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1
a.电动势e=φ/tB.磁感应强度B=F/iL
C.电场强度e=kQ/r2D.电阻R=U/i
考试下来，这道题得分率很低，近一半的学生选错或选不全。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题目，学生答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槽糕的结果呢？考后的试卷讲评，和大多数教师一样，笔者是这样给学生解释的：选项a、C不是比值法定义式，a是感应电动势的决定式，电动势的定义式是e=w/q；C是真空中点电荷场强的决定式，电场强度的定义式是e=F/q。选项B、D都是相应物理量的比值定义式。比值法定义，就是用两个容易测量的物理量（往往是基本物理量）的“比”来定义一个新的物理量的方法。比值法定义的基本特点是该物理量反映的是物质的最本质的属性，它不随比值中所用的物理量的改变而改变。讲解看似很明白，很详细，但是这样的讲评，实际上并没有讲清楚比值法定义的本质。例如，为什么要这样定义物理量，如何对它们进行辨析？这些问题学生似懂非懂。有个胆大的学生就感叹：“长得都一样，叫我如何分辨啊！”我也有点无奈，就尝试着把高中物理所涉及的所有比值定义法罗列给学生，让学生都背下来。这样的做法虽然在应试中很奏效，但它却违背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如何才能真正讲好比值法定义的物理量呢？笔者思考了很久，查阅了很多资料，其中包括近30年来我们用过的课本，并向同行和前辈们请教，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思考和实践，笔者得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
笔者认为，比值定义法是用单纯的语言“讲”不好的，换句话说，如果单用语言能讲好，那课本早就用我们丰富的语言“讲”清楚了，而根本不需要举那么多的例子来说明，却不给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中学物理中，比值法定义一般用于物质属性、物体运动特征的物理量，由于这些物理量在与外界作用时会显示出一些性质，根据这些性质利用有关的两个或多个可以测量的物理量的比值从而间接地表达该物理量。所以笔者认为，讲授比值法定义的物理量时，应该先让学生经历这个物理量是在怎样的情景下提出来的，有哪些主要的物理现象、事实，研究它有何作用和物理意义，让学生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探索、思考、发现，自然而然形成用比值法定义物理量的过程。
下面以讲授高中物理中电容器的电容为例。在讲授完前面电容器的正常程序后，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是表征电容器存储电荷量本领大小的物理量，然后让学生讨论发现没有这样现成的物理量，那就要我们自己来定义这个新的物理量。学生就会思考：它由什么物理量决定，是否能找到它的关系式？这时，学生可能会提到平行板电容器跟其中的绝缘材料、平行板面积、平行板间距等物理量有关，那就可能找得出电容的关系式。在充分肯定学生的结论后，教师提问：电容器有多少种？学生肯定知道，任何两个彼此绝缘又相互靠近的导体都可以是电容器，那将是无数种啊！而很多电容器根本就没有平行板面积、平行板间距之说。哪又该怎样来决定它的物理量呢？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2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生物课的教学，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深入理解生物的特征和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等基本知识，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问题，还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包含着哪些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材编写中怎样体现这些观点呢？对此，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在高中生物教学内容中，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内容，其中包含四个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一）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无论何种生物，它们的身体都是由各种化学元素以及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构成的。每一种生物时刻都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生物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形式，生物体的其它各种生命活动，如生殖、发育、遗传和变异等，都是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进行的。生物体自身生命活动的调节，也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实现的。新大纲中关于生命的物质性的内容很多，充分说明生物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着的物质。
（二）普遍联系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同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着。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这一观点。
生物体自身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生物体的内部结构之间、生物体各个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之间、生物体各个器官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虽然生物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各有一定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谁也不能孤立存在。生物与生物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界中的生物，虽然形态各异，多种多样，但都体现了统一性，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基础，都遵循共同的生命活动规律。生物与其生活环境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所有生物都依赖于它的生活环境而生存；另一方面，生物的生命活动又影响着它周围的环境。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无论是生物体内部还是生物之间，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三）永恒发展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变化发展的趋势是复杂的代替简单的，高级的代替低级的，有生命力的代替无生命力的。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也有很多内容体现了这一观点。
生物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细胞的水平来看，细胞有分裂、生长、分化、衰老、死亡的发展变化；从个体水平来看，生物个体有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死亡的发展变化；从物种的水平来看，生物界种类繁多的物种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而来的；从生态系统的水平来看，有群落的演替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共同进化等。
由上述可知，生物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如此，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对立统一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内部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在新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观点：
第一，同化与异化的对立统一。生物体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是由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组成的。同化作用是合成有机物、贮存能量的过程，异化作用是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的过程。这两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生命活动过程，但是又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它们在生物体内是同时、偶联进行的，共同决定着生物体的存在和延续。
第二，遗传和变异的对立统一。生物体的遗传特性属于生物体的稳定性、保守性；变异特性则属于生物体的前进性、创造性。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变异是在遗传的基础上产生的，而遗传又是过去发生的变异积累的结果，因此，两者又是相互统一的。正因为生物具有遗传性，才能保持物种的相对稳定和生物类型的区别；又因为生物具有变异性，才可能产生新的性状，并导致物种的变化发展。因此，遗传性和变异性这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推动了整个生物界的变化发展，是生物界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进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三，生物与环境的对立统一。生物体受环境中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它必须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同时，生物体一切生命活动也时刻影响和改变着环境。可见，生物体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对立统一的观点，进而认识到对立统一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内部存在的、推动其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要体现好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面的教学目标
新大纲的教学目标明确规定：通过生物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生物体和生物界。了解生物体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生物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了解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初步形成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逐步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新大纲同时指出，高中生物教学内容含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因素。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认识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通过关于生物与环境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态学观点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通过关于生物界的发展的科学事实的学习，对学生进行生物进化观点的教育。对于教材编写者来说，应该按照新大纲规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学目标的要求、认真研究新编高中生物教材的改革，编写好新教材。
（二）要选择和组织好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知识内容
高中生物学教材是结合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如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永恒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等，每一个观点可以反映在不同的生物知识内容中。例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贯穿在整个教学内容中，几乎每一部分知识内容都包含着这个观点。同一部分知识内容，又可以同时反映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既可以反映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各种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又可以反映事物是永恒变化的，还可以反映同一事物的内部是对立统一的。那么，应该通过哪些知识内容、进行哪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呢？怎样才能既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而又使教学具有重点，既能体现各个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又不面面俱到呢？这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高中生物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高中生物教材的内容特点和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即重点进行哪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关于这一点新大纲已有规定，本文在第一部分也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然后，解决这几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需要通过哪些知识内容来体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在选择和组织知识内容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每个观点都应该有一组知识点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观点建立在众多事实的基础上，而使学生体会到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普遍性。
第二，每个观点都要选择1～2个能够明显体现这个观点的典型内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的重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等是体现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典型内容；“生命的物质基幢、“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生物与环境”等是体现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的典型内容；“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生物的进化”等是体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典型内容；“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则是体现对立统一观点的典型内容。通过这些典型内容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对相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有初步的理解，然后再引导他们在同类型内容的教学中，举一反三地逐步加深对这个观点的认识。
第三，选择的内容可以有部分的交叉，也就是说，同一部分知识可以排在不同的观点组里，用来说明几个观点。这样有利于学生体会各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联系性。
确定了高中生物教材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方面的重点，选择和组织好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内容，就能使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具有计划性，既有观点又有充分的事实，既全面又有重点，切实得到落实。
（三）要努力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材中的表达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不是空洞地说教式进行的，而是要密切结合知识教育进行的，结合得越紧密，教学效果越好。怎样才能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在章节的教学目标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具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要能明显地、充分地说明观点，而观点则可以贴切地、深入地解释知识。例如，“生物的新陈代谢”与“对立统一”的观点，“生物的进化”与“永恒变化”的观点，就具有内在联系，可以在教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很重要，如果教学目标的知识与观点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很难使教材的知识与观点有机结合。
第二，要在教材结构方面做到知识与观点相互协调、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在安排教材的知识内容时，要把知识和与它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对应的观点组合在一起，这样编写教材，就可以使知识教育与观点教育进程一致、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3
物体在受到外力（去掉外力性质的重力—引力及合外力不为零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才是区别物体是否是广义惯性运动状态的根本标准。这涉及到牛顿力学物体概念内涵的改变。如果把熵状态（熵空间）作为力学思维的出发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好解决。
前言
——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太累；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了，贡献。——摘自某电视广告词。
无论是维护还是反对广义相对论的人，其实都面对的是一团“乱麻”，说它对，也说不清对在哪，说它错，也说不清错在哪，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对的理论参考系”。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也许提供了此“参考系”。相对论的产生，就是把空间问题（也是场的问题）引进到物理学里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仅把“运动”当作出发点，来定义空间，总觉得有点犯了循环逻辑错误的嫌疑，因为运动（速度）本身就是由时间与空间（距离）来定义的。用时间与空间来定义时间与空间，就好象是自己拽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起来一样，不解决问题。因为“运动”仅是物体对它物的位置关系，而位置关系仅是物体属性对外关系体现的一方面，不是全部。反过来，又仅以运动与空间角度来认识“属性”，就犯片面性的错误了。广义相对论还是正在“探索”过程中的不成熟的不能算作真正理论的理论。
