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abstract:inthepastfewdecades,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sshowedasteadyincreasetrendineconomics,especiallyinthefieldoflaboreconomics.comparedtootherempiricalresearchmethods,themajoradvantagesof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aretheabilityofmorestrictlycontrollingtherelatedfactors,reliablepredictionofcausalrelationshipbetweenvariables,andtheeasierresearchfindingsvalidationbecauseofrepeatabilityoftheexperimentitself.atpresent,therearestillanumberofacademicresearchmethodsagainsttheexperimentalobservations,suchastheselectionbiasofexperimentalsubjects,thehighorlowofpaymentlevelobtainedbysubjects,thenumberofobservations,aswellasinternalandexternalvalidity.
keywords:laboreconomics;experimentalresearchmethods;application
一、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and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and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gibbonsand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and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et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andlist(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etal(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and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et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and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and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and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and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lauand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andkrger(2003)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and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and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et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and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and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dijk,sonnemansandvan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et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kahneman和vernon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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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关系；重要意义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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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述评
一、引言
估计和评价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全社会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又可增加就业进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述评，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推导并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张保法（1997）把结构变动因素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各行业所占比例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各行业的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三部分分别从要素投人和产出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胡永泰（199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然后再将tFp的增长又分为劳动再配置效应和净tFp增长，依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劳动力再配置提高了GDp增长率，使之在1979-1993年增长了0.9%-1.3%，占tFp增长的37%-54%。蔡和王德文（1999）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做出了较全面的解析，它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未被解释部分又分解为劳动力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通过测算得到：1982-1997年，中国经济8.01%的平均增长率中劳动力配置效应达1.62%，贡献份额为20.23%。潘文卿（1999）首先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它们两者的乘积，然后再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去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得出。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得出：总体来看，1979-1997年，中国GDp年均递增9.8%，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7%，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23.4%、15.9%。潘文卿（2001）利用同一测算方法得出：1979-1999年，在9.59%的GDp增长率中，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68%，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9%，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19.92%、13.89%。徐现祥和舒元（2001）在总结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将潘文卿（1999）二部门测算法推广为n部门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法，并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测算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农业非农业产业间和广东非广东省间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1979-199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7.8%，在农业非农业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1.4%，在广东省和非广东省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5%。
考虑到劳动结构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还有学者分时间和区域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借鉴Chenery（1996）计算方法，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发现：1978-2003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9%，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9%；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2.1%）大于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1.4%），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有递减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2%，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1.5%，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张广婷等（2010）利用1997-2008年全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发现，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分地区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
也有学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徐现祥和舒元（2001）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证明在劳动结构调整过程中，边际劳动结构效应递减，总劳动结构效应呈倒“U”型；计量分析支持该结论，且发现：劳动结构效应的大小因劳动结构划分而异，我国产业间的劳动结构效应还未达到最大值，总劳动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也呈倒“U”型变动。胡兵（2005）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建立带有就业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使用1980-200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很少，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使用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发现：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经济增长每增加1%，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0.2654%。同时发现，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在理论推导、效应测算和计量分析上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也有学者给予了经验上的支持。但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似乎还无人关注，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保法.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1）.
[2]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03）.
[3]蔡，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4]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统计研究，1999，（04）.
[5]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转移效益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1，（03）.
[6]徐现祥，舒元.劳动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1，（02）.
[7]李勋来，李国平.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2005，（03）.
[8]张广婷，江静，陈勇.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0）.
