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1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学解构主义传统文学发展及对策
随着社会问题与时政问题不断被世人知晓，解构主义以及逻辑中心主义开始走下坡路，已经无法在人们日常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发挥正常的功效，这个来自西方的解构主义及其分支思想开始进入迷惘、失望和停滞的状态中。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观念开始主导西方语境出现的后现代思想。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于西方，是对西方传统中心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思研究。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思潮之一的思想，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以及思维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同时，他也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现在“解构”是属于人类自身的，而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因为中国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所研究的西方“解构主义”思潮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本己文化体制及问题。
一、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
研究我国的汉语言文字学中，首先注意的是要继承传承下来的属于自我的优良传统，并把她发扬开来。根据归纳和总结，我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中最值得发扬光大的有以下三点：
1.重视归纳和取实证
中国传统对语言学研究从东汉时期的文字学家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虽然说，现代公认的具有学术意义的“实证法”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论述。然而翻阅中国文学研究史可以发现，“实证法”在中国中原地区，曾作为传统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论据基础。很多关于中国语言学历史的著作都是运用实证法和归纳法来完成的。例如《说文解字》一书，清代的乾嘉学派利用实证法来研究取证，讲《说文解字》编写得细致到位，从而取得卓越成就。然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乾嘉学派的主要观点与传统实证法都受到了否定，于是，现在所普遍运用的“实证法”就是西方学者的论据了，笔者认为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我国文字学家王力也曾提出道：“我们决不能割断历史！决不能因为乾嘉学派的古老和时代问题就不要继承了，乾嘉学派必须得到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而言，乾嘉学派有着重要的历史证明意义，其著作也是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部分传统的研究学习方法是具有科学性的，对于今天的研究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对于学习和研究我国汉语言文字学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这之中就包含了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归纳和取实。
2.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总是保持着浓厚的人文传统思想观念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读断经书文句，明察圣贤志向”这样“离经辨志”的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古代文人墨客对语言背后内容文化和思想含义的追寻探讨。这些传统的训诂学以及汉语言文字学，历来都与国家文化的建立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人们常见的，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象形等多种文字构成的理据，这些都与文化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他们都是直接服务于文化的发展的。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有时还会出现碰壁的现象，这是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造成的，而中国的汉语言语系和汉文字更多地充满和谐的人文色彩。所以，我国的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促进汉语研究，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同时在之中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为学习汉语言文字学服务。在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语言现象和问题都能够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寻求合理的解释和答案。所以，在日常研究学习汉语言文字学的过程中，充分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使得语言研究人文化，是获取答案的一个捷径。
3.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求证。由于，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而文言文是汉语言中传统的语言表意方式，是汉文字书面表意的传统手段。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通过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理论将汉字的音、义、形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意义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系统，开展文言文学习。东汉时期以部首编排的《说文解字》中包含的组合字或独体字在离开一定的语言词汇关系后，仍能具有其他的本义或者引申意义。在传统的理解中，不会将文字意义归于语法中来理解，而是把文字的意义作为一个可独立研究的对象来分析。在训诂学中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赋予文字意义，并在其内部进行结构分析。
我国古代的文学者非常重视语音在词汇词源系统、诗词韵律和语义系统中的表现意义，多以务实的精神在保证音证义的基础上，以义证音，互相协调，对文字的研究是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这样保证在提高了语言学的文字意义的基础上，也是后世研究传统语言文字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汉语言文字学的未来发展及对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直是我们在研究路上的关键，从汉语现象出发，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拿来主义”，将西方先进的“解构主义”中适合的部分拿出来与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特点相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具有可发展意义的语言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汉语言文字学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以下的几个问题。
1.提高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配合
目前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文学语言研究这一部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众所周知，汉语分为常用（即：实用语言）和非常用（即：古代汉语、古代文字学、现代文学语言等非常用文字方面）两个部分。其中，实用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目标主要是否让人一听明了，故而实用语言在编排逻辑和语序语法方面侧重于表现文字所体现的形象和达意，而非常用的文学语言使用的目标则是使语言充满意味和情趣，于是，更重视文字的逻辑关系和优美性。用一个名家的比喻来说明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配合是不可或缺的：“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棵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
