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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传承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2:30:20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1

   在海外,英文是社会的主流语言。相比St,中文作为一种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备受挑战。由于华人分布相对分散,第二代华人从小只有和父母才用中文交流。在英语国家的大语境下,即便在家里,第二代华人接触的仍然是大量英文信息,如英文的广播电视、音乐、游戏、互联网、书籍、报纸杂志等等。一旦出了家门,他们更是进入了广阔的英文世界,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场所,英文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必需品。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情感维系的纽带,是文化的载体,中文的式微将会导致一系列连锁效应,宛若一张轻轻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的孩子,中文说得好,便鼓励孩子开口说英文。哪里知道,一旦孩子习惯讲英语后,中文水平就开始慢慢退化,甚至不能用中文沟通。

   在海外学习中文,任务艰巨

   2013年4月笔者来到英国贝尔法斯特市华人社区的中文学校,为一年级班担任中文教学助教,直接参与第二代华人在儿童阶段的中文学习过程。刚来中文学校,这些孩子看起来似乎和在中国长大的小孩没什么不同。他们笑着,闹着,相互追逐打闹,有说不出的旺盛精力。可他们一开口说话,就听见一阵叽里呱啦的英文。笔者试图跟两个8、9岁大的小孩用中文聊天,可是一个孩子马上笑着跑开,另一个小孩则用一种难以理解的中文和笔者对话。后来,学校里经验丰富的老师说,有的孩子们可能听不懂中文对话,最好用英语夹杂着中文跟孩子们讲话。

   在一年级班上,一共有9个孩子,其中最小的5岁半,最大的8岁,都来自中国人的家庭。每个礼拜天下午,他们来中文学校学习两个小时的普通话,周一到周五则到英国的小学接受正规的英式教育。这意味着这里的小孩每周只有两个小时正规的中文学习时间。第一个小时,中文老师先按照课本教孩子认生字,然后让孩子抄写在作业本上。第二个小时,带着孩子们做游戏,从游戏中让孩子们巩固所学的生字。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笔者发现孩子们在学习生字时存在很多困难。除非孩子父母有意教过孩子汉字,否则孩子的成长环境里很少出现中文字。这造成了孩子在抄写的过程中有被写字的规范。一个汉字常常被孩子们写得多一笔、少一笔,或者干脆拆成了两个汉字。此外,发倒笔更是孩子写字的普遍现象。对此,中文老师认为,在有限的课时里能帮助孩子写出完整的汉字已经很不容易,哪里管得上笔顺问题。

   由于这里上学的小孩英文水平普遍比中文好,孩子们很容易用英文思维来学习中文。一次课上,笔者指着小女孩melisa(6岁)作业本上抄写的汉字,问她“这个怎么念?”melisa歪着脑袋想了很久,反问笔者“Howcouldispellit?(我该如何拼读呢?)”在英文里,字母的组合可以发音,然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无法准确预测发音。melisa希望通过英文发音的方式来念汉字,但由于中文和英文相差甚远,使用英文思维无法有效地帮助她的中文学习,这从侧面反映了华人移民在国外学中文的困难。

   学习中文的态度因人而异

   一年级班上转来一位插班生,名叫tommy(6岁),tommy出生于英格兰,父母均来自中国。他在英国的一所正规小学读书,是英文班上唯一一个中国小孩。在来这所中文学校之前,他从未上过中文学校的课。

   tommy刚来中文学校的时候,专心听课,认真抄写生字,中文对于他来说是那么新鲜。然而,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tommy不那么专注了。在他第四次上课的时候,他显然对自己的玩具更感兴趣,当笔者提醒他要专心听讲时,他紧蹙着眉头露出痛苦的表情,并用英文告诉笔者“learningChineseissoboring,(学习中文太枯燥了)”第五次上课时,老师正在教大家“戴”这个生字,而tommy根本没有抬头看黑板,笔者再次提醒他,他才抬起头说到“我看不见黑板”,紧接着,他看着黑板上的字突然涌起一股情绪,只见他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大声用英文喊着“tootired,tootired!(太乏味了)”

   对于tommy来说,他对中文的兴趣似乎被枯燥的反复练习消耗殆尽。通常说,对事物赋予的意义是动力来源的关键。一开始,tommy对中文学习充满好奇,这种好奇驱使他专心听讲,认真练习。但当这种好奇满足后,他显然认为中文学习不那么新鲜有趣,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学习中文的意义。反复的练习让他觉得很乏味,他不知道学这门语言有什么用。在家里他和父母可以交流些基本的中文;周一到周五,他可以和班上的英国同学用英文交流。他心里大概在想如果几乎使用不到中文字,为何还要费神去练习这些奇怪的符号呢?

   并非所有的小孩都不喜欢学中文,比如说Carol(6岁半)。Carol对学中文很感兴趣。她不光专心听讲,还帮同学写正确的中文字,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有—次,Carol在硬纸板上写“我家五口人,我爱我的家”。尽管字写得稚气,但是却不乏一个小孩的纯真和对家人的爱。她骄傲地说:“这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想让他们高兴。”

   Carol很喜欢学中文,学好了中文能让她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也能让她帮助不会写汉字的同学,让她们表达对家人的情感。由此看来,学习中文对她是有意义的,这促使她坚持学习中文。当孩子对中文学习赋予积极的意义时,他更有动力学习这门语言;而当孩子消极地看待中文学习时,他则缺少继续学习的动力,需要长期不断的提醒和激励。很多孩子因为不知道学中文有什么用,学到一半就不肯继续学习中文,这种现象非常可惜。

   中文对海外家庭的影响

   Linda(5岁半)在班上从未说过一句中文,她父亲告诉笔者,她在家里也从来不说中文。她父母和她讲中文,她就用英文回答。此外,她还有两个姐姐,姐妹之间也用英文交流。笔者问这位父亲,孩子们一直用英文讲话,万一父母听不懂怎么办?他父亲听了愣了—下,随即耸耸肩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孩子不会说中文直接导致了家庭沟通出现障碍的窘境。由于父母的英文水平有限,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孩子们用英文说什么,也不一定能够将自己的意思用英文完全表达清楚,这就大大降低了家庭沟通的层次和内容。

   当然,并非每个孩子都不能说中文。笔者在和大一点的孩子聊天时,发现有些孩子对父母说中英文混合的语言。他们解释道,当他们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自己的意思时,只能说英文。可见,他们想和父母说中文,但是中文程度有限,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思,就只好用英文来表述。

   此外,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对话时,这些孩子更倾向用英语。笔者和一对姐妹聊天时,得知尽管她们和父母用中文沟通,但是彼此之间则用英文交流。原来,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的时候让她们相互说英文,久而久之她们便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改不回来了。通常,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对生长在海外的孩子们来说,英文显然是更方便的交流方式。