我在我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物体的广义惯性的对它物关系的体现有两种，一个是力（作用关系），一个是运动（位置关系）。而许多人总是在运动（机械运动）上来思考什么惯性啊、引力啊、什么等效原理啊、什么参考系等等，这是片面的，是许多问题纠缠不清的根源之所在。又把“运动”关系当作出发点来思考，或仅以“运动”角度以为就可以解决什么属性问题，就是本末倒置了。通常说“标”与“本”的关系，在力学里，仅从“运动”角度来解决力学问题，就是“治标”，不是治本。广义相对论就是如此错误之大成者。永远要值得注意的是，关系是某物属性的体现，不是属性本身。抛开了某物及某物的属性，而要解决属性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广义相对论就是抛开了物体这一最基本的前提，仅用什么度规什么坐标系（参考系）的变换来解决惯性及“引力”等问题，引得许多人到如今还在争论不休，就是此原因。我们还是回到“物体”本身上来，回到体现其属性的另一个关系——力作用关系上来。就容易解决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在我这里，同样的物理常识，就有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我在此是在重新调整力学的思维方式。
一、受力的物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有人说受力（接触力，像磁性力另说，而外力性质的重力与虚构性质的惯性力是在此我要重新认识的“作用”。）物体发生了形变，但这是外在的问题，此外在的形变也有因为物体内部的情况的变化引起的因素。受合外力为零（接触力）的物体也形变。我们要看看在受到合外力为零与不为零情况下的物体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现在举几个现象方面的例子：先用水性质的物体来说明一下。
1.有“重”的情况：
（1）在地面上的装满水的容器，当该容器在水平方向上，受外力的作用（也有加速度），此容器中的水里就压强梯度情况发生。
（2）在离心机中的装满水的试管，在离心机转动的情况下，其水里也有压强梯度情况发生。
（3）静止在地面上的装满水的容器，在垂直发生方向上，其水里也有同样的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此容器的外力就是地面对其支撑的力。
2.“失重”的情况：
(1)在地面上以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装满水的容器，水平方向上，水里没有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此情况没有外力作用之。
(2)处在自由落体运动状态下的装满水的容器，其水里没有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此情况没有外力作用之。
（3）在公转的太空实验室里装满水的容器，其水里没有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此情况没有外力作用之。
(4)在车厢里的地板上，有此装满水的容器，假设此容器与其地板之间没有摩擦力，当此车厢突然在水平方向上加速时，在车厢里的人看来，此容器有加速运动（在地面上的人看来，此容器还是静止的），但其容器里的水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此容器没有外力作用之。
说明：
（1）在原来的力学里，有“重”的情况的（1）与（2）的压强梯度被解释为虚构的惯性力（也被称为没有来源的力）造成的。其（3）的压强梯度被解释为“引力”（也是虚构的力）造成的。在我这里，其压强梯度不被解释，是认识的出发点（公理化。如果除了虚构的惯性力与引力的原因的解释，而有其他的原因的解释，我的此出发点不成立。）。是表示其物体有外力作用之，也是表示对此外力有反作用力，其反作用力就是其物体的广义惯性力。反过来，其物体有外力作用之，必有物体内部的此“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其外力或其广义惯性力与此“压强梯度”在量上有正比关系。“失重”的情况也“统一”理解为没有外力作用之。
（2）气体也有此“压强梯度”情况的发生；固体的此“压强”表现为“胁强”。
（3）离心机里的此“压强梯度”的二阶导不为零。
（4）把此“压强梯度”的“唯象”性，变为抽象的ρ梯度（就是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里的p内），是新的物理量，物理单位名称为“坦”。
（5）于是，原来牛顿力学的“刚性”的与“没有内部结构”的物体概念就变为有不是“绝对刚性”与有“内部结构”内涵的物体概念。
（6）当一辆汽车突然撞在“刚性”障碍物上时，此汽车就撞坏了，是由于其负加速度突然非常变大，依我的广义惯性运动定律，其汽车的p内也突然变大，也就是其质量部分的胁强变化突然变大，就造成了车体的破坏。其前面（被撞的部位）之所以被破坏得厉害，是因为汽车不是绝对刚性的物体（有一定的弹性）。
（7）在实践上，人们在说战斗机里发生的“失重”与“超重”时，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引力与惯性离心力”原因的区别，已经都统一为“重力”的说法了。所以，我的“理论”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不是“超玄”的。完全可以直接代换中学力学里的“牛顿相应的定律”。在中学力学教材里独立的“失重与超重”问题，就不必讲了，此内容已经包含在惯性力学三定律里了。
（8）在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里说什么“在惯性系（所谓的自由空间等）里与在引力场里的局部惯性系（某加速值的）里的所有的物理规律是相同的或所有的实验结果是相同的等同类不同方式的说法，比形而上学还形而上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现象”是相同的，就是此“压强梯度”现象。如此的比形而上学还形而上学的“等效原理”，带来的直接错误后果就是把“光束与升降机的运动速度合成思维实验”带到了“动力学”里，也随带着把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带到了“动力学”里，于是，就繁衍出了什么“一级近似、强引力场、光线引力弯曲、引力透镜、黑洞”等劳什子。而爱因斯坦实际上是用“广义惯性”（用度规）在重力场里的“广义惯性运动”（测地线）
来定义引力场（弯曲时空），本来是“同一关系”，其定义结果——弯曲时空的前提（广义惯性）已经解释了“引力”，结果被人（爱因斯坦本人在此也糊涂）错误地理解为几何性质造成了引力的因果关系。如果还有人以为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是什么广义相对论的什么级近似情况的定律，那实在是为广义相对论的继续存在找借口。不能为了“光”一定存在在力学里，把我们的认识搞混（昏或浑）了。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是已经吸取了广义相对论的合理内核的结果。
(9)参考系是“观察”及“失重与有重”是体验，但这都是感性表达，而理论必须是客观性与理性的表达，于是，用此“压强梯度”现象与“ρ梯度”来说明与表达，这就是客观性与理性。（牛顿第一定律的物体的状态也是表示物体的失重状态）
二、空间问题
1.物体的内部空间问题
物理意义的空间与物体的内部空间的涵义是什么？这是困扰爱因斯坦一生的问题，（见爱因斯坦晚年对他的早年著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当物体有体积的时候，就应该说有内部空间。但是，爱因斯坦就在此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比如一只两头没有盖（有盖也可以）的大油桶，你说此大油桶占据了什么空间，是圆柱体积？我想通了，是油桶的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体内部空间。爱因斯坦的“物体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应该就是此涵义。p内就是指此空间结构。
爱因斯坦之所以没有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其原因是把注意力用在了参考系的变换，而忽略了物体的内部空间性，而他到了晚年认识到“物体（不是物质）具有空间的广延性”时（见《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第十五版的附录说明），就已经说明了他开始注意到了物体的内部空间（物体质量部分所占据的空间）性问题，但他已经来不及总结出此惯性力学三定律了。
2.物体的外部空间的问题
地球有重力场，地球也是物体，地球的内部空间也可以定义为物质质量部分占据的空间。地球的此空间，也有此质量部分的“压强梯度”现象（中聚度，如在地球的大气层与海洋中也有此压强梯度。），也可以说p内，但是，具有物理性质的重力场（空间）可以延伸至月球轨道之外，而与质量无关。为了解决此问题，只得承认有一个独特的有物理意义的空间——重力场。而此空间的物理量p外与p内的物理单位相同。p内与p外对距离的积分，还可以理解为有的书中所说的“内势与外势”问题。于是，就一定应该有具有重力场的物体与不具有重力场物体之分情况。只有此种区分，许多问题都顺理成章。进而，重力场必须是有范围的。否则，许多悖论都出现了，许多“应该”发生的“异常现象”没有发生就无法解释。比如：“九星连珠”现象的发生，按理（万有引力）应该有异常现象发生，结果，什么异常现象都没有发生。而按我的结论，就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没有异常现象发生。所以，我说的“只有整体天体才具有重力场，而重力场是有范围的”，是合乎情理的。
3.引力场概念必须抛掉
只要承认在任何物体之间有所谓的引力，引力场概念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只要承认任何物体之间有引力作用，广义相对论也不成立，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也不成立。有“引力”的作用，就没有“场”的“作用”（属性问题），这是不相容的。然而，奇怪的是，多年来学术界竟可以同时运用之。爱因斯坦把把统一场论问题留给了后人，而后人又把此问题转化为四种相互作用力的怎样统一的问题。而通常的解决此不相容的办法是假设什么微粒子的传递，复杂了，麻烦了。靠假设的“东西”（不是某客观东西的抽象）建立的理论，不是理论。
4.熵空间
有重力场的空间与无重力场的空间是我的理论的前提，是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最好是用“负熵空间与熵空间”（不是狭义的熵）来理解此出发点。因为此空间具有物理意义。有了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有了熵空间与负熵空间，与其分别对应的原来的绝对空间、欧氏空间、平直时空与惯性系及原来的弯曲时空、非惯性系与引力场这些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离心分离机之所以有"分?quot;效应，也说明其试管在旋转的情况下，试管内部空间是负熵空间。而放在地球重力场内的静止的"试管"中也有此"分离"效应。
重力场可类比静电场，但又不是静电场。但有人把重力场（引力场）当作“电磁场”来看待，又弄出个什么“引力波”来，是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
5.有关的若干问题
（1）什么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加速系、绝对时间、相对时间、平直时空、弯曲时空等等，统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坐标系是描述用的；参考系是操作性问题，不是力学思考的前提问题。把参考系与坐标系也“撵”回到纯运动学那里去。物理就是研究物质的道理，抽象的空间、时间与运动的“本身”没有物理。去掉物体的抽象运动，是形式的问题。不能说空间有物理的属性，弯曲时空有“引力属性”是错误的。弯曲时空是不能证明存在与否的，因为是形式，是抽象的。物质的物理与其形式（空间时间与运动）是同一性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在操作上，有重力场的空间有确定的参照物，而没有重力场的空间就是熵空间。通过我的广义惯性运动定律的加速度a可以转换出其他的运动形式，如a=v2/r等，然后再运用什么坐标系与参考系来描述。绝对参考系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如有绝对方向参考系，飞机上的“陀螺仪”就是例子。
（2）牛顿的惯性定律实际上包含两个涵义：物体在惯性运动状态时有“被动性”（无外力情况下），而在非惯性运动状态时（有外力的情况下）又有了要改变非惯性运动状态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才叫对立统一。然而人们只注意了“被动性”方面。
（3）自由落体运动（包括抛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
（4）把物体的惯性问题与坐标系什么参考系结合起来，叫什么惯性系，这是把“关系”直接赋予了属性的逻辑错误。要把运动状态本身与为了描述运动状态的参考系问题分离开来。
（5）静止在空间中的卫星才可以用“引力定律”计算其“力”，但此力不是“引力”，是其卫星的广义惯性力，此广义惯性力的反作用力的外力应该是某一个阻止卫星下落的另一个实在“力”。宇宙中的天体运动都是广义惯性运动。而与其广义惯性力抗衡的外力，除了碰撞和爆炸等外力外，几乎没有恒定的其它外力与之进行“强”相互作用。所以，计算正在公转运动的行星“引力”是错误的。
（6）当我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时，有人也许会问：战斗机是在地球的重力场内飞行的，重力场是大范围的ρ非均匀空间，而大范围的ρ均匀空间的等效原理的情况没有算在内，怎么能说战斗机飞行员已经体验了等效原理的所有内涵？回答是：因为地面的水平方向的空间也是ρ均匀空间，重力等势面是二维ρ均匀空间。
（7）像这样的提法：“一个观察者，当他的加速度计读数为零时，他不能辨别他是否在外层空间相对于恒星匀速运动，还是在地球重力场中自由降落因而相对于恒星作加速运动。”这是马赫哲学的提法。把恒星当作了“绝对参考系”。这是抽象的理论与具体问题分不开的错误，容易造成思维的混乱。
（8）之所以我说可能仅在恒星、大行星及部分的整体性的卫星周围存在重力场。也是考虑了重力场内的天体的广义惯性运动一般都是圆锥曲线运动，而拿不准星团、星系内的天体的运动是否是属于这样的运动，从而也拿不准其是否也具有重力场。但从星系内的星体的运动速度角度来看，不符合“引力”定律。因此，我倾向于星团和星系空间不是“重力场空间”的认识。它们仅是类似“流体力学旋涡效应”。接着，就不得不说星系内的真空空间不是“真空”。无论怎样的“真空”，在星系这样大空间范围内，仍然有“流体效应”。
所以，以“引力”为原因来描述天体起源过程，真是牵强附会的提法，而原始星云各粒子"小质量"之间不会达到足以吸引其它粒子的“能力”。在此方面问题上，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也许还有它的存在价值。
（9）当我们说产生重力场是整体天体的功能时，可用导电（直流电）螺线管产生磁场的类比来理解其不依赖中心“质量”的机制。而仅对于重力场本身，我们只要能够测量与描述它就够了。目前热核聚变控制问题是靠外因的控制方式，从整体科学的角度，最好是用系统自我控制方式才能解决。太阳就是自我控制方式的热核聚变，重力场的产生机制问题的解决，就与此相关。
（10）天狼星的视曲线的运动被解释为有密度非常大的伴星（白矮星）存在。掉过来的看法，则是其伴星也许仅是一般类似地球密度的行星，因其公转运动与天狼星无“力”的关系，其视曲线运动需另外解释。
（11）没有发现距离很近，且体积与质量都相等的两个星体互相公转的现象存在。天文观测发现某恒星亮度周期变化，说明有不发光的星体公转，可以类似日食现象。但不能说明是同样的星体。在宇宙中发现的两棵很近的恒星，实际距离很大，并不互为公转。所以，只有一种质量很大的中心星体，而绕其公转的星体体积相对来说又很小的现象存在。这说明如果水星体积与太阳体积同样大，那么会造成内部压强梯度不均匀分布的情况出现，于是，不是被这压强不均匀性所撕裂，也会落到太阳上去。客观上，天体在起源与演化过程中，自然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水星的体积与太阳体积一样大，则会碎裂，因为会造成其内部的ρ梯度值方向的不平行情况。所以,要保证在重力场内的天体公转的广义惯性运动状态，还有其自身线度及与中心整体天体距离的限制（因为重力场的ρ梯度分布是不均匀的）。星体产生重力场也有尺度的限制，超过了，就爆炸。小了，就不能形成。行星是重力场产生后，有火山不断爆发的阶段及吸收大量星体撞击阶段。
（12）当有人说“苹果自由下落运动是惯性运动”时，有人就反驳道：“重力是万有引力，惯性是运动状态。”这是目前普遍典型的错误认识。“重力是万有引力”的错误自不必说。而“惯性是运动状态”错误认识的实质是把“关系当作了属性”，同时，又是抛开了惯性的另一个在“关系”方面的体现——“力”。
（13）在我的理论里，只有“卡文迪斯实验”与之不相容（实际上与广义相对论也不相容），除了此实验，一切都顺理成章。在此，我完全有理由声明：“卡文迪斯实验”是个伪事实。是一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伪事实。也许是卡文迪斯本人的测量误差造成的，也可能是卡文迪斯有意的在欺骗公众。这也许是科学历史上最大的“欺骗事件”。如果此实验出现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还有余地承认它。可是，此实验是发生在万有引力被发现之后，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就有理由否定它了。
（14）有人说：1.新理论必须比现有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观察事实；2.新理论必须能够推出现有理论全部成功的结论；3.新理论建立的基础必须比现有的理论的基础更深刻、更基本。又有人说，一个好的理论，至少满足三个条件：1.与实验事实符合；2.能解释现有现象；3.能预测新的现象。
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满足了“新理论必须能够推出现有理论全部成功的结论”条件，因为，该三个定律能推导出牛顿第二三定律、自由落体定律、牛顿引力定律、浮力定律与包含了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本身就满足了“新理论建立的基础必须比现有的理论的基础更深刻、更基本”的条件。我的此三定律与重力场仅产生于整体天体的结论，已经解释了大量的现有现象（也算被我的理论排除的原来理论解释的现象）。我的新理论仅与“卡文迪斯实验”不符合（是伪事实），其它都符合。实际上，“能够预测新的现象”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有指导“实践”的意义。我的理论能预测人类能够制造“重力场”，接着，就能够解决“热核控制”等实际问题。
广义相对论似乎也满足该条件，但是，其一，把牛顿力学借口为“近似”，就原封不动地退回到中学教科书中去，没有满足“新理论建立的基础必须比现有的理论的基础更深刻、更基本”的条件；其二，没有“比现有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观察事实”；其三，仅预测了太阳的星光偏转现象，而此现象可有另外的解释。其它的预测，如引力波、黑洞等，到目前还没有证实；其四，到目前还没有表现出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事例。可以说，广义相对论仅有一句话有意义，就是“物体的同一性质按照不同的处境或表现为‘惯性’，或表现为‘重性’”这句话。也就是这一句话，才有“一字千金”的份量，在科学的历史上有“永垂不朽”的价值，从而，把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广义相对论也许还有一个价值，让许许多多的物理人跟着学了一遍连“数学系”都当作“选修科目”的黎曼几何，不白学，也许还有“书到用时方狠少”的意义。如果黎曼在天有灵，应该对爱因斯坦感激涕零。
2001年8月9日完稿
参考文献
[1]马英卓：引力是产生出来的，〈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1998年第五期。
[2]马英卓：引力与广义力学、整体天体，〈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1999年第三期。
[3]马英卓：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2000年第七期。
［4］马英卓：等效原理的对与错，《当代物理世界—物理论文集》网站。
［5］马英卓：万有引力真的失灵了吗？《当代物理世界—物理论文集》网站。
[6]马英卓：用惯性力学三定律解力学习题。《当代物理世界—物理论文集》网站。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4
（一）行政规范限定了民事主体资格行政法作为公法，最基本的功能即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个具体行为中，行政法基于维护市场经济中民商事交易秩序的需要，对民事关系主体资格即开饭店的居民的资格做出限定。居民楼开饭店涉及民商事从业资格的授予，居民被授予此项资格必须遵照行政法的规定办理相关规定，如《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中规定居民需向工商部门申请工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70）》要求居民需经卫生部门许可后办理相应的许可证件；《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在居民居住区内开办餐饮等商业或者生产经营项目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物业管理区内禁止擅自改变房屋或者共用设施设备的用途，如需改变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以及相关业主的同意。可见只有依据行政规范的规定具备上述条件后，居民才具备了在居民楼开饭店的主体资格，即行政规范限定了民事主体的资格。
