“三大支柱”仅仅靠“第一支柱”维系已不是长远之策。
五、基于协调经济发展角度对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明确了问题与弊端所在，再借鉴“智利模式”，为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应对策略。
1.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筹资等措施，做大社保基金。
2.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增加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强化居民养老个人意思，培养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形成多头并进，形成多层次保障基础，降低养老金替代规模，促进个人账户实际运行。
3.放宽养老基金投资渠道，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我国养老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收益率较低，扣除通胀的影响，收益率可能为负。所以应逐步放开资本市场，制定养老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比例，提高养老基金收益率。
4.做实个人账户，保证个人账户产权明晰，避免出现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状况。个人账户全部由政府机构代管的现象要予以改善。事实上由于退休人员逐渐增多，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的养老金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随着老龄化加剧，退休人员逐年增多，社会统筹账户不足，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空账规模将扩大。所以我国应立法，明确个人账户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用，职工个人有权选择合法的养老金投资方式，为养老金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奠定基础。
5.发行特别债券筹集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由于我国1997年才建立全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所以个人账户积累不足一定程度上是制度转变造成的结果，政府应该承担责任，通过发行特别债券筹集资金补充1997年前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资金，保证他们退休后养老金可正常领取。
6.废除养老保险双轨制，建立公平的养老金缴费标准和支付标准。应该废除养老保险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普通职工一样按相同标准缴费和支取。财政只为少部分事业单位提供社会统筹养老金支持，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和养老金的亏空。
7.全面推进“四大支柱”养老制度体系建设。创新型养老制度制度体系应覆盖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社会基本养老、企业年金、商业寿险、家庭保障。
8.形成城乡区别的养老保障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普惠性模式、缴费型模式和企业年金模式中，城市和乡村人群的获益差别明显。所以应针对城乡特征，提出有差别的养老保障模式。
9.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金电子信息平台，弹性规定退休年限。允许养老金账户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接续，提高养老金账户的统筹水平。
参考文献：
[1]蒲新微.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囿限及其破解[J].当代经济研究，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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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Lindblom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信仰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徇私舞弊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9
关键词：养老保险特点弊端对策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所谓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含义
1.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这里所说的“完全”，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为特征的；所谓“基本”，指的是参加生产活动已不成为主要社会生活内容。需强调说明的是，法定的年龄界限（各国有不同的标准）才是切实可行的衡量标准。
2.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
3.养老保险是以社会保险为手段来达到保障的目的。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二、养老保险的特点
一般来讲，养老保险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强制性
国家通过立法，强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必须依法参加养老保险，履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缴纳养老保险费，待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基本养老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保障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
2、互济性
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企业或单位、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并在较高的层次上和较大的范围内实现养老保险费用的社会统筹和互济。
3、普遍性
每个人都有老年岁月，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养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文明发展，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养老保险的实施范围很广，被保险人享受待遇的时间较长，费用收支规模庞大，因此，必须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在全社会统一立法、统一规则、统一管理和统一组织实施。机关退休与企业退休的区别
三、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这是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生长，它同时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完成了新旧制度转换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情况下的问题：
1、收支矛盾，财政来源单一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保险保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因为经济拮据，保费拖欠的情况十分严重，弹性和刚性支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日益老龄人口数量，数量增加，享受养老金，养老保险的费用增加，人口老年化是一个主要问题的危机。
2、历史遗留账号问题
目前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形成一种资金流和现收现付没有本质区别的“空帐”的运行机制。”在1997退休职工养老金继续以过去的标准，即企业应承担的退休职工养老需求和在职职工积累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支付困难，拖欠现象等问题比较突出。
3、退休年龄偏早
退休年龄确定的时间长度的养老金。退休年龄较低，这意味着养老金时间较长，即用于支付养老基金会要求更多。我国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0岁，加上生活和健康的改善健康的原因，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有关专家猜测2060中国老年抚养比为60.3%。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在中国，女性要比男性早5年退休，这不仅使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不利于保护妇女权利。
