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1
【中图分类号】R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101-01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地震，这是中国近30年来发生的最具破坏性地震，我院一共派出5批次16支医疗队前往救援，在本次的卫勤保障任务中各方面的保障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中信息情报对医疗物资准备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汶川大地震”卫勤保障医疗物资准备的面临的挑战
1.1通信不畅，无法了解灾区情况对地震灾区地形、气候、人数分布、房屋结构等缺乏了解，无法判断该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无法估计灾后疫情发生的可能性，无法根据当地房及结构决定伤病的种类[1]。
1.2医院所在地属于地震灾区，医疗物资准备困难地震发生后，四川地区忙于抗震救灾，供货渠道不能畅通，致使所有的应急医疗物资采购不到，应急库存和本地医疗物资供应公司货源有限，无法全部及时满足部队的需求，筹措难度大。
1.3医疗物资筹措时间短，数量大本次地震强度大、波及面广、受灾地区灾情严重，要按预案要求时间内筹措多批次医疗队物资。时间紧迫，易致筹措不全。且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于14：28分，造成人员伤亡数量多，同时还出现了上千次余震，造成房屋连续倒塌，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受伤人员数量急剧增加，早期以脑外伤、骨折、挤压综合伤病员为主，而先期到达的医疗队较少，对脱水剂、止血药、绷带、夹板及三角巾等救伤物资需要量大，易出现物质短缺情况。
1.4特殊医疗物资的筹措难度大灾害发生后，对部分消毒、防疫药材需求比较大，而此类医疗物资比如漂白粉、过氧乙酸，效期短，易燃易爆，难以储备。防护服、眼罩等耗材平时少量储备且多次报废，因而筹备量少，当需大量筹措时异常困难。
1.5应急医疗物资准备经验不足，缺少平战结合平时卫勤演练针对应急拉练、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等方面比较重视，在医疗物资准备上存在欠缺，对及时保障意识、速度、针对性不强，应急供应经验不成熟。
2信息情报对部队医疗物资准备的帮助
2.1灾区情报为其提供了数量依据地震重灾区地多数地处山区，气温、雨水、湿度情况复杂的情报、城市房屋以钢筋混凝土结构，山区少数民族羌寨以石砌、木制结构为主的情报，根据本次地震的破坏程度来判断该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可以估计灾后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并据此调整携带药品的种类和数量。例如都江堰市，其距离地震中心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造成城区房屋大面积倒塌，前期救伤物资需要量大，需增加配额，后期出现了高温天气，灾后发生疫情的可能大大增加，因此防疫就成为救援中期的重要一环，出队前就对防疫药品的携带量及防疫人员的配备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就目前情况，这样的调整在救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主要病种及其时段分布情报为其提供了类别依据地震前阶段主要以救援为主，以脑外伤、骨折、挤压综合伤病员为主，需要脱水剂、止血药、绷带、夹板及三角巾等救伤物资。后阶段救援转为卫生防疫、疾病预防为主，对防疫物资、卫生疾病预防药品等很需求，随着地震灾区天气的逐渐偏高，加之，灾区灾民安置多比较集中，且生活缺少规律性，一些夏季常见疾病容易发生，根据此类情报，我们必须在医疗物资准备的种类上做出调整，要有预见性的准备各种防疫和夏季常见病的医疗物资，确保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完成。
2.3军地协同情报确保了卫勤分队得到补给，维持医疗功能本次“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国家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可谓是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所以在地震灾区，即有军队的救援单位，又有地方的救援机构，还有一些国外友邻国家派驻救援队和医疗方舱等，他们都有各自的了隶属关系和医疗物资的供应链构。军队内部、军队与地方的相互协同就非常必要，有效地维持卫勤分队的医疗功能。
2.4地方医疗医疗物资保障情报为部队灾害救援卫勤准备提供了经验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救援物资很快在灾区集结，保障了灾区伤员救治、卫生防疫等卫勤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接下来部队卫勤保障医疗物资准备，一是与部队前指、地方抗震救灾指挥部，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等沟通联系渠道，有效保障医疗物资的供给，特别是难以储存且需量大的消毒、防护药品必须通过联合保障体系才能得到保障。二是选择几家家本地供货公司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
经过本次抗震救灾工作的逐步进行，信息情报的重要性越发显著，应加大对信息情报工作的投入，培养既懂医学又懂掌握计算机和网络技能，尤其需要具备知识创新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专有人才。平时开展情报分析服务，为院领导的决策提供支持，为医疗服务，战时为医院卫勤分队服务，为后勤医疗物资的准备服务。实现现情报资源主体由文本型转向网络化，情报服务手段由手工型转向现代化；情报服务范围由局部型转向全面化情报服务对象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化。
参考文献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医疗保障；立法；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一、我国医疗保障立法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新
（一）创立时期（1950-1965年）。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1952年《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1953年又了《关于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确立了公费医疗制度；1960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及其附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
（二）停滞时期（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使新
（二）缺乏统一立法，立法发展不平衡。由于中央集中立法严重缺乏，中央鼓励地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各级权力机关及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立法权，从而出现了地方医疗保障立法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影响，医疗保障立法在通过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地方化倾向与部门化倾向；而且不同法规之间也缺少必要衔接。与此同时，医疗保障立法不平衡。以基本医疗保险立法为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得到高度重视，而农村医疗保险却仍受到忽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中明确“在经济发达地区，筹资数额和报销比例可以高一些，使农村合作医疗具有较高的保障水平并可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另外，城镇企业职工与公务员之间、城镇劳动者与农村劳动者之间乃至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之间的医疗保险待遇不平衡，例如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不同，各地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对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不同，最高支付限额不同。这些状况既表明了社会保障立法的严重不足，也反映了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对健全的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能因为注重于局部而忽视了全局的协调和统一，否则，不利于全社会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立法体系不健全，立法内容不完备。由于我国医疗保障立法相对滞后，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相应的立法仍然相当欠缺。至今没有一部完善的医疗保障基本法律，并且医疗保障领域还有许多立法空白地带，没有专门针对补充医疗保险的法律。所以非常需要加强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和立法体系的研究。另外，实践中许多问题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例如各项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完备，国务院的决定中没有责任追究的规定，地方立法的法律责任大多仅规定了行政责任，且涉及面很小，无法解决现实中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对制度的运行形成了阻碍③。社会医疗保障的实施涉及到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但相关法律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比较模糊。对于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助的资格、功能、范围、条件、措施等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校大学生是否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其缴费办法、个人账户、医疗保险待遇如何尚无明文规定，而这些都急需立法进行规范。
