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1
1.澳门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地化及其动因
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并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政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在澳门回归前的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至回归之日之间的时期）内，必须对在澳门施行的法律进行清理和分类，并根据澳门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其在内容上与基本法相衔接，并符合澳门社会的特点，满足澳门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进步的需要。对那些从葡萄牙直接延伸到澳门的法律，如果认为仍有需要，则须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成为澳门当地的法律后才能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这种对澳门现行法律进行清理、分类、修订、翻译（译为中文）和过渡的工作即为澳门法律的本地化。澳门法律本地化问题因其重要性而被列为澳门过渡期内的三大问题之一，它的解决，不仅对于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将来构筑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制建设，也有着重大影响。
澳门法律本地化的任务之一是实现其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地化，并建立澳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澳门原没有本地独立的知识产权法，而是延伸适用葡萄牙的知识产权法来调整其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对葡萄牙法律有很强依赖性的非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与回归后澳门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保持澳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延续性，更好地促进澳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制定符合基本法规定的，与澳门社会特点及其他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体现一定继承性和一定前瞻性的知识产权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澳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回归的日子日益临近，实现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2.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基本原则
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为澳门知识产权法律实现本地化确定了基本原则，从而将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工作纳入了基本法设置的轨道，这是由澳门基本法在澳门具有“小宪法”的地位所决定的。
首先，澳门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予以保留。但是，只有澳门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即是由澳门立法机关或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予保留。非澳门原有，仅仅是直接搬用的葡萄牙知识产权法律，则不在保留之列。
其次，与澳门基本法相抵触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得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根据澳门基本法第8条、第11条第2款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这是一条强制性规定。“抵触”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原有的法律抵触基本法。这是指“全法”或者其“主要部分”抵触基本法，则全法不予保留。二是原有的法律部分抵触基本法，即只有部分条款与基本法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则只是抵触部分的条款不予保留。
复次，经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或有关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原法不予保留。
再次，通过葡萄牙政府批准而适用于澳门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或地区性条约，在澳门回归祖国后，是否继续适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38条的规定，在征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作出决定或者授权、协助特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
最后，据澳门基本法第145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确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澳门原有知识产权法律，如以后发现有与澳门基本法相抵触的，可依照基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3.澳门知识产权法律发展趋势之前瞻
澳门是一个面积仅有23.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的中小城市，属于典型的小海岛微型经济模式。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澳门经济经过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业、旅游业、建筑地产业和金融业为四大支柱的产业结构。其特点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水平不高，绝大部分工厂为中小型企业。澳门经济的这种状况及其产业结构的这种特点对其知识产权制度运行模式的选择，特别是与企业技术水平有密切关系的专利制度，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其知识产权法律实现本地化所依据的基本“区情”和经济基础。
从澳门承担的国际协议义务来看，其知识产权法律必将实现国际化。澳门基本法第112条第1款、第2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澳门也正是以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世贸组织的，而且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首次将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联系起来，并要求各成员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以防止、阻止和制止知识产权侵权活动。澳门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当然有义务遵守trips协议的各项规定，因此，澳门新知识产权制度应在执法程序上、保护范围上、保护措施上及处罚力度上等诸方面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从而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不仅是新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如专利法、版权法等有必要以trips协议为标准制定之，那些澳门原有的并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法如商标法，也面临着进一步与trips协议适应和协调的问题。
从澳门与香港的关系来看，香港的经验值得澳门借鉴。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邻近，一水相隔，同属自由港，社会制度相同，历史传统亦有相似之处，两地的经济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4年澳门的商品进口中有30.35％来源于香港，占该年第一位；其商品出口有11.18％输往香港，占第四位。为此，借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许多成功经验，制定与香港知识产权制度相协调的澳门知识产权法，从而为两地的技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保驾护航，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有利于节约法律资源，降低立法成本，减小工作难度，早日实现知识产权法律之本地化。
二、澳门专利制度运行模式及立法体例的选择
（一）澳门专利制度运行模式的设置
1.澳门现行专利制度的运行模式
现行澳门专利法适用的是于1959年延伸到澳门的葡萄牙1940年《工业产权法典》，该法典已于1995年6月1日起在葡萄牙失效，但在澳门除商标法部分外仍然有效。澳门没有建立专利授权制度，也没有建立如回归前的香港那样的专利注册制度。专利申请人得直接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提出专利
申请，或者通过澳门经济司向其提出，待该申请书相继在《葡萄牙工业产权公报》、《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并获得葡萄牙工业产权署的专利授权后，便在澳门也获得如同在葡萄牙一样的权利。另外，在葡萄牙获得的专利权也可延伸到澳门，但非自动延伸，需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申请并由其决定和批准。而且这种延伸至澳门的专利没有独立性，即它一旦在葡萄牙被撤销或期限届满，则它在澳门也不受保护。
可见，澳门既没有独立的专利法，也没有独立的专利制度。在澳门回归祖国后，其专利制度的运行模式应如何设置，是专利法实现本地化所要解决的问题。
2.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建立专利保护制度
在诸知识产权法中，专利法的技术性最强，专利制度最为复杂，专利保护的成本也最高。因此，是否建立专利制度，是建立独立的专制制度，还是建立依赖于其他专利机关的非独立的专利制度，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澳门基本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科学技术政策，依法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专利和发明创造。”这为澳门实现专利法律的本地化以及建立澳门自己的专利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澳门的经济结构中，尽管以第三产业为主，但是，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也占居重要地位。而提高技术水平，发展高技术产业，又被认为是在1999年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设置一种鼓励技术创新、保护发明创造、促进技术进步的专利机制，是澳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使澳门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3.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宜建立独立的专利授权机制
澳门经济结构决定了它本身并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寻求专利保护。自1985年至1998年澳门地区向中国专利机关申请专利总共才提交93件专利的申请，而香港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达635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636件，实用新型905件，外观设计481件，大大超过了澳门。而同年中国专利机关的专利授权中，澳门仅占36件，实用新型19件，外观设计16件，发明专利1件。而香港达4959件，其中发明专利159件，实用新型671件，外观设计4129件。可见，澳门的专利申请量是很少的。因此，澳门也就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机制。而且，这种机制特别是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而澳门一直没有专利授权机制，甚至连回归前的香港那种形式上的注册制都没有，以此小数量的需求，花费庞大的投资，建立一个独立授权机制，不仅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许多技术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就经济原则考虑，也极不划算。
4.澳门特别行政区专利制度可采用注册制的运行模式并以纳入内地专利制度体系为宜
笔者以为，澳门完全可以参照香港的成功作法，在澳门也建立一种注册其他专利机关实质审查并授权的专利制度。由于在澳门回归后，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和“一国两制”的精神建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样，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澳门在建立新专利制度时应反映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因此，以选择注册中国专利机关实质审查并授权的专利为最佳选择，依《专利合作条约》（pct）进行与澳门有关的专利国际申请时，当以中国专利机关为受理局或指定局。当然，这也是完全符合澳门的根本利益的，因为澳门与内地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澳门对内地经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内地的经济建设对澳门有重大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澳门回归后，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种联系只会加强。因此，澳门新专利制度非常有必要与中国内地专利制度相协调，以适应这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
与此相关联，在澳门回归后，目前实行的葡萄牙专利权延伸至澳门的制度不能再延续了。至于在回归前已延伸至澳门的葡国专利，则考虑到专利权人或发明人的利益，保持澳门专利保护机制的连续性，也为了平稳过渡的需要，在1999年12月20日以后，在该专利的法定保护期内，应继续在澳门受到保护。另外，在澳门回归后，葡国专利若想在澳门获得保护，则完全可以通过在中国内地专利机关申请专利或进行专利国际申请（都可享有优先权），首先在内地获得专利权后，再在澳门注册的途径实现。
（二）澳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运行模式和设置
1.澳门现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保护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本地没有注册制度，而是由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注册的。注册后获得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用权自然延伸至澳门，即在澳门也享有和葡萄牙一样的专有使用权。而且，在外观设计完成之后未注册之前，设计人还可享有版权法给予的版权保护。
葡萄牙1940年《工业产权法典》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注册后可无限制地续展。但1996年6月1日开始生效的葡萄牙新《工业产权法典》对此作出了新的规定，实用新型保护期为15年，外观设计为25年，都自请求书提交之曰起算。
2.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建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制度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有利于保护只具有短期商业价值且创造性低的实用物，并能以较低的费用和较快的时间获得法律授予的专用权，因而受到中小企业的青睐。由于澳门的经济结构中以出口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低，所以，这类制度特别适合澳门的情况，也更能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都突出实用性，且能增加产品之美感，乐于为消费者接受，从而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极其有利。
实际上，澳门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需求也远高于发明。从1985年到1998年，澳门向中国专利局共提交了93件专利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共85件，占其申请总量的91％；专利授权中，澳门共获授权36件，其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共35件，占97％。由此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之必要。
3.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可选择登记制的运行模式
正是由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含量少，创造性低，经济价值小，世界各国在授予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用权时，都采取不进行实质审查只进行形式审查并直接予以登记的制度。澳门本来就没有进行实质审查之传统，也无足够力量，亦无实质审查之必要。因此，承继国际传统，吸纳各国、各地区成功经验，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选择登记制的运行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专利立法体例之选择
世界各国、各地区专利制度的建立和专利法的内容都是由本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技术状况所决定的。所以，各国、各地区的专利法存在差别，表现在具体的立法上，便出现了不同的立法体例。如英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不保护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法单列；美国专利法保护发明、外观设计和植物品种，不保护实用新型；法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法单列；德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单列；葡萄牙的《工业产权法典》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是，发明和后二者之间在授权程序、条件、权利内容等各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等等。在“一国两制”下，我国各区域的专利立法也各有特色，大陆和台湾都在一部专利法中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实践证明，这种立法体例有其弊端，
