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的定义篇1
关键词:物质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32-04
作者简介:刘志洪(1982-),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是一个亟需重新理解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在一生中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一直都是唯物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与此不同,本文认为,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和三个不同时期:从博士论文到《论犹太人问题》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晚年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的只是马克思在每一时期所主要理解和规定的唯物主义含义。事实上,在每一时期,马克思都认为有不同的唯物主义形态存在,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
一、物质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多种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广为流行的含义是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等同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厌恶对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理解,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人们心目中一向以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形象出现的马克思在早年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就十分接近于这种为恩格斯晚年激烈批判的庸人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在博士论文的献词中,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唯心主义:“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9显然,此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高度赞同唯心主义,当然必然反对“真理”的对立面――唯物主义。
在《莱茵报》时期,虽然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和动摇了唯心主义在青年马克思心中的权威地位,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判态度和对唯心主义理想的追求,使得马克思更加痛恨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唯物主义。在博士论文中没顾得上批判这种唯物主义,可是对这种唯物主义早已满腔怒火的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就对这种唯物主义展开了口诛笔伐。在著名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写道:“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289-290我们看到,马克思把那些同意将贫民拾捡枯枝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的人轻蔑地称为“下流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下流的唯物主义”者根本不考虑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不考虑人类的神圣精神,而只是追求一己私利。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唯物主义理解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物质主义的。
尽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最初的“思想基因”,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以及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依然没有发生改变。马克思批判了官僚政治内部的唯物主义:“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把现实的生活看作物质的生活……官僚政治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2]60-61只要看马克思加在唯物主义上的形容词:“粗陋的”、“消极服从的”、“信仰权威的”、“机械论的”,我们就知道此时的马克思仍旧多么痛恨唯物主义了。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官僚的唯物主义只是追求私人的目的和物质利益,他们把现实的生活只是看作物质的生活。可见,马克思在此也是把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提出,西方近代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使市民社会变成了纯粹的市民社会,亦即纯粹追求私人目的和物质利益的地方。马克思称之为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2]187很显然,这里的唯物主义仍旧是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当然,仍旧遭到了一心追求理想、以类生活为最高目标的马克思的批判。可见,直至此时,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物质主义理解和规定以及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综上,从博士论文到《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一直把唯物主义的含义理解和规定成和物质主义一致的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一直对唯物主义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二、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物质主义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有了根本改变。不过,不是转向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在西方哲学上的含义,而是转向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高度赞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不再把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为物质主义,而是按照费尔巴哈的做法,对其进行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理解和规定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青年马克思提出,费尔巴哈的一项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2]314。显然,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其他的各种唯物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只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这种真正的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含义就是重视感性和直观。马克思还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抽象物质――唯心主义的方向。“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2]307既然抽象物质是唯心主义,那么显然,在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强调的就是感性物质。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基本上延续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主要哲学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和费尔巴哈一致的人本主义感性哲学和感性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同样也是感性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费尔巴哈式的爱情观点表明了这一点,“被爱者是感性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最低限度也会要求对象成为一个非感性的对象。然而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3]25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把感性的对象变成非感性的对象,把感性变成非感性。显然,在这句话中,“批判的”指的是思辨的、抽象的和非感性的,“基督教的”也是指禁欲的、非感性的。可见,这里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是重视感性、感性对象、感性的需要。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在他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论述中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出来。首先,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性质的判断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和理论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趋向于直接的现实、尘世的享乐和利益、尘世的世界的实践和理论。显然,这种唯物主义是和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一致的,重视感性、感性的人和人的感性。其次,对法国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派别的理论来源――英国唯物主义的见解也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马克思对培根物质的运动有着独特的理解,强调培根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物质的痛苦。显然,这些都是感性的生命活动。这一独特的理解反映出此时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3]163马克思对培根的唯物主义评价甚高,因为培根的唯物主义符合马克思此时高度赞同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显然,这种感性唯物主义重视的是感性,即物质,马克思看重的也是物质的感性。同理,马克思批评霍布斯道:“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3]163-164一句话,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偏离了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忽视了感性的方面。这清楚表明,此时的马克思重视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感性唯物主义的。最后,对法国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派别基本观点的理解也说明此时的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3]166。很显然,马克思概括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这一部分结尾处他所摘引的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感性唯物主义的观点,偏重感性的方面。这也表明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感性唯物主义。
综上,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的含义理解和规定为感性唯物主义重视感性的方面。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将马克思引向了通往科学唯物主义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继续前行,形成了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此一致,对于唯物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也改变了之前感性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思想的萌芽、发展和成熟,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也大致经历了开始、基本形成和最终确定三个阶段。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56“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57虽然马克思在这一简短的提纲中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论述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但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中还是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和规定。明显地,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思想观点已经不再是1844年感性唯物主义时期的感性和直观了,而是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社会形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做了一生中最集中、最系统、最详细的论述。至此,马克思赋予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含义基本形成。“法国人和英国人……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写出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在马克思心目中,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就是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及其形式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可见,马克思在这里赋予唯物主义的含义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及其形式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的现实基础。“这种最后的尝试所反对的不是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而是这些世俗关系的天国精炼品……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6]这段话中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而在这段话中,“现实的物质前提”指的是“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也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物质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正是这个世俗世界现实“物质关系”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宗教世界、宗教的产生。由此可见,这里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是一定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的物质关系,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宗教)的基础,必须从物质关系出发。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思想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经过长期的实践斗争和理论研究,尤其是通过50年代在伦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的第四次系统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概括。这标志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最终形成,同时,也是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的最终确定。从此,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唯物主义含义就屹立于哲学史之林了。
思想变革后的马克思赋予新唯物主义的一直是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马克思的众多论述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850年9月15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7]与此相似,在1870年4月19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这样批判巴枯宁道:“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8]在1877年致威•白拉克的信中,马克思也对《未来》杂志做了同样的批判:“《未来》杂志……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9]从以上三段非常相似的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同新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主张意志、道德原则、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等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和这些形形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反,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主张只有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现实关系、经济制度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才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可见,这三段话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唯物主义的认识”中的唯物主义的含义也都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显然,这一含义和我们在前面见到的新唯物主义的含义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的这段铿锵有力的论述同样清晰表明了新唯物主义的这种含义:“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0]马克思强调应该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分析宗教,并指出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可见,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主张现实生活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因此,才强调应该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分析宗教。我们看到,唯物主义在这段论述中的含义更为明确,就是现实生活关系是宗教的现实基础。显然,这一含义是和前面总结的新唯物主义的含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活动是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一致的,因为现实生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是生产关系,而宗教是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
综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晚年,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赋予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并不是教科书理解模式认为的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而是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物质活动是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1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2.