   家长对此态度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好英文,以便适应当地的生活学习环境。笔者曾在华人社区接触到一户华人家庭,爸爸常教育6岁的儿子“学会说英文,以后让妈妈享福”。于是小家伙在家里除了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单词,其余时间就说英文。另—方面,大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丧失说中文能力。笔者和一位华人家长聊天时了解到,这些孩子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到哪里都被认为是中国人,因此学习中文理所当然。尽管如此,有时家长们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倘若孩子不愿意学,家长也无可奈何。有一个14岁的男生,从5岁开始就被家长逼着学习中文,可—直到现在,他仍非常不喜欢学习中文。对此,他母亲只好作罢,顺其自然。笔者问这位母亲“倘若他放弃中文学习呢?”她答道:“孩子毕竟生长在国外社会,可能觉得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以前常有当地的同学邀他周末出去玩,但他却因为要学习中文去不了。如果不学中文,他可能会更融入当地,这样对他也好。”

   中文与文化传承

   一次,笔者在华人家庭聚会上发现几个小孩,聚精会神地捧着_本儿童英文读物,似乎深深地被其中的故事情节吸引,便走到他们身边问:“为什么不拿一些中文书看呢?”一个8岁的小男孩抬起头,说:“中文书太难了。”中文水平限制了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孩子们更倾向用他们熟悉的英文去阅读书籍,体验英语文化。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2

关键词:模因论模因与语言的传承和变异模因与语言净化

引言

模因是一种信息模式,可以复制和传播,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或者行为方式;而模因论则是研究模因复制、传播和进化的理论。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

正如基因是从上一代遗传到下一代一样,语言模因也在复制与被复制的过程中,不断地繁衍与传承开来。人们在交际和交流的过程中,一些简洁实用、时尚风趣、形象直观,并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信息得到复制和传播。模因的复制与传播具有选择性,并不是所有的信息内容都能随意地、无条件地被复制和传播。只有那些更易于引起人们注意和记忆,易于唤起人们的兴趣、为人们所用,从而更易于被传递的信息,才能成为模因。当某种模因由于实用或者合理、时尚、权威时,这种模因就强大起来,不断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从而成为强势模因。相反,有的模因仅仅在小范围,或者短暂性地被复制和传播,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淘汰。这样的模因,成为弱势模因。

模因与语言的传承

语言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自身又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凝结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语言学家把它描述为:“语言,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映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作为人与人交际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是文化传承的外在表现形式。模因作为文化基因,通过筛选、复制和模仿的过程而得以传播。语言与模因密切联系,其本身就是一种模因,模因借助语言实现复制和传播。语言模因是模因的重要形式之一,对语言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模因也是社会实践潜在的驱动力,它的演变和进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即必须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相适应。

语言模因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起着承载和交流信息的功能。语言主体将语言模因中赋予的交际信息传播至客体,客体再将其重构、传递至另一客体,当语言本身具备构成模因的诸项条件时,语言传承将得以实现。语言是构成某特定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任何一个群体都必须依赖语言进行交流。语言若具备一定的社会认可度,便能够相对稳定地存在于特定群体的交际中。语言本身的存续性,赋予语言模因以传承属性。语言传承的主要方式是群体传承。任何一种语言的存续都是依靠群体活动实现代际间的传承,语言模因以此承载了语言的传承功能。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依托,关乎文化的永续传承。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的认知过程。另外,文化也是人类行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其实就是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行为活动的相互模仿,从而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进化。文化的传承和进化反过来又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然而,语言模因并非一成不变地进行复制,而是在其传承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进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环境。语言在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整个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而不同语言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使语言模因传播的信息发生相应改变,这种变化的必然是语言模因选择作用的结果,这正如以随机突变定向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论在语言模因论中衍生的结果表现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诞生新模因,而新模因通过社会环境的选择机制,或保留,或消逝。从模因主体来说,语言的保留或消逝,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从模因受体来说,语言信息和语意成分越具有社会群体的认同性,越能为其所接受,也就越可能成为创新的强势模因而传承下去。强势模因与不同的社会语境结合形成模因复合体,在传承过程中找到代代相传的模因宿主和受体进行复制和传播。因此,语言模因的传播规律在宏观上表现为语言的进化,不断促进语言功能的演变,甚至优化语言系统。强势模因的积累是语言进化的量变过程,也是语言传承的必然结果。

语言的模因变异及其特征

在语言进化中,模因的表象纷繁复杂。语言主体为了满足实际的交际需要,通常会使自己的语言偏离语言常规。这种背离传统的语言现象一旦为大众所接受,就成为新的语言模因被广泛复制和传播,这就是语言模因的变异。凡是活的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变异之中。语言变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语言现象,它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形式,并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新、旧语言现象的产生和消亡,反映了某些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变更。而“成功模因”之所以极具生命力,正是因为其变异特征符合语言模因传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用性、简洁性。语言模因现象普遍存在。模因论为研究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语言模因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各科研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通过模因的模仿和复制,一些传统语言经过人们的改装,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一些新的语言形式也随着人们交流的需要应运而生,为受众所喜爱和接受,并且得到广泛的复制和传播。例如,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从“坐享其成”这一成语,按其谐音复制出“坐享脐橙”这一广告标语,令人联想到地域特产,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又如“web2.0”是2009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原指一种新的网站架构技术。这一词语迅速被人们复制和传播,用以表示很快就会到来的新产品和服务。

便捷性、时尚性。这主要体现在网络语言的使用和传播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之间的交流瞬间可及。虚拟世界的网络语言也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发生了碰撞。网络语言偏离常规的现象,是语言在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中,语言模因得以复制和传播的必然趋势。网络语言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传播,是网络语言的变异性符合语言模因在信息高速时代复制和传播规律的结果。网络语言的交流注重快速、高效。同时,因为相当一部分网民都是年轻一代,他们易于创造并且接受新生事物。因此,网络语言也烙上了时尚的特征。例如,plswrite2me(pleasewritetome)、3Q(thankyou),以单词的简化形式和数字谐音代替单词,方便快捷。网络化是语言模因发展的一种新变化。网络是模因传播最强大的媒介。网络语言将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和畅通,也为语言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趣味性、创新性。词汇、短语、句子结构等,是语言中敏感、活跃并且极具生命力的表现形式。看下面的例子:

(1)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电视台播出系列小品,其中几句经典台词说来朗朗上口,令人回味: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啊,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

这首诗模仿唐代打油诗的风格,语言通俗易懂,格调诙谐幽默,暗含同情,风趣逗人,俚俗可笑。它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一部分男人在家中的遭遇。

(2)成语“不学无术”新解:不要浪费时间学习那些不实用的东西。意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迅猛发展,学校有些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陈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这种语言模因被歪解后,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

模因与语言的净化问题

语言存在于包罗万象的社会群体中,它由存在于社会成员大脑中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模因所构成。语言交际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模因的多样性。然而,语言演变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环境,语言作为一种进化系统,不免带有差异性。因此,语言模因在进化中存在着嬗变。语言主体为实现特殊的交际目的和意图作出不同的语言模因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对语言交际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语言中模因的力量一旦得到认识,就需要有相应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引导,从外部来抑制恶意模因的自我复制,从而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语言的滥用导致的一些不规范现象,使语言的净化势在必行。