[9]徐现祥，舒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J].世界经济，2001，（05）.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4
纵观人类历史,“和谐”一直是各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解决效率和公平这一把双刃剑时的苦口良药,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众多学者的毕生理想。
新中国在走了几十年的弯路,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1978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着重发展国民经济,把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国家发展和前进的大方向。通过树立使少数人先富起来、鼓励多劳多得等观念入手,在逐步解决了产权这一核心问题后,激发了全社会搞活经济的积极性,迅速发展了国家经济,使我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内迅速提高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创造了世界奇迹。
当然任何方针、政策都有其侧重点,虽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越来越多的各类严峻问题也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下一步健康有序的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的理念和伟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原则,在继续平稳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经济发展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虽然只有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1
2008年,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问题,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之一。这一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几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各地也集中暴发了一系列由于劳资双方的对立而引发的,而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劳方和资方的群体冲突,如2009年吉林通钢改制事件的起因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关系的纠纷。这一系列能否正确解决直接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有序实现。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价值分析
从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以来,劳动关系就成为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让少数人迅速富裕起来这第一步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根据亚太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富翁达41.5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萌芽到迅速发展再到基本确立,效率优先一直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在过度重视效率的同时,一些伴随着效率优先的后遗症也不断显现并越来越成为困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因素。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只能排在世界的100位外;以年收入600元人民币划线,中国的贫穷人口为三千万;如果以800元计,中国的贫穷人口就增加到了一个亿。这与年均9%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目眩。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更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了9646元人民币。2
目前国内劳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劳动关系,引进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如集体谈判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在政治学层面上分析劳动关系从来不是政治学学界研究的重点。国内绝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劳动关系的时候都侧重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内,研究的重点也多数放在了微观领域内,从宏观的角度,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劳动关系的研究报告、专著、论文少之又少。
作者认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将劳动关系的研究与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级目标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整合在其他学科领域内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和谐劳动关系的概念、特征、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因素,从政治学角度来定义劳动者,进行劳动者的分类,重新确立劳动光荣这一光荣传统,使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体面劳动。从宏观角度来确立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指标,并量化出配套的衡量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的评价体系,进而树立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模式。这对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国内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现状分析
由于和谐劳动关系这一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所以国内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专著和文章、调查报告都比较少,涉及到在政治学科内研究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果更少,属于研究薄弱领域,作者通过大量查阅相关资料,归纳的国内具体研究现状如下:
1、常凯在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一书中,重点分析了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劳动关系,提出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权保障,他将国有企业、公司、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逐一解析,提出劳动者身份的更新问题,指出劳动者的城乡差别、身分界限、地域分割必将逐渐消除,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身份优势也将消失,也将面临就业的竞争和失业的风险。
他借鉴了国外劳动关系调整的不同模式,并分析了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的历史演变,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有益处。
2、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环副教授在《和谐社会与中国劳动关系》专著中,从政治学科这一角度分析了和谐劳动关系,她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而大多数人仍然挣扎与贫困和社会的不公中,陷入到“拉美模式”之中的话,就无法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而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劳动关系的主体,对劳动者、工会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她认为劳动者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区分。广义概念上的劳动者是指所有以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人。因而广义上的劳动者可涵盖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劳动者,也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在这一基础上,她认为,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主和其他一些非传统观念的劳动者应属于广义概念上的劳动者。而狭义上的劳动者是指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她研究了劳动者的状况,对劳动者进行了分层,将劳动者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一般阶层。
3、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洪洛教授在《转型期的和谐劳动关系》一书中,从劳动关系变革入手,分析了我国传统劳动关系的特点,找出了在改革开放期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变化,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指出劳动关系状况受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广泛影响。她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已经有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即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国际劳工标准相衔接的,体现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第八章中她系统分析了政府管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她认为政府在劳动领域中如何定位,直接决定着劳动关系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关系领域中的政府管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价值追求、职能定位以及公权介入的程度。政府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如何把握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不仅是政府的价值倾向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所扮演的五种角色称为“5p”理论,政府在扮演着五种角色时,作为保护者和规划者,政府应该积极而主动地完成任务;作为促进者和调停者,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和不多干预的态度;至于政府作为雇佣者的角色,必须真正成为私营企业的表率,合法化、企业化和民主化是基本要求。