很难说是其立法模式之优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专利条例》保护标准专利和短期专利，外观设计另设专门法。
前已述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宜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从继承传统来看，也依这三者在澳门授权途径之不同，有必要分开立法，各设专门法保护。这也是符合各国、各地区之立法潮流的。但从与我国其他区域专利制度相协调之要求来考虑，制定一部三位一体的专利法，亦无不可。
三、澳门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1.澳门现行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原来也没有自己的商标法，和其专利法一样，直接适用葡萄牙的《工业产权法典》，亦无权进行商标注册。这和香港一直有自己的商标法以及商标注册制度是不同的。若想在澳门获得商标专用权，需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提出申请，核准注册后，即在澳门也获得专有使用权。但在澳门回归后，这种情况必须终止，这是澳门基本法的要求，也是澳门地位变化的必然结果。
2.澳门商标法本地化的法律依据
在商标法律方面，尽管澳门基本法没有专门提到到“商标”制度方面的问题，但该法第114条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可以看作商标法律本地化的法律依据。因为，商标法是“工商业的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之一，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促进本地工商业发展，“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的措施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商标制度对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巨大功能，使其在现代社会的各项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此，1995年11月6日，澳门总督韦奇立法令，公布了旨在规范商标注册及其保护的第56／95／m号法令。该法令赋予了澳门经济司核准注册商标的权力，从而使澳门商标制度得以首先实现本地化。
3.澳门现行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根据澳门第56／95／m号法令的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请求书应向澳门经济司提交，在经济司收到注册请求及对拟申请商标的产品或服务作出分类后，将其公布于《澳门政府公报》上，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异议期或法定的异议程序后，由经济司对该申请予以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审查申请之商品、将之与其他同类产品或服务以及类似产品或服务之商标或已注册商标相比较，对符合该法令规定的，给予商标注册，并发给注册证。在澳门注册的商标权人，还可通过《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规定的途径，由申请人提出国际商标注册的请求以确保其商标受该协定之缔约国的法律保护。申请书应向经济司提交并由其转交给国际局，或直接向国际局提交，之后再由国际局转入各国国内阶段。该协定缔约国国民亦可依该协定的规定进行国际商标注册，以实现其商标在澳门获得法律保护。
该法令对其生效前还未处理完的事项或商标续展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该法令第83条规定，萄国工业产权署准予适用澳门之商标，在准予之期间内维持其完全有效，但其续展则须遵守本法规之规定。至此，在澳门建立了完整而独立的商标制度。
四、澳门版权制度运行模式与设置
1.澳门现行版权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没有自己的版权法，调整其版权关系的法律为于1972年延伸至澳门的葡萄牙1966年《版权法典》。该法所确定的版权制度运行模式为版权自动产生制，即一部作品一经创作完成，即享有受版权法保护的版权。1985年11月25日，澳门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旨在防止录音及录影制品非法复制（翻版）的法律，对在澳门地区进行首次灌录、发行或同时发行录音及录影制品的制造者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另外，澳门本地还有规范出版及出版业、视听广播业以及其他有关鼓励文艺活动、管理档案图书的一些法令或批示等法律规范。
2.澳门特别行政区宜建立版权保护制度
澳门基本法第125条第1款、第2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等政策”，“依法保护作者的文学艺术及其他创作成果和合法权益。”第126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新闻、出版政策。”这些规定为澳门实现版权法律的本地化以及建立澳门自己的版权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澳门的文化状况来看，近400多年以来，澳门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使其拥有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内地的丰富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和许多珍贵的艺术宝藏。特别是澳门与葡语及拉丁语系国家之间，不仅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文化的交流也从未间断，更丰富了澳门文化的内容。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需要版权法律的保护，也惟有提供完善的版权保护，其文化交流才能顺利进行。而澳门本地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呼唤完整的版权保护机制。目前，澳门坚持定期出版的文化学术刊物达十几种之多，每年出版的本地中葡学者的著作也不下数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匡汉教授在谈到澳门的文学创作活动时说到，澳门有一支老、中、青搭配的创作队伍，澳门每平方公里就有两位诗人，若按人口百分比来计算，其拥有作家和诗人的人数或许以列入世界之最。可见，建立澳门自己的版权制度，以保护和促进其欣欣向荣的文学艺术创作局面，是不可或缺的。
3.澳门特别行政区版权制度运行模式的设置
澳门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其在设置新版权制度时，应建立开放性的运行模式。因此，和香港版权制度一样，采取普通优惠原则，对世界上任何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均给予版权保护，既有必要，也力所能及。同时，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其版权制度又应该是最先进的。如在版权法中设置计算机程序的翻译权、在计算机互联网络（如internet）上的传输权、数据库的专有使用权、书面形式的文字作品、摄影作品及绘画艺术作品等的传播权等；又如在侵权行为的处罚机制中，可实行无过错或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侵权人的责任，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以严厉的处罚，加强边境保护措施，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既具有本地特色，适应自身发展之需求，又体现国际性，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先进的版权保护制度，并为与之有版权贸易往来的各国、各地区的版权人提供高水平的版权保护。
五、结束语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2
（一）地方财政投入相对不足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经济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较为落后。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用于教育建设的资金相对较少。经费的不足使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自身建设发展、人才的引进、教学设施投入的过程中难免有掣肘之感，，如何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里合理配置，最大化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用，提高法科学生的各种素养是民族地区法学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对优秀师资吸引力下降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法学院校与发达地区相比，其较低的待遇、不够便利的地理环境、相对不足的研究发展环境往往令法学发达地区培养的优秀法学人才望而却步。西方早期的法学教育是从学徒式的教学开始的，法科学生在进入法学大门之时一般需要优秀的法学先行者为其引导，从而使法科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为优秀的法律人才，由此可见，优秀的法学教育人才对于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同时也需要有足够多的优秀法学教育人才作为硬件基础，然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较为缺乏的恰恰是这一重要的硬件资源。优秀法学教育人才的相对匮乏对于先进法学理念的传递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利于高质量的法科学生的培养，可以说，人才的匮乏制约了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了法学院校为民族地区输送法律人才的能力。
（三）法学实践的资源相对较少
实践性教学是法科学生由书本走向现实的必经之路。从我国国情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学理论也逐步发展，但是，法律文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些个案是学校的课程教学无法深刻且形象地传递给学生的，因此，需要在学生离开高校前给予其接触法律实务的社会实践机会。然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是相对不足的，能够提供给法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也相对较小，这制约了民族地区法科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从长远角度来看，也限制了法科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四）法学教育统一性与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特殊性的矛盾制约着法学特色的形成
法学教育的统一性形成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确定，规范了法科学生基本的知识传授范围。这一指导性意见对于统一全国的法学教育，确保法学教育符合基本的要求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也是确保法学教育质量所必须的。二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作用，迫使办学单位在组织法学教育的过程中依据司法考试内容来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司法考试的导向已经全面地影响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过程和主要的教学环节。[2]（p173）三是1978年以来政法教育传统所形成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
在政法教育传统模式下，强调法学教育的政治性自不待言，对法学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统一性和人才培养标准的单一性也被强化。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学专业教育大一统的局面得以形成。应该说，统一的法学教育并非都是负面的，它在形成法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对法律的统一理解以及确保法科学生的质量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功效。另一方面，对差异化的法学专业的办学单位以及法学专业特色的形成所具有的制约作用也不容低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学生生源结构以及就业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劣势的情况下，如何提升落后地区法学教育的质量、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市场竞争力就成为问题，这也是构成目前民族地区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民族地区法学院系办学条件的不均衡和相对落后，是制约法学专业建设以及专业特色形成的基础性因素
民族地区的法学院系从构成结构来分析，除了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具备相对优势的办学条件外，其他新办的法学院都存在办学条件简陋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稳定的教学团队和有实力的科研团队的形成尤其匮乏。而法学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和法学院社会影响力的不强，又与办学条件有关联。一般来说，办学条件分为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如果说民族地区法学院系在硬件建设上有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效，那么，在软件建设上不能仅仅通过经济上的投入来解决，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专业影响力、教学效果、教学模式、科研特色、服务地方能力以及所培养人才的社会表现等变量因素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与发达地区法学院系比较，虽然在专业建设起步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差距拉大了，除了这些学校雄厚的背景外，与其对法学院建设投放的重大人力、物力和办学资源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六）民族地区法律专业学生就业环境和就业结构对法学专业发展的影响
高质量的法学专业一定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学专业，而是否适应的检验标准则是就业率与就业结构。目前，民族地区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表现在就业率比较低，而且与民族地区以外的法学专业学生在就业竞争上也处于劣势。据统计，全国法学本科在校学生40万人，每年毕业10万人，而90%以上的学生会到非政法部门工作，他们的就业走向如何解决，成为家长关心、社会担心与学校操心的问题，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学校如何应对法学本科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影响全局性的问题。民族地区法学院系面临着相同的就业问题和压力，而其就业上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是与高水平法学院学生在就业竞争上的劣势，另一方面是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对民族地区法律职业适应性上的差距。
（七）法学专业办学准入资格门槛过低政法职业学院、党校法学教育以及电大、自学考试、民办学校、独立院校等多元化的法学高等教育
对民族地区全日制法学本科教育的冲击，导致了法学教育管理混乱、分散和资源上的浪费和重复建设[4]（p23），而参差不齐的办学水平又形成了社会对法学教育评价上的负面效应和用人单位的排斥。目前，制约着法学院质量的一个问题是法学教育信息的披露，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就难以作出有效的办学质量评估，所以，建立起教育部门评估、学生评估、社会评估以及同行评估相互结合的评估机制，优胜劣汰，才能推动法学教育的良性竞争，推进法学教育的良性发展。
（八）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对基层、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法律人才需求的适应性上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和困难
第一，民族地区对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吸引力不强，而在农村地区和基层地区的法律工作者多为转行或者自学者，其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都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农村社会。第二，法学院在培养能够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法制的人才上尚欠缺有效的机制和政策支持。第三，培养熟悉民族地区社会背景、了解民族地区社会风俗习惯、具备民族地区语言能力、社会交际能力、了解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律专业人才，仍然是民族地区法学院系的专业建设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确定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战略的现实依据
从理论逻辑上看，高等教育与区域特征的互动关系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特殊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也是我们借以观察处于高等教育分层化过程中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有效工具，离开地域特征我们将无法解释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的状况成因和特色战略选择的现实理由。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所指称的对象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蕴，它是民族元素与地域元素、文化元素以及政治元素、经济元素等相互结合所形成的一个概念，归属于民族地区范围的地区，必须具有民族、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地理上的共同性特征，它包含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使民族地区成为一个承载着丰富社会内容的地理概念。