2.正确看待继国学承传统与借鉴西方思想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和创造了大量的成果和优良的传统，这是现下语言学在发展发扬中最坚实的基础部分。虽然历史悠久，但当中肯定也会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弱点。例如，在上文中提到的传统语言学中既有值得学习推广的重视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存在在演绎和推理方面做得不足之处。单一的实证和归纳是不足以产生现代意义的中国语言学的。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笼统性和模糊性限制，还有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缺陷，而造成对声音分析过于粗糙等问题。都反映了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薄弱地方。所以，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有利于更好地发扬我国的传统语言学。
3.协调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共同发展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现在，很多汉语现象不是用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就是重视语音，虽说重口语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这样重口语、轻书面语对语言学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缺点。如文字学家启功先生所说的：“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那些多于四拍的压缩成了四拍，少于四拍的又加成了四拍。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虽然现代语言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但如果把重言而轻文的解构主义又强调起来，则在无形中也禁锢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的现象，这是另一个极端。所以，把握好西方的解构主义为中学所用，是开拓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方式来认识中国语言学。“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所以说，掌握好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样化多元化，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才会走上光明的道路，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三、结语
根据统计，国家在2001―2011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汉语言学科研立项数高达1051项，其中有38项为部级重点项目。由此看出，目前我国对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在不断加强，人们对汉语言文字学的需求也不断更新。而提高这些数据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中国人数众多，使用也众多，历史悠久，地域分布广泛，基础资源丰富。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引来了众多对中国语言学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那么，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不容小觑，将扩大到国际范围之中。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也将得到急速的拓展，受政府扶持资助的项目逐步增加，从而提高研究质量，使得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和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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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2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8-351-1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动荡社会中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的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中《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德里达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读解传统。德里达最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是要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翻译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
一、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观与翻译观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它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一个由规范上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构成的稳定而不可移易的系统。语言规律就是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中把语言符号联系起来特定规律。对于任何主观意识来说，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特定的语言联系和意识形态含义无关。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一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把人与时间的概念排除在外。结构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罗格斯中心主义”，它认为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核心，并力求对这个结构作出客观描述。解构主义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罗格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德里达在80年代末期陆续在他的三本文集《论书写学》和《言说与现象》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哲学。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他的主张核心就是“解构”，要“突破原有的系统，突破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源，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的系统各要素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原有的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他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解构主义翻译息息相关，他认为源文根本不是原文，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原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因此，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化，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的反抗。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这些十分激进的反传统观念无疑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译论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固有认识。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与结构主义不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然后将其扩大，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中游戏中。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是致命的一击。