（二）行政法规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产生影响（变更）行政规范有时会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做出指引，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发生变化或者使得已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具体化。首先，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一行为中，行政规范是否对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照《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如果居民已经按照行政法规办理了相关证件，得到了相应的行政许可，那么开饭店的居民与相邻的居民之间依照《物权法》的相邻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相邻居民是否应在店主获得行政许可后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从法律理论上看，民法与行政法分野明确，分属公私两大部门，各有其规范价值与规范范围，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并不因行政法规的介入而发生变化，在居民楼开饭店这一行为中亦为如此，且并没有具体行政规范做出规定要求相邻关系相对人担负更高的容忍义务，因此，基于对私权的保障，在这一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应不受行政规范介入的影响。从实际影响来看，行政规范介入后居民进行住改商的行为，确实使得相邻关系人实际上承担了相较于之前更为繁重的容忍义务，在我国《物权法》七十七条仅对相邻关系容忍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后的容忍义务是否超出了《物权法》中容忍义务的界限，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容忍义务的标准是较高的，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的容忍义务可能只是发生义务实际承担量上的增多，并未使容忍义务及相邻法律关系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变化；但是如果容忍义务的标准是较低的，那么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的容忍义务很可能已经超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范畴，不仅发生义务实际承担量的增多，同时使容忍义务及相邻法律关系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变化，这样的结果对相邻关系人是很不利的。《物权法》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音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这是我国关于相邻关系中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义务范围的唯一一条具体规定，结合《物权法》七十七条，我国针对不可量物侵害是否超越容忍义务仅以国家规定和相邻关系原则以及民事习惯作为判断标准，且国家标准为数不多，相邻关系原则过于概括，民事习惯的司法导入机制又不够完善，这都使得不可量物侵害的容忍义务难以确定其范围。关于不可量物侵害，《德国民法典》的现行立法例较为完备，它规定了国家规定、场所的惯行性及经济上可期待的防治措施等客观表针和理性一般人的主观标准。眼下，我们需要完善我国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规定，明确容忍义务的界限，使得住改商后相邻关系人容忍义务如果在实际意义上超过法定范畴时，给予相邻关系人以救济途径。此方面的立法和理论，都可以向德国借鉴。其次，行政法规在介入居民楼开饭店这一民事行为后，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也并未使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化。但是，居民在依据行政法规得到行政许可改变住房用途开办饭店后，从实际上对相邻关系相对人产生了一定影响，相邻关系从原则性的团结互助、合理处理转变为具体化的调和相邻关系人之间因一方开饭店而产生的各种生活、生产问题，如油烟排放问题、噪音污染问题、餐馆营业时间问题等等。这时，有学者主张，在《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下，已无法协调解决由此产生的相邻关系，或者说无法划清相互间的具体权利义务界限，行政法规在介入居民楼开饭店这一具体行为后，应该为相邻关系当事人之间制定、指引更为具体的相邻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行政规范的具体规定同时又将构成公法对私法自治的蚕食、对私人领域的过度介入，形成不健康的民事行为路径依赖。因此，通过对《物权法》七十七条进行司法解释或者出台关于居民楼开饭店相邻关系冲突的指导性案例似乎是一种更恰当的、能够让民事法律问题在私法机制内自行得到解决的途径。最后，行政规范的介入从事实上改变了“住改商”的限制性条件。根据物权法7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改为经营性用房需要取得本栋建筑所有的业主的同意。而由于行政机关在企业设立登记时，只要提供明确的工作场所即可，“至于营业所使用的房屋的性质、用途，一概不予考虑”，从而从实质性上取消了“相关利害人的同意”这一准入门槛。即便发生纠纷后，相关利害人的权利仍可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但这一准入门槛的降低仍然导致了侵权几率的大大增加。而由于法律对于何为“取得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各地在实践操作中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如《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要求取得“物业管理部门与产权人”的同意，《武汉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管理若干规定》规定“确因特殊原因需要申请设立的，必须通过社区居民自治听证决定或取得环境利益相关者的书面同意”。因此，在实践操作中，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这一法律关系的内容已经被行政规范所变更。
（三）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对民事法律责任的免除或减轻在探究行政法规对责任承担的影响是，首先应先探讨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是否导致民事法律责任的免除？居民在得到政府行政许可开办餐馆，并按照诸如废气排放标准等排放污染物，相邻关系相对人是否还可主张侵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明确不要求把违法性作为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责任，对此学者也有所共识。参照德国实务则一皆认为，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官署的许可可以排除特定私法请求权之行使，否则私法请求权之行使不受影响。针对同类问题，有日本学者提出“容忍限度论”，认为无论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违反规制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造成损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居民楼开办餐馆这一具体行为中，亦应认定行政许可以及符合行政规范的行为（如排放废水废气符合行政法规要求）并不能排除相邻关系人侵权请求权的行使，不能免除开餐馆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如果存在侵权的话）。并且，像行政许可之类的行政管制所能做到的仍只是一般性控制，它并不试图，也无法一一掌握、斟酌未来每一侵权个案所涉及的各个具体因素；反之，民法侵权责任制度机制，特色正在于斟酌具体个案情况，发挥「微调功能，型塑出个案正义，透过赔偿责任的追究，以吓阻未来侵害之发生。针对此问题，认为无论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违反规制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造成损害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污染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明确了行政法规并不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后，那么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是否会导致民事法律责任的减轻呢？如果居民依法取得行政许可且按照有关标准排放废水废气，是否会产生民事责任减轻的效果呢？参照有关侵权领域案例发现，放低于标准的污染源，对于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在该限度内将优势判定给污染者、生产者；对于排放高于标准的污染源，生产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在该范围内将优势判定给附近的受产品侵害的消费者，但判决结果需依据权利受侵害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可见符合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是易于产生民事责任减轻的结果,但是与民事责任是否减轻并无实质关系,仅是判断因素之一。
而在德国有关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中，基于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利益，于《联邦公害防治法》14条规定，基于私法的排除请求权，不得要求已取得确定许可的营业设施停止运营，即受害者不得请求停止侵害，而只能要求施害方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进行损害赔偿。此规定排除了停止侵害这一责任承担方式的行使，实质意义上产生了减轻民事责任的效果，但是该效果是以明确法律规范予以规定才得以产生的。针对居民楼住改商行为在符合行政规范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此种效果，应认为在不存在具体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即不具有减轻民事法律责任的后果。这样才能公法规范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与对相邻关系人权利的保护。而从司徒阳案中的法庭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居住环境安静的权利，应立即停止侵害，同时要求被告在琴房中加装隔音设施，并承担诉讼费”来看，居民对楼内的商业行为确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是最低限度的容忍义务建立在正常的秩序不被扰乱的情况下。换言之，商业经营者在限度之上的行为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
二、行政法的民事法源地位的反思
“涉民性行政规章”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公权力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侵入了原本由私法调整的空间。对于契约自由的守护一直是民法学家心灵深处的警戒线。在各个民法领域中，行政权力的介入都应当经过周密的论证，以防造成自治空间的崩塌。从最早的全面禁止“住改商”、到现在的有条件允许，行政法对于业主的对建筑物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使用、收益权能显然有所干预。那么在这个领域内，行政法规范的介入是否是必要的？行政权介入民事，必不可少带来对民事双方的影响。行政权力介入民事的原理无可避免的谈到相互性定理。相互性定理引申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的相互性思维，简化为甲拥有一项对行为人乙不利或者有害的权利，假设有法律权威取消此权利，则意味着权利转移给了乙，其后果在于乙之转移权力导致对甲权利之损害。而民事领域中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如相邻权中的行为人双方互为便利。本文谈到居民楼中开餐馆，可能意味着商业经营者和居民之间权利的让步和妥协。开餐馆可能对居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一定的损害，但考虑到经济效应等方面，行政权力保护商业经营者合法权利是对相互性定理的应用，在一种权威的影响下，商业经营的合法权利会影响到原本居民的合法权利。在住改商的问题中，行政规范的民事法源地位应当得以承认：首先，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民事救济能够解决大多一般性的民事问题，然而其也有无序性和局限性。因为民事救济是达成于对象双方充分认知和认同的基础上的，而在没有双方认同的前提下民事救济是无能为力的。在住改商问题中，如果以经营者个人之力，以自治方式与所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必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可能导致经营者不事先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的后果。从此处看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使得民事领域的个人利益让步于行政权力下的公共利益。行政法通过对意思自治的行使方式做出规定，有利于业主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有章可循的协调，保障意思自治的效率。另一方面基于维护自由和秩序，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许多传统民事领域随着社会发展借助传统的民事救济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这时行政救济介入成为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一般性的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并不侵犯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秩序，反而对公民的个人意思自由表达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发展提供保障。在住改商问题中，行政部门规定了民事主体取得资格的条件，如将社区听证会决定或环境利益相关者的书面同意作为最终经营者取得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相当于以公权力的方式承认了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能够有效地保障意思自治的有效性。此外，在“住改商”这一特殊问题中，民事领域的容忍义务价值也是行政救济介入民事领域原因。民事行为人会基于意思自治而量度容忍义务的程度，这种量度可能是不客观的，所以需要具有权威的第三方来判断容忍义务的程度。由于相邻关系中存在的容忍义务，法官在判决是否造成侵权时，也要借助行政规范中的一些技术性规范作为裁量标准，从而需要承认行政规范的民事法源地位。
三、结语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5
关键词:认知英汉名动转用普遍性
1.引言
名动转用现象普遍存在于汉语和英语中,它是指一个属于名词范畴的词不经过任何形态变化便转入动词范畴,成为句子句法形式上的谓语动词。在这里,转用的名词称为“原生名词”,转用后称之为“名转动词”。在名转动词中,有些是临时转用,有些则由于广泛使用其动词语义被固定下来。许多语言学家已对这一有趣的语言现象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构词法角度、语义角度等。笔者拟从认知角度,讨论英汉名动转用的普遍性。
2.英汉名动转用体现的普遍认知规律
在认知域中名词体现的名词性述义凸显为一个整体,而动词体现的关系性述义凸显的则是实体间的相互关系。名词凸显的是实体,并不依赖其他事物或动作而存在,在概念上具有独立性;而动词凸显的则是关系,必须有施动者,具有依赖性。动词化基本采用转喻作为认知操作,许多动词化用法中,特别是为取得修辞效果而临时使用的“活用”中,还常常涉及隐喻。英汉名动转用现象都是认知加工的产物,符合认知语言学的规律,其实现都依赖于语境和显著度。
动词化的语境依赖性首先体现在语言语境上。名词动词化后,其语义上具有不确定性,要依赖其上下文而定。这是因为原生名词指称的事物在概念上具有独立性,可以在不同的认知域中与不同事物发生关系,产生动词义。动词化是部分转指整体,在认知域中需要增加新的内容。新增加的内容(即上下文语境,典型体现为动作的施事和受事)构成了动词义的基底,决定了动词意义。其次是对情景语境的依赖,这体现在名动转用的文体特征上。从收集的大量语料中可以看出,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名动转用大多出现在场景性较强的非正式文体中,如小说、电影或日常口语等。这同样是由于名词在转指动词时,在语义上具有不完整性,需要借助情景信息加以补充。这种场景依赖性在现代汉语中尤为明显,这是由于现代汉语的动词化多为名词的“创新”用法,语义更加不固定。
显著(salience)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国外学者Giora(1997)的研究表明,显著度高的词语更容易被激活。国内学者沈家煊(1999)认为显著度高的词更容易同心理建立联系。名词要比动词更显著,更容易被记住,而人们总倾向于选择认知域中最显著的部分来转喻动作,所以用名词来转喻动词符合人的一般认知规律。
3.对英汉名动转用现象的认知解释
语言既是人类对世界经验进行认知的结果,又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种语言现象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人类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客观事物的一种识解方式。同理,在英汉语中名动转用这种语言现象的背后,势必也隐藏着人类的特定认知机制。
3.1名动转用的认知理据
传统语法对不同词类的分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名词指称人和事物,用作句子的实体词;动词表示人的动作、行为、事物的变化和事件的过程,用作句子中的谓语。那么,为什么名词可以转用来表示原应由动词才能表示的动作呢?
首先,这是因为在实际中很难清楚地界定“事物”与“动作”。在语言形式层面上,我们可以把词语分为名词、动词等,但在语义与认知层面上,名词并非只是表示事物,它也可以表示关系,如英语中的“aunt”和汉语中的“爷爷”等词,只有在亲属关系的认知域中相对于某一主体才能确定。此外,名词还可以表示过程或动作,如英语中的“development”和汉语中的“工作”等,只不过在认知上,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视角,凸显事物的静态抽象方面,从而将过程和动作看作事物。
其次,名动转化的实现与人的认知策略有关。徐盛桓(2000)认为,名动转用句的句义是由表达式的显性表达同内化于该显性表述的隐形表述相互协同,才达成相对完备的表达。在推导出该隐形表述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运用“常规关系”。这里,常规关系可以理解为人大脑中储存的各类食物之间的联系。在解读名转动词时,大脑会自觉地调动常规关系找到名转动词与原生名词之间的联系,并根据语境确定该表述的具体含意。这个过程是一个为寻求理解而进行的信息处理、信息加工的有序过程。每一次找寻常规关系并使之同话语相互作用都补足或阐释了名动转用表达式的某些内容。例如,在看到“cushionthechair”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cusion与chair的关系,即“putthecushiononthechair”,由此,该名动转化的含意就清楚了。又如,当我们看到如“谷歌一下”这样的表达时,会联想到谷歌网站的作用,也自然会领会该表达的含意。
3.2名动转用的认知生成
名动转用的生成符合认知语义观。认知语法认为,语义存在于人的概念化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决定句法结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其概念内容,还取决于该概念内容被识解的方式,即如何被观察、感知和理解的。正如Langacker所说,名词侧重事体或事物,动词侧重过程关系,是由凸显侧面的本质所决定,而非由其概念内容决定的。换言之,对同一概念内容或认知域的不同识解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句法表达式。由此不难发现,在一定情况下,事物语义结构和关系语义结构在语义内容上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语言表达式的差别是由人们看待同一情景的不同视角和认知聚焦所致。因此,倘若语言使用者或认知主体采取特定的认知视角,凸显同一认知域的不同区域,名词便可以转化成动词。
认知语言学家坚持百科知识语义观,他们在承认语义完形整体性的同时也注重整体的可分解性,词或更大的语言单位是激活知识网络的触点,词的语义不是孤立的一组必要和充分的特征,而是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当我们看到、听到或想到名词“blanket”时,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便被激活,我们会想到它的形状、材料和作用。同理,当我们看到、听到或想到名词“网”时,与之相关的动作,涉及的施事(agent)、受事(patient)等语义概念也会浮现于脑中。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名词激活与其想要表达的意义相关的整体认知域,并通过特定的观察视角,锁定被名词激活的语义域定的语义概念,凸显其表示过程的概念,同时隐退与这一表动作过程相关的事物概念为背景,从而确定语言操作者意欲表达的语义,在句法上就呈现为动词,名转动词便由此生成。
