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1
【关键词】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医教育；教学方法；优化设计
教学设计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其中的教学方法设计最能体现教育现代化,它是教学设计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传统的大学本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方法以讲解灌输式教学为主,在结构形式上缺乏多样性和优化系统性,已不能适应现代教育重质量、高效率的时代潮流,不能满足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要求。因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对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本科教学方法优化设计方案进行了研究。
1 教学方法优化设计简述
1.1 概述
优化的教学方法并非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它是由多种具体教学方法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优化的教学方法是根据教学目的,按照教学规律、教学原则,全面动态地分析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因素,选择某个具体条件下的优化方案进行教学,以达到现有条件的最佳效果的过程。
1.2 设计思路
优化的教学方法是针对一系列教学目标和内容,因此要设计教学方法,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和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方法设计并通过教学评价来衡量优劣,以反馈、修正教学方法,最终建立优化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方法体系。见图1。
2 设计准备
2.1 分析和分类教学内容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本科教学内容在教学大纲中有一定的界定。对于大纲中每节课的教学内容,根据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加涅的分类方法,可将其分解为事实、概念、技能、原理和问题解决5种类型[1-2]。
2.1.1 事实
指一些术语。如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的名医、名著、重要事件、学说历史沿革等。这些在“绪论”和各节“概述”中多见。
2.1.2 概念
指将具有同样特征的事物进行归类,用来表征这种事物属性的名词。如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的专业名词和术语。
2.1.3 技能
指智力活动和操作活动的基本活动方式。如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的诊断内容。
2.1.4 原理
指把若干个概念组合在一起、用来陈述事物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如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的辨证方法、诊治思路等。
2.1.5 问题解决
指发现问题、搜集事实、作出解释论证的程序与方法。如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中的具体案例分析内容。
把教学内容分解为以上5方面不仅细化了知识点,也有助于捋顺各项知识与技能的相互关系,为教学按一定的顺序展开奠定基础。
2.2 确定教学目标
本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教学目标一般分为“了解”、“熟悉”、“掌握”三级,由于这些词语说明的是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太笼统、太抽象,因而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测量与评估不能起指导作用。现代教育学认为,采用具体的、具有可见性和可测量性的教学目标有助于克服上述缺点。因此,根据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等人提出的教学目标分类体系,可以把本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每节教学目标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分成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6级层次[3-4]。
2.2.1 记忆
指对以前学过的知识材料的记忆,包括从特殊事实到复杂理论的大范围的材料回忆。如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中,要求记住一些知识。
2.2.2 理解
指对各项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如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中,要求能够用自己的话解释某些知识点,并能对其做出合理的归纳和分类。
2.2.3 应用
指在新的具体的情境中使用知识材料的能力,包括对规律、方法、概念及原理的应用。如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中,要求能够运用所学解决现实疾病的诊治问题。
2.2.4 分析
指将知识材料分解成为各个成分,进而理解其组织结构的能力。如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中,要求能够综合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
2.2.5 综合和评价
指将各部分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的能力,以及按特定目标判断知识材料价值的能力。如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中,要求能够对有些观点进行评价并挖掘新知。
2.3 构建教学内容和目标对应的二维层次模型
根据上述学习内容的复杂程度和教学目标的层次高低,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联系在一起,构建两者对应的二维层次模型。见图2。
二维层次模型展示了教学内容在不同阶段上所要达到的认知层次。15个小格是循序渐进的,每一步都不能遗漏,后一步的学习都是以前一步为基础。“事实”的学习处在“记忆”的层次,“概念”的学习需要达到“理解”的层次,“技能”的学习则需要达到“应用”的层次,“原理”的学习应达到“分析”的层次,而“问题解决”的学习则要达到“综合”与“评价”的认知层次[5-6]。
3 设计教学方法
3.1 选择教学方法的原则
3.1.1 以教学目标为导向
对认知、理解较低层次的教学目标,一般选择教学信息传输量较大的教学方法,如系统讲授法、图示讲授法和讲演法等；对于应用、分析中等层次的教学目标,可选择引导式讲解、分析法和应用法等；对于综合评价高级层次的教学目标,通常选择发现式教学法、探究法等。
3.1.2 以教学内容为基础
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对于描述性内容,选用直观教学法；对于理论性、逻辑性较强的内容,采用分析讲解、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对于规律性较强、发展成熟的内容,采用发现式教学法,而对于技能性较强的内容,采用示范模仿法等。
3.1.3 多种方法优化组合
以教材的“节”为单元,细化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针对每个“内容-目标”确定教学方法,注重方法间的衔接,突出整个教学内容的逻辑性和整体性。
3.2 具体的教学方法
3.2.1 课堂播放教学法
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讲解、显示、演示及表演等形式,借助播放媒体教学教材向学生呈现教学信息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师生间能及时进行信息交流,打破了传统文字教材一统天下的模式。在课堂播放教学中,有许多具体的教学方法。包括：①提示法。教师在演播前和在学生的视听过程中,要告诉学生看什么、听什么,注意什么问题,以达到什么目的,还要及时根据画面的内容指导学生观察。②解说法。教师在采用无声媒体进行教学时,应边演示边解说,解说与演示的画面应密切配合。③综合法。教师在教学中,将现代媒体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有机地结合并加以综合运用,使二者扬长避短,互相配合。④情境法。教师借助现代教学媒体,利用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再现教学内容所需要的情景,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⑤示范法。教师利用视听媒体向学生呈现具体、直观、典型的学习范例,提供给学生仿效或学习,以便加速培养学生的技能和技巧。
3.2.2 程序教学法
将教学内容由大化小、由浅入深地向学习者清晰地展示,并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地寻求解答或教师通过媒体给出解释和答案[7]。
3.2.3 启发式教学法
按照认识事物、掌握知识技能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逐步启发学生,引导探究,层层深入,直至学生能动地领会和掌握知识技能[8]。
3.2.4 发现式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出探究目标,即授课的中心问题,引起学生的悬念,使学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态。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假说和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并大胆地猜想,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验证,检验是否正确。最后,对学生的讨论和发现去粗取精,总结提高[9-10]。
3.2.5 案例教学法
以案例作为教学材料,结合教学主题进行教学。随着中医教育的学院化、扩大化,学生深入临床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逐渐减少。利用多媒体,采用“虚拟案例教学法”,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样就能有效地锻炼学生的中医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11]。
以上5方面的教学方法,既相互独立,又渗透互补。在实际教学中,只有合理搭配才能完成相应的教学过程。
4 进行教学评价
优化的教学方法是否能达到更高的教学目的,要通过教学评价来衡量。目前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评价主要表现为随堂测试(如课堂提问)、阶段测试(如单元考试)和结课测试(如期末考试)3种形式。由于对教学内容分析、分类不够详尽,对学生学习的细节知识点要求不明确,所以,这些测试缺乏针对性、规范性和系统性,测试的结果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教和学的效果,不能作为优化教学方法的评价参考。
在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本科教学方法优化设计的教学评价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详尽、客观、规范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评价指标项目、评价标准、权重系数和评判等级4个要素。其中的评价指标项目就是教学内容和目标对应的二维层次模型中的每一个具体知识点,对这些知识点要规定相应的评价标准、权重和量化方法。在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设计结构化的观察表和问卷(用于收集学生学习态度、行为、意见等反馈信息),并形成与评价指标项目严格对应的阶段性和总结性测试资料,以此实施教学评价。然后收集这些资料,采用sa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挖掘,判断各个知识点教学方法的效果,以便修改、更新教学方法,最终建立优化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教学方法体系[12]。
5 结语
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是中医高等教育的主干课程,它具有基础课和临床课的双重属性。采用优化组合的教学方法能使抽象、艰深的知识更有效地被学生融会贯通,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这个方法体系有待于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r.m.加涅.教学设计原理[m].皮连生、庞维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8－256.
[2]何宏耀.加涅教学设计的原理、模式与方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4)：242－244.
[3]andersonlw,krathwohldr.taxonomyforlearing,teaching,andassessing.arevisionofbloom'staxonomyofeducationalobjectives(a-bridgededition.)[m].newyork：longman,2001.38－62,63－92.
[4]krathwohldr.arevisionofbloom'staxonomy：anoverview[j].theoryintopractice,2002,(4)：212－218.
[5]王汉松.布卢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评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65－71.
[6]盛群力,褚献华.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修订的二维框架[j].课程教材教法,2004,24(9)：90－96.
[7]张秀芳.程序教学理论的形成及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24(6)：51－52.
[8]第五红艳.启发式教学的优化与创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专辑)：317－319.
[9]冯德福,张会明.浅谈研究性学习与发现式教学法[j].数学教学通讯,2003,29(9)：27－28.
