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1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作为这一概念的直接解读者，先后于2月17日和3月7日在央行网站上发表《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两篇文章。
争议随之而来，焦点集中在社会融资规模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与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以及行政规模调控等问题上。
这一新统计概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思维？4月1日，盛松成在央行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新的概念。“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
面对各界对行政调控的担忧，盛松成多次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通过数量与价格调控手段相结合，保持今年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合理。
理论和实践创新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怎样的意义？
盛松成：迄今为止，社会融资规模概念有三种提法，即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它们是同一概念的三种不同的提法。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我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将对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使金融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体社会融资状况，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即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绕开贷款规模。
三是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融资规模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无类似的国际经验？
盛松成：首先，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的启示。
这些理论认为：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货币，而且是包括狭义货币在内的所有短期流动性资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且是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动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货币当局不仅应该控制商业银行及其负债，而且应该控制其他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货币供给并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内生变量。
同时，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思考的产物。
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联系密切，贷款的提供者扩大到整个金融体系；信用过程不仅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而且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信贷创造过程；资产负债期限转化职能不仅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而且发生在“影子银行”的其他多种形式中；宏观审慎管理范围过于狭窄，大量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监测更广义的信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广义信用的概念囊括了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
详解中间变量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概念，蕴含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
盛松成：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人们往往会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它、阐述它，由此对新概念产生误解。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概念，其创新不仅体现在其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它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市场化方向上。
从历史上看，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曾有一个发展过程。1994年10月起，央行开始正式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指标。1995年央行尝试将货币供应量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6年起，货币供应量正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由此可见，社会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拟从2011年一季度起试公布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及各组成部分。
《财经》：央行一直在强调价格和数量工具的综合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将带来哪些新的转变？
盛松成：近年来，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逐步确立，Shibor在金融产品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社会流动性水平和市场利率水平，会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股票和债券价格及其融资规模。
《财经》：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发挥其作为中间变量的作用？目前社会舆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在实际操作中会被分解为信贷、债券、信托等具体规模调控指标。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这绝不意味着把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而是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采用基于2002年至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物价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义重大。
同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利率关系更紧密，相关性显著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的正相关系数为0.15，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正相关系数（0.06）。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负相关系数为0.57，高于与人民币新增贷款的负相关系数（0.53）。
探路逆周期监管
《财经》：今年1月的国务院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出现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的表述，如何理解“合理”的含义？
盛松成：应从总量和结构上来理解“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首先，社会融资规模应在总量上保持合理。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可以根据GDp和Cpi等指标测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应社会融资规模。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应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与宏观调控导向相吻合。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应有助于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其次，社会融资规模应在结构上保持合理。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要合理。二是要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三是要重视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涉及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各相关部门更紧密的沟通和合作。
《财经》：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盛松成：我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达成共识，在原有数据共享基础上加强协作，保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财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社会融资规模在其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松成：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要求是：操作上，逆周期调控社会总体流动性水平；目标上，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避免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上，要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2
全面收益这一概念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0年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3)中正式提出的。1985年,FaSB在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6)中对全面收益和全面收益构成要素进行了规范的定义。全面收益被定义为:全面收益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由源于非业主的交易、事项及情况所引起的业主权益(净资产)之变动。它可以简单解释为一定期间内除业主投资与分派业主款之外所有的业主权益变动。全面收益包括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四个要素。
虽然全面收益与净利润在会计确认上都使用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四个要素,全面收益比净利润涵盖内容更丰富,全面收益除包括企业经营活动中创造的经营成果以外,还包括企业在某一特定期间经济交易或物价变动所带来的未实现的资产变动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即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从全面收益概念来看,其反映的是一种损益满计观，按照损益满计观,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项目(不包括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属于当期业绩组成成分,尽管一部分项目被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但应该作为其他全面收益进行报告。
二、新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及收入费用的全新解读
新会计准则体现了资产负债观以及全面收益的理念。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业绩报告的影响源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并体现在新增加的利得和损失要素上。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诸如金融工具和投资性房地产项目进行后续计量,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所有者利润分配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使得传统会计收益的范围得以扩展。利得和损失又进一步分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部分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
新会计准则尽管引入利得和损失两个要素,然而在利润表中并没有单列这两个项目,利得和损失项目包含的内容也只是在各项具体准则中进行规范。其中包括:(1)资产减值损失,包括各项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减值发生的损失；(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核算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业务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3)投资收益,包括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损失,企业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损益；(4)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主要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罚没项目产生的利得和支出,以及政府补助利得、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等。
按照新会计准则,利润=收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而这也仅仅是在利润表中体现的利润。这部分利润会在会计期末结转到所有者权益项目当中,然而并不代表企业全面收益。根据新会计准则报告要求,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属于全面收益的一部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又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和其他项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体现资产负债观,资产负债观关注企业净资产的变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属于没能在企业净利润中反映的价值变动。
三、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业绩报告的新释
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编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根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信息,可以得到企业在会计期间内的综合收益信息。然而由于综合收益的信息仅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其有用性可能会受到质疑。
2009年5月,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征求意见稿)》,从2009年1月1日起,企业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规定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报告综合收益项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利润表中引入综合收益指标,将有助于投资者分析企业的全面收益情况,投资者不必借助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去分析企业当期的综合收益。另外,在利润表中报告综合收益将突出综合收益的理念,投资者在评价企业当期和未来业绩时,会更加关注未包含在损益表中的其他利得和损失项目。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例,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仅当其被出售时才能将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企业通过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报告当期直接确认的利得和损失以及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利润的金额,将提供给投资者这一金融资产价值变动对当期以及未来业绩影响的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分析企业当期全部已实现收益的构成成分,进而提高业绩报告的有用性。然而,也应意识到,由于其他综合收益全部都是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此报告这一信息可能会增加企业业绩报告的波动性,对投资者评价企业业绩带来干扰。?