这些特征因社会标记使得它们区别于非民族地区，这构成了法学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形成的社会基础，决定了高等法学专业教育的特色的形成，因而，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对于法学教育的特色定位和选择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与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民族地区的区域特征、法制状况与法学专业建设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解释出法学专业特色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必须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法制需求和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特征来构造法学专业发展的特色，并使这些专业特色建立在比较现实、稳定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在民族地区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后劲。无论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都需要一支熟悉民族地区情况、有民族社会生活经验、能够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的法律职业队伍，而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基本职业志向的法学院也只有确定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教育目标，才能保证专业建设契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三、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战略
针对民族地区法学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并基于法学教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未来民族地区法制社会建设人才需求的预见，笔者认为，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方向是：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立足民族地区，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育，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法学专业教育体系。
（一）从全国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学院系的布局和结构来确定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30多年的法学教育发展，在法学教育格局上形成了以教育部属院校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原司法部属政法院系为第一方阵的法学专业教育集团，其在师资力量、科研实力、培养模式以及专业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远胜于其他法学院系。因此，作为后进地区的法学院无法形成与其进行竞争的实力，也难以在专业办学水平上超越它们，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地区法学院没有悠久的办学历史、雄厚的办学实力，在办学条件、生源结构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处于竞争的劣势，如果效仿重点大学的办学定位，既不可能也难奏效，甚至失去了自己发展的优势、特色和个性。因此，作为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只能以地方社会法律服务和地方法制建设来确定法学专业的办学目标和发展基础，立足民族地方、服务民族地方，以民族地方法制为基础确立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实用型的法律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目标定位，形成民族地方对本土法学教育质量的社会认同和接受基础。民族地方法学院系应改变与科研型、学术型、涉外型以及全能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学习和移植的传统做法，应从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的实际寻找法学教育发展的特色和建构自己的法学专业发展优势。
（二）从民族地区地方法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法学专业教育归根到底是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法律人才，而民族地区地方法制建设的法律人才需求结构直接决定了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上的需求，满足这一需求是民族地区法学院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地方法制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既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1.主要以实务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为主体，因此，特别需要具备法律应用方面的能力。2.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地区的广泛认识和知识基础。3.对基层法律状况的熟悉和基层法律工作的适应能力。4.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的职业意识。5.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具有民族法律工作的文化、心理条件。[7]（p138）6.具备民族地区工作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7.从人才需求的领域来分析，民族地区需求传统性的法律纠纷解决为主的法律人才，新型的反映市场经济发展新型案件并不占据主流。8.非正规化的法律人才需求仍然占重要比例，传统的政法部门以外的领域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占绝对多数。民族地区法律人才需求结构和法治的状况决定了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要求，保证所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能够具有地方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根据教育均衡的理念，[8]（p71-75）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是教育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衡量标准，也是法学教育科学发展必须奉行的理念，按照这种理念，民族地区的法学教育发展必须以地方法制人才需求相适应作为判断法学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标杆。
（三）从民族地区法学院系自身的办学条件出发确定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专业特色建设的路径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3
培养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吴纪树
（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党校，重庆万州404000）
[摘要]我国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培养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反思。法科生背景的法律硕士与其他的法律硕士相比较，他们具备法学基础储备，应当予以区别对待;而与法学硕士相比较，因强调应用型的培养，从而与法学硕士的教育也应区别开来。因此，从新定位培养目标，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是改革该专业培养模式的重点。
[关键词]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模式;职业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2―0171―02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法律硕士（法学）作为新设的学位允许法学本科的毕业生报考法律硕士，学制一般为两年。2010年教育部《2010年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首次提出“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的概念。法律硕士就是专业型硕士之一种，其又分为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招生，但由于2009年增设法律硕士（法学）的决定比较仓促，因此，招收的第一届法律硕士（法学）的学生均是从报考法学硕士的考生中调剂过来的。2011年教育部为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改革学校授权审核办法，扩大了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规模，要求专业学位硕士生占硕士生招生比例达到30%。《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的结构调整，到2015年专业学位的招生将占到全部计划的50%。《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指导方案》）强调本专业是“为实际部门培养德才准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建设需要的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进言之，主要是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这当然是法律硕士教育的最理想状态，事实上，法律硕士专业教育虽已历经15年的发展，但其在本身的教育模式、社会认可度上仍然有很多诟病。
二、当前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一）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认识不足
从学校的角度看，一方面，一部分人还停留在对过去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的认识层面，但是我们知道，由于而今的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学生在本科背景上毕竟存在较大区别。法科出生的学生毕竟在本科阶段接受了四年系统的法学教育，具备相对完备的法学基础知识，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院校在本科阶段教育主要以通识教育为主，法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也主要是“打基础”。另一方面，其他人又将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等同于法学硕士的教育，仍然以培养法学硕士的思维对待法律硕士（法学）的学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除了专门了解过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人以外，多数人对二者的认识并没有很清晰，一般认为其都是研究生教育，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对此有所知晓的用人单位在招录的过程中，更愿意将实务型的岗位提供给法律硕士。
（二）教学模式未凸显专业特色
法律硕士的教育本应是职业教育，但实践中绝大多数院校仍然是通识教育或者专业研究式的教育。前者教学模式模式即本科式教学模式，后者即学术型硕士教学模式。更有甚者，某些学校盲目追求国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索性成了“司法考试培训班”。事实上，这三种教学模式都无法凸显本专业的教学特色，实践性层面的严重缺失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共同缺陷。一些学校规定法律硕士的教学是“非导师制”，即便分配导师的学校，导师们多为“法学家”，而不是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家”。霍姆斯大法官曾深刻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而现实状态是我们很多的导师因为没有足够的实践经历，他们的教学依旧遵照传统的课程教学方式，无法进行“学徒式”的经验传授。
（三）实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
法律发展的重心在于社会本身。社会才是推动法律发展的原动力，作为法律人，无论在课堂上学到什么知识，最终都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显得有价值。实习是法科生从学校走向法律实践的过渡环节，一个理想的实习状态对于他们毕业之后走向社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现在的实习监督监督机制还不健全，更多流于形式。尤其是在自主实习（或者分散实习）的情况下，监督管理的难度更大，实习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四）奖学金、科研课题申报等存在不平等待遇
目前一些院校存在奖学金歧视现象，使得法律硕士没有同法学硕士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关于科研课题的申请方面，一些院校的法律硕士同样不能得到申报课题申请的机会。如果说对于法律硕士（非法学）的专业来说，认为他们法学知识薄弱不足以胜任课题研究姑且可以理解的话，对于已经系统学习法律的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显然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有人此时会提出异议，法律硕士的定位是应用型，而课题研究是研究性的活动，理应由法学硕士完成。但是，丧失了实践性的纯理论研究是否还具有价值？显然有待商榷。通常我们认为，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而法律硕士专业的研究生恰恰有这样的优势。
三、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对策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培养的现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针对当下显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尝试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初步的思考，希望对该专业的培养完善有所裨益。
（一）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其一，以职业教育作为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内容;其二，把培养学术类人才的目标交给博士研究生阶段。〔3〕强化应用型培养的理念，以此指导今后的教学或者学习。同时，利用各种方式、各类媒体加大宣传加大社会宣传，让社会各界能够充分了解该专业的教育特色，以形成学生、教师、其他公众、用人单位充分了解该专业，逐步接受该专业的良好局面。
（二）探索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学模式
法律硕士的强调必须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注重应用性和实践性，但我们要注意并不能因此忽略理论学习，二者不可偏废。职业学术型和专业型的类别划分，也只是强调根据社会不同的需求层次，其各自的侧重有所区别而已，都不得走极端，教学模式的改革应在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前提下展开。
其一，课程设置方面。《指导方案》中关于教学课程的开设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同本科设置一样的法学16门核心课程均在其间，课程数量有偏多嫌疑，似乎《指导方案》还没有照顾到法科背景的法律硕士;其次，由于课程数量的偏多导致每门课程的课时紧张，教学过程中多限于时间因素泛泛而谈;再次，实践课程设置较少，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鉴于此，在适当巩固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应增加实践性课程的学习，如法律谈判、法律辩论技巧、模拟法庭（仲裁庭）演练等。还有人提出引进“诊所式教学”①的构想，诊所式教学在美国多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出现，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的教学方式。但是，我国目前的教师队伍中具有丰富实践的法律教师还比较少，这种国情与美国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在条件成熟的院校完全可以成立一些“法律诊所”，作为法硕实践教学的培养基地;不具备的条件的可灵活引入，将其运用到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协会等学校已有的结构或者组织里，同样可以达到实践的目的。
其二，教学方式方面。本专业的学生已经具备法学基本知识储备，基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在课堂教学上应当在着重案例教学与学生的互动参与，适当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实践中仍有很多老师采用培养法学硕士的专题教学模式，偏重理论研究，忽视实践结合。因此，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重视案例教学中教与学的互动是改革的方向。
其三，专业分流方面。法律硕士的培养与法学硕士的分专业培养不同，似乎是一种“全而不精”的模式。这样的全面教学导致学生没有方向性，甚至有些学校因此不给学生配备导师，学生没有确切的职业规划。过多的课程致使学生各个领域基本都有所涉猎，却无系统专业的研究。在比较我国各大著名法学院关于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之后，笔者认为北京大学的分流模式值得借鉴。北京大学在第二学年对法律硕士进行专业划分培养，具体有：知识产权法方向、财税法方向、宪法行政法方向等10个专业方向。除了专业方向的课程外，还要求法律硕士适当选修本院其他课程或者其他院系的课程。这样的培养模式既能保证学生在第一学年系统的学习基础课程，又能保证学生在第二学年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兴趣“学有所长”，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和职业规划。
此外，学校应当加强与实务部门联系，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给学生教学，甚至作为学生的“实践导师”，这也是《指导意见》的精神。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双导师制”，这是很好的尝试，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
（三）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机制是为了保障上述两大方面的具体实施。其包括：其一，实行三年制教学。第一年为基本课程的学习，第二年为分方向的专业学习，第三年实习及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等。其二，加强实习环节的监督。前面已经论述实习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学校应当加强与实习单位的联系，建立一套健全的实习监督机制。其三，教育部门应当加大包括法律硕士（法学）在内的所有专业型硕士的资金投入，确保专业型硕士与学术性硕士享受平等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郑永流.法学野渡：写给法学院新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2.