[10]马长清,向一.运用讨论式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j].药学教育,2o03,19(2)：28.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2
【关键词】学前教育；成本；收费；研究现状；研究内容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奠基阶段，无论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还是每一位幼儿家长等角度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学前教育的收费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判断幼儿园收费高还是低，对学前教育成本进行研究，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需要。近年来，针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学前教育成本及收费研究的论文较多，相关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调查研究、学前教育高收费现象分析及思考等方面，如针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方面，认为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总量不足，财政性经费分配不均，财政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不高（桂磊，2004年；蔡迎旗，2005年）。针对学期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针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从政府责任和学前教育政策两方面入手入，建议改善学前教育的收费政策，加强学前教育收费管理，实行按成本分担的收费原则，出台学前教育收费管理办法，规范幼儿教育的收费行为等（张凯，2008年；李镭等，2008年；刘桂心等，1994年；王化敏，2002年；王红等，2003年）。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调查近二十多年以来发表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的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相关文献，借助定量统计手段对包括研究目的、内容、方法等在内的多项指标进行内容分析，旨在综合考察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近年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文献在数量、质量方面的现状和进展如何？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聚焦点是什么？以及上述要素的变化特点，从而较为客观的认识已有研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有效的研究提供客观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现阶段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多基于理论思辨和研究者个体的经验总结、反思，缺乏相对较为精确的定量描述，认识、积累的科学性有待提高。作为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的主要过程始于建立研究目标和确定总体与分析单位，依据测量和量化的原则，设计能将分析单元的资料内容分解为一系列项目的分析维度或类别系统，再按照分析维度严格地抽取有代表性的资料样本，将其转化成分析类目数据形式，最后对其做检验、统计推论等数据分析（互动百科，2009）。即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并且对组成文献的因素与结构的分析更为细致和程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内容分析法既是一种主要的文献资料分析方法，又是一种独立、完整的科学研究方法（互动百科，2009）。
1、指标选取
立足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基本特点，根据研究目的指向编制。（1）研究目的的类别，依据传统认识划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主要用于扩展知识，后者则是为了解决当下实际的问题。（2）研究内容的类别，根据研究的内容不同划分为现状研究、理论基础研究、当前政策制度的实施通告，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3）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以量度为标志的定量研究和文字描述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之分类最为常见。综合近年来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为避免概念相互混淆，在此量的研究主要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这与传统定量研究的定义基本一致；质的方法则以访谈、观察等在自然环境下收集信息的方法为代表；混合研究系此二者的结合；而将国内传统意义上冠名的定性研究以文献评价、理论思辨为条目单独列出，以做区分[2]。本文主要分：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文献评价、理论思辨和其他。
2、样本确立
本研究以“学前教育成本、学前教育收费、幼儿园成本、幼儿园收费等”为题名关键字，选择模糊搜索的方式在中国期刊网，共搜集到相关文献226篇。经内容审核，去除不符合的样本，最终筛选确定200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几项指标为基本观测点，依照分类表所定的类别，笔者对样本文献按照年份加以归类。对归类后的数据表格做规范化整理后置于SpSS13中，对赋值做相应的统计。
三、过程分析
1、文献数量、质量及变化趋势
1988-2013年，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的发表文献数量统计结果详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发表的文献，从1988-2002年，文献数量一直较少，2003-2009年文献数量开始攀升，从2010年之后开始迅速升高。由于2013年的文献统计数量不全，故不能反映现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幼儿园的生存是由行政当局统包的，幼几园的收费也是由当局严格规定的，基本上不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幼儿园的收费也开始浮动起来。因此，有关幼儿园收费的文献从1988年开始出现。1988-2002年期间，各地幼儿园的收费都在改革，有政府出台的收费改革措施，也有非官方的收费改革措施，各行其是。文献数量不多，主要是探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一些问题，幼儿教育收费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发展的趋势。2003年教育部、中央编办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2003年至2007年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政府各部门应履行的管理职责、素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意见。2003-2009年，针对幼儿园收费混乱，出现“入园难、入园贵”和办学体制等问题，使教育成本研究成为迫切需要，教育成本的研究是制定教育收费的前提条件，文献数量开始增加。2010年之后，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加大了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管理，出台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2011年国家又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确保学前教育收费的公平公正，文献数量开始迅速增长。
2、研究目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观察频数统计结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占比重差异较大，应用研究数量较基础研究的数量多得多，见图2。虽然近几年，二者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应用研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基础研究。由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为国家制定幼儿园收费标准，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待进一步引起重视。
3、研究内容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频数统计显示，理论基础、政策法规这两项研究内容相对少一些，主要集中在现状研究，详见图3。目前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内容还主要集中对现状研究和反思，缺乏深入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论指导，因此，在研究内容上应更趋向于理论基础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研究。
4、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频数统计显示，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等三种研究方法使用的数量相对少一些，主要集中在文献评价、理论思辨方法的使用，详见图4，而对三种方法归并后统计频数并检验效果则较为明显，且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方法使用的整体状况。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应注重实践的应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更应趋向于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
四、讨论及思考
从各项指标的结果分析看，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文献的数量相对多了起来，质量也在进一步提升。研究目的由从应用研究逐步转向基础研究，表明研究开始探讨合理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与收费体制的建立，这也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客观发展的趋势。总的来看，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上，在数量、质量、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均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一贯以来的重思辨、轻实证的传统仍占主流，包括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在内的近年来国际上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虽然有所涉及但尚未成为主导，这也表明研究的科学性还有待提升对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而言则更显迫切。具体思考阐述如下：
1、加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基础研究
研究表明，研究目的由应用研究逐步转向基础研究，但是这些基础研究数量较少，这在另一个侧面与研究方法上轻实证的实际倾向有所印证。由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基础准研究较少，相应的理论总结、政府政策和收费标准建立也就比较少，研究较多停留在整体层面的思辨，难以深入其中、探寻本质。因此，加强基础研究非常必要，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研究亟待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基础研究成果。[3]
2、加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政策研究
研究的理论基础较少，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一点恰未合乎重理论思辨的传统，值得反思。从研究方法看，现有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大多是从入幼儿园收费高、入园难等社会现象出发，探讨该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对策，而缺少基于理论前提的实证演绎。而论及一定理论的文献很多缺乏论证的内在实质。学前教育不仅关系幼儿自身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国民整体素质提高，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缩小社会差距，正外部效应显著。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学前教育积极健康的发展。因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做好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4]
3、研究方法运用的理念需要转变
目前，国内研究的整体取向是重思辨，轻实证。而学前教育的构建和发展上，区域性的特征明显，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利用，而后者恰是学前教育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然而教育经费问题比较敏感，数据的获取难度大，因此，重视学前教育成本核算，全面、准确地调查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是建立合理收费标准和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充分重视实证研究、加强科学调研是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首要前提。
【注释】
[1]刘占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5-28.