四、新会计准则的要点
1.规范性。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就有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从而使会计行为达到规范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2.权威性。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核算工作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处理会计业务的准绳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它的权威性。
3.发展性。会计准则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会计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而形成的。会计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准则也要随之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改、充实和淘汰。
4.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性。会计准则是指导会计实践的理论依据，同时会计准则又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3
全面收益这一概念是美国财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0年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3)中正式提出的。1985年,FaSB在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6)中对全面收益和全面收益构成要素进行了规范的定义。全面收益被定义为:全面收益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由源于非业主的交易、事项及情况所引起的业益(净资产)之变动。它可以简单解释为一定期间内除业主与分派业主款之外所有的业益变动。全面收益包括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四个要素。
虽然全面收益与净利润在会计确认上都使用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四个要素,全面收益比净利润涵盖内容更丰富,全面收益除包括企业经营活动中创造的经营成果以外,还包括企业在某一特定期间经济交易或物价变动所带来的未实现的资产变动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即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从全面收益概念来看,其反映的是一种损益满计观,按照损益满计观,影响所有者权益变动项目(不包括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属于当期业绩组成成分,尽管一部分项目被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但应该作为其他全面收益进行报告。
二、新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及收入费用的全新解读
新会计准则体现了资产负债观以及全面收益的理念。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业绩报告的影响源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并体现在新增加的“利得”和“损失”要素上。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诸如工具和投资性地产项目进行后续计量,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所有者利润分配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使得传统会计收益的范围得以扩展。利得和损失又进一步分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部分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
新会计准则尽管引入“利得”和“损失”两个要素,然而在利润表中并没有单列这两个项目,利得和损失项目包含的内容也只是在各项具体准则中进行规范。其中包括:(1)资产减值损失,包括各项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减值发生的损失;(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核算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业务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3)投资收益,包括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损失,企业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损益;(4)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主要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罚没项目产生的利得和支出,以及政府补助利得、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等。
按照新会计准则,利润=收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而这也仅仅是在利润表中体现的利润。这部分利润会在会计期末结转到所有者权益项目当中,然而并不代表企业全面收益。根据新会计准则报告要求,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属于全面收益的一部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又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和其他项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体现资产负债观,资产负债观关注企业净资产的变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属于没能在企业净利润中反映的价值变动。
三、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业绩报告的新释
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编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根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信息,可以得到企业在会计期间内的综合收益信息。然而由于综合收益的信息仅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报告,其有用性可能会受到质疑。
2009年5月,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征求意见稿)》,从2009年1月1日起,企业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规定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报告综合收益项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利润表中引入综合收益指标,将有助于投资者分析企业的全面收益情况,投资者不必借助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去分析企业当期的综合收益。另外,在利润表中报告综合收益将突出综合收益的理念,投资者在评价企业当期和未来业绩时,会更加关注未包含在损益表中的其他利得和损失项目。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例,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仅当其被出售时才能将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企业通过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中报告当期直接确认的利得和损失以及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利润的金额,将提供给投资者这一金融资产价值变动对当期以及未来业绩影响的信息,将有助于投资者分析企业当期全部已实现收益的构成成分,进而提高业绩报告的有用性。然而,也应意识到,由于其他综合收益全部都是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此报告这一信息可能会增加企业业绩报告的波动性,对投资者评价企业业绩带来干扰。
四、新会计准则的要点
1.规范性。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就有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从而使会计行为达到规范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2.权威性。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核算工作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处理会计业务的准绳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它的权威性。
3.发展性。会计准则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会计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而形成的。会计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准则也要随之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改、充实和淘汰。
4.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性。会计准则是指导会计实践的理论依据,同时会计准则又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4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11-09-04
2011年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2011年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行长表示，各级人民银行要适应形势发展，从社会融资规模的角度考虑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要加强对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和监测。央行系统已经开始启动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监测工作，由此，“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开始为我国社会各界所关注，并迅速成为热议的话题。其中，既有赞赏、期待，也不乏质疑和猜测，甚至还有曲解，有些人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将取代m2和新增贷款规模，已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那么，社会融资总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指标，它的提出是否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它对宏观调控、金融体系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客观地解读和正确地评价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新指标呢？
一、何为社会融资总量
从理论上讲，“社会融资总量”的直观涵义就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融通总量，其中包括金融机构从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获得的融资和实体经济（指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获得的融资。而从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践角度看，实体经济的融资行为是重点，因此，央行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界定仅指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
从融资来源和渠道上看，社会融资总量又可分为实体经济内部相互之间的融资，即人们常说的“民间融资”，以及实体经济通过金融体系获得的融资，即所谓的“正规融资”。从理论上说，应对实体经济的全部融资进行监测和调控，但是，央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监测的可行性，认为民间融资等暂不纳入统计的范畴。这样，央行最终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定义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具体统计口径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代客理财及资金信托产品资金运用（贷款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等）。
同时，央行还说明，社会融资总量所包括的统计口径是开放的、可调整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金融形势的发展和统计技术的成熟，其他更多的融资方式将逐步纳入统计监测的范围。