〔2〕〔美〕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3〕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教育与现代化，2010，（03）.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合作社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一、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必要性
就立法而言，法律原则既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又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对立法的意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是界定农业合作社[1]的标准。
什么是合作社？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而分析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木路径应是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2]可以看出合作社原则是界定合作社制度特征的标准。其实，1984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定义就是“只要以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互相合作为基础的企业，并遵循罗虚代尔所确定的、被国际合作社联盟第23界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均可被承认为合作社组织。”[3]
在法律上，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往往规定到合作社的定义中去，在我国《农业法》中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又如《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经济组织。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中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界定法律上农业合作社的标准，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性的法律标准。
第二，法律原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载体，是法律精神的法律化、形态化，因而它体现了法律的性质，决定法律的内容。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制度的基础或根源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比如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根据盈余返还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等等。而国家扶持的原则则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法律化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持。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根据法律原则的要求来对法律内容设立整体框架。在具体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首先确定该法律的原则，然后再根据法律原则设立具体的法律规则。正如盖房子一样，设计师首先要设计房子的框架，而后再由施工人员填充材料。所以说，立法工作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在我国往往一部法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表述的是该部法律的原则和目的等，而分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是供“法律工匠”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从草案来看，本次立法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因此，研究本次立法的具体制度必然从总则开始，从法律原则开始。
第三，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草案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这里规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成员以农民为主”，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特点，应该把原则和特征区别开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属概念是法律原则，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属概念的内涵。
（一）、原则的内涵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4]查《辞源》，无“原则”一词，证明古代汉语中无“原”与“则”的合成词，原则一词可能是近代中国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将“原”与“则”两字结合而产生的新词，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在拉丁文中，现代汉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principium，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原理、要素”等。[5]由此可见，拉丁文中的principium同古汉语的“原”（源），语义十分接近，二者的原始意项皆为根本、起初。前者直接引申出根本规则的意项，后者将“原”与“则”结合，形成根本规则的意项，在普通英语中，原则（principle）主要有下列意项：（1）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2）根本的、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3）根本的教义或信条、特别的统治性意见；（4）行为的正确准则；（5）正确行为的要求和义务的指导感；（6）行为方式采用的固定规则。普通英语中“原则”的第（1），（2）两个意项基本相同，皆表明原则是其他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整体的基础，具有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通过对原则一词的内涵考察可以发现，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拉丁语或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内涵指根本准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
（二）、法律原则的内涵
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法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同样具有“原则”的核心意项，国内学者一般这样论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法原则是指贯穿于法或法部门之中的用以表达某种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7]“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8]这些对法律原则的定义都揭示出了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在国外，梅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9].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fundamentaltruthordoctrine，asoflaw；acomprehensiveruleordoctrinewhichfurnishabasisororiginforothers）”[10]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可见，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是超级规则，是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根本准则。笔者认为，特别是在具体到一部法律中，法律原则尤其强调“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的根本准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的种差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包括那些内容呢？全国人大在审议中，沈春耀所说的：“为什么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意图主要有三个：一是解决法人资格、法人地位问题；二是解决适当规范、引导问题；三是明确国家扶持政策。”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国际合作社原则确立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原则。（二）是国家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在使用中易于合作社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相混淆，如学者认为合作社法的原则“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12]，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与合作社原则概念的比较
1、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提到合作社原则，不能不追溯至1844年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因为在公平先锋社成立以后，才真正具有了一般性的合作社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所谓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是指1844年在英国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后，社员们总结前人组织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则。现在国际上认可的是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其定义是即：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指南。其制定的原则有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还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合作经济界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只能成为经营原则，并不具备合作经济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可以成为流通或服务领域合作的行动纲领，但不具备普遍性。他们认为，规范的合作社原则首先应当建立在理论观念层次的基础上，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设计合作原则，而且应当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成为各类合作社所奉行的一般原则而非某类合作社的专指原则。如原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部部长戈伦本先生认为，合作社原则应包括：1、团结与互助协力原则；2、平等与民主的运行原则；3、非盈利原则；4、公平、公正协调原则；5、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合作教育原则。[13]再如华特金在1986的《合作原则的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合作社原则：1、团结一致；2、经济性；3、民主性；4、公平性；5、自由性；6、责任或义务；7、教育。[14]显然，这些学者试图提出既更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又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的合作社原则。不过，由于这些更接近合作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原则毕竟缺乏制度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始终弱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原则。因此，本文对合作社原则的界定采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内涵是由合作社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系列在经营管理方面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制度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合作社原则的区别
通过以上对合作社原则的揭示，笔者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合作社原则是指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原则；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合作社原则的外延包括七项与合作社经济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包括以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还包括国家扶持的原则。
再次，二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合作社原则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当然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同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不是国家间组织，其没有制定国际法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从名称上看，也仅仅是“声明”；所以不可能有国际法的效力。所以合作社原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国家立法机构所确立，即产生法律效力。
（二）、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比较
1、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考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属概念是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是指“立法的基本原则或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15]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其外延，可以用负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振伟所总结的“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留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16]来表述。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区别有：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原则的外延可以概括为：起点高、概括性强，可以操作，开门立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外延则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原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法律所确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国家扶持的原则。
第三，二者指导的范围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指导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是立法的指导思想；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订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二者有效的阶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在立法阶段有效，在立法程序结束后失效；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则是在法律颁布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三个概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把合作社法的原则定义为“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把中国合作社法原则的类型确立为自愿原则、民主原则、分配自治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17]这是笔者在法学文献中见到的有关合作社法的法律原则的唯一界定。但是这个表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混淆了合作社原则和合作社法的原则的概念，二是国家扶持原则不是“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而是关于国家干预合作社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内涵和外延存在逻辑矛盾。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注释：
[1]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参见：朱晓东，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科学名称[J]，经济法网。
[2]徐旭初，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它[J]，农村经济，2003年第8期。
[3]韩元钦主编，中国农村的合作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3-44页。
[4]参见《辞海》（缩印本）“原则”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5]参见彭泰尧主编：《拉汉词典》“principium”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一一论法的模式》，载《现代法学》1989年第3期。
[7]马新福：《法社会学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9]（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6页。
[10]HenryCampbellBlack,Black'sLawDictionary,Fifthedition,m，a1979,p462，
[11]发言摘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二），中国人大网，2006年07月02日。
[12]漆多俊主编，中国经济组织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0-161页。
[13]转自：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9页。
[14]转自：胡盛明，西方合作社与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D]，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5月，第7页。
[15]刘如海，李玉福，立法学[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70-71页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5
关键词：内蒙古高校；法学专业；蒙汉双语；法律人才
中图分类号：C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75-04
一、内蒙古法院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状况
