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1
关键词：农户兼业；土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3－2801-06
effectofFarmer’sDiversificationLevelonLandSustainableUse
LUoFang
（SchoolofCommerce，HuanggangnormalCollege，Huanggang438000，Hubei，China）
abstract：astheprocedureofChina’sur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speededup，thefarmer’sdiversificationlevelincreasedgradually．inthemeanwhile，themain－landcontradictionwassharpeningbecauseoftheseriouswaterloss，soilerosionandsoilfertilitydecline．Landsustainableusewascloselyrelatedtothehealthy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ndChina’sfoodsafety．theeconometrictoolwasusedto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landusepatterns，suchaslandabandonandextensiveuse，treecropandperennialcropplanting，seasonalcropplanting，keepingirrigationanddrainagecanalunobstructed，therateofapplyingfarmyardmanure，andbuildingmethanetank，etc．itwasconcludedthattheleveloffarmer’sdiversificationhaddualeffects，whichwashelpfultoovercomecapitalconstraintandharmfultoincreasethemotiveofinvestingonwaterandsoilconservationbecausediversificationdecreasedthedependenceoffarmersonagriculture．
Keywords：farmer’sdiversification；land；sustainableuse
1990年2月，印度农业研究会（iCaR）、美国农业部（USDa）和瓦迪欧研究所在共同组织的新德里首次国际土地可持续利用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表述为“尽可能减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破坏并减缓或遏制其退化，维持一个不变或增加的资本贮量，以达到人类生活质量长期改善的目的，即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持和改善土地资源的生产条件和环境基础”［1］。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地关系更为严峻，由于人多地少，多年以来，以占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并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相继迎来人口的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人口就业高峰和人口老龄化高峰。然而，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9．60×106km2的陆地国土中，有1／3的面积（3．56×106km2）属于水土流失区域，其中，水蚀面积1．65×106km2，风蚀面积1．91×106km2，水蚀和风蚀交错区面积为2．6×105km2［3］。农村土地资源保护是中国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并促使其实现可持续利用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2］。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农业以外多元化经营活动的方式［4］。农户兼业水平是指农户兼业化程度，既可以依据农户投入到非农行业中的劳动力（或时间）占家庭劳动力（或时间）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也可以根据农户所获得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量化。若采取后一种方式，可将农户大体分为4种类型，即纯农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低于10％）、一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10％～50％）、二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50％～90％）和非农业户（非农收入的比例大于90％）。
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一些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王鹏等［5］认为，农户兼业导致的非农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对水土保持进行投资，同时，非农就业也促进了“留守”农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水土保持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学者对此持折衷的态度，如ervin等［6］和钟太洋等［7］的研究指出，非农业收入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有着双重效应。因此，农户兼业对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也应当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称为兼业效应Ι），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称为兼业效应Ⅱ）。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如于术桐等［3］提出，农业收益相对较低和农民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兼业化水平高的农户种田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食物需求。劳动力过度向非农部门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另外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而水土保持工作正需要大量体力劳动。因此，高度的兼业化使水土保持投入急剧减少。相关分析也表明农户的水土保持投资对非农收入比例与兼业人口比例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谭淑豪等［8］的研究也指出，非农就业可能使农户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致使土地因缺乏管理而退化。
无论已有研究所持观点如何，在研究与讨论的方式和方法上，大都笼统而概括地采用农户是否采取土地可持续利用措施，或是否进行水土保持投资等，这一类提法［3，9］并没有详细叙述在具体的土地经营行为中，哪些是环境友好型的，哪些不是。本文不仅列举出了几种常见的涉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行为，而且还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兼业水平、户主个人特征、耕地面积和土地细碎化程度等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尤其是农户兼业水平对其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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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农户微观数据来自黄冈师范学院学生于2010年9月对湖北省的武汉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荆门市、荆州市、鄂州市、宜昌市、随州市、黄石市、襄樊市、潜江市、天门市、十堰市等地农村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05份，收回有效问卷288份，有效率94．4％。调查采集了户主的个人特征数据，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和风险偏好等；家庭特征数据，包括农户类型、耕地面积、是否饲养牲畜、细碎化指数、旱地所占比例、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土地可持续利用特征数据，包括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木本植物与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是否种植季节性作物、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施用农家肥的比例以及是否建有沼气池等。
1．2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农户兼业水平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非农业户中，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的农户所占比例最高（达43．75％），其次是二兼户（26．32％）和一兼户（22．83％），纯农户（12．96％）最低，可见随着兼业化水平的提高，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现象愈多见。很少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农户比例以一兼户和非农业户较高，分别为72．83％和71．88％，纯农户与二兼户较低，分别为66．67％和65．26％；换言之，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较多的农户依次为二兼户、纯农户、非农业户和一兼户。种植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的农户比例以纯农户为最高（74．07％），接下来依次为一兼户（72．83％）、二兼户（71．58％）和非农业户（62．50％），可见随着兼业化程度的加深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越少，因为季节性作物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畅通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非农业户（84．38％），二兼户（77．89％）和纯农户（77．78％）的比例基本相近，一兼户（73．91％）最低。施用农家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非农业户、一兼户、二兼户和纯农户，可见兼业农户比纯农户的农家肥施用比例更大。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二兼户（20．00％），其次是一兼户（17．39％），非农业户最低（12．50％），可知农户兼业反而使建沼气池的可能性增大。
2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2．1模型选择
根据采集的数据特征以及研究需要，在分析农家肥比重（y5）的影响因素时，采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在分析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y1）、是否种植了季节性作物（y3）、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y4）和是否建了沼气池（y6）等时，采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在分析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y2）时，采用ordered（排序选择）模型。由于oLS法最常见，其定义省略，下面仅就Logit模型和ordered模型的定义予以说明。Logit模型的定义为：
Li＝ln（）=β1＋β2xi＋μi（1）
式中：pi为概率，pi／（1－pi）为机会比率，xi为解释变量向量，μi为残差项［10］。
ordered模型的定义为：
yi＝0，y*≤γ11，γ1＜y*≤γ22，γ2＜y*≤γ3m，γm＜y*（2）
式中：y*为指标变量，y*＝x′iβ＋ε，x′i为解释变量向量，ε为残差项。由于临界值γ1，γ2，…，γm事先不确定，因此，也作为参数与回归系数一起估计［11］。
2．2变量选择
所选择的变量分为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两类，变量名及其描述见表2。
2．2．1因变量这里选择了6个描述农户土地可持续利用行为的因变量，它们分别是：①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y1）。首先必须将土地抛荒与休耕区别开来。休耕是指在一块土地上种一年作物后，一段时间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田间管理，如除草、追肥、灌溉和排水等，以恢复地力。抛荒是指对某一地块不仅不种植作物，而且也不进行田间管理，从而导致了地力衰退。此外，粗放经营也会导致地力衰退。②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y2）。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有利于土壤保持［8］。③是否种了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y3）。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67．71％，他们在收获季节性作物之后，任由土地处于状态，不再给土地培肥或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13．85％，而土地的与荒芜将导致土地的退化与水土流失。④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y4）。疏于农田基本设施的建设将会导致土地退化［8］。⑤施用农家肥比例（y5）。农家肥包括人、畜、家禽等粪便和鱼塘淤泥等，施用农家肥有利于保持地力。⑥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y6）。农户建沼气池不仅可以提供清洁燃料，实现低碳、环保与减排，而且沼渣和沼液均属于无公害的有机肥，其肥效比一般未经密闭发酵的农家肥的肥效高。