语言的净化可视为积极模因和消极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当积极模因不断融入传统语言时,充满活力的语言机制便和谐、合理地进化。然而,与传统语言相悖的消极模因或错误模因,为增强其自身生命力,不免会通过各种途径寄生于成功的模因中,从而误导语言主体进行错误的模因传播。因此,国家权威机构和部门可以通过编撰辞典,规范语言和文字,并且通过学校教育以及大众传媒等渠道,推行正确和规范的语言。对于一些用语不当或不规范的广告、宣传等,应加以监督。作为语言模因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语言主体应该有意识地提高抵抗力,抵制不良语言变体带来的消极影响,主动净化、过滤具有施害性的不良语言模因,维系语言的纯洁和严谨。

语言客体在通过语言来接受主体信息的同时,无疑受到主体认知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模因的突变来源于主体的沟通和交际过程,完全排除消极模因对语言主体的负面效应未免超乎现实。一方面,鉴于语言系统的开放性,规范和净化语言环境往往事倍功半;另一方面,从尊重语言的多样性出发,一味的语言“净化主义”是有违语言发展规律的。什么样的模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模因要排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标准,人类在新模因的不断选择和旧模因的抛弃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世界观和模因库(thewholememepool)。模因的选择涉及主体的思维意识层面,并且往往带有文化价值和道德取向,应当将语言模因的规范和净化建立在广大主体的认知和认同

度上。

结语

语言在演绎过程中,其变化和发展受到模因作用的影响。模因论对于丰富语言的形式、促进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对于不同语体的语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模因论为分析和运用语言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弄清语言演变过程中的模因选择机制,有助于对语言的演绎过程作出充分的解释,也有助于对语言在实际交流和运用过程中加强引导,进而推动语言的发展和净化。[本文为2009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隐喻的语篇功能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项目编号:09wX2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语言科学》,2005(11)。

2.傅福英:《从模因论的视角重新思考外语教学》,《教育学术月刊》,2010(1)。

3.转引自高长江:《文化语言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4.高霄:《语言变异的模因理据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陈琳霞、何自然:《语言模因现象探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2)。

6.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语言科学》,2005(6)。

7.崔学新:《选择与建构:从meme到“模因”》,《外语研究》,2007(6)。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3

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是记录、表达、传播乃至发展百科知识的工具。”①很显然“百科知识”包括民族文化:即一个特定民族或社会已取得的各种成就或已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和等。因此语言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那么学习一文秘站: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会接触并学习该民族的文化,因此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也必然会影响到学习者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

有报道称:目前中国人在花很大精力学习英语,而他们的汉语水平却一般,很多人对汉语经典作品知之甚少,不能顺利阅读本民族最优秀的古典作品,甚至不能用汉语流畅地书写文章。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传统节日而忽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有人曾就中西方传统节日知晓率和认同度对北京和成都两个城市的200多名初中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对中国传统节日如端午节、重阳节、七夕节的知晓率和喜欢程度都低于对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和父(母)亲节的知晓率和喜欢程度。②

因此有些中国人开始质疑英语学习。质疑者认为政府教育部门过分强调了英语的学习与推广,长此下去势必影响中国汉语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影响汉语语言文化的纯洁度及其在国内外的地位;而支持者认为:学习英语、培养英语人才有益于国家与个人的长远发展,学习英语语言与文化会丰富汉语语言与文化,这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汉语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英语学习与汉语语言文化保护的“冲突”问题,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1.中国目前的英语和汉语学习现状以及政府对英语和汉语学习的管理措施

中国目前的英语学习向下推行到了小学三年级,有些幼儿园也开设了英语课程;向上涉及到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直到所有参加职称评审的社会工作人员。“截至2006年年初,中国大中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1亿人,其中在校大学生有2300多万人;总体上全国约有3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4”(《人民日报》2006年3月27日第十一版)。

在汉语语言文化学习方面,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均设有汉语课程,但大学语文的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指出,语文在大学多属于选修课,甚至被某些学校、专业拒之门外!大学语文课正面临“下岗”危机。

从教育与学习效果来看,两种语言的教育效果都不理想,语言学习似乎以考试为目的而轻视语言的实际运用。

2.英语学习现状与汉语语言文化保护之间存在的所谓“冲突”

如前所述,一种外族语言文化的引入与传播对本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

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一是:英语学习必然要占用一定的时间、空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间接影响了汉语语言文化的学习教育。因为这些从事英语学习的资源本来可以被用来进行汉语语言文化的学习、保护、继承、发展与传播。

“冲突”之二是:过多的英语学习还会使国人对汉语语言文化产生轻视与误解,使国人对汉语语言文化的认同度降低;实际上第二种冲突带来的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上文提到的两项调查:中国部分初中生和大学生对一些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已落后于某些西方传统节日。

“冲突”之三是:外语学习与本土语言文化保护两者之间的冲突将会给社会带来种族与民族矛盾。这种矛盾已在美国出现。“美国有些小学根据法律规定为英语差的移民子女提供双语教育,结果引起当地其他学生家长反对。反对方认为,双语教育占用纳税人额外资金等资源,而且双语班有些课程采用移民国母语教学会引起民族主义,影响美国的主流语言文化等”。③

3.解决这些冲突的意义与方法

如上文所言,一种外族语言文化的引入与传播对本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如果处理措施得当,这种外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传播将会对本土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影响。

首先,这种挑战会激励我国政府与民众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从而为汉语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强大的人与物质保障。

其次,政府教育部门在汉语和英语教育上应施行更为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加强对汉语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宏观上制定并严格执行科学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树立汉语语言文化的核心地位,但又不压制歧视其他的语言文化。从根本上支持、鼓励并促进汉语语言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承。在微观上政府教育部门应制订出具体的在两种语言文化学习上支持与限制的措施。

再次,英语教学与英语学习中应融入汉语语言与文化内容,编写并使用既体现汉语语言文化又体现英语语言文化的语言学习教材与学习资料。

笔者曾对一些有影响的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材中涉及中国文化内容的文章数量作了一下统计,发现教材选录的教学文章中涉及中国语言与文化内容的文章数量极其有限。被调查统计的教材主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浙江大学主编的《新编大学英语》、翟象俊等主编的《大学英语精读》和李荫华等主编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统计显示:被调查的四套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教材共选录文章240篇,其中涉及中国语言与文化内容的文章数量只有5篇,占2.08%。因此我们可以编写并使用既体现本土又体现外国的双重语言与文化的英语学习教材与学习资料。甚至可以尝试用英语编写纯粹体现汉语语言与文化的教材及学习资料。

