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定义篇1
关键词：出租方；初始直接费用；未实现融资收益；融资租赁资产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13202
新租赁准则改变了原有准则中将初始直接费用当期费用化的处理，而是在租赁开始日将其资本化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笔者认为，将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本意是为将初始直接费用在租赁期间分期摊销，更好体现配比原则，同时也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趋同。然而，此规定也使得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确认不符合融资租赁出租方的现金流量分析，其对于未实现融资收益的规定也与租赁准则第13条存在矛盾之处。另外当出租人转出租赁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不等时，准则并未给出相关的处理原则与方法。
1出租方的初始直接费用是否应该债权化
会计准则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将初始直接费用与最低租赁收款额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即把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为债权。由此引发的最大弊病就是对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理解问题。应收融资租赁款作为出租人的一项债权，表明出租人在未来期间有收回的权利。首先，这违背了初始直接费用的费用属性。出租方的初始直接费用是指在出租方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费用，主要包括手续费、印花税、差旅费等。其本质上是一种费用，而非债权。其次，由于权利的非独立存在性，则意味着债务人即承租方有偿还的义务。但是，初始直接费用作为出租人租赁投资发生的辅助费用，是其未来取得收益的代价之一，是由出租人自行承担的一项开支，承租人并没有偿还该笔费用的义务。如果现实中承租方承诺补偿，那么往往也是以后续租金的形式予以补偿，出租方在确定租金费用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最低租赁收款额中除了包含租出资产的本金与利息外，还包含了初始直接费用的本金与利息，因此长期应收款反映的金额应该是最低租赁收款额，而非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长期应收款不仅存在逻辑上的混乱，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为实现融资收益的计算。
2准则第13条与第18条之间的矛盾
根据租赁准则第18条，未实现融资收益为租赁开始日出租人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即：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初始直接费用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由于初始直接费用为付现费用，所以上式可整理为：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①
除租赁准则定义了未实现融资收益外，财政部颁布的《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中，对“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的主要账务处理也进行了规范，提出采用倒挤法确定未实现融资收益金额。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
未担保余值（未担保余值）
贷：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
未实现融资收益（借贷双方差额）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②
令②=①，即有：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整理可得：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出租人采用实际利率法分配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应当将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配率。租赁准则第13条规定，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即以内含利率为折现率时，有以下等式：
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未担保余值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④
对于出租人的一项租赁投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是现金流出，最低租赁收款额和未担保余值是未来的现金流入，租赁内含利率就是使未来现金流入量的现值等于租赁初始投资时的折现率，也是出租方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租赁收入的分摊率，其实质是出租方租赁投资的报酬率。很显然，③式与④式出现矛盾，也即准则第18条与第13条存在矛盾，以租赁内含利率作为分摊率分摊未实现融资收益最终也不能将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全部摊销完毕。
对此，《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进行了如下调整规定：由于在计算内含报酬率时，已考虑了初始直接费用因素，为了避免未实现融资收益高估，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初始直接费用）
贷：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初始直接费用）
调整后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即为：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⑤
令⑤=①，即得到：
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整理可得：
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⑥
⑥式与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式④完全一致，也实现了定义法与倒挤法的统一。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在以租赁内含利率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摊率时，未实现融资收益账户在租赁期届满时结为零，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准则内部保持一致。解释中所给的未实现融资收益调整说明，意味将初始直接费用从原确认的债权中予以注销，同时减少未实现融资收益的确认价值，这就等同于初始直接费用不需要计入长期应收款中。出租人在将初始直接费用确认为一项债权后随即对其进行冲销的做法，似乎有些多此一举。
3融资租赁资产是否应以账面价值转出
在融资租赁中，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相等的情形时有发生，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并未规定对此如何处理。应用指南的附录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按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科目，按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或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融资租赁资产”科目与“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整体反映的数额到底代表什么含义？此外，出租方转出融资租赁资产时若以公允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那么当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不等时，“融资租赁资产”科目在租赁资产已经转移的情况下将仍有余额，而这显然是有违事实、有违合理性的。相反的，若以账面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将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融资租赁资产”科目将结平，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会计处理时，“融资租赁资产”科目与因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差额确认的“营业外支出”或“营业外收入”科目整体反映的正是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4融资租赁出租方初始确认的改进意见
4.1初始直接费用不应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的混乱才使得在应收融资租赁款、未实现融资收益及内含利率的理解与计算上出现了混乱。归根结底，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重新定义初始直接费用的计量，即初始直接费用不应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出租方的初始直接费用作为其租赁投资，获取租赁收益而支付的一项代价，应由其自行承担，承租人无偿还义务，将其计入长期应收款不符合债权的本质属性。另外，出租人在确定租金收入时，势必会把自身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考虑在内，实际上它也就演化成了租赁租金的一部分，随以后各期间租金的收取而得到补偿。同时，根据内含利率的定义可以知道，最低租赁收款额实际上是包含了初始直接费用在内的，二者为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若将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则意味着其二者为并列关系，显然存在造成了逻辑上的不合理与互相矛盾。所以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应该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这样修改后的租赁准则第18号与第13号也就不存在互相矛盾的问题了。租赁期开始日，出租方确认的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即为出租人在未来期间能够收回的本息和，本金实质上为出租人所付出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未来收益与本金的差则是由于货币时间价值带来的利息收益，在此体现为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以租赁内含利率为折现率得到的现值即为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这也正好与租赁准则13号中内含利率的定义相符。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未实现融资收益通过倒挤法则为：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⑦
根据内含利率定义式有：
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初始直接费用=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所以⑦式变为：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⑧
⑧式正是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定义式，由此实现了倒挤法与定义法的统一，也不会出现未实现融资收益被高估的问题，在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初始确认时无需进行调整。
由此可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时不考虑初始直接费用能够完善租赁准则的不合理性，消除准则内部相关规定的矛盾与混乱关系，简化出租人的初始确认，提高其会计处理的明晰性。
4.2按账面价值转出融资租赁资产