4、基金的利用效率低
中国养老金的规定在满2个月工资以外，都应该被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公司债券，银行存款，股票，没有投入其他金融和商业职业。但目前我国养老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收入很小，不能满足需求的老龄化社会，没有建立养老金，增值的有效机制。
四、制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对策
基于以上所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完善多层次多方面的资金渠道。完善养老增值能力，实行国有资产，社会安全问题的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和其他措施，社会保障基金。
2完善企业年金计划。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养老保险责任和义务。养老保险的支柱是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安全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的账户操作创造足够的活动空间。
3、逐步解决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空账”。（1）建立帐户离散系统，建立个人账户专家系统。个人账户基金脱离社会分工，实行账户，从而避免社会统筹账户的“借”风险。（2）建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确保其资产的价值。
4、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制度。社会安全计划应能覆盖人群，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和政府行政能力的决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养老保险，应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群体，农民工是一个过程，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和不可忽视的一组。应立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内的法律和规章，将纳入养老保险范围。这可以扩大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社会保障网络覆盖，他们将有“能量”，考虑如何提高老人的福利水平的是我们以后长期解决的问题。
五、结束语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数量也越来越多，养老保险的老年工人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平等等于人口基本生活。在职职工，参加养老保险，是指老年生活后，预计，受威胁的“后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让人们生活更稳定，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晓萌，耿士俊.论我国社保基金的信托化管理模式[J].现代商贸工业.2010（01）
人口老龄化的利弊篇10
关键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余基金有效利用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267-03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医保制度，城镇职工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其特点是医疗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兜底，个人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所以过度医疗、医疗资源浪费等现象遍地开花，医疗费用急剧增长，国家和企业苦不堪言，制度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统账结合的新制度，即“横向的社会统筹共济保险为主，与纵向个人储蓄积累自我保险相结合”的“t”型制度结构。该制度实现了公费、劳保制度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平稳转轨。个人责任的增加，有效抑制了过度医疗及医疗资源浪费等行为现象，个人账户的建立，功不可没。
个人账户自建立以来，就诟病不断，不少学者认为应该取消个人账户。李珍和赵青（2014）制度变迁视角下，通过分析健康公平性三维度指标，认为是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以及忽视分级医疗制度的设计，使职工医保覆盖面偏窄，提出取消个人账户并实行家庭联保。傅鸿翔（2012）从政策设计的角度分析医保个人账户，提出医保个人账户存在权属关系不明、定位模糊等问题。申曙光和侯小娟（2012）通过广东省的数据，分析了个人账户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提出个人账户筹资不公平，虽然个人账户弱化后不会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造成很大影响，但是有利于统筹基金的平衡运行，能填补统筹基金缺口，所以取消个人账户是更优的政策调整方案。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取消个人账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人账户不具有互助共济性，减弱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二，个人账户有损公平性；第三，控费效果不明显；第四，个人账户基金积累作用不明显。归根结底就是个人账户基金没得到有效利用，应予以取缔。
也有学者认为个人账户存在还是有意义的，虽然存在弊端，但是通过政策调整是可以消除或弱化弊端的，不应取消。刘荣庆（2010）认为个人账户在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得到肯定，虽然医保个人账户存在约束作用不明显、缺乏统筹互济性、人均积累水平低等问题，但可以通过提高基金积累水平、拓宽基金使用范围、增强基金约束作用等多种渠道，充分发挥并不断完善个人账户的功能。魏兴莓（2007）认为虽然个人账户存在一些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人的医疗需要受到抑制等问题，但由于我国现阶段国民素质的局限，个人账户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到来时的医疗保险支付危机，并且个人账户在医疗费用和基金积累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个人账户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曾益（2012）通过保险精算模型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提出个人账户造成了门诊医疗服务分配的不公平，但是通过调整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可以缩小不公平程度。
想要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去留问题，就要了解医保个人账户的由来。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职工实行的是面对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医疗费用都是由企业或国家兜底，个人基本不承担任何费用，由此造成过度医疗，必须想办法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情况，降低医疗费用，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劳保、公费医疗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统账结合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顺势而生。我国医保个人账户的制度设想，是来源于新加坡个人储蓄账户，它所承担的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另一个是基金积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也是备受争议的原因，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个人账户并没有完成所赋予的历史任务，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构成取消个人账户的理论依据。个人账户的设立使得从劳保、公费医疗向职工医保制度实现平稳过渡，它的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随着经济发展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可以通过政策调节予以减弱甚至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