2．2．2解释变量共选择了11个解释变量，分别是：①农户类型变量。一兼户（x1）、二兼户（x2）和非农业户（x3）：鉴于前面提到的已有研究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性利用的影响存在肯定、否定和折衷的3种观点，这里只能预期农户类型变量对各个因变量的作用不确定。②户主个人特征变量。户主年龄（x4）：户主年龄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年龄增长有助于户主提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因此导致其土地经营行为向积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较粗放型利用方式的劳动强度大，需要更多的体力支出，但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结果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大小。户主受教育年限（x5）：持续发展是人类的一种理，要求人们有较高水平的认识与自觉性。因此，农户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其土地利用行为的可持续性影响广泛而又深刻。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致使农户在土地利用及其经营决策过程中缺乏高层次的理性思维，土地利用行为方式远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12］。因此，预期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有利。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若户主厌恶风险，则不敢对土地利用恣意妄为，必定更加珍惜耕地。因此，风险厌恶指数越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越不利。③家庭特征变量：耕地面积（x7）：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可能采用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粗放经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不利。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土地细碎化是指单个农户的承包地并非连接成一片，往往被分散在几处，通常用土地细碎化程度指数（Si）来表征，其计算公式为：Si＝1－α2i/（αi）2，其中，n为农户拥有地块的数量，αi为地块i的面积。Si（0≤Si＜1）的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13］。若土地细碎化程度相对较高，土地保护的收益易于外溢从而削弱了农户进行水土保持的可能性［8］。同时，土地细碎化给农田管理带来不便，增加了农业劳动时间，农户不愿在零碎的土地上进行过多的水土保持投入［3］。因此，土地细碎化指数越高，越不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饲养牲畜（x9）：牲畜不仅可以提供有机肥，而且可以帮助农户减轻农业生产与进行水土保持的劳动强度，因此，饲养牲畜的作用是积极的。最后2个变量，旱地所占比例（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仅是y4（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的解释变量，预期它们都对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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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模型估计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进行，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误见表2，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当模型y1～y6分别对解释变量x1～x9回归时，根据LR统计值及其伴随概率pr（LR值）或F统计值及其pr（F值）可知，除了模型y4的LR值＝10．486，pr（LR值）＝0．3126，说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效果不佳外，其余5个模型的都在1％或5％水平上显著，即模型的整体效果尚佳。因此，考虑对模型y4增设变量，通过几次尝试，最终发现加入变量旱地比重（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后，该模型在5％水平上显著。
模型y5采用的oLS法，对参数而言是线性的，因此，估计系数可代表边际效应。模型y2采用的ordered回归，其因变量是离散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也不代表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但笔者尚未查阅到ordered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
模型y1、y3、y4和y6采用的Logit回归，其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不能表示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Logit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由于Logit模型的分布函数F（x）＝ex／（1＋ex）［11］，而f（x）＝dF／dx［14］，因此，经过求导得到：f（x）＝ex／（1＋ex）2。令x＝x′，对于Logit模型而言，x和可由回归得出，于是，经过简单的计算即可得到模型y1、y3、y4和y6的f（x′）；再根据公式f（x′）・计算出相应的边际效应即斜率［14］，结果见表3。
3．1土地的抛荒与粗放利用
在模型y1中，非农业户（x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一兼户（x1）和二兼户（x2）不显著，根据斜率可知，二兼户兼业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12．24％，非农业户兼业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23．32％，斜率由求导得到，因此，它不表示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虚拟变量x2或x3由0变为1时函数值的变化［14］。耕地面积（x7）在5％水平上显著，耕地面积增加1hm2，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反而下降12．72％；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可以解释为由于湖北省的户均耕地面积较小，平均仅为0．435hm2，还未实现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增加耕地面积，有助于发挥规模效益，从而降低了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饲养牲畜（x9）在5％的水平上显著，饲养牲畜增加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平均下降11．90％；结果与预期相符，证明了饲养牲畜确实有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3．2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y2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随着风险厌恶指数的升高，即更不怕冒险，户主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概率上升，这一结论与预期不符，可见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生产周期长，不会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于是风险偏好者种植的可能性更大。
3．3季节性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y3中，耕地面积（x7）在5％的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hm2，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下降1．98％，说明耕地面积增加，季节性作物的种植概率下降，即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概率上升，与4．1中的原因相同，是规模效益使然，即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规模效益有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在1％的水平上显著，细碎化指数增加1个单位，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提高6．23％，可知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季节性作物种植概率越高，即水土保持行为的概率降低，这是由于土地细碎化导致经营管理成本上升以及外部性溢出效应的缘故，与预期一致。
3．4排涝和灌溉沟渠的畅通
在模型y4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5％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1个单位（即户主越偏好风险），保持排涝和灌溉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提高12．34％，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x7）在5％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hm2，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下降38．02％；说明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保持沟渠畅通的可能性下降，因为面积增加与保持沟渠畅通存在对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竞争关系，与预期相符。旱地所占比例（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都在5％水平上显著，即旱地比重增加1％，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0．32％，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加1hm2，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61．34％，与预期一致。
3．5农家肥的比重
在模型y5中，非农业户（x3）在5％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其原因在表1的注释中有说明。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在1％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可知土地越细碎，农家肥所占比重越少，与预期相符，理由同前。
3．6建沼气池
在模型y6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1％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1个单位（越偏好风险），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27．97％，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x7）在1％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hm2，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30．17％。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提升，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概率增加，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不利影响。同时，农户兼业对建沼气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利影响。此外，农户兼业对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季节性作物的种植、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以及农家肥的施用等均无明显影响。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ervin等［6］的农户兼业对水土保持的双重效应的观点较为接近，即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针对上述结论，建议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治理水土流失队伍的道路，成立村级水土保持互助合作组织，把零散的家庭投入转变成专业化的集中治理；这种“合作组织＋农户”的方式［15］，一方面能提高水土保持效果，解决技术指导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使得兼业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
2）积极引导农村企业集团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农业，从而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为区域水土保持投资积累资金［9］，将市场机制引入水土保持治理，探索企业化水土保持运作机制［7］。
3）在农户具有水土保持投入意愿的条件下，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水土保持行为，技术的推广与指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有关环境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采取“政府＋科研＋公司”联合的模式，建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研究项目，加强环境宣传与教育，加强技术示范和科技服务，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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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2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整治；现代化；发展
1农村土地整治与农业现代化概述
首先我们要对农村土地整治的概念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土地整治是指对已有可用土地进行管理，提高它们的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从而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对低效率的土地进行整治过程中，土地整治势必会与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产生复杂的联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土地多元性质的属性。
土地整理是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最终实现土地资源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利用。土地整理效率低下，模式实施不合理，必然涉及自然、社会、多元的经济，使土地整理具有自然属性所特有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所有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来说更是如此，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大国逐渐向现代化科技国逐步转变，我国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提出了农业发展要重视技术与经营规模的理念，使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了新的活力。同样的，针对农村建设也提出了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再次证明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的密切联系，因此笔者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与含义做了总结，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科技含量较高。第二，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第三，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与生产力水平；第四，城乡一体化。
总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整治和农业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更重要的使命，具体来说，土地整治项目已经由传统的自然性工程转变成为了当今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在发展过程中要本着“保发展、守红线、促转变”的原则，为国家土地利用战略部署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来说，土地整治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度实施，在根本上增强了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其次，通过高标准农田土地的建设，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改善了生产条件，为之后的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再次，目前我国土地整治政策中，主要通过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等方式，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那些本来零散的土地不断集中起来，形成初具规模的农业企业或农村合作社；最后，优化了当前我国农村的土地使用格局，有效地推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