（四）法律规范强制力低，缺乏有效监督。目前只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强制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是自愿参保；城乡医疗救助的非义务性探索式发展；以及医疗保障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的现状，决定了医疗保障法律规范强制力低的特点。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医疗保障法律关系中的参与者，未能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同时我国医疗保障立法层次较低，又缺乏必要的公布与宣传，导致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相当有限，老百姓虽然关心基本医疗，但对于地方具体法律规定并不十分清楚。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就在这种缺乏社会大众监督和相关部门监督不力的情形下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而在诸如民法、劳动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律部门之中，对违反社会保障法的法律责任方面也无具体的规定，如我国在修改后的刑法中并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保险制度的各类违法行为予以明确规定，而只是混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之中。在少数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中，制裁力度也较弱。所以对违法者很难追究法律责任，以至于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都得不到及时惩处。
三、我国医疗保障立法完善建议
（一）重视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医疗保障法律体系
我国医疗保障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在实践中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正在分别、逐步地推进城市和农村的医疗救助制度，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那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必要用一定的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才能使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才能对民众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另外，纵观世界各国，虽然国情各不相同，但是都通过立法来推动改革，这证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作为坚强后盾。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更趋于完善与合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更好地推动各项医疗保障工作。
我国医疗保障法体系应当如何构造，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我国医疗保障法律体系应当由医疗保障基本法、医疗保障单行法（基本医疗保险法、补充医疗保险法和医疗救助法等）和医疗保障专项法（医疗保障基金法、公共卫生服务法、国家基本药物管理办法等）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如劳动法、刑法等有关法律条文）构成一个完整的保障法律体系。其中医疗保障基本法是制定各单行法和专项法的根据。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城乡、区域经济差距较大，医疗保障涉及面广，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制定一部完善的医疗保障基本法的条件，但可以先制定某些单行法。根据我国医疗保障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具备条件的法律先出台，不具备条件的尽快修订和补充有关内容，尽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法律体系。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与养老、工伤、残疾、社会救助等有关法规的衔接,提高立法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统一立法，提高法律效力
由于目前医疗保障立法中缺少人大立法，而行政立法过多，导致医疗保障工作多靠行政手段推行，严重削弱了我国医疗保障法的地位。因此应注重提高医疗保障法的立法层次，适时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的阶段，由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立法，确保其应有的法律地位。而且由于现行的过于分散的立法局面，容易导致立法之间的矛盾和重叠，或者导致立法空白，不利于法律适用。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集中统一立法。例如基本医疗领域，已过《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和大量的地方性法规等，可以在此法律实践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研究制定覆盖城乡居民的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法》。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医疗救助法》，从而改变我国医疗保障没有权力机关立法的局面，切实提高我国医疗保障法律效力。同时还要加强地方性的统一立法。当然，统一立法需要解决城乡一体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难题，但这正是医疗保障发展的目标，促进医疗公平。只有坚持中央集中立法和地方分散立法相结合，才能既注重了法律的适应性，又兼顾了全局的协调和统一，从而有利于社会保障法公平有效地实施。
（三）强化医疗保障法律关系中的政府责任
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既享有有关医疗保障的立法权，同时也是医疗保障法律关系中的管理者，权限很大，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国务院的决定和大部分地方政府规章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甚至有强化个人责任、弱化政府责任的倾向。政府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不能仅仅体现在政策文件上，必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此在制定修改各项有关法律时必须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并强化政府责任。首先就是增加经费投入，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完善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投入机制。④例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太低，资金筹集困难，需要提高政府的出资比例。还应该加大投入力度，通过直接的服务补贴或其他方式履行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责任，并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其次加强政府在规划、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例如加强协调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公民基本医疗保障；加强对医疗保险经办、基金管理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建立医疗保险基金有效使用和风险防范机制。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⑤
（四）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法的强制性
目前我国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是自愿参保，门诊报销比例低，政府补助比较少，部分有参保能力的城乡居民的参保积极性不高；同时我国有一定数量的城乡贫困人口由于经济负担能力不够无力缴纳相关费用而没有参保，甚至可能由于医疗救助制度的不够完善而被抛于体制之外，完全丧失了基本医疗保障。这种现状显然违背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广泛覆盖的基本原则，症结在哪里呢？就是自愿参保。医疗保障立法是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与家庭利益的规范和调整，必然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难以实现风险共担的作用和筹资的稳定增长。⑥例如有居民第一年参保，第二年不再续保，如何能保证覆盖率的稳步增长？所以基本医疗保险应实施强制性原则，不仅可以扩充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能更好地体现疾病风险在健康和非健康人群之间、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横向转移。当然这需要政府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倾斜政策，根据个人收入确定费用分担的比例，减免低收入人群的自付费用。
[注释]
①“新医改”解读点评集锦——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三大关键词（新华网2009-04-10）ss.cn/yjpt/shgz/yilbx/2
00904/t20090414_208119.html.