4、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曹燕在所著的《和谐劳动关系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书中大胆设问:我国劳动法体系是否具备保障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功能?作者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政策设定的目标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劳资信赖基础上,依靠劳资自由合意形成劳动关系稳定运行的秩序;这也是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作者发现,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与集体合同制度都因未能改变劳动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状态,而使劳资自治失去了制度保障,无法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我国的劳动基准和劳动监察制度对于政府通过公权力促使劳资双方相互信赖并形成和谐劳动关系,也是勉为其难,无能为力。我国的劳动关系运行处于一种保障真空的状态,使得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保障机制因制度失范而出现了功能失调。
她提出和谐劳动关系是经过制度调整后所形成的劳资信赖与合作的秩序。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角度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须有市场的存在。一般使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两个假设：一是稀缺性，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现在货币和非货币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
所以对于涉及劳动领域的相关问题，两者从看问题的角度、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还是劳动力
劳动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问题，因此，劳动力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来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劳动者是否同质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则是非同质的，而是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会将劳动力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而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才变得更加有研究的价值。
1.2劳动者是否理性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有理性的，劳动力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的行为原理则更加复杂，有许多理论对劳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与解释。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不过是考虑了内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报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有关内容。
1.3劳动者是否独立
在劳动经济学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动力的独立性，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更强调与他人的互动。如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独立的劳动者出发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不需要劳动力与他人的互动。而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人。互动论认为，劳动者行为是由他的身份与角色决定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占有一个或多个社会位置，劳动者行为过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过程，要理解或预期劳动者的行为，就需要了解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2.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劳动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内容便是劳动供给分析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经济学虽然在讨论影响劳动供给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其中的社会制度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体制因素），但在接下来的工作时间决策理论中完全就是考虑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社会学侧重的是劳动行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效益，认为只研究经济效益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将劳动力配置到与其工资率对应的岗位上会是一个理想结果，这会使得资源配置最优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职业声望等干扰因素，劳动者或许不愿接受这份工作。另外，如果劳动者可以选择一种工资率相对较高但污染严重的工作或是工资率相对较低的“绿色”工作时，不同的劳动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此时仅仅从劳动经济学或者劳动社会学来考虑是不够的，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综合作出决策。
3.研究任务不同——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
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因素时，劳动经济学会从工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变量考虑，而劳动社会学则从人际关系、人性的假设等社会变量入手。
不难发现劳动经济学基本不研究涉及劳动组织、劳动关系、劳动制度等问题，因为这些变量全是社会变量，与资源配置及投入产出无关，甚至在有些方面它们是与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功能、赚取利润，它还有满足需要、教育训练、社会控制等功能，要发挥各个功能时就不得不将目光从关注与企业利润的增长转移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因为这些功能对于劳动社会的维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劳动社会学从劳动力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关劳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的结论，所以这有利于人们对劳动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劳动制度从而引导劳动社会向上向前发展；而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使得社会生产部门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工资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劳动者运用经济学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线，这种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经济的内在需要等。
参考文献：
[1]潘锦棠.劳动社会学[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Gilbert和thomas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322.69、4078.92和1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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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7
【摘要】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关系研究也是我国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给予了分析和研究。本文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研究现状入手，结合我国国情对和谐劳动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企业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
【作者简介】申宸鸣，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杨新，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国内劳动关系研究现状
（一）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
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以及我国建国后劳动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劳动关系比较等问题。关于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在当代的理解和应用，周昱今以马克思分工协作理论作为视角，研究在生产力发展和劳动过程的进化中分工协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劳动关系的制约。他认为分工协作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形式，其反映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特征。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据，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分工协作关系，是我们达到发展经济战略目标所必须完善的一个基本环节。洪银兴教授认为，在私企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是劳动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他指出，在许多方面，资本不再是起主动性作用的要素，它可能被其他要素所利用或雇佣，而不是它利用和雇佣其他要素。在这里资本收入与其他要素收入一样，仅仅是要素所有权收入而已，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张庆伟（2007）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基点，对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过程、方法与分配对劳动关系的实质影响做了新的阐述和归纳。
权衡、徐峥研究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文明化趋势”以及其内在逻辑对于解决当今中国资本与劳动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所谓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从一方面来看，资本具有提高生产，扩大市场，促进生产力提高，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资本本身价值增值过程中存在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内在地包含了由于劳动力买卖而形成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和局限性，甚至极其残酷和野蛮的一面，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两极化。而中国必须从加强劳动合同保护、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政府干预等方式缓解资本两极化带来的内在矛盾和问题。