2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现状
2.1全国层面的土地整治现状
自从我国开始全面发展土地整治工作以来，其过程重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发展壮大阶段与综合发展阶段，时间段为2003-2008年与2009年至今。
首先我们对发展壮大阶段进行分析，在这个阶段土地整治的主要成效是面积的扩大，据相关数据统计，可得知2003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土地整治面积增长率为11.79%，并且随着国务院2004年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使得土地整治工作向着鼓励农村用地方向不断发展，同时2005年，我国的国土资源部又针对土地整治工作，增加了挂钩试点，使土地整治工作与农村整理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其次就是第二个阶段，综合全面发展阶段，200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整治，集中连片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实行田、水、路、林综合治理的政策理念，这表明了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不在是简单的农地政治工作，还是包含了道路建设、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国家治理工作。
综上所述，2003年至2017年，我国土地整治工作经历十几年的奋斗与拼搏，整体上完成了相应的计划任务，但是还存在着更多的挑战需要我们今后努力克服，那么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就针对各地区的政治现状做出相应的讨论。
2.2东中西部三大区的土地整治现状
我国土地整治面积是由东部领先向东中西部协调方向发展的，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将我国省市自治区按照区域不同，划分为了东西中三大部分，发展整体趋势可以总结为“东部>中部>西部”，但是其中一些细节我们也应该加以重视，例如在2009年至今的综合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整体整改面积不如中东部分，但是发展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西部地区的发展，使之早日追上中、东地区的发展步伐。
2.3农村土地整治带来的成效
上述两点都是从宏观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就从具体数据分析农村土地整治带来的成效。2010年5月，我国确定了10个土地整治示范省，截止2014年12月对这些示范区域进行评估，主要成效如下：
首先，土地整治经过专业推广之后，使得这些示范区的耕地面积有了明显的提升，以江苏省、黑龙江省等10个示范省为例，在四年期间，共建成高标准农田2321.98万亩，土地平整面积达820.81万亩，为我国农业播种面积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土地整治政策落实下，土地耕地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样以示范区域为例，在土地整治期间，耕地质量等级提高0.84-1.7不等，粮食产能提高66.87亿斤，具体可见图1所示。
3基于土地整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措施
3.1实施区域差别化土地整治政策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4
关键词：农村；社会结构；乡土社会；新乡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3-4161（2012）05-0134-0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是工商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是指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社会实践结构的这种历史性巨变反映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为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造就了其“乡土”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质理解为“乡土社会”。此后，“乡土社会”便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乡”和“土”是理解乡土社会的两个关键字：“乡”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文化和情感归属的概念；“土”是一个标志特定地域范围的概念。“乡土”合在一起则指特定地域范围及人们对此特定地理区域及区域亚文化的某种特殊情感关系。“乡土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把钥匙。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乡土社会具有土地依赖、聚村而居和家族归属三个显著特点。
（一）土地依赖
在乡土社会里，土地是至关重要的。乡土社会中“‘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物的依赖和基本谋生手段——种植业的依赖，转变为对土地本身的依赖。正是由于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土地才成了农民问题的关键。正如斯科特所说的“对土地的控制成了权力的关键基础，在同寻求获得小块土地的佃户的交往中，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虽然斯科特讨论的是东南亚殖民地时期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但土地问题背后所映射的权力关系则是仍然适合于传统中国农村。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耕者有其田”，其所指向的都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好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天下。因此，“土地是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土地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聚村而居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农民对土地的半人身依附关系、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商业、落后的交通通讯工具等都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是若干户相互联系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村落文化和非正式制度。村落之间少有往来。聚村而居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第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居民的社会行动更多地受当地长期形成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支配；第二，由于村民之间互相熟识，并因生产、安全、情感等需要相互依赖，从而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前者形成村庄的“礼治秩序”，后者形成村民的“乡土意识”。“礼治秩序”所展示的是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的巨大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就是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及其制度表现形式——非正式制度。“乡土意识”体现了村落居民对养育了他的村落的归属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应地，一方人也会依赖于一方水土。农村居民这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依赖根深蒂固，“乡”也成为联系来自同一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间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联结纽带背后所维系的是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村庄认同及其延伸形式——村落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家族归属
在西方，“家”一般是指夫妻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文化中，“家”的含义比较模糊，在西方“家”概念以外，中国的“家”还可能包括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叔婶姑姨等远近亲疏关系不同的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多数情况下，“家”实际指的是家族或宗族。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从来都不是意志自由、行为自决的独立个体，庞大的“家”结构把个人的社会生活完全纳入了家族的整体意义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家族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和家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依关系，各家族之间则相对独立。中国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浓厚的兴趣。弗里德曼研究指出福建和广东家族组织度比较完善的三个可能原因：水稻种植、水利灌溉和边区环境。这种概括与费孝通对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原因的概括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和居民安全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许娘光通过中国、印度和美国家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人具有情境中心和相互依赖的处世观，他们“倾向于在家庭这个人类初级社会群体中来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林耀华则认为外界环境包括组织、物质、技术及家族内部主要成员更替是家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指出在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制约着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必须与其他哪种人往来，因而也就为他的体系和结构组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则”。强大的家族力量不但维系着中国的家庭稳定，也复制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代人都按照上一代人培养他那样教育他的下一代，这种对家的依赖和忠诚构成了中国人行为的意义基础。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离投入点越远，圈就越大，关系也就越远。费孝通由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的核心就是居于中心的“我”，而一圈圈的波纹则是与“我”的不同关系。虽然表述方式和研究重点不同，但费孝通与弗里德曼、许烺光、林耀华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以“我”为中心的家族关系。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归属和对家族的依托使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不愿进行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终老之后仍然要以各种形式回归村庄，被称为“叶落归根”，这里所归属的是村庄，更是家族。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开启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快速现代转型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逐年加大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进城务工浪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乡村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等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使得“乡土社会”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贺雪峰提出“半熟人社会”来指称结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社会；陆益龙则提出“后乡土社会”概念；黄家亮等用“新乡土社会”来指称快速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本文以为，用“新乡土社会”来概括加速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明确地指涉了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新特质，也表达了新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连续性，比较贴切。因此，本文沿用这一表述，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就是从“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与上文所讨论的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相联系，本文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新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地关系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整体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以及持续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迫使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劳动收益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而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缓解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图1是1990--2010年中国乡村从业人员与乡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与乡村人口的减少相应，乡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却逐年升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乡村非农就业的首选，其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到2010年，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38.37%。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到2010年分别达到乡村从业人口的8.08%和6.16%。图2反映了1990--2010年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情况。