生物质的定义篇2
一、对传统的物质观形成发展的“三阶段”分析法的质疑
哲学物质观是人们对物质是什么的总回答(或根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是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的科学规定。那么这一物质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如何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
传统的观点是按照唯物主义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来阐明哲学物质观的发展线索(即“三阶段”分析法)，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如下图)
这一思路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它虽然能使我们了解哲学物质观从低级到高级、从具体到抽象的形成发展过程，但它究竟是如何从低级到高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发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在传统的“三阶段”分析法中反映不出来，这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必然结论。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最终形成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更不是来自神秘启示的灵感一现，它应该是以往的物质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科学规定、深刻内涵及其伟大意义。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研究哲学物质观的逻辑演变历程。从而揭示哲学物质观发展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发展规律来探索人们对哲学物质观认识上的规律性，探索哲学物质观发展各个阶段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产生的必然性以及伟大意义。
由此，笔者认为：从逻辑学的角度，人类对哲学物质观探索的逻辑轨迹应该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即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一阿那克西曼德的物质观一爱尔维修的物质观一恩格斯的物质观一列宁的物质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如下图)。
其中特别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规定者”(这一天才思想使人们的眼光从个别、具体事物上升到一般，具有启蒙的意义)和爱尔维修关于物质的天才说明(尽管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却为以后物质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本文将重点介绍这两个阶段。
二、人类探索哲学物质观的逻辑轨迹——“五阶段”分析法
第一阶段：泰勒斯“水是万物的始基”的物质观。这是哲学物质观逻辑演变的起始阶段(它包括除阿那克西曼德之外的所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
作为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泰勒斯并未留下什么著作，我们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别人的记载以及其他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他依据经验的直观的猜测到万物的本源是水，“水是万物的始基”。“因为热的东西需要潮湿来维持，死的东西就干燥了。凡是种子都是湿的，所有的食物都充满着汁；所以说每一种东西都是从水那里获取营养是很自然的。因为水是潮湿的本性的始基，又是养育万物的东西。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水是一切的始基，并宣称地浮在水上”。这种思想反映了古代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简单、直观、猜测。它否定“神明”的作用，对于宗教唯心主义无疑是有力的反击。可以说，正是他开启了从物质自身认识世界的先河，奠定了认识复杂多变的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基础。但同时他也成为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
第二阶段：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幸运的是，泰勒斯物质观的这一缺陷很快被其学生察觉并试图加以修正，尽管因其思想的抽象和思辨在古代只是昙花一现，但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就是阿那克西曼德。
他和泰勒斯一样，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但他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水，也不是大家承认的其他元素，而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或固定性质的原始物质，他称之为“无规定者”(还有译为“无限者”“未定物”“无定”等，但据学者杨适考证，“无规定者”比较切近他的原义——参见《哲学的童年》第91页。为统一起见，本文一律使用“无规定者”的译法)。这个“无规定者”本身是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从这个始基中产生出一切的天，以及其所包含的一切世界”。阿那克西曼德“无规定者”的提出恰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泰勒斯“水”的思想的局限性，因而想用一种更准确的东西来说明。阿那克西曼德为什么不满意于泰勒斯的“水”呢?杨适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因为他发现要用“水”或某一特定的物质去解释万物及其生成，是要发生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水是湿的、冷的东西，如何能产生出干的、热的东西来呢?如果只用这样一种东西做本质，岂不是非但不能说明万物，反而会毁灭了那些与之对立的事物吗?万物是多样的异质的东西，而用某一种物质做本原，则只有一种质的规定性，这一种物质如何能说明多种物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这个缘故，他认识到，本原不应当是某一个具有特质的元素，而应当是质上不定的东西。
怎样看待他的“无规定者”?第欧根尼·拉尔修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始基是‘无规定者’，‘无规定者’变换其部分，而全体则常住不变”。“从这个‘无规定者’中分离出对立物……对立物就是热和冷，湿和干等等”。显然既然“无规定者”中包含热和冷、湿和干等这些只有物质的东西才具有的性质，这种“无规定者”当然只能是物质的东西而非精神的存在。黑格尔更是十分明确的指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一般的物质，普遍的物质”。黑格尔的眼光是敏锐的，这一结论尽管有夸大之嫌，但表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显然不是精神性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无规定者”所包含的“一般性”和“普遍性”。
阿那克西曼德用“无规定者”去取代“水”作为世界的本原，这种观点扬弃了“水”所具有的特定的具体性质和形态，比“水”更有普遍性，一般性(抽象性)。他认为，“无规定者”化生一切的作用应当什么都不缺，“它包容万物，并且支配万物”。“无规定者”是一种没有固定性质、没有固定形态的“混沌”。因为这种“混沌”状态的“无规定者”，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上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既可以说明与“水”相
关的事物和现象，又可以说明与气、土、火等有关的事物和现象，这就初步克服了泰勒斯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的缺陷。从人类认识发展史角度看，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规定者”作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的思想是人类认识从个别转向一般这个过程中极具价值的一大积极成果，它表明了人们抽象、概括能力的提高。
遗憾的是，这一极有价值的天才思想，由于其理论的抽象和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与水平制约被其学生阿那克西美尼过早否定并代之以“气”这种“原初物质”，没能真正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上升，但他对哲学物质观的最终形成以及对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阶段：爱尔维修对“物质”的天才说明。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冬眠期之后，唯物主义又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中，原子论物质观被认为是主流的思想，即认为世界在本原上是物质的，物质就是原子，原子及其属性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共同构成世界的本原。这种观点是把近代自然科学家关于物质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绝对化，把它移植到哲学上来而形成的，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痕迹。从实质上看，这种物质观仍未摆脱把物质归结为某种固定形体的窠臼(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恰当的。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提出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应该是“物质实体论”物质观)。
“众人皆醉，终有醒者”，在“原子论”物质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成为哲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的显著特色与主流思潮的时候，爱尔维修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尽管这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其见解也没有为人们所接受，甚或他最终还是与大众同流合污，但他毕竟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
对于爱尔维修，我们以往研究的最多的是他的以经验论为特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基于功利的社会历史观以及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革论。其实。爱尔维修对“物质范畴”的认识显然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理性，也更接近于对“物质范畴”的正确认识。他反对把物质定义为实体的观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意义(指确定物质这个词的意义——引者注)，我们就会承认人是物质的创造者；物质并不是一个东西；在自然中只有人们称之为物体的个体，我们只能把物质这个词了解为一切物体所共有的性质的总合”。在这里，爱尔维修认为物质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切物体所共有的性质的总合”，即一切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共同特性的总和，这就初步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把哲学物质和具体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的缺陷，使认识由个别上升到一般，通过具体事物而高度概括抽象出哲学的物质范畴，这是他的伟大的卓越的贡献，他为以后哲学的物质观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遗憾的是仅此而已，他未能摆脱笼罩在他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迷雾，并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诱惑下，回归到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这个词的意义这样不确定，我们想知道：是否广延、坚固和不可人性就是为一切物体所仅有的共同的性质；是否一种力的发现，比如引力，不能够使我们推断物体还有不可认知的属性；像感觉能力，这种感觉能力固然显现于动物的有机形体中，但是也可能为一切个体所共有。把问题归结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感觉到：如果严格说起来，不可能证明一切物体都绝对没有感觉，那么关于这个课题任何不为天启所启示的人，只能靠衡量和比较这种意见的或然性的和相反意见的或然性来解决问题”。在这里，实际上他认为，物质除了广延、体积、不可人性外，还有感觉性。他从物质结构人手，把哲学的物质范畴和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等同起来，把自然科学家的关于物质结构的研究成果移植过来，升华为一切物质的共同属性，把广延性、体积、不可人性甚至感觉等作为“一切物体所共有的特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和他那个时代即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同流合污了。
第四阶段：恩格斯对哲学的物质的指导性说明。但是，爱尔维修的这一闪光的极具价值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被埋没。
19世纪70年代，耐格里比较明确地提出具体现象、具体事物和抽象的概念的区别问题，明确提出了“物质等一系列概念是什么”的问题。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对“物质”以及时空、运动和静止等哲学范畴问题做出认真的研究和说明。其时，马克思正忙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行《资本论》的写作。回应这一挑战的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身上，恩格斯吸取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在物质观方面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继承并吸取了爱尔维修对物质的天才说明，同时又克服了他的定义的形而上学缺陷，对物质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和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和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取出来的。”恩格斯对哲学上的物质的这一说明，虽然没能给哲学的“物质”做出科学的定义，但他准确地抓住了哲学上的物质和经验中把握到的具体物质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清楚地认识到了以往哲学物质观的严重缺陷，明确指出了哲学的物质或物质范畴是对“各种实物”即一切事物和现象所具有的最大共性和普遍性的抽象和概括，这对后来列宁为哲学物质做出科学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形成。历史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家对物质结构的研究也进入到了新的层次，随着电子、放射性现象、放射性物质、光的波粒二象性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原子的内部世界被打开了，“原子即物质”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观在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面前暴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时许多深受形
而上学物质观影响的科学家提出：“物质湮灭了”“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原子)被消灭了”，一些唯心主义者也乘机进攻唯物主义，提出“唯物主义破产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列宁担负起了捍卫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他总结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依据自然科学提供的最新成果和材料，吸取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物质”及其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其中特别是恩格斯对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性说明，对哲学的物质做出了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一定义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性上坚持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从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性上指出物质是可以被认识的，从而坚持了可知论，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哲学的高度准确地概括抽象出一切事物现象所具有的最大共性即客观实在性，提出“物质就是客观实在”，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把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物质的结构属性混为一谈的严重缺陷，从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物质观。毫无疑问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生物质的定义篇3
摘要：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活方式的经典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此书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背景。通过研读《序言》，我们不难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确定这一基本范畴并阐明其基础性解释意义，对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充分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同时承认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彰显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也都是围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或者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用简洁的语言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透过各种社会现象，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但却长期被人忽视的事实。这就是：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当中，人们都必须首先解决了吃喝穿住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其他种种社会活动，也不会有社会历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应当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关系和意识关系，而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迁和改革。
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革命的因素，社会变革总是首先从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一切先进的阶级和人们总是热心发展生产力，而一切反动的阶级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衡量一切阶级、政党、派别是革命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落后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指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要从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原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从生产力方面寻找原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判断一个革命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解释。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不适合了，它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力要求打破这种“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科学与否，就看其有无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就是新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物质生产力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无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规律。都离不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单独存在。