另外,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注意用英语保护并传承汉语语言文化;其他如翻译、使节、导游等英语工作者也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关注这一点。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4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达斡尔;民族语言

中图分类号:G6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8-0183-02

多元的世界依托于多元的文化,在人类寻求统一的思想文明的同时,也在探寻着多样性带给世界的生机与美丽。人类学研究推动了对多元文化的探究。世界的多元源于人类生存群体的多元,人种、民族的不同产出了不同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有其特点与优势,是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的。

达斡尔族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生成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但在传承文化的过程却遇到了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传承。达斡尔族有民族语言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正是因为没有文字使得语言的传承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笔者为此从民族语言的传承入手,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乡m民族小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民族语言传承的问题和教育策略。

一、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

黑龙江省达斡尔族主要居住区在齐齐哈尔。其中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全国5个市辖民族区中的唯一的达斡尔族区。区内约有人口17.1万人,达斡尔族人口约1.2万人。大多分布于梅里斯区下属的乡镇内。其中卧牛吐镇管辖的河西村人口不多,但是达斡尔族人口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地将达斡尔语保存得非常完整。莽格吐村人口较少,只有1300余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达斡尔族,掌握达斡尔语的能力都很好。哈拉新村历史已有三百多年,但达斡尔语只在与老辈人交流时使用。

河西村和莽格吐村偏远而封闭且达斡尔民族人口集中,这在齐齐哈尔地区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区的情况则与哈拉新村更为相近。而且近年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河西村和莽格吐村也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选取了哈拉新村的达斡尔民族学校,以下我们称之为m小学。

二、了解m小学

为了深入了解达斡尔语言传承的情况,我们对m小学做了调查研究。m小学校园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有2层楼的校舍,占地2000平方米。共有6个年级150人,同时还有一个50人的学前班,22名教师。在对m小学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对全体150名学生和22名教师发放了问卷。其中学生问卷回收142份,有效问卷为136份。教师问卷回收22份,有效问卷为22份。同时我们还访谈了部分的学生和教师。

在同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感到了达斡尔民族特有的热情和真诚。这更坚定了我们深入研究的信心。他们似乎对我们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总能积极地回答,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介绍更多达斡尔的生活。从这些调查中我们了解体会到以下几个方面:

1.达斡尔族学生对语言掌握程度低。达斡尔民族是典型的有语言没文字的少数民族,达斡尔语的传承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然而由于通婚、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使口耳相传这种形式失去了家庭教育的载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都很少使用达斡尔语进行交流,使大多数学生成为了被汉化的达斡尔人。调查问卷中显示,51%的学生表示听不懂不会说,39%的人表示听得懂一点不会说,只有10%的人表示能听懂而且会说。

2.达斡尔族学生对于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不容乐观。达斡尔民族虽然人口较少,却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特色,但是达斡尔族学校的小学生们对达斡尔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程度非常低。69%的学生对于达斡尔传统文化表示懂得不多,73%的学生对于达斡尔族历史表示略知一二。在对小学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他们一般都能说出库木勒节、敖包会这样的传统节日,但是对祭祀礼仪、抹黑节等达斡尔族特色风俗了解得不多。

3.达斡尔族学生普遍存在民族责任感、自豪感。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可以发现,达斡尔族小学生对于传播达斡尔族文化都比较积极,而且很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在与小学生的访谈过程中发现,有些小学生已经发现达斡尔语逐渐衰落的现状,有传承达斡尔语的责任感。达斡尔族小学生普遍存在民族自豪感,95%的小学生因为自己是达斡尔族而感到骄傲,但是经过了解,有些孩子的自豪感源于少数民族考生高考时有加分政策,这种外部的原因严重影响着小学生对于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承。

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民族语言学习的情况。与教师的接触中我们更多地注重了解语言教学方面的种种困难,这也让我们有些惋惜和感慨,但也肯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发现了如下困境与问题:

1.达斡尔族语言教学存在难度。达斡尔族语言教学课时少,一周能上一节课就不错了,而且就这可怜的一节课都不知是怎么挤出来的。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根本不能学完规定的课程,能达到入门的标准就不错了。到了六年级学生都忙着升学考试,课时更加紧张,到了初中有些孩子可能因为就读的初中不再是达斡尔族中学,这门课程基本上也就算断了,以后可能都接触不到达斡尔语。

小学生们课堂上所学的达斡尔语无法运用到生活中。学生们课上所学大多是诗歌、儿歌或者是民族特色食物和节日的名称,能够学到的语言知识本来就寥寥无几,因为是语言类课程,不是升学重点学科,学校不太重视,学过以后没有规范化的考试使学生们及时地进行复习和巩固,最后学会的只有校园文化所要求的简单的向老师问好和打招呼,小学生们也只有在学校可以用些简单的达斡尔语进行问好和交流,由于普通话的普及和通婚家庭的不断增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用不到达斡尔族语言,这就导致了小学生们学到的达斡尔族语言运用不到日常生活中。

2.缺少教授达斡尔族语言的教师和研究力量。学校中熟练掌握达斡尔语的只有四人且年龄都较大,50岁以上三个,30~40岁年龄区间内一个,可以从事达斡尔族语言教学工作的只有一人而且50岁以上。根据调查可知案例中所提的学校教师老龄化严重达到了68%,处于青壮年的教师多是刚毕业的高学历学生,他们对达斡尔族历史文化变迁的了解不够,甚至根本不是达斡尔族人。在全校的22名教师内,达斡尔民族的教师仅有9人,仅占全校所有教师的40%。可以教授达斡尔语教师的稀缺和老龄化严重制约着达斡尔族语言的传承,因此要想发展好达斡尔族小学校达斡尔语的传承教育,优良的师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达斡尔族小学校民族语言传承的策略讨论

m小学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却反映了齐齐哈尔达斡尔民族的整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关注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传承,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讨论。

1.加大民族文化传承的经费投入。要想将达斡尔语传承下去,必须涉及教学器材、教材、教学资料的开发,经费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和各级财政部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保证专项经费的投入,用以保证达斡尔族小学生能够在最适合的年纪接受母语文化并熟练掌握。

2.课程实施应立足于日常生活。学校与家庭的合作。在传承达斡尔族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家庭氛围的熏陶和家庭成员之间有意无意的影响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许多事项的传承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口耳相传实现的,例如达斡尔族传统歌唱曲目、舞蹈、剪纸艺术等。学校可以通过家长介入传授有关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知识,让学生家长与学生共同学习,充分发挥家庭环境熏陶对促进达斡尔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

学校与社区的合作。社区文化的吸引也是传承达斡尔族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社区成员大多是达斡尔族人,拥有很多达斡尔族文化知识和技能,能够补充教师和家庭成员在传承达斡尔族文化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学校要尽量多与社区沟通设置活动,使学生加入到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享受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和技能。