（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冲击攒通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认为不存在静态的两级对立，主张采用一种新逻辑，即“增补逻辑”，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即“不是……就是”，相反，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坚持“既是……又是”。针对传统哲学的二元逻辑对确定性的追求，德里达大力强调区别或差异的不确定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双关语，玩弄文字游戏盒故意含糊不清。在传统翻译理论里，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思考，“忠实”、“准确”、“等值”等翻译原则是否仍然成立，作者与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界定，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哲学上的转向不仅仅对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经过对抗和解构后，限制翻译理论发展的话语也将经历一种转换，通过打破传统僵化的术语、概念、定义、从跨学科的角度吸收全新的思想源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去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否定文本的独创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使翻译最终陷入混乱虚无当中。而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吧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完全切断，无疑将会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因此，才承认解构主义给新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解构主义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切不可盲目追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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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3
这种年轻性决定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语法成分起源上的明晰性(例如,法语中相对来讲出现较晚的由动词avoir’‘有”构成的起源上很明晰的简单将来时形式),以及许多语法标志在使用上的任选性,(我们顺便指出,尽管许多人认为任选性证明相应标志的非语法性,但我们认为,任选的只是那些表达派生的,而非基本意义的语法标志。省略掉任何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成分都会导致意义的改变。而可以省略掉的语法标志所表达的意义总可以通过其他手段,甚至通过上下文表达出来。)后者是以语言中存在着确定的标志及其确定的功能,以及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那些词的原有的涵义赋予功能标志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尽管标志的起源有时影响到其使用,但并无直接的联系。换言之,起源归起源,而功能归功能。对汉语及其他孤立语“无语法”的看法也从对汉民族语文传统的反思中得到了支持,这种传统无独立的语法学说,不能用词、词干、词根、词缀、语法成分、语法范畴等概念。我们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存在“语法性”因素(详见下述),但上述大多数概念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的确是缺乏的。
应该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语(这里指的是文言及其变体)顾及到业己形成的语文学传统这一种状况决定的。但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形成了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汉语的这种情况。古汉语可以没形态,但是有句法。(众所周知,可以存在没有形态的语言,但不存在没有句法的语言。)在汉民族语文学传统中句法学说同样是完全缺乏的。到本世纪当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发生变化时,才出现了句法,并对汉语句法进行了许多论述。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确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汉语的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即对古文的注疏。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在这种传统下,博古及通晓古文被认为是最高价值之一。众所周知,中国一直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左右,即古时的国家体制是治国典范,所有的诗书和哲学道德论述实际上都是为其而做。权力统治机关为此而实行一种专门的考试制度(考的是经典的确切涵义,根据经典所出题目的解题与作文能力),给通过考试的人以官职。因此,热衷于仕途的人须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语文和权力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结果形成了不仅是语文“统治”,而且是语文学本身的权力。因此,汉民族语文学传统注重的不是语言的结构而是文本的注疏。尽管在这种传统下,还是形成了对所有语言单位的“虚”、“实”之分。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语言的语法观点。据19世纪英国汉学家3江K日HC证实,古汉语语法文学就使用了“活的”与“死的”概念(或“动的”和“不动的”单位),相当于“实词”的单位,并且出现了对实词单位细分的萌芽。
动的(“活的”)单位相当于动词,而不动的(“死的”)相当于名词。运用反切注音,发展出了(非常精密的)汉语传统音韵学,并且编着了韵典和音表,帮助巩固古文知识和通过考试。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词典(工具书)编纂导致了词典学和词汇学的发展。早在古代汉民族语文学传统形成之际,就研制出了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单位进行描写和定性的手段与方法,这是分析文本单位(实际上就是文本中的词)的特有方式,类似于我们当论词汇学中的释义分析。古代词典(尔雅、方言、说文等)解释词的单位时使用了相应的词和表达方式,这些词也可以称之为“操作词”,例如“犹”,用于对比同义或近义词,“草犹皮也”(毛诗注);“谓”,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事物来解释;“之为言”(或“之言”),用于解释同音词,“德之为言得”(朱熹注)等。总之,不能不看到注释手段与释义分析手段的相似。我们认为上述材料证明了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的声音与意义,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区分了单位,而将构成文本的词理解为具有两方面的属性,这从实质上看是语言和语言学观点的萌芽。在古汉民族语文传统中就存在着对多音节词的概念,将双音节的简单词称为“联绵字”。
这些词被收进《联绵字典》,计36卷,运用反切注音,并对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都分别注释。这一切都证明不仅有关于词的,而且还有关于它的可能的多义性的概念。“联绵字”中的“字”不能理解成单音节的、或象形的“字”,而是类似于词的一种单位,有时可以用来表示词。古代的辞典就已因编纂的目的和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意味着语言学概念的萌芽。例如“尔雅”、“方言”等。在词典“说文”中许慎对象形字及其书写规则进行了区分,甚至给出了许多意义较窄的词与意义较宽的词构成的同义词。实际上,词的这种分类法类似于现代语言学中在主要的词义一致的场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因为在“说文”中意义较宽的词用于解释意义较窄的词。上述可见,所有这些词典都是一定的“语法”分析和对收人到词典中的单位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没有类似的对单位及其系统关系的预先分析,不可能有任何辞典学着作。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4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三大传统方法合成
Garrypalmer作为人类学家在构建文化语言学的时候，极大地吸取了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积极有利的方面，同时更多地借助了认知语言学认识各种现象的方法，以认知语言学来弥补三大传统方法不足的地方。
三大传统方法与认知语言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又存在着差别。比如，whorf在研究复杂的Shawnee文字时，对“图形与背景”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他提出了影响词素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存在，称之为cryptotypes，也就是被现代人类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称为schema或image-schema的概念，等等。这些联系性决定了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可能性；同时三大传统方法对于意象或认知理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一差别有待于认知语言学的补充，这成为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必要性。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语言的方法，通过对“体验性”(emBoDiment)及对心智的研究而根置于“认知科学”的入口。其研究的各现象受到大家的关注，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也显示了其重要性。