传统农业种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乡村非农就业人数的稳步上升反映了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重要性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乡村农业从业者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兼业行为，即通过家庭兼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以及在村庄、乡镇及周边地区“早出晚归”或短期外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这种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起促进了农民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对土地的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促使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实物收入减少。表1是1985—2010年以5年为间隔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
由此看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相应地，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农业和非农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逆转。这表明，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977元/人。由此看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甚至全部收入来源的收入结构，从而使农民与土地的传统依赖关系出现了部分松动，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命根子”。无论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山区、还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进城务工潮流，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收人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的结构性变迁。
三、新乡土社会的观念结构：乡土意识的式微
传统乡土社会中，居民对村庄和家族的认同感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意义的基础。村民的村庄认同可分为两种类型：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前者是特定地域（村落）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自觉自愿的村落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是基于村落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强大压力而被迫表现出来的对村落的归属和依赖，是一种表象认同。当社会结构处在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认同方式村庄成员对外来文化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基于自愿认同的居民会对外来冲击产生排斥和疏离反应；基于强制认同的居民的反应则是对村庄的疏离和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这种认同差异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的降低。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现象出现以来，中国以农民进城务工的形式进行的城乡社会流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虽然20年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统一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可区分为若干代，并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却几无争议。本文把中国的农民工区分为两代：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区分大体上以出生年代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两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动机、务工形式、务工待遇、务工去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外出务工农民中，第一代农民工是外在压力驱使的结果，其外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户家庭日益增长的现金支出需要同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的矛盾，这是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在现有的生产体系内无法生产出家庭经济支出所需数量的现金收入，是“硬预算约束”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第二代农民工基本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其“库存知识”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其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而是脱离农村。新一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个人权益保护、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创业知识学习需求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职业期望、融入诉求和个人发展期望”。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一种经济生产行为；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工行为则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他们可以承受城市的排斥与疏离，也可以承受城市生活的窘迫，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在城市立足，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有学者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把农民工按出生年份分为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组别并研究了不同组别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发现农民工的出生年代与生存型动机负相关、与个人发展动机正相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大约有40%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这一比例在前两个组别中分别为6.7%和22.4%。谋求在城市中立足。获得个人发展已经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要务工诉求。
新一代农民工务工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把在城市落脚、融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外出务工的基本目标。务工动机的改变直接改变了农民对传统村庄和家族关系的依赖关系，其个人认同的基础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传统的“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逐渐式微。虽然很难清楚分辨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民对乡土依赖程度的降低那个是因、那个是果，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并且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农村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四、新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历史上，家庭一直是兼具生育、经济、政治、教育、情感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基层组织，而且，家庭总是和家族、宗族等组织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费孝通对江村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表明，在1936年时。江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和残缺家庭最多，分别为45.4%和27.6%；到1960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到35.5%和27.4%，核心家庭第一次超过主干家庭，占32.3%；到1984年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别占43.2%和39.0%，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36—1984年间，联合家庭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1980年更是下降到0.4%，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大家庭一直是不占主导地位的。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传统中国户均人口数在4～6人之间。基本可以肯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是以联合家庭为主的。
自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口规模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1978年，户均人口为5.7人，和费孝通调查研究的30年代江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基本一致。到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0人，并在此后多年内一直保持这一数字。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村核心家庭的人口规模。图3反映了这种人口变动趋势。
传统中国的家庭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的“细胞”，满足了家庭成员多种需要，也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家庭规模的缩小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变化。在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原有的子女教育等功能逐渐被专业的教育机构承担起来。就目前来说，农户家庭的最主要功能是情感寄托、人口生产和经济核算等功能。人们在解释为什么两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走却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这种“零风险资产”构成了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使他们免于成为“绝望的群体”，从而降低了其疏离感和被剥夺感。对于作为“人性的养育所”的家庭的重要性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农户家庭不但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着社会成员的情感寄托和人性抚育的重要功能。就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来看，农民流动以青壮年男劳动力进城务工为主，其妻子、子女、父母则大部分仍然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家庭承担着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的“安全阀”。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安全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5
农业现代化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自从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这个范畴以来,研究者们便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
(一)工业化论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这种工业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就可以使农业实现现代化。”(丁泽霁,1991)因此,“现代农业可以叫做工业化农业,农业现代化也可以叫做农业工业化。”(丁泽霁,1991)进而将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
(二)转化论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实践的起步,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一般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把传统农业改造或转变为现代农业。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农业现代化,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物质装备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全面地改造农业,使传统农业转变为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的过程。”(雷海章,1991)“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体制(包括产权制度、价格制度)现代化,农业生产力系统(包括农业装备、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人力资本)现代化和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及流通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蒋伏心,1995)“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为既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又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徐更生,1993)
(三)综合论
宣杏云、王春法等(1998)在对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透视的基础上,提出应从两方面把握农业现代化的内涵:①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过程。
第一,它是从以直观经验和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经营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而其直接体现则是诸如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工厂化等。