对于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可能与其账面价值相等也可能不等。当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等时，应用指南附录规定以公允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在出租方已转出资产时，其“融资租赁资产”科目仍有余额，这显然有失事实性与合理性，也不符合我国会计人员的思维。所以，本文认为，应以账面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科目，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营业外收支。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融资租赁租赁期开始日，出租方的会计处理应为：
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最低租赁收款额）
未担保余值（未担保余值）
营业外支出（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贷：融资租赁资产（账面价值）
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
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未实现融资收益（借贷双方差额）
参考文献
[1]吕敏蓉，吕闽晖.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处理方法比较与思考[J].财会月刊，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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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直接融资定义篇2
关键词：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融资风险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已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中仅仅依靠企业的自有资本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需要,而通过资本经营,利用财务杠杆,在短期内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就成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十分狭窄,除少数大型知名企业,一般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十分有限。总的来说,企业所获资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源融资;二是企业外源融资。其现实状况是:
(一)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中“内部资金比率”(内部资金/外部资金)普遍偏高
大量资金都来源于企业的自我积累,不易获得外部投资,造成企业只能转向内部挖掘潜力。
(二)我国中小企业通过间接融资方式所获资金数量非常有限
根据近两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投放量仅占全部贷款的4.65%,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约占1/3的比重形成强烈反差。中小企业之所以难以取得贷款,与其对贷款需求“急、频、少、高”的基本特性相联系。同时由于各大国有商业银行沿袭传统,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沦为“二等公民”。另外中小企业建立时间相对较短、规模较小、资信等级比较低,使得银行不愿为其贷款。
(三)从直接融资来看,中小企业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获取资金的寥寥无几
种种现象表明我国中小企业以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难度很大、比例极低。主要原因: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规模有限;二是中小企业规模小,管理不规范,信用基础不稳定,风险集中;三是多数中小企业不是国家支柱产业,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在僧多粥少的环境中难以占领一席之地。
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中小企业尚未建立外部市场融资机制,基本上是内部融资、自我滚雪球式的发展,致使企业很难形成规模生产。这种状况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不了中小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融资要求。
二、企业直接融资风险的涵义
风险一般泛指遭受各种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风险是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某一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财务的角度来说,风险就是无法达到预期报酬的可能性。融资风险的大小主要通过风险成本来反映。企业融资的风险成本主要包括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
财务困境成本的内涵要比破产成本宽泛。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未得到偿付的债权人有权利以合同被违反为理由要求企业在正式向法庭申请破产前,通过一系列非常行动,主要包括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使企业免于破产,维持企业继续经营的能力。财务困境成本包括三部分:一是法律、管理和咨询费用;二是间接成本,包括因财务困境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降低,至少是对企业产品需求的减少;三是管理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直接融资定义篇3
中国央行2011年引入了新的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即“社会融资总量”，本刊曾对此进行专题报道。3月7日，央行网站发文阐述了这一新调控目标。社会融资总量能更全面地反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但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指标，其是否能担当货币调控的中介目标，在报道发出后，也出现多种不同的质疑声音。特此刊出以供探讨。
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或称中介目标，只能是调节货币投放总量和投放节奏。因此，正确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准确把握货币投放渠道和货币总量的控制标准，必须增强货币调控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明确货币投放渠道与社会融资渠道的不同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融资渠道中准确区分出和把握好货币投放渠道，才能有效地实施货币投放控制。
货币有多种投放渠道，中央银行印制并投入到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只是货币总量中所谓的“流通中现金”，在整个社会货币总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当今社会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一、中央银行或者其指定的发钞银行收购储备物资而投放货币；二、中央银行直接对政府提供透支或购买政府债券，或者直接购买企业股票、债券、票据等；三、商业银行等贷款类金融机构对政府、企业等非金融机构类筹资人提供的间接融资，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各国货币投放中，贷款都是最主要的渠道。
当然，从增加货币投放的角度看，只看到银行贷款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银行金融直接购买的非银行机构发行的股票、债券等，以及非银行类贷款机构提供的贷款或间接融资。所以，央行在控制货币投放时，只盯住贷款是不够的。还应该将所有提供间接融资，甚至包括银行假借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代客理财等方式发放的贷款，都应纳入货币投放的统计和监控范围。因此，也可以考虑在监管上将间接融资统一命名为“广义贷款”。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货币的投放渠道与社会的融资渠道并不完全相同，货币投放渠道只是社会融资渠道的一部分。其中，按照投、融资双方是否直接转让货币所有权、是否增加社会货币总量区分，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由于只会转移货币所有权和购买力，而不会增加新的货币购买力，社会货币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并不属于货币投放渠道，不应纳入货币投放监控的范围。
而社会货币总量应该包括流通中现金及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第三方支付公司等）吸收的社会存款总额。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社会货币总量，应该是最广义的货币总量。
考虑到间接融资可以创造货币的特性，为避免货币虚增，有必要将贷款以及其他类似贷款的投放总量，即广义贷款总量控制在社会净存款（广义货币总量-广义贷款总量）的100%的水平，或者将广义贷款总量控制在广义货币总量的50%。这也就应该是货币总量控制的一般标准。
当然，在刺激经济增长、缓解通货紧缩时，这一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在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经济增长时，这一比例可以适当降低。但长期来看总体上应维持在一般的控制水平。从这一标准看，现在中国监管部门确定的商业银行75%的贷存比高限已经偏高了。
如前所述，货币总量控制的一般标准是广义贷款总量控制的社会货币总量的50%上下。由于随着金融的发展，间接融资的渠道或方式也在不断丰富，现在仅仅控制银行贷款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把各种间接融资渠道都纳入控制范围。这就需要对现有的融资方式进行认真的梳理，把各种实际上属于间接融资的货币投放都要甄别出来，纳入广义贷款投放监控范围。
在实施货币总量控制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不能忽视而需要调控的，就是货币储备物的规模。目前，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外汇储备的调整。从独立的货币政策角度看，货币储备物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购入的货币储备物越多，投放的货币就越多。
这部分货币投放会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存款，而存款又会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提供支持，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
在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完全应该严格控制新增外汇收购，控制外币占款和相应货币投放的增长。同时，应进一步放宽企业和居民购买外汇和使用外汇的限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扩大国内外汇需求。
要严格控制境内外汇贷款的发放，推动企业和个人向国家购买外汇，尽可能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实行完全可兑换，从而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海外人民币购买当地货币的市场需求，进而压低人民币汇率，抑制热钱流入，控制乃至压缩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损失规模。
动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大量进口国内需要的商品或物资，扩大市场供应，打压过快上涨的物价，并压缩外汇储备，回笼过多的货币，真正发挥货币储备物平抑币值的作用。
直接融资定义篇4
关键词：融资次序熊彼特-希克斯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梅叶斯-梅吉拉夫（myers-majluf）模型，在信息不对称因而可能带来逆向选择的情况下，企业存在一个最优的融资次序（pecking-order），即融资首先通过内部资金，然后再通过低风险的债券，最后才不得不采用股票。他们的理论得到西方国家企业融资行为的经验支持（如表1）。1978-1985年间，在美国和德国，公司融资额的60%以上依靠内部完成的；由于有特殊的“主银行”制度安排，日本的债权融资比重极高，达到62.1`%，相应内部融资比重则较美国和德国低。但不管怎样，股权融资方式在三个国家中都只占极小比重，不到融资总额的4%。