1认知语言学本身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八十年代末，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Germany1989）的召开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Linguistics)的出版标志着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
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因此，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认知的方法研究。这一特点使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宽泛。比如“范畴”、“原型理论”、“概念及概念化”、“时间和空间”、“隐喻”、“意象”和“图示”等问题。
其中，palmer重视语言中意象(imagery)的主题，认为语言是在意象基础上的言语符号；虽然意象并不能解释语言的全部，但是意象有助于理解人类学家们所关注的语言的许多用途和领域；认为意象为研究广泛的语言学话题提供了基础，“意象不仅适用于叙述性语言、修辞性语言，也适用于语义、语法构建和语篇，甚至是语音”，并认为“所有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都可以通过单一的语言学意义的文化理论-文化定义的心理意象理论（即文化语言学）得到理解”。因而不必将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放在不同的理论中来认识。
而与此相同，认知语言学也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因而，正如palmer所说，“为了唤起人类语言学家对文化意象的兴趣，认知语言学可以被直接应用到语言和文化中”。
通过语言与意象的关系可以看出，意象将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连接在一起――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关于心智意象（mentalimagery）的理论。它们都寻求解释说话者组织言语以及听话者通过各种意象，如：认知模式、符号、意象-图示、原形等来理解言语的方式。因此，认知语言学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可能性
当代的人类语言学主要发展于三大交互的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Linguistics）、民族语义学（ethnoSemantics）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ethnographyofSpeaking）。
2.1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Linguistics）
博厄斯语言学首要地关注于描述各种语言本身的语法，同时，Boas也注重发现各种语言与文化的心理基础。因此，不难理解博厄斯语言学认为语言与心理意象相关。1911年他写道，语言是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纯语言学调查仅是对世界各民族心理调查的一部分”，同时，他强调语言反映说话者的思维或心理的方式。
博厄斯语言相对论由Sapir&whorf继续发展。Sapir提出了语言相对论的强势说：语言学分类确定了思维的边界并引导思维。whorf将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语法在引导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用不同语法的人对相似的观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因此得到不同的世界观；他对格式塔心理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专著于研究如视觉场景的不同识解、语言与意义的统一、图形与背景关系等课题；同时，whorf假设存在着影响词素但不直接表现为词素或词的抽象概念，并称之为“cryptotypes”（隐型），而当今认知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称其为schema或image-schema。因而whorf的研究中涉及了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现象。
如上所述，可知认知语言学与博厄斯语言学及whorf理论中存在着交迭的地方，主要是意象方面。也可以说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的方法。
2.2民族语义学（ethnoSemantics）
民族语义学或民族科学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于各种知识领域的组织以及范畴化的方式，如植物、动物和亲属等。tyler将民族语义学看作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的一部分，认知人类学关注于“不同的民族是如何组织和使用各自文化的”，以及其“解释行为的组织原则”。民族语义学表现出对认知的浓厚兴趣。在民族语义学中存在着预示认知语言学出现的发展：mathiot研究认知和世界观；Roberta.Randall(1976)引入了“记忆联想模式”和“植物意象”的概念；几个研究者使用了原形理论来定义其指示物的效用，FloydG..Lounsbury（1964）认为在克洛・奥玛哈体系中的远亲称谓是近亲原形的系统化语义延伸；michaelagar(1973)认为相互联系着的事件是被说话者想象化或认知化了的，等等。从而民族语义学与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认知语言学在认知的方面产生了交迭。
2.3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ethnographyofSpeaking）
Hymes在1960s和1970s之间发表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中首先提出了eS方法。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对民族科学家的观点进行了结构描述和对比分析，提出了“一个民族的认知范畴以语言形式明显表达的程度”问题。murielSaville-troike(1989：21)认为交际能力包含着在特定情境下言语行为的知识和期望，同时提出为进行有效交际而必备的‘共享知识’，即语言知识、互动技能和文化知识，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认知倾向。
综上，通过阐述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与认知语言学相互交迭的方面，可得出其合成为文化语言学的可能性。
3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必要性
博厄斯语言学虽然表现了对意象的关注，但其局限在语法层面上。语言在语法层面上对经验的不同划分只是反映了对精神意象的一种选择性的表达。
民族语义学主要关注于以特征为基础的分类，虽然表现了对认知的浓厚兴趣，但是其实践者并未发展意象理论。
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关注于语篇本身的意图、社会文化情境以及文化概念，Hymes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忽视了对大部分语言方面的认知研究；他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精神现象”（即认知）是关注的焦点；Hymes将言语作为文化行为体系，但他本身并不是从心理学或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是强调了在社会语境下研究语言行为、语篇和言语表现的重要性；虽然他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终究将语言的认知研究留给了民族科学家。
由此可知，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对意象及认知从理论到实践没有给予充分的发展。人类语言学越来越认识到认知语言学的优势，逐渐合并认知语言学的各项原则，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提供现代的方法，建立了能够容纳民族语义学各种发现的框架，并为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提供了主要的认识现象的新视角。通过将认知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合成，palmer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并唤起人类学对认知、意象等作用的充分认识。因此，这一合成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作为从认知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语言现象的心理意象理论与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之间的合成是可能的，必要的，对人类学的发展、对于系统而全面的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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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5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pathology，physiology，pharmacy，chenistry，botany，clinicalpractice，therapeutics，hygieneandmateria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6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贺麟，1984年)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20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外国哲学的代表。