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统计，自治区现有19个沿边法院，25个牧区法院，这些法院辖区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73.6%；辖区总人口608.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6%。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法院普遍缺少能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主持诉讼活动的审判人员。全区现有法官5600多人，蒙汉双语兼通的法官421人，占全部法官数的7.5%。[1]阿巴嘎旗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全旗常住人口4.4万人，其中牧业人口2.1万人，蒙古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60%以上。近些年，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迅速，蒙汉群众之间的草场租赁、牲畜承包、民间借贷等经济往来增加，引发的诉讼也越来越多，诉讼双方使用蒙汉双语诉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阿巴嘎旗人民法院使用蒙语、蒙汉双语、涉及有蒙文证据的案件已经占全部案件的50%以上。而全院的17名法官中，能够熟练使用双语开展诉讼活动、制作双语法律文书的只有2人。[2]2009年该法院试图通过搞法官助理试点来缓解审判压力，但是法官助理不能独立办案、不能参加合议庭、没有表决权又制约了其审判权力。该法院还通过专门配备翻译和在每个苏木聘请1名人民陪审员的方法来缓解双语法官不足的压力，但是都没能产生很好的效果，更何况还存在着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内蒙古东部的新巴尔虎左旗人口40143人，其中蒙古族25187人，占全旗总人口的62.7%。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使用蒙语沟通，一些偏远牧区的牧民依然存在不懂汉语、不识汉字的现象。这就决定了该旗法院需要大量蒙汉兼通的双语法官。该院的一份资料显示：1995年该院有54人，双语人员19人，占全院的35%；1998年该院有49人，双语人员16人，占全院人员的33%；2000年该院有40人，双语人员9人，占全院人员的22%；2003年至今该院有41人，双语人员9人，占全院人员的22%。目前，该院的9名双语人员中，只有1人具有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其余都是法律专业专科学历。兴安盟两级法院500余名法官中，少数民族法官占法官总数的近40%，高于全区平均比例，但这些法官中能用少数民族语言主持诉讼活动的不到四分之一，能用少数民族文字制作裁判文书的更不到十分之一。[2]
通辽市库伦旗人民法院的双语审判是该院的一个亮点工程，蒙文庭审已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中全面推进。库伦旗人民法院内设职能部门13个，派出人民法庭2个，其中一个人民法庭和一个巡回办案法庭专门从事蒙文审判工作。全院共有干警57人，其中少数民族干警44人；审判员38人，蒙汉兼通的有25人，占审判员总数的66%；书记员共17人，蒙汉兼通的有8人，占书记员总数的47%。近年来年均受理各类一审及执行案件千余件，其中全部使用蒙语的案件为400件左右，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9%。[3]可以说，库伦旗法院双语法官人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全自治区各法院中比例最高、优势最强的。
总体来看，蒙汉双语法官奇缺，常常不能组成合议庭，是内蒙古自治区各地法院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内蒙古高校法学专业培养蒙汉双语人才目标定位的意义
法学专业培养蒙汉双语人才关乎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民族平等不能流于形式，要在各个领域制定具体实现措施，这样才能将民族平等的政策法规落实到实处，实现本质意义上的各民族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经济往来也在大幅度的增加，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民事关系的种类和范围也日趋复杂。这样一来，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数量逐年上升，加之普法宣传工作的不断普及，选择到法院诉讼的涉及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案件也在逐年上升。
可见，配备蒙汉双语法官审理涉及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案件是确保少数民族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的保障。内蒙古高校的法学专业，特别是民族高校的法学专业要立足蒙汉双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树立为民族地区服务的理念。所以，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在内蒙古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1.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是确保少数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最终保障
《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民族平等政策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通过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的颁布，充分体现各个民族在享受教育权利上的平等。
法学教育在我国始于1904年清末的直隶法政学堂，经过10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法学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法学教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法学教育体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法治蓝皮书》的统计，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个，30年来增长了105.6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学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30年间增长了200多倍。[4]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律人才短缺问题却很严重。不仅内蒙古地区如此，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律人才的缺乏，致使少数民族当事人不能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因此，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培养大量的蒙汉双语法律人才，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群众充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前提和保障。
2.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是维护内蒙古地区民族团结，化解民族矛盾的保障
人类使用语言，都是从单语开始，然后向双语乃至多语方向发展的。双语现象是一个民族或个人为了与另一民族交际学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蒙汉双语法学专业的构建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的培养，从而更好地传播法律文化，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由于蒙汉双语法律专业人才缺乏，致使蒙古族当事人在进行维权、诉讼时与办案人员沟通不通畅的情况时有发生，易产生误解和冲突，这些误解和冲突解决不好又容易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语言不通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之间带来的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障碍极易造成司法机关不能在法定时限内结案，致使诉讼效率大为降低；二是语言障碍使得有些办案人员不能准确理解诉讼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就妨碍了案件事实的查清、诉讼证据的核准，以致于做出了脱离客观实际的不公正的裁判；三是语言障碍使得司法办案人员不能用双语制作法律文书，大量需要翻译的法律文书难以及时翻译并送达，致使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受到损害；四是语言障碍致使少数民族当事人对侦、控、审整个过程浑然不知，只知结果，听不懂诉讼庭审，被动接受司法审判。所有的这些障碍，必然会让蒙古族当事人对司法机关产生不满和怨气，认为这是汉族强权。如果他们受到民族分裂势力的煽动，就容易产生反叛思想。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律师在四川甘孜州调查少数民族地区法律人才短缺问题时也指出，双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翻译人员严重不足，不仅普法工作任务不能深入到民族地区，难以建立可以发挥长效作用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和制度，司法审判的公正理念也难以为少数民族民众所理解，民族感情容易受到伤害，民族矛盾会越来越突出。[5]可见，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是维护内蒙古地区民族团结，化解民族矛盾的保障。
三、内蒙古高校构建蒙汉双语法学专业存在的困难
1.师资匮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第二语言教学提出了如下公式：教学质量=[学生（1分）+教材（2分）+环境（4分）+教法（3分）]×教师。[6]
由此可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然而，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的缺乏，必然导致蒙汉双语法学师资的匮乏，尤其是“双师型”人才的匮乏。蒙文司法考试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是报考者学历层次较低，专业方向也比较分散，且语言单一现象（偏重蒙语）还是存在。因此，他们都很难胜任高校蒙汉双语法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教材匮乏
目前，蒙文版的法学教材种类十分有限，仅出版了萨日娜、胡春香主编的《刑法学》，萨日娜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和《法学导论》，芒莱夫主编的《宪法学》，宗那生主编的《刑法学》。胡玉荣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还待出版。这些教材，也仅供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蒙语法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蒙文法学书籍也很单一，仅限于“五五”普法学习教材和培养双语法官及司法考试所用的辅助教材和工具书。如：《汉蒙法律名词术语辞典》，各类法律法规汇编5册，《法律工作蒙文丛书》等。另外，还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汇编》被译成蒙文发到了内蒙古自治区1000多个以蒙古语为主体语言的牧区嘎查。
3.资金匮乏
在我国，蒙汉双语法学专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之所以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与投入资金不足密切相关。资金匮乏的关键就是对该专业的认识程度不够，双语教育理念仅仅停留在我国族际语言——汉语的学习层面上，不注重少数民族双语学生其他方面技能的培养，尤其是法律技能的培养。正因为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等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也使得内蒙高校蒙汉双语法学专业在兴办过程中就很快夭折了。
4.生源质量不高
蒙汉双语法学专业的生源主要来自内蒙古全区各个蒙古族中学。由于基础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的不足，教育质量远低于汉族学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在370分左右（满分750分）。在法学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又存在着现代法律文化与蒙古族法制文化之间的断层因素，即现代法律名词及其术语在蒙古族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内容，这样一来，汉语能力对于法学专业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些学生汉语表达和写作能力普遍比较低，对于法律名词术语和法条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这就给教师授课带来了许多困难，也给蒙汉双语法学专业的兴办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四、对策
1.结合地区实际，加快法学蒙汉双语师资队伍建设
高质量的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内蒙古地区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尊重蒙古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制定师资培养方案。首先，在人才选拔方面，要坚持属地原则，在本地区选拔蒙汉双语法律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对于有基层法律工作经验的“双师型”双语人才可在年龄、学历方面适当放宽条件。其次，在师资培养方面，一是要坚持师资队伍内部的“传、帮、带”传统，将老教师培养青年教师的导师制制度化，这是师资质量快速提升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二是要采取国外留学和国内访学两种形式，开拓双语教师的视野，提高双语师资的整体素质。最后，应注重提高双语教师的社会实践能力。可与地方司法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让双语教师定期深入基层法律实务部门，可采用带学生实习和挂职锻炼的方式，获得双语法律实践经验，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以培养合格的双语法律人才。
2.立足本土，集中优势，加快蒙文法学教材建设
尽管教育部规定了高校教育要统一使用国家规划教材，但是在当前缺乏蒙文法学国家规划教材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国家规划的汉文版的法学教材和学校自编的蒙文版法学教材并行使用。首先，借助本地区及本院校蒙族师资的优势，集中双语法学师资力量（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也可请求蒙文师资的适当协助），翻译和撰写蒙文版的法学教材及相关工具书，作为学校的内部教材使用。其次，加强与各个民族院校的联系与沟通，整合优势资源，共同编写蒙文版的法学教材。最后，要向高校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的相关部门寻求资金等多方面帮助，确保蒙文法学教材的编译工作顺利进行。
3.开拓各种融资渠道，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双语法学教育的投入，保障该专业的顺利发展
蒙汉双语法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十分薄弱，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内蒙古的一些高校也曾办过蒙汉双语法学专业（内蒙古大学至今仍在招收蒙汉双语法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大多因为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师资等原因，最后不得不停止招生而夭折。因此，从中央教育部门到地方教育部门，都应设立民族双语法学教育的专项资金，加大对双语法学专业的扶植力度，推进法学双语教育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法学人才。
4.做好生源对接工作，确保双语法学专业的生源质量
优良的生源是教育质量的保障，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更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蒙汉双语法学专业。首先，要深入各类蒙古族中学宣传双语法学专业，使高中毕业生加深对该专业的了解。其次，为优秀生源开辟绿色通道，可以通过免试保送和提供奖学金的方式吸引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选择本专业。再次，学生入学后，要对其语言程度（汉语和蒙语）进行测试，以此为依据设置蒙语授课和汉语授课的专业课程。同时，要开设汉语言课程，提高学生对汉语授课的专业课程的接受能力。最后，做好职业规划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双语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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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万森.西部双语诉讼调查.内蒙古：远眺双语诉讼中的人才困惑[eB/oL].http：//.cn/，2009-04-15.
[3]伊日乐图.关于双语审判工作的调研报告[eB/oL].http：///public/detail，2009-05-13.
[4]余成刚.论民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J].广西教育，2009，（10）.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6
一、创新普法工作机制，在构建“大普法”格局上取得突破
法制宣传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工作积极性，“五五”普法以来，我区不断完善各项普法工作机制，以“法律九进”活动为契机，充分调动各单位普法工作积极性，变“独角戏”为“大合唱”。
一是健全了“五五”普法组织网络。年“五五”普法启动之际，区委、区政府及时调整充实了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出任组长；2010年区委书记亲自挂帅组建了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区长出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我区先后完善了领导小组定期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年度工作汇报制度、工作督查制度，充分发挥普法领导小组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督查、指导的职能作用，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办事机构建设，设立区法宣办作为常设办事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认真负责地抓好法制宣传教育日常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经验，指导工作开展。全区各部门及各基层单位都设立机构，明确专人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使“五五”普法在组织领导上得到了保证。
二是建立健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我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结合全区普法工作实际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全区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负责普法规划的实施，组织、协调、指导、检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区委、区政府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各行业运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面向全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并积极探索和推进各部门、各行业依法办事示范窗口建设。区人大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检查、督促，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视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保障规划中各项任务的落实。同时我区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个人开展和参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区真正形成了普法工作党、政齐抓共管，主管部门全面规划统一部署的工作机制。