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公司外部融资的考察也符合主流融资次序理论。表2显示了1980-1997年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外部融资结构。不管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韩国、印度、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直接融资额（包括债券和股票）所占的比重都不到15%，公司的主要外部融资途径是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一般国家都高达90%以上。
但是，对我国国有企业外部融资结构的考察却发现与普遍融资次序倒置的情况，表3提供了1991-2000年间我国公司①外部融资结构的情况。自1990年12月我国证券市场正式成立以来（时光等，2000，p.11）,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融资②比重已由1991年的14.16%直线上升，到1999年，以证券方式的直接融资首次超过了间接融资，二者的比例关系为50.1：49.9,2000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54∶41.46。由此不难发现，国有企业事实上最先采取的是股权融资，然后是债权，最后万不得已才是内部融资。
这一与正统资本结构理论背离的现象，蕴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对它的探讨将会加深人们对我国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对股东权益的保护等问题的认识。
二、国有企业的特殊
融资偏好：实证分析
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作为制度安排将会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因此，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考察应当置于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才能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
依据“熊彼特-希克斯命题”，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③为了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使被统治者服从，抵御潜在竞争者的挑战，中央政府必须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为维持和提高义理性，国家需要组织公共产品的生产。而生产和分配公共物品需要国家有足够财力的支撑，因此，财政预算往往成为国家追求义理性的约束条件。（张宇燕、何帆，1998，p.14）高的税收固然为生产更多的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会招致公民的不满，降低政权的义理性。更为严重的是，依据瓦格纳定律，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而从长期来看，国家的财政支出将会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国家寻求缓解财政压力的努力成为国家做出改变产权规则的直接动因。（张宇燕、何帆，1998，p.15）既然直接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会降低中央政府的义理性，那么，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甩包袱”，即通过减少承担生产公共物品的数量以缩减支出，对中央政府来说将是合理的选择。当然，政府如果能以一种公民反应较为平和的方式对“新财富征税”，也将是可行的。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我国国有企业能够持续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向国家提供净值为正的收益，无论政府需要向国有企业提供多大比重的财政支出，对国有企业主要从财政融资的方式进行改变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维持原有的方式还可以为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但事实却是，从1978年起一些国有企业就开始亏损，并且亏损面不断加大。从表4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到1987年，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对企业进行的投资已经不能取得正的收益，国家财政当年对企业的投资与企业当年的亏损额相抵净亏10.83亿元，此后一直是负值，到1998年达到历史性的最高点，净亏1983.72亿元。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支差额不断加大，财政赤字由1987年的62.83亿元不断上升，到1998年已达922.23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鉴于财政支出长期有20%以上属于直接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资金（1987年以前），中央政府试图减少国有企业对中央财政的压力就是必然的。政府不仅一有机会就考虑将国有企业下放给地方，而且也努力开掘能够维持国有企业的“新税源”。由于我国居民大量的金融剩余聚集在垄断的国有银行系统，首先让国有企业从银行融资以缓解不断增大的财政压力，就是中央政府合乎逻辑的选择了。因此，爱德华•S.肖（1973，p160）认为，此时的金融交易已经不是一种基于效率的行为，而是异化为一种特殊的国家财政活动。一方面，国有企业借助于低利率获得大量补贴讲直接增加其收益，从而国家财政收入也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定利率抵于市场利率，居民实际上被征了税”（尼古拉斯•R.拉迪，1999；p10）。但是，随着国有企业亏损的加重，在国有银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呆坏账。欠债还钱，国有银行事实上积累了大量对广大居民无法清偿的债务。中央政府发现，长期如此，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金融动荡，危及社会的稳定。鉴于国家是国有银行事实上的担保者，到时可能还得依靠财政来出钱解决银行过高的坏账。因此，一个分散风险的措施是必要的。让国有企业上市，不失为一个既可以为国有企业融资以缓解财政压力，又可以分散从而弱化风险冲击的良策。因此，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当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益贡献由20.87亿元（1986年）变为的-10.83亿元（1987年）的时候，1987年1月5日，在上海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开了股票交易价格，随后在深圳也开始了柜台交易（郑振龙等，2000；p.213）。
在正常情况下，风险与收益对等是投资的基本规律。由于外部投资者不了解企业的情况，以收益率不稳定的股权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作为补偿。因此，对企业来讲，以股权方式融资的成本必然高于债权。然而，正是国家财政和银行不堪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负，才将其推向股市，那么可以想象，连成本较低的债权融资本息都无力偿还的企业，怎么有能力向股权投资者兑现支付红利的承诺呢？由于股权事实上是一种不用偿本、可分红可不分红的融资方式，国有企业选择不分红或尽可能地少分红将是可以预见的。如表5所示，我国上市公司以现金派现比例越来越低，已经由1994年的73.2%剧减到1998年的26.2%。
更为糟糕的是，国有企业的低盈利能力不仅无法达到公司价值不断提高的要求，而且还可能使其净资产价值降低。表6提供的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数据表明了这种情况，从1994-1998年公司增长率都是负值，平均增长率竟为-11.2%。大量企业的不分红和公司价值的不断下降，无异于是在对股票购买者进行征税。而如果说这种方式与真正的征税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仅仅在于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获利的幻觉，而且人们可以自愿选择，从而使人们的抵触情绪得以减弱。因此，表面上高成本的融资方式，在我国事实上是低成本的，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偏好股权融资，从而使融资次序倒置的根本原因。
三、一个博弈模型
依据上文的分析，我国国有企业融资次序是由中央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而内生决定的，它实际上包含着中央政府与居民的博弈关系。因此，可以用一个博弈的扩展式来描述我国国有企业选择目前这种融资结构的原因，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省略了支付向量（如图1）。
我们假定中央政府是理性的，它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点，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是必要的，因此，财政压力成为政府主动推进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在国有企业能够为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是由政府决定的④。尽管从理论上说，无论国有企业是盈是亏，都可以有上市和不上市两种选择。但在如果国有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上市只会使普通居民分享本可以归财政所得的收益，政府就不会有动力推进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因此，（上市，买/投资）的选择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在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政府才有足够的动力推进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因为这样可以使政府的财政压力得以暂时缓解。因此，（上市，不买/投机）是均衡解。但是，国有企业整体上的亏损，将使股票购买者不可能通过投资而获益，随着“干中学”效应的显现，一部分购买者将会退出股市，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投机获利。股票购买者的减少使股市的融资能力削弱，部分国有企业可能因此重新回到银行或财政的融资途径；投机盛行则无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所有这些，从长期看来都将使国家无法摆脱财政（或银行）的危机。
令人深思的是，倒是如果国有企业能盈利，那么其上市融资会使股票购买者通过投资获益。长期持有股票的打算将会使股票购买者密切关注公司的治理状况，公司治理结构将会因此得到改进。但是，在我们的逻辑中，这样的情况目前不可出现，这是否就是道格拉斯•诺斯所暗示的“国家悖论”？在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上市或不上市，从长期来讲都无法使财政压力最终缓解。
四、结束语
我国国有企业表面上不合理的融资次序，事实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它是由中央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行为选择所内生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学者单纯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出发，探讨通过改变融资结构和融资次序来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并进而提高经济绩效，是不得要领的。同时，在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股票购买者在除了投机无法获利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真正地关注，因此，对投资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必然是缺乏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的。对此更为深入的分析，则构成后来的研究内容。
注释：
①尽管李建军、田光宁（2000）在《中国融资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一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所讲的“我国公司”就是国有企业，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80%以上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佘运久，2001；p.64），因此，依其上下文所指理解为国有企业应该可以的。