“”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著述，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40种。”(黄见德，第94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希望引进西方哲学，用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融汇中西哲学，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31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康先生于4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添加了大量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贺麟先生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贺麟，1947年，第40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5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362本，其中哲学126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43种，其中哲学15种。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共出300种，其中哲学类104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
二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化成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既包括古文今译(translation)，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annotation)。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陈来，第126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中(从希伯莱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如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间”。(麦金太尔，第486页)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所说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所有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同上，第485页)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麦金太尔，第483页)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奠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也早在400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第168页)奎因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为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一些翻译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相对的区分，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分，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把提高译文质量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把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7
米歇尔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在语言学、符号学中隐藏着图像转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图像承担着与语言文字一样传达意义的功能，只是比较起来显得初级;二是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从传统上看，我们只能用语言具有的意义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语言符号，这样一来，语言被扩展到各种符号的表意行动中，反而忽视包含图像在内的视觉符号自身的意义;三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与视觉、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的缝隙，注重视觉图像与视觉感知在建构世界和创造文化秩序中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视觉图像向语言文字发起挑战，开始撼动语言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8
关键词：解构主义；视角；翻译理论；策略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又被叫做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上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一种后现代、反传统注意思潮，其发源地在法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该思潮对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同时也触及了传统文学理论的底线。解构主义与传统结构主义相背离，其目的在于转变人类心中所固有的一元中心论，也就是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与一个真理，而提倡用发展的、辩证的哲学观点去分析问题。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随着解构主义这一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解构主义者还将其运用到翻译体系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颠覆和冲击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从解构主义翻译角度来看，原文如果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译文。少了译文，原文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翻译并非文本的附属品，而是文本的升级品。罗朗巴特（法国解构主义者）认为，只有做好了文本（text），语言符号才能开始发挥其作用。读者解读语言符号的过程中，实质上也已了解文本的内涵。文本没有中心部位，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意义。同时他也表示，文本就如同一个洋葱头，包含很多层次或系统，但中间并不存在核心，读者只能将其层层解读下去。德里达在翻译研究工作中也运用了解构主义。为表述该问题，他还引申出了“延异”这一概念，以表明语言学和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等各层面存在的关联。而吕次却认为，这实质上即对解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基于语言发展起来的语言理论的一种讽刺。“延异”的含义可分为以下两种：1.区分与差异，也就是“todiffer”；2.拖延与推迟，也就是“todelay，第一种所说的不同，体现在空间上，而第二种的不同则体现在时间上。延异说指出了作品文本意义上的不自足，同时针对阅读阐释意义也提出了结构无限“延宕”的观点，这就让原作一直都处在游离状态中[1]。掌握了一定语言知识的译者，由于其文化背景、风俗、个人思想等方面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异同。译者不同，其所解读的文本含义也会有所不同。以海湾战争为例，有人认为它是违背人道主义的入侵行为，也有人认为把这是捍卫国际法理的行为，同时还有部分人认为它是两个国家及其不同文明碰撞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等等。究竟什么原因让我们对海湾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战争本身并没有告知我们解读的方向，而同其有关的各种因素影响了我们的解读，譬如文化、利益、思想等。在解构解读与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更全面的了解认知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各国之间不同的语言表达方法。例如翻译汉语中“一箭双雕”、“一举两得”这两个词，英国译者会将其翻译为“tokilltwobirdswithonestone”（也就是一石击2鸟）；而德国、法国译者对此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与翻译。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文本都存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就是说，不管那篇文章，其语言符号或多或少都刻下了其他语言符号的痕迹，这也是两大文本间存在关系的直接原因[1]。互文性逐渐被用于翻译工作中，在转换语言符号的基础上，以文化语境为基础的原作被二次构建。翻译是从新视角、文化语境下来解读文本内容，从这一层面上说，它也是延续原作生命的一种译作。而解构主义翻译家强调译者与译作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与传统、权威的结构主义相违背，却也为翻译开拓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的翻译理论