[2]高洁.校长培训模式研究的内容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0（4）84-86.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3
关键词：中国资源，观点与方法，人生境界，方法论自觉，社会个体生成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行其道、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并引发各种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国内文化哲学研究者探讨和研究如何看待和利用其中国资源的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双重意义，因为此举不仅可以直接有助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做出有效应对，而且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通过吸取比引进的西学成果更加丰富的本土资源而进一步健康发展。不过，从严格的学理探究角度来看，尽管提倡文化哲学研究必须充分重视和吸收本土资源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其关键性难点却往往被事者所忽视；在我看来，这种关键性难点就是“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看待、研究、吸收和利用已经成为传统的‘本土资源’？”毋庸讳言，我们在这个方面迄今为止所看到的主要是两种情况，即研究者要么通过引进某种外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以之为依据而对本土资源进行“裁剪式”的、因而显然未必恰当的系统整理[1]，要么是出于特定的一己之需而进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实质上难免流于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之嫌，甚至是“歪解歪批”。
总的说来，我认为，尽管这两种做法有这样那样的诸多不同，但其具有根本性的共同之处则在于，这两种研究者都忽视了学术研究所必定遵循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实际上既没有认真关注和研究被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状态，更没有对自身的学术素养、特别是进行这样的研究所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进行清醒的认识和彻底批判反思，而是一厢情愿地要么直接搬用某种基本立场研究模式、要么干脆“六经注我”了。可以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国内研究者在吸收和利用本土资源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这两种做法导致的不良后果。
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所面临的首要关键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进行这样的吸收和利用，而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恰当的吸收和利用，亦即研究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和自觉的方法论问题。囿于篇幅，这里只概略探讨和论述三个方面，即第一，为什么要强调方法论问题？第二，研究方法论问题面临哪些关键之处？以及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的出路何在？
第一，为什么强调文化哲学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研究成果都是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因此，在探讨文化哲学研究如何吸收利用中国资源的过程中，似乎突出强调方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恰当。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抑或泛泛而谈而已；实际上，无论就文化哲学研究之吸收各种资源而言，还是就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乃至于就一般的哲学研究吸收利用各种中外资源而论，很多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直接采用某种观点或者研究结论，而对于使这种观点或者结论得以形成和具体论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则往往不甚了了——从常识意义上说，在吸收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时候，这样的研究者眼中所看到和追求的，是作为具体观点或者研究结论的“黄金”，而不是使这样的“黄金”得以产生出来的、主要作为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而存在的“点金术”！
这里似乎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研究者不重视“点金术”，并不是说他们在吸收利用本土资源的过程中都不使用某种研究方法，而是说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是不是适合于对这种资源的探讨、吸收和利用！而我们这里对方法论问题的强调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做法。
比如说，一方面，即使不从追溯既往的角度系统批判反思自胡适、冯友兰以降的，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系统探讨和整理中国思想史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理论体系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而是着眼于作为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而存在的、近年来国内哲学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种种争论，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到，以“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为底蕴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显然是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衡量尺度的。尽管从表面来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从哲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批判反思精神出发来看，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这种做法所面临的首要关键性问题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衡量尺度来评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何在？”因为不仅单纯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们所看到的、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究竟是“爱智慧”还是“爱知识”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作为“玄远之学”的中国“哲学”具有“爱智慧”的底蕴当无可置疑；所谓“西方哲学”本身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包括理性主义又包括非理性主义、既包括“欧陆学派”又包括“英美学派”、既包括“现代主义”又包括“后现代主义”，因而不经过系统全面的彻底批判反思便难以把握其精华和要害，更难以以之为典范和衡量尺度；而且因为更加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惟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摹本、以探讨和研究“物事”（physicalevents）见长，而在涉及“人事”（humanaffairs）的时候则往往捉襟见肘的“哲学”！这样一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抑或依据而不加任何批判地直接搬用作为“典范和衡量尺度”的“西方哲学”来评判一贯重视探讨人伦的“中国哲学”呢？！
显然，这样的做法不仅明确显示出其使用者缺乏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而且从相反的角度突出展示了方法论自觉在研究者吸收和利用中外各种学术资源进行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恰恰是研究者既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思想之不同于西方思想的重人伦、重体悟、重微言大义的本质特征对研究方法的特殊需要，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究竟能不能直接搬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来探讨和研究中国思想，亦即没有真正达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所以才一厢情愿地进行这样的研究、最终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说上述做法还明确借用中国思想传统之外的基本研究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话，那么，以“寻章摘句”和“六经注我”的随意方式探讨和利用“中国资源”，所出现的问题就更多了——除了上述研究方式存在的问题之外，究其根本，这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者根本没有明确自己究竟运用的是什么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因而在所谓利用中国资源的时候仅仅是极富随意色彩的“拿来主义”，往往把如此引用的作为其“宏大叙事”式的论述的注脚，而没有、也不可能通过使自己研究的具体化而得出有具体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比如说，无论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天地之大德曰生”[3]，还是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4]、“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5]，乃至于“为天地立心”[6]云云，尽管都可以作为“中国资源”而被这样直接“拿来”，但是，在这样的引用者那里，诸如“这些观点与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今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究竟具有哪些本质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机联系，这些联系如何具体体现出来，以及这些基本内容和有机联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具有什么具体的实际意义？”这样一些问题，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明确的研究和论述；究其原委不外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这样的引用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之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则是其一贯秉持抽象的“宏大叙事”研究和论述风格的结果；其二是这样的引用者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找不到解决它们的途径和方法，于是索性避而不谈、把它们“悬置”起来了。
因此，这些“中国资源”是在引用者无视其具体语境、特别是无视使之得以产生的方法论视角的情况下，被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加以运用的。而这样的“运用”究竟能不能促进我们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特别是如何才能促进文化哲学研究，则是运用者没有回答、也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探讨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问题，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者所必须达到的、既针对被探讨对象也针对自身的方法论自觉；只有达到了这样的自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逐步开始走上既严肃和严格、又恰如其分地对待本土资源的学术探讨之途。那么，对于达到这样的方法论自觉来说，我们面临的关键之处和出路是什么呢？
第二，解决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会面临哪些关键之处？
从表面上看来，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学术资源，似乎是用不着考虑有关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者只要系统地阅读和理解有关文献、消化和吸收相应的研究成果，并且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可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和做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引用者的理解究竟是不是正确：我们不仅从宏观角度可以看到“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且可以从微观角度看到“正确理解”、“合理误读”和“歪批歪解”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研究者学术素养和思想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过程，后者则体现了运用者在“我注六经”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和结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过程、情况和结果熟视无睹，那么，有关“当今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是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存在抑或不发挥作用。
那么，要想通过正视和解决这些方法论问题、真正既避免对所吸收利用的资源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又避免“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因而真正实现我们的初衷，我们应当注意哪些关键之处呢？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系统探讨和研究这些方法论问题所必须着重注意的，即第一，如何看待和解决被吸收资源本身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问题；第二，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所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以及第三，如何解决作为吸收利用者的我们的人生境界与创造特定资源的前贤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差异问题？
首先，关于“究竟如何看待和解决被吸收资源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与上述研究者要么对所吸收利用的资源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要么“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的做法直接相关，而且可以说是中外哲学界就研究方法论而言迄今为止尚未真正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就前者而言，所谓“‘削足适履’式的剪裁”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实际上要么是运用西方哲学之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忽视其历时性生成维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做法，要么即使没有明确其研究模式方法论视角是什么、但却由于彻底忽视被吸收资源与今天的“时空差异”和“人生境界差异”，因而实质上仍然是忽视了特定资源的历时性维度及其重要意义；就后者而言，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惟理智主义具有重预成、重形式化分析、重精确和严密推理、重理智性知识、重向外求索的基本特征，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具有重生成、重体验、重内心修养、重描述、重综合[7]的基本特征，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有关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产维度之间关系的问题，迄今为止一直是一个未曾得到圆满解决的关键性难题。即使我们在这里并不进行详细论述、而只是简要概览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轨迹，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诸如柏格森、詹姆斯和怀特海之类着重探讨历时性“过程”的现代哲学家，实际上往往对共时性现状维度重视不够，以至于“过程研究”迄今仍然难以进入哲学研究的主流行列。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及其发展态势已经表明了探讨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和重要意义。