第二,它又是从自给自足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变和商品农业大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农业的最终产品即各种农产品进入了市场交换领域,各种涉农中间产品、劳务和消费品以及其他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也成为农业市场交换的主体,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消费也都完全商业化了。于是,便在现代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以及消费者之间形成多层次的、广泛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商品化。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机械化和科学化是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发展需要的。②农业现代化又是一种手段,即一国为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使其落后的农业生产部门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各种手段的总称。或者说,是一国将其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又主要是一种发展战略。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而且它也是建立在承认农业现代化主要是一种过程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根本上讲,农业现代化既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为加快这一转变过程所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的总和。他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仅扩展了单纯的“过程论”,把它同时看作加快这一过程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农业商品化,且这种商品化农业赖以运作的市场基础既包括国内市场,又包括国际市场,是两个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开放型农业。这在对“农业现代化”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突破。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现代化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就历史性而言,农业现代化始于大工业在农业中的逐步应用。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它的标准与程度在不断提高。就世界性而言,农业现代化要以国际水平为参照,应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先进水平,而不应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今天的水平与自己过去的水平相比较。
这里的现代化水平通常认为应该以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程度来衡量。这个标准是否恰当呢?张叶(1999)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在非农业部门无疑是恰当的,因为在非农业部门中,生产手段的应用与应用该种生产手段的效果是统一的,即生产工具越先进,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也越高(在一段时间内外部效果除外)。但在农业部门中,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并不十分精确,原因在于农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此,它不仅是经济的再生产而且还是自然的再生产。现代技术还不能使农业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而且它的作用的发挥还要受制于自然条件与动植物本身,就是说,即使是相同的技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作用也各不相同。
因此,农业生产手段与效果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统一的,以物质技术手段的应用程度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并不全面。他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与农业目标现代化的统一。要做到两者的统一,必须采用的技术既是先进的又是适用的,而这种适用性又体现在先进技术必须符合国情上。目标现代化则体现在技术所使用的社会效果上。既是先进的又是适用的技术必然导致目标的现代化。这种认识从农业的特殊性出发,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新的探索。他提出的现代农业科技应用必须考虑国情,这对我们研究21世纪初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事实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特质,仅以发达国家既有现代化成果为参照系,很可能忽视本国农业现代化的特色。
而最能体现国家特色的因素就是一国的基本制度。于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7)提出,“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引入或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或制度创新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生产条件、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农地经营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制度、农产品营销制度、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农业金融制度及社区共同体职能和政府管理农业职能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现代化,这些制度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农业现代化变迁的关键所在。此外,农业现代化也体现为产业特征的转型,从产业特征层面讲,包括国内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农业比较利益状态的转型,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农业比较优势的转型,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业地位和工农业间资源配置状况的转型。”
应该说,这种观点既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又放眼世界;既包括了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运动,又包括了制约、支撑农业部门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较深入、较全面地概括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唯一的缺陷在于,从其表述中看不出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含义。事实上,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农业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保持和维护生态平衡,使人类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能在优美、健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推进人类文明的过程。上述各种看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应考虑其时序性和特殊性。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全方位改造的过程,是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手段、经营管理、产权制度等诸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是在维护生态环境,实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情况下,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总之,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而逐步得以深化和完善的。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发展观点,在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适时调整我们的认识,使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实践发挥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探究
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深入探讨的目的在于为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下面就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从理论和政策选择两个角度进行论述。
(一)国内外有关农业”转型”问题的研究概况
事实上,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西方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传统农业如何转向现代农业即“农业转型”问题的研究,所谓“农业转型”在理论上等同于我国所说的农业现代化。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对农业转型问题的研究,最全面、最权威的成果,当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舒尔茨把传统农业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提出要想打破这种均衡状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须有新的要素投入进来。正如舒尔茨指出的,重新配置传统农业体系内的资源,并不能带来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只有通过技术变革———新的耕作技术、更好的品种、更有效的动力来源、更便宜的植物养料,有意义的增长机会才会成为可能。在舒尔茨看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反复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变迁。
“技术变迁,这一概念在实质上至少是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减少或改变的结果。”(舒尔茨,1987)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技术变迁。农业技术变迁的形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技术方向:一类是沿着生物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动植物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化肥、农药的发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进等等;另一类是沿着机械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工具机的发明和改进,新型动力的引进等等。前者是为了节约土地而进行的,其结果是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后者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进行的,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正是在对日本和美国的不同的农业技术演变方向的研究过程中,才提出了“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农民总是选择那种能够节约稀缺生产要素并更充分利用丰富生产要素的技术。因此,日本的要素禀赋诱致出一条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美国的要素禀赋诱致出以机械技术为主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速水和拉坦的贡献在于他们揭示并论证了生产要素禀赋与技术道路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变迁的规律,经济学家也进行过经验分析和理论概括。一般认为,在一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技术和装备的现代化,要滞后于工业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其原因在于,现代农业所必需的物质技术装备大都来自农业之外。
只有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之后,农业才能实现现代化。这证明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经提出过的一个论断的正确性,他说,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自然形态来说,农业已不存在于它自身内部,它自身的生产条件和作为独立部门的这些条件是存在于农业之外的。”①不仅如此,工业化还通过上述方式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工业化自身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推动,又大量地创造着各种新的就业部门与岗位,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为农业内部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土地制度的变革创造了前提。由此可见,传统农业要发生根本性变革,必须与工业化相结合。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的作用。经济学界对此做了一定的研究。在几乎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舒尔茨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制度的变革,在经济分析中把制度作为变量处理是必要的,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要求基本的制度(包括政策)的变化。林毅夫(1992)和樊胜根(1991)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农业增长中制度因素的贡献份额进行测算,为农业制度变迁的定量分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和我国理论界都已经给出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应把握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认真分析我国的具体国情,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制定出的方针政策既有先进性,又有可行性。本着这样的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并重,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的现代化道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不能单纯依赖农业生物技术的进步或农业机械技术的普及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做到生物技术与机械化并重,提高土地产出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结合。