4.结语
综上所述,英汉名动转用反映了普遍的认知规律,有着共通的认知机理,即都是以其原生名词的认知域为基础,通过人类的认知活动,使与该原生名词相关的整个认知域激活,名转动词的语义也随之产生。对名转动词的认知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语言本身,更可以对语言本质有更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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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3-15.
[5]徐盛桓.名动转用与语用推理[J].外国语,2000,(2):7-14.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6
一．物权法定主义的含义及其历史
物权法定主义的一般含义，是指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民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以外的物权。它的基本要求是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均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创设法律规定之外的物权。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与物权，物权行为，公示公信等原则构成德国模式物权总则的基本框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此均有明文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除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外不得创设物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有相同的规定。德国民法没有明文规定物权法定，但其学说和判例在已将其视为民法物权编的当然内容。从德国民法学说上对物权法定的解释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来看，一般认为物权法定的内容主要有两项：⑴不得创设民法或其他法律所不承认的物权。学说上称为“类型强制”。⑵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内容相异的内容。学说上称为“内容固定”。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内容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如法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仅指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而有的德国学者所解释的物权法定除上述两项外，还包括物权设立和转移形成的限制。至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其立法上明文规定的对法定物权以外的物权“创设”的禁止规定中之“创设”的理解，则均认为是对物权种类和内容之任意创设的限制。⑵
物权法定的思想，据学者们的考察，在古代罗马法上便已存在。在罗马法大全中，仅有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役权、质权等权利被认定为具有物权性质。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物权法定主义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提出来的。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物权立法莫不采用这一原则，然而，即使在德国，物权法定主义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学说与立法的发展过程。
物权法定主义出现以前，曾出现过放任主义的物权立法。⑶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规定：对于请求物之交付的权利，因占有其物或登记其权利，变为物之上[直接支配]之权利，有对世的效力。如对于不动产租赁，当事人可本于自有意思加以登记，使之变为物权。⑷这一立法例源自于对日耳曼人习惯法中占有体系(Gewere)的继受。在日耳曼习惯法中，占有(Gewere)的权利即物权，故Gewere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而不动产依据伴随的登记要件即可成为物权，故不发生对物权种类的限制⑸。不过，这种物权放任主义的做法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中被放弃。德国研究中世纪后产生的罗马普通法的学者主张将物权和债权严格区分。因而在1900年《德国民法典》中虽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但依德国学者的解释(主要是德国利益法学派创始人Heck)，《德国民法典》没有继受1794年的普鲁士民法典所代表的日耳曼法的原则，而采用罗马法上限制物权种类和内容的思想，是以“非常形而上学的教条的演绎”为基础，亦即其立法根据是通过对物权和债权的区分“演绎”而成。《德国民法典立法草案理由书》与CodeCivil,常将债权法之规定与物权法规定相混……此乃对概念上对立无正确的评价。此会困惑对于法律关系本质的洞察，同时也回威胁法律之正确适用。”⑹物权与债权是严格区分的，《德国民法典》因而对两者分别加以规定，采纳了物权行为的理论。德国民法并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制度，但物权法定作为学理上通说早已存在。它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司法实践所普遍接受，并被认为是德国民法物权编的当然内容。日本、奥地利(民法典第308条)、荷兰(民法典第584条)、韩国(民法典第185条)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分别在立法上真正明文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
二．物权法定主义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物权法定主义从确立到现在，各国学者对其必要性和根据纷纷作了各自的论述，有国内学者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的理由，包括：物权的绝对性(物权为绝对权，效力及于一切人，如允许以契约或习惯自由创设，将有害债权)⑵物权的直接支配性(物权为支配权，如其种类得任由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创设，则所谓直接支配物之权利，将成为有名无实)⑶物之经济效用的发挥(物权与一国经济体制唇齿相依，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如物权得以任意创设，对所有权设置种种限制或负担，则势必影响物之利用)⑷保障完全的契约自由(如果不采用物权法定原则，为防止在一物上任意创设不相容的数个物权，就不能对个别的契约从外部加以控制即限制契约的内容，这样就会使契约自由遭致否定)⑸权利公示的需要(为保全通过交易而取得的权利尤其是物权，当事人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有必要将其取得的权利加以公示。如果物权的类型不定，内容不定，则物权之公示难以进行)⑹交易安全与便捷的需要(只有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法定化，一般人才能对财产的归属一目了然，财产秩序才能透明，交易才能安全和便捷)⑺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的需要。⑺
以上七项理由概括了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有关物权法定原则立法理由的主要阐述，可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权法定使物权归属关系明确化，使当事人无法在物上任意设立各种权利，简明了法律关系，使市场参加者能够做出预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第二，财产的归属关系及具体的权利内容的明确性，大大降低了交易中信息收集和传递费用。物权法定限制了其他物权的产生，确立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所有权规则，物权法定与公示制度相结合，使交易者免去对交易后果的担忧：只要合乎法律规则，就可得到无瑕疵的权利，这一切有助于交易的达成。第三，从物权效力的强大和公示制度的简便化出发，学者们认为物权不予法定，则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造成财产上权利的混乱。
物权法定原则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物权与债权相互区分与独立的民法典体例是物权法定主义合理性的依存所在。物权法定作为与契约自由相对立的一项原则，支持了物权与债权严格区分的理论，使物权与债权成为对财产权的一种基本的划分方法，并奠定了五编制的民法立法体系的基础。物权法定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体系化的合理性，它以严格规则的立法主义为基础⑻，运用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在立法体例上则追求法典化的立法模式，这一切都与形式主义法学观念相关。
三．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及物权自治趋势
物权法定主义虽然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减少了交易费用并保障了交易安全，但是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物权法定主义的保守性及僵化性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物权法定原则使物权法作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财产规范具有“制度刚性”。而这种“制度刚性”的一个典型，是物权法具有强行法的性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的利用方式的更新，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权类型及内容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通过法律限定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的做法，在法律观念上表现为对人的完全理性的认同，认为人有足够的能力认识世界，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认识不足，表现为一种静止与僵化的发展观。法律总是滞后与社会生活的需要，法律的稳定性越强，滞后性就越突出。当社会的发展使物权法定制度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时，物权法定的效用主要体现在的负面影响上，其原先所具有的整理物权的功能转化为刻板的教条从而压抑了社会的活力，而且经济发展越迅速，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物权法定主义的僵化主要体现在：其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灵活性，抑制了新型权利的出现，压抑了民间社会对权利的创新功能。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指出“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倘于习惯能有适宜的公示方法的新物权的生成，自不妨予以承认。”⑼正因为如此，德国法律与司法事务上逐渐承认期待权和所有权担保这两种新型的物权形式，而日本的司法事务也承认了习惯法所通行的水利权(流水利用权、水塘利用权)、温泉利用权和日照权等。
针对物权法定的上述弊端，学界加以检讨，并提出了种种理论：
1)物权法定无视说。此为日本学者我妻荣所倡，认为应无视物权法定的规定，而承认习惯物权的效力。⑽
2)习惯物权有限承认说。认为如果社会习惯上产生的物权不妨碍物权体系的建立，例如不违反近代所有权的基本观念，且非属物权法定所排除的封建物权，又不妨碍公示时，就可突破物权法定的限制，而直接承认该习惯的物权。⑾
3)物权法定缓和说。该说认为新产生的权利不违反物权法的立法宗旨，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可以使用物权法定内容从宽解释的方法，解释为非新种类的物权。
4)新型权利即使承认说。德国学者莱泽尔教授认为，民法之所以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其目的非在僵化物权，而只在以类型的强制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避免当事人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法律关系，借以维持物权关系的明确与安定，但并不排除于必要时，得以补充立法或法官造法之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始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⑿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现行各国学界和司法事务中都普遍产生了所谓的“物权自治”的趋势，但笔者认为物权法定主义是在总结了一定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涵盖了大部分的物权形态，即使在出现了部分新型物权的情况下，仍有很强的适用性。而物权关系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传统继承性，更需要较强的稳定性，这符合物权法定的内在逻辑。就物权制度所必需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言，“物权自治”只是对“物权法定”的调整与反动，而非主流的发展趋势。其中应强调的是，物权法定主义的缺陷并不在于它对处分自由构成的限制，而在于使得许多交易必须消耗较多的社会资源，这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但是必须针对其弊端采用灵活的对策，通过立法、判例、司法解释、确认交易习惯、订立合同等方式改进物权法定主义，提高制度的“弹性”，而不是就此放弃物权法定主义。这一结论与物权法定缓和说是比较一致的。该说认为新生的、已为社会接纳的物权形态，如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精神，且又有一定的公示方法时，可以从宽解释物权法定主义的内容，将其视为新种类的物权。
物权法应为现实经济生活的反映，它的使命就在于确立一种财产的秩序，以定纷止争，发挥物的效用，在这一宗旨下，若不分具体情况，对现实中出现或客观存在的物权样态不予承认，则从根本上违反物权法的宗旨，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而我国现行物权法正处于重整阶段，我们必须将物权法定仍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我国物权的基本类型和体系，以建立财产流转的统一规则和安全体系。但在适用时，凡对涉及第三人利益或流通转让性物权之取得、设定应严格执行，而对于仅在双方之间生效的物权，只以违反强制性的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为限。在一定条件下，私法自治原则可以限定和修正物权法定原则，尤其是物权内容的扩张和减缩。⒀在实践中通过积极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对现存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确认和保护，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先进性，这也是我国物权法应坚持的方向。
注释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我妻荣：《日本物权法》，台湾五南星图书出版公司，1997
3)史尚宽：《物权法论》，1999
4)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77
5)史尚宽：《物权法论》，1999
6)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7
7)段匡：“德国、法国及日本法中物权法定主义”，载梁慧星主编：
8)《民商法论丛》第七卷，法律出版社，1997
9)刘得宽：“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之探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星图书出版公司，1984
10)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出版社，1998
11)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997
12)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7
1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7
关键词：列宁；认识论；真理观；实践观；当代启示
马克思认识论科学体系的建立促进了认识论领域中的重大变革，它将辩证法与实践观应用于认识论，与一切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体系，因此，我们要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时总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完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列宁《唯批》中所阐述的认识论，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论的更深层次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学者们对列宁认识论的研究已去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在列宁认识论的当代价值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一、认识论问题上出现的理论混乱
二十世纪初，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马赫主义者企图恢复和复苏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们纷纷发表著作，宣传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造成了哲学思想上的严重混乱，尤其是在认识论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及其不可知论的境地，形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局面，严重威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领导地位。马赫主义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基本路线出发，把感觉当作世界的本原，把物质看作是"感觉的复合"。马赫说："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之为感觉的东西。）"[1]（p5）马赫主义否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及其可知论观点，否定感觉是对外部世界的复写和反映，他们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把"感性表象"说成是与外部世界相等同的。巴扎洛夫说："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感性表象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2]（p112）马赫主义最终走上了不可知主义的道路，否定世界的可知性。真理问题上，马赫主义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把真理说成是"思想的形式"、"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说："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2]（p122）；同时，形而上学的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把真理说成是永恒存在着的。此外，马赫主义还把实践标准排除在认识论的界限之外，把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分隔开来。马赫说："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2]（p139）总之，马赫主义的思想造成了认识论的极度混乱。对此，列宁深刻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内涵，揭示马赫主义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真面目。