3.努力寻求适合达斡尔族语言的课程实施方式。加强教学教材建设,少数民族学校要开展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教育,要有配套教材,教材要与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联系紧密,有利于启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手段,是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学校十分有必要对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校本教材和课程进行建设,这种教材能够为学生学习达斡尔民族文化提供依据。教材应遵循“为学生写,教学生用”的宗旨,在知识体系上应该是完整性与非系统性的有机结合,教学内容上应该富有针对性、趣味性、实用性。学校应该鼓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织编写和出版有专业特色的教材。学校的校本课程的内容必须融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题材,突出地方性、时代性、民族性,表达形式上可以有图片辅助,培养学生热爱乡土民族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4.大力培养达斡尔语师资力量。教师队伍是校本课程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学校应该调动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到校本课程改革中去。将民族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校本课程改革,必须遴选一些有技术专长的达斡尔语专业人才参加到校本课程的改革中去。积极培养掌握达斡尔语并能够教授达斡尔语的教师,师资力量的制约是达斡尔语传承急需解决的问题。

达斡尔语言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不容乐观,需要教师、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探索出达斡尔语言保护与传承的新途径。希望经过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各方面的坚持不懈,可以将达斡尔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5

[关键词]赫哲族;语言;文化;保护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K892.24;H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882(2016)01-0169-03

一、赫哲族语言文化现状

1.赫哲族语言文化的辉煌历史赫哲族———一个仅有4640人的少数民族,他们历经千年顽强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并以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三江汇合处为主要居住区域。在几千年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赫哲族先民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多彩文化。说起赫哲族文化的起源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已有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新开流文化”[1]。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赫哲族“吸收了通古斯语族中其他民族成分,也吸收了蒙古族、汉族的成分,逐渐形成了多源多流、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2]。赫哲族多彩的文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上看,赫哲族以渔猎经济为主;从语言文学上看,赫哲族有“伊玛堪”“特伦固”“说胡力”(“伊玛堪”是记载赫哲族先民中英雄的故事,“特伦固”“说胡力”则是赫哲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的记载);从音乐上看,赫哲人有自己的民歌“嫁令阔”,他们常使用的乐器叫口弦琴;从舞蹈上看,赫哲人擅长跳天鹅舞,他们的舞蹈统称为“阿康布勒”;从上看,赫哲人信仰萨满教,同时也创造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活动“温吉尼”。2.赫哲族语言文化的濒危现状赫哲族民族文化虽然内涵独特、源远流长。然而随着现代化生产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全球性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赫哲族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形态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们仅以赫哲语为例,在1945年我们国家赫哲族人口仅有不到500人,2000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赫哲族人口为4640人,可见在短短的五十年间赫哲族人口数量在迅速增加,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哲族的语言迅速衰退和渐趋消失。1986年安俊在《赫哲语简志》中写到:“赫哲人由于长期同汉族人民杂居,在社会生活中都已把汉语文作为口头和书面交际工具,除特殊情况外,极少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一般来说,现在的情况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人还能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五十五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能听懂或说一些本民族的简单的话语,三十岁以下的人对本民族语言则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3]这样的结论在其他研究者那里也得到了映证。刘敏在《对赫哲族历史文化传承与演变的认识》中写到,赫哲族语言的“使用经历了一个由社会退入家庭,由家庭全体成员退而局限于部分老人的过程”[4],这短短的五十年赫哲族传统语言的散失速度是惊人的。再加上赫哲族语言存在天生的不足,即赫哲语是口耳相传的语言系统,它没有文字形态的存在,也就是说赫哲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这就使得赫哲族的一些依靠口耳相传的传统说唱艺术日渐消亡,如:英雄史诗“伊玛堪”、民间传说“说胡力”等,赫哲语受众群体的萎缩直接导致赫哲语传承人的缺失。不仅如此,现今赫哲族年轻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技艺也鲜有兴趣,以至于赫哲族的传统鱼皮画、鱼皮衣的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甚至于传统的桦树皮雕刻技艺也濒临失传。我们说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是语言,一种语言承载了一种文化形态,那么赫哲族语言的濒危就意味着赫哲族文化的濒危。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艺术和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名列其中。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赫哲族语言文化的散失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必然趋势,因此就赫哲族语言文化这个课题来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挖掘和保护好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

二、赫哲族语言文化濒危的原因

从目前赫哲族语言散失的整个过程来看,赫哲人是属于在不自觉中主动放弃了使用赫哲语的。虽然影响赫哲语散失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赫哲族聚居区内民族结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的方式却成为赫哲族语言文化濒危的主要推手。1.赫哲族聚居区内民族结构变化对赫哲语的影响汉族移民不断地迁入赫哲族人聚居区,导致该区域内汉族人口达到赫哲族人口的4.9倍,汉族人口的增多导致使用汉语交际的人增多,所以在赫哲族聚居区汉语倒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再从赫哲人的家庭来看,赫哲族同汉族通婚现象也很普遍,我们以街津口赫哲族乡为例,当地40岁左右的赫哲族人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汉族人结婚;尤其是近几年,40岁以下的年轻人通婚比例或许更高。这样一来在赫哲族家庭中汉语也成了其主要的交际工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赫哲族聚居区内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赫哲语的受众面却越来越小。再加之赫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日常生活中阅读的书刊和欣赏的影视节目等也均属于汉语,赫哲语不能以文字的形态保存延续,也阻碍了它的传播和推广。所以当赫哲族家庭中的孩子上学时都选择汉族学校,他们通过汉语来学习文化知识进入主流社会获得认可,这一切都使赫哲族人不得不把汉语作为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最方便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政治文化教育对赫哲语的影响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赫哲族人一直是借用汉语和汉文作为自己的社会用语,就连赫哲族的学校教育也完全使用汉语,而且本民族的年轻人并没有形成以学习赫哲语为荣的思想观念,导致赫哲语口头传承方面的缺失和断层,这样一来赫哲人就不可能接受到用赫哲语进行的系统教育。因此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赫哲语的使用没有形成良好的循环体系,从而导致赫哲语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迅速退化。

三、抢救、保护赫哲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

1.保护语言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人类文化是多样性的,不同的文化又具有不同的特质,正如《中庸》中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各国都以多种文化并存作为其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抢救、保护赫哲族语言文化就成为保护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体现,进而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2.保护赫哲族“伊玛堪”是保护赫哲族文化的体现语言是民族文化存在的首要因素,民族的语言状况直接反映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赫哲语既然没有文字形态的存在,那么赫哲族文化的传承就只好以说唱艺术的形式来完成,而赫哲族的说唱文学的典型代表就是“伊玛堪”。“伊玛堪”作为一种夹叙夹唱、寓教于说唱的文学样式,它采用边说边唱的说唱方式,唱的部分合辙押韵,说的部分则极力铺陈渲染。从内容上看“伊玛堪”是以颂扬英雄业绩为主的赫哲族民间口头文学样式,从“伊玛堪”的唱词中我们能够全面了解赫哲族先民的渔猎生活、风土人情、道德规范等。同时它也是承载赫哲族语言的主要方式,赫哲人通过讲唱“伊玛堪”增加了赫哲语的受众群体,促进了赫哲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完成了赫哲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任务。“伊玛堪”对赫哲族人的作用可谓极其重要,它不仅保存了赫哲人的历史记忆,而且能够增强赫哲族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正因如此,保护好这宗重要的赫哲族口头遗产,对口头文学、语言学、史学、人类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赫哲族“伊玛堪”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辉煌期、60年代的衰微期,到21世纪的当下则真正面临消亡的境况了。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无可替代的特质,赫哲语的消失不仅是语言学的不幸,更是人类文化的缺失。从这个层面来讲,加快对赫哲语濒危现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赫哲语的保持,也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四、保护、挖掘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可行性措施