为此,①加强政府对农业技术创新的资助强度,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农业技术创新的优势地位和资本投入,为农业科研创造有利的政策条件①。②建立新的农业技术创新推广体系,在农业技术创新行为和农民的技术需求之间建立有效的双向交流机制,从而使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技术需求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技术驱动。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建设、能源水利建设等,为农业机械在农村的广泛使用提供必备的外部环境。④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用生产机械提供财政补贴,推动各种类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在目前我国农民分散经营,生产性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型的农机作业集团或农业经营公司进行跨省区的大规模联合播种、除虫和收割,不失为一种推动农业机械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权宜之计。无论是生物技术的扩散还是农业机械的运用,归根到底要靠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能的新型农民来推动。我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吸收运用先进技术能力不强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运用,因此,必须依靠政府推动和市场引导,大力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民科技文化教育活动,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2.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时因地地调整土地经营政策。按照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只有较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才有利于接受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采用现代化的机械,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人们很自然地把农业现代化与土地经营的规模化联系在一起。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87年开始,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有利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农业劳动力大量、稳定地转入非农产业,集体经济具有较强的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实力,乡村两级农业服务体系比较健全,是开展土地规模经营的基本前提,但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上述条件。因此,我国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土地经营政策应是:在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赋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依法有偿转让;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工农业产品的交易条件,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增加投入和农产品供给。与此同时,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允许农业劳动力跨地区合理流动,使农民获得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为农民逐步脱离土地、实现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只有这种正确的土地经营政策,才能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3.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是农业经营管理组织形式的变革。作为一种制度推进因素,它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在近10年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发展出了“农户+公司”以及“专业化的生产区域+农产品加工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生产—流通模式,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预言,以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和管理企业化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必将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从而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完备的技术支持。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6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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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7
关键词：农田；氮素流失；迁移转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S15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0-0011-02
1引言
氮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施用氮肥是补给土壤氮素和维持土地生产力的主要措施。但是由于我国科学施肥水平整体不高、部分地区盲目施肥现象严重，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益，而且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养分失衡、地表水富营养化、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等[1]。为了进一步弄清土壤氮素行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程度，定量描述农田氮素地表径流流失问题，为面源污染治理与防治提供理论支撑，近年来，土壤氮素流失规律的研究逐步成为一个热门。本文通过探讨氮素在土壤中的横向和纵向迁移规律，以及农田氮素流失的模型化研究方法，为示范区面源污染治理与防治，减少地表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土壤氮素流失规律及研究进展
土壤中的氮素来源有多种渠道，主要来自于施肥、生物固氮、雨水和农业灌溉水，后二项对土壤氮素含量贡献一般很小，施肥是农业耕作土壤中氮素的主要来源，对于自然土壤而言，微生物固氮是土壤氮素的主要来源。农田中施用的化肥一部分被作物吸收，一部分残留在土壤中转化成有机氮或被土壤吸附形成固定态铵[2]，另外一部分则通过不同的方式流失掉。土壤氮素流失过程实质是土壤表层土壤与降雨、径流的相互作用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①由于降雨引起地表径流，土壤中的可溶性氮素随着径流流失，最终汇入河道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②地表径流中的水分下渗，土壤中的可溶性氮素随之一起往土壤深层迁移，污染地下水，当遇到不透水层时，渗漏淋溶的水流会以壤中流的方式流入地表水。
2.1坡地地表径流流失
影响土壤氮素径流流失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壤和植被等，是影响氮素径流流失的主要因素，例如吴希媛等[3]的研究结果发现，在相同坡度下，降雨强度与氮素径流浓度和流失总量呈正比例关系，尤其在裸地，植被覆盖度较低的情况下，这个关系更加明显。霍洪江[4]研究了不同坡度（7°，10°，18°）的径流小区降雨产流及氮素地表径流输出的形态及通量，结果显示，坡度对径流中氮素浓度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对氮素流失通量影响显著，其累积氮素流失量从大到小顺序为18°、10°、7°。weier[5]研究认为植被覆盖度可有效的减少土壤侵蚀，进而减少地表养分的流失。张兴昌等[6]在其研究不同植被覆盖度对流域氮素流失的影响中指出，全氮流失量与植被覆盖度成负相关关系，随植被覆盖度从0%增加到60%，全氮流失量从7.51t/km2减少到0.81t/km2。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植被覆盖增加了地面的粗糙度，使汇流速度减慢，增加了入渗时间，进而减弱了径流侵蚀能力造成的。
人为因素也是影响氮素径流流失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和耕作管理模式两个方面。mander等[7]的观点是，不同尺度的区域下主要影响因子不同，在小流域中，氮素流失主要受农业化肥的施用影响，在较大的流域面积中，土地的利用模式起决定作用，合理的优化土地利用模式可以显著减小流域内氮素的流失量。在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相同的降雨条件下，于兴修等[8]的研究发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初始产流时间、径流增长率、积累径流流量和氮素的流失过程等均有明显不同，随着时间的增加，积累径流量依次是稻田>桑园>竹林>草地>菜地，地表径流水中总氮的流失量桑林最大，水田最小。付伟章[9]通过实地监测多场天然降雨下农田养分流失情况，得出与空白不施肥相比，施肥会显著增大农田径流中氮素浓度和流失量，与普通尿素相比控释尿素可有效降低15%～25%的氮素流失量。
2.2土壤氮素淋溶流失
土壤中氮素的淋溶流失是农田氮素损失的重要途径，全球施入土壤的氮肥中，按照质量分数计算，大概有10%～40%是通过土壤淋溶的方式进入地下水的。
氮素淋失受气候、土壤、植物、施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概括而言，受土壤水分下渗的影响最大。土壤中的水分是农田氮素向下淋溶和迁移的载体，其主要受降雨和灌溉的影响。国外学者SingandSekhon[10]的研究表明，高水量灌溉且两次灌溉之间间隔时间较长，可以导致大量未被作物利用的硝态氮淋失到根区土壤以下。toufiq[11]研究了小麦地的硝态氮垂向和侧向的渗漏规律，结果表明，在小麦播种期最易发生氮素的损失，且以土壤淋溶的方式为主，农业灌溉模式增大了硝态氮在土壤中往下渗漏的强度。国内学者王辉、王全九等[12]研究了黄土坡的氮素淋溶过程，发硝态氮的淋溶深度和累积淋失量与降雨量与呈正相关关系，大概每4mm的降水量会使土壤中硝态氮往下迁移1cm。
2.3土壤氮素迁移转化机理与模型研究进展
土壤中氮素运移转化机理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壤溶质运移理论的基础上的，Lapidus和amundson在20世纪50年代初首次提出一个类似于对流-弥散方程的模拟模型，但未对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物理意义做任何解释。Scheidegg在假设土壤均质和稳态流条件下，推算出用概率密度函数来反映溶质的运移规律[13]。20世纪60年代初，nielson和Biggaz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系统的论述了对流-弥散方程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实验来解释和说明土壤溶质运移过程，由此奠定了CDe方程作为土壤溶质迁移研究的基本方程和经典方程的地位[14]。70年代开始，对于土壤溶质运移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在田间应用时出现了理论结果与实测值不吻合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的Jury教授1982年提出了随机传输函数模型，也称为“黑箱模型”，用于模拟田间非饱和土壤溶质运移过程[15]，该模型不能反应土壤溶质运移机理，只是通过统计溶质从土壤表面迁移到土壤剖面某一深度的时间，然后用所需时间的概率分布函数来推导在某一时刻某一剖面深度处溶质的浓度，用概率函数的方法来描述溶质在土壤中的运移过程。由于土壤裂隙、虫孔、不动水体等事实存在，又在土壤溶质运移模型中发展了动水-不动水体两区模型等模型[16]。为完善CDe模型，如何求解溶质迁移的关键参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国外学者为此做了很多研究，提出用穿透曲线法估算水动力弥散系数，用极大拟然法估算溶质运移参数等。
土壤水分和氮素迁移建模方面经过多年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如美国盐土实验室[17]开发的Hydrus-1D水氮联合模型，可以模拟非饱和土壤中一维水分、热和溶质的运移过程；美国康乃尔大学[18]研究开发的LeaCHm模型，采用对流-扩散方程作为控制方程，可以定量描述土壤中水分、氮素和农药的迁移转化过程；美国国家盐土实验室开发的SwmS-2D模型[19]，主要功能是模拟饱和-非饱和土壤中水分和溶质的二维运移过程；以及专门用于评估氮循环对环境影响的SUnDiaL系统[20]等。但这些数学模型分别是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提出的，在模型的构成和过程考虑上侧重点各有不同，适用范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3存在问题与展望
国内有关氮素运移转化规律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建模方面还处于模型引进、应用阶段，少部分已经达到了改进阶段，还没有能力独自建立适合中国现状的机理模型。
农田系统中氮素行为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涉及的内容广泛全面，但由于其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地位，加之与人类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因而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今后要重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①要重视田间实验的综合研究，定量化研究氮素的各种转化和去向；②定量化研究根系吸肥吸水的规律，了解根、水、肥三者的时空耦合性，确定植物生长期的最佳水氮条件；③土壤中氮素管理需协调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为目标；④加强对土壤―作物系统中氮素行为的模拟研究，建立完善的氮素模型；五是将氮素各过程综合定量化研究并结合最新精准施肥和配方施肥的研究成果直接对农业生产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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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8