②李雅琴刘瑞琴《医疗保障改革的法律制度反思》，《当代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
③李雅琴刘瑞琴《医疗保障改革的法律制度反思》，《当代法学论坛》2006年第2期.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华社2009年4月7日.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华社2009年4月7日.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医疗保障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医疗保障比较论文下载
医疗保障是关系到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体制，不仅能够使人人都能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而且对于风险分担和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民生保障建设的重要内容。理论上，我国的医疗保障有两种可选择的路径——全民免费医疗与全民医疗保障。全民免费医疗通过税收筹资，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医疗服务；全民医疗保障(以下简称“全民医保”，注)则主要通过征收医疗保险费、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辅之以其他制度的方式提供医疗保障。这两种体制各具特色，各有利弊。正因为如此，中国究竟应采用何种形式，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论。
本文结合我国医疗保障发展的制度环境，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国医疗保障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建立一个公平、普惠、多层次的全民医保体系，而不是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是，从全民医疗保障的角度与要求来看，目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盖面、公平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难点，这使得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章针对这些问题与难点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与难点，完善公平、普惠、多层次全民医保体制的对策建议。
全民免费医疗与全民医保之比较和区别
一般而言，全民免费医疗是指免除缴费义务，通过税收筹资，由公立的、或者签约的私立卫生服务提供者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全民免费医疗使所有人能够根据治病的需要而非经济支付能力来获得医疗服务。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ationalhealthservice，nhs)，该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范围涵盖了从预防到康复、从孕检到临终护理、从头疼感冒的小病到心脏搭桥等大病的各类医疗保健服务，一度被英国标榜为“西方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而全民医保则是一种覆盖全体国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民医保不仅包括以收入为基础、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的社会医疗保险这一主体构架，还包括针对少数弱势群体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以及为满足多层次医疗需求的补充性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近三十个国家通过构建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制度达到全民医保，其中典型的代表国家有德国、澳大利亚、法国等。
在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选择上，人们之所以聚焦于在全民免费医疗与全民医保之间取舍，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满足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最初构想。无论是全民免费医疗还是全民医保都是为了满足公民的医疗保障权利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非营利的性质，二者的目的如出一辙：微观上，都是为了解决全体国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改善人民群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宏观上，医疗卫生是民生大事，免费医疗和全民医保都是为了逐步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彰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而让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制度属性来看，免费医疗和全民医保同属于强制性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国家权威，由政府集中领导和主办，理论上要求将制度规定的人群全部纳入医疗保障的体制之内。区别于自愿性医疗保障制度，二者的保障范围比较广，不仅保大病，而且保小病；对参保条件没有健康上的特殊规定，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参与；支付方式一般都是按照个人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偿。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体制，以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医保为代表的强制性医疗保障占有主体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医保制度因保险费负担过重或个人保险意识缺乏而造成的医疗保障缺失。
然而，全民免费医疗与全民医保各具特色，将二者进行比较，其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体系特征来看：第一，两种体系下的制度类型不同。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往往通过建立统一的医疗体系来提供医疗保障服务；而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全民医保往往通过建立多样化的保障制度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如，日本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按照不同职业将居民分别纳入到不同的医疗保险组织，整个国家的医疗保险由雇员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和老人保健三大部分构成；德国的医疗保险体系除了包含法定的社会医疗保险以外，还包括私人医疗保险和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险。第二，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体系的覆盖范围不同。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从制度设计之初便覆盖了全体国民，所有基于国民身份的人群，无论是60岁以上的老人、儿童，还是低收入人群、农村地区人群一律享受免费医疗；而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不可能一开始便覆盖到全体国民，其覆盖范围有一个不断扩展的发展过程，通常由某一类群体逐步扩大到不同人群，最终随着体系的完善才能实现全面覆盖。第三，公平性程度不同。全民免费医疗的获得与个体收入无关，只依据医疗需求为国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医疗服务，公平性程度高；而全民医保的主体性制度即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主要依据是否参保来决定医疗服务的提供与否，再加上区域差异、行业差异、收入差异的存在，在进行具体制度设计之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制度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其公平性程度较低。
从实现条件来看，二者亦有明显的区别。总体上全民免费医疗要求有更为成熟的实现条件。第一，要以雄厚的财政实力为基础。全民免费医疗意味着由国家来提供医疗保障的全部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建设医院、引进医疗设施和技术、扩充医疗资源、负担医务人员工资以及全国所有患者的就医费用等，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税收以保证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运作。第二，要以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为保障。全民免费医疗易导致医疗服务与医疗技术缺乏竞争性，为保证良好的医疗服务质量，需要各级公立医院、或签约的私立医院都要具备良好的医疗卫生资源，特别要求作为第一层次的社区诊所拥有为国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第三，要以平衡的国民经济和医疗卫生发展现状为依托。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待遇差距明显等都是全民免费医疗发展的壁垒。比较而言，全民医保也有其特殊的实现条件。第一，全民医保的主体性制度，即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需要由“多方买单”，所有具有支付能力的个人和单位都有缴费的义务，从而将国家的财政负担分散到单位和个人。第二，全民医保需要通过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来实现，风险的分担可以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以避免医疗保障职能的缺位。第三，在多样化的制度设计上，既要求根据不同的保障人群而有所区别，又要在整体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当然，具体的缴费和支付水平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收入相关。
从保障水平来看，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全民免费医疗覆盖面广，公平性高，并且其保障水平整体通常高于全民医保的保障水平。这是因为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多数是发达国家或者福利国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其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前提与必要保障。欧洲发达国家如英国、瑞典、瑞士、丹麦等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2009年，上述国家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3%、10%、11．4%、11．5%，可见，发达国家有能力提供一个保障水平普遍较高的医疗卫生制度。与之相比，由于全民医保体系的子制度比较多，各项具体制度的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例如我国的公费医疗制度的报销额度在95%以上，而新农合的报销额度只有30%－40%)，具体制度之间的差异使得全民医保难以达成一个相对统一保障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医保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其整体的保障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