1.政策经费保障首先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国家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调控,在此基础上制定保护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可行性政策。其次,政府应建立专门机构,如,赫哲族文化保护中心。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设立赫哲族语言文化保护的专项资金,为管理的科学规范还应设立基金管理机构,从而使相关工作责任化、规范化。再次政府应对赫哲族语言文化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如,通过设立赫哲族生态保护区来展示赫哲族独具魅力的语言文化传统。2.做好赫哲族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扶持工作首先要给目前仍能讲述赫哲族“伊玛堪”“说胡力”的传承人以相应的荣誉,让他们获得社会的认可。同时在物质上和资金上也要给他们相应的资助,以便于他们更好地存续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源。其次可以建立讲习所,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绝技通过定期培训和讲习的方式传授给弟子,使赫哲族语言文化可以代代相传。再次可以组建赫哲族文化专业演出团体,在全方位展示赫哲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一批专业演出人才,比如说唱“伊玛堪”,演奏口弦琴,表演天鹅舞、萨满舞等。3.将赫哲族文化资源转化以获得经济效益通过建设赫哲族语言文化阵地来获得经济效益,建设赫哲族文化阵地应以赫哲族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再现赫哲族生产生活场景,包括赫哲族图腾柱、赫哲族原始民居“撮罗子”、萨满屋以及赫哲族鱼皮制作坊等。开发以赫哲族文化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业,在向全社会宣传赫哲族文化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来调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赫哲族传统文化的事业中来,形成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传承的良性循环。4.做好赫哲族本民族的学校建设在各赫哲族中小学校学习汉文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增设赫哲族的传统文化课程,如:“阿康布勒”舞蹈课、鱼皮制作技艺课、“伊玛堪”说唱课等,让赫哲族儿童从小就能掌握赫哲族传统工艺制作的技能,受到赫哲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养成他们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思想,充分发挥中小学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中的桥梁作用。另外还需编制具有赫哲族文化性质的特殊音像课本,以此做载体让赫哲族语言传承延续。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可以聘请专家到赫哲族聚集区进行创作和调研,探讨赫哲族语言文化保护的新形式。5.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保存和推广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运用,以专题的形式建设赫哲族语言文化遗产数据库,将赫哲族逐渐衰亡的语言、舞蹈、体育活动等文化遗产以数据信息的形式记录并保存。开设赫哲族语言文化网站,以专栏的形式系统介绍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状况,图文并茂的展示赫哲族文化的特征及表现形式,加强赫哲族聚居区的对外联系,借助现代化信息电子技术,使赫哲族语言文化资源得以保存并延续。综上所述,赫哲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既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中的持久课题。这就需要我们把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假如我们真能做到并一以贯之,那么赫哲族语言文化的复兴或将指日可待。

[注释]

[1]张敏杰.赫哲族渔猎文化遗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14.

[2]刘忠波.赫哲族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29-31.

[3]安俊.赫哲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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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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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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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7

李丽莉

(安远县第一中学,江西 赣州 342100)

摘 要:《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诠释,认为语文教育要以“培养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素养为目的,同时还要着眼于人的终身学习。”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也是提高学生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除了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之外,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使高中语文课堂成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使自己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本文分析了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及相关策略。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文化传承;运用

文化传承主要是指文化的传递和继承,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也是学校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高中课程中,语文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中语文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应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为文化传承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及现状

新课标认为,语文教育要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让学生吸收到民族文化的智慧,培养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因此,语文教学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高中语文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让文化传承成为高中语文课堂的主旋律,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在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下,当代高中生在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不少学生缺乏基本的古文化常识,对传统文化也知之甚少。有很多学生的历史知识极度贫乏,逐渐淡忘了传统文化。有的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呲之以鼻,不但没有继承和发扬,反而在道德和修养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高中语文教学要积极探讨实现文化传承的有效渠道,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使学生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从而实现语文教学的目的。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的运用策略

(一)高中语文教师应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才的主要培养者。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还要以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教师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传承者,培养学生热爱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要做好这些工作,高中语文教师首先要具备较高的人格魅力和人文素养,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范,努力陶冶学生的情操,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高中语文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积淀文化素养的同时,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解读能力,使自己符合文化传承的要求。

(二)引导学生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要努力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营造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教学氛围。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蕴含传统文化的优秀篇章比比皆是,这些课文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料。高中语文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积极的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可以在墙上悬挂古人的名言警句,增添文化信息;将教学方法和手段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课前导入时尽量选取一些与课文相关的诗文典故或名人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重视课外活动,让学生走进传统文化。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实现文化传承的目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努力,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高中语文教师要积极开展课外教学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走近传统文化的机会。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读一些经典作品,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和启发。作为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课外阅读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还可以举办多种形式的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使学生近距离的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可以举办各种旨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讲座、辩论赛等活动。

最后,还可以将课内外结合起来,提高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也是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系统的学习语言文字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以文化的角度去了解汉语字词的文化内涵,去品味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高中语文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积累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使学生在积累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其热爱传统文化,从心理上亲近传统文化,这对于文化传承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意义,针对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教师作为文化传承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在课堂上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还要重视课外活动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积极开展各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尽最大努力让文化传承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主旋律,切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罗墅森.把传承文化作为高中语文教育的责任[J].考试周刊,2011,(87).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8

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正在面临即将失语的困境。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反向来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积淀着该民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现代社会中,无数少数民族同胞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文字的传承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的形式,都可能存在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理解方面的误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或图片记录的载体可能会慢慢老化,甚至可能会存在遗失、损坏等问题。因此,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影像记录成为少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渠道