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生活的不同生产方式表征着人类的各个阶段的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步，生态发展也必然走向文明形成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发展是主体的需求与愿望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其次，社会的发展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规律的进程，所以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历史发展之时，更注重社会的种种冲突和变革的经济根源与“物质条件”。他认为，一切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冲突和变化，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切社会变革及社会历史发展都必须由物质条件来保障。因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甚至“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否则就往往是空想，并会归于失败。
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通过生产劳动向自然界谋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人口因素，都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它们的状况如何，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它们都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只有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等活动，首先要吃、喝、住、穿，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就需要有食物、住房、衣服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如果停止物质生产，人类就会很快灭亡。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它的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观点如何，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怎样等等，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互相区别，形成不同性质和面貌的社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物质生产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当着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的时候，社会制度、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等等也就必然发生根本的变革。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及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都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结果。
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起点，而且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
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形式的生产，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人类所经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无法离开物质生产活动，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更替都伴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所以物质生产是人们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就这一点来说，文明的现代人和蒙昧的古代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把人同自然界联系起来，形成生产力系统，同时也使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形成生产关系系统，派生出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且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产生出政治法律思想，以及道德、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这样，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而这些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而是彼此交融、彼此共生的关系。而所有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最终根源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引起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是物质的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得以不断向前的巨大动力。从物质生产这个原动力出发，联系物质生产发展的各个阶段，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状况，就为我们揭示和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依据这一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就不再是许多偶然历史事件的堆积，而是由物质生产所制约的、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有秩序的更替。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
既然物质生产的原理是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人类历史的原动力，那么，这个原理就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也就是说，就应该由此出发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物质生产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其他各个原理和范畴的基础。应该而且可以判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各个原理和范畴，都是物质生产这一原理的逻辑演变和引申。众所周知，社会存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从最后一个防空洞里驱逐出去了，这个原理的重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可是，这个重要的原理，则是以物质生产的原理为理论基石的。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当然，社会过程不同于纯粹的自然过程，自然过程无需人的参与，它的规律也在那里起作用。社会过程是人本身活动的结果，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自觉意图的。所以，不能把社会规律和自然界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等同起来，忽视人的作用。马克思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人，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过去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个论断。我们只要坚持物质生产这个原理，我们的群众队伍还会更加扩大。
五、小结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当然，社会过程不同于纯粹的自然过程，自然过程无需人的参与，它的规律也在那里起作用。社会过程是人本身活动的结果，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自觉意图的。所以，不能把社会规律和自然界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等同起来，忽视人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理所当然的，也是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如果把物质生产方式原理这块理论基石抽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就会倒塌。显而易见，只有以物质生产原理为出发点，才能同历史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牢固地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生物质的定义篇4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摘要：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学的实效性，文章结合教学实践，分析了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中运用的意义，阐述了在该课程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开展教学的实际案例，指出了开展比较教学时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如注意教学内容可比性，注重对学生的导向性以及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教学法；运用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086-05
收稿日期：2014-11-30修回日期：2014-12-31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作者简介：段联峥（1965—），男，云南南华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及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4.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86-90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17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同一标准进行对照比较从而确定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1］。简单讲就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内容中，有许多部分的概念、原理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容易混淆的问题，因此，尝试在教学中运用比较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部分的知识内容，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效果。以下，笔者将结合自身的一些学习、探索和思考来谈谈这一问题。
一、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一）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内容。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思想，涵盖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三大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则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中，都有一些“元哲学”味很浓的概念、原理，如思维与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等。在学生学习中容易出现混淆不清的问题，通过在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教学中，将相关概念、原理等进行比较，对于学习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有较大帮助。
（二）能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及相关内容是这部分教学重点，更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在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是理解和把握其他两大规律的钥匙。只有通过对相关教学内容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让学生认真学习和把握“矛盾规律”及其相关的内容，才能真正掌握辨证思维的方法，并学会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可以调动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使用比较教学的方法，客观上要求学生对这一部分的知识需要有全面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和自己的理解，积极主动查阅相关资料、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相近似的一些概念、原理等进行比较、鉴别，最终得出结论。这一教学方法的使用，可以把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能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二、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学中的运用
比较教学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相关内容的教学中得到运用，以下将结合自身的一些教学实践，举例说明这一方法在相关教学内容中的一些运用。
（一）通过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帮助学生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有不同的论述。1890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有特定含义的，他坚决反对各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而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提供问题的现成答案，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问题的差异，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4］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比较直接说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理解时不能太绝对。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从狭义上讲主要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斯大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5］这实际上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教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6］2
（二）在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比较中，把握实践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德国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费尔巴哈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在自然观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但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在历史观方面并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最终使自己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并把这一观点贯彻到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中，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使实践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内容中，实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变革。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可见，马克思认为哲学除了具有解释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功能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这就是通过指导社会实践，达到改造和变革社会的功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上述比较，有利于学生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区别的根本特征的理解。
（三）在具体科学与哲学的比较中，把握具体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具体科学与哲学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研究的是具体领域中的特殊规律；主要联系在于：哲学以具体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具体科学的问题上升到本质的解释，都需要回到哲学中加以解决，而哲学的论证需要以具体科学的事实材料为基础来展开。通过这些比较，可以加深学生对具体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解，充分认识哲学学习对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在与唯心主义、二元论、多元论世界观的比较中，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唯物主义主张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还把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引入哲学中，进而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这就是物质。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物质，是多样性的物质统一体，精神现象是物质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根源于物质，并通过社会实践去作用于物质，实现对物质的反作用。这就与认为世界有一个本原即精神的唯心主义哲学，两个本原（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多个本原的多元论世界观彻底划清界限，正确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为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哲学基础。通过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让学生充分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正确性，把“‘上帝’、‘神’等可以左右世界”的观念从一些人心目中去除掉，真正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五）在同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诡辩论的比较中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
唯物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哲学观点。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大基本特征。它坚持用联系、发展、运动的观点看待世界，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需要从自身去找到根源，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认识事物需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这就克服了形而上学不承认矛盾，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非此即彼的缺陷，也克服了相对主义诡辩论不承认事物存在相对静止，存在相对界限，“混淆和抹煞事物之间的根本界限，亦此亦彼的错误。”［8］通过这些比较，可让学生认识到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正确性。