其次，关于“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所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虽然就其根本性和一般性而言，包括文化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都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性，但是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即使对同一个问题的探讨、研究和论述，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研究者也会得出形式和内涵判然有别的研究结论。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研究结论的差异是由包括历史文化冲突和现实社会环境的差异在内的“时空差异”决定的。就这里所谓“当今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本土资源”而言，这样的“时空差异”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就上面所提到的、具有浓厚“生存论”色彩的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观点而言，这样的“时空差异”就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们不仅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具有囊括万有而非直接针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与具有当时鲜明时代烙印的“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社会等级思想水融地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研究者只把这几句话抽出来加以演绎和发挥、而不顾它们的原始生成脉络和具体所指，那么，其结果则只能是要么为自己的“宏大叙事”作没有严格的学术含金量的注脚，要么甚至流于没有学术依据和合法性的“歪批歪解”，因而根本谈不上恰当地吸收这样的“中国资源”而为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所用。可见，通过充分重视这里存在的这种“时空差异”而认真探讨、研究和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形成我们吸收的特定资源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问题”，对于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之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来说，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大问题。
第三，关于“如何解决作为吸收利用者的我们的人生境界与创造特定资源的前贤的人生境界之间的差异问题？”：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学术资源，最为关键的显然首先是对这些资源的正确理解——借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术语“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8]来说，要想保证理解的准确性，理解者就需要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的融合。就我们所探讨的、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而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吸收利用者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吸收的中国资源所特有的视域的融合？在我看来，作为确保理解正确性的所谓“视域融合”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从根本上说，具体的“视域”是特定的、包括学术素养在内的人生境界的具体表现形式，因而“视域融合”所涉及的理解过程的各种历史维度，无一不是通过处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理解者的人生境界，与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产生这种对象的特定历史主体的人生境界的逐步趋同过程，而具体表现出来、抑或说“折射”出来的——显然，如果这两种人生境界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不存在任何趋同，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理解过程的“视域融合”了。例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王守仁通过“格竹子”体验朱熹“格物致知”说而失败的情况，实际上便体现了这种因为人生境界的不同而具体表现出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和感悟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具体结论的不同。因此，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通过实证性考察，来系统展示这两者就各自的人生境界而言所达到的实质性内容和具体层次，但前者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与朱熹的人生境界不同而出现的“视域”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总的说来，与当今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有关的理解正确性问题，决不单纯是一个基于知识积累的理智性理解是否正确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理解者的人生境界究竟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人生境界的层次和水平的实质性问题——毋庸赘言，理解者如果没有达到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人生境界，那么，其在看待、探讨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过程中，就难以彻底避免上述要么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剪裁、要么进行“寻章摘句”式的“六经注我”。
综上所述，我认为，就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而言，我们若想通过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而尽可能保证对这些资源的探讨、理解和吸收利用的准确性，那么，上述这三个方面就是研究者绝对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方法论维度”及其启示不仅是我们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的中国资源的“别一种资源”，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显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方法论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者必须在看待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过程中加以充分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并且承认进行这样的方法论探讨和研究必然会遇到这三个关键之处，那么，这种研究的出路何在？
第三，研究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
探讨有关研究文化哲学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不可能不涉及人们关于理解这些资源的正确性的问题的观点，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通常都认为，所谓“理解正确”主要涉及对被理解对象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的基本含义，这样的观点诚然是正确的，只不过比较抽象化和一般化、因而缺乏具体针对性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标准为典范的；但这样一来，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物事”与“人事”的重要区别，以及“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便突出显示出来了。
毋庸赘言，我们所面对的中国资源不仅主要涉及以人伦为核心内容的“人事”而非作为自然失态而存在的“物事”，而且是以文史哲不分和微言大义的特殊形式表示出来的——就前者而言，“以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标准为典范的所谓理解的正确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这样的资源”并不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就后者而言，所谓“理解的正确性”就显然更难以把握了，因为理解“微言大义”所需要的主要不是理智化、形式化、精确化和静态化的逻辑推理，而是“非理性的”、融身心境于一体的、不断流变和充满勃勃生机的体验感悟。因此，就理解和吸收利用这样的资源而言，“究竟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便隐含了一个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困境——如果借用西方哲学的“惟理智主义”方法论视角进行探讨和研究，那么显然难免削足适履之嫌；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借用，而往往会在没有进行方法论反思并达到方法论自觉的情况下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探讨和研究，则难免主观随意的“歪批歪解”。那么，考虑到上面已经提到的三种关键之处，我们研究用于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的出路究竟何在？
在我看来，这里强调指出的“困境”和上面提到的进行这种方法论研究的关键之处，实际上已经把进行这种研究的出路展现出来了——既然西方哲学的“惟理智主义”方法论视角只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物事”，既然融文史哲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人伦、亦即是“人事”，而且，既然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以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哲学研究本身设计的同样是“人事”，那么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探讨和研究的、有关文化哲学研究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本身便是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实际上便是“进行人文研究的哲学方法论的出路何在？”因此，在我看来，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和论述这样的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和根本特征是什么，但却可以明确指出这种出路是由下列这三个“面向”和一个“有机结合”共同构成的：
这三个“面向”是：
第一，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过程”，通过真正重视和引进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探讨并逐步运用能够行之有效地对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只以主要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
第二，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变化过程，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搬用擅长研究“物事”的、力求通过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而获得绝对真理的西方哲学“惟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且，这种探讨和研究必须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和双向性，亦即所谓“被研究对象”既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严格意义上的被研究对象，同时也包括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结果是研究者真正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并逐步形成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第三，这种方法论研究必须真正面向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类社会，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通过把“人事”“物事”化，运用尽可能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的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产生并实质上构成了“人事”之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socialinteractions），以及现实社会个体因此而具有的社会层次、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从而真正通过触及“人事”而认识和把握“人事”，因而最终达到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和把握包括这里所谓中国资源在内的人文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目的。
而一个“有机结合”则是，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只要我们承认“研究者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被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存在状态决定的，而不是可以随意选择和运用的”的基本原则，承认生活世界本质上具有相对稳定的中观物质世界诸对象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包括这里的方法论问题在内的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还希望补充强调两点：
第一，本文所谓“别一种资源”，实质上指的是重人伦、重生成、重流变、重体悟、重微言大义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这里为我们所提供的、在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毋庸讳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涉及吸收和利用包括中国资源在内的各种本土资源的时候，绝大多数研究者迄今为止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结果及其内容，而不是使这样的研究结果得以产生出来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因而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尚未达到研究方法论的真正自觉的同时，也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论维度既是对今天的研究工作富有启发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作为有待开发的肥沃处女地而存在的“别一种资源”；我们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必须在方法论研究过程中，把分别构成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现状和演变发展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真正有机结合起来”，实质上便意味着不仅把这种资源当作某种灵感来对待，而且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系统研究使之变成可以用于实际研究工作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论的涵义。
第二，为了突出强调作为“中国资源”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特质、为了突出强调“人事”与“物事”在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在这里似乎表现出了贬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倾向，不过，这根本不意味着，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在探讨和研究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在内的各种“人事”的过程中一无是处、毫无作为——尽管对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彻底清理、批判反思和系统重建是一项既有待全面展开和极其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无法进行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根据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来极其简要地揭示它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构成人类学术的任何一种观点和方法，都具有其自身的有效性限度；研究者若想对某种观点或者方法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反思和评价，首先就必须明确地确定其有效性限度。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我认为，由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尽可能是被研究对象抽象化、形式化、精确化、纯粹化来揭示其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因而总的说来，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优势在于运用逻辑手段对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进行形式分析。所以，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与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有关的方法论问题而涉及到相应的、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形式方面的时候，这种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仍然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综上所述，包括这里涉及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在内的进行人文研究的哲学方法论问题，本身是一片既辽阔肥沃、又充满艰险的处女地，让我们一起努力，通过逐步达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通过逐步形成和完善这样的方法论，而不断开拓进取吧。