解构主义哲学家阐述其观点时，通常也会从哲学层面上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翻译问题。而解构主义哲学观也为翻译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宽了翻译研究工作的方向及视野，在其影响下，国内外逐渐出现了基于解构主义的各种翻译流派。在传统结构思潮的制约下，传统翻译者认为，翻译实质上就是要尽量“求同”，实现信息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沟通，遵循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对等”与“等值”这三条金科玉律。然而解构主义学者却认为，现实中这三条没法实现，文本的含义是动态发展的，很难完全把握其意义，而翻译实质上就是在寻找求同存异的可能，以平衡语言间的差距与相似之处。解构主义转变了二元对立的思想，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了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及各种特定的表达方法[2]。换句话说，各种语言间的差别，在翻译过程中应得到直接的体现。所以，翻译的意义，是存异，而并非求同。翻译理论承认了各种语言在形式上存在的差异，并提倡将其表现出来并予以保护，而并非消除。从这点来看，它同传统翻译理论存在很大区别。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对长期以来基于语文化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在抵抗以译文通顺为基准的传统翻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构主义翻译策略。在他看来，长期以来，西方翻译家一直以来追求的意译或归化翻译并不能完全是用于现阶段的翻译需求，同时也扭曲了重视翻译的基本原则。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采用异化翻译方式，允许在译文中留存语言自身的特色及差异，而并非是去扼杀原文及其语言价值。而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有效保护了文化内涵、价值及其本位意识，发挥了翻译所具备的文化交流功能[3]。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尽管译者应在源语、译语文本中找出其对应的关系，但也应尽量保护语言的差异性及其和自身特色，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采取异化翻译的方式开展译文工作。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解构主义思潮对该理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实际中，我们只有不断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创新，才能让其持续发展下去，并满足新时期的翻译及文化交流需要。
参考文献
[1]孟超，阮红梅.从成语新译看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启示[J].西安大学学报，2007（6）.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9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景观设计；景观语言
1.语言、符号学与景观语言
1.1语言与景观语言的关系
不同研究人员研究方法与角度的差别，造就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定义。《辞海》注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思维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信息载体。景观语言具有语言的各种特征，包含了构成语言必备的要素——语言符号、词法规则、句法规则，同时具备形式与功能的双重特性。
1.2符号学与景观语言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符号学形成于20世纪初，对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符号学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景观语言受符号学影响颇深，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运用语言符号学理论，能使设计理论更加严谨，设计思路更加富于条理，设计过程更加科学。融入符号学的景观语言，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设计内涵，同时，使得景观的使用者拥有更好的景观识读体验。
1.3景观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
所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属于符号系统，景观也不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安•维斯特•斯本是最早研究景观语言的学者之一，他在《景观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景观的语言”是所有生物的母语，人类早在学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故事以前，就在尝试着阅读自己所居住地方的景观。早在其他信号和符号产生以前，景观就成了人类最早的教科书——风云的变化暗示了天气；涟漪和潮汐标示了水下的岩石和生物；山洞提供了栖身之地；河流衍生了人类聚居地。其他的语言——文字语言、图式语言、数学语言，都可以说是由景观的语言衍生出来的。在特色各异的文化传统影响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景观语言有所区分，象征着设计师对于场地与文化的不同解读。同为气势磅礴重视权力象征的皇家园林，西方勒诺特尔式的水渠、绿毯、林荫大道与刺绣花坛的语言符号与中国古典园林中气势恢宏的建筑群组所代表的语言符号具有极大的差异，对同一主题提取的语言符号也有所不同。
2.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构规则
景观作为万物之一，其自身具有特定的形式结构，并通过结构形成组团。因此，探究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及组织形式极为重要。在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中，语构学是最基础的部分，其是事物内部关系的基石。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研究景观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规则，主要通过借鉴西方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具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即句子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层结构即句子具备的深层内涵。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深层结构可以通过转换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对于景观语言而言，语构中的表层结构对应于景观的形式，即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风格与流派等；而深层结构对应于景观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设计师所寄寓于景观中的情思。
2.1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
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景观设计的外在形式，其语言类型丰富多彩，包括形式语言、色彩语言、光照语言、肌理语言等。形式语言包括传统形式语言与非传统形式语言，传统形式语言是指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具有共通性、规律性、并广为流传的抽象语言，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等特征，秩序是其主要特点。非传统的形式语言与传统形式语言相悖，不遵循传统形式法则，具备混乱、无序、怪诞等特性，变化是其主要特点。在景观设计中，勒诺特尔式的传统法国园林是传统形式语言的典型，其以秩序为主要特征，塑造传统形式美。而传统中国私家园林则是表现非传统形式美的典型，其常违背传统形式美法则，打破中轴线的拘束，注重步移景异的变化，但却毋庸置疑地拥有另一个层面的“形式美”。不同的色彩语言蕴含着不同的语意，如红色代表精力、热情、热爱；白色代表尊敬、纯净、和平、谦卑；黑色代表力量、优雅、神秘等。巴黎雪铁龙公园中的白色园与黑色园是色彩语言表现的优良范例。白色园紧挨墓园，除了集中运用浅色材料体现白色的主题外并未做过多的粉饰，处理手法简洁明快。朴素的色彩处理与简练的空间构成充分表现了白色语言的内涵。黑色园位于居住区中心，设计师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的立体公园由于沉于地下，空间狭窄、光线灰暗，再加上茂密的植物营造的树影婆娑的光影效果，极好地诠释了黑色园的主题。