我国医疗保障的发展之道——“全民医保”
全民免费医疗在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使得许多国人对其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全民免费医疗”天生就具有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人人都希望国家能够为自己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然而，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全免费的医疗制度，所谓的“全民免费”是相对的。
一方面，免费医疗与其他医疗体制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医疗费用的来源上。全民免费医疗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及地方的财政，这些主要依靠公民纳税的财政资金说到底还是参保人自己缴的钱。因此，可以说，免费医疗的资金是将医疗保险中参保人缴费换成纳税人纳税。另一方面，免费医疗并非意味着公民不花钱即可获得免费治疗。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全球193个国家的卫生费用支出中，个人卫生支出为零的国家一个也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向民众提供免费医疗的国家，如英国、瑞士、瑞典、加拿大、巴西等，2007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8．3%、40．7%、18．3%、30%、58.4%，免费的只是基本医疗服务，保险目录以外的诸如门诊处方、牙科门诊费以及较高档次的医疗服务仍需自行付费。
除此之外，国内少数地区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以陕西神木模式为典型代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真正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不用参保，所有户籍拥有者或者所有居民都可以自动享有免费医疗。而根据《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未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不予享受免费医疗。”另外，神木模式也有各种费用控制方式，门诊服务只有在缴纳合作医疗保险费后才能免费享受。住院费设有起付线，也有自费的项目，起付线以下费用由患者自付。事实上，“神木模式”只是一种保障水平较高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鉴于绝对的“全民免费医疗”根本不存在，充分考虑到现阶段的宏观社会经济条件，我国于2009年颁布的“新医改方案”最终摒弃了全民免费医疗的发展路线，选择了走向全民医保的战略方向。我们认为，这是结合多方经验与现实国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首先，全民医保更加符合我国的财政现状。一般来讲，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要高于社会保险制的国家，以英国为例，近年来英国医疗开支占gdp的9%以上，用于nhs的预算高达1000亿英镑(人均1980英镑)，可见，全民免费医疗需要依靠雄厚的财政能力为支撑。就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国民经济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覆盖13亿人口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如此庞大，必将造成沉重的税收负担，就像西班牙等部分发达国家一样，易出现财政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高涨，免费医疗体制难以为继的情况。所以说，我国并不具备英、美那样的经济实力，“多方负担”的全民医保体系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在全社会尽可能做到公平的分配，使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向用人单位和个人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发展多层次的全民医疗保障，从而满足公民基本医疗权利的实现。
其次，全民医保更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结合起来。按照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纯理论”，如果把全部医疗卫生服务都划归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高成本、低效率等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似公平性提高了，但是医疗效率问题已然成为医疗保障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个人不付任何费用，肯定会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与低效率，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医疗服务出现的排长队现象，等待免费住院的患者不断增加，特别是外科病人及慢性病人，有的地区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除此之外，看病不花钱还可能造成小病大养，重复医疗，重病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住院率上升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最终导致医疗体系疲惫不堪。比较而言，全民医保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设计，将各类人群的医疗保障具体化、明确化，可以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两者统一起来、平衡起来，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类医疗保障制度的作用。全民医保有利于在实现公平性的基础上，提高医疗效率，完善医疗服务质量，使医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全民医保更加适应各类人群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过大、收入差距明显、两极分化严重等现象，使得我们不能像英国那样有较为统一的制度环境为社会保险税的征收提供支持。全民免费医疗差异小、层次少，勉强实行很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财政负担过重，二是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普遍偏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我国在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设计多样化的保障制度来适应全社会各类人群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全民医保在发展过程中允许多种制度的同时存在，即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够各自保障对应的人群。此外，全民医保灵活性较强，各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央总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还可以制定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制度和政策。事实上，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部分有能力的地区已经直接建立了“二元制”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也有些地区在医疗保险制度以外针对特定人群适当发展医疗救助制度或补充性商业医疗保险。
全民医保发展面临的问题与难题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全民医保的发展方向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我们也正沿着“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道路不断探索。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处于体制发展初期，经验不足，现阶段的全民医保仍然是不完善的全民医保体制。这是因为我国所要实现的全民医保是一个公平、普惠、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制，其真正的内涵不仅在于要无条件地满足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权利，而且要保证医保费的缴纳以及医疗费用的支付只与参保者的支付能力有关，更重要的是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应当主要与病人的基本医疗需求挂钩，以此来实现医疗保障在医疗筹资和服务利用方面的公平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有的体制离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目标还相差甚远，全民医保在进一步发展中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和难题。
(一)财政投入不足，保障水平低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09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15%。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7．2%，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自1978年以来由2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政府的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无论是从比重上还是从绝对数上都低于社会和个人的卫生投入。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左右，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可见中国卫生总费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水平、报销比例都偏低，使得我国相当一部分居民看病就医的个人负担水平仍然较重。个人支付比例过高，医疗保障水平较低是导致民众“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严重的影响了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
(二)制度“碎片化”，既有损效率，又有失公平