[1]从根本上说，自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论述，实际上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我看来，国内哲学界近来持续数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便与这样的做法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2]《周易·系辞上》。
[3]《周易·系辞下》。
[4]《老子·五十一章》。
[5]《周易·序卦传》。
[6]《张载集》。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4
一、研究背景
方法的文化缔造了人类思维范式，教育领域中正在发生一场由复杂系统科学带来的教育方法论革命。而今，实证研究是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主要方法。但是，我国的教育实证研究明显落后，教育学术期刊发表的实证性研究论文，还不到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为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表示，加强和改进教育实证研究，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研究者在SSCi上发文量偏低，实际上与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关系。熊建辉博士在新近成果《高师院校教育研究国际化进展、学术影响力和趋势――基于woS数据库2013―2016年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研究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为进一步了解高等师范院校学者的学术成长之路，为我国基础教育研究国际化提供经验，特对部分学者进行了系统的访谈，撰写此文。此次访谈的学者包括首都师范大学王晶莹、华东师范大学吴忭、华南师范大学周少娜、华中师范大学龚欣、陕西师范大学杨阳。这些学者在我国高师院校教育研究领域有一定的w术影响力，如熊建辉博士在研究报告中提及的王晶莹博士排名第一，吴忭博士排名第二，周少娜博士排名第五，龚欣博士排名第六，杨阳博士排名第七。他们大多采用的是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展开调查，收集和整理数据，准确把握事物的特征和发展方向，为后续研究者做进一步检验提供了依据。
目前我国的教育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四大类：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每一类大的研究方法中又包含更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指的是研究者主要运用辩证法等哲学方法，通过对事物或现象进行逻辑分析，阐述自己的思想或理论，主要包括理论思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经验总结等具体方法；量化研究，指的是研究者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机器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包括统计调查、实验法、二次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质性研究，指研究者通过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包括叙事研究、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而混合研究则指的是研究者基于实用主义的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同时选择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通过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统计与分析发现，我国的教育研究者主要趋向于从事思辨研究，而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及混合研究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中涉及较少，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混合研究法：王晶莹的学习环境研究
王晶莹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教育研究，近年来较关注学习环境的测评，并致力于实证方法开展科技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受其专业背景和学术成长经历的影响，王老师在运用混合研究方法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的微观和中观研究方面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鉴于她在比较教育学博士期间的积淀，她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关注本土问题的同时具有国际视野。起初，王老师的研究重点在微观的课堂教学分析，近年来她转向中观层面，利用大数据（如piSa数据）分析学习环境、学生的科学素养等。她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SSCi论文，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在她近期的研究成果astudyontheeffectsofmodel-basedinquirypedagogyonstudents’inquiryskillsinavirtualphysicslab中就采用了混合研究法进行相关的研究。本研究将仿真物理实验运用于高中模型探究教学中，设计了主题引入、真实实验、仿真实验、小组协作、实际应用和模型调整六大学习模块，成功地开发了高中生探究技能的测评工具。与传统物理教学相比，在学生探究技能的培养方面具有较大作用，突出表现在过程性技能、综合性技能、学习态度、交流技能和反思技能方面。该研究成果对于高中生的物理建模能力和探究技能的培养及其测评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该研究采用了三角互证研究策略，基于理论建模、研究工具开发和仿真实验平台制作，开展了三个对等组的准实验研究。在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部分，均使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
三、质性研究法：吴忭的问题解决研究
吴忭博士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教学设计与学习科学、在线学习系统设计与评估、教育应用软件设计、计算机可视化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信息化教师教育、信息化医学教育与医学认知及基于设计的研究和信息系统设计。他围绕学习科学中的问题解决这一主题，研究如何设计在线学习环境用于采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分析评价学生的问题解决相关的能力表现。基于吴老师有香港大学的求学经历，受过国际教育研究方法的良好熏陶，并受其交叉学科学术背景的影响，他在运用工程设计的思维方法和软件设计开发技术手段从事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图示化学习工具促进知能发展的学习行为模式分析》一文中，吴老师利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图示化学习过程数据进行分析，探究能够促进知能发展的图示化学习行为模式。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医学教育中的临床诊断知识技能培训为例，介绍一种用于问题导向学习（pBL）的在线图示化学习工具，并通过分析学生的图示化学习过程数据，比较学习表现较好和较差的学生在图示化学习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在研究结果中，他阐明了学习表现较好的学生具有“概念建构―假设提出―推理论证”三循环的学习行为模式，反映其较强的知识抽象概括能力和面向问题解决过程的、有目的的知识建构能力。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得出了该图示化学习行为模式具有促进专业知能发展的作用。
四、量化研究法：周少娜的科学推理研究
周少娜博士主要从事学生科学推理能力的研究、职前教师的培养和教育技术研究。近年来关注学生科学推理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是为了从不同的维度持续博士阶段未完成的研究，另一方面将从小的问题切入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科学推理能力的研究。同时，关注职前教师预估能力，包括对学生学习能力的预估、教学方法效果的预估、学习难度的预估等，利用师范生学习平台，运用实证方法开展职前教师培养的研究。另外，将致力于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互联网+教学平台。周老师从微观的层面出发，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周老师在文章assessmentofscientificreasoning：theeffectsoftaskcontext，data，anddesignonstudentreasoningincontrolofvariables中，利用了实验研究法对科学推理能力中的控制变量维度进行研究。首先提出了“实验设计中如果出现实验结果是否会对学生用控制变量策略来分析整个实验产生影响”这个研究问题，然后开发了两套知识题，一套只包括实验设计，另一套既包括实验测试又包括实验结果。随后，分别对中国和美国学生进行测试。发现中美两国学生在结果上具有相同的倾向，没有实验结果影响的学生用控制变量策略来分析实验设计能力明显高于有实验结果影响的学生。研究还发现，学生在物理环境中表现比在现实生活更好。另外，文章提出了评价学生控制变量发展的不同水平，可用于评价学生控制变量的能力及指导控制变量的教学。
五、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龚欣的农村教育研究
龚欣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方向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基础教育的经济学和政策分析。近年来较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城乡教育均衡问题研究，包括农村教师发展、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和社会干预项目评估。受其专业背景和学术训练过程的影响，龚老师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事农村教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发现。鉴于她在博士期间有国外学习经历，她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关注本土研究问题的同时兼顾了国外的研究范式。
龚老师在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Development杂志发表的GenderdifferencesofacademicperformanceincompulsoryeducationinruralSouthwesternChina一文，是她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最好体现。她通过收集英国和中国在西南地区学生学业成绩的数据，探讨分析贫困农村地区男女学生之间成绩的差异，验证“西南贫困地区学生的成绩与普通城市地方的小学和初中学生的成绩有很大差异”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前确实是存在差异：基于城市地区的数据研究发现男女生的数学成绩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基于农村偏远地区的数据研究则发现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女生仍然在数学成绩上明显落后于男生。这恰好为国家东中西以及各省之间教育经费投入不均问题亮起了红灯。
六、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杨阳的音乐教育研究
杨阳博士主要从事音乐表演、歌唱教学、教育技术、歌唱嗓音科学、知识转移方面的研究。受其音乐教育学科背景的影响，今后将侧重于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有效学习与知识转移、歌唱心理声学方向的研究。杨老师用混合研究方法细致考量认识论和方法论，通过缜密的建构研究理论框架，审慎的设计与执行研究方法，在音乐教育教学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由于他有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博士学习经历，使他的研究成果既平衡了本土与国际主流研究的差异，又体现了国际研究的学术规范。
在杨老师2015年发表的《高校通识音乐课程采用mooC模式的利与弊――以陕西师范大学网络音乐通识课程为例》一文中，首先阐释了mooC模式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然后针对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课程平台音乐通识课的教学情况，叙述了mooC模式的优势与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决定教学成效的关键不仅在于教育资源的质量，还涉及教学组织、评估方式、w习者文化属性三者的适应与匹配。总结了现有mooC类课程存在的问题，即内容设计对象与当前国内学习者间巨大学习特征、文化属性差异导致的学习效果低下。为此还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建立以“文化”为切入点的mooC资源自主开发理念；第二，借鉴北美高校在线学位课程的在线交互平台管理模式，在拓展受教育对象群体的同时，促进对学生学习成效的有效评估；第三，创新设计在线视听课程模块、丰富在线学习活动类型等。
七、对基础教育研究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改善基础教育教师的整体水平是加快基础教育研究国际化进程，提升本土研究水平的首要任务。这除了需要教师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训练。
首先，开阔教师的国际研究视野，了解国外的研究方法。纵观我国目前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主要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界中十分匮乏，然而思辨研究的成果是很难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的。因此，想要基础教育研究国际化必须要跟上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潮流，学习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和主要方法。
其次，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将国际研究与本土研究融合。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保持本土研究和国际教育的一致性对于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在保持本土研究精髓的同时融入国际研究的方法呢？一方面，在充分理解本土研究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减少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要带着比较的眼光审视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差异，增强开展实证研究的意识。
第三，重视国际语言的学习，增强英文写作能力。英文文献的阅读和积累是撰写国际期刊论文的关键。中青年教师作为国际研究的中坚力量，应该主动担起研究的重任，发挥青年学者有担当的研究精神。因此，除了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外，还需要训练有素的语言观作为研究的支撑，催化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第四，保持学术研究的兴趣，用积极的态度应对学术研究。人的学术研究能力是可以激发和培养的，学术研究的潜力也是无限的，在经过特定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之后是可以被挖掘的。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在兴趣的驱使下开展学术研究，下定决心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相信自己可以在学术研究之路越走越远。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5
[关键词]词频统计关键词统计 计量分析 域级整合 分析方法
[分类号]G350
1 引言
词频统计(wordfrequencystatishca)方法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是通过统计分析词频变化规律，预测学科、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同频统计采用的具体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①单关键词法，即根据大量单个关键词的增减变化规律统计分析。②共词分析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包容地图和临近地图法，即根据若干指数计算结果，把关键词聚类成组，以网络地图的方法表现出来；第二种是基于战略坐标的共词分析，即共词矩阵和聚类结果的可视化方法。③词对关键词法(严格意义上也是一种共词方法)，即以两两成组共现的成对关键词代替单个关键词，通过建立共词矩阵并进行标准化后，作统计分析。
本文在深入研究上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高频关键词统计的“域级整合”分析方法，并作具体阐述。
2 “域级整合”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及其整合设计
2.1 “域”、“级”概念的理论基础和区分依据
2.1.1 “域”、“级”概念的提出用关键词统计方法来研究和预测一个学科的态势，除了总体考察关键词数量变化外，还要考察关键词在表达事物主题(点)上的类型特征、词间组合(面)上的属分关系，从两个方面对高频关键词作组合聚类和关联程度研究。共词分析方法中的共词矩阵和多种指数、系数聚类方法主要从数学意义上解决组合聚类和词间关联程度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得到一组高频关键词后首先应从人类思维和人文意义角度作宏观聚类和关系定位，因此，就形成了对应于“点”和“面”概念的“域”与“级”的分析设计思路。
2.1.2 “域”――按意义划分的主题相关关键词组合任何学科研究都是由若干不同划分标准形成的主题研究集合。就研究对象而言，图书馆学有“管理说”、“要素说”、“信息说”、“知识说”。就研究层面而言，有传统图书馆研究和数字图书馆研究等。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图书馆研究“要素”被赋予新内涵，信息资源研究得到重视，知识管理理论影响到图书情报学研究，图书馆进入了数字化发展阶段，数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研究的重要方面。结合这些变化，本文提出现阶段图书馆学研究关键词的四大分布区域：传统区、信息区、知识区和数字区。