活态传承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以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方面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的保护。只有活态传承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在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博物馆”式的记录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及传承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文化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存与生活中形成的产物,即便是口与口的传播中都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影像的记录因为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能。通过影像资料,人们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避免前人的思维定式。这种“原生态”的记录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拓宽了思路,民族文化的传播显得更加全面而客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数民族人口涌向都市,留在本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稀缺,而外来者对少民族文化的理解又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活态”传承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十分重要。就好比一个人学习一门语言,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学习起来会很吃力,但如果他身临其境,主动来听、说这门语言,那么很快他就可以成功。其实,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人们一般更容易接受的是活灵活现的事物,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死知识”。例如纪录片《云朵上的民族》,就用影像的形式展现了羌族神秘的祭祀文化。片中真实记录了羌族的“夬儒节”,在纪录片的镜头下,无论是祭山会还是羊皮鼓、羌戏、特技表演等,都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真实状态展现出来。特别是在展现羌族舞蹈和羌族戏剧的过程中,运动镜头的使用为少数民族艺术的传神再现增添了魅力。“动与静的关系是纪录片镜头语言艺术中重要的标志,运动镜头可以使纪录片更好、更直接地向客观事实所靠近。”④于是,在拍摄祭祀山神的场面时,纪录片镜头的运动模式对羌戏、萨朗舞、羊皮鼓舞、特技表演等进行了富有生气的展示。有时候利用摄像机的运动镜头来完成对环境的介绍或对动作和节奏的展示;有时候又运用摇臂和升降镜头来全面呈现羌族舞蹈的整体氛围。可以说,在原汁原味地展现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方面,纪录片确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对少数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思考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9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音乐文化传承教育

人类文化传承肩负着传递先人创造积累的一切知识、精神、经验的历史重任,文化传承只有通过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这无疑体现出文化传承所包含的教育属性,即教育是文化传承最重要、最根本的手段和形式。

教育人类学将研究的视野投向文化中的人,把人放到广阔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反过来用研究人的理论来研究教育,寻找在文化传递和社会变迁中使人获得和谐发展的教育。①其注意力集中于文化视野研究和文化生成历史性研究,真正体现了教育中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及人的本质和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是一门运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教育的交叉学科。

在教育人类学“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基”的研究中,文化传承与教育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凸显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也彰显出有别于西方音乐体系教育的特质。为了弄清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有必要对音乐文化、音乐文化传承和音乐文化教育进行词义上的解构和重组,有助于重新认识二者及其相互关系。

一、音乐文化的词源语义

音乐文化是什么?关于文化的概念,据有关学者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达到250多种”。②中国古代对文化的理解,一开始是分而解之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礼论》云“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指个人的一种修养德行。对“化”的解释,《礼记・中庸》云“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泛指事物形态或本质的变化,同时又指教行、感化之意。“文”与“化”并用早见于战国末年《易・贲・传》:“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本义为以文教化,表示对人性情品德的培养,偏重于伦理道德的精神领域。

在西方,“文化”词源来自于拉丁语cultura,意为耕种,到16世纪逐渐发展为栽培、培育、有教养等意义。18世纪后,人类学的兴起引发人们对文化概念的广泛关注和使用。此后人类学家a・L・克劳巴和克拉克综合各家观点,归纳出近年来较完美的概念:“文化由行动的或是为了行动的、明示的以及隐示的范型组成,它通过象征获得并且被传达,成为人类各个集团具有特征的业绩,其中包含范型具体化的文化。构成文化本质的是相传的观念,特别是它所具有的价值。”③

音乐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一切音乐活动相关联,并为一定社会群体所共有的声音、观念、行为三个层面的事物。狭义的音乐文化指人类后天习得的并为一定群体所共有的音乐观念和音乐活动行为,一般指广义音乐文化中的精神层面。④而广义音乐文化则包含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与音乐相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音乐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音乐文化的语言符号,也有音乐文化的规范要素和音乐文化的物质产品,可以说与音乐相关的一切文化事项都包含其中。

二、音乐文化传承的词源语义

前文提到文化具有传承的基本属性,作为人类文化有机组成的音乐文化同样具有传承的基本特点。文化传承一词在国外出现较早,自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引用该词并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在古代汉语中,“传”与“承”则是分而述之。《论语・学而》云:“传不习乎?”其意为传达、传习。《说文解字》:“承,奉也,受也”,解释为奉、受,即顺从、奉承、接受。而“传承”一词在我国直到近现代才出现,根据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传承”词条,其意为:传授和继承。

作为教育人类学核心词之一的文化传承,是人类文化的内在属性,人类在文化传承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要素的交接和传递,不断增减文化因子,对文化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⑤文化因传承而保存,因传承而发展,因传承而创新,这个过程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逐渐积淀成为文化的传承机制,它强调文化在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化成员中做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⑥强调文化在时间上的传递和演进过程,并且突出文化传承机制中传递者与承接者之间“传”与“承”的因果关系,进而揭示文化传承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加减原则。

现在,我们再来看音乐文化传承什么。根据文化机制“接受文化―创造文化―再接受文化―再创造文化”的循环过程,可以将音乐文化机制理解为“感知接受――应用创造――再感知接受――再运用创造”的循环过程。同样,音乐文化传承既是音乐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与音乐相关的一切文化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做纵向接力传递的过程。

三、音乐文化教育的词源语义

当代,一些学校音乐教育“文化”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对音乐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进行理论上的再认识,什么是音乐文化教育⑦,音乐教育是教音乐的教育吗?

“教育”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分而解之:“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里强调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边关系以及教育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在西方,教育(educ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的educare,该词又出于动词educere,由前缀字母e和ducere两部分组成,分别代表拉丁文“出”和“引”,合起来便是“引出”之意。⑧近现代西方教育家对“教育”的定义呈现多元化,多半将视野局限于学校教育领域,局限于教育对个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而对于教育的文化传递属性以及教育对社会生活的延续和发展则关注不够。

对于教育一词的理解,人类学家有自己坚持的教育文化观,他们认为:一是教育是一种文化传递过程;二是人生活于文化之中,人的发展是接受文化传递,适应文化变迁的过程;三是文化变迁与教育变迁是一致的。⑨按照上述观点,教育便是社会整体与整体之间、整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文化传承形式和手段,教育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音乐教育本身既是一种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文化载体,还是传承、传播和发展音乐文化的最主要途径。因此,在界定音乐文化教育时,广义上讲它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音乐教育行为,内容包含了与音乐相关的一切文化,它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结合;狭义的音乐教育则是指有组织、有目的、有选择的教育,包括学校音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

四、音乐文化之传承与教育关系辨析

实践总是先行者,理论总是走在实践之后,用以总结和反思实践活动。本文对音乐文化传承和音乐文化教育词义的解构是为了研究它们的本质属性,明确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对二者的建构⑩过程则有助于增进对其本质属性的再认识和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和认知。

1.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1)文化传承是教育的文化目标

文化无法自身复制,它需要一个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来传递自我,而文化传承则具备这样的功能和条件,通过文化机制循环往复的传递过程,不断增减自身的文化因子,通过一代代社会成员的纵向交接传承下来。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之根本属性,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内涵,可以说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传承文化。而教育本身也是文化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所具有的对文化的传递性和作为传递文化的形式、手段和工具,成为人与文化之间的介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实质就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育媒体向受教育者传播知识、技能与情感的活动。⑪而媒体则是传播意识、文化、思想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文化传播、传递的根本属性和功能。因此,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传递性、工具性、手段性。传递什么?传递文化,传递人类文明,传递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一切成果和结晶。⑫