②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以公司债券方式进行直接融资的总额仍然很小。1998年我国有15家公司发行了24.65亿元公司债券，1999年1月1日到11月1日，又有12家公司发行了27.2亿公司债券（郑振龙等，2000年）。因此，这里所指的直接融资可近似地看作股权融资。
③在我国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下就更是如此。
④事实上，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融资次序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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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stitutionarrangementforFiscalDepressing:RethinkingofSoe’sFinancingorderabstract:incontracttotheclassicaltheoryaboutthestructureoffirmfinancing,thefinancingorderofSoesinChinaisreverse.itcontainsprofoundpoliticaleconomicsmeaning.infact
thefinancingorderisdecidedbycentralgovernmentmaximizingitslegitimacyandalleviatingthefinanceaffording.iftheChineseSoes’
直接融资定义篇5
【关键词】内部融资；直接融资；优序融资
一、前言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创造出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从而实现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关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公司的财务结构与其投资决策无关，这意味着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但也削弱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在现实的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融资决策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①合作发表了“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一文，在文中，他们用股利的支付率来度量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与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呈正向关系。之后，许多理财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证明，并得出了相似的企业投资具有融资约束②的结论。后来，大量实证研究又表明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及选择不同方式进行融资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市场价值、经营效率、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的稳定性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与组合所体现的融资效率的差异是可以比较的③。既然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具有效率上的差异，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对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筹资方式和内部筹资方式。所谓内部筹资是指从企业内部开辟资金来源，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有企业的折旧和留存盈余；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节省交易费用，可以避免同外部投资者的交涉及签署相应的条款。所谓外部筹资，是指从企业本身以外的对象筹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④。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债务融资，即通过银行或者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二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还可以分为间接债务融资和直接债务融资。间接债务融资是指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融资；而直接债务融资一般是指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外部筹资中的直接债务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又统称为直接融资。外部融资既是企业融资的一种途径，也是公司所有者向外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
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直接融资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企业自主融资提供了条件。然而，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传递效率、市场竞争结构、社会大众的成熟度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对内部融资方式和外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但是缺乏对资本成本的正确理解，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
在我国，自1993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国家股东进行过红利分配⑤。国企将大量的利润予以留存，国有企业即使已成为上市公司也大多选择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而将大量现金予以留存。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企业的需求，出于减轻外部融资约束的考虑，企业倾向于不支付或少支付现金股利。同时，由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不稳固，对外部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渠道还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如果企业的内部资金来源不足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而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他们并不开放，申请上市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难度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比较依赖内部融资方式的现状。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成本的理解往往只是基于表面的观察。即借来的债务是有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是资本成本的典型代表；而不分派现金股利形成的留存收益是自有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这是对资本成本概念的错误理解，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偏好，资产负债率低，资本使用效率低。
（二）在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仍旧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融资途径。严格来讲，银行贷款属于“私募”融资方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经过一对一的谈判而达成的信贷协议。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不仅在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即使是现在，银行贷款仍是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年至2004年，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情况为：境内股票融资额为8983.46亿元，占境内股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三者的比重为5.21％；银行贷款融资额为161299.98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93.59％；企业债券融资额为2063.49亿元，占三者的比重为1.20％⑥。
虽然，在我国企业可以采用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比如发行股票、公司债等来获得资金的直接融资。即采用通常情况下所谓的“公募”形式⑦，面向公众发行证券。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这种直接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很高。例如：我国企业如果选择直接融资，不仅需要达到一个上市公司的门槛，还需要在融资时支付昂贵的手续费用等酬资成本。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的公信度，从而便于证券的发行，还要求：1.准备直接融资的企业要向社会公众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以便让潜在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前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2.企业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格验证，确认其可以负担必要责任的能力等等。因此，目前，大多数企业外部融资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间接融资的途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很大，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外部融资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三）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上市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
我国企业债券的出现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我国开始正式批准发行企业债券，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得到稳步发展。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顺序是：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外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大特征。造成我国企业关于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优序与国外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企业债券的计划管理体制约束了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务融资工具单一，市场化创新不足，以及社会信用水平较低，债权人企业申请发债的审批程序比申请上市发行股票还要复杂、条件更加严格。二是市场基础不完备，当前股票融资非正常的低成本，使不得不还本付息的股票融资相对于既要还本又要付息的债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关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内部融资、外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