二、“社会融资总量”概念提出的深刻原因：金融体系的重大转变和原有指标功能的弱化
一般而言，金融体系可以分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的历史证明，随着金融的发展，通过银行而实现的信贷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比重趋于下降，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的各类融资比重相应提高。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直接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比重甚至超过间接融资。在传统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和速度，在具体操作上则主要是控制银行信贷的规模和速度，以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作为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分析的指标和调控的中间目标。这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直接融资不发达，基本上都是银行信贷，信贷投放成为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这符合我国过去金融发展水平低、社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现实。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金融呈现出与国际潮流完全不同的迅猛发展态势，金融结构多元化趋势明显，金融市场加快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金融市场和产品不断创新，直接融资比例逐步加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在银行贷款(含票据贴现)之外，股票融资(包括公募的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债券融资(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企业短期融资券，企业中期票据等)、民间融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社会保险基金以及保险公司投资等快速发展。总体而言，我国自1990年发展资本市场以来，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趋势在近几年更加明显。毋庸置疑，我们的金融体系正在从“以银行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变。
以2010年为例，证券市场实现的股票和债券筹资为1.26万亿元；银行间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9.50万亿元信托公司发行信托计划筹资2.24万亿元。此外，还有一些经济主体通过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信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实现了融资，也有一些经济主体通过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国直接投资、民间借贷等渠道实现了融资。2010年，我国银行系统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5万亿元。根据央行对2010年我国实体经济通过金融机构实现融资总量的统计，新增人民币贷款只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50%左右。
这种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说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质变，金融调控的手段和方式也必须因之而变。很明显，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央行传统的调控手段――监测和控制新增人民币贷款这个指标的功能必须做出调整。
另一方面，从央行现实的操作来看，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新增贷款总量越来越不可控，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一，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主要盈利来源还是存贷款利差，所以对贷款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放贷的利益冲动十分强烈，在利差刚性的政策导向下，商业银行源于考核及其对利润的追求，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贷款规模，其二，商业银行的表外授信产品越来越丰富，为其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贷款总量调控提供了便利条件，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突飞猛进，理财业务的红红火火就是明证；其三，在现有条件下，针对新增贷款总量进行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运用的空间和弹性不足。事实证明，多年以来，国家预定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调控目标都未能完全实现。
很显然，经济环境或者金融体系深刻变化，以及原有的人民币贷款指标在现实操作上的不可控，已经说明：“以银行为主导”金融体系条件下衍生的人民币贷款的中间指标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宏观调控的需要，客观要求在理论层面与政策操作层面都必须重新寻找能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口径统计指标，迫切需要确定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中间目标。
因此，更能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酝酿而生，应该说这是一种符合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选择。
三、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内在缺陷：离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还很远
我们说，金融体系变化了，原有的指标在操作层面不可控了，这双重内因客观上要求对原有的指标功能进行调整，或者说寻找一个新的指标来替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有专家在研究适宜指标的替代问题，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说，“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指标就找对了？央行今年提出“要加强对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和监测”，是否就可以断言：央行将以“社会融资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作为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取代以往以“货币供应(总)量”(即广义货币m2，亦可称之为社会货币总量)和“货币总量增速”为中介目标的做法呢？
笔者认为，“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指标离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还很远，短期内，甚至不能将它作为一个事前的控制指标。但可以将它作为一个事后的监测指标。因为，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本身存在重大缺陷。
缺陷一：社会融资总量并不等于社会货币总量，所以，用它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有先天不足。
货币理论告诉我们，正确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准确把握货币投放渠道和货币总量的控制标准，因此，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或称中介目标，只能是调节货币投放总量和投放节奏。
按照投、融资双方是否直接转让货币所有权、是否增加社会货币总量区分，社会融资总量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各种渠道尽管可以改变社会资金的配置，但并不是都会创造新的货币投放。直接融资更多涉及的是资金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而非货币总量的扩展。由于只会转移货币所有权和购买力，而不会增加新的货币购买力，社会货币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并不属于货币投放渠道，不应纳入货币投放监控的范围。
相对其他融资方式，银行信贷的最主要区别是其能够通过货币创造影响市场总体流动性。一般来讲，只有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才会增加货币投放，而直接融资则不会。而央行更应该关注社会货币总量，来实施货币政策。
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社会货币总量，应该是最广义的货币总量。现行的社会货币总量(m2)指标，包括了全社会流通中现金和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的全部存款。因为无论何种渠道投放的货币，最终都将表现为社会流通中的现金或者存款，所以这是反映一定时点社会货币总量最全面和最准确的指标(当然，也有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将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也纳入，并将其进一步细化，划分成为m2、m3、m4等具体指标)。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不同于社会货币总量。因此，央行如果把这个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有失偏颇。
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言，短期内，银行信贷规模、社会货币总量(m2)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
当然，随着金融的发展，间接融资的渠道或方式也在不断丰富，现在仅仅控制银行贷款显然已经不够了，这就需要对现有的融资方式进行认真地梳理，把各种实际上属于间接融资的货币投放都要甄别出来，笔者建议将广义贷款（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代客理财及资金信托产品资金运用（贷款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一并纳入货币政策的监控目标。
缺陷二：对社会融资总量调控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尚待研究明确，其作用有待观察。
中国的直接融资大规模发展、融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间不长，社会融资总量的结构尚不稳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没有形成。这个时候，要求央行货币政策实现对融资总量机械地、数量地精确控制，很不现实。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一个新兴统计指标，其可调控性及效果仍待观察。
虽然，央行实证分析表明，对社会融资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包括Cpi、GDp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认为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总量与GDp、Cpi、消费、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要高很多。但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仅能溯至2002年，且未公布月度和季度数据。由于历史数据缺乏，无法对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稳健性进行检验，以此为据开展调控，理论基础值得商榷。
实际上，我们必须先搞清楚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在理论层面上，要搞清楚社会融资总量与GDp、Cpi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而不能仅靠2002年到现在的不到10年的数据简单论证就得出结论，以此来进行宏观调控，未免略显草率。
笔者认为，社会货币总量与社会融资总量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者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是截然不同的。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更适合于古典经济学分析传统，而对货币总量的关注则直接脱胎于凯恩斯经济学。因此，央行在进行这种中介指标的调整时，对其背后所涉及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框架还应该有更为深入地研究。否则，如果没有分析基础和决策框架的相应调整，仅仅是中介指标的调整，可能会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很多的混乱。
缺陷三：统计数据缺乏完整性。