胡磊认为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有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内容的开放性，需要后人的不断实践检验和拓展。在当代中国，应当立足于时代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孟婕教授（2011）在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前提下，论证了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冯同庆（2012）通过研究劳动关系理论的范式在中国的应用，分析了当代范式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与其中存在的问题。
耿永志、牛银亮研究认为，应以利益共享为出发点，从劳动价值论、公平分配论以及人力资源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分析转型期的劳动关系。认为不论是代表资本权利的资方，还是代表劳动者权益的劳方，只是一种分工的不同，他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都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并且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晋利珍认为，企业劳动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中，呈现出了一种以公平交换，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发展特点。伴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劳动者的内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智力支出大于体力支出；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效率差异逐渐拉大；高智能与高效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开始改变；雇员对雇主的依赖性也发生了变化。可以预见，未来的一段时期，劳动关系将呈现出“三方权利”的特点，即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将日趋平衡。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初始到沉寂又到现在的重启及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反思以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对劳动关系及其理论也有了更新的认识，且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理论界对劳动者权益及工会问题等研究也更多起来，并引发了对劳动关系理论的研究。如今形成了包括注重劳权的理论演绎说，注重产权的实证归纳说，注重国家特色的实证说以及其他多学科视角的劳动关系理论学说。总体上都是朝着照顾各方权益，注重公平效率的和谐劳动关系理论发展。
（二）劳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1.关于对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比较研究。郭庆松（2006）认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应当发掘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的当代意义，重视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适当调整与限制管理方的权力与资源，充分重视劳动者劳动权力虚置的问题，调整工会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协调劳动关系。周扬波、马艳（2008）研究认为在股份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中呈现出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享化以及利益关系复杂化等特征，而协调股份制劳资关系利益，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利益和产权关系问题，劳动者持股是劳资合作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但由于很多相应政策落实不到位，过于注重股东权利而忽视劳动者利益，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因此在理清产权关系的过程中还要理清劳资关系问题，重视劳动者劳动权益，同时完善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从组织上保证劳动者的利益；二是要协调好工会与公司管理机制的关系，处理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间的关系，提升劳动者话语权，加强工会力量；三是要加强政府差别调节劳资利益关系制度，根据劳动者、企业法人、经营者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地位和角色来对其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吴宏洛认为，虽然我国的私营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有着本质不同，但它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上又有着一致性，若不加约束，这种行为必定会侵害到劳动者利益，应通过政府来建立一套协调各方利益的集体协商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2.事实劳动关系研究。我国学界对何谓事实劳动关系一直存在争议。1992年3月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全民合同制期满后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问题的复函》中将其表述为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萱保华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又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竹文君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形式要件不合法而实质要件均合法的劳动关系。而我国劳动部门目前对事实劳动关系所做的官方界定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在实际的事实劳动关系中，其概念的外延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有些不具备用人资质的“包工头”雇佣工人等，也经常被认为是事实劳动关系。
（1）事实劳动关系的含义。目前，在适用范围方面，学界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王飞认为，双方无书面劳动合同且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叫做事实劳动关系，包括“自始至终都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以书面形式续订，但劳动者仍在原来单位履行劳动义务的”和“未在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没有征得原单位同意在其他用人单位实际就业的”。徐妍认为，除了以上所说的情况外，还应该包括“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曹可安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只有两种类型，“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以及“当事人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
（2）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脉络。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大概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劳动关系研究主线；二是劳动合同研究主线。首先来看劳动关系研究主线。劳动关系研究主线主要是指以单个劳动关系为核心，研究其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强调劳动过程中的事实关系。常凯引用日本学界观点，将个别劳动关系表述为“形式上的财产关系和实际上的人身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际上的隶属关系”。也就是一种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应当以实际履行为原则来调整劳动关系。国外比较成熟的事实劳动关系理论大多依照此研究方法。如德国的事实契约理论认为，在法律主体存在强弱之分的情况下，就要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为基准。日本的一些学者也研究认为，劳工在与雇主之间如果存在着从属关系，就可推定劳资双方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劳动契约，这就是日本的劳动契约说。其次来看劳动合同研究主线。劳动合同研究主线主要是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研究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研究在有效劳动合同缺失情况下的劳动关系问题。在理解劳动合同时，我国学界和立法部门将其等同于劳动合同书，看做是一种行为模式，而很多国外立法部门则更倾向于将其视做一种劳动合同行为，即一种法律事实。王全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一个与劳动合同形式相关联的概念”，劳动法虽然规定劳动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但没必要将书面形式作为劳动合同的有效要件。我国现行立法承认书面合同，而对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基本采取否定态度，这使劳动合同缺失或有缺陷时，劳动关系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国外有学者研究指出，劳动合同应当更看重缔约双方的履行过程，而不仅仅是书面的劳动合同。
（3）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效力，学界分为三大观点：事实劳动关系无效论；事实劳动关系模式转化及利益保护论；扩大事实劳动关系范围而进行全面保护论。第一，事实劳动关系无效论。我国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王昌硕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无合法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都应归于无效，对其产生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徐智华认为，劳动合同才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而口头劳动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劳动合同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合同关系。第二，事实劳动关系的模式转化与利益保护。模式转化理论认为，只有当事实劳动关系转化为法律认可的劳动关系，才能适用劳动法，而转化前产生的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三，全面保护理论。全面保护论认为，当前的世界各国劳动法立法对于事实劳动关系一般都会采取保护态度。我国在劳动法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制定出有效的事实劳动关系履行规则，来保护事实劳动关系。
三、中国劳动关系调整的对策研究