2.2景观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
在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形式美感之外，除了对景观外在美的鉴赏，人们通常更加希望能够体悟到景观的形式表层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深层结构通常通过深入挖掘潜藏意义抽象而来，其不仅是一种规定的秩序，更与文脉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观设计往往通过深邃的内在意义即深层结构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情感体验，通过对景观深层结构的探索，使景观体验者感受到心灵的感动并激发无穷尽的意象联想。例如，林璎设计的越战碑景观与凯瑟琳•古斯塔夫森设计的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同为尊重场地与历史文脉的手法细腻的纪念性景观，其运用的技巧与生发的情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越战纪念碑的外形非常简洁而有力度，长500英尺呈倒V字形的碑体深入地平线以下，形态寓意战争是地球永不愈合的伤口。越战纪念广场由有序序列空间组合而成，在序列环境中，设定的情节线索贯穿始终，交通流线确定了参观者感受到纪念主题的完整性，序列空间流线自然顺畅且井然有序，使参观者的情绪随着序列空间的变化逐步转变。黑色的花岗岩体现出沉思与宁静的主题。在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的设计中，设计师牢牢把握住王妃深受人们爱戴的诸多品质与个性，如包容性与博爱，将设计定位于“外达内通”的概念，并最终以一系列串联的变化多样的水空间完成了景观设计。轻盈地穿插在现状地形中的纪念喷泉恰似一串象征着王妃柔美气质的项链，被温柔地佩在原有的景观之上。环形喷泉的水和与其包含内在塑造的地形，也可被看做是一个人工岛，提醒着人们戴妃的安息之地。两个设计均语汇简洁，但通过不同的景观语言阐释了不同的内涵。虽都为纪念景观，前者引发人们对逝去生命深深的哀思，后者则是在凸显逝者美好品质的同时鼓舞参观者怀揣美好信念，表达对王妃真挚的祝福与追忆。
3.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法规则
语法是限定符号序列的语言规则。任何语言符号都基于语法系统而建立，其是语言符号的结构规则和运用规律。语法规则指导建立语言系统，辅助语言符号的学习和运用、交流和理解。
3.1景观语言符号的词法规则
正如语言具有语素，景观语言中的“词”即景观中的各种基础要素，如植物、水体、铺装、山体等。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中的基本名词是石头、水、植物、动物和人工构筑物，它们的形态、颜色、线条和质地是形容词和状语，这些元素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句子、文章和充满意味的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关于这个地方的书，以及关于景观中的人的书。”景观语言包含实词与虚词，“实词”即具有实用意义的景观元素，“虚词”则是单纯具有装饰意义的景观元素。词义表达通过景观语言表现意义，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词义表达只用于表达艺术氛围或文化氛围；另一种情况为词义表达上升到更高层次，除了注重主题性的表达之外，还与艺术表现中的象征性或隐喻性相联。在书写景观语言塑造景观环境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词法规则。部分设计师在创造景观时用词生硬或者词不达意，破坏了景观语言的连贯性，多半是因为违反了词法规则而造成的。
3.2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
对语法的研究分析一般以句子为基本单元。景观语言中亦有相似之处，简单句的表达是景观设计语言的基础，通常情况下，景观作品的语段、章节乃至整个文本均可由简单句进行重组变化，添加连接词而构成。因此不难理解，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就是指确立景观语言构成关系时，景观简单句所应遵循的相关原则与规定。景观语言中的句法规则虽然仅局限于景观简单句的组合范围，但都应具备协调统一的特性。从表层意义上说，“统一变化”原则即景观语言应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虚实、大小、对比、韵律、渐变、连续、组合等关系，符合一定的组合规律。“变化统一”是景观创造所表现的和谐，是对差异对立进行协调之后得到的。统一与变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尽管景观设计师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与表现手法，然而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都应当共同遵守统一的句法规则，从而确保语句的情感色彩与文体形式相统一，与文体的性质相和谐。
4.结语
随着景观行业的全面崛起，景观的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符号学的属性赋予景观，从语构规则和语法规则两方面来阐述景观语言与符号语言的区别与联系，是理清思路、把握景观语言的必经之路。对设计师而言，学习阅读和使用景观语言，学会倾听和回应景观对话是创设优秀景观的基石；对于参观者而言，从人文的角度读懂景观语言并品鉴景观，能够更好地体悟景观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杨光.建筑空间的符号学意义.艺术与设计（理论）[J].2010
[2]annewhistonSpirn.thelanguageofLandscape[m].YaleUniversitypress.2000.
[3]noamChomsky.SyntacticStructure[m].mouton.1957
传统语言文化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广告语言文化
广告传播信息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商业广告的主要任务是劝说人们购买广告的产品,广告语言服务于广告的劝说功能,广告主不仅利用语言传递信息,而且巧妙地运用语言手段实现他们的劝说意图。对受众而言,广告语言不仅提供了产品的有关信息,而且广告的言语手段和言语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在广告语言传播这一双边活动中,涉及许多语言的文化现象。
一、广告传播的重要载体――语言
语言是传播广告信息最重要、最准确、最经济的载体,尽管广告中有各种非语言的信息,但不论是早期的口头广告还是现代的电子广告,都离不开语言。
广告传播的信息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或信码传递的。广告中传递信息的信码有许多形式,它们可以归类为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如光亮、颜色、图像、音乐、动作、体态等是非语言形式,口头语和用书写符号文字形态出现的书面语是语言形式。
语言信码是广告的语言和非语言两种信码形式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早期的口头广告用的是口语,后来的印刷广告用的是以文字形态呈现的书面语,即便高度现代化的电子广告,大量利用了声、光、图像、音乐等非语言手段传达信息,但语言文字仍然是广告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信息载体。广告中语言文字部分不一定都占大部分空间或时间,但广告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即文案来传递的,文案的成功决定了广告的成功。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语言文字的广告将如何准确有效地传播信息,即使纯粹的形象广告,也需要用语言文字表达公司名称、品牌名称或广告口号。
语言本身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语言在广告信码中的重要地位。
1.语言的全民性。
语言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由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共同创造并为大家所掌握、理解和使用。语言不属于某个阶层或社会团体,不因人们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社团等因素的差异而影响自身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正是语言的这种全民性,使得它成为人们使用最频繁、最广泛也最普遍的交际手段。人类也用其他的交际符号交际,如文字、旗语、红绿灯、电报代码、数学符号、化学公式等等,有时我们在广告里也能看到这些符号,但它们与语言相比,往往缺乏全民性,有些只有部分成员或专门群体才能理解其信息含义。
2.语言与其他信息符号相比,更难准确地表达信息。
语言虽然有其模糊性,如我们会难以确定“个子高”的准确高度和“夜间”的具体时间,有时我们会遇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或感觉。尽管如此,语言词汇系统的开放性和语言结构的能产性,使得人类能够用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思想,描述宇宙间千姿百态的事件。任何其他人工语言,如符号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旗语、灯语、手势语等,在推广时都需要借助语言来约定和解释它们的含义,而它们对思想、情感和事件的描述能力远远达不到语言的精细程度和覆盖能力。而图形、音乐、色彩和其他一些抽象符号,不仅传达的信息模糊,有的人理解,有的人不理解,而且歧义性很大,这个人这么理解,那个人那么理解。
3.语言是最经济的交际工具。