（六）在对“心理”、“意识”和“认知”的比较中，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本质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心理”、“意识”和“认知”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区别在于：首先三者的含义不同。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意识的本质在于它是人脑的机能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知“是指人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言语，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认知”这一概念在心理学中使用更多，它主要说明人认识外部事物的过程是如何逐步展开的。其次，承载的主体不同。“意识”和“认知”有共同的承载主体——人，仅对人而言的；而“心理”不仅人有，动物也有心理活动，这里的“大脑”既包括人脑，也包括动物的大脑。而“意识”和“认知”这样的术语不在动物身上使用。
同时，三者也是有联系的：意识是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发展的，可以看成是心理活动的高级水平和形式；意识就其本质是人脑的机能和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主观映像，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也不是人脑的分泌物，是人作为反映者对反映对象——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仅有外部世界或仅有人脑都不足于生产正确的意识，只有通过生活实践，才能把主客观联系起来，产生正确的意识；认知着重强调人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识记等过程的展开。在认识论范围内，意识本身无需辨别真假，而认识存在需要辨别真假，从而发现客观的真理性认识的问题。因此心理学范围内成立的结论，在哲学认识论中则不一定正确，应在不同范围内区别对待和正确运用。通过这些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本质的观点。
（七）在对“规定性”、“属性”、“质”、“性质”和“本质”；“现象”、“假象”和“错觉”的比较中，加深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通过相关资料的查阅，笔者了解到，以上这些概念具有区别：“规定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性。分为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就是事物在性质上的特性，量的规定性就是事物在数量上的特性。一切事物都是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具体的统一”；“属性”“即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特点。是物质必然的、基本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又是事物某个方面质的表现。一定质的事物常表现出多种属性。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区别。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特点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征指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可见特点和特征的含义不同”；“质”“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6］5；“性质”“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根本属性（注：不是特征）”；“本质”“本质基本释义为本身的形体，本质基本释义为本身的形体，本来的形体；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本来的形体；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6］54；“假象”“是不符合事物本质的表面现象”；“错觉”“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歪曲知觉”，假象本身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是客观的，错觉则是主体在视觉上的偏差，因此是主观的。
同时，这几个概念间有一些内在关联性：就“质”、“规定性”、“属性”、“性质”和“本质”而言，“质”的定义中包含了“规定性”，一定“质”的事物常表现出不同方面的“属性”，其中事物“根本的属性”反映的是事物的“性质”，事物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事物本身的特殊本质；就“现象”、“假象”和“错觉”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象可分为真象和假象，不管真象、假象都反映事物的本质，真像正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假象则从反面歪曲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
（八）在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比较中，正确认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不同的含义，“主要矛盾是指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6］49“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矛盾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它们涉及的是矛盾发展的平衡性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在主要矛盾当中同样存在如何把握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相关问题。通过这些比较分析，能帮助学生准确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九）在同唯心史观的比较中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心史观则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英雄人物的意志或“天命”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在：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存在客观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没有把唯物主义的思想从自然界，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否定了社会的物质性。社会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其实践性，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其作用的发挥是融入“历史的合力”中去实现。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现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解决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半截子”唯物主义的问题。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让学生坚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
（十）在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的比较中，正确把握经济基础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一定社会中，无论是前一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是本社会形态中新生产关系的萌芽，都不是该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该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构成该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6］106生产关系有两个身份，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称为生产关系，相对上层建筑而言称为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6］106通过这些比较分析，能有助于学生正确把握经济基础的实质。
三、比较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学中运用时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教学内容可比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只有把内容相近或相似，具有可比性，但实际上又有差异的知识放在一起，通过相互的对比分析，找出其区别和联系，把握其内在的关联，才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否则无法进行比较。因此，需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可比性。
（二）注重对学生的导向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教学，需要在学生对相关哲学知识有了全面、系统的掌握的基础上，通过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认真学习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对相关比较内容的对比、分析，最终得出相应的比较结果。因此，必须注重教师对学生的导向性。
（三）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哲学知识、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是教与学的统一。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需要在体现学生在学习中主体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教师在比较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这样才能尽量避免让学生在比较教学中走弯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实现教学目标的要求。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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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的定义篇5
物权是什么？这是物权法理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很显然，如果物权概念缺乏清晰的内涵，或者任何人均得根据需要自行填充其内涵，则物权法理论体系将因缺乏最基本的材料而无法建立，物权法规范将因缺乏最基本的认同而无法适用，物权法学者相互间将因缺乏最基本的共识而无法交流。
对于物权的定义，创设完整的物权立法体系的《德国民法典》并未作出解释性的规定，而该法典之后其他国家制订的民法典（包括《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均未就物权的定义在法典中予以明示。唯一对物权作出定义式规定的法典是1811年生效的《奥地利民法典》。该法典第307条规定：“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第308条规定：“物之物权，包括占有、所有、担保、地役与继承权利。”[3]但此法典所确定之“物权”，却显然与德国民法及受其影响的其他大陆法国家民法中的物权含义不同。
如同大陆法民法中其他一些虽被立法采纳却未有“法定”之阐释的概念（如“法律行为”、“”、“时效”等等），物权的定义只能由法学家作出解释；而如同法学家解释其他任何法律问题一样，关于物权的定义，自然免不了要形成多种“主义”或“说”，这些“主义”或者“说”相互间似乎总是有、或者总是被认为存有极大的差异，于是便在“数百年间”争论不休。有学者统计，“自近代以来，关于物权定义的各种界说，约有五十余种”。[4]但我对此总是对此心存疑窦。问题在于，如果此“五十余种”物权定义指的是“有五十多个学者提出了有所不同的物权定义”，则此项统计肯定严重失实：姑且不论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提出物权概念以来的“数百年间”，有多少学者提出了多少有所不同的物权定义，姑且不论前述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不厌其烦地列举的有所不同的物权定义至少就有近二十种，单看中国内地十数年间，便已有远远超过“五十余种”的民法教科书或著作对物权作出虽“留大同”但总是“存小异”的定义；反之，如果此“五十余种”物权定义指的是“有五十余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本质不同和严重分歧的物权定义”，则未免耸人听闻：倘言于某人之好坏存有三五种相异之评价，不妨信之，盖因尔等可采内中之一种或兼采数种而予定夺；倘言于某人之好坏竟有五十余种相异之评价，则断无可采信之理，盖因该人早已为五十余种评价撕裂而不复存在。事实上，物权的定义，不过是对物权的本质特征或物权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学者在以物权的定义表述物权的本质特征时所出现的某种差异（尤其是文字表达的差异），只要不涉及物权之基本性质，则无非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或者有人喜简洁，有人好繁琐，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例如，“物权者，直接支配物之权利”与“物权者，直接支配管领物之权利”，后者仅多“管领”二字。如果将“支配”理解为包括“管领”，则两种定义毫无区别（前述两种定义中，前者为我国台湾洪逊欣先生的定义；后者为日本浅井清信先生的定义）。有学者将我国台湾及日本一些主要学者关于物权的各种相互之间大同小异的定义作了归纳，共计四类：（一）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性的定义：“物权者，支配物之权利”（台湾梅仲协）：“物权者，直接支配物之权利”（台湾李宜琛）：“物权者，直接支配管领物之权利（台湾洪逊欣）”：“物权，乃对一定之物为直接支配之权利”（日本浅井清信）：“物权，乃以对物直接支配为内容之权利”（日本金山正信）；（二）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与享受利益的定义：“物权者，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台湾姚瑞光）：“物权乃直接支配一个之物之权利，或就一个之物，直接享受其利益之权利”（日本舟桥淳一）；
（三）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与排他性的定义：“物权者，直接支配其物，而具有排他性之权利”（台湾张龙文）：“物权者，直接管领有体物而具有排他性之财产权”（台湾吴明轩）：“物权者，系直接管领特定物，而以具有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倪江表）：“物权者，以直接管领有体物而具有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曹杰）；（四）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与派他性的定义：“物权，乃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之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台湾郑玉波）：“物权者，直接支配一定之物，而享受利益之排他权利”（台湾史尚宽）：“物权，乃对一定之物，为直接支配而受其利益之排他的权利”（日本我妻荣）：“物权，乃直接支配一定之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的权利”（日本进一）：“物权，谓以直接支配特定物、排他地享受其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台湾林良平）。[5]
仔细分析上述四类物权的“不同”定义，可以轻易地发现，众多学者就物权定义所作之不同表述，其实差异完全在其表述内容的“量”而非在其“质”：第一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第二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与“享受利益”；第三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与“排他”；第四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享受利益”与“排他”。亦即四类定义如拼图一般，在不动“支配”的条件下，将“享受利益”和“排他”或替换、或并合，从而构成大小不同之形状。
物权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物权为对物的支配权，故“支配性”是其本质特征。所以，上述四类物权的“不同”定义之共同处，当然是无一例外地把“对物的支配”作为物权最基本的特性予以确定。因此，就物权定义所发生的争议，实际上针对的是应否将“享受利益”及“排他性”在定义中予以明确表述的问题。
前述第二类物权定义在“支配性”基础上再添加“享受利益”，据支持者解释，其重要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构成物权之利益要素”。但为什么非得要表明此点呢？难道对物的“支配”不就当然蕴涵着享受由此而至的利益吗？支持者又说：“通常认为凡权利均包含利益，似乎不表明利益之享受，未尝不可。但也存在权利主体不享受利益的特殊情形，例如所谓财产管理权”。因此，为使物权与财产管理权相区别，应表明构成物权之利益要素。[6]我认为，此理由不甚强大：民法上许多概念的定义常常不能像数学公式般地严谨，但并不影响人们对之进行正确理解，或者说，民法上许多定义只须指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即可，对于定义，常常还需要作另外的解释。例如，台湾史尚宽先生对债权所下定义为“债权者，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也”。[7]此定义显然并不严谨，其并未分辨出债权之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及身份上之请求权的区别。但在特定语境中宣示这一定义，强调债权之“请求权”的本质特征，并不会使人发生错误理解。再看日本学者于保不二雄对债权所下定义：“所谓债权，系以特定人（债权人）对于特定人（债务人）请求一定之给付（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8]此定义与前述史尚宽先生的定义并无不同，只是对请求权关系作了主体上的补充说明（主体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但如果不继续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作进一步解释（定义），则这一补充说明对于了解“债权是什么”其实毫无意义。因此，物权的定义之目的主要在于揭示物权为“对物”的“支配权”之本质特征，物权人享受物之利益，实为支配之目的或支配之结果。诚然，如果仅仅将物权定义为（前述第一类定义亦即最简单的定义）“对物的直接支配权”而不指出物权人对物之利益的享受，则有可能使物权的定义被不当地适用于所谓“财产管理权”（此处的“财产管理权”应当是指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权，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权、财产代管人对失踪人财产的管理权等），因“财产管理权”享有者同样得对财产（物）为直接的支配（虽其不享有由此产生的利益）。但是，必须看到，“物权为对物之直接支配权”是被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民法之物权法）中加以表述的，因此，对于这一定义中的“对物之直接支配”，绝对不能采用一般的理解（即凡是对物为实物上之控制者，即为直接支配），否则，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控制、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承运货物的控制、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对加工物的控制、委托人对销售的物品的控制等，都有可能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即物权。故财产管理人对财产的实物控制、管理乃至处分，其本身就不应被理解为物权法上所谓之“对物的直接支配”。要不然，即使采取前述第二类物权定义即“物权为直接支配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也会引起同样的理解上的错误：如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并享受其利益（使用）、借用合同中借用人对出借物的占有并享受其利益等权利，均有可能因“符合”物权的定义而被认为是物权。实质上，一项对有体物的支配权之所以为物权，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主体享有一种对该物的支配权利，而在于法律认可该种对物的支配权利具有物权的效力，能够发生物权之特有效果。反言之，法律确认某项权利是否为物权，并非单纯依据该项权利的内容是否为对物的直接支配，而在于其一定时期的法律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物权一定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但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并不一定就是物权。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对于一项权利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所作的判断，实实在在并非事实判断）。因此，可以说，“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是在“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之下对物权所下定义。简言之，如果一项权利未被法律明定为物权，则即使该项权利表面上完全符合物权的法律特征，或者其显得好象是完全符合物权的定义，其也非为物权。在这一方面，租赁权为典型的例子：租赁权完全符合物权的任何一种定义（具有直接支配性、享受物之利益及排他性），尤其是不动产之长期租赁权，很多国家的法律实际上都赋予其物权的效力，但由于立法上一直不承认租赁权为物权，故理论上便只能说，租赁权为“物权化的债权”而非物权。此外，按其性质和特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应为用益物权之一种，但在法律未明文承认其物权性质之前，此种对土地的“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永远只能是债权。而前述第三类物权定义，则在确认物权之“支配性”的基础上，去除了“享受其利益”而添加了“排他性”。此类定义显然注重物权人对物之“支配”的独享。对之，台湾谢在全与日本北川善太郎均以相似的理由进行了否定评价。谢在全先生认为：“惟物权法系关于人对物支配之法规范，正如前述，则所谓物权者，乃系指特定之物归属于一定权利主体之法律地位而言。特定物既已归属于一定之权利主体，该权利主体对该特定物，在法律上自有一定之支配领域。于此支配领域内，得直接支配该特定物，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处分，且任何人非经权利主体之同意，均不得侵入或干涉。……实则物权之排他与否，乃因对物直接支配所使然，故对物之直接支配，已足以说明此项特性，况属于支配权之权利均同具此项性质，故不以具有排他性为其定义之一部尚不生问题”。[9]而日本北川善太郎则依权利所具有的法律上之力之要素，指出“对物为直接支配，即表明构成物权要素中的法律上之力为直接支配力，所谓排他性为此直接支配力当然具有的性质”。[10]依上述学者的意见，物权的支配性即自然包含了排他性（对物的支配如不能排除他人之不当干涉，则此种支配根本不能成其为权利），故“排他性”出现在物权定义中非属必须。此种观点，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赞成。[11]