尽管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是必要的，但是医疗保险这一主体性制度之下的多种子制度最终应随着制度的完善而走向整合，形成统一、高效的医疗保险体系。单就这一方面来看，我国各地都有至少四种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公务员免费医疗制度，不同医保人群之间差距明显，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再加上医保统筹层次目前主要还停留在县市级，每一个统筹区域内的医疗保险制度“各自为政”，其具体的政策规定、特别是权利和义务关系都有较大的差异。可以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是一种“碎片化”的体系，不仅有损医疗保障的效率，而且将造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障碍，阻碍社会融合，有悖于“公平性”原则。
(三)补偿模式与补偿机制设计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除了常见的报销比例过低，参保人自付比例较高之外，在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上也存在着弊端。一般而言，常见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重大疾病，以“大病统筹”为主要补偿范围的制度设计，不仅对门诊的报销相对较少，而且弱化了对常见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视，最终会加重医疗体系的治疗负担。后付制的补偿方式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尤其是在患大病、需长期住院的时候，垫付医疗费用成为一个难题。不仅如此，后付制的补偿方式还会引起报销时手续麻烦，补偿限制过多的问题。具体来说，起付线过高使得报销门槛过高，部分基本医疗风险得不到分担；封顶线使得大部分穷人在患大病时医疗负担仍然过重；报销药品的目录范围较窄使得多层次的医疗需要得不到满足；对于异地就医的人群来说，报销程序的复杂更是阻碍了医保的转移支付。种种补偿机制设计上的不合理使得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受益面窄，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四)对医疗弱势群体的保护不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社会保险的参加率也越低。基于医疗保障制度最初形成的原因和现在遇到的困难，存在着一类“医疗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业人员、残疾人、孤寡老人、农民工，以及被排除在“医疗体制”之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医疗弱势群体大多是位于极端贫困人口之上的大量边缘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他们在遇到较大的疾病风险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很容易陷入极端困难和贫困的境地。我国的医保制度尚不完善，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目标与方式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本应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医疗弱势群体”得到的保护却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了风险保护的错配。较典型的是农民工群体，一方面新农合的制度设计针对农民工保护不足，在该制度下农民工通常要承担高额的自负费用，且必须向籍贯所在地的县级政府申请补助，不但补助金额很低，而且补助申领程序耗时很长；另一方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易造成漏保，且流动性差，部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致使其基本医疗权利得不到保障。
(五)城乡二元分割致使医保缺乏公平性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平。长期以来，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医护人员、药品供应处于短缺状态，管理手段落后，导致农民医疗的可及性远比城镇居民差。把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满足少数优势群体的需求，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不公平。据统计，2008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为14535．4亿元，其中城市医疗卫生费用为11255．02亿元，占总费用的77．4%，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3280．38亿元，占总费用的22．6%，农村居民在人均医疗费用筹资标准、参保人数和报销比例上远低于城镇居民。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农村医疗保障待遇太低，使得很多参保人群在遇到疾病风险时仍不敢就医，这就导致了社会保险中的逆向收入分配。
完善我国全民医保体系的对策建议
全民医保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想最终实现多层次、高水平、广覆盖的全民医保，不仅需要加强政府、医院、用人单位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的支持与配合，还需要从整体上完善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根据目前的形势和相关情况，结合上文分析的问题与难点，我们分别从覆盖面、制度整合、政府责任、医疗卫生体制以及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坚持强制性原则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继续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
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自愿参保”原则，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部分因经济贫困而无力参保的人，或者因缴费年限不够，制度体制漏洞而被排除在医疗保险的体制以外的人群，这使得全民医保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我们要把诸如广大非正式就业人口、破产困难企业的退休职工、老知青以及农村低收入农民等“医疗弱势群体”作为医疗保障扩面工作的突破口，促使政府积极地发挥医疗保障责任主体的作用，不仅要从政策层面上规定所有人群都要强制性参加医疗保障制度，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逆向财政补贴问题。总之，要将全体国民都无条件地纳入到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障中去，这在目前阶段是可行且必要的。
(二)加快制度整合，走渐进的全民医疗保险之路
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人群分割严重阻碍了我国全民医保的发展，医疗保险逐步从“多元制”或“三元制”过渡到“二元制”，最终实现“一元制”已经势在必行。我国应该选择渐进式全民医保道路，对于城乡经济差距不太大的地区，应优先考虑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这两种制度合并，然后逐渐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接轨；对于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目前则要认真考虑不同制度间的衔接问题，待条件成熟后，再将不同制度合并。具体做法是：首先消除制度间存在的明显不平等；然后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实现医疗筹资和服务利用方面的公平；最后要逐渐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促进全体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增进国民福祉。为此，需要中央出台相关政策，完善顶层制度设计，鼓励条件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地区(最好是以地市为单位，条件合适时也可以以省市为单位)进行医保制度整合及医保共同体建设的试点。我们认为，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江苏省的苏南地区，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区可以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这种试点，可以是医保共同体建设的试点，即建立在区内“无障碍”参保与就医的体系；也可以是制度整合的试点，即将三种制度进行合并，或只先行合并其中的两项制度。总的来说，医保共同体建设的难度相对较少，可以较大范围的开展试点，并不断扩大和联通这些共同体，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目前，国内的不少地区已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全国的联动态势。
(三)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全民医保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付出一定费用，事实上，对于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确实没有能力付费的人群，国家应该破除按照市场经济效率先行原则的做法，大力发展医疗救助制度。立足于让所有社会群体公平地享受医疗保障，甚至是优先解决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政府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以低价格辅助贫弱人群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此外，还可以通过财政制度安排，开办医疗救助医院和福利医院，把医疗弱势群体一次性纳入医疗保障体系之中。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医疗卫生财政开支集中在关注贫困和老年人口等弱势群体的保障上，而让一般的人群通过商业保险等多种机制得到保障；法国也专门推出了公共财政共同分担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的计划，明显减少了专家服务偏向富人的倾向。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建议国家对一定收入标准以下的人群设置较低的起付线和较高的共付比例，减轻他们的负担，减少和防止有病不愿看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