毛概社会实践报告范文【一】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性的严重公害之一。此时，环境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仅仅依靠国家保护不足以缓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环境问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利于发扬民主、加强监督、群策群力，搞好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因而是发展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迫切要求和现实选取。调查发现，居民有必须的环保意识，但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因此，加大宣传力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人类的发展是伴随着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这天，由于开始对环境问题的忽视，环境问题日益恶劣，而如今人类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环境问题空前严重地出此刻人类面前，使人们陷入忧郁不安之中。随着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状况的不断重视，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日益受到不断地重视和加强。尽管我国政府不断加强整治力度，但是由于一些人为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还不容乐观。为此，我利用这次暑假的机会对我们石牛镇的居民展开了一次居民环保意识和行为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看法，同时对我们的周边生活环境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宣传环本次调查主要是透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进行调查的，透过对回收调查问卷的分析，总结出了以下的结果。
二、相关资料
1、我国目前海洋污染状况：
目前，我国的海洋环境，总的来看，基本上还是处于良好状态。但在某些沿岸的海湾、河口及局部海域，如大连湾、辽河口、锦州湾、渤海湾、莱州湾和胶州湾等，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某些海洋水产资源衰落，渔获量减少，少数珍贵海产品受损，一些海洋水产资源质量受到影响;部分滩涂荒废，滨海环境遭到损害。就海区而言，渤海沿岸污染较严重，东海和黄海次之，南海污染较轻。当前，污染和损害我国海洋环境的因素主要有:陆源污染物、船舶排放的污染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污染、人工倾倒废物污染、不合理的海洋工程的兴建和海洋开发。
2、我国目前土壤污染现状：
(1)、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随着工业、城市污染的加剧和农用化学物质种类、数量的增加，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污染程度在加剧，面积在逐年扩大。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差、滞留时光长、不能被微生物降解，并可经水、植物等介质最终影响人类健康。
(2)、土壤的有机污染
目前我国土壤的有机污染十分严重，且对农产品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和工业区附近的土壤有机污染日益加剧
(3)、有机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富集
(4)、土壤的放射污染
近年来，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污染物进入到土壤中，这些放射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能够透过生物链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在人体内产生内照射，损伤人体组织细胞，引起肿瘤、白血病和遗传障碍等疾病
3、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大气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我国大气污染状况十分严重，主要呈现为煤烟型污染特征。城市大气环境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超标;二氧化硫污染持续在较高水平;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迅速增加;氮氧化物污染呈加重趋势;全国构成华中、西南、华东、华南多个酸雨区，以华中酸雨区为重。
4、我国居民环保意识现状：
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中国公众环境意识萌发和成长的20年。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与国际社会环境意识的主流进一步靠近。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仍然偏低，还有待于提高。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外热内凉，参差不齐。具体表此刻：(1)说的多、做的少，新闻媒体和著书立说中反映的公众环境意识水平与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很不协调;(2)学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而一般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欠缺;(3)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较强，但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欠缺;(4)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较高，但实际承受潜力有限，即使在城市居民中，环境意识的水平与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潜力也存在较大差距。
三、调查过程
最新毛概社会实践报告范文社会实践报告
(一)调查时光、地点
调查时光为20xx。8。1020xx。8。17，地点为广州天河区五山。
(二)调查形式
本次调查主要是透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进行的。我们打印了300份调查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在广州天河区五山随机派发。透过回收问卷(收回296份)，统计结果，然后进行分析研究。
(三)调查对象
本次被调查的对象组成层次如下：男女比例大致为1：1;年龄段方面，20岁以下占20%，20～40占45%，40～60占30%，60岁以上的占5%;职业方面，覆盖了学生，农民工，个体户，离退休职工，其他职业等不一样社会群体。对象基本覆盖社会公众各个层面，能大致反映出天河区五山居民的环保意识状况。
(四)调查资料
本次调查从居民对环境保护的了解水平、居民所涉及的环保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进行。问卷编制了13个题目，每个题目从不一样角度和不一样侧面反映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
(五)调查人
(六)环保意识调查结果：
1。调查显示，公众对环境的态度总体上是用心负责的，绝大多数公众对环境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公众对常识性的普通环境知识答题的正确率较高，到达85。6%，但是对于世界环境日是哪天?这一简单题目，只有9。3%的答对。大部分的居民认为目前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说明环境问题已经为广大人们所关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人瞩目的重大问题。
毛概社会实践报告范文【二】
题目：论农村新面貌**年8月25日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到达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我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此刻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我。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必须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取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那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那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那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那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那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个性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我家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小乡村，8月12号回家过七月半时，发现家里的变化个性大。首先得说，能够用眼睛看见的家乡变化。还记得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对我说，他们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此刻我们家乡，会有几个家庭没有到达如此的环境?变化的不止这些，记得几年前邻居家的泥屋现已变成了平房，以前的平房如今也都变成了楼房。今年暑假回家，家里居然也在修路了，而且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份力，全是政府拨的款，政府请的人，新修的路既方便又美观。村里的车也多了，三轮车、摩托车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帮我圆了小时候的梦，以前自我很天真，下雨天走着烂泥路时，晴天上街没有车，坐摩托车在颠颠簸簸的路上屁股痛时，自我便想以后自我长大了、有钱了，定要找人把这泥路打城水泥路，还想好了要将那路命名为古房沟路，而如今国家已经圆了那小时候的梦，不仅仅是路，我们村上家家户户的天然气在自愿的状况下都已安置完成，听妈妈说年底我们村还会安上自来水，还新增了一些养殖场，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此刻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此刻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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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此刻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此刻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礼貌、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完美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十七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决定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构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毛概社会实践报告范文【三】
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促使大学生培养锻炼才干，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透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这不仅仅仅是一种社会经验，更是我们人生的一笔财富。这一路走来，收获颇多，很多感悟将是我今后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借于本次毛概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有了走出校门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我们小组选取北京大学生消费价值观这一题，设计了调查问卷，我们分成小组去周边的几个大学发放调查问卷，还透过QQ、人人、邮箱等网络工具发问卷，尽可能多的增加调查者数量。收集齐数据后，我们透过eXCeL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相互帮忙，相互合作，让我体会到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出了经验不足，处理问题不够成熟、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透过本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学会了许多。一方面，我们深入了解了北京大学生消费价值观这一热门话题;另一方面，我们锻炼了自我的潜力，在实践中成长。社会实践还让我学会了许多处世之道：首先，队员之间要首先要善于合作。由于，我们队的队员都是同一班级的同学，所以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但是将来和我们合作的不必须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包容，善于与人合作。当今社会，团队合作潜力更加重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其次要善于沟通。沟通是一种重要的技巧和潜力，时时都要巧妙运用。在发放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其三，要主动出击，当你能够选取的时候，把主动权握在自我手中。有些东西不能选取，有些东西却能够选取。分内的工作当然要认真完成，但勇敢的主动请缨却能为你赢得更多的机会。只要勤问、勤学、勤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9
关键词:常德市武陵区；农业生态；修复原理；建设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往往都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既先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然后又在受环境破坏的惩罚后逐渐认识和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程。农业生态领域也不例外，土地长期耕作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工业“三废”排放量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搞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农业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危害
常德市武陵区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其中包括水资源、森林草地，耕地水土资源，农用塑料薄膜、化肥、农药、农业废弃物等方面的污染。综合而言，武陵区当前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
（一）水土大量流失。由于毁林、毁草、开荒、滥伐等原因，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全区耕地水土流失面积约9.64平方公里，占耕地总面积的34.4％。水土流失破坏了全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导致土壤中氮、磷、钾等养分大量损失，严重影响了本区的农业生产，同时，水土流失使沅江河床抬高，导致水患频繁。
（二）农村淡水生态问题突出。全区农村淡水生态问题突出，呈迅速恶化趋势。例如：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质逐渐恶化等。据统计，全区有7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50％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而且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不适于饮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加速。改革开放以来，常德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耗能高、污染重的行业或企业有城市向农村转移，未经处理的工业与生活用水经污灌或任意排放进入土壤后，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可在土壤中富集，从而进入食物链，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二、生态修复及理论基础
（一）生态修复的涵义