我认为，与“享受物之利益”不同，物权定义中的“排他性”表述，并非对物权之直接支配性“当然具有的性质”之单纯重复，或者说，物权的“直接支配性”与“排他性”，实质上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物权进行观察的结果，其反映的并非“直接支配性”与“排他性”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反映了物权法理论发展史上有关物权关系性质的一场重要论争。
二、物权的本质：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
德国人在创设物权体系之时，必然要回答“物权是什么”的问题。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基于对权利之性质的不同观点，或者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权利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其答案当然会出现重大差异。
对于物权的认识，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对物关系说”。此说为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所提出，后为德国学者邓伯格（Dernburg）所倡导并予完善。依照此说，债权被认为是人与人的关系，而物权则是人与物的关系。按照这一思想，物权被定义为“人们直接就物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亦即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
后来（本世纪初），由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与温特夏德（windscheid）为首提出所谓“对人关系说”。他们首先主张，法律所明定的各种权利，无论其性质如何，所涉及的均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得出物权与债权均属人与人的关系之结论。萨维尼指出：一切法律关系均为人与人之关系，故物权也为人与人之关系；温特夏德则称：权利，系存于人与人之间，而非存于人与物之间。总之，依照这种理论，既然一切权利均为人与人的关系，则物权、债权当然均为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债权作为对人权，仅得对抗特定的人，而物权作为对世权，得对抗一般人。据此，物权的定义即应是：物权为具有禁止任何人侵害的消极作用的财产权。[12]
上述关于物权本质的“对物关系说”与“对人关系说”一直被作为相互对立的学说加以概要的介绍，继而引发诸多评说。
于是后来的学者中便有倡导“折衷说”者，认为物权实际包括对物及对人之两方面关系：物权人对物的支配不仅为事实问题，同时也包含有法律关系。但仅有此对物之关系，尚难确保权利之安全，故需使他人对物负担一种不作为的消极义务，二者相辅相成，方可确保物权之效用。[13]对此，有学者称：“盖物权之成立，具有两种要素，一为权利人对于物上具有之支配力（学者谓之积极要素），一为权利人对于社会对抗一切之权能（学者谓之消极要素），甲乙两派因之观点不同，甲说遂偏重于物权之积极要素，乙说则反是，然在余辈观之，两者同为物权之内容，固毋庸取舍于其间。”[14]亦即物权乃对物得直接支配，且得对抗一般人之财产权。[15]
据称，前述“折衷说”为如今大抵采取之通说。[16]
我认为，上述各种学说无疑从各个侧面揭示了物权本质在某个方面的表现，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观察和理解物权的特性。但此讨论的某些结论却反而有可能模糊了我们对物权的理解，其原因有可能在于研究和讨论的方法存在某些问题：
（一）对物权定义是否存在“位阶”？
首先应当研究对物权定义的方法。物权的定义应当揭示物权的本质，借以把握物权的特性并展示此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主要是债权）的区分。而物权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在其为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应当看到，物权之概念源于对各种财产支配权的抽象，而抽象的目的则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债权体系相对应的财产支配权制度体系。因此，对物权所下定义，必须于与债权之定义相同之“位阶”上进行。当我们说“债权为请求特定人为特定给付之权利”时，是从债权的主要内容着手，重点揭示其“对特定人之请求权”之本质特征，而非从一般权利的“通性”（一切权利均具有的共性）着手，阐明债权所具有的一般性质（其实债权不仅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利即表现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依近代债权之不可侵害性理论，同样“隐含”着债权人与一切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物权的定义也应从物权的主要内容（对物的占有及利用）着手，重点揭示其为一种“对物的直接支配权”之本质特征。因此，所谓“对物关系说”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出发，认为物权表现了人与物的关系（特定的物与特定的人之间的结合即物的归属关系），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其虽显得狭隘，但清晰明白，并无不妥，且与债权为“对人之请求权”（特定的人与特定的人就财产移转而发生的关系）相对应：债权为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对人权，物权为对物权，方正严密，完整无缺。事实上，所谓“对人关系说”不过是从另一个较之“对物关系说”更为广泛的角度（权利的通性即权利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了物权这种“对物的支配权”之所以成为权利的原因，即此种支配为“排他”的支配，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由此，物权如同其他一切权利，实质上表现了特定的人与抽象的“其他人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对人关系说”无疑揭示了物权作为权利之一种而当然具备的权利的特质，但它比较“宏观”，离物权的现实表征（一个具体的人对一件具体的物品的占有）比较遥远，它根本无法说明或者代替物权之“对物支配”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对人关系说”对物权本质的揭示及其对物权的定义，实际上是在高于债权既有定义的另一“位阶”进行的，如图示：
物权债权
a位阶：是对物直接支配的权利是对特定人请求为给付的权利
（支配权之种、对物权之一种）（请求权之一种、对人权之一种[21]）
………………………………………………………………………………………………
B位阶：表现物权人与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除表现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外）也表现
债权人与一切人之间的关系
（物权的绝对性）（债权由其不可侵害性表现的绝对性）
事实就是，依据所谓“对人关系说”而对物权所下的定义“物权为具有禁止任何人侵害的消极作用的财产权”，根本未能具体说明物权究竟“是什么”。这就表明，“对人关系说”至少不能作为定义物权或揭示物权本质的唯一依据。
非常奇怪的是，根本否认“物权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的人，一再强调“物权是人对人的权利而非人对物的权利”的学者，却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自相矛盾地承认“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利”。[22]
（二）真的存在理论对立吗？
问题在于，“对物关系说”与“对人关系说”真的是对立的两种学说吗？
生物质的定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1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的超越，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正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从而达到克服以往直观唯物主义的缺点并创建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下都称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开门见山的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提纲第一条中提到的“对象、感性、现实”是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在费尔巴哈那里，这三者之间的含义基本相同，都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就包括人。费尔巴哈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具有个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所说的“客体”也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客体，是指同人类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单纯的客观存在物。“人的感性活动”就是指主体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实践。为什么马克思将实践称之为感性活动这在下面会具体分析。
所以马克思指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客观事物当成是独立于人，同人的实践不发生任何关系的直观对象。人只能直观客观存在物，没有从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理解人、理解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了解人不仅是直观者更是改造者，不懂得客观世界不仅是人们直观的对象，更是人们改造的对象。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他说：“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历史的人。”也是一脉相承，批判费尔巴哈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感性世界，仅仅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直观的对象，仅仅把人当作有感觉能力的直观者。简而言之，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只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理解客观世界以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以“直观性”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对于费尔巴哈直观性的缺点，马克思又从不同的角度去批判，认为这一缺点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唯心史观。
（1）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由于其“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在自然观上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他不懂得现实的自然界是我们实践的结果，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他不能把自然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因而“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助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费尔巴哈只是单纯地直观我们的对象，感性，现实，也就是单纯直观的看待自然界，把自然界当做静止不动的客体，仅仅只供我们直观。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实践的科学含义，看不到实践和自然界的关系，所以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中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2）马克思还认为，费尔巴哈由于其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必然导致唯心史观。由于费尔巴哈仅仅是从直观的角度去研究自然和人，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研究自然和人的缺点，忽视了实践，不懂实践在改造人类社会和认识人类社会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和意义，这就导致了费尔巴哈最终倒向唯心主义历史观。具体来说费尔巴哈不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实践，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归根到底也是实践。只有从实践去考察社会，考察社会活动才能正确理解社会的本质人的本质。例如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他把人的本质看做从每个单个人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括理性、意志、情感。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于意识思想之类的东西上去，这就导致费尔巴哈陷入了唯心主义中。对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到：“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而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上，费尔巴哈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只能寄托在“爱”的宗教上，妄图通过“爱”的说教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种将非理性的感情当做改造社会的决定力量导致了费尔巴哈最终走向唯心史观。
2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
2.1从实践出发考察自然，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
在自然观上，一方面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物质第一性，承认物质的客观独立性。另一方面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对象、现实、感性”也就是自然界不只是纯粹的存在，不是客观独立于我们自然界，而是经过我们实践改造之后的自然界，是属人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因此，只有通过实践的观点去认识自然界，把它当作人实践活动的对象，实践活动的结果去理解，我们才能认清它的本来面目。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这是一种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崭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了起来。
2.2从实践出发考察人和社会，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唯心史观的超越
马克思否定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抽象为一些意识的共性，例如理性、情感等等。为此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将人放入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发现了这一事实：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哲学，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它东西，为此就必须生产劳动。“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处在某种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也不是“人们所说的，所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现实的人必定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这里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去正确理解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从而论证了人的本质就是实践。
从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而不是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是某种精神力量创造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发现，沿着这一正确的道路从实践出发去考察历史，向着创建唯物史观又迈出了一大步。