三是将普法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年度目标考核内容。我区将普法工作放到区委工作全局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坚持普法工作与经济社会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年以来，我区先后制定下发了《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考核目标》、《法律“九进”工作实施方案》、《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安排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将“五五”普法规划所提出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进行细化、量化，形成了共性和个性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和企业、社区（村）、学校等单位。“五五”普法期间我们将普法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单位以及每个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之中，作为考核常项。2010年，区委区政府还将普法工作列入全区重点工作之一，每月一调度，两办督查室定期进行督导检查，使普法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全区形成了“大普法”的工作格局。
四是落实法制宣传教育经费。“五五”普法启动之初，区委迅速召开专题会议，对普法经费、教材征订等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逐一解决。区政府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照人均0.2元的标准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增加。各部门、各单位也相应安排了法制宣传教育专项经费，保证普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坚持突出普法重点，在提升全民法律素质上取得突破
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和桥东区域实际，我们把领导干部、公职人员、青少年、社区居民、企业职工作为普法重点对象，通过不断拓展普法阵地、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使全民法律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
1、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单位”活动，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紧紧抓住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法制教育不放，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一是加强制度建设,确保规范运作。先后制定下发了《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安排意见》，对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出了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党委（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办公会前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法律知识培训、干部学法考试等制度，细化配套措施，确保规范运作。二是形式多样,效果明显。全区各街道、机关各部门以实施“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单位”活动为载体，采取法制讲座、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征订赠阅法律书籍等形式，开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物权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相关专业法学习宣传活动。并结合实行执法责任制，综合运用岗位培训、专题轮训、以会代训、考试考核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了公务员、司法、行政执法人员专业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促进了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学法用法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是领导带头学法，促进领导方式向法治化管理转变。区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学法，区理论中心组坚持每年至少举办2—3次法制讲座。“五五”普法以来，围绕发展、民生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先后为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举办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物权法》等专题法制讲座；多年来我区处级领导积极参加全市范围的法律知识考试，参考率达到100%。区司法局配合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采取举办科干班、青干班以及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学法用法述职、任前考试等方式，促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活动的深入开展。四是以考促学，调动干部学法用法积极性。“五五”普法以来，我们把开展各级干部法律知识考试活动，作为对机关干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坚持以考促学，强化干部学法制度。通过精心筹划、认真组织，采取统一命题、统一时间，分级组织的方式进行。全区各级干部参考率、合格率均达到96%以上。通过考试对促进广大机关干部学法用法，依法履行职责，提高依法办事、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推动机关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2、突出主体，创新形式，以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为主，深入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
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民普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抓好主渠道教育。全区各中小学校全部开设了法制教育课，小学以思品课、中学以政治课为主渠道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同时，在其它学科教学中合理渗透法制教育。一些学校还与法院联合，开设“模拟法庭”，使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受到深刻的法制教育。针对近年来交通安全事故呈高发的形势，我区又重点抓了交通法规教育，开展了“握紧生命的盾牌”系列教育，邀请交警到学校对学生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培训学生小警察指挥放学队，有效增强了学生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宝善街小学被命名为全市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全市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基地，卫华小学被命名为全市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培训基地，花园幼儿园被评为交通安全示范园。二是抓好法制教育实践。定期邀请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到学校作法制报告，宣传法律法规，并结合社会上的违法犯罪案例，以案说法，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对出现不良行为的学生及时进行个别辅导和帮助。在重要纪念日、法制宣传日，特别是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之际，学校组织召开主题班队会和团日活动，开展国旗下演讲、法律知识竞赛、法制征文比赛、法制手抄报制作、行为规范标兵评选等活动，组织收看法制教育节目，让学生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中接受教育，避免了空洞说教和强硬灌输。在加强学生法制教育的同时，我区还将法制教育延伸到学生家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由学生向家长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三是抓好阵地建设。结合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设立了法制宣传教育橱窗、宣传栏，制作了法制教育展板，在走廊、教室张贴法制教育宣传画和法律格言，利用学校的广播、校园网开辟法制宣传专栏，形成一个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制教育阵地，对学生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一些学校还建成了特色化的教育阵地，如：五中、宝善街小学、卫华小学、铁路斜街小学四所学校在学校电视台开辟了“校园说法”节目；卫华小学成立了“法制网页”学生制作小组，用学生感兴趣的“动漫画”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宝善街小学成立了“小警察”文艺宣传队，编排了交通安全手势操、小品、快板等宣传交通法规的文艺节目；卫华小学、东风小学分别创办了《德育信息报》、《家校信息小报》，对学生及家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五年来，全区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合格率100%，在校生违法犯罪率一直保持零纪录。区教育局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市基层平安建设示范单位、全市法制工作成绩突出单位、有1所学校被评为全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有2所学校被评为全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3、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家庭”活动，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结合桥东区的区域优势，我区把“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家庭”活动作为“五五”普法的重点。一是全区“法律进社区”工作实现“五个一”。即每个法律服务所与一个街道签订服务协议；每个街道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社区有一个健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每个社区有一支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公证处定期到社区开展一次宣传咨询活动。在此基础上，对全区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布局进行调整，突出基层法律服务面向基层、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特点和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成为“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家庭”活动的主要力量。二是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异军突起。动员社会各界法律人才通过志愿服务方式积极投身法制宣传工作，成立了法制宣传志愿者协会。一方面积极发动系统内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及局内机关干部加入法制宣传志愿者协会，形成了一支稳定的、专业的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目前有专业注册会员32人。同时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广泛吸纳社区内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加入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发挥他们就地就近、人员情况熟悉的特点，开展法律咨询和服务，随时解答社区居民遇到的法律问题，用身边的人解决身边的事。目前活跃在各个社区的法制宣传志愿者已达200多人，保证了“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家庭”活动的持续开展。
三是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有声有色。我区注重加强区法宣办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整合各种资源，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学三讲”宣传教育，促进公民学法、用法、守法。全区各普法成员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专业法律法规进社区宣传活动，围绕“3·8”国际劳动妇女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5”世界环境保护日、“6·26”国际禁毒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各社区依托居民学校开展定期为社区居民面对面讲法，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结合各个时期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发生在居民身边的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开展公益性法制讲座、居民法治论坛活动，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四是法治文化建设蓬勃兴起。“五五”普法以来，所辖46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固定法制宣传栏和法律图书角，有条件的社区建立了法制长廊。普法过程中我区注重发挥法治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独特功能，突出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各社区编排了一批紧扣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法治文艺节目，利用每年的“彩色周末”发动志愿者进行演出，让群众在笑声中学会弄懂法律知识，增强了普法效果。五是普法载体不断创新。为满足信息化社会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我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依托桥东区域网开辟了普法专栏，设立法制观察、法制时评、法律咨询三个栏目，明确专人进行维护。普法专栏的设立扩大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受众群体，有效推进了全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我区多个社区及住宅小区建立起电子滚动式法制宣传栏，通过以法条、警示语、文明语等多种形式滚动播放，大力宣传劳动法规、物业管理、城建拆迁、社会保障等与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六是社区巡回法庭成效显著。与法院积极协调配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模式，将一些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事案件放到街道社区调解庭，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公开审理，先后就涉及相邻关系、人身损害赔偿、物业管理等多起案件分别在不同的街道社区调解庭进行公开审理或调解；同时选送社区民调员、普法骨干到法院实践锻炼进行强化培训，通过旁听庭审、参加诉讼的形式直接参与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加深他们对常用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增强自身法律素质。将法庭搬到街道社区，有效地抓住了群众的法律需求，以案说法、议案释法的普法形式，使街道社区普法骨干及调解员在宽松的环境下有效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也让更多的居民群众参与庭审，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七是社区普法与人民调解相得益彰。为进一步提高普法能力和水平，我们充分发挥社区调解室作用，适时组织居民群众旁听民事纠纷的调解过程，参与是非评论，把调解纠纷的过程转变为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广泛宣传法律知识，增强了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五五”普法以来，各街道社区共依法调解民间纠纷1104件，我区先后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国志愿服务活动示范城区”、“河北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等光荣称号，5个街道办事处全部被评为“全国和谐邻里示范街道”，惠安苑等5个社区被评为“全国和谐邻里示范社区”，有2个街道和2个社区分别被命名为全市妇女维权站示范点，有1个社区被命名为“零家庭暴力社区”。
4、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大力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五五”普法以来，我区出台了《关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全区各部门广泛开展了“法律进企业”活动，强化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活动。一是积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优势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参与企业普法。我区积极加强与公、检、法及工商、税务、劳动、安监等部门的协调，发动他们利用职能优势参与企业普法。如桥东区法院深入开展与企业结对服务活动，向服务企业发放了印有法官姓名、联系电话和服务内容的结对服务联系卡，随时满足企业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的需求，桥东区法院走访结对服务企业86家，分别为20余家企业举办法律培训或专题讲座，帮助企业审查合同、修订内部管理制度300余份。二是重点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2010年初，结合《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我们特别邀请了北方学院文学院法律教研室主任田希国教授，对全区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了《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劳动法律知识的培训，帮助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自觉规范劳动用工，避免企业与劳动者双方对新法产生误解。三是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开展普法活动。通过法律培训、对口挂钩、建立联系点和在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等方式，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开展普法活动，大力宣传《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与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权的能力，有力地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五五”普法以来，我区各法律服务机构新增企业法律顾问78家，各法律服务所诉讼事务500余件，义务解答法律咨询3000余人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130余件。
四是以企业改制为切入点，组织引导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促进企业依法改制。制定了《关于依法进行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组织引导律师为企业重整重组、防范化解债务危机提供法律服务。“五五”普法期间，我区有40家企业的改制工作顺利推进，其中市民用爆破器材公司在律师的全程参与服务下顺利完成改制，2010年底重新成立了股份制公司。市贸易中心等多家企业对涉及债权债务遗留问题的处理、国有资产保护、职工权益维护和新公司的成立等相关工作也都有律师的全程参与。
5、深入开展“法律进市场”活动，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促进市场繁荣稳定。