2.1.3 “级”――同区域内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范围划分按照人们的思维习惯，关键词标引一般从大概念到小概念逐级标引，故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这些大概念词总是呈现最高频次。设计关键词的“级”，把关键词的频度与“上下位类”关系联系起来，揭示关键词频度与词间概念组合属分关系，在进一步聚类分析时，使每个关键词在系统中按照域和级两个维度找到位置，从而为实证分析的解读提供支撑。本文提出关键词研究的统一为4级区分方案，即以同类期刊或期刊群为研究对象，确立采集时间段，得到高频关键词样本组后，一律按照4级划分级。分级的区分点确定：①关键词的频次分布图形的突变点；②同级内高频关键词数量基本符合减连续分布；③依据高频关键词含义适当人为干预调整。
2.2 “域级整合”分析方法的整合设计
2.2.1 样本采集本文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1999―2008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下)》和笔者自行统计的《中国图书馆学报》给出的高频关键词为样本。这三个样本的关键词来源在刊物种类上既具广泛性又有代表性，高频关键词的选定上也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时间跨度基本上为近10年。
2.2.2 样本整合分析按照4个主题区域、4个级别对每个样本内的关键词根据所属“域”和相对词频数的“级”分别列表归类，同区域同级内关键词按词频次数从高到低定位。为方便对三个样本关键词进一步整合，对每个样本的关键词作两两比较，采取改变字体和在关键词旁加标记的方法，标明样本之间关键词的重复(见表1和表2)。
用同样的研究方法，笔者对《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010年间高频关键词也进行整合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010年载文607篇，实际使用关键词1382个，2474次，经过统计筛选和整理，获得高频关键词(4次以上)共72个。“图书馆”作为通用词删除，实际为71个。
以上三样本的高频关键词总数为229个。
2.2.3 样本整合成果分析分别观察各样本表，可见关键词按词频分级后能够直观观察研究层次。同级关键词表达的主题概念也基本是同级的，如表2中的信息资源一信息资源建设一资源整合等。比较发现，三个样本尽管相对词频差别很大，分级档次相去甚远，但是绝大多数相同关键词都被至少两个样本列在了相同级别里，如：图书馆服务、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知识管理在三个样本里都列在二级，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等都列在三级，在两个样本里相同关键词同处一级的情况就更多。如果说，把各样本相同的关键词分人相同的领域里是主观为之，那么这种分级形成的相同关键词同级现象就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论文关键词标引的规律。
2.2.4 样本融合处理分析详细考察三个样本，全部关键词作进一步融合并表处理：①删除一些没有普遍业务意义的特定功能关键词，例如样本三中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论研究、成绩、50周年等词；②删除三个样本中相同的关键词，只保留1个；③关键词所要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的相对低频词，例如评价、期刊评价都指期刊评价，删除评价等。三样本高频关键词合并总数简化为123个，对保留的高频关键词按区域和相对词频高低顺序排列(见表3)。
分析观察表3，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在信息、知识这两个领域，还没有出现像数字图书馆这样具有统领性二级关键词，反映图书馆学在信息服务功能定位和现代知识学说建设的多样性现状；又例如，在123个关键词中涉及到读者、用户的关键词仅有3个，虽然读者服务排在二级，但读者工作和用户需求却位列四级，而读者行为、读者心理等关键词在表中没有出现，这是否能够说明在图书馆工作研究中，对图书馆服务对象――读者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呢?通过表3还可以看到，关于信息的关键词高达23个，比包含图书馆的关键词还多出了5个，正如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指出的“一旦图书馆员迷上了科技，他们很快就对人失去了兴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位学者的看法。在技术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工作还是要重视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的读
者研究。因本文研究的重点不在学科发展和图书馆服务工作内涵上，以上分析是对本文创建的域级综合表所反映的客观现象进行部分解读，表3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方法还可以深度利用，在此不一一展开。
这种研究方式没有将年代作为体现元素，但是年代的确定是重要的。在具体应用这个方法时，对高频词样本统计年代区间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分析确立。在现代信息和图书情报学术研究活跃的今天，针对不同目的，可以采取多样本数和相对短的年代区间或采用典型样本数和相对长的年代区间的方式来开展研究，得到针对不同研究目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3 可视化关键词共现图设计与应用
3.1可视化关键词共现图模板设计
在“域”和“级”的概念基础上，笔者设计了一个以最高词频“图书馆”为中心的靶形图，分别列出层层围绕中心的4个同心圆环表示词频的4个等级，并借鉴解析几何学象限的概念，把4个“领域”划分为4个区域与词频圆环合二为一，图1就是一幅直观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模板。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将整合后的关键词全部或部分按图中的位置嵌放(图1仅嵌入100个关键词示例)。
3.2 可视化关键词共现图模板应用
笔者把图1称作可视化关键词共现图模板，这个模板是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域级综合分析方式的另外一种形象化表现方式，有利于更加直观地统计、观察、分析词频变化规律，是预测学科、行业、技术当前状态和发展趋势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今后若将关键词的频数数据在共现图模板上表现，还可以得到图书情报学研究重点趋势的三维地形图，利于开展进一步的文献研究和挖掘。在具体研究中，还可以依据对“域”和“级”的划分方法，对“域”和“级”进行调整和扩展：在共现图模板上，域的扩展就是以原点为中心，将360度区域重新划分；级的扩展和调整则可根据关键词数量和词频变化情况，增减同心圆数。
这种研究方法在文献的比较研究中也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例如可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同类文献的研究重点发展变化比较研究，或用于在相同阶段国内外同类学术文献的研究热点比较研究等。这个方法对于其它学科的文献研究，同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4 结语
本文基于人们的习惯思维和人文意义角度，探讨了一种新的词频统计方法即高频关键词域级综合分析方法，文章以近10年部分图书情报学科文献词频统计实例为样本表述了这种方法的应用。
本文创建了可视化关键词共现图模板，这是今后进一步开展文献词频统计分析的三维建模研究的基础工作。
在使用这种高频关键词域级综合分析方法时，对高频词样本统计年代区间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分析确立，以确保本各种研究目的的科学实现，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用于各个学科的文献的词频分析，在各类学科文献的综合比较研究和趋势研究中有十分显著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洪波，词频统计的发展，图书与情报，1991(2)：13－19
[2]黄小燕，情报领域研究热点透视――情报领域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1999-2003)，图书与情报，2005(6)：82-84，110
[3]魏瑞斌，基于关键词的情报学研究主题分析，情报科学，2006(9)：1400―1404，1434
[4]化柏林，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计量分析研究(下)，情报科学，2007(8)：1176―1179，1189
[5]姜春林，李江波，杜维滨，期刊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对《情报科学》的解读，情报科学，2009(2)：166―174
[6]余丰民，董珍时，汤江明，2000-2009年国内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概观――基于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共现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10，54(19)：32-36
[7]邱均平，丁敬达，周春雷，1999-2008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下)，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11)：79-87，118
[8]蒋永新，詹华清，基于共现关键词统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研究趋势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08，52(9)：28-31
[9]邱均平，丁敬达，周春雷，1999-2008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上)，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9)：72-79
[10]冯璐，冷伏海，共词分析方法理论进展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32(2)：88-92
[11]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2]邱均平，段字锋，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29(2)：19-22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6
一．宪法学的恢复：回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宪政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主权、宪法和宪政）、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宪政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政、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宪政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宪政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宪政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宪政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与世界宪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宪政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宪政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宪政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宪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宪政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宪政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宪政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宪政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宪政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宪政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宪政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宪政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宪政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宪政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宪政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宪政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宪政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宪政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篇，解释性论证20篇，经验性论证23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妓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7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我国当前教育量化研究（包括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教育的内在特点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5项措施：
1.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从事方法研究及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2.加强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3.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4.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5.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8
迄今为止，日本已有14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其中，有8名出自2000年之后。按单纯平均数年就有一名日本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可见近年来日本科学的崛起是非常迅速的。
二战以后，科学基本上是在国家的建制中展计,在2000年以来的13年的时间里，平均不到两开和发展的1,科学上的任何重要进展都能找到国家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年来科学的迅速崛起,和日本国家科学体制发挥的作用不可分割。
可是，目前国内关于科技体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科技行政管理体制上。出现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政府科技管理对此类研究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基础是，第在现代国家宏观管理中,行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信息爆炸时代,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必须快速决策和执行。在这方面,行政系统有其明显优势。第二，科学技术的专门分化越来越细越深,相对于法制系统,行政系统独具的灵活性能够予以较充分的对应。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宏观科技法制不重要。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加大、加重，社会对科技关心的普遍提升,使得科技法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国家治理而言，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科技法制是科技行政的基础。从科技法制的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科学的迅速崛起，可以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新的参考借鉴。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日本的科技法制结构，第二部分讨论科技法制与宏观科技管理,第三部分讨论对我国的启示。
二、日本科技法制的结构
日本的科技法制由基本法、研究机构法、研究内容管理法、成果运用促进法、科研资源保障法等组成。
(一）基本法
1995年制定、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是日本科学技术的基本法。
基本法是日本法制文本的一种表述形式。二战结束后到2012年年底，日本共制定、、实施40部基本法（其中有四部已宣布失效）。目前有效的36部基本法中，有18部是近10年制定的。基本法的大量出现，是日本法制形式变化的一种趋势,即日本的法律文本体系出现了从“宪法一法律”向“宪法一基本法一法律”转变的情况。基本法的作用主要是表明国家的政策理念和基本方针,并规定实行这些理念和基本方针应该采取的措施。行政部门要在基本法、实施后，为贯彻、落实基本法而采取更具体的行政措施。基本法有引导和诱导行政政策功能,也被称为“行政母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功能,很多基本法中的规定都比较抽象,侧重于指引。
基本法的大量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个是社会越来越复杂化、高度化，为了系统化、体系化地制定某一行政领域的政策，需要基本法这样的法律文本形式。另一个是由于基本法有突出的指引方向的特点，方便国会议员在立法中使用0。实际上《科学技术基本法》就是议员立法。
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的这20年里，日本的科学技术投入有了大幅的增加，体制有了显著变化，能力有了相当的提升。2000年以后诺贝尔奖得奖频次的增加，显然和《科学技术基本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科研机构法