（一）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下，按照剩余股利原则确定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按自由现金流原则来确定企业内部融资的比重
由于企业的留存盈余内部融资事实上是企业股利政策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因此，按照现代股利理论，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企业股利政策应该依据剩余股利原则来制定。所谓的剩余股利原则，是指企业制定股利政策时，首先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然后按照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股利政策和融资活动。在此原则指导下，只有企业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时，企业才会发放现金股利。企业应该把税后净利润首先用来满足那些收益率高于股东最低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然后将剩余的现金流发放给股东。而这所谓的“剩余的现金流”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
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首次对自由现金流量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依据剩余股利原则与自由现金流量原则，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保障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冲突，防止经理人员不经济地运用现金流量（比如投放到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上）甚至是非法地挪用现金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依据资本预算决定的目标资本结构来安排企业的内部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将自由现金流量完全地分派给股东。
（二）依据直接、间接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积极发展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
在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比较时，许多学者以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所占比重的不同，将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主要以日本、德国为代表。根据测算，美国的融资效率平均高于日本和德国1/3。虽然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不高，但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直接与间接金融相互竞争，资本的积累、形成、再生和重组水平很高，因而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高。而日、德两国过分倚重间接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没有形成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配置和组合。
在我国，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直接融资尚不能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加强社会盈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当加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发展直接融资，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增强融资工具的流通性。
（三）以优序融资理论为指导，借助我国不断完善的债券市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比重
关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梅耶斯教授的优序融资理论在西方资本市场的实证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即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如下的优先次序选择融资方式，形成自身的资本结构：1.公司首先偏好于内源性融资；2.由于公司股利政策具有刚性，分红比率很少变动，而公司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经常会出现公司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投资支出的情况，公司由此产生了外部融资的需求；3.在外部融资方式中，公司往往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证券，即首先从公司债开始，其次选择可转债等混合型债券，最后才选择股权性融资。可见，依赖内部融资与债务融资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企业融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资料显示，全球债券市场在2001年上半年共集资9240亿美元，而同期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只筹集了1027亿美元，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约为股市融资的9倍。”⑧正所谓，公司债券是成熟证券市场的“宠儿”。
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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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FazzariSteven，R.GlennHubbardandBrucepetersen.FinancingConstraintsandCorporateinvestment.Brookingpapersoneconomicactivity.1988.141-195.
②关于投资的融资约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融资约束即认为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受到企业融资能力的制约，因而容易造成企业投资不足。第二种是广义的融资约束，它认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是在其一定的融资能力影响下进行的，企业必须在考虑其融资成本对投资决策深刻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可见，广义的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现代企业进行公司理财活动的理论依据。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投资融资约束概念。
③王昕，主编.中国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
④外部筹资的渠道除了金融市场以外还有多种，对于我国企业而言，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国家政府资金，表现为财政拨款或者国家参股的形式。此外，还有外资，即外国政府机构、企业、个人的资金，企业筹措外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债券等等。
⑤1993年至2007年近15年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股东分红，自2007年底起部分国企才开始依据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会同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国家股东进行分红。即根据不同行业，分三类比率进行分红：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分红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
⑥安义宽，著.中国公司债券――功能分析与市场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6）：95。
直接融资定义篇6
在我市，除已上市的企业外，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对直接融资的概念还很模糊，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思路还是空白，企业运作资金的来源还很单一，与现代企业经营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些企业融资难、成本高、发展慢。
为进一步拓宽我市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拟于近期举办2013年企业直接融资系列活动，初步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直接融资洽谈会
一、目的意义
邀请国内外直接融资中介机构、交易机构、创投风投企业等来，与我市有直接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和重点人才项目进行直接融资洽谈。进一步加深对我市经济社会及重点行业、产业的了解，促成直接融资意向，为的企业打开直接融资新局面。争取更多的股权投资企业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
二、活动时间
暂定3月下旬。
三、活动地点
在金陵金鼎、光华国际中进行选择。
四、活动内容
1.宣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直接融资洽谈。
拟上市企业、发行债券企业、场外股权交易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企业与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洽谈；有股权融资需要的企业与创投、风司洽谈。
五、活动对象
1.本市企业
40家以上有股权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和重点人才项目，董事长或总经理；
2.创投企业
30家以上证券业中介机构，创投机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
第二阶段：企业董事长直接融资培训班
一、培训形式
为进一步巩固洽谈会成果，结合多年来针对企业董事长培训的经验，防止代培代会、敷衍了事的情况发生，根据2007年、2011年我市企业上市上海复旦大学培训班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为企业董事长能聚精会神汲取培训知识，拓展直接融资思路，决定采取送出培训、封闭式培训、专题培训。
二、培训时间
暂定3月下旬4月上旬，时间3-4天。
三、培训地点
上海复旦大学。
四、培训主题
企业直接融资的意义、种类及选择；企业上市（包括ipo、新三板、股权托管交易）融资；企业债券（包括企业私募债、企业集合债）融资；私募股权（包括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
五、培训对象
组织动员一批有股权融资需求的重点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拟上市企业董事长，人数控制在40人左右。
直接融资定义篇7
关键词：租赁准则初始直接费用租赁内含利率最低租赁收款额未实现融资收益会计处理方法
1、引言
我国会计准则的修订中将融资租赁方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费用化改为资本化体现了其准则上的合理性和与国际的趋同，在理论上体现出会计处理的科学性。虽然趋同，但CaS21与iaS17及FaS13对于融资租赁中出租方的会计处理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于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和iaS17一样计入长期债权，但对于长期债权的计量却与FaS13一样采用总额法；由总额法产生的未实现融资收益，CaS21与FaS13在处理方式上也不一样，前者考虑了初始直接费用，后者没有。由此，才会产生在实际会计处理过程中的相互矛盾。
2、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性质分析