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认识论的科学内涵
列宁《唯批》中系统阐述了认识论的科学内容，他主要在可知论、反映论、真理观及其实践观方面，创新了认识论的内容，进一步强调了实践观和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重要联系，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1.、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反映论与可知论
列宁基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坚持反映论和可知论的立场，他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休谟的不可知论。列宁说："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符合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1]（p26）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都坚持唯物主义的道路，肯定反映论和世界的可知性，这是列宁始终坚定不移的立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才能更加准确的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在此基础上，列宁继续说："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的十分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像。"[2]（p108）思维、知觉、感觉是对物的反映，人们的认识是基于对物的反映形成的，它绝不是主观想象的，先验存在的。"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1]（p24）列宁肯定感觉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性，把感觉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复写。"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p35）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对反映论的高度概括。列宁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更加深入的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观点。世界的可知性是不容置疑的，自在之物是可知的。列宁指出："'自在客体'是绝对可以认识的，因为我们的表象、观念只是'心外'客体的复写或反映。"[2]（p121）"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人类的实践中，将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列宁肯定"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及其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列宁认识论结论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进一步阐述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及其认识由不知到知的辩证过程。列宁说，"（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的思考，不要以为我们的意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1]（p23-24）人的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及其个人素质的影响，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完全穷尽对世界的认识。
2、基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之上的真理观
列宁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肯定客观真理的存在。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1]（p39）列宁坚决反对把真理说成是"思想形式"的马赫主义认识论及其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列宁指出："在唯物主义看来，承认客观真理是最要紧的；在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在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2]（p126）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必然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必然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它又是辩证的。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辩证的分析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揭示了杜林追求"终极真理"、"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荒谬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3]（p431）列宁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并且在恩格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列宁说："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1]（p41）"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1]（p41）"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栗，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1]（p41）由此可见，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一方面，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认识向绝对真理无限接近的趋势也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从这一角度来说，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此外，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列宁说：绝对真理与相随真理的"区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2]（p137）
3、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他们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在实践中寻求认识的真理性内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p55）恩格斯说："我们的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对象本性相符合的。"[2]（p139）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观，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列宁说："生活的、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p144）"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1]（p46）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它的客体是外部世界，主体是人，只有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才能检验我们认识的真理性。而实践即联系主体，又联系客体，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因此，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认识是否与客观存在相符合，实践标准是唯一的。此外，列宁深入分析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容。列宁说，"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确定的，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p49）可见，实践标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是确定的，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实践检验认识的过程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它不可能在某一历史条件完全掌握认识的正确与否。
三、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认识论的当代价值
有学者认为，列宁《唯批》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怀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怀疑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实际上，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深刻的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列宁的认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奠立的哲学宗旨就决定了它将不断接受人类研究的新成果，将不断发展、修正、完善自己。[5]《唯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列宁在这著作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阶段的到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列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列宁《唯批》中，系统总结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可知论、肯定了反映论和可知论在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重要地位，肯定了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其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列宁对客观真理及其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真理观，为我们树立正确的真理观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列宁对实践观科学阐述，肯定了实践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作用，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内容，为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总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当下学习马克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利于我们在的新的历史阶段上，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
2、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列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列宁认识论中强调的可知论及其真理观，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有助于我们正确的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列宁的可知论及其绝对真理的认识论思想启示我们，要树立可知论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世界的可知性，肯定认识能够正确的反映外部世界的可知论观点，积极主动的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掌握自然界及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断丰富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在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基础之上，合理的利用自然，科学的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启示我们，在掌握关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的指导下，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会取得巨大的成果，人类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当人们在错误认识的指导下改造世界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列宁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深刻阐述启示我们，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避免人类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认识是相对的、有限性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完全掌握外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矛盾和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情况十分严重、温室效应、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等问题层出不跌，在思想道德方面，、奢侈浪费现象屡见不鲜，这充分表明我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没有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尽量避免人类改造世界活动的盲目性。
综上所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反映论、真理观及其实践观的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材料，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体系，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系统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列宁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融入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冯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1989，（2）.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8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准确定位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从理论灌输、方法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定位，做到三位一体，以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
一是从基本概念、原理着手，强化本课程的理论灌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概念和原理，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是本课程教学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突出概念原理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原理构成的，只有学好基本概念原理，才能运用它对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这可称为“以理论事”，突出的是“理”而不是“事”，强调的是“事”为“理”服务。而在以往的哲学教学中，有的教师主张不从理论着手，大讲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然后引出理论，即“以事论理”，突出的是“事”而不是“理”。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时间分布，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强化了“理”为“事”服务，而不是“事”为“理”服务，显然不符合哲学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
二是从方法论原则着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的、理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在认识活动中决定思维指向和思维侧重点，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决定着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以及认识正确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运用到科学的思维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并能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大学生思维特点是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得到高度发展，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批判性、灵活性、创造性等品质逐步形成。在哲学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培养，既是哲学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大学生思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的一条红线，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哲学原理变成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哲学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世界观在人生目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演绎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会做人，明确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进步方向一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原理的教学体现出来，如果脱离一系列原理的教学，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本身应有的哲学原理教学的功能。
以上哲学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功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不可偏废。而基本概念、原理的灌输又是最基本的定位，它的教学效果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