(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医疗保障是一项涉及多种关系、多个部门、多方主体的系统工程，科学合理的医药卫生体制有利于医疗保障效率的发挥，是全民医保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全民医保的发展过程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点问题。按照中央的决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即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健全医保、规范医药、创新医疗。从这个角度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关于“健全医保”，要注意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支付与管理制度，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在未来建立起国家统一的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关于“规范医疗”，一方面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确保所有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能免费或低价向病患提供“基本药物”；消除医疗卫生机构开具“大处方”的诱因；改善招标过程，以取得性价比更高的药品；另一方面，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推进医药分业，促使基层医疗机构由逐利性转到公益性的运行轨道；关于“创新医疗”，要继续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拓展深化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大力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全面开展便民惠民服务。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4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速进行，然而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中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存。我们既要着眼国内，也要放眼国际，尤其是要做到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障制度和成功经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比较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医疗保障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分析
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当今世界卫生发展中的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有三种：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以德国为代表。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德国的医疗保障主要有：法定的社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其中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了德国90％以上的人口。德国医疗保障的特点是：
(1)资金统筹、共济互助。资金统筹表现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筹集医疗保险基金，政府酌情给予补贴。在筹资中大多通过法律、法规强制对一定收入水平范围内的居民 ：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规定上限和下限：共济互助则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再分配或者说个人所得的横向转移，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向低收入者转移，健康者的一部分收入向多病者转移，实现社会互助共济的目标。
(2)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支付受限。在德国，参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大部分由保险组织付费，某些项目也需要自付一定的费用，包括药品、绷带等辅助物品，牙科服务，住院，病房护理等。
国家卫生服务保障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英国于1964年通过《国家卫生服务法》。凡英国居民，无论其财产多少，均可免费得到国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患者只需交付挂号费，医院属国家开办，经费由政府定额提供，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此外，英国建立了一套由政府提供卫生保健经费、由国家统一管理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nhs)，又称国家卫生服务制度。英国医疗保障具有的特点是：
(1)税收为医疗服务的主要经费来源。政府通过税收筹集卫生保健经费，然后根据各地区的人口数并考虑年龄、性别、健康水平等因素，将资金分配到各个地区，由各地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向卫生机构直接拨款，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或价格极为低廉的卫生服务。
(2)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为了减少垄断服务固有的低效率、资源浪费，英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如在医疗服务提供系统中建立“内部市场”，即将医疗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
(3)国家垄断了医疗服务。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基本归国家所有，卫生资源的筹集与分配，卫生人力的管理，医疗服务的提供等都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市场主导医疗保障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是惟一没有全民社会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其医疗保险体系虽然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障两大类，但以后者为主。美国商业性医疗保险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后者可以在税收上享受优惠待遇，社会人群自愿入保，通过与私营性医疗保险机构签订合同，缔结契约关系，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共同分担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美国除了私人医疗保险外，还有一种预付群体服务，它是将提供保险与卫生服务合为一体的组织模式，如健康维持组织(hmo)，hmo有3种形式：医生雇佣形式、医生团体形式和独立开业形式，hmo通常对其成员提供两方面的服务：健康保险与健康保健。参加成员预付保险费后，可免费享受规定范围内的一切服务。美国医疗保障具有如下特点：
(1)高度的多样性、分散性和复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优势能较好地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但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参保者难以选择保险和难以合理使用保险政策；另一方面对保险市场运作、管理和监控也变得十分困难和复杂。
(2)保险覆盖面不足，保障程度受限。由于参加医疗保险的非强制性，保险公司对参保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性，使美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保护的人数在1999年达4340万左右，即约占人口的16.1％；而穷困人群中的31.6％和儿童中的30％左右没有医疗保险。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没有保险的人获得医疗服务，但是没有保险的人在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程度、水平、时间上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国学者丁纯(2005)根据效率、公平性、改革成效(适应性)、政府责任和基本框架5项绩效指标对英、德、美的代表性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如表1，1所示)。结论为德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绩效最高，尤其是它的公平性、效率、政府责任指标。我国在进行新一轮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是值得借鉴的。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存在问题对比分析
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不完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最重要的因素。我国从1984年开始了全面的改革。由于医疗保障的改革是在试点和摸索中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支持有限，又没有与我国体制相似的改革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因此，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依然存在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单一，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缺位和相应的补充保险不规范等现状。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无论是国家医疗保障的英国、商业医疗保障的美国还是社会医疗保障的鼻祖德国，都有其各自严谨规范、多层次的制度体系，甚至写进法律框架中，具备很高的立法层级(如德国和英国)，象英国的三级医疗机构联合体系、德国的以收入划分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要求。
立法层次低，执行力度差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明显放弃原有设计的情况下，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因此，目前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上是以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的为主体，且政策和制度的制定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从中央的有关文件来看，尚没有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社会保障法》的日程安排。基本的、根本的和最高立法的法律框架的缺乏，也是医疗保障体系难以规划和快速建立的原因之一。由于立法层次低，政策和法规多以行政执法的方式监督和执行，有法难以实行或有法不依的现象也很多。
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鼻祖——德国给我们作出了较好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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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现行医疗保险体制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其医疗保险制度也被写进了国家法律的框架当中，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收入在一定界限以下的人有强制性义务，在250个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中选择一家参加保险；而收入超过该标准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法定医疗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这样通过法制性来约束社会的医疗保障，立法层次很高，减少了很多不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较好的执行力。