从实践出发考察历史，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里马克思直接了当地指出人类的物质活动决定精神活动。所以意识的本质归根到底是在人们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人们所接触对象的反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从实践出发，马克思通过分析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后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大规律。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性活动，同时也是人与人相互的交往，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历史活动。因此人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两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形成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形成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通过分工表现出来，而分工又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分工决定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又去影响生产力。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织的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发现这一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马克思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对于市民社会的含义，马克思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这一观点也就构成了后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规律的核心观点。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认识到直观性是其主要缺点以及由这一主要缺点所导致的形而上学性、唯心史观等等其它缺点。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促使马克思深刻探讨论证人类实践的意义及其重要性。首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一条不同于直观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即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对象、感性、现实”的新唯物主义路线。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通过将这条新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在历史观中，从实践出发去考察自然、社会和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至此，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哲学理论的构建，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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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的定义篇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13JZD04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澄清了诸多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教条主义话语。然而，遗憾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仍残留着不少教条主义话语的痕迹。而个别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及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在读研究生，都把诸如“物质决定意识”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科学图景”的理论推演出历史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线性的依次更替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这些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根据的话语，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来宣传，不仅不能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割裂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从而给“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带来了障碍。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信誉度，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理论宣传，首先需要对上述三个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常识性问题作正本清源。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没说过什么，说过什么，反对过什么”，“这一教条主义话语的来源是什么”，“这一话语带来的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是什么”等三个方面，来厘清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以“物质决定意识”
为逻辑起点而演绎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谈到他们自己的理论立场时，从来没有说过“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都是：“生活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他们讲的“存在”、“生活”，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就是“社会存在”，而非“物质”。
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使用“物质”概念，但一旦涉及到同意识的关系，“物质”后面都跟着“生产”、“活动”、“交往”、“行动”、“关系”等关键词，以把自己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如他们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这些概念，都应当归结为“实践”而非“物质”。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说过“物质决定意识”，而且恰恰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物质出发看待世界的立场，才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在被恩格斯誉为标志着马克思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即只是从客体（或“物质”）的角度去观察世界，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观察世界。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提出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时，作的是历史概述，而不是说马克思发现了“物质第一性”的伟大思想。他为了避免后人把旧唯物主义观点强加给马克思，当时就警告：“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5]所谓“别的意义”，就是把自然物质对于人类意识是“第一性”的地位，过度解读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包括意识都是由物质“决定”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反复强调思维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物质以及由物质刺激产生的感性经验，而是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他说：“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6]他还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7]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社会生活”、“社会存在”或“实践”决定意识。他们不仅没有讲过、并且是反对“物质决定意识”的。
把“物质决定意识”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甚至逻辑起点，源于斯大林1938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多次断言，马克思是从“物质第一性”推论出“物质决定意识”，再推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8]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物质决定意识”中推演出来的，那么，“物质”概念的外延应大于“社会存在”，且先于“社会存在”而存在，这样，从逻辑上说，“意识”概念的外延也应该大于“社会意识”，且先于“社会意识”的产生而产生。那么，在“社会意识”之外和之前的“意识”，又是什么呢？这无疑是在给神秘的“自然神”甚至“上帝”留下地盘。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任何“意识”都是“社会意识”，没有离开“社会意识”的“意识”。
有些教材既说“物质决定意识”，又说“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决定意识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并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奢谈“存在决定意识”，因为这同样会为唯心主义留下地盘。
有些教材既说“物质决定意识”，又说“实践决定认识”。除非要证明“认识”和“意识”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证明“实践”等同于“物质”，否则，起决定作用的“实践”或“物质”只能取其一。而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具有“物质性”，但绝非等同于物质。
有些教材既说“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出发观察世界”，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还说“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以什么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理论立场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是“物”，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是“人”，那么，两者在根本立场上就大相径庭，谈何“一脉相承”？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中的“事”，是指“人事”，而非离开“人”的“物”。邓小平讲的实践标准，包含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的价值标准，而不是离开人以外的抽象的“物质”标准。
那些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教条话语，其实并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含量”，因为它们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而是从古希腊直至欧洲近代思想家早已有之的思想；且同马克思所要回答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毫无内在逻辑关系，更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
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能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提出警告，那就是把对理想、道德和历史进步的追求，统统抛给唯心主义，而把唯物主义解释成只讲物质，甚至只追求物欲。近些年，那些基于“物质”而不是“群众实践”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人，追求的就是唯GDp论。更有些信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人，在其追求“物质享受”和“敬畏鬼神”之间自由“跃迁”，心中唯独没有“群众实践”，而一旦“物质”帮不了他的时候，他就只能通过敬“鬼神”而寻求精神依托了。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
推演出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中，从来没有先研究自然界，待发现了“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乃至“宇宙的真理”，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后，再把它运用到历史领域，演绎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说过他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则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10]。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回答了旧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回答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他的思想历程，是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法哲学思想。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旁听了莱茵省议会关于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等事件的辩论，使他开始怀疑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律制度是绝对理性产物的思想，于是，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追溯这段心路历程时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1]可见，马克思是从社会的政治关系切入，开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从而形成了新的世界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是因为“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12]“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13]
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的世界观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他反对构建“整个物质世界的图景”或“解释世界的形而上体系”，而是立足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恩格斯指出，黑格尔革命方法和保守体系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15]。而费尔巴哈之所以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其原因也在于“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15]。为了说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研究和思维方法继承下来了，恩格斯还用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证明辩证法的普遍性。然而，无论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都没有说，马克思是先研究了自然界，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把它推广到历史领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始终强调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认为它“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7]。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础上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相加，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无法相容的，其原因在于两者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康德试图调和两者，但陷入了不可知论。马克思是以实践思维方式来观察现实世界，才把旧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优点和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优点结合起来。从逻辑上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把马克思的世界观说成是先研究了整个物质世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推广到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源头还是斯大林。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篇中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历史。”[18]斯大林将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论证，都去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的根据。他反复用“既然――那么”的排比句式强调这一“推论”：“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9]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我们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它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图景”，又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因此它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如果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那么，上述两组命题在形式逻辑上就具有不相容性。
我们既说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由解释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导的结果，又引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0]既然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界运动有根本区别，从自然规律中又如何能推演出历史规律呢？
斯大林模式把人当作实现一定目的的工具，而否认了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意识形态根据，就是把历史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的推演，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解释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这在实践中导致了用所谓自然规律的“决定性”来压制人的主体性的教条主义。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的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实践新鲜经验的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体现。如坚持把历史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的演绎，就无法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坚持的理念。
把历史规律解释成自然规律的推演，还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如果在历史领域，一切都是被“设定”好的，那还需要阶级和政党的历史主动性吗？历史发展到每一个关口，因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政治的和文化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主观的和客观的等因素的影响，其前途和路径总有多种选择。如果说规律指的是必然性的话，那么偶然性就是机遇。十月革命是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抓住了世界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机遇。否认了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便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甚至无法理解邓小平为何一直强调要“抓住机遇”。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五种社会形态线性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线性的依次更替，是一切民族都必须经历的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过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但并不是很多教材中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1]马克思用“大体说来”，表明并没有把它作为所有民族绝对普遍的社会发展图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等同于“原始社会”。
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他发现的历史运动的秘密，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说，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亦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还有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2]，即剩余价值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反对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及未来的论证和概括，当作绝对普遍的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国：“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3]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