在融资租赁中，初始直接费用是指租赁双方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税等。
按照国际惯例，对融资租赁中的初始直接费用有两种会计处理方式：一种是直接计入本期损益，另一种是计入租赁费用。我国对融资租赁中的初始直接费用分别承租人和出租人做了不同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规定：在融资租赁下，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租入资产价值，即可以资本化；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在确认各期融资收入时作为收入的调整，计入各期损益。
3、现行准则中对初始直接费用处理存在的问题
新租赁准则对融资租赁过程中双方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进行了重新规定，根据租赁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相比旧准则中的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一是与国际准则趋同，二是更加符合会计的基本理论，但此规定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3.1、初始直接费用列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不合理性
从会计基本理论上讲，每一个会计账户均有其核算的特定经济内容，/应收融资租赁款0从实质上来说应当是企业所享有一种债权.从法律上讲，债权是指一方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它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权，即债权与债务不能单独存在。而从会计角度讲，在不考虑坏账的情况下，企业债权应当能按期收回。事实上，出租方承担的初始直接费用是出租方在租赁开始日因出租资产而发生的辅助费用，是为获取以后各期租赁收益而发生的代价之一，是由出租人自行承担的一项开支，对于承租方而言，承租方没有额外偿还出租方该笔初始直接费用的义务，那么出租方又何来的债权？显而易见，将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0是对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处理的错误理解与应用，不仅让人费解，也会影响相关会计要素的准确计量。实质上，出租人在考虑出租价格时应当已考虑到初始直接费用此项开支的经济补偿，换句话说，出租人每期收回的租金中应当包括对初始直接费用的合理补偿，再将一定不能收回的此项支出列入/应收融资租赁款0是不恰当的。
3.2、影响内含报酬率的正确计算
依据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内含报酬率是指某方案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出量现值的贴现率。具体到融资租赁方案中，未来现金流入量应当包括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未来现金流出量的现值即为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促进租赁形成而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因此，租赁内含报酬率应当是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的折现率。依据准则第十八条规定，租赁内含利率应当是按照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此处将一项未来根本不可能收回任何现金的初始直接费用作为未来现金流入的组成部分，很显然会影响内含报酬率的正确计算。
4、原因探析
导致的这种借贷无法平衡的原因就在于CaS21及相关解释中对初始直接费用处理的规定。CaS21及相关解释中规定：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按照CaS21中租赁内含利率的定义，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中包含了初始直接费用，由此确认的“未实现融资收益”便包含了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
5、具体改进建议
取消初始直接费用作为长期应收款的入账价值，在计算租赁内含利率时考虑初始直接费用。这也符合内含利率的定义，“内含利率”亦称“内涵报酬率”或“内在收益率”，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在其寿命投资周期内按期现值计算的实际可能的投资报酬率。通常它是根据这个报酬率对投资方案的各年现金流入量进行折现，是其未来报酬总现值正好等于折现在同一时点的现金流出总额（原投资金额，在这里我们可看作是租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初始直接费用的总和）。进行这样处理后，初始直接费用在以后各期就无需考虑，相对简化了会计处理。
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最低租赁收款额）
未担保余值（未担保余值）
贷：融资租赁资产（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直接融资定义篇8
一、金融脱媒的定义、产生原因及度量
（一）金融脱媒的定义
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是指当时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银行存款资金流向收益更高的证券资产从而产生的银行资金外流现象(mishkin,2001)。此后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定义，Hester(1969)认为，金融脱媒是交易体系从中间人服务向一个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直接交易的一种转变。Hamilton(1986)则直接将金融脱媒定义为企业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市场上借款行为。Harmes(2001)认为，金融脱媒是指在投资者或金融工具购买者与生产者绕过中介机构直接进行的交易。
国内方面，唐旭(2006)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对金融脱媒进行了定义：狭义是指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流向货币市场工具的现象；广义的定义不仅指存款资金流向高息资产,而且指资金使用方不经过金融中介,直接在货币市场发行短期债务工具的行为。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
（二）金融脱媒产生原因
关于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在肯定金融市场发展、技术进步和金融机构利润驱动等市场因素外，大都认可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是金融脱媒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自美国之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金融脱媒现象通常是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产生的。Roldos(2006)发现,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脱媒现象,加拿大银行法案的修订以及全球和加拿大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驱动力。tan和Goh(2007)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马来西亚金融政策向市场主导转变,金融脱媒现象随之不断加深。
国内银行界在2006年的“金融脱媒背景下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研讨会”的综述中指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脱媒是我国经济转轨阶段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特征。李扬（2007）认为，脱媒现象是中国在确立发展直接融资战略，获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必须接受的事实。
（三）金融脱媒的度量
由于对金融脱媒的定义不同,不同学者关于金融脱媒的度量也不尽相同。Hester（1969）采用金融部门对非金融部门的要求权来度量金融脱媒。Schmidt等人（1999）定义了资产(负债)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两套指标体系来考察金融脱媒。Capelle和Cluppey（2006）采用信贷中介比率与市场中介比率之和用于度量日本1979-2004年间的金融脱媒。其中,信贷中介比率为国内金融机构向国内非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与国内非金融机构全部外部融资的比率；市场中介比率为国内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发行的证券与国内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的比率。
国内关于金融脱媒度量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宋旺和钟正生(2010)借鉴Schmidt等人（1999）定义的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对我国金融脱媒指标进行了度量,并基于mS-aR模型对我国金融脱媒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金融脱媒的度量研究。
二、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以及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一）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Schmidt等人(1999)认为，金融脱媒并不能说明银行的整体功能减弱了，只是使以下两个方面更具现实意义：一是强调脱媒是银行功能在结构上的一种调整，二是表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市场不断分化中其专业化分工趋势加强了，同时也表明银行的混业经营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nissen（2000）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脱媒的结果并不是金融机构（银行）媒介作用的消失或危机，反而会在促使媒介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使新的中介组织被不断创新出来，形成“脱媒校正”效应，“脱媒校正”是“银行脱媒”的一个正效应结果。
李军（2006）认为，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风险管理、盈利能力等方面将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更加主动有效地管理风险、加强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及为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的优化。周小荣（2007）研究发现，金融脱媒对对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造成的冲击较大。
（二）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金融脱媒几乎是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其金融发展中难免会碰到的问题，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及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造成冲击，从而削弱商业银行融资中介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Davidpowell(1998)认为，金融脱媒使银行不再像以前一样从事传统的资金融入、审核、放贷管理以及收回等业务，而是有很多机构专门从事其中的一项或几项业务，这种做法使银行在分开经营中能够分担责任、提高专业化、降低成本。KevinRogers等人(1999)研究发现，在金融脱媒背景下，规模较大的银行倾向于拥有较少的利息收入和相对较少的核心存款，通过大力发展非传统业务降低市场风险同时增加银行的市场价值。mercer(2000)也认为，银行业在金融市场发展新形势下，要注重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复合化产品与服务，以增强自身竞争能力。