二、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从而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
现代认知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当学生掌握和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形成哲学课程的认知结构。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的统一体。整体由部分组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部分进行单独的、分别的研究，能深刻地把握整体。割断联系，抛开整体，就看不清各个组成部分，离开部分，就不能从宏观把握整体的面貌。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联系上分析问题，反对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确定其知识板块，必须了解其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板块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四大板块，即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点: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利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解。2、既从哲学内容的体系出发，涵盖了全部哲学基本原理，又突出了各个部分内容的侧重点。即马克思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史观。这种划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使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选集》,3版，第2卷，221-223页。)3、便于教学的有序进展。一般来说，哲学教学顺序按上述板块顺序推进，不可颠倒。当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版的有的哲学教材，将以上四个板块作了变动，如将“实践”的知识分割在“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板块中，使这一知识点显得分散，不利于教学。
三、从知识体系大厦的构架和支撑上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重点
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在一个知识体系中，重点的知识就是指处于基础性的、核心的、支撑大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其重点应该有6个。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2、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3、认识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观。4、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6、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确定上述6个重点的理由。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这是哲学课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不懂得物质的原理，可以说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离开物质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原理，也就坚持了唯物主义。2、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辩证地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最能体现辩证法内容的就是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两个规律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侧面的展开。掌握这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如果说不懂得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懂得辩证法。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它把认识本身作为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此，就提出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所以，要掌握认识论，就必须掌握认识的规律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否则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板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其内容非常丰富。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由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上层建筑，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把它们作为重点，理所当然。如果不懂社会基本矛盾，可以说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即人的观点出发，来做更深人的阐发。因为社会规律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构成中，劳动者是主导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原理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体问题上的展开和深化，所以，这一原理应该作为重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属于社会文化结构领域，对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也应作为重点。
四、突破难点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就某一学科来说，其概念原理都有特定的载体，如数学概念、原理的载体有点、线、面、正负数等，物理学的概念、原理的载体有力、速度、热、光、电等。这些学科一般能通过实物、模型、演示、运算等方式和手段来认知，有直观性、具体性的特点。而哲学学科理论是这些具体科学理论的概括，没有直观、具体的载体，它是对这些具体学科理论的再概括、总结、提炼，因而就更抽象。由此，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玄虚缥缈、高深莫测的学问，给哲学教学也带来了难度。如何攻克哲学教学的难点，是提高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一是注重原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指一个哲学原理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在讲授原理时，对每个要素都要进行分析讲解，给学生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构架，要避免零碎地、片面地讲解原理。注重原理的准确性，是指对原理内容的概括、提炼、表述方面保持准确，避免曲解、误解。一般来说，哲学教师讲授哲学原理时，需要对原理重新概括提炼，以文字形式写成讲稿，讲稿要求准确，口头表述时，同样要求准确。
二是讲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哲学理论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和严密逻辑构成的范畴体系，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同，仅仅记住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不等于真正懂得和掌握哲学理论的真谛，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哲学理论分析社会热点实际，使哲学教学由空洞、抽象、枯燥转变为丰富、具体、生动。但同时，也应避免片面渲染、夸大实际事例，就事论事。
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9
关键词：不可量物；侵害；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F5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人口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自17世纪以来，在三次科技革命的大力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大为加快，这也导致了土地储备资源的日益稀缺，有关土地的矛盾和纠纷大量增加。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社会化大工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居住密度、建筑物分布密度不断加大，因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煤气、热气、粉尘、电磁波等无形体物质也不可避免，因这些物质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亦大量出现。对此种法律问题的出现如果不从法律上予以妥善规制和调整，势必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以至最终将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于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对这类无形体物质及其所引起民事纠纷的法律处理予以了规范，从而为此类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相比较而言，我国《物权法》中的相关立法极为简略和原则，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十分深入、透彻；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法上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这类无形体物质及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一番比较法的研究和思考。
一、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相关规定之内涵的厘定
随着社会工业的发达，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由这些生产、生活所产生的煤气、热气、臭气、噪声、光等物质大量出现，学理上一般将这些物质称之为“不可量物”或“不可称量物”。关于“不可量物”的内涵，各国法律中的规定大同小异，如在德国法上不可量物只能是“煤气、蒸汽、臭气、烟雾、煤烟、热、噪音、震动、光、无线电波等无形体之物，而不能是砂土、石块等有具体体积的物质”，这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界定“不可量物”的内涵。我国也有很多学者采此种观点，如马俊驹、陈本寒先生主编的《物权法》教材中就写道：“污染物包括诸如固体废物、液体废物等一般污染物和不可称量物。不可称量物主要包括噪音、震动、光、电磁波、煤烟、臭气、微小尘埃、放射性物质等等，对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没有形状、没有体积、不可称量的物质。”另外，在德国法上，“不可量物”之“不可量”的第二层内涵是指，“这些物质(煤气、蒸汽等无形体之物)的侵入的不可称量是因为其非常弱小，对遭受侵入的不动产所有权人没有损害，或者损害很小而不可称量，属非本质损害”。这通常是在确定不动产相邻人之容忍义务及其容忍程度的角度上界定不可量物之侵害的。
科学地界定“不可量物”之内涵是妥当地规定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前提条件，借鉴德国法中的做法，笔者认为“不可量物”具有两层内涵：一方面，“不可量物”是“煤气、蒸汽、臭气、烟雾、煤烟、热、噪音、震动、光、无线电波等无形体之物”，而不是具有形体之物；另一方面，“不可量物”是指此种无形体之物对邻人所造成的损害是非常微弱而不可称量的，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不可量物”的科学内涵。
不可量物的产生和大量出现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飞速进步所带来的副产品。现代以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生活和居住的空间与环境不断压缩，相互之间承受着比过去更多的容忍义务，以期利于生活秩序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邻不动产之一方在其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光、热、气等“不可量物”，只要是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与之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他方均应承担适度的容忍义务。但是，此种“不可量物”的排放如果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超过了邻人的容忍限度并给其造成了某种精神性或非物质性的损害，此时即产生了相应的民事责任问题，学者称此种责任为“不可量物之侵害责任”。所谓“不可量物之侵害”，是指“煤气、蒸汽、热气、臭气、烟气、灰屑、喧嚣、无线电波、光、震动及其它相类者侵入邻人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时造成干扰性妨害或损害，性质上属于相邻关系之一种类型”。当然，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之程度”该如何界定，“不可量物侵害责任”的认定及其归责原则该如何适用，尚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
二、有关国家或地区之立法例
不可量物及其所生之侵害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凡有现代人类活动之处必定会产生不可量物、存在不可量物的侵害问题；所以，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进行了规范。为了更好地与我国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法的研究，特将有关国家或地区既存的相关立法例检索如次：
《德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1)土地所有人不得禁止煤气、蒸汽、臭气、烟、煤烟、热、噪音、震动以及从另一土地发出的类似干涉的侵入，但以该干涉不妨害或者仅轻微地妨碍其土地的使用为限。在通常情况下，法律或者法规命令规定的极限值或者标准值不被依照这些规定算出和评价的干涉所超出的，即为存在轻微的妨害。(2)在重大的妨害是由对另一土地进行当地通常的使用而引起，并且不能被在经济上对这个使用人来说可合理地期待的措施所阻止的限度内，亦同。土地所有人须容忍某一干涉，并且该干涉超过可合理地期待的限度，侵害对其土地进行当地通常的使用或者侵害其土地的收益的，土地所有人可以向另一土地的使用人请求适当的金钱补偿。(3)不准许以特别管道进行侵入。”
《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266条规定：“不动产所有人得就由他人房地产所排放之烟气、烟垢、蒸汽、气味、热气或早已提出异议，亦得就来自他人房地产之震动或其他类似事实提出异议，只要有关事实妨害该所有人对不动产之使用，且超过邻居间应相互容忍之限度，为此事尤应考虑有关习惯、不动产之状况及性质。”
《瑞士民法典》第684条规定：“(1)任何人在行使所有权时特别是在其土地上经营工业时，对邻人的所有权有不造成过度侵害的注意义务；(2)因煤烟、不洁气体、音响或震动而造成的侵害依土地的位置或性质或依当地习惯属于为邻人所不能容忍的情况的，应严禁止。”
《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976条规定：“依土地的性质、所处位置或当地习惯，相邻人应忍受不超出他们应相互容忍限度的通常的相邻干扰。”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3条规定：“土地所有人，于他人之土地有煤气、蒸汽、热气、臭气、烟气、灰屑、喧嚣、震动及其它相类者侵入时，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
当者，不在此限。”
《意大利民法典》第900条-903条规定了相邻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的采光、眺望等问题，诸类问题也是不动产相邻关系的组成部分，造成了邻人的损害时可准用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加以解决。
《日本民法典》第234条―236条、《法国民法典》第674条―678条，作出了和《意大利民法典》中相类似的规定，没有直接明文规定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理论学说以及司法判例均确认了相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在从事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量物及其损害解决机制，从而构建了本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没有不可量物的概念以及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上和现实中就不存在大陆法意义上的不可量物侵害现象及其制度。如前所述，不可量物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和运用现代科技从事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全球现象，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早已存在于英美法国家的历史上和判例中，只不过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从理论上抽象出大陆法上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但是在其侵权行为法上却存在着“安居妨害”的侵权类型。此种侵权类型的实质是“各种不法妨害他人享有的与土地有关的权利的行为均为‘安居妨害’行为，性质上属于侵权行为范畴，并具有损害造成的间接性、非排他性及干扰性等特征”。这种“安居妨害”的侵权行为制度是和大陆法系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十分接近的法律制度。二者均是基于不动产的相邻而发生的法律关系，均包括因排放光、热、气等物质造成了邻人的损害、妨害了邻人有关利益的行使或实现等内容，二者均给受损之不动产相邻人提供了完善的法律救济。
因此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在不同的角度、遵照不同的传统对同一法律问题进行规范的，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或者根本的差异。英美法国家的法律体系采判例法的传统，经由判例的积累而不断完善，并无大陆法意义上的逻辑严谨、体系完整的法典，自无严格意义上的物权法的部门划分以及大陆法上的相邻关系制度和物上请求权制度，因而其侵权行为法承担了大量的因物权法、债权法所生的权利保障功能，这也是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十分发达的原因。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为了更好的救济“安居妨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其侵权法中确认了受害人对于侵害人享有以损害赔偿为中心的请求权。