语言,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它的适用的范围更广,操作更方便,信息量更大,又更能准确地表述复杂的信息。广告考虑的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经济行为,必然要利用语言这一最经济的信息载体。
二、文化的载体――语言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作为思维和交际工具,而且以其独特的方式拥抱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概括地说语言反映、制约着文化。
1.语言反映文化。
语言的萌芽标志着人类创造文化的开端,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特点往往在其语言中得到充分表现。考察一个民族的亲属称谓,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婚姻家庭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汉族的称谓便体现了父系氏族中以父亲为中心的特点,汉族的母方称谓、兄弟的子女称“内×”,如内侄;父方的姐妹之女称“外×”,如外侄。而有的亲属称谓是为了避讳的需要,有意识地改变一些叫法,则更体现了文化心理的选择。
另外,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存在根植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熟语。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们忠诚的伙伴,所以英语中有这样的成语:“Loveme,lovemydog.”意思是:“爱我而爱我的狗。”这同汉语中的“爱屋及乌”很相似。但在中国文化中,狗则代表一切丑类,故中国的成语中不乏“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样的成语。
2.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传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并且对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语言对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巩固和传播文化。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工具,是物质化了的思维形式,思想通过语言才得以巩固下来。而且,思想的进一步明晰化,必须经过语言加工和整理。这样,物质化了的思想才能在社会中进行传播交流,从而使个人的思想变成集体的财富,人类的文明才会不断向前发展。语言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就包孕其中,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就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集合。后代的人通过语言的学习从而掌握前代人所拥有的文化财富。
第二,语言本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能产性、模糊性、随机性。这就为形成某些特定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语音的简约严整、词义的多向歧义、语法的多种组合都为各族人民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条件。作为人类交际重要的工具,语言蕴涵了相当多的文化信息,一种语言,它的背后必然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能称其为语言的。语言不但与文化密切相关,而且,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反映文化。语言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记录其他文化现象。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也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语言是一个民族历代智慧的积累,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体,它包含了这个民族长期创造性活动的成果。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就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第三,语言的变迁影响了文化的变迁。语言的变迁给社会文化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了文化变迁的历程,二是抑制和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
当相当数量的外来成分进入语言中的时候,这些成分本身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也就进入了该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如,中国近现代时期所引进的“科学”、“民主”、“共产党”、“苏维埃”等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了革命的狂潮,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抑制和消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在传播过程中,语言对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文化对语言也产生着巨大影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
1.文化影响语言内部要素。
文化对语言内部要素的影响又具体地表现在语法、语音、语用三方面。文化对语法的影响就可以从汉语的构词法来看。汉语构词法的语序体现了汉族独特的文化理念。在并列结构的词或词组中,尊卑有别、老幼有序的文化引发了特定的词语结合方式。如“天地”、“天长地久”、“开天辟地”等,反映了一种以天为尊、以地为卑的文化视角;“男女”、“夫妇”、“男耕女织”等语序则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父子”、“师生”、“兄弟”、“姐妹”等词序则主要受“尊长卑幼,以上为尊,以下为卑”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文化对语音也有着重要影响。文化对语音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由于借词的关系使语音系统发生某些变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就算受到强烈的外来文化思想的冲突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是文化对民族的语言运用的影响。在汉语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影响着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语音交际。由于对宗法制的血亲关系的重视,在与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人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和有教养的表现。另外,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个人的社会属性的调查表明,为了强调集体,中国人在代词的使用上常常用复数来代替单数,比如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不说“我认为”,而是说“我们认为”等。
2.文化影响语言观念。
语言观念,又称为“语言态度”,是指本族人对自己母语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的看法。语言观念从属于文化观念,是文化观念在语言问题上的表现。
语言地位是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程度。就语言的性质而言,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是平等的,绝无高低贵贱的区别,但是有些语言或者变体对于某些社团的人来说更具有权威性,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影响。通常,强势文化所覆盖的语言更具有权威和交际的渗透力。如我国是一个方言极其复杂的国家,而在诸多方言中,北方方言占据着主要地位,成为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这也是由该语言所处的文化地位所决定的。
语言感情是每一个民族在使用某一语言时对该语言的感情、态度,是语言观念的具体内容之一。老乡在异地相见用家乡话聊天,都是倍感亲切的。语言情感其实就是乡土感情、民族感情在语言上的反映。而乡土感情、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因此,语言感情是文化影响的结果。
文化常使语言具有某种魔力。原始人对大自然的畏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神秘功能。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很多关于语言魔力的记载,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只要说一声“芝麻,开门”,于是藏有珠宝的山洞大门就立刻开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影响语言魔力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在交际中,语言并不是有特殊的魔力,魔力语言更多地成为心理状态的调节和委婉语的使用。
参考文献:
[1]于根元.广告语言概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