国内学者陈斌（2007）认为，金融脱媒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银行传统中介功能提出的挑战,商业银行可从零售银行业务、中间业务及网络银行等业务推动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此外，许文兵（2006）、胡红业和刘博（2010）认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配置多样化以分散经营风险、提高资产平均收益率。
三、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外学者关于金融脱媒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比较充分；在研究内容上从早期关于金融脱媒内涵的界定，逐渐扩展到金融脱媒的度量及影响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从简单的定性描述向构建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发展，为金融脱媒研究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金融脱媒产生及变动趋势的理论阐释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内方面，由于金融脱媒出现较晚，有关金融脱媒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脱媒的表现、影响及商业银行应对策略等定性描述层面，关于金融脱媒计量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在金融脱媒今后的研究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金融脱媒产生动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方面，应认识到金融中介长期存在的现实，关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尝试从金融功能观、金融生态观等新视角对两者的长期共存及合作路径等问题展开探讨。
二是应加大对金融脱媒的量化研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金融脱媒度量指标，采用科学有效的实证方法研究诸如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及金融政策的影响，以指导相关部门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三是应重点关注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从多角度和多层次研究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诸如业务结构、利润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以更好的指导商业银行利用自身在人才、资本、技术、客户方面的天然优势，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服务金融市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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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定义篇9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扰乱金融秩序
一、案情简介
2001年11月起，被告人徐杨进伙同袁敏等人，先后以简称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以及上海方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名义，通过委托理财、国债投资、保证金存款等的名义，采取支付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方式，以高达8%-10.5%不等的年固定回报收益率，对外进行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其中徐杨进主要负责联系存款单位、确定存款规模、利率，而袁敏则主要负责具体办理吸入资金、还本付息资金、拆借资金的调配、划拨工作等。至2005年6月，先后非法吸收了上海明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诚物业有限公司等48家单位及季红兵、许蕊等106名个人的资金，金额共计42.7亿余元人民币，至案发，造成5.18亿余元人民币本金未偿还。上述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除直接被用于还本付息外，陆续被徐杨进、袁敏用于拆借给杨本坤、陈亮等个人及方洋公司、上海华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东方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等用于炒股、收购公司股权和投资房产项目等。
二、案例分析
《刑法》第176l规定，违反国家金融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严重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有着巨大的危害，为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4日颁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的定罪标准予以量化，加强实务案件办理的可操作性。
本文将结合《刑法》及《解释》，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部分来对国泰君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犯罪主体
所谓犯罪主体，是指需依法对本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的人，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刑法》第176条第2款规定，我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或单位均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通常是指犯罪行为是经由一个单位的决策机构经集体决定后实施的行为。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说，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定罪标准是不同的，因而区分本罪的主体到底是个人还是单位，对于定罪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区分的一个首要标志就是：吸收公众存款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单位名义实施的。如果是以个人名义实施的，就不可能构成单位犯罪。只有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并且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才可能由单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作为一个独立营业部，享受独立的经营权，并且能够以自有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立体。徐杨进作为该营业部的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工作，对经营部的经营活动具有决策权，其决策营业部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后续一系列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皆通过营业部的名义进行，且是基于为营业部谋利的目的而开展的。徐杨进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袁敏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二人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最高法2001年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明对单位犯罪案件中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未单位的情况的处理意见：“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与监察机关协商，建议监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如监察机关不补充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审理，对被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法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有关条款”。
本案中，公诉单位仅将徐杨进和袁敏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虽未将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作为被告予以指控，但并不影响其单位犯罪的成立。
（二）犯罪主观方面
所谓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意识形态，是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之间需要搭建的精神桥梁。
通常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应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但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本罪的行为人通常都有利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来进行牟利的主管目的，但行为人事实上是否存在任何获益以及获益的数额大小并不会影响对本罪的定性，即本罪的成立不需要具备特定犯罪目的。
本案中，徐杨进和袁敏两名被告人均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故意。判定徐杨进、袁敏是否具有犯罪故意，关键不在于二人是否明知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是否具有委托理财的资格，而在于二人是否明知其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采用了以承诺保本付息方式融资的实质。本案中，徐杨进和袁敏二人承诺8%-15%的固定年回报率即变相承诺保本付息，2015年《证券法》第144条内容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而二人均为证券从业人员，应当了解相关证券法律规定，但仍然以承诺保本付息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可认定二人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
（三）犯罪客体
所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明确两点内容：第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必须触犯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这其中首先要明确对于“存款”这一概念的认定，吸取公众资金的行为是否触犯本罪，必须先行判断该资金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意义上的“存款”。第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的危害程度应当足以扰乱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对于危害程度的判断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即行为人进行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正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还是为了进行资本经营活动牟取经济利益，如果第一种行为则不一定全部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案中，海明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诚物业有限公司等48家单位及季红兵、许蕊等106名个人将个人资金用于对徐杨进、袁敏等人对外宣传的委托理财、国债等固定收益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符合存款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存取欠款，且徐杨进、袁敏等吸收资金者有吸收贷款并予以发放的行为，综上行为可认定本案中徐杨进、袁敏等吸收的资金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含义下的“存款”。