同属大陆法系的法国，在《法国民法典》中未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作出直接规定。“众所周知，于民事立法上，法国民法典未如德国民法典那样就不可量物之侵害设置特别规定”。这是由不同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由于《法国民法典》制定当时没有对诸如光、热、气、震动等不可量物的侵害制度予以规定，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因这类不可量物所生之侵害的解决遂成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法国的司法判例以及理论学说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逐渐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近邻妨害制度”，用以解决相邻的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相邻土地之间的不可量物之侵害。时至今日，“基于判例形成、学说构筑的近邻妨害法理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定型的制度，实现并积极发挥着与德国法之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同样的调整功能”。日本民法同样未就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设明文规定，后经日本学者的不断努力以及司法判例的长期探索，也形成了日本法上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其产生过程与法国法中的“近邻妨害制度”甚为相似。
通过对以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例之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法系的国家或地区，甚至是同属于一个法系之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生之不可量物及其所生法律问题的解决，基于法律传统、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的不同，或直接立法或通过判例学说等方法进行了规定。“不论采取何种立法体例，民法之所以规定不可量物侵入的禁止，目的在于保护居家安宁和生活环境。”由于不可量物所侵害的主要是人们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而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居家安宁和生活环境，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解决邻里纠纷、衡平利益冲突等方面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其与其他国家立法之差异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共进行了4次《民法典》起草活动，分别起始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中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法制系统以及法学研究等方面的原因，前3次的《民法典》起草均告“流产”，但是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立法文件资料。1981年7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对不可量物及其类似物质的侵害作了规定。该草案第121条规定：“相邻的一方以高音、喧嚣、震动妨碍邻人的工作、生活、休息，经劝阻不听的，视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尽管本草案没有施行，但此条规定却掀开了我国学者研究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序幕。
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对相邻关系问题作了基本规定。其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由于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本质上属于相邻关系的范畴，因而该条规定经扩张解释应同样适用于因不可量物之侵害所生损害的解决。由于在现代社会，不可量物大量产生，由此而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但是立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此类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凭由法官自由裁断，并无统一的适用依据，而仅有的一些规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适用。这样一来，不可量物所生纠纷由于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因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的民法学者和立法机关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明确了统一规定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重要性。2005年7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94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禁止相邻权利人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以及施放的噪声、光、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第90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自此，我国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统一了不可量物所生损害之解决的法律适用依据。但是与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中所规定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将噪声、光、电磁波等不可按照通常的计量方式和手段加以精确测量的不可量物与固体废物、水污染物进行混合规定，尽管这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量，但却疏忽了不可量物与固体废物、水污染物之间存在的性质上的差别。不可量物所致损害的性质、范围、程度及其认定，以及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之范围和限度、侵害人责任的构成要
件和责任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固体废物污染、水污染有别，将三者予以混合规定，不利于不同性质的侵害物质所生之侵害的解决。另外，我国《物权法》对于不可量物之外延的规定过于狭窄，仅具体列举了大气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几项，未设概括性的原则规定。随着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日常生活的方式不断扩大，因此而附带产生的煤气、热气、臭气、蒸汽、震动、灰屑等不可量物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立法对于不可量物的范围进行充分列举有助于明确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为之行为的界限，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当然，不可量物的范围不可能穷尽，这就要求应有个原则性的立法兜底条款进行补充，以防挂一漏万，满足法律规定的适用之需。关于这一点，《德国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不可量物之外延的规定采“具体列举+原则概括”的立法技术，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对违反《物权法》第90条的行为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使得此条规定形同虚设。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明确规定可以具体操作适用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如德国、瑞士、我国澳门地区、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均明确了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如果不可量物的侵入是轻微的或者依习惯、不动产之性质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则相邻人应容忍此种侵害；如果不可量物的侵入超过了相邻人的容忍限度，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受害人即可请求产生不可量物的相邻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妨碍、赔偿损失等形式。其归责原则应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要求侵害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要件，以对不可量物的受害人提供周全的法律救济。
最后，由于我国立法和学理尚未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污染防治制度加以区别，导致了在许多问题上立法规定交叉错乱，没有形成各自独立完整的法律防护体系，这也影响到了具体司法中的法律适用。应当看到，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涉及到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它与具有公法性质的环保法律措施具有诸多不同点，不可以偏概全或取而代之，应充分认识到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在救济受害人、制裁加害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独特功能。
四、我国民法学界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研究历程和研究现状
自从德国民法正式确立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以来，我国民法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史尚宽先生所言：“近代法关于此项问题(指不可量物所生损害问题――笔者注)，不仅限于所有权而扩及于一般私权，以之为权利滥用之问题。然在生活之实际，此问题多与相邻关系结合而发生。”旧中国民法也在借鉴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的基础上，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作出了规定，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按照我国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93条应作如下解读：“所谓轻微，指未造成重大损害，如白昼演奏乐器。所谓按土地形状认为相当者，如居于高速道路旁、工厂附近，应忍受其非属轻微，但属相当的干扰。所谓按地方习惯认为相当者，如丧家的佛事、庙会的歌仔戏或布袋戏，虽管弦嘈杂、锣鼓喧阖，土地所有人亦须忍受之……气、热、音响、光线的放散，侵害居家安宁与生活品质，关系最为密切。”
但是，大陆民法学者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系统研究则显得较为迟缓。如前所述，1980年代初公布的《民法草案第三稿》明确规定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从而拉开了我国学者研究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序幕。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民法学著作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当然这主要是从相邻环保关系、相邻防险排污关系、相邻通风采光关系等角度进行阐述的。大陆法系民法学者真正开始深入研究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则始于1990年代中期。陈华彬先生在1996年出版的《民商法论丛》第4卷、第5卷上连续发表了《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以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重心》、《法国近邻妨害问题研究》两篇研究文章，分别对德国、法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水平和深度。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继续对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理论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物权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最终促成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的确立。但是，在科技迅猛发展、交通方式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生产和居家生活的高度密集化，不可量物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其侵害形态日益复杂，造成的侵害后果也日益严重，如何妥当地规定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亟待我们进行认真的研讨。
五、我国现行物权立法存留的问题及其解决之对策
通过与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关于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存有重大的缺陷。兹分述如下：
(一)没有明确对不动产相邻人之“容忍义务”及其程度
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作为相邻关系的一种类型，旨在调整相邻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因不可量物之侵入所生损害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而民法规定相邻关系制度之目的在于对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扩张或限制，为其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利于生产生活之进行。现代社会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生产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们之间的相互权利也变得交错复杂，有关土地等不动产的权利行使也会在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之间造成冲突状态。此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外在标准解决此类冲突，必致影响人类社会生活之安定。因而近现代民法特别强调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特别是在不可量物致害的场合，考虑到不可量物性质的特殊性，尤其如此。当不可量物的产生是由于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工业生产或必需之生活造成时，对于遭受其侵入的相邻人应承担合理限度之内的容忍义务，而不得立即请求不可量物产生源的人或单位停止侵害、消除妨害、赔偿损失。这是因为，“人类生产或生活中上述不可量物之使用或生成，必然要产生一定的散发问题，因而采取绝对禁止主义，人类的生产、生活必将遭受极大妨碍而无法正常进行”。
不动产相邻人所应承受的一定限度的容忍义务，是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当然，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如果不可量物的侵入在客观上超过了容忍之限度，相邻受害人即可要求产生不可量物的主体停止侵害、消除妨害、赔偿损失。但是由于不同种类的不可量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各有不同，不同类别的不可量物的限制排放标准也有所不同，即使同种不可量物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生活环境也有不同的限制要求，因而客观上无法统一规定不动产相邻人之容忍义务的程度，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与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相对应的是不可量物产生源的人所负有的“适度排
放义务”。容忍之限度即为不可量物排放之限度，如果超过了此种必要之限度，则形成了“过度性”或“异常性”。此种“过度性”或“异常性”即是引起不可量物侵害责任的实质要件，即“一方导致另一方的损害超过了相邻关系通常的忍受限度”。由于立法对不可量物的排放或散布的“过度性”或“异常性”无法规定统一的判定标准，因而需要法律作出相应的原则性规定，并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一旦此类纠纷诉诸司法，就需要法官根据不动产通常的利用方式、损害回避或减轻的可能性、不可量物侵入的致损程度、侵害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通过行使妥当的自由裁量权作出裁判、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的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以及相对方的适度排放义务没有明确规定，此类问题的解决全赖于法官个人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权力，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长远大局当然是权宜之计。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世界先进立法接轨，有必要在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或补充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以及相对人的适度排放义务，以期为不动产相邻人提供必要的行为规范，也为法官的司法活动提供必要的裁判规范。
(二)对于不可量物受害人的法律救济体系还缺乏统一认识
如上所述，不动产相邻人的容忍义务是存有合理限度的，如果不可量物的侵入超过了“适度性”而达到了“过度性”，则就产生了不可量物侵害责任的法律问题，有必要对受害人予以法律手段的救济。传统私法对于民事权利的救济，通常是赋予受害人享有对于相对人的请求权，此种请求权可直接向相对人为之，也可向司法机关为之。请求权基于基础权利而发生，此种基础权利可以是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当不可量物的侵入超过了“适度性”造成了相邻人的损害时，自应赋予受害人享有此等请求权。
我国有学者主张，应通过明确规定不可量物之受害人同时享有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方式，对其予以完满的司法救济。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可量物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另一方可依据相邻关系的规定请求排除妨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基于侵权而提讼。还有学者认为，不可量物受害人可以直接基于环境权和人格权而提起保护请求权，在更为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基于相邻权提出保护。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对不可量物受害人的法律救济体系模式的建立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种学说上的差异导致了立法上的疏漏和不完整，进而影响到了在社会现实中和司法实务上对于不可量物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采取严格僵硬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赋予受害人更为广阔和开放的法律救济手段，而所有的救济手段又必须以保护受害人的居家安宁、兼顾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衡平为宗旨，切实实现法律的实质公平，这也符合现代民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要求，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这是因为，民法上的不同救济手段都有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上的限制，如果严格限定不可量物受害人仅能依据某一种救济手段来主张保护，势必不利于从根本上实现对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民法的实质正义也将得不到实现。如物上请求权行使的条件是“物”的现实存在并且于物权的实现上存有妨害，如果“物”毁损灭失了或失去了原有用途，则应求助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并且其行为具有违法性，按照一般侵权行为的举证规则，构成侵权责任的所有要件均应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这些都将对受害人之权利的保护构成重大妨碍。