(2)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表现形式

教育作为当今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具有对文化的传递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如果对文化传承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当代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是教育,它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表现形式。人类早期的文化传承可以说是一种自在⑬的非正式教育,文化通过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做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而得以世代传承,这种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通过物质、文化、精神意识交往得以实现,这也是传统音乐主要的传承形式和渠道。当代文化传承的表现形式更多的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文化通过教育这一有效途径和手段,经过筛选、凝练、组合和创造,被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有选择地传递给社会和人,使得文化传承的过程更系统、规范和程式化,凸显文化传承的时代特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发展内在的要求。

不可否认,文化传承的方式和手段有很多种,而教育成为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表现形式绝非偶然,这与历史的积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传承与教育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传承则是教育的文化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2.音乐文化之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音乐文化传承是以与音乐相关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语言符号、规范体系和物质产品为传承内容和对象的,其在当代传承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主要依靠教育和传播两方面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音乐文化传承和音乐文化教育有根本的区别,音乐文化传承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具有自然自发的行为特征;而音乐教育则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培养人的活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过程。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活动过程有无意识、是否自觉。

教育人类学视音乐教育为一种音乐文化的传递,强调这种传递过程不仅限于正式教育,还包含了非正式教育的成分,这种音乐文化教育对人和群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知识技能上的传授,也可以是情感精神上的启迪,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教育的过程可以是有系统、有目的的,也可以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而后者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更深远、更持久、更丰富。

音乐作为一种审美领域的艺术文化,其自身体现出有别于其他非艺术文化的特征,如音乐材料非语义性、非视觉性、抽象性、时间性等,民族音乐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往往依靠口头语言、副语言⑭来传承,讲究浸润、熏陶、感悟的过程。

因此,音乐文化之传承与教育并无天然鸿沟,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民族音乐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传承的属性,使我们在讨论民族音乐教育时,不能简单套用学校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的眼界和视角需更加开阔。

结语

本文对于音乐文化教育和音乐文化传承关系的粗浅分析和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人类学对教育和文化独特的学科研究视角,明确传承与教育不同的功能和属性,以及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传承间的互通关系,从而为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音乐教育特别是学校音乐教育中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注释:

①⑨冯增俊,万明钢.教育人类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30,39.

②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379―380.

③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顾建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36.

④刘正发.凉山彝族价值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8.

⑤王军,董艳.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3.

⑥⑪李峰.论多元文化观中的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传承[J].艺术百家,2008(8):298,297.

⑦本文所说的音乐文化教育主要突出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强调音乐教育的“大文化”视野,是除包含音乐本体外,还涵盖了与音乐相关的一切物质、精神、符号、语言、规范、制度等内容的音乐教育。

⑧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277,478.

⑩建构是一个借用自建筑学的词语,原指建筑起一种构造。在文化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使用,建构是指在已有的文本上,建筑起一个分析、阅读系统,使人们可以运用一个解析的脉络,去拆解那些文本背后的因由和意识形态。建构着重于系统的建立。

自在:指物体客观存在,但主体对其并无意识。

副语言:语言学对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

“副语言”指有声现象,如重音、声调的变化,以及哭、笑、停顿、气喘,嗓子沙哑或者尖溜溜,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压低嗓音打喳喳,结结巴巴说话等。这些是伴随话语而发生或对话语有影响的、有某种意义,但是那意义并非来自词汇、语法或一般语音规则。广义的“副语言”指无声而有形的现象,即与话语同时或单独使用的手势、身势、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这些也能表示某种意义,一般具有配合语言加强表达能力的作用。心理学家称非语词的声音信号为副语言。

语言与文化传承篇10

高中语文教材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素材,这些素材有的是显性的,可以被学生直接感知;有的是隐性的,蕴含在课文的字里行间,需要教师的启发引导。一方面,有效认知显性文化素材。显性文化素材是能够为学生感官所直接感知的感性材料,学生对此种素材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知识能够较快理解,教师在教学时要重点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有效认知。

例如,在必修二《成语:中国文化的微缩景观》一课的学习中,生活在美丽的乡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农村学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扬长补短,在文化素养上弥补提升,假以活动组织提高,农村学生的语文学习也一定出色。其中汉语成语的五大方面的来源: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典故、文人作品、外来文化,包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元素。成语来源所涉及的元典包括《论语》《孟子》《诗经》《史记》等,无不是中华传统经典名著。对成语的学习,不仅要知其意,更要感悟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另一方面,充分感悟隐性文化素材。高中语文课程具有其他基础课程所共有的知识性和工具性,同时又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重构性和生成性。语文课程的生成性决定了教师在教学时不仅要引导学生识记和理解语文知识,还要引导学生实现由感性认知到理性感悟的提升,自主探究课文文本所隐含的文化素材,升华学生对文章思想情感的理解。

例如,在《说“木叶”》一文的学习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木叶”这一意象,还要引导学生透过“木叶”这一古代文化意象的典型代表,充分感悟借物言志,通过对古代文化的理解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

二、整合多样化文化素材

文化从来都不是某一方面单独存在的,文化的传承是多样化、多角度、多方面的有机组合。语文课程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包含了多样化的文化素材,涉及语言文化、民俗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建筑文化等多方面,这些文化素材的紧密联系和有机结合促进了整体文化传承的有序进行。教师在将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多样化文化素材的有机整合,提高学生对语文知识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感知和深刻体会。

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文对贾府院落布局、建筑样式、雕刻装饰的描述体现了建筑文化的审美特点,并暗含了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森严。而对王熙凤、林黛玉等人的语言描写,府中长辈、晚辈之间称呼的描写,又体现了语言文化的特点。对贾府迎客待人的礼制习惯、穿着佩戴的风俗习惯的描述,又体现了浓厚的社会、民俗文化特点。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文学语言的不同描写特点,感悟文章所蕴含的多种文化元素,从整体上理解传统文化的特点,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素养。

三、生活素材与教学相融合

生活即教育。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不仅要对教材中出现的文化素材进行充分挖掘和有机整合,还要注重将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融入到语文教学中,与教材中的文化素材相结合。生活化的文化知识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也能使学生对语文知识和文化素材的感悟更加贴近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尊重文化、注重实践的良好品质。

例如,《离骚》一课的学习可以充分利用端午节的文化背景,离骚、屈原、端午节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将端午节传统民俗文化与《离骚》中作者的情感表达相融合,从而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在古诗《春江花月夜》一文的学习中,由于诗作本身的古典文化气息,加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音乐感和画面感,学生在学习时很容易产生对唯美意境的沉思。教师在教授时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将古筝曲《春江花月夜》引入课堂,为学生渲染出一种唯美意境与典雅音乐相结合的课堂氛围。在这种视听一体的文化熏陶中,更容易引发学生对诗作美的感悟,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