生态修复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是应用生态系统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对生态本身进行修复。为了加速已被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还可以辅以人工措施以加快生态系统恢复的步伐。生态修复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切实遵循自然生态经济规律，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土、光、热、生物等自然资源，依靠大自然的循环再生能力和人为干涉快速恢复植被，控制水土流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农业生态环境演变的规律是生态修复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是农业生态环境发展的自然规律。自然生态环境是包括生物体与环境（气候，水，土等）自然因素组成的一个互相依存与制约、相对稳定的有自组织功能的大系统，该系统具有恢复到接近于原自然生态状况的自我修复功能。建设性的农业生态环境，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否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性与偏差，在我国农业生态建设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教训。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搞好农业生态修复的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深刻反思后产生的新认识。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违背生态规律的自然改造，不仅损害了自然生态系统还会造成自然灾害。因此，任何形式的自然改造都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要从人口、资源、资源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出发，开展生态修复，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步伐，建立良好的水土保持生态系统。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内涵，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丰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理论。
（四）农业生态修复的实践方法
农业生态修复是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实现水土保持目的的措施。其技术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是有“封”、“退”、“造”、“建”，“综合治理”、“结构调整、生态移民”、“突出小流域治理，以小促大”等。
“封”既是“封山禁牧，舍饲养蓄”。要真正做到“封得住、有效果、不反复”，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施策。“退”即是“退耕还林还草、以粮代赈”。大量事实表明，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产沙区，坡度在!)*以上的坡地必须退耕。如果措施得当，退耕后农民还可增加经济收入。“造”即是“造林”。坡度大于+)*的荒山荒坡、退耕地，以营造水土保持林、薪碳林和用材林为主，强加管护抚育，形成乔、灌、草多层次防护体系，有选择的发展经果林。通过推广节柴灶，沼气池等措施，彻底解决群众的燃料问题，可有效的保护植被。“建”即是“建设一亩高标准农田”。农民在退耕二亩坡地后，在山坡下或沟谷地建设一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搞好农业生态修复，必须注重水土保持的综合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生态修复的根本措施，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基础。调整结构、生态移民是生态修复的保障措施。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革。要想使生态修复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生态修复与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和生态移民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广大农牧民增产增收，植被得到恢复和保护，地区经济得到发展30%。生态修复作为一项水土保持新举措，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总结新经验、新方法，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与实践。
三、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策
（一）增加农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人们对生态修复的认识水平。各地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上不断提高认识，积极探索生态修复的技术与方法。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积极引导下，大多数农牧民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理念，认为生态自我修复是一项让土地休养生息的好办法，是人类实现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大量生产生态绿色环保产品,做好“环保”品牌,让农民从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实惠,使他们主动参与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
（二）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的筹资机制。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中,加大财政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明确保护农村生态、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
（三）加强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控制和替代，不断改善和提高农药使用技术，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确保农产品质量，确保施药人员安全，减轻环境的农药污染。
农业水土工程概论篇10
关键词：土地经营权流转研究分析农村经营作用价值
引言
土地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基础因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农村之中的土地不仅仅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当前大力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点。故在实践的工作之中还应当着重的解决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问题，真正意义上实现农村经营和生产的现代化发展。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以及农村的规模化经营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工作的改革方向将直接的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的程度，故应当在新的发展背景和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将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工作的核心项目，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1、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分析
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概念和基本的价值内涵等是开展后续各项工作的核心环节，故应当加以重视和深刻的研究分析。土地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基础因素，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以及农村的规模化经营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工作的改革方向将直接的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的程度，故应当在新的发展背景和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农村土地流转又称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体来说是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承包方）把自己承包村集体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对土地政策作出适应国家发展的调整，农村土地流转的出现，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还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效益。
2、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
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之中工作的方式较多，常见的有转包、互换以及出租等等，不同方式有着自身不同的使用环境和对象，故在实践的工作之中还应当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制定出健全的政策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水准的增强。
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原承包方享有收取转包费用的权利，如期交纳承包费用的义务。
互换是指承包方为了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经双方协商，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进行交换，互换的双方均得到对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村规模经营的作用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概念以及工作开展的基本方式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可以明确后续改革的重难点。下文将针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于农村规模化经营所产生的重大效应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的实现农村经济的持久平稳发展，促进今后相关事业的改革和完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概念。其指的是通过农业技术的改革，使得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使得相关技术手段得到不断的完善，进而实现农业经营和生产效益的持续增强。Zai9当前农业规模化的经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之中：第一，指的是农业内部的生产规模化，进而很好的实现农业内部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一般情况之下指的是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提升。第二，则指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之中外部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实现外部经济的不断增强，一般是体现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这一个层面之中。随着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结构和相关产业化发展计划的不断调整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和过度，已经成为了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前农业技术生产过程之中应当适时的引进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使得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工作之中的核心原则，并且在农业生产原则的改进过程之中应当很好的遵循创新的趋势，不断的增强商业农业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以有益于促进技术、资金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断实现重新组合和配置优化为基本的工作原则，真正意义上实现集约化的生产和经营，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加强新型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并且有针对性的、有计划性的、有原则性的运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器械，着重的增强农业的经营水准以及生产效益，为节省农业技术成本奠定坚实基础。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还应当注重农业区域产业发展，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发展。所以从整体上加以分析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于农村的规模经营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4、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农村的规模化经营过程之中土地经营权流转发挥的作用可谓是相当的显著，故应当对此环节的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视，加强对工作重难点的分析，正如上文所阐述到的，土地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基础因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农村之中的土地不仅仅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当前大力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点。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农村规模化经营发展过程之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大意义以及其深远的价值等进行集中性的研究，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工作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的重难点等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旨在以此为基础更好的实现工作的全面创新，为真正意义上发展我国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水准和农业经济奠定坚实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1]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05）.
[2]李世兰.新型城镇化与经济转型：反思与借鉴[J].城市观察.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