“总量”的概念并没有真正体现。就目前来看，私募、政府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等都没有考虑在内，这些都是银行托管的，也是实体经济通过金融体系获得的。甚至与银行承兑汇票相似的信用证也没有统计在内，这很难解释。从最近温州民间融资所暴露的问题来看，民间融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在日渐扩大，有时候甚至会引起局部金融的稳定，不容小觑，完全排除在外，好像并不是很合理。
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今后还会出现更多新型的融资工具。同时，有关统计制度和技术将逐步完善，一些目前还难以统计的融资方式今后可能在统计监测上也将会变得可行。因此，社会融资总量所列示的统计口径是开放的、可调整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融形势的发展和统计技术的成熟，其他更多的融资方式将逐步纳入统计监测，这就对数据的全面性和连贯性提出挑战，那么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将来数据之间如何比较？类似于央行现在进行的实证分析如何进行？这些都有待考虑。
同时，“社会融资总量”存在着流量(发生额)和存量(余额)之分，容易产生歧义。由于各种融资渠道都存在着融资期限的问题，有些短期融资流动性很快，社会融资总量的流量总额可能完全不同于存量余额。而且不同融资渠道之间还可能存在相互转移的叠加作用，如企业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或者购买股票、债券等。如果以累计发生额作为社会融资总量，实际上是难以准确反映一个时点全社会货币总量的。如果过于关注并且谋求调控各种融资渠道的融资发生额，而不是集中关注和调控社会货币总量（余额），没有太大意义。
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需要统计局、一行三会之间进行协调，这必然降低数据使用的时效性。况且，与中国GDp统计不等于各地方GDp统计之和的情况类似，全国社会融资总量与各地方融资总量加总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缺陷四：分业监管的架构下，央行尚缺乏统一可控的条件。
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涉及到不同部门监管职责和权限的协调，使得央行事实上并不能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范畴进行金融调控，有效控制社会融资总量仍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社会融资总量涉及到更多的融资方式，融资需求和供给更难以把握。很多直接融资方式的规模，如股票发行，企业债的审批，受政策性影响非常大；非信贷融资主体融资行为的自主性更强，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金融创新等活动衍生出来的融资需求则更加难以掌握。
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控性要好，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综合的金融监管当局，但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缺陷五：社会融资总量发生作用的政策环境尚不具备。
我国还没有形成以利率和汇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金融和经济环境，仅仅依赖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现时难以实现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
编制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仅仅是第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最为关键。理论上来说，无论是货币供应还是需求，对利率的变动都十分敏感。
然而，现阶段，在国内利率市场化依然有限的背景下，货币供需双方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远未达到理想水平，这正是央行出台的货币政策相对实体经济运行存在滞后性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想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可先走利率市场化之路，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影响目标。但现在我们的传导机制没有完善，就是说，整个的收益率曲线都不是很完整，短端撬动不了长端，如果能够把短端和长端都非常好地撬动，就可以影响到社会融资总量。如果单纯地用数量去控制，发改委、银监会天天去控制，这样做很辛苦，最终效果也末必理想。重要的是把利率的传导机制理顺，理顺了这个机制，只要央行控制了短端，从而影响长期利率和影子利率水平，社会融资总量水平就会朝着央行所要的方向去发展。
一句话，利率市场化迟迟按兵不动，不仅很难解决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问题，即便社会融资总量今后担当起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也需要市场化利率的大力配合，否则治标不治本，央行仍会陷入目前m1、m2增速调控的力度要么偏小要么偏大的老问题。
四、结语
（一）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提出，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在金融体系深刻变革背景下，监管当局对宏观调控所作出的一种符合经济环境变化的现实选择。
（二）央行宏观调控思路将发生重大转变，货币调控将逐步改变通过主要依靠数量型工具和微观管理(窗口指导)来控制信贷增长的模式，而更多地发挥利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并更多的关注资产价格变动，逐步构建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三）社会融资总量目前尚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也不能将它作为一个事前的控制指标。但可以将它作为一个事后的监测指标，可以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的参考指标。
（四）当然，社会融资总量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新概念、一个新生事物，其统计范围、统计口径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茉楠，“社会融资总量”引领金融调控体系嬗变[n]，中国财经报，2011年3月29日第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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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
4.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调查统计处，关于社会融资总量的几个问题[J]，西南金融，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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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壮，重视社会融资总量意味利率戏分更重[n].证券时报，2011年4月15日，第a10版；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5
关键词：公司；融资政策；融资方式
一、公司融资的基本概述
1.公司融资的基本概念
公司融资，意指公司作为一个筹资的主体，按照它在生产营运过程、对外进行投资活动或者需要适当调整资本结构时，则采取合理的筹资方式，得到一个适宜的期限和较低风险，有效率的实现满足资金供求的筹集的一种财务活动。
2.公司融资的方式与渠道
（1）公司融资的方式
在我国在金融市场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是直接融资，较为典型的直接融资是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方式来实现融资。直接融资可以使大公司发展的更加的迅速，在资金的筹措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另一种融资方式叫做间接融资，最典型的间接融资所进行融资的行为是利用银行存款。除此之外，间接融资还有以下几种形式，如金融信贷机构产生的委托信贷和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是经过相关的部门和机构筹措资金的，这种模式更有利降低其成本、分散融资所带过来的风险，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特点，使得公司融资带来的负债比较多元化。所以这两类方式既不能独区也不可全废，应两种配合使用。
（2）公司融资的渠道
公司融资的方法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是公司融资的来源渠道，所以公司融资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将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叫做债务融资，另一种我们通常叫做股权融资。前者是公司利用增加自身债务的方式来获得资金，在这种融资情况下，资金的所有者作为债权人，在一定的期限内，收回本金和利息。后者是公司在不经过金融等中介机构介绍的情况下自行发行股票，从社会和大众以及其他盈利的部门获得资金的方式，被称之为股权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带给资金所有者的是对公司的控制权。
在形式上，债权融资有以下几个方式：发行公司债券、银行获得贷款、公司自身的应付债款和应付票据。而债券融资主要是指公司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债务融资主要给公司带来的是负债的增加以及到期应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利息和本金。这种情况下，资金所有者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债权人，不会参与公司的管理与经营，公司的得失、盈亏不会影响其利益，债权人对自己所提供的资金没有决策权。股权融资为公司带来权益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管理。他们的利益来源主要是公司的股利和分红，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一旦注资就无权撤回。
二、当前公司融资实施的现状
虽然现在金融市场中的资金相对还是比较充足，但是在正式间接融资的体系中或者是资本市场中，还是难以给中小型公司足够的资金筹款，其现今主要状况如下：
第一，短时间资本的筹措较往年容易，难度系数有所减低，然而筹集到时期长久的长期权益资本还是处于匮乏的阶段。因为各地政府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对于公司融资相关的政策，所以融资难度在某些程度上是有所下降。目前的金融体系开设了短期信贷业务，给中小型公司的融资有所缓解，但对于中长期信贷和权益性资本的供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尤其是对于高科技创业型公司。
第二，大公司融资困难的问题一定程度有了些许减缓，然而对于相对规模不如它的中、小型公司来说融资却依旧难度较高。如今的金融体系，大部分金融机构热衷于大型公司，而中小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客户虽然是中小公司，但由于它发展滞后，服务范围小、服务品种较为单一，因此在中小公司需求上是很难满足的。这些无法在正式的金融体系中得到需求上满足的公司，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常常是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去寻求且筹集资金。
第三，县和县以下的行政地区融资发展程度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实力依旧悬殊。金融市场在大、中型的城市发展迅速，规模和制度也越来越完善，例如，北京和上海，它们能吸引的信贷投资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高于小型城市。投资的集中性，导致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些发展好的城市，并且信贷投资规模还在发展壮大。但是对于县以下的地区而言，信贷融资仍旧发展缓慢，还处在很大程度上的资金缺口阶段。
第四，新中国建设以来，中国所有制的改变在某种程度间接的影响着市场经济。各地区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越来越重视，在实际的工作中，各地的执法和与财务相关的部门对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国企持有不同的观念。国企产生的贷款往往在坏账出现后不予追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他们对私企来说，追究力度就远远大于国企。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信贷的对象往往更加集中于国企，且银行信贷人员将对其他规模小的公司贷款更严格，银行贷款难度加大使得那些公司的融资举步维艰。
三、公司融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大多数公司没有形成以融资辅助公司发展的观念
很多公司在公司融资的管理上并且在金融市场融资方面有着十分匮乏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的态度，他们更习惯于去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有着一种习惯去等、要、靠政府政策的惰性思想，大多数公司认为自己公司在缴纳税费方面对国家有着不小的贡献，因此觉得有理由的让政府满足他们而去继续增加投入资金或者是通过减税让利的方式来满足自身。
2.公司忽略了融资相关的环境变化