这一独断论的教条主义话语，同样出自斯大林。在他阐述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时，反复使用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恰恰被”另一种社会形态“代替”的话语结构，以表达“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线性”的规律。而之所以历史规律是“线性”的“普遍规律”，是因为在斯大林那里，它是由物质运动的规律决定的，正如他所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25]坚持这一教条主义话语，依然会产生一系列理论逻辑的矛盾，也会给实践或意识形态宣传带来困境。
把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的“普遍规律”，在逻辑上有两种论证方法：其一，演绎法，即说它是由“物质运动规律”推演出来的，而这无疑是说，宇宙在大爆炸最初3秒钟就已经预设好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走同样的道路，甚至就已经预设好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要诞生，1949年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神学”而不是科学，这同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概念演绎出历史规律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把“绝对精神”概念换成了“物质”概念而已。其二，经验归纳法，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了西欧、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所有国家的历史，发现迄今为止都是前社会主义四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便归纳出这一规律。然而，不仅马克思从来没有做过这一工作，而且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完整地经历过前社会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把西欧的特例强加于人类历史，既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又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其实，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的结论，是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出发的，他揭示出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弊端的暴露，以及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而造成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对其他民族发展带来的两重性，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也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其他国家和民族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由所谓预设好的“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更替”的“规律”决定的。
有些教科书既说“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说“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这同样产生了逻辑混乱：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究竟是历史规律本身，还是历史规律的表现？
一些教科书既说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又说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两者的话语又出现了不协调。
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抗拒的规律，本意可能是想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作辩护，但事实上其意识形态作用适得其反，因为它在逻辑上的推导是：既然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由于中国没有搞过资本主义，因此应先搞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选择；或者今天搞改革开放，就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搞的是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实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从而否定了改革开放。
坚持这一话语也无法为改革开放提供指导和辩护。正因为斯大林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把每种社会形态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简单化、凝固化了，这才造成将苏联在发展进程中因特殊历史条件所做的体制安排，如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化的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破除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独断论，回归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按这一思想，“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国家所有制只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第一步”，最后应该逐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回归到了列宁所说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继承资本主义的“幸福”，而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思想。
基本结论
斯大林把旧唯物主义强调的“自然物质运动”、而不是马克思强调的“人的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决定作用和必然性，来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以及对历史规律的独断论表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有为其所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作合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需要。因为按上述表达，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体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26]。同时，对外也可宣称苏联现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以鼓动其他国家人民支持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苏联社会主义，并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
生物质的定义篇8
关键词：对话性实践；学习共同体；物质的量浓度；有效建构
文章编号：1008-0546（2014）11-0018-03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4.11.007
最近一段时间读了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的代表作三部曲之一《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一书，本书重点论述了“学习”作为一种对话性实践，不仅引导我们从独白的世界走向对话的世界，而且借助这种对话性的、合作性的实践，为人们提供了构筑起“学习共同体”的可能性[1]。在佐藤学教授看来学习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对话（认知性实践，即创造世界），是与自身的对话（伦理性实践，即自我探索），是与他人的对话（社会性实践，即形成伙伴）。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往往只简单地看到了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这一单维的活动。“时间”、“空间”、“人”、“知识”、“环境”等等在效率的压缩下，变得客观而失去了其原本丰富的内涵，机械而僵硬。课堂里同时发生着他与客体世界、与他人、与自我三位一体的实践，而且这种实践的发生是一次性的、特有的、瞬间的。
我读着佐藤学的书，内心不时充满着对教育无限的遐想，勾起美好的向往。掩卷沉思，在脑海里究竟留下哪些痕迹？如何在化学教学中通过“对话”实现观念建构与转变的教学？下面以“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的教学为例作一阐述。
一、在问题驱动下走向“对话”，形成对浓度概念有效建构与浓度意义的深入思考
物质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本质是构成物质微粒之间的相互转化。我们在科学实验和实际应用中有必要搞清楚溶液中含有溶质微粒数有多少，也就是说，原来的质量分数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衡量溶液组成的表示方法。“物质的量浓度”这部分内容位于《化学1》的第一章[2]，在学生初中已经学过了溶质的质量分数、溶解度，本章又学习了物质的量、摩尔质量和气体摩尔体积的基础上，本内容要使学生对于溶液浓度表示方法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会一种使用更为方便、广泛的表示方法，使学生对化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同时，本内容承前启后，既是对初中溶液知识的继续和延伸，又是对新学物质的量等化学基本概念的巩固和应用。为便于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可采用“类比式对话”的方法，通过常见的口服液、消毒液、眼药水、酒、矿泉水等标签中表示组成的数据意义的理解，并根据自己手中的标签归纳表示溶液组成的多种方法：V/V、m/V、n/V、m/m，能够提高溶液的组成中溶质的质量与溶液的质量，溶质的体积与溶液的体积，与原有的“物质的量”、“溶液的质量”、“溶液的体积”的兼容性，有利于对“物质的量浓度”这个陌生概念内涵的深刻理解和掌握，并将建构这样的基本观念：混合物的组成表示方法总是某种成分占总体的多少；表示溶质和溶液多少的物理量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相同物理量时单位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将某些物质配成溶液是日常生活和科学实验常用的方法，人们首先要搞清标记溶液定量组成的方式有哪些，故通过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事例与之形成对话：（1）矿泉水中各元素的组成常用质量体积浓度来表达，其单位为mg/L。其中钙的含量为≥4.0，它表达什么含义？（2）天之蓝酒的酒精度为45%，它表示体积百分含量，说出它的含义？（3）表示溶液组成的共性是什么？（溶质的量溶液的量）
为了实现从用“质量分数定量”表示溶液的组成向用“物质的量浓度”定量表示溶液的组成的转化，也为了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物质的量浓度的本质意义，初步建立物质的量、摩尔质量、质量分数、密度与物质的量浓度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围绕浓度的本质意义开展对话，为学生体会物质的量浓度的价值意义进行铺垫，引导学生切身体验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获得过程和方法，促进学生内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强烈愿望，对有关知识进行深入研读和深刻思考把握其本质属性。
问题解决总是跟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为解决问题而思维。作为思维产物的观念跟问题和问题解决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设计相互关联的问题引发的对话，激发学生的思维，进行从定义、符号、单位、表达式等方面对物质的量浓度的意义进行深入的理解，进而引导学生建立物质的量浓度的核心：就是单位体积溶液中含溶质的物质的量的观念；由问题的提出而引发的对话，一是实现了对几种浓度表示方法的对比和表达的探究实践，理清物质的量浓度与溶解度和质量分数概念的本质认识。二是巩固对溶液均一性的深刻理解，有利于溶液浓度本质意义的暴露，形成合理知识结构，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防止知识的混淆；三是引起学生认知冲突，将知识内化，形成自己的对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深入体验到物质的量浓度的核心价值，逐步形成一定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问题并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
二、在真实的情境中引发“对话”，建构不同浓度溶液配制的方法和思路
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是学生掌握的第一个定量研究实验，对培养学生用定量的思想解决化学问题的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对整个高中化学的学习乃至今后继续学习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在课堂上，从浓度的意义出发，创设真实而有意义的情境，利用更多的课程资源、制造更多的机会来充盈丰富学生的感知，引发学生与教师、与同学、与自己的三位一体的对话，形成学生注意、好奇、质疑、愤悱等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状态，促进学生更具体、更丰富地与生活、生产、科研进行更为亲密的接触，诠释了佐藤学的教学价值重建的意义。
在教授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配制时，应该明确配制的要求与目标，而不应将溶液的配制一味“精确化”，在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从物质的性质和浓度要求出发，思考配制方式的选择，使学生理解粗配和精配的价值和方法，根据实际要求，按需配制才是最符合科学研究需要的。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配制的教学，围绕物质的量浓度的基本定义，从c=n/V的基本意义出发，引导学生理解物质的量浓度概念的核心：是单位体积溶液中溶质的物质的量，配制时确定溶液的体积与溶质的物质的量是确定溶液浓度的关键。
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凸显溶液配制的思考方法从浓度的内涵入手，结合浓度的要求或物质的性质，确定是粗略配制或是精确配制，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师生对话，一是揭示溶液的精配、粗配与物质的量浓度内涵之间的相互联系；二是将一定浓度溶液的配制核心知识（思路与方法的选择）结构化，形成“不同浓度溶液配制”的意义建构；三是促进学生对浓度配制思路与方法的理解和反思，从而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线索，进行归类、整理，创设将仪器、试剂的选择与溶液配制要求相结合的真实的情境，选择适当的仪器、步骤进行配制。
通过创设正确与错误、探究与建构，分享与独享、激发与抒发的真实情境，将情绪内容（到底怎么配制一定浓度的溶液啊？）与知识内容（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配制思路与方法）进行深度的融合。这样有利于学生建构化学知识的良好载体；有利于学生产生化学认知兴趣的源泉；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认识世界的化学视角；有利于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形成[4]。
如，教师可以提出是否什么物质都能精确配制、能否精确配制0.400mol/L的naoH溶液100mL等问题，引导学生了解naoH由于其在空气中易于吸收Co2和水分等，因而不能精配。与naoH类似不适合用作精确配制的物质还有浓硫酸、盐酸等，而naCl、na2Co3等物质由于（1）在空气中稳定：不吸湿、不挥发、不与空气中物质反应、受热不易分解；（2）纯度较高；（3）实际组成与化学式完全符含；（4）具有较大的摩尔质量便于减少称量误差而用作精确配制的物质。化学上把这样的物质叫做“基准物质”。像naoH、硫酸等不能精确配制的物质，即使采用精密的仪器，要配制所谓的0.100mol/L等精确浓度也是完全达不到的，这些物质一般均采用先粗略配制，再采用基准物进行滴定标定的方法获得其准确浓度。
三、在学习共同体中生成“对话”，建构溶液配制要求源于配制精度的认识观念
佐藤学认为：建设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学习共同体”，把过去的个人主义转换为共同体的学习，保障每一个学生的以多样性为出发点的活动性学习，以实现多样的学习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成为自立的、活动的、合作的学习者[1]。边讲边实验集教师演示、学生实验于一体，既凸显了化学学科特点，也是创设课堂中“学习共同体”的有效方式之一。在由实验操作形成的“学习共同体”中生成的“对话”，能使学生迅速进入有关的思维活动，不仅思维过程合理、有效，而且能使学生增加对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配制思路和方法的理解，丰富有关一定浓度溶液配制意义的认识。
由师生共同实验操作形成的“学习共同体”，顺应了化学教学由教室向实验室转移的改革趋势，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教学场景和教学形式的变换，它蕴含着教师对步骤源于实践（实验过程），仪器源于步骤，操作和仪器的注意事项源于步骤和仪器的精度等认识观念的正确把握和建构。通过学生在精确配制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操作过程前形成一定的认知冲突情境，引发学生“心动”；通过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溶液精确配制实验探究，引领学生“手动”；通过在精确配制中可能产生的误差对比分析、质疑、辩论，激发学生“脑动”；通过学生充分的表达交流，引导学生“口动”；这样在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下，促进知识的正迁移，形成对溶液配制意义的深刻理解。搭建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共同体，学习积极性就会被激发，自主学习的意识被唤醒，在动脑、动手、动眼、动嘴的过程中[5]，建构配制过程要求与仪器要求源于配制精度的核心观念。
组织各小组同学讨论、互相提问，完善实验细节，设计方案，实验操作配制溶液。教师参与讨论实验配制过程中的问题，讨论如此操作的优劣以及对实验的影响，学生配制过程中的共性问题，教师重点启发共同讨论。
佐藤学的《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对于我们转变关于学习的思维方式，恢复学习的目的、意义、价值与快乐，尤其是对改变长期以来课堂教学中划一的、强迫性的学习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佐藤学著.钟启泉译.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宋心琦主编.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化学必修1[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3]王磊等.基于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物质的量浓度教学设计研究[J].化学教育，2010，（1）
生物质的定义篇9