医疗保障覆盖率低，医疗卫生资源管理和利用有待于提高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政府曾多次承诺，要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而从2004年的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中可知，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仅35％，“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低水平的医疗保障都没有了。从医疗卫生资源分析，我国的千人医生数与其他样本国家比并不算少，从国内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分析，我国城市中的卫生资源占到全国的80％，而70％的人口在农村，要促使城市中的医疗资源向农村转移。这说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极不平衡。
反观以“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为代表的英国，其倡导政府主导，全民覆盖。在英同，患者不论是哪个阶层、社会地位如何，只要有医疗需求，都能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该医疗服务体系由英国各级公立医院、各类诊所、社区医疗中心和养老院等医疗机构组成，大致可分三级：第一级为基本护理机构，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其总预算的75％；第二级为地区医院，地区医院通常就是这个地区的医疗中心，其接待从第一级机构转诊来的患者；第三级为教学医院，其以紧急救治和重大疑难病医院为主。这三级医疗机构构成了英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可以说整个体系环环相扣，层级鲜明，能够提供国民日常所需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启示
针对前两个问题：
(1)进一步明确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考察一些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都是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去实施的。观察和分析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有着很浓的试点的味道，而且周期比较长、系统性差。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有必要根据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目标，使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更系统和更全面。
(2)深入研究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系统地制定全面和详细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建立不是孤立的，它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地区差异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深入地研究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系统地研究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制定详细和全面的制度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第三个问题：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资金筹措机制；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市场体系；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一项在政府和集体的帮助下依靠农村居民自身经济实力而建立起来的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保障的制度，它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我国对农民实施的社会保障主要立足于农民的自我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随着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已经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传统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正处在调整和重构时期，它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具体来说，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一)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衰退
原农村合作医疗是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体系，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建国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室)卫生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另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共同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疾病治疗和预防的一种社区型医疗保障体系。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相互配合，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迅速上升到1996年的71岁，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为占总人口80%的农村居民提供健康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功不可没。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医疗保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随着集体经济体制的解体，原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于是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到1996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由1976年的90%锐减到5%左右。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回到家庭保障状态。
(二)农民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级政府为恢复合作医疗体系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成效不大。1998年卫生部进行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与80年代末的5%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70年代90%以上的合作医疗覆盖率相比，有很大差距。这说明合作医疗的作用大大下降，相当规模的农村居民失去了社会或社区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障，不得不恢复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1998年城市居民自费医疗的比重为44.13%，农村居民自费医疗的比重达到了87.44%。通过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问题很多，局势严峻，未来一段时间必须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加大对农民基本医疗保障问题的重视，尽快促进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对重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资源投入不足
一项社会政策出台之后，需要政策资源的支持才能运作和执行。一般地讲，政策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力的支持。目前，农村的医疗保障政策主要缺乏相应的资金投入，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投入。虽然国际上对卫生支出应占gdp的份额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部分国家的卫生支出大于gdp的8%。我国一直以来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明显偏少，卫生总费用及其占gdp的比重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依然不足6%，且这一比例还在缓慢降低，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我国的卫生总费用的支出结构也存在着很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投资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局面。
(四)农村医疗保障所需资金筹集困难，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仍然很低
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仍然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合作医疗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户、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村企业。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农村企业不发达，所以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农户出资反而成了合作医疗资金的主要来源。不少基层县、乡政府财政紧张，导致对合作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财政投入启动资金缺乏，前期的医疗保障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参保率不高，基金规模太小，医疗体系覆盖率偏低。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不少地方有过两次恢复合作医疗的努力，但是重建的合作医疗体系往往由于筹资困难、设计缺陷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持续时间很短。所以广大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率现在仍然很低，现存的合作医疗也主要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