当公司发展急需要资金的时候，通常都会只关注自身的资金是否能够到位，何时能够满足，很容易的就忽略了金融市场上的宏观环境。这种情况在对那些长期有资金需求的公司尤为明显。公司具体的制定一个对于自身发展相关的筹资需求计划，当金融环境中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则可以快速的根据其经营状况及时的调整，如此可以很好的适应政府调控并且不会因此很大的影响。例如政府采用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性政策时，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融资，那么就会造成付出更多融资成本的弊端。
3.公司的融资方式缺乏多样性
由于我国长期金融结构的地位，已根据银行间接融资，并且在受公司财务工作人员计划经济体制理念和素质影响，所以公司在融资这一板块有着对银行超强的依赖性，也因此使得融资工作似乎就是类似于简单的“跑银行，拉贷款”。单调的融资渠道让公司的融资难度大大加深，而且在有好的资金来源时，其运用的灵活性也是差强人意的，财务风险方面也不会是很低。单调的融资方式在某方面也象征着公司融资管理中应收账款让售融资方式、融资租赁、票据贴现和转让没有在此起到它原本应该起到的作用。
4.公司对于公司的成本观念和风险意识较差
很多公司大多数存在的情况是只有在缺乏经营管理活动资金的时侯，公司才会让财务人员去想办法进行融资，融资任务是在筹集到资金后算作完成，此后也不会去考虑怎样能够更合理的调节资金结构与资金成本。无论公司资金利用率是高了还是是低了，无论公司资金成本是大是小，也不管公司的资本结构如何，这种公司盲目举债的经营方式在很多公司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其次，通常公司在盲目的筹集到资金后，一般是不会对借入的资金进行一个很好的规划与管理，因此对于大量的资金占用、闲置和浪费这类现象是屡见不怪的，这些都是风险意识较差的体现。
四、改善公司融资现状的对策
1.促进融资观念融入公司发展理念
首要任务是让公司不要过于依赖政府的相关政策，应多关注自身能力的大小。因为公司的发展靠自身的积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外部的注资，所以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的资本结构很有必要。其次提高公司的资信等级评级，从而能够让间接融资渠道的畅通得到应有的保证。当然，公司同时也需要不断支持对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与开发竟而提升自身的实力。总而言之，公司若想让融资概念更好的融入公司发展策略之中，培养更多高素质、有先进管理理念的人才并且发展提高公司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2.将公司融资的环境与时机相结合，实现适时融资
在大的金融环境下，其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为了能更好减低这种未知变化对公司的影响，我们需要根据公司自身不同时期科学合理的对资金的供求和筹措资金需求进行周密的计划。而所需要注意的是要在融资进行之前看准好的时机，例如宏观调控下融资环境中的政府货币及财政性政策、当下的资本环境，与其结合后公司再慎重的进行决策。
3.有意识促使公司融资方式多样化
不同类型的公司有着自身独自的公司的管理和其经营观念，如果想要发挥出公司所具有的整体融资优势，则需要它们自己选择多元化的适合的融资方式，进而满足不同时期的需要。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可以使公司的融资难度大大的降低，公司在选择融资方式的时候，按照成本最小化，风险选最低值的融资方式来为公司谋求到所需要的资金。
4.加强资本成本观念和风险意识
公司在风险管理中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经济环境是有着不一样的短期负债，并且具有不同.的风险好成本。要合理地预测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因为各种筹资方式资金成本的高低与资金市场中“资金商品”的可供量直接密切相关，因此只有充分考虑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才能从根本上降低筹资成本。其次，充分比较各种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包括含有多种融资方式的混合性融资方式的成本，从中选择资本成本最小的。.总体来说，降低公司的资本融资成本需要经过合理预测并且统筹考虑随后的资本市场的供求状况才能达到其所希望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肖翔.公司融资学[D].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2版.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6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94-02
民间金融具有存在的长期性与必然性，社会、经济活动的纷繁复杂，使民间金融得以长期存在；我国现行金融架构与社会、实体经济现状的背离，决定了民间金融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民间金融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会分流一部分资金，与官方金融形成竞争；民间金融的利率随市场需求而动，对国家货币政策产生干扰和影响；部分民间金融从事过度金融创新以及不可持续的投机行为还可能造成局部的金融风险与隐患，威胁区域社会稳定。民间金融的两面性，官方金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现状，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的对民间金融采取压制的态度，我们既要调整、完善现有金融法律制度，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正视民间金融，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规范。规范民间金融，有两大基本问题需要率先解决，分别是：民间金融的准确界定与民间金融类型的合理划分，本文将对这两大问题进行探讨。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别人。
（一）民间金融概念考
对于什么是民间金融，学界尚无公认的定义。学者们分别从所有制关系、经营关系、登记关系、监管关系等角度来界定民间金融，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1.所有制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所有制关系说突出了民间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但将其与经济成分相联系，在观念上是过时的，照此学说，英美国家居于主体地位的金融将属于民间金融，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2.经营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在国家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在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经营关系说反映了民间金融的经营特性，但没有显示其不规范与不受监管的特征。
3.登记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是未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登记关系说揭示了民间金融的非正规性，但有些民间金融仅仅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为，不以组织体形式出现。因而，该说不能涵盖所有的民间金融形式。
4.监管关系说：该说认为民间金融实际上是指以个体信用为基础的，没有得到国家法律认可，尚未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的动机，以经营行为避开国家监管为特征，活跃于经济生活中的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行为。监管关系说突出了民间金融的非正规性与不受监管性，但是，是否受到认可与监管可以成为划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标准，拿来划分民间金融与非民间金融不能反映民间金融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都是依法设立的，也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监管，这类组织却未定性为金融机构，也没有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将这些组织及其相应金融活动排除在民间金融之外显然是有问题的。
上述关于民间金融的概念界定，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民间金融的特性，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历史上考查，境内外的金融活动多是民间的融资行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由30年代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活动的重要性与金融危机巨大的负外部性。大危机之后，主要的金融活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控制与监管。在西方国家，一般将受到国家控制与监管的金融活动称之为正规金融，将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金融活动统称为非正规金融。西方国家并不存在“民间金融”的概念，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只是强调对主要金融活动的控制与监管，并不对金融活动的主体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加以限制。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或是进行金融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由于我国受到国家控制与监管的主流金融活动多与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人们便将那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形式多样化的、为民间社会或者民营经济提供服务的各种金融组织、金融行为称之为民间金融。可见，民间金融是我国的专用词汇，是与官方金融相对应的概念。
官方金融在制度之下运行，自可与正规金融相联结。然而，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却并非等同的概念，那些与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的、依法设立的、受到不同程度监管却未纳入金融监管范畴的机构及其从事的金融活动，如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都应归属于正规金融，却是民间金融的不同形式。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并非都是非正规、不受监管的，也不都是非法的。
综上，民间金融是对一定范畴的金融活动的泛称，是制度架构之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以货币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
二、民间金融的类型划分
概念是辨识和区分社会现实中所特有的现象的工具，概念的界定为我们规范民间金融奠定了基础。分类乃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如果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民间金融的范围宽泛，形式多样，规范民间金融应顾及不同类型、不同特性的民间金融活动，这建立在对民间金融合理的分类基础之上。
民间金融历史久远，不同地方，社会环境、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贫富状况、信用发展程度、经济市场化水平有异，导致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化、差异化。对于官方金融，我们通常按照融资的特点，划分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这样的划分不能满足规范民间金融的需要，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属于直接金融，合会、私人钱庄属于间接金融，但民间借贷与民间集资相比，合会与私人钱庄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对于社会运行、经济发展的影响上都相差悬殊，在民间金融的类别化上，按其影响力进行划分更具实际意义。
民间金融的影响力取决于民间融资的规模、涉及的地域范围和参加的人数多少等因素，考量这些因素，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非募型民间金融、私募型民间金融和公募型民间金融。
（一）非募型民间金融
非募型民间金融是民间金融的初级形式，其表现形式是民间借贷，有个人借贷、个人与企业间借贷和企业间借贷之分。非募型民间金融遍及城乡，规模有限，参加的人数不多，属于分散型的民间金融。对于非募型民间金融，只要基于当事人的意愿，并且出借资金的来源合法、借入资金的使用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利率在正常范围，无论是否经营性质，均应尊重契约精神，予以保护。
（二）私募型民间金融
私募型民间金融是以某种临时或永久型金融组织为核心，向特定的融资对象融入资金，再向特定或不特定的融资对象融出资金，或者自行使用资金的民间金融形式。私募型民间金融属于集中型的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均产生较强的影响力，表现形式多样化，按组织形式可以再分为机构型、基金型和项目型。