一是严把准入关口，规范经营行为。在经营者申领营业执照时，各窗口单位工作人员对《公司法》、《个人独资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积极宣传，使经营者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二是上门年检，宣传法律法规。利用每年1-6月份对个体工商户和各类企业年检、验照这一时机，进行上门服务，积极向市场主办单位和驻场经营者有针对性地宣传法律法规。如：对消费品市场的经营者，以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主；对生产资料市场的经营者，以宣传《产品质量法》为主；对食品、农副产品市场的经营者，以宣传《食品安全法》为主，得到了市场主办单位和经营者的认可和好评。三是实行市场巡查，重点进行普法宣传。我区每个封闭市场都有专人负责巡查，并将照片、联系电话、申诉举报电话公示在市场显著位置，以便受理法律咨询与消费申诉。巡查人员主要负责熟悉管理环境、宣传法律法规、对发现的问题予以及时纠正，教育驻场经营者，营造守法经营环境。四是结合专项整治，集中进行普法宣传。在元旦、春节等节日及各类专项市场整治工作中，首先是宣传发动，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监管人员的市场巡查，广泛宣传专项整治的目的、意义及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2010年乳制品市场专项整治和2010年《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我区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制作食品信息公示栏、分发明白卡、食品警示、退市等信息，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内容具体化、格式化，做到一目了然、简明易懂，这样，既让经营者受到了教育，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肯定和好评。同时，我区建立了索证索票、食品进销货台帐及退市台帐的登记制度，使不合格商品得以追溯。仅乳制品专项整治一次就下架退市婴幼儿配方奶粉1847公斤、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578公斤、液态奶525公斤，实现了监管效果和普法效果的双丰收。五是管教相济，把普法寓于执法过程。我区制定了《行政处罚案后回访制度》，树立“执法中普法，处罚后帮扶，监管中服务”的行政执法新理念，把加强普法教育作为行政执法的一部分，既多种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又帮助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做到执法、规范、服务有机地结合。如：桥东区工商分局实施的“送一法、上一课”，即对管理相对人行政处罚后，不是简单地一罚了之，而是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向当事人宣讲法律法规，而后把行政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处罚通知书一并送达，体现了行政执法的人性化，受到了广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好评。
截至目前，桥东区共有私营企业2131户，个体工商户9206户，各类商品交易市场29家，驻场经营户2602户。“法律进企业、法律进市场”工作的开展，使广大企业、市场主办单位和经营者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涌现出以东方购物中心、东鑫商城为代表的省级消费者信得过单位6家及市级消费者信得过单位22家；以东方购物中心、东鑫商城为代表的省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11家，市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65家。
6、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努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区以“法律进乡村”活动为载体，大力开展适合农村干部群众特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农民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意识得到加强。一是组织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大培训”活动。利用农闲期间，选取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案例，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向村干部宣讲土地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和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干部的法律素质。同时，通过在村委会、集贸市场、公路沿线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宣传橱窗、法律咨询台、散发宣传材料（宣传单）、播放广播、进行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进行普法宣传。目前，两村组以上干部的学习率已达100%，村民参与学习率达85%以上。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展法律进村入户宣传活动，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律帮扶。“五五”普法以来，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开展了10余次大规模的送法下乡活动，现场解答群众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司法鉴定、公证收费、社会治安、征地拆迁等方面的问题，宣传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法律法规30余种，发放宣传资料15000余份，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三是突出服务民生主题，建立农民工维权中心。我区积极组织律师、公证、劳动就业、劳动稽查人员深入工地、企业为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提供法律咨询与就业服务。我区建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为农民工维权提供“绿色通道”。“五五”普法以来，调解涉及农民工的矛盾纠纷35起；劳动部门督促用工单位补签劳动合同787份，检查用人单位515户，涉及劳动者2400人，追索农民工工资280.43万元；区法院审理涉及农民工案件209件，628人，追回农民工工资738.51万元。
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提高普法工作水平上取得突破
“五五”普法以来，我们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桥东区司法局连续四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实绩突出领导班子，同时被区委、区政府评为奥运安保先进集体、国庆安保先进集体、重点工程建设突出单位。
1、围绕中心搞服务，全力保障“三年大变样”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年大变样”工作中桥东区承担了繁重的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我们紧紧围绕和谐与稳定这一主线积极参与重点工程建设和拆迁改造工作。针对此项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难度大、极易引起社会矛盾纠纷等情况，立足服从大局、服务大局，把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落实到拆迁工作的每个环节。
一是发挥法治“智囊团”作用。选派精干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担当区委、区政府领导决策的法律参谋，为保证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和重大行政措施的合法性提供法律参考意见，从政策、决策和制度层面上有效推动依法进行拆迁，维护广大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三年大变样”工作中我们共起草、审查各类合同文本、政府公告100余件次，同时为全区10余个重大项目合同的起草及签约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审查意见。
二是举办拆迁工作培训班。每年年初利用冬闲时机聘请资深律师先后为房管局、行政执法局、国土资源局等多家单位举办拆迁工作培训班。系统讲解《物权法》、《合同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拆迁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总结经典案例，与学员们共同分析探讨。尤其是在拆迁许可、补偿安置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现场解答长期困扰拆迁工作人员的诸多疑难问题，累计培训人数达500余人次。通过系统培训，使广大拆迁工作人员掌握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拆迁法律法规及实务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拆迁工作人员对政策法规的理解，为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发挥法制“宣传队”作用。我们先后选派15名干警深入到拆迁一线，扎实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政策宣传。一方面现场为负责拆迁工作的同志提供法律咨询，解答理解和运用方面的疑惑，使负责拆迁工作的同志懂政策、讲法律、会操作，做到依法拆迁。组织编印10000多份《拆迁法律宣传资料》，下发到拆迁一线的同志和社区百姓手中。另一方面整合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力量深入到拆迁户家中进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及解释工作，力争让更多的被拆迁人，充分理解拆迁工作，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支持配合拆迁工作。我们充分发挥社区法制宣传主阵地的辐射功能，依托社区法制课堂先后举办以土地法、民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专题的法制宣传讲座十期；并把群众普遍关注的房屋拆迁补偿、《物权法》、征地拆迁等相关法律法规纳入经常性法制宣传内容，使其做到家喻户晓。同时，结合拆迁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蓄意滋事”等典型个案，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和行为疏导，不断强化群众服从大局，依法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做到自觉摒弃闹访、滋事等不良言行。
2、积极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法制宣传教育。
结合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庆60周年，我们强化对维护社会稳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强化群众的法制教育。我们围绕全区稳定工作形势，强化群众的法制教育。抽调骨干力量向上访群众宣传《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教育上访群众“四清楚”，即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清楚反映的问题有没有法律依据；清楚应当按怎样的规定和程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反映问题；清楚违法违规上访将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同时在社区实施超前教育，增强预见性。对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患，以社区为单位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大规模、全覆盖式的法制宣传，把苗头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五五”普法以来，集中对上访群众开展法制教育13次，涉及100余人次，各街道司法所协助化解积案25件。
二是结合全区突发性事件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和处置工作。年年工人村“11.21”煤气爆炸事故发生后，针对受伤人员医疗救助及房屋财产受损等方面情况，区政府责成司法局牵头抓总，协调公安、检察、物价、卫生、房管、街道及煤机厂等单位进行妥善处理。我们及时组织精干律师拿出救助方案；组织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员，深入居民家中讲法律、讲政策，耐心细致的做群众工作；并发放宣传资料，接待群众咨询，消除群众误解，保障救助工作的顺利进行。
3、成立区政府法律专家委员会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五五”普法期间，区政府注重学法用法相结合,高度重视法律顾问在决策和管理当中的作用，成立政府法律专家委员会，使法律顾问参与政府重大事务的论证决策、建设项目的论证审核和依法解决重大涉法问题等。一是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发挥法律专家委员会的咨询论证作用。近年来，我区重大建设项目逐年增加，区领导从立项论证、谈判签约、资金筹措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认真听取政府法律顾问的咨询意见，避免了决策风险，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新晨：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7
说个题外话，政策法规部叫法律事务部好象更加科学、规范，更符合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从法律应用层级上讲，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法规，无法规依规章，无规章依政策。法规呢有国务院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这个部看来只研究政策、法规，不研究法律、规章。哈哈---玩笑，步入正题。
从这个部的职能划分看，他主要是法律事务与政策研究，针对其职能如果我任职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注册企业法律顾问培训学习考核力度.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制度，规范法律顾问执业行为，建立奖惩制度调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法律工作者，在企业内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是企业员工。但专业、技术性强，不同于其他员工管理，除一般员工管理所必须外，还要按特别规定进行特别管理。由于他的专业性，要求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优质的法律服务，必须加大法律顾问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以及学习考核力度，以期提供可靠法律保障，除每两年一次的国家行业培训注册外，建立日常学习考核制度，集体研讨、特邀研讨制度，以满足企业法律服务需求。
二、细分法律顾问工作强化决策法律论证与合同管理建立一支过硬合同管理队伍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为避免博而不精的问题，对现行法律顾问进行专业工作细分。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事务法律顾问，民、商事务法律顾问，经济、行政、刑事事务法律顾问，仲裁、诉讼事务法律顾问，让每个法律顾问在某个领域有所偏重，集中精力研究侧重法律，以提供更好更优的法律服务。企业行为主要是合同行为，因而必须强化合同管理，既要管又要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建立一支过硬的合同管理员队伍体系。在各部、处、所及分公司、子公司设立兼职合同管理员，对合同进行全程追踪管理，以便掌握合同履约状况，即时处理，实施合同统计、档案管理，也便于资信管理体系的确立。合同履行成败确定企业经营活动成败，不管是何种合同都有举足轻重作用。劳动、买卖、专利、商标、工程等合同都关系企业命运，确定产值、利润。避免企业经营风险除决策外主要是合同管理，所以把合同管理作为预防、规避的重中之重。其次就是要我们为决策者提供可靠法律根据。作为法律顾问要精于研读、实践，提供准确依据以利决策，另外适度的印章管理、严格空白合同书，避免企业风险。加强劳动合同中的竟业禁止与竟业限制监督管理，避免企业风险。重大经济合同法律顾问要参与始终，一般合同由合同管理员参与，法律顾问通过管理员全程跟踪、过程控制。重要制度由政策法律部着手或参与制定，正当履行制度审核权。建立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制度与社区法律顾问制度，这是规范、职责要求，也是法律准入要求、更是风险防范方法。
三、加强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研究强化仲裁诉讼法律事务工作.做企业内部法律服务，不仅要精通各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要善于捕捉法律、政策漏洞，绕着边沿走，才能不触及法律、完全有效利用法律、政策，用尽用足法律来满足企业需要。因而任职后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利的研究队伍，着重研究法律、政策，法律顾问作为研究队伍成员外，与院校、仲裁、法院、律师所建立业务联系，吸纳为研究人员也利于学习提高，公司法律顾问底子毕竟太薄。履职期建立起重大法律事务研究机制。针对性开展研究工作。在公司内建立统一诉讼制度，由母体向子体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谁的问题谁付费用，以减少母体支出，实现费用共担。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仲裁、诉讼事务专业性、实践性、技巧性都很强，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来满足企业需求。在宝成内部，军品的纠纷发生率几乎为零，公司作为弱势也不可能诉讼军方，大量的纠纷将发生在军品的非军方采购，民品、三产上。纠纷随时都可能发生。因而仲裁、诉讼不可忽视。如果我能任职，要形成与法院、仲裁机构的密切联系，以期得到最大限度的工作支持。加大诉讼培训，培养一支专业化队伍。
四、明确划分责任主体建立独立法人准社团法人准事业法人的财产防范体系.在经营主体上，尽可能的建立独立法人制，实现资产为租赁的经营模式，保全、规避企业财产风险。对外责任承担上，以各责任主体承担为原则，避免主体集中在公司。院校、社区要自成体系，独立承担责任，避免公司作为责任主体，尤其注意社区的独立与居民自治性，明确公司只是委派干部进行管理。该社区承担的一定要社区成为主体，避免公司成为社区责任的主体等等。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8
从这个部的职能划分看，他主要是法律事务与政策研究，针对其职能如果我任职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注册企业法律顾问培训学习考核力度.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制度，规范法律顾问执业行为，建立奖惩制度调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法律工作者，在企业内从事法律服务工作，是企业员工。但专业、技术性强，不同于其他员工管理，除一般员工管理所必须外，还要按特别规定进行特别管理。由于他的专业性，要求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优质的法律服务，必须加大法律顾问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以及学习考核力度，以期提供可靠法律保障，除每两年一次的国家行业培训注册外，建立日常学习考核制度，集体研讨、特邀研讨制度，以满足企业法律服务需求。
二、细分法律顾问工作强化决策法律论证与合同管理建立一支过硬合同管理队伍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为避免博而不精的问题，对现行法律顾问进行专业工作细分。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事务法律顾问，民、商事务法律顾问，经济、行政、刑事事务法律顾问，仲裁、诉讼事务法律顾问，让每个法律顾问在某个领域有所偏重，集中精力研究侧重法律，以提供更好更优的法律服务。企业行为主要是合同行为，因而必须强化合同管理，既要管又要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建立一支过硬的合同管理员队伍体系。在各部、处、所及分公司、子公司设立兼职合同管理员，对合同进行全程追踪管理，以便掌握合同履约状况，即时处理，实施合同统计、档案管理，也便于资信管理体系的确立。合同履行成败确定企业经营活动成败，不管是何种合同都有举足轻重作用。劳动、买卖、专利、商标、工程等合同都关系企业命运，确定产值、利润。避免企业经营风险除决策外主要是合同管理，所以把合同管理作为预防、规避的重中之重。其次就是要我们为决策者提供可靠法律根据。作为法律顾问要精于研读、实践，提供准确依据以利决策，另外适度的印章管理、严格空白合同书，避免企业风险。加强劳动合同中的竟业禁止与竟业限制监督管理，避免企业风险。重大经济合同法律顾问要参与始终，一般合同由合同管理员参与，法律顾问通过管理员全程跟踪、过程控制。重要制度由政策法律部着手或参与制定，正当履行制度审核权。建立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制度与社区法律顾问制度，这是规范、职责要求，也是法律准入要求、更是风险防范方法。