科研机构法是以科研机构为对象的专门立法,涵盖科研机构设立、组织和活动等的法律，是科研机构设立、组织和开展科研活动的直接法律基础。日本针对科研机构的专门立法主要集中在国立科研机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指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和国立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
日本的政府研究机构依法而i设“上至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设置法，下至政府研究机构的定员，都有相应的法规。设立政府研究机构都要经过国会审议,并通过具体的设置法。有关部门据此法律颁布政令,具体实施。”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分担和履行国家任务，以期能够依照其研究事务的内容和性质，选择最为适当的组织及运营模式。日本政府在1997年12月出台的行政改革会议最终报告中，正式倡议将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纳入《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此后，1999年2月，日本政府了“关于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大纲”，并于1999年4月27日公布了“关于推进中央省厅改革的方针”。1999年7月颁布并于2001年正式施行《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施行之法律整备法》及《总务省设置法》等法律。
2001年行政法人化改革时，日本国立科研机构通过统、废、合等手段,全部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现在共有41个。这41个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中的每一个都有相应的法律基础。例如，理化学研究所有《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法》、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有《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法》。这些法律规定了研究所的名称、目的、业务范围等。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在业务经营、资金运用、人事管理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主管部门和主管大臣除对其发展目标、计划及经营绩效进行必要的审查、评估之外,一般不干涉其正常业务活动。
此后,2008年日本制定《研究开发力强化法》,41个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中的32个被定位为研究开发法人。2009年12月，成立了半官方的‘‘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制度恳谈会”。2010年2月，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基本政策专门调查会下设立的“研究开发制度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国立研究开发行政法人制度作为该工作小组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研究。
2012年1月20日，日本内阁发表了《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与组织的重新审视的基本方针》,把现有的103个独立行政法人进一步分类为“成果目标达成法人”和“行政执行法人”。第一类法人是成果目标达成法人,研究开发型法人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法人是国家行政任务执行法人，有非常强的行政辅助色彩。根据这个“基本方针”，日本的研发体制要发生一些较大的变化。比如，文部科学省管辖的5个重要研发机构，物质与材料研究机构、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将合并为一个成28果目标达成型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省管辖的三个重要的研发机构经济产业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信息处理推进机机构将合并为一个成果目标达成型独立行政法人。国土交通省管辖的五个重要的研发机构，土木研究所、建筑研究所、海上技术安全研究所、湾岸空港技术研究所、电子航法研究所，将合并为一个成果目标达成型独立行政法人。这样，日本开发型独立行政法人由现在的32个将减少为11个。但是，由于2012年12月自民党取代民主党执政，民主党制定的这个方针恐怕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了。
科研机构法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法律是《国立大学法人法》。2004年，旨在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增强国立大学自主性、激发国立大学内部活力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开始实施。法人化后，各国立大学由文部科学省的直属机构变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预算、组织、营运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教职员工非公务员化，可以更加自由地开展校外活动。该法为国立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创造了更加宽松、更加自由的条件。国立大学在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之后，其运营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拥有超出作为政府下属机构的自主权和活力的国立大学正在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产学合作等活动。
(三)研究开发管理法
研究开发管理法是针对研究开发行为或活动的法律。截至2009年8月1日，日本有效实施的1796个法律中有571个含有‘‘研究”一词，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67。这571个法律可以分为‘‘促进性法律”和“规制性法律”两类,规制性法律有33个,约占和研究有关法律的6%。因为，日本宪法中有“保障学问自由”的规定,所以,研究开发管理法的重点是在研究开发的规制方面。研究开发规制可分为针对研究手段的规制和针对研究内容的规制。
1.针对研究手段的规制
针对研究手段的规制主要是对研究必须的设备、材料等的规制，换言之，就是只对满足条件要求的研究人员提供这些必要的研究设备、研究材料。上面的33个法律全部涉及对研究手段的规制。规制的方式主要是向管辖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2.针对研究内容的规制
另一种规制是针对研究内容的规制，上述33个法律中有两个是这类规制。一个是《关于人体克隆技术规制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禁止人体克隆胚胎、人和动物杂交胚胎、人的集合性或融合性胚胎移入人或动物胎内”。另一个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及特定物质管制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禁止制造、持有、让出和受让化学武器”。
(四）成果应用促进法
促进研发成果的应用，是日本科技成果管理的根本出发点。日本管理科研成果、促进科研成果应用的法律主要有‘‘知识产权法”、《大学等技术转移促进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产业技术力强化法》等。
1.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基本法》以及《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版权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半导体集成电路流程设计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著作权法》、《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种子和种苗法》、《关于特定电信服务提供人的损失赔偿责任的限制及发信人信息披露的法律》等,构成了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知识产权法是研发成果管理和应用促进的基本法律制度，对日本的研发成果管理和应用促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2.《大学等技术转移促进法》
1998年日本制定《大学等技术转移促进法》,目的是促进大学研发成果更好更快地向企业转移。因为该法主要规定了技术转移机构tLo(technologyLicenseorganization)的性质、地位等，又被称为tLo法。此前日本产学合作的主要情况是: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大学研究室之间通过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共同与委托研究、提供奖学金、为企业代办专利手续等有来有往的借贷关系，形成了一种持续的联系。这种产学合作是企业自身的研究机构的一种补充，过去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过较好的作用。但是只有研发能力较强的大企业才能参与这些合作方式，而更多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被排除在这种持续关系以外。企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研发实力才能够更好地吸收大学的技术,而中小企业因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在面对产学合作时往往觉得产学合作‘‘居高临下”。这些企业在获取创新所必须的知识时，明显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介绍大学的技术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tLo作为技术转移机构就起到了这样一个能够沟通大学和产业界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企业快速了解大学所拥有的新技术成为了可能，也使大学了解了企业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tLo的介入大大地降低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了技术的转化率。
3.《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1999年10月1日为了有效活用日本的经营资源,提高生产力，尤其是潜在生产力，制定、实施《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其中涉及促进产学合作的内容有:对于受国家委托的研究成果,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国家可不收回成果的专利权。过去，由政府提供资金进行的开发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归国家所有，该法使这一部分国有知识产权归还企业成为可能?。知识产权下放增强了产学合作主体的自主性，更有利于各方进行接洽、做出决策,这是日本大力促进研究开发活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
4.《产业技术力强化法》
200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力强化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大学及事业机构在加强产业技术竞争力方面的责任，这在日本尚属首例，无疑对强化日本产业技术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意义。该法对国立大学教员的兼职限制有所缓和，改变了以往的人事院规则，国立大学教员可以在创业企业和tLo中兼职，还可以得到一些资金援助；并对大学及大学教师实行了专利费减免,提高了其专利申请积极性。同时取消受委托研究和共同研究的期限,此后便可以签订2年以上的合同了。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政策，扫清了相当一部分产学合作在之前遇到的种种障碍，共同促进产学合作的顺利开展。
(五）科技基础资源保障关联法律
另外有三类事情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第一类是科技人力资源（HRSt),第二类是科技投入,第三类是科技资源共享。这三类法律都有基础资源保障的性质，因此，关于这三类事情，没有独立或单独的法律规定，而是分散在其他法律中了。比；如《科学技术基本法》《国立大学法人法》都有明确规定。
三、法制基础上的宏观科技管理体制
(一）制定、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做到发展科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关于《科学技术基本法》前已有述，此处要补充的是《科学技术基本法》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关系。从本文讨论的主题看,就区别而言《科学技术基本法》属于科技法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属于科技行政；就联系而言《科学技术基本法》是《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法律基础《科学技术基本法》中关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规定是该法的核心。《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实施以来,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每隔5年制定、执行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来完成对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资源配置、方向指示和结构调整；从立法技巧上看,把规定政府科学技术资金的内容放在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不但机智地回避了当时政府科学技术投资是否应该“倍增”的争论,也给了政府根据经济、财政情况适当调整的空间。
(二）在行政体制改革总框架下改革科技体制，保证科技体制改革的彻底性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根据这个法律,政府要进行一系列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展开的，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基本完成，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在科技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成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文部科学省，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独立法人化和进行政策评价。当然这些工作都是有严密和严格法律基础的。
1.综合科学技术会议
在日本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成立了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日本科学技术政策最高咨询机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以抓宏观政策为工作重点，研究和决策科技发展的大方针，决定国家的重大研究领域。它以高于政府各部门的立场，高瞻远瞩地制订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并可以对各省厅全面进行协调。
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还是政府、行政部门与学术界、产业界之间的一条纽带。因为在历届日本政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成员中，都至少有两名来自企业的成员、两名来自大学的成员。这样的人员构成保证了管产学之间的高层密切联系。
此外,根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决定,设立一些专门调查会，向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提出和建议各领域的研究战略和方针等，这对日本开展科学研究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的专门调查会有基本政策专门调查会、评价专门调查会、知识产权战略专门调查会。
2.文部科学省
对日本科技行政体制影响最大的改革举措当属将原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新成立的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政策旨在改善大学的科研环境与条件,促进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所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推动官、产、学联合。这一举措受到了日本科技界的普遍欢迎。
3.独立法人化
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独立法人化是指国立科研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化和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关于这两点，在研究机构法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4.政策评价
在行政改革的同时，日本政府彻底导入了政策评价制度。日本政府于2001年6月制定了《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评价法）》,并于2002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该法律附则第2条规定“政府应在法律实行3年后对实施状况进行检查,根据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日本政府据此又于2005年修改了《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和《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