1.机构型民间金融，它主要以私人银行、私人钱庄、典当行和存贷信息机构的形式存在，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或者作为存款人与贷款人的信息中介；或者经营跨境汇兑与洗钱业务。对于从事洗钱、炒汇等有悖社会公德行为的机构型民间金融组织要坚决打击与取缔，而对于那些服务于民间社会与实体经济的机构型民间金融组织为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实现阳光化与规范化。
2.基金型民间金融，它主要以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合会等形式存在，在特定范围的人之间募集和运用资金。与机构型民间金融并非普遍存在不同，基金型民间金融的存在范围广，具有互助性、时间性、人缘性、血缘性、地缘性等传统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基金型民间金融又发展出了营利性、广泛性特征，少数还混杂了投机性。对于基金型的民间金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发生社会问题，官方则容忍其存在，一旦发生问题，危及社会稳定，便否定这种民间金融形式。基金型民间金融有着久远的历史，作为中国乡土气息的金融形式，产生、成长于中国的传统社会、熟人社会，在社会基础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产生并服务于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以银行、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外来金融形式便不能彻底取代本土的金融形式。为此，需要承认基金型民间金融形式存在的合法性，肯认礼俗社会既有的规则，尊重各地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习俗。
3.项目型民间金融，它是专为某一特定事项而汇集特定群体的资金，如单位内部集资建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规模大，具有信托的某些属性，只要汇集的资金用于特定事项，该特定事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提供资金人员限于合理规模的特定群体，就不宜限制或是禁止。
（三）公募型民间金融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7
一、我国财务理论中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
关于资本成本，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第47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我国财务理论研究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两者的计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为例，资本成本的计算通常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以及债券收益加风险报酬法；而在我国财务学界，资金成本=每年的用资费用/（筹资数额-筹资费用）（汤谷良、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从上述我国资金成本的定义出发，还有一种经常被引用、直接以定义计算普通股资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资股利（率）和股权融资交易费用（率）简单相加的结果作为普通股资金成本。
二、从定价理论看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根本区别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这一共同点启发我们应该到定价理论中去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一）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在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定价理论一直作为贯彻其中的轴心，推动着整个金融理论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定价理论的轨迹正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利率）-货币资产价格-资本资产价格这样的路线向前发展。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在我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这种个人收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展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筹集费与占用费）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投资者要求获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三、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我国混淆的原因及其危害
（一）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
1.我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
我们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
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资本/投资者的必要报酬。
1992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我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由于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二）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所产生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1.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
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融资能力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仇彦英：《企业过度偏好股票融资有副作用》，《上海证券报》2001年5月29日）（黄少安、张岗：《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我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3.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再如，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与国际接轨，摒弃资金成本概念是我国财务理论界的紧迫任务
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昆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资本成本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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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邢乐成、宋琳，《论我国资本市场功能缺陷的深层次原因-基于资本成本的分析》，《财贸经济》，2005.12.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8
随着新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初具雏形的金融市场渐进缓慢发展的时期，而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也受到较大影响，还没从经济风暴中缓过神来，去年的全民性股灾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恐慌，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阴影，然而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讲，是充满挑战的。本文主要从金融投资的概述、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的阐述，以加深对金融投资的了解。
【关键词】
金融投资；衍生金融工具；发展；风险管理
一、金融投资概述
金融投资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基于实物投资而形成的，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和追捧的投资行为。它是对虚拟资本的一种融资手段，并不与实物等价，它是运基于实物产生，运用杠杆效应，放大数十倍的虚拟资本，它主要是通过信用机构的间接投资的资金供应者。它不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金融投资是为了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是一个资金流动和炒作的环节，有人增值，就一定有人亏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一）直接投资形式直接投资是一个获利相当直观的投资方式，它是指投资者将现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现有企业的投资。对外投资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直接投资包括股本资本、再投资收益及其它资本。直接投资有多种分类方式，按投资者投资的参与方式分为以下几种形式：①投资者开办独资企业，直接开店等，并独资经营。②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办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从而获得各种直接经营企业的权利，并派人进行管理或参与管理。③投资者参加资本，不参与经营，必要时可派人员任顾问或指导。④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买入现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股票，通过股权获得全部或相当部分的经营权，从而达到收购该企业的目的。例如，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电力生产、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采矿、金融等领域都属于直接投资，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
（二）间接投资形式间接投资（Fii）也是属于金融化的投资形式之一，它是指投资者通过金融渠道投入资金，以获取利益的经济活动。投资者不参与对拥有股份或债权的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经营无控制权。所获利润由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的风险价值构成。企业对外间接投资途径常见的有国债、基金、股票、认购新股、联营、特种存款等几种方式。
（三）直接投资于间接投资的区别与联系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同属于金融投资，是预期能带来收益的资产的购买行为，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①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本质区别是对筹资者的经营活动有无控制权，直接投资对筹资者的经营活动有控制权，而间接投资则没有；②从资本形式上来看，直接投资涉及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的转移，而间接投资一般只涉及资金的转移；③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大、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较小。除了区别，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通过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筹集所需资本，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如果仅从直接投资来筹集资金，很难为企业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而利用间接投资，集中我国小型散户的小额闲散资金，积少成多，成为稳定的初始资金，是生产经营和利润再分配的重要途径，而再进行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收益保障了间接投资的收益，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二、金融投资现状
我国金融行业较西方来说兴起落后，且发展缓慢，金融又是一个集技术与眼光于一身的行业。我国的经济波动与我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价值观密不可分，体制的不完善，包括国家公务员的谋取私利、利率的降低、舆论误导经济前景、以及熔断机制的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出台，实行前期总会损耗自己原有的力量，人们对中国的经济持有怀疑之心，转而把目光投向国外，根据羊群效应的原理，越是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越是资本外逃加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壁垒，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慢慢建立起来，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完善的经济价值体系，在金融局面中显得比较被动，一出现较大经济动荡，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站住脚跟。