内容摘要：本文扼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含义和发展过程。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神实质，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然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神实质；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内涵以及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应怎样对待、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学。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国法制建设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是西方法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把具有古老历史的法学从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深刻揭示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神实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界定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形成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界定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含义，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专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作品中的法学论述另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依据其政治法律学说作为研究工具所形成的法学理论。我国学界主导的观点是第二种，张文显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中论述到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一切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人们正确地认识法律现象有所帮助，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不管它出自领袖的著述，还是出自普通学者的研究)，皆包括在这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之中”。笔者亦同意第二种观点，并在此意义上展开下文的论述。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轨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过程是历史的，渐进的，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李光灿，吕世伦，2001)：第一个阶段从1835年到1842年上半年，即马克思的学生时代到《莱茵报》前期，这是马克思从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哲学观，即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第二个阶段，1842年下半年到1844年初，即从《莱茵报》后期到《德法年鉴》的创办。在这期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法律观的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逐渐地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1844年春到1846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法哲学观的形成期。特别是在1844年8月马、恩开始精诚合作以后，他们立即着手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法意识形态展开全面的批判，大体上完成了法学领域的伟大革命。于是，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即马克思主义法学便诞生了。第四个阶段是1846年到1848年，即《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公开问世。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神实质：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导言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704-705页)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认为，法律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法律的构建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即法的发展是新法取代旧法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决定着国家和法的形式，“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和法律上表现出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新法取代旧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合作的伟大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形成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以及德国传统思辨哲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此为理论依据，深刻的揭示了法律现象的历史运动规律，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的基本框架。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法的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历史运动规律得到科学的阐明。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法起绝对作用。法是由“市民社会亦即生产关系决定的，它不像是施蒂纳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由人的意志的肯定或否定去决定它的存在与否的。”马克思指出，必须“从直接生产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了)”。这充分阐明了法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认为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为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神实质
(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答了法学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从物质生活关系来理解法。“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已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作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其次，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认识法。“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同一和差异一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再次，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法。“……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二)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答了法的本质问题
法的内容是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样”。
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内涵
从法学研究方法看，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是：从物质生活关系理解法；以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法；以历史发展的观点认识法；从法的起源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是：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法的本质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是：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法是社会共同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法的内容是由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
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应如何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这主要体现在旧法的废除，新法的出台。任何一个历史类型的法之所以出现或消失，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二)制定的法律必须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这个目前最能体现的就是去年我国《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颁布，着重保护了我国广大人民的私权利，处处体现了法律对民生方面规定。《物权法》注重对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即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侵权责任法》主要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制定的法律在一定时间段里必须是相对稳定的
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在所有部门法中，体现最多的是《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果实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是和谐统一的。在我国的现实中，既存在个人自由保障不足的问题，也有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构建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和谐关系，促进其良性互动和共同增进。法学理论是在鲜活的法律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我们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只能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让我们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生物质的定义篇10
论文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它的实践唯物主义特征，这主要基于两个层次的理由:其一，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其二，实践唯物主义与人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共同的支点，即现实活动中的人:现实活动中的人是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的主要体现之处。
新近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已经把对人进行哲学的研究作为当前一段时期哲学研究的主题，人学研究的兴起是世界哲学的主潮、虽然它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甫一兴起，就已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成蓬勃之势，学者们采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仍处于建设中，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都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探索才能完成;理论又是开放性的，它需要汲取各学科的优秀成果完善自身，但理论又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它就有理由成为相关领域的典型代表而起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艺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因此，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它将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仍然是一个必项受重视的前提性的间题，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建设必须注重它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作为人学建设的指导，
一、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1$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去批判旧唯物主义，建立新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相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的，这新就新在它是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本质区别〕。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
提纲，开头就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不把事实、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的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哲学仅靠感性的直观不可能了解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这种统一的是人的感性的客观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首要的内容)。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便是表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的提出才使马克思决定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他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改造了他的辩证法，从而积极地扬弃和克服了黑格尔哲学:讨于马克思来说，实践概念决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仲出来的人本主义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历史观概念。实践所表明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一种既受自然制约也受社会制约的主体的能动性。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
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现存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实践是人在现存世界的生活过程中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人是在实践过程中的人: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视着现存世界，它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存世界的根本点在于.从物质实践出发去把握现存世界，把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现存世界的基础，由此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表明的不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而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共同点—现实活动中的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对象和中.C"内容，国内学术界分歧较大二黄楠森等主编的老人学词典》认为: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的科学(enc.ofman)，也不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也不同于人的哲学。人学是一门基础科学。韩庆祥认为:“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认为、本辞典所使用的人学实际是指“卜哲学人学”。季羡林在该辞典的《序》中亦说得明白:“人学”必须解决三个间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间题，人与大白然之间的间题。这三个间题的中心环节是“卜人”。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规定了人学研究的范围。而我们认为，人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应是现实的人及人的实践活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自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这个“一定条件”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条件，这些构成当时的现实条件。这种“人”也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当时德国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心主义而说的，实际上却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处于现实活动中的个人无疑是人学存在的前提，人性、人的本质、能力、个性、需要、权利、自由、解放、价值、全面发展，个人与群体、社会等研究范围必须以此作为基础。而且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恰恰最精当地体现出了时代的要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推动者又是受动者.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永远是个变量。而通过这种种变量所折射的，就是五彩斑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无疑就是人的本质:人作为人而存在，有着他自己的本质规定，这是一种内在的规定，但正如、对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不能从它自身的直观中获得一样，对人的本质也不是一经获得便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人不是自然界进化的直接产物，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人白己劳动的结果，无论是人之为人本质规定的获得，还是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都是以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是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实践，既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生成与展开的方式。人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活动，人也就以何种方式展现自己塑造自己与表现自己。因此，研究人及其发展唯一的途径是研究人的实践行动的发展以及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基础上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旷亭现实、感性”。
实践活动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其自身意识的关系，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如前所述，处于实践活动中的人不是个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才能开始其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人面对世界首先展开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第一要素，“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决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伸出来的人本主义的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概念二它内在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活动首先是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偏离了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要求。
所以，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理解为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才能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由于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都是人在历史中的行动，它们是历史性的，又是历史地变化的发展的，因而人的存在‘人的特性和本质，都不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人的历史性的活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学研究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有着共同的支点—现实的人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联结了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得人学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视界去研究人，研究人的现实生产生活活动，研究人的本质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等关于人的学问。在二者的关系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要求更具基础性、优先性，这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关系的分析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