《评价法》规定了政策评价的基本事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政府各部门必须适时把握所管辖政策的效果,从必要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等视角进行自我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映到相应的政策上。（2)在政府制定的关于政府总体的政策评价的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各部门要制定中期基本计划和每年的实施计划，对政策评价的结果要编制评价报告予以公布。（3)为保证政策评价的统一性、综合性和更加严谨的客观性，总务省要对政府各部门的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评价的实施主体为政府各部门和总务省。政府各部门从政策的规划、立案和实施的角度对所管辖的政策进行自我评价。为加强领导和彻底贯彻落实政策评价,并将其结果反映到政策的规划与立案中去，政府各部门均建立起相应的领导机制，设立由大臣或政务次官为首的政策评价会议等，对相关重要事项进行审议。评价的具体实施则由政府各部门的专业司局进行，再由部门中设立的专门负责政策评价的处室进行综合归总。评价结果要向大臣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报告，经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在评价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听取外部有识之士和国民的意见，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文部科学省的业务范围涉及国立大学法人和部分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的教学和研究开发,还直接管辖部分国家重点领域的研究开发计划。故其负责实施的科技评价亦全面而广泛，涉及国立大学法人和独立行政法人研究机构的机构评价、本部门所辖事业的政策评价、竞争性资金计划评价和研究开发项目评价等各个层面。
(三）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切实保证研发权益
2002年2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向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这是全世界第一个以国家名义的知识产权战略，旨在保护研发成果，激励研发能力的提升。
和科学技术推进措施相似,在宣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之后，迅速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基本法》(2002年10月）。在《国家知识产权基本法》的要求下,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制定“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具体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自2003年起,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每年知识产权推进年度计划,至今为止的每个推进计划基本都涉及知识产权创造、保护、活用、人才等方面，都明确提出每个方面的具体推进措施和标明负责的相应政府部门。知识产权战略为保护和推进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ipS细胞（多功能细胞）为例,ipS细胞的再生医疗技术由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带领的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研发成功，在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应用前景，日本政府和社会都对这项技术抱有巨大期望《知识产权推进计划2008》明确提出了为实现ipS细胞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用化，构建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支援体系。
(四）实施推进研发成果实用化的法律制度，全力推进研发成果进入经济过程
为了促进研发成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本在制定、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后，陆续制定和实施了《大学等技术转移法》（1998年)、《产业再生措施法》（1999年)、《产业技术强化法》（2000年)、《3年内1000家大学新创企业计划》（2001年），这些法律、制度在促进科学技术进入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密切了科学技术界和产业界、经济界的关系,进一步激发了提升研发能力的热情,也提高了研发立项的精准度。
四、思考与借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指出了‘‘科技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一些突出表现,和科学直接相关的有‘‘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少”、“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等等,意见也针对这些问题提示了解决的方向和措施。不过方向的展开和措施的落实，离不开科技法制的完善。借鉴前面讨论的日本科学崛起与科技法制的关系,就我国完善科技法制、加快科技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以完善科技法制为基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我国科技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举措，既涉及科技行政管理体制、科技研发体制，也涉及到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应当发挥基础性地位的市场机制，仅仅通过科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的改革难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关键问题。根据现代法治理论,对于国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必须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确保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推进科技法制的完善,也是从制度上巩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的前期成果和成功经验的主要形式,避免政策的灵活性和变动性对于持续深化科技体制造成的负面影响。
再者，科技立法是完善科技行政管理顶层设计的重要形式。科技活动管理既涉及政府不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也涉及到政府与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权力与权利配置，只有通过科技立法才能从政府内部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明确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科技创新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更有利于基于国家立法视角来解决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科技管理与科研组织法律关系模糊的问题。
第二,加快科研机构立法，明确科技行政管理与科研主体的法律关系。
从科技法制的核心理念来看，如何平衡科研主体的科学研究权利与政府的宏观科技管理权力是各国科技立法的关键问题。而国立科研机构立法正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我国的科技管理实践来看，由于我国缺少针对科研机构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科技法制的正常运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行政力量对科研机构的过度干预。
加快科研机构立法，既是完善我国科技法律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科研主体科学研究权利、加强科研机构自治、明确科技行政管理权力的制度需要。通过立法，保障政府对于科研机构的稳定投入,实现科研机构依法治理，更能强化科研机构的自主性,调动其积极性,更好地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更有利于科研机构按照其从事科研活动所属的学科特点及科研对象的实际情况,有效利用相关资源,科学合理地开展科研活动，才能更好地促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同时，科研机构立法也必然进一步明确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与营利性科技组织在法律上的不同定位，明确要求科研机构对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的特定法律责任，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科研活动和科技成果的合理评价机制提供法律支撑。
第三,强化科技资源配置的法律手段,保障科技行政管理法治化。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9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化学研究基本方法篇10
选题背景、意义以及研究价值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通过五年多的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硬件设施建设与“校校通”工程方面的成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际应用层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硬轻软(重硬件建设，轻实际应用)；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效益)不知如何；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优质资源缺乏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共享，而且低水平重复开发严重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区域推进”的动因。“区域推进”的目标聚焦在信息技术在教学全过程的广泛应用，并在应用上有所创新，善于发现和培育一批有效应用的典型，充分发挥其辐射和示范作用，通过“以点带面，以面促点”，最终达到整个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和均衡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创新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加快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迎接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是迫切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并进行了本领域的初步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与我国首个教育技术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推出的“教育技术应用实验区”行动计划中，以“区域推进”为核心内容，对实验区进行区域推进的计划与实施操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优势互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也采用了以点带面、区域推进的策略，通过课题研究实验区，全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但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策略的全面系统研究，从区域发展模式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目前在国内外还十分欠缺。由此可见，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选题意义，其主要表现在：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内驱力来源于一个地区对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前瞻与追求，是对教育挑战的回应，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的互动过程。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既是信息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又是教育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是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基础，只有根据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之路，才能促进国家整体教育信息化健康、协调地发展。
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是实现区域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转化为决策的可操作性，推动我国宏观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与教育政策、区域教育发展战略相关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大大丰富教育信息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关注技术教育应用的表面转向关注各学科的渗透，使不同学科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得以实际提高，从而克服信息技术应用的表面现象，通过以点带面，实现真正的应用普及与提高。
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大共享。
从关注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关注实际应用的效益和效能，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
从关注短期行为转向关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避免教育信息化的短期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关注个别学校的实验转向关注成片的联动，产生区域的规模和质量效益。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
(1)剖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
(2)分析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
(3)建立适合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
(4)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
(5)建立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成本效益模型。
(6)健全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
2．研究内容
(1)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实质与内涵研究。
(2)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的影响研究。
(3)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研究。
(4)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模式构建研究。
(5)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和效益研究。
(6)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保障机制研究。
3．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教育信息化的区域推进以实际广泛应用作为区域推进的前提，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基石，以规模效益为抓手，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全面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实施方案，构建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模式，建设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成本效益和保障机制研究。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1．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区域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第一线教师为主体，以智能数字化平台为研究工具，以专家指导为纽带，强化过程研究，注重阶段成果；借鉴国外同类课题研究的成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本课题遵循的研究路线是：理论先行，科研领路，注重实践，即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实验――模式构建――总结实践，使研究逐级深入，螺旋上升。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将综合运用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比较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实行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区域实验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调研、统计数据分析、模式研究法、专题研讨、行动研究法、案例分析和专家咨询等多种研究方法，选择不同地区进行实验研究，确保课题的科学性并努力有所创新。
(1)有关理论依据的研讨及国内外相关经验的研讨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
(2)外出调研及研讨等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
(3)模式建立主要采用模式研究法。
(4)方案等的制定和完善及是否和实际相吻合，主要用案例分析法、调查法。
3．技术路线
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应用为依据，紧密跟踪国内外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新性研究，发展新的理论与技术，持续不断地将新成果及时地融入到对于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的策略研究中来，使该研究不断丰富、完善。技术路线的具体实施方案为：
(1)制定科学完善的课题实施方案。
(2)综合集成我国教育信息化区域推进已有的研究成果。
(3)课题组成员定期召开研讨会，汇集阶段性研究成果，确定下一步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