如果不可量物的侵害超过了受害人必要的容忍限度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直接基于相邻关系制度向侵害人主张，请求其采取补救措施以排除妨害、减少侵害，恢复生活的常态。因此，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笔者的建议是：只要不可量物的侵入超过了“适度性”的界限，不动产相邻之受害人均可以基于其对于不动产享有的各种基础权利而得到保护。如其对不动产享有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租赁权以及环境权、人格权等等，也可以直接基于相邻关系之规定而获得保护，从而为受害人提供了一个完整、周密、切实可行的法律救济体系和框架。从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来看，也没有对不可量物受害人的法律请求权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更是直接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将产生过度不可量物的人的行为纳入侵权行为法的“私益妨害制度”中加以解决。
(三)学理上和立法上没有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做妥当区分
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是两个既有着密切联系又存在性质上差异的法律制度。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属于民法上的相邻关系范畴，是一种私法制度；而环境保护制度则是一种公法制度，主要是属于行政法律制度的范畴。由此也导致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范围、所涵括的外延、救济方式和手段、责任成立的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在学理上和立法上予以区分。
由于不可量物在性质上不同于一般的有形有体物，以致于不可量物侵害与一般的环境污染很相似，在有的情况下确实无法将二者予以明确区分，这也导致了我国许多学者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混同起来。如柳经纬教授主编的《民法学》教材中写道：“相邻环保关系，相邻一方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设施，应与邻人生产、生活的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特别是在建造该有害气体、液体等设施时，还应采取严格的预防和应急措施，一旦造成邻人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同时，相邻各方不得以持续的噪音、喧嚣和震动等妨碍别人，对超过一定限度，邻人有权提出异议，请求采取防止损害发生的措施。”陈信勇等人编著的《物权法》教材中也阐述道：“相邻一方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设施，应与邻人生产、生活的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特别是在建造该有害气体、液体等设施时，还应采取严格的预防和应急措施，一旦造成周围单位、居民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无论有无过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只学理上如此，我国有关立法也将民事法律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予以混合规定。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环境保护制度混同起来或者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纳入到环境保护制度之中的缺点是：未能充分彰显这两种制度各自的制度价值和独特功能，不能将公法上的环境责任适用于私法上特定主体之间的不可量物侵害责任关系，或是相反，理由如上所述。
笔者认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从理论上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广义的环境保护制度进行区分，明确各自的适用范围、救济方法和制度目的，以便为立法上对二者进行妥当区分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当然，为了实现对于不可量物受害人更完善的法律救济，在必要情况下，受害人也可以通过公法上的环境保护手段来救济自己的私权损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法上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与公法上的环境保护制度之间并无绝对的界分标准，但是也绝不能将二者予以混同，而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区分的前提下，透过具体的事实情形来判别所应主张或者适用的法律依据，以期实现法律扶助社会弱者、匡扶社会正义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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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容性的定义篇10
胡塞尔从人的意识活动角度来考察意义问题,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语言表达式的本质在于它的意义”(胡塞尔1970)。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表达式是在人们的意义意向活动中构成的。意义不是外在的现象,也不是意识活动自身,而是意识活动的内容。语词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只有表达思想的语词才是有意义的。胡塞尔意义理论的立足点是,语言本身不能产生意义,意义源于意识中给予意义的意向行为。语言承载着这一行为,充当着通往这一行为所意指的东西即意义的桥梁。意义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达层面,必须深入到意识层面,以揭示意义形式的内在机制。换言之,意义是人交际过程的主要部分,它与人的意识活动紧密相连。没有人的理智活动授予语词一定的意义,语词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物理标记和声音,因此语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意识活动。意义的本质在于某种意向,它能够意向地“指向”任何东西。意识活动的指向性是意向性的本质,指向性是多维的,这就决定了意识活动的多重性,即意义的多样性。由此,胡塞尔把意义范畴由语言领域向整个意识领域扩展。正是通过意义对象才能够成为意识的对象,意义是主体能把握的真正知识客体,离开意义,对象就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
胡塞尔从语言表述入手来探讨意义。表述是有意义的符号,但意义并非符号本身固有,符号本身只是物理现象(语音或文字),唯有凭借意识授予意义的行为,这种无意义的物理现象才获得意义,从而成为表达。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表达式是在人们的意义意向活动中构成的。人之所以拥有语言,不是因为人们需要交流,而是因为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能够进行意指活动的、有思想的存在者。“表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当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人的意识中,人体验着这句话的意义。换言之,存在一个意识中的意指活动,存在一个意谓者对他们意指东西的当场体验。这就意味着,当人在意指的时候,他在同一时刻也体验着意指活动和被意指的东西,即意义或意向对象。
意向意义构成了表述的现象学特征,表述的本质特性蕴涵于意向意义之中。“每个意向活动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意义。”(胡塞尔1996:313)例如,当我们的意识在进行描述、判断、怀疑、肯定、愿望等活动时,它们就产生了我们表达式的意义,即陈述、疑问、祈使的意义等。表达式的意义就是该意识活动的意义。表述与意识活动紧密相连,一方面,意识活动形式通过表述来呈现;另一方面,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特征又决定了语言表达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表述是借助于它的意义来指称它的对象的。“表述”这一概念包含表述的物理部分和行为部分。任何一个表述都包含语音和赋予这个语音的意指行为两部分。胡塞尔把“表述”这一概念剥离为4个层次:(1)物理方面,表述的是声音、文字;(2)行为方面,即意向行为,使得一个物理声音成为语音,成为“表述”的那种意向行为、思想意向(此层次又分两层:一是给予意义的意向行为,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二是去充实这个意义的意向行为,叫充实意向);(3)“意义”本身,意义本身是由最基本的、给予意义的意向行为激活感觉材料,然后构成的一个纯意义;(4)意义所指称的对象。(张祥龙2003:163)例如,在“这张纸是红色的”这一表述中,首先,剥离出它的物理声音;其次,剥离出“我想”(我认为、我感到)这一意向行为;再次,意向行为本身激活现实的感觉材料;最后,显现出所指称的对象——现实的这张纸。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胡塞尔从语言表述入手来探讨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存在依赖于语言,意义有自己存在和呈现的领域,它是先于语言的。具有意向性结构的意识行为包括知觉、记忆、想象等,表述只是与其平行的一个行为层次。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行为,语言表达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这种意向结构可以赋予意识的其他一切层次的意向内容以相应的概念形式,从而把这些非概念的意义转变为概念性的意义。因此,表达不是生产性的,表达式的意义仅是内在意识行为意义的概念性显示。表达式的意义即意识结构中的意向内容。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意向活动都有一个意义,意向活动根据它的意义指向它的对象。基于此,胡塞尔认为,意向性活动意义与语言表达之间是平行的关系。(胡塞尔1998:65)语言的表达只是意识活动指向的一种映射,语言表达式的结构和意识活动的指向结构是相似的:一方面,每一意向活动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意识活动的意义。表述之所以为表述,其前提就是被意向活动激活。意向性授予意义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使每一语词不再是纸上的符号或声音,而是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并与对象有了确定的关系。
大多数心理状态都与某种事态或对象相关。心理状态的“指向性”就是“意向性”。意向性不是来自于语言,相反,语言逻辑上源于意向性。我们用“想法”、“意愿”等意向状态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比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基础。因此,不是所有的思维过程都能形成言语表述,但言语表述的出现总是意向活动的结果。意向性是我们的心智对事实或可能世界客体的指向性,而意向状态又与一定的概念系统相对应。表达意向状态最主要的自然语言手段是心理谓词(如думать,стремлять,опасаться)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抽象名词(如мнение,стремление,опасение)。这些词也被称为“状态”谓词,指仅与主体“我”相关的状态(Степанов1985:204)。
意向性通过意识在人的行为中也多有体现。Ю.Д.Апресян在系统描写语言中人的行为时指出,人的行为主要分为生理的、心智的和言语的三大类。而且,人同时具有一些特定的状态,如感知、愿望、知识、想法、情感等。这些状态是人以一定的方式来反应外部或内部世界的结果。这三大类行为与特定的状态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的8种基本状态系统:生理感知,生理状态,生理反应,生理活动和行为,愿望(想、试图、不得不、忍不住等),思维、心智行为(想象、认为、理解、意识、直觉、醒悟、领会、知晓、相信、猜测、怀疑、记得、想起、忘记等),情感,言语(报道、承诺、询问、要求、命令、建议、解释、咒骂、表扬等)(Апресян1995:45)。
表述作为意向行为的语言体现,一方面,可以表征不同的意向状态;另一方面,它也是不同意向状态相互作用的结果。被表征的意向状态的意向性通常与表述本身的意向性在某些方面是等同的。一般情况下,被表征的意向状态的主体与表述的主体是一致的。如“Ябоюсь,чтобыоннеопоздал”这一表述通过谓词“бояться”表征“担心”这样一个意向状态,该意向状态是有内容的。这个表述本身的意向性主要是通过这个谓词体现。当然,作为表述,它还有一定的对象,所以,表述的形成还有另一个意向状态(愿望)的作用:说话人希望受话人知道自己的观点(Яхочу,чтобыонзнал,чтоябоюсь,чтобыоннеопоздал)。表述所体现的这种愿望意向状态与言语状态类似,具有一定的自明性(Ябоюсь,чтобыоннеопоздал=Яговорю,чтоябоюсь,чтобыоннеопоздал)。研究不同的心智行为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意向状态是意向性研究的重要方面。表述的意向性并不只是通过一些意向状态词明显地表达出来,在语言中还有一些隐含意向信息的语言手段,如施为动词、情态谓词、不定代词、插入语、语气词和疑问句等。
现象学还原的第一层含义是悬置或中止判断。胡塞尔的现象学始终贯穿着“悬置”的思路。但“悬置”并不等于“还原”,悬置之后现象本身的自由显现才是“还原”。“悬置”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把我们以前的理论预设都悬置起来,把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存在”性的习惯性信仰,即自然主义的态度都悬置起来。“悬置”意味着为我们关于世界实在性的全部信念加上括号或者使它们中止作用。悬置的作用就在于,它赋予我们一个全新的、非自然的视角——先验的视角,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够首次把“先验主体性”作为解决诸多事实与问题的全新领域来考察。
在探寻意义根源的道路上,胡塞尔逐步形成了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两种思想。把现象直接认作纯粹意识,把纯粹意识认作真正的现象,即将认识和存在完全归属于内在的意识,只有纯粹意识现象中直观的本质,以及这种现象作为本质的直接呈现,才是所谓的“本质还原”、“本质直观”,即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先验还原则从主体方面悬置掉经验自身及个别体验,最后只剩下本质,“先验还原”意味着把我们的哲学探求限定在“主体性”领域之内。在经过了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之后所剩余的纯粹意识所具有的一个本质特性便是意向性。胡塞尔就此写道:“意向性是一般本质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意向性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胡塞尔1992:210)。
现象学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寻求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是先验的纯粹逻辑,存在于纯粹意识中。由于纯粹意识或现象所显现的是直接经验中各种变化不定的东西,因此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才能从变动不居的意识流中把握稳定的内在本质和结构,从而获得终极真理。在现象学还原后,客体已不再是超越纯粹意识之外的自在客体,而是作为内在的意识对象为先验现象学所考察。俄罗斯学者В.В.Колесов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对语义三角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Колесов2003:449—451)。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是,必须把感觉经验转变为纯粹意识,借助先验现象学的还原、自然观点被抛弃,先验观点被接受(现象学还原的三次模式如图1、图2、图3所示)。
图1展示的是第一次还原。该图中起始物质点(вещнаяточка),即真实物质点是会话事件,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位于两条平行线处,两者以符号为中介。三位一体的三要素成分依次排列为:物体—符号—主体,它们在换喻的基础上进行第一次还原,思想的承载者被思想本身所替代。其结果当然是接近了本质,但它还不是本质的东西,还不是现象-事件。现象作为一个事实是自然存在的,它使物质符号具有象征意义:物体—标记—思想。这样,便出现了第二次还原。
第一次还原后,符号无所标记,只是象征地体现着思想,而且这个符号象征本身是以物体形式出现的,是一个具有该物体非固有意义的实体。在接下来逐渐接近实质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与物体无关的又一次还原。从哲学意义上讲,这次还原既改变了思想本身(思想已转换为概念),也改变了象征符号的内容(符号已转换为名称)。思想与符号、思想与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常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角度的不同。几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意义指的是符号对概念的关系,物体意义指的是概念对客体的关系,含义指的是符号对客体的关系。到此为止,现象学还原还没有结束,因为对含义而言的思想关系中还没有抛弃物体的“物质性”,与物体并存的还有概念和名称的思想内涵,为此,还需要进行第三次还原。
如果说第一次还原是从词的音响形式,即词的物质形式着手的,那么现在的论述对象是词的内容形式。词的内容形式作为词语义结构中的核心部分,是在词的物质中形成的。所指物/非所指物和所指/非所指之间的关系就体现在词的内容形式中。形象指的是存在着物体的意义,但缺少现实的物体(虚指),如русалка,кикимора,баба-яга.概念指的是既存在着物体,又具有物体的意义,如женщина,красавица,баба.象征指的是用别的名称来命名的物体,如богиня,象征也可具有形象性,如上述的русалка,кикимора,баба-яга等。浅层概念(понятие)作为显现出的深层概念(концепт),形象作为显现出的象征,它们只是在文化文本中才具有相互联系,并且被记录在上下文中。只有在形象中才能揭示象征,只有借助于浅层概念的中介作用才能理解深层概念。
综上所述,现象学三次还原的过程为:符号—词—词位—概念。第一次还原是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还原,其目的是消除语言内容;第二次还原是从语言内容辩证地过渡到词的内容形式;第三次还原的结果是达到还原的终点,即“剥离”出概念。现象学的三次还原图勾画出了成分是如何朝着“概念”这一方向运动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揭示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规律:一切都源于概念,最终又返回到概念之中。尽管В.В.Колесов阐释的现象学还原图还存在着某些缺陷(比如,接近概念的实质时,会失去对物质和世界色彩及外形的知觉),但通过还原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事物的实质,达到了纯粹的意识境界。这种方法对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大有裨益(郅友昌2006)。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20世纪哲学活动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狄尔泰认为它是“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做出的第一个伟大进步”(李蜀人2001)。现象学对意识行为的分析,既承接了西方哲学中对意识行为理性分析的传统,又将情感、意愿等所谓的非理性因素统摄到了意识行为之中,这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