《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以上的；
第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第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第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本案中，徐杨进、袁敏等人以简称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和上海方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名义进行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前文中认定本案属“单位犯罪案件”，其中非法吸收存款的款额达到42.7亿元，远超于《解释》第3条第1中100万元的规定，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人数达到单位48家、个人106名，满足第二款的入罪规定150人以上标准，至案发时逾5.18亿元本金未偿还，远超第三款中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50万元以上的规定，已经达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程度，应认定徐杨进、袁敏等人的行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属于“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四）犯罪客观方面
所谓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客观活动行为，即犯罪活动所具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沟通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间不可缺少的物质中介。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第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第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第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如果行为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而仅仅是针对亲友或者在单位内部范围内向特定对象进行吸收资金的行为，则不能够认定为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存款。
1.关于“公众”。1996年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一是“公众”的“多数人”应理解为“符合一定人数标准的众多人”。多数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要明确多数的范围则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标准，在这个标准内再来区分多数和少数的概念才有现实意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明确要求出现扰乱金融秩序的结果，如果所确定的范围标准不够大，我们在这范围内认定了“多数人”的界限，但从理性范围标准的设定角度来看，事实上只吸收“少数人”的资金，即使吸收资金的数额达到巨大的标准，也只能看作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不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向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达到一定数目的多数人现实参与集资活动才有可能会达到冲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实际效果。
二是“公众”的“不特定”应理解为“可以包含但不局限于亲友或单位内的人”。根据《办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仅仅是指“不特定的对象”，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的行为即使数额巨大也不能认定为向“公众”集资。《解释》还规定到：“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方面，对象不特定具有相对性。只有针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的委托理财行为，才有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另一方面，关于特定范围的限制表现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这里的社会性是指行为对象不限于亲友或单位内部，非社会性则相反，指行为对象局仅限于亲友或单位内部。
2.关于“存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对象应为公众存款。因此，一个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是否触犯金融法律法规，达到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程度，首先要判断的一个问题就是该资金是否属于“存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存款人能够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该笔资金进行存取，吸取资金者有吸收该笔资金后予以放贷的盈利行为，即应认定为本罪意义上的“存款”。
3.关于“变相吸收”。201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44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依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本案中，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先后非法吸收了上海明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诚物业有限公司等48家单位及季红兵、许蕊等106名个人的资金，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关于“公众”的要求，且被害人依自己的意思存取资金，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有吸收存款予以放贷的行为，应认定被害人的资金为本罪意义上的“存款”。
从行为的客观方面看，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的行为具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营业部开展的所谓委托理财活动，究其实质，均具备如下特点：一是约定保本付息，承诺给予客户固定的理财收益；二是客户只获取收益，不承担亏损风险；三是营业部对客户资产进行了实质性的支配，并且并不体现客户的意愿。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行为。而吸收公众存款承诺履行的主要义务就是还本付息。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吸收资金的行为反映出的特征，恰恰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为借理财之名行融资之实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三、结语
笔者通过四要件角度对国泰君安福山路营业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典型案件进行分析，明确实务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该罪的各项司法适用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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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定义篇10
在这个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金融已经被人们从神坛上请了下来，不再只是少数金融机构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草根”金融力量的崛起，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投资渠道的同时，也给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和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融通资金，将资金从盈余者转移到短缺者手中。目前，有两种模式在资金供需双方之间进行融资金额、期限和风险收益的匹配：一类是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即间接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股票和债券等的金融市场，即直接融资模式。这两类融资模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交易成本。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的迅速发展，使得在金融体系中出现了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作为信息网络技术与现代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将对中国现行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
互联网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互联网金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一般从广义上讲，具备互联网精神的金融业态统称为互联网金融。理论上任何涉及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应该是互联网金融，包括但是不限于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狭义的金融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则应该定义在跟货币的信用化流通相关层面，也就是资金融通依托互联网的实现方式方法都可以称之为互联网金融。
在认识互联网金融时要区别两个词：金融的互联网化与互联网的金融化。金融的互联网化就是将金融业务通过互联网来完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互联网的金融化就是互联网企业为商户提供更多的金融增值服务和投融资服务。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金融业务所采用的媒介不同，更重要的是金融参与者深谙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髓，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传统金融业务具备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协作更好、中间成本更低、操作更便捷等一系列特征。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使得互联网的分享、公开、透明等理念让资金直接、高效地在各个主体之间游走，同时运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风险控制等手段降低违约率，从而使得金融中介的作用不断弱化。也就是说，互联网金融模式是一种努力尝试摆脱金融中介的行为。互联网金融具体特征包括：
信息化和虚拟化。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实现资金融通，无需交易双方面对面进行交易，实现了交易的虚拟化。对于融资平台来说，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资金需求者在网上寻找资金需求者的信息，供需双方直接在互联网上联系、获取信息，最终实现交易，不需要经过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
高效性。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网络技术更加先进，金融业务处理更加快捷，同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丰富、更方便的服务，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