（一）金融创新业务的突破性进展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发展的重头戏。金融业务创新是指金融机构在业务经营管理领域的创新，是金融机构利用新思维、新组织方式和新技术，构造新型的融资模式，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取得并实现其经营成果的活动。金融业务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与金融市场创新等内容。目前，金融创新主要是融入了互联网，多在网上交易，尤为突出的是网络借贷，去年的余额宝以及借贷宝，都对传统银行业务起到了一定的冲击。
（二）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市场随着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发展改革，数十年来，外汇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交易都经试验后由于种种原因又都被取消了，虽然在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上郑州、大连和上海三个商品期货市场在经历了1994年和1998年两次整顿和规范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慢慢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推进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策略如下：①深化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均衡价格②扩大现货市场规模③提高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价能力④加强风险防范的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开度⑤提高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者素质普遍不高。
三、金融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许多的漏洞，要了解金融行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要清楚金融现在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加以改进，使我国金融慢慢步入正轨。
（一）投资原动力不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投资的原动力是消费。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是促进投资的源头。而近几年来，钢铁、煤炭、房地产等行业过热，以至于大家一拥而上，炒的越来越热，而最终由产能过剩这个大问题带来的经济危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集聚泡沫越大，其所运用的杠杆比例越高，而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变，没有新的东西来刺激消费，那么经济停滞不前，随后爆发后的经济危机也越大。然而，中央说要去产能化，消除泡沫，所以投资的原动力目前不足，但慢慢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二）外部投资条件不成熟经济的发展除了内因，还离不开外因的推动，从外部投资条件来看，其条件也不成熟：①投资产品五花八门，选择投资时抉择困难。②我国主要投资主体是中国散户，规模小，实力较弱，不具有规模优势。③暗箱操作难以预测，风险厌恶者不愿冒险。④缺乏专业指导，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导致股市在遇到经济风波时更容易陷入更大的危机。外部投资条件的不成熟，对我国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问题的存在，也正是需要我国亟待改善。
四、我国金融投资发展趋势
金融行业的发展，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当它的发展处于一个稳定的阶段，代表已经处于一个较完善的金融体系，而我国目前的金融行业还尚需完善，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金融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对外投资的发展，存在着几个优化如下：优化投资主体结构：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应采取个体分散投资与联合集团投资相结合的策略，是对外投资的主体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不高，中小型企业对外投资比例尚小，但不容忽视，一旦优化投资主体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规模化可能在带动我国出口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优化投资地区结构：我国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北上广人山人海，经济也引领前沿，而有的省市经济落后，这与地区有关，对于沿海的城市，投资力度大，对于贫穷的地区，投资力度越小，形成两个严重的两极分化，虽然一直在强调地区均衡发展，但是富和贫的两个趋势也代表了商机和机会，所以优化投资地区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优化投资行业结构：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是贸易性行业，而目前我们减小效贸易型投资的比例，对已建设生产基地为主的非贸易型行业扩大投资，并且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应加大投资，国家不能封闭，应该多学习世界的先进科学，学以致用，再对我国技术性行业加大投资，还有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特色源远流长，我们也要加大对我国特色产业的投资，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更加流传。
（二）对内投资发展趋势对内投资发展也从以下几点分析：从环境上：第一点，过去的中国人，环保意识非常薄弱，环保类的法律也不甚健全，我国制造业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北京雾霾严重的人都不能正常的出门了。讲投资，讲经济，必须是在可持续下发展，所以解决环境问题是当务之急。在中美合作中，我们承诺减碳排量，这在外交中明显为中国加了分。第二点，从国内来看，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定为“新常态”中重要的一步，早就说过，“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由此可见环境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所以投资更趋向于与环保有关的，例如绿色新能源。从政策上：地方政府变化很大，打击“反腐”导致“官不聊生”，基础建设也很难单独发展，目前的经济构架下，“地方官员不作为”对经济影响很大，财政资金的下滑，导致计件的资金来源更吃紧，而基础建设项目很多是公益性的，且为中长期，而现在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时债务风险，所以，这也会直接制约未来的基础建设，并且我国经济更加不景气，也会影响对国内的投资。
五、完善金融法规建设
金融投资对投资者来讲是一种理财手段，对投机者来讲是一种盈利手段，然而我国金融法规的不健全，会使金融行业存在很多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不可收拾。之前有争议的一个议题，“关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是采取混业经营还是分开经营”，如果一旦采取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不再有界限，现有的金融法规将有更多的漏洞，我国金融界将混乱不堪。金融业就像一个大的网络，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更要充分利用信用信息优势，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和信用危机处理机制，引导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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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9
关键词：资本成本；研究进展；综述
资本成本作为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仅是企业在筹资、投资、股权分配及经营绩效评价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还是企业自身运营价值体现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对资本成本的度量存在很大问题。自步入二十一世纪开始，我国很多学者逐渐开始针对资本成本的概念、影响因素、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水平实证及资本成本估算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为我国资本成本理论研究发展扩宽了前进道路。
一、资本成本基本概念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成本是企业取得和使用资本时所付出的代价，将资本成本概念和资金成本概念混同。所以汪平[1]在《资本成本论》论文研究中曾谈到，资本成本也许是我国理财史上出现的理解最为混乱的概念；他认为出现混乱的原因也许是与国内学者翻译西方理财学对资本成本的概念有关。而宋琳[2]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区别》一文中，从概念、期限、风险公司治理等方面阐述了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不同，并指出如果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混同使用，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财务理论把握不准确，进而导致在对资本成本相关理论实践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邹颖、汪平[3]（2011）认为正确理解资本成本概念是公司进行科学理财的基本前提，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理财学的第一概念，是公司理财目标的根本反应，是公司理财行为的技术起点。
二、资本成本影响因素
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制度因素、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这几个方面阐述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政府干预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与国外政府对资本成本的干预相比，我国政府的干预明显更为显著，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更大。连军[4]（2012）以2005-2008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政治关联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不同；政府干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中可能会造成企业运营效益出现较高的不定性，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着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政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干预相对较少，政治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荣誉或良好的政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便可以享有比其它未关联企业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若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中难以和政治关联企业之间实现利益共享，这时政治关联企业需要担负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对较高。
（二）制度因素对资本成本影响
1.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影响