（一）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与调整的目标——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是以“十六大”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六大”之前，“和谐”被当作定语提出来，称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二是在“十六大”以后，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劳动关系也被明确。苗丰仁认为通过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是王兆国于2005年在山西省考察工作时提出的，并强调只有实现劳动关系上的公平正义，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
所谓和谐劳动关系，王贤森认为所谓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处于一定组织状态之下相互沟通、依法协调、有序参与、积极有为、公平正义、和睦相处的劳动关系。李培志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的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利益的平衡。高爱娣指出和谐劳动关系是在国家、社会、企业、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劳动关系双方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但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劳动关系，是能够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利益诉求纳入法律和制度框架范围内，依法予以实现和保障的劳动关系，是能够通过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自我化解和消除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的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张安顺认为是七个方面，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治型、合同型、组织型、均衡型、民主型、合作型、救助型。王德明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特征体现在劳动关系上是让劳动者劳动更有尊严、生产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生活更有保障。高爱娣将和谐劳动关系特点概括为三个：一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与合作性；二是劳动关系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三是劳动关系协调方式的自主性和市场化。叶迎春与夏厚勋认为，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有四个特征：一是职工的劳动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实现，劳动用工规范，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兼顾好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二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职工和企业在地位上完全平等；三是劳动关系相对稳定，职工流失率处于合理水平；四是效率和公平相统一，职工与企业形成双赢格局。黄任民则更简练地总结出“四化”，即劳动关系主体明晰化、劳动关系运行市场化、劳动关系类型多样化、劳动关系调整方式契约化。
（二）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与调整的对策措施
1.新中国建立初期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经验。王强研究认为，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将保障工人与资本家双方正当权益的“劳资两利”的思想方针确定为劳资关系的基本方针政策，在《共同纲领》中，一是要保证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工人的就业机会，制定劳动标准体系，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二是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包括保障资本家的政治利益，保障私营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包括资本家的经营权、财产权和用人权；三是构建私营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具体包括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来稳妥解决劳资纠纷，通过成立劳资协商会议来全面协调劳资关系，通过劳资协商来解决矛盾以减少劳资对立和对抗。
2.企业劳动关系及工会作用研究。乔健研究认为，劳动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呈现出范市场化、全球化和非均衡的“资强劳弱”的趋势。第一，伴随着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劳动关系双方主体进一步明晰和独立。由计划体制下国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企业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也由政府的行政控制为主转变成市场调节为主。第二，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正面临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在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别和分化更为巨大，这都导致劳资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第三，中国劳动关系在主体结构、劳动标准、调整方式等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即劳动关系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受到国内法的调整，而且也直接受到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和制约。姚先国、任小平（2010）以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等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企业构建劳动关系应重视工会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优势使劳资双方从非合作博弈转化为集体谈判制度下的合作博弈。常凯在研究中主张工会应当尽力发挥其作用，但在目前工会无法形成集体力量，劳资自身无法解决矛盾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公权力就应该介入。董保华在研究中从三方性原则出发，认为应该从法律制定的层面上，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定化、团体利益法定化等问题，同时重视市场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的角色定位，摒弃过去那种劳资双方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观念，政府更多定位于协调者的角色，积极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才能形成真正的三方参与的博弈格局，才能有正常的劳资博弈。
对于企业劳动关系中出现的“资强劳弱”特点，陆学艺（2002）研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主，正与社会管理者共同形成对经济与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主导性社会阶层。常凯研究认为，随着改革深化，资本力量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一种核心力量逐步扩张到政治领域之中，有产阶层不仅在经济上的权利地位不断上升和加强，而且其政治地位也在不断飙升。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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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9
论文摘要：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从狭义走向广义，就必须了解劳动价值的由来。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1 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
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论证了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正是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在剩余价值论基础上，进而创造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等等。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既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的矛盾。价值是商品的最大本质因素，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人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然而有的人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贷币居问，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两个问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问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则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提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提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和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2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
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脑力劳动和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3 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从狭义走向广义
3．1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
马克思当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石。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运行特点。而马克思预示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不复存在商品，货币的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劳动价值理论即要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话，那么，劳动价值理论出同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3．2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58-04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