三、加强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研究强化仲裁诉讼法律事务工作.做企业内部法律服务，不仅要精通各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要善于捕捉法律、政策漏洞，绕着边沿走，才能不触及法律、完全有效利用法律、政策，用尽用足法律来满足企业需要。因而任职后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利的研究队伍，着重研究法律、政策，法律顾问作为研究队伍成员外，与院校、仲裁、法院、律师所建立业务联系，吸纳为研究人员也利于学习提高，公司法律顾问底子毕竟太薄。履职期建立起重大法律事务研究机制。针对性开展研究工作。在公司内建立统一诉讼制度，由母体向子体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谁的问题谁付费用，以减少母体支出，实现费用共担。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仲裁、诉讼事务专业性、实践性、技巧性都很强，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来满足企业需求。在宝成内部，军品的纠纷发生率几乎为零，公司作为弱势也不可能诉讼军方，大量的纠纷将发生在军品的非军方采购，民品、三产上。纠纷随时都可能发生。因而仲裁、诉讼不可忽视。如果我能任职，要形成与法院、仲裁机构的密切联系，以期得到最大限度的工作支持。加大诉讼培训，培养一支专业化队伍。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9
此外，她还尤其关注法治建设
2016年3月31日，《一家三代主政同一地区》的新闻很快刷爆网络。
前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接受巴特尔辞去自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布小林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代主席。
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之后，58岁的布小林成为女性中第二位现任省级行政一把手。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布小林原本排名第八，这次成为代主席，被媒体称为“弯道超车”。
而更让人瞩目的，是布小林的出身。
布小林的祖父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父亲布赫是自治区第五任主席。后来，二人分别官至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北大学习“保密专业”
毕业32年之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沈秋明依然对布小林有着深刻的印象。
1980年，230名新生入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后来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北大法学院迄今为止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届本科生。
这一届本科生，分了五个班。一、二、三班为法律学专业。四班为1979年开设的国际法专业。五班是当年新设的经济法专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首次招了50人左右，布小林和沈秋明均为其中之一。
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济法专业相较另两个专业有些特殊。在当年的招生目录上，经济法专业后有一个备注，意为“保密专业”。进入该专业就读时，政审会较为严格。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在进行专业设计时，该专业毕业生都被认为会进入国家重要岗位工作的缘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如何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法学泰斗芮沐提出，国家需要一部“经济法”来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时还应建立经济法专业。
1980年，北大开设全国第一个经济法本科专业，并于同年进行招生。
当年就读于80级三班、目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的佟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他所知，那时，国家正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因此，1980年，北大法律学系招了几名蒙古族的尖子生，他们被打散分配进了五个班。佟强目前仍能说得出名字的蒙族学生有三人，这些学生彼此私下关系较好，这其中就包括了布小林。
布小林的民族属性倒没有给沈秋明留下太多的记忆。
当时，布小林的穿衣打扮很朴素，与同学在一起时，也很少强调自己来自少数民族。唯一让沈秋明记得的，是在北京干冷的冬天，一头短发的布小林总是围一条织法紧密的羊毛围巾，五颜六色的条纹，绕过脖颈，简单地打个结，平平整整地搭在胸前。
当时，经济法专业分了四个讨论小组。全班一起上专业课，之后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十余人，沈秋明和布小林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在沈秋明的印象里，布小林素来积极参加每一次小组讨论，发言总是有备而来。但她的观点并不奇突，又逻辑严密，很少引来争议，看起来也比其他人要想得更周全一些。他想，这或许与她的年龄及阅历有关。
1980年，恢复高考的第四年，参加高考的大龄学生已逐渐减少，大多是出生于1962年、这一年18岁的考生。而出生于1958年的布小林，是经济法班里年纪较大的学生之一。四岁的年龄差，使得布小林比同班同学更显成熟稳重。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成熟稳重也与刚刚结束的“文革”有关。“文革”中，乌兰夫家族遭受了巨大的变故，看似有着光鲜出身的布小林，经历了艰难的少年时期。
内蒙古记协原秘书长王温曾著文回忆，1966年，乌兰夫被打倒后，大女儿云曙碧和丈夫在哲里木盟关押，布小林的父亲、乌兰夫的大儿子布赫则在伊克昭盟的牛棚里，二儿子乌可力、三儿子乌杰分别被投入沈阳和呼和浩特的监狱。
他们的母亲、那时已近古稀的云亭，被赶到一个住着“牛鬼蛇神”的大院的东房中，带着布赫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即布小林和双胞胎姐姐布大林，以及哥哥青戈。云亭为三个孩子的吃穿发愁，靠储存大白菜和土豆、上街捡些引火柴烧煤，度过漫长的冬天。
1972年，乌可力、乌杰陆续回到云亭的身边。1973年，乌兰夫复出。一年后，布赫回到呼和浩特，之后出任包头市委书记。但云亭没有享受太多的天伦之乐，在1975年去世了。
1976年，布小林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温根公社做插队知青。半年后，她进入内蒙古军区做战士，直到1980年考上北大经济法专业。
这时，她的父亲布赫是国家民委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第一书记。她的祖父乌兰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布小林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她的出身。直到大三时，几个学生和班主任聊天，班主任无意中说起，大家才知道布小林的爷爷便是乌兰夫。
沈秋明回忆，得知布小林的出身后，同学们也没有因此对她区别对待。
那时的北大，正是校园氛围最活跃的时期。在男女比例几乎为一比一的经济法班，同龄的男女生们走得很近，聚在一起笑笑闹闹。人群中的布小林很安静，几乎不和同班男生开玩笑，大家也一直把她看作姐姐。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了四名与布小林同级不同班的法律系学生，其中一人表示完全没有听说过布小林的名字，另外三人表示，知道布小林，但因对方低调，谈不出具体的印象，也没有往来。
就读于北大法律系80级二班、现任上海市三中院副院长的璩富荣，曾在1983年与布小林一起分配至烟台市中院实习。璩富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同班的两名同学在刑庭实习，布小林和她的同班同学因学习经济法，进入了民庭实习。
80年代初，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法院对这一批实习生十分重视，经常组织他们进行案件研讨。
包括璩富荣在内，几个大学生都刚刚20岁出头，对单位乃至社会上的种种，充满好奇。大他们几岁的布小林则显得沉稳多了，她话不多，但从她的表情能看得出来，她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判断。
1984年，布小林本科毕业，与另一名毕业于三班的蒙古族学生吉雅一起，进入内蒙古大学法律系，任普通教师。目前任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的吉雅以布小林素来低调为由，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这一批学生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国家对优秀法律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多数学生都从事了与法律相关的工作。
法律专业法学专业区别篇10
关键词：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专有权共有权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转换的......这是哲学中的描述，更是一个真理。前些年十分火爆的房地产市场，近一年多出现了持续低迷，各地特别是大城市的房价在不断下滑。房地产甚至已经不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焦点，比如原油价格、股市、经济危机成了近来我们关注的对象。虽然房地产不再像以前这么热，新闻媒体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但是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基础的住房，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这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是基础，不管它的经济价值如何波动（那些是经济学中关注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始终都是一个我们要关注要改进要完善的领域。www.133229.Com但是在这里我所关注的不是房地产交易的过程，而是针对房地产中各建筑物的权利义务划分问题，专业名词就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物权法》第一次将这个概念引进我国，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商品房，无论是业主与开发商之间还是业主也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都非常的多。关键还在与物业产权划分部分的混乱。很多时候说不清争论的问题谁享有权利，有怎样的权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是一个保护业主合法利益的一项专门的制度。
二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住房危机。为了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各国政府都纷纷兴建高层建筑物。这就出现了一座建筑为多人所有，或者说是一个所有权为多人区分所有的现象。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这样的问题在我国更是突出，不说别的，计划生育就是证明（曾经有一位国外的学者说过，中国计划生育的成功，简直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令人震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里到处都在拆平房建楼房。虽然告别了以前独门独院的生活，告别了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时代，却又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很多问题就随之产生了。对于社会经济来说，高层建筑解决了人多地少的问题；但从人民生活上来说，却颠覆了以往的生活方式。高层建筑的出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有益的，而对于人民的生活来说，是有弊的。如何降低这种弊端，尽量协调我们的生活，就是法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各国政府相继制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法律或者修改原有的民法以调整不同的所有权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比如法国的《住宅分层所有权法》、日本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法》、奥地利的《区分所有权法》、德国的《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的法律》、美国的《公寓大厦所有权创设之形态法》、英国的《住宅法》。还有我国香港的《多层大厦条例》、台湾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而我国在这方面始终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只是在《土地登记规则》中有些规定。07年的10月份《物权法》在众人的期盼中出台，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用了一章十三条做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却非常粗糙，笼统，可操作性并不强。与其他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相比，显得过于单薄。
三我国这方面规定存在的几个问题
《物权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机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七十二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
这两条是物权法中关于共有部分和专有部分的全部规定，很明显七十一条告诉我们，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专有部分，但是关于建筑物中哪些属于专有部分去只字未提。不但没有具体的规定，甚至连一个抽象的规定也没有。这就使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由法官来自由裁量，这样看起来是显得灵活，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抽象的界定（比如专有部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会使得在断案的过程中无法可依。
关于专有部分的界定应当是业主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业主对专有部分是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专有部分的确定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利益问题。这一部分也直接关系到立法之后是不是真的能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专有部分范围过大，影响整个小区的合理利用，专有部分范围过小，又影响业主行使权利。比如建筑物的外墙面、楼顶平台，是规定为专有更为合理还是共有更为合理？以建筑物的外墙为例，若规定建筑物的外墙为专有，那么业主按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更改自家外墙的颜色以及悬挂各种物品甚至广告牌，这对其他业主的居住环境势必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如果规定为共有，则业主要在自家的外墙上更改颜色或悬挂物品，还要经整座楼甚至整个小区的业主的同意，真是麻烦之极。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专有部分的界定（特别是这些特殊部位的界定），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生活中将会被无限放大，引发的麻烦，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所以法律的规定怎样才算是可操作性强，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事无巨细。不然德国法国这些有名的民法发达的国家，何以民法典达到几千条之多。
我国台湾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中的第3条第3款规定：“专有部分：指公寓大厦之全部或一部分，具有使用上独立性，且为区分所有之标的者。”这一规定，可以说是从专有部分的特点入手，它强调专有部分的“使用上的独立性”，何为“使用上的独立性”，应当理解为可以供业主单独使用，有其独立的经济价值。比如不需经过他人的专有部分，可以径直到达自己住处的走廊楼梯，就具有使用上的独立性，而可以成为业主的专有部分。在这个问题上，王泽鉴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专有部分不但应该具有“使用上的独立性”，还应该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比如高层建筑的外墙，就因为只有使用上的独立性却不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而不能成为专有部分。另外，本条例还设有两个重要条文，第四十四条规定：“公寓大厦之起造人于申请建造执照时，应检附专有部分、共用部分标示详细图说及住户规约草约。于设计变更时亦同。前项规约草约于第一次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召开前，视同规约。公寓大厦之起造人或区分所有权人应依使用执照所记载之用途及下列测绘规定，办理建筑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一、独立建筑物所有权之墙壁，以墙之外缘为界。二、建筑物共用之墙壁，以墙壁之中心为界。三、附属建筑物以其外缘为界办理登记。四、有隔墙之共用墙壁，依第2款之规定，无隔墙设置者，以使用执照竣工平面图区分范围为界。其面积应包括四周墙壁之厚度。”四十五条规定：“公寓大厦起造人或建筑业者，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公寓大厦之起造人或建筑业者，不得将其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地、法定防空避难设备及法定停车空间让售于特定人或为区分所有权人以外之特定人设定专用使用权或为其他损害区分所有权人权益行为。”也就是说在台湾的法律中，不但以下定义的方式规定了专有部分，还规定开发商在建造房屋时应该进行第一次登记。以标示图的方式来确定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这样就为日后发生纠纷铲除了隐患。
以上的阐述为了说明区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重要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又不宜过分具体的去区分。
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的立法以及我们自己的立法中看到，建筑物区分所有中的所有权，其绝对权的性质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反而对所有权的制约成为一个特点。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无论是共有还是专有，在权利的行使上都对所有权的绝对权性质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即使是专有也是如此。在整个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制度中，很多规定都能体现出这种特点，我认为这可以说是区分所有权立法的一个灵魂。在保证业主能正常使用这样一个最低标准之下，尽量不对我的你的还是他的做过分清晰的区分，因为事实就是很多人住在一座建筑里，很多人住在一个小区中，这种最初的状态就决定了，你不是唯一的所有权人，你的所有权必须受到限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与自发之源本无关，而是显示出一种非原本之亏空方式，法律世界是在日常现实徒然的，是人的堕落。”姑且不问，人在某一个领域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法律来约束。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保护职能不是它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它的限制职能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保护和限制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
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是所有权就是绝对权，那么受到了这么多限制，这还叫所有权吗？民法就像一棵千年老树，它身上的枝节非常的多，并且还会不断的长出新的枝节。从古罗马法到现在，民法的发展壮大是一个事实，这是纵向来说；从横向上，各个国家在同一个时期的民法差异也非常的大。我觉得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怕触动所谓的民法的根基、传统、体系。比如haupt教授在提出事实契约这一革命性理论的时候，他主张应该放弃以意思表示作为契约关系成立的基础，另寻客观要件。很多学者反对他的观点，就是因为他触动到了民法的根基。事实上我也不赞成确立事实契约，但原因不应该是它触动了民法的根基，而是这种情况还不够普遍，没到时机。因此一个新的概念理论或是一种现象的出现偏离了我们传统的体系，没有必要为了顾全所谓的传统体系，而去扭曲这种新的事物，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出现了偏离，那么就让它去偏离，在还能归纳到我们原有的范围内时，那就归纳进来；不能归纳了，就让它自立门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发展，为什么要弄的很复杂！回到前面的问题，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从所有权的角度受到了很多限制，那它是不是还属于所有权，特别是对共有部分？当然属于。或者说只有把它确立为所有权，才更有利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居住，归为其他任何一种权利，对于业主来说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