信息披露是连接市场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的重要桥梁，信息披露的数量以及质量历年来都是市场各个参与者关注的焦点。支晓强，何天芮[5]（2010）在《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一文研究中利用财务重述和自愿披露指数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把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细分，分为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并检验了两者之间的联合影响，他们从这一方面入手，得出结论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检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和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两者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共同影响要大于检验它们各自分别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在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方面，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6]（2010）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一文中主要是站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上，对于资本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说明，他们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沈洪涛等学者[7]（2010）在《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中也将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向非财务信息进行了拓展，主要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针对资本成本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并指出“绿色金融”政策对两者之间关系造成的影响。通过研究总结可以发现，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并且，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执行力度可以对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何玉、唐清亮、王开田[8]（2014）在研究中指出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披露碳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成本。
2.法律方面对资本成本影响
游家兴、刘淳[9]（2011）在《嵌入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研究中指出，企业家对社会资本的评价标准参数和资本成本之间存在一定负相关联系，并且这种替代性保护机制的功效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薄弱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结论都直接指出，证券市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加强及各种保护法律政策的出台，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开始向着慢慢减少的过程发展。并且，再加上受到宏观经济变量和控制公司自身特点影响，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强，上市公司资本成本则越低，两者有明显负相关关联。
（三）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影响
所有权和经营权两者间的分离，造成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投资者难以全面掌握企业具体情况和实际价值，因此在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公司治理的水平能够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投资者出现错误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有效减少资本成本。蒋琰，陆正飞[10]在《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单一与综合机制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发现，董事会治理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对股权融资成本具有一定影响，高质量、高效率的治理工作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针对股权结构、管理阶级薪酬水平、控制权竞争等是否可以影响股权融资成本暂时还未通过实践研究证明。虽说对于部分单一的治理机制到底能不能对股权融资成本产生影响难以下一个准确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综合治理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蒋琰[11]在《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研究中，以沪、深两市中具备配股和贷款资格的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在对综合治理水平的评价和衡量上，主要是借助公司治理G指数来进行。蒋琰在论文研究中指出，上市公司综合治理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及债务资本成本，这进一步说明公司综合治理高低能够影响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并且前者受影响程度大于后者。
（四）新会计准则对资本成本影响
我国在2007年实施了新的会计准则。汪祥耀，叶正虹[12]（2011）在研究中借助2006年和2009年新准则实施前后两个年份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数据，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可以看出，市场资本成本均出现一定的下降，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通过产业和行业的检验。郑伟光，高洁，陆强[13]（2014）认为新会计准则通过对盈余透明度产生影响，进而有效控制资本成本。郑伟光等学者在研究中表明，盈余透明度和企业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盈余透明度越高，股权资本成本则降低。
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结合融资优序相关理论，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最先需要斟酌的便是企业自身内部融资，然后便是企业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一般是最后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一理论在国外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运用范围较广，但在国内却难以有效实施。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为了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而采取股权融资，这违背了融资优序理论。余剑梅[14]（2011）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中表明，受到股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以及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产生利益侵占的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小于债务融资成本，这也是国内上市企业经常性进行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掌控的情况下，融资中的控股股东成本才会直接对上市企业融资决策成本造成影响，倘若股权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大于了债券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那么控股股东便会选择股权融资。但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不一致。赫以雪、郑劬[15]（2013）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表明，股权融资成本不超过债券融资成本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只是将融资形成的直接费用作为融资成本，而并未充分结合融资方式对企业市值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学者借助于对纺织与服装行业、家庭耐用消费品行业展开分析，得知在外部融资过程中，ipo后债券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多次股权融资成本。另外，还有研究认为在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偏低根本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解释，企业在股权融资方式选择上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量、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
四、资本成本估算研究
资本成本不能通过直观观察得出，需要研究者借助科学、切当的估算来对其具体数值进行全面正确的估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资本成本估算是现代财务理论中的一大难题。我国最早对公司加权资本成本采取定量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沈艺峰和田静，其在研究中借助了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使用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实施定量研究。另外，有研究学者将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方式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股利以及现金流折现值等于股票价格的内含报酬率方式，另外一种是风险补偿方式。另外，在企业理财实务中，汪平，袁光华，李阳阳[16]（2012）在《我国企业资本成本估算及其估算值的合理界域》一文中提出以历史平均报酬率作为资本成本的一种替代，这可谓是第三种方式。
五、结语
总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因而很多学者在针对财务理论研究上大都借助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我国对财务理论研究的起步较低，因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成熟度。所以，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应重点加强对资本成本的基础理论、概念、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成本计量方法在投资与融资决策中的应用及其与企业价值和经营者绩效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这也是今后资本成本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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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篇10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体系解释；司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5-0063-07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③参见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5期。定义延伸之方法详见吴弘文；笔者私以为该种归纳不无疑义，《消费者保护法》保护之消费者并非涵盖所有消费者，前文所述第二条为对其限制；因此其实消费者概念远大于《消费者保护法》指向之“消费者”。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奚晓明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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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wG（president’sworkingGrouponFinancialmarkets），policystatementonfinancialmarketdevelopments，march12，2008.availableathttp：///DocumentStore/4b778dd4-1302-4d7b-8bf7-c6b8e5e3eb63.pdf，2016-12-01.
[3]梁慧星.关于消法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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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ught-to-beandShould-beofConstructing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SystemfortheDogmaticsofLaw
――empiricalStudyon57Verdictsfrom2012to2016
DingLei
（SchoolofeconomicLaw，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