(五)农村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实行财政分级管理体制后，不仅对卫生院投入减少，也使卫生行政部门对农村卫生机构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监督，原有的医疗卫生保健网功能减弱了，依照农村行政设置的医疗卫生网点中，有不少网点业务量不足。同时，县乡医疗卫生体系机构重叠、人员臃肿的现象也比较突出，造成农村卫生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的现象。乡镇除了卫生院外，还有计划生育站等机构，这些机构大多自成体系、自己进行小而全的建设，不仅造成医疗卫生设施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卫生技术人员的浪费，而且增加了不少非专业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行成本。
(六)农民素质局限，文化于扰因素很大
由于农民自身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看问题只看到眼前利益。一些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成员身体较好的家庭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认为合作医疗保障的水平太低，也不愿意参加。只有那些年龄结构比较大、健康状况比较差、经济收入比较低的家庭才是合作医疗的积极参与者。由于允许自愿参与，这导致合作医疗面临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合作医疗的积极参与者，往往又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人，造成合作医疗基金的资金到账率不高，使本身实力不厚的基金更加雪上加霜。面对高风险的参保人群，合作医疗基金很难支持。
(七)农村医疗市场体系不完善
1.个体诊所遍地开花，由于体制因素、经费不足、人员培训困难、医疗成本的提高等原因以及医疗卫生人才的流失和个体诊所的挤压，乡镇卫生院大多门庭冷落，拖欠人员工资比比皆是。卫生院设备陈旧，设施不齐全，只能应付一些较轻的常见病。农民是小病上药房，大病上市医院。而个体诊所因为医疗成本低，行医准入门槛低，利润丰厚，纷纷涌人社会，现在个体诊所一个村三四个，一个乡镇七八个，甚至更多。
2.个体诊所医药用品进货混乱，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多。个体诊所大部分从小的、不正规的药店进廉价药品、注射器、输液器、检验试剂，甚至购进国家明令禁止的疫苗，并高价出售。为应付检查，个体诊所只从正规药店进少量药品和医疗用品。此外，个体诊所多数没有行医许可证，而上级主管部门对违规经营者仅作罚款和没收器械等轻微处罚。
3.医疗卫生知识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农村卫生院多数没有阅览室、图书馆，医务人员也不订阅专业杂志，医疗技术水平低下。而个体诊所医生更是胆大包天，唯利是图，“包治百病”。由于不少病人得不到及时、对症治疗，小病被看成大病，最后出现病危。有些个体诊所缺乏必要的消毒灭菌输血设施也敢开刀，做阑尾、胆囊的切除手术，这种乱医乱治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对其进行整治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我国农村传统医疗保障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未能得到及时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农村合
作医疗的大面积滑坡。时至今日，新型的行之有效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步伐没有跟上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所致。
(二)农民认识观念上的误区和滞后
农民普遍认为政府不会把农村医疗卫生问题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来抓，同时也不认为政府有能力解决农村医疗卫生保障问题，从而不能够积极主动地与政府部门进行配合，导致政府部门对农村工作效率低下，同时也影响到建设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进程。
(三)农村居民经济收入水平不高，个人在医疗保障上的支出能力较为低下
巨大的就业压力、家庭压力和收入压力，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压力，使得部分农民还不会在医疗保健方面投入很多。医药费用上涨幅度过快，医疗保障制度尚没有建立，农民绝大部分属于自费医疗群体的现实，使得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降低，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医疗卫生的发展。
(四)农村地区落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农民的就医行为
传统的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水平的提高。加上传统文化中讳疾忌医的习惯和中华民族隐忍的特征，在不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对疾病采取的是能忍则忍、能拖则拖的态度，另外各种各样的民间验方、处理某些疾病的约定俗成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就医行为。
三、建立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加深，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也进入一个体制创新时期。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医疗制度创新也受到许多约束性条件的制约，如农业生产特点、经营模式、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文化习俗乃至医疗条件、医政管理体制等等。因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能一蹴而就，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和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局部人手，逐步推进，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
(一)建立长期稳定的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筹措机制，实行政府、集体经济与农民三方合理出资的办法
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首要的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筹资机制。农村医疗保障资金可以分为医疗救助基金和大病医疗统筹资金。医疗救助是政府社会救助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由政府民政救济机构负责。政府应该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助和发行福利等方式筹集。对于基层政府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经济实力不足的，中央和省级政府应给予补助。大病医疗统筹资金的筹集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筹措农民大病医疗统筹资金，单靠政府、村集体经济、农民哪一方都是比较困难的，必须三方齐心协力，共同出资。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不同的地区三方出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出资的比例可以少一些，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出资可以多一些；其他地区，政府出资则应多一些，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出资可以少一些。
1.各级政府都应为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出资。目前，全国大多数农村经济还不发达，大部分农民还不太富裕，对医疗保障可以出资的程度十分有限，没有政府的出资支持，单靠农民自己出资，大病医疗统筹很难办好。各级政府都应将对农民医疗保障的支持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中每年有所安排。从2003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便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给予资金补助。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也应对农民的大病医疗统筹给予资金补助，上下齐心协力，这件事才能办好。在补助资金使用上不应“一刀切”，上一级政府对所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有一定的重点支持。
2.农民个人应出资才能加入大病医疗统筹。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农民的责任意识，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做法。对于农民的出资在现阶段应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当前，如何增强农民的互助意识和保险意识，调动农民参加医疗统筹的积极性，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的卫生机构、群众团体和新闻媒体，都应配合基层政府做好农民参加医疗统筹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应通过建立大病医疗统筹，增强农民抵抗大病风险的能力，切实让农民感受到新制度的好处，从而自觉自愿地出资参加医疗统筹，以不断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人口覆盖面。
3.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也应为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出资。农民的医药费用是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应该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大病医疗统筹制度的建立也关系到“文明村”、“小康村”的建设，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理应出资。比较富裕的地区，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还应尽量多出一些钱，适当提高当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二)举办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1.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仍应继续推广和完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从当前我国农村的实践来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有福利型合作医疗、风险型合作医疗、福利—风险型合作医疗、合作医疗健康保险等多种。但实践证明，现阶段我国的各种合作医疗保险模式已不具备普遍适应性，不可能成为新时期农村医疗保障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合作医疗制度有其特有的优势，在农村不发达地区尚具有适用性。广大农村落后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和医疗支付能力还将处于低水平线，维护“低水平，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是保障农民初级医疗需求的合理机制。同时对原有合作医疗机制实施中暴露的问题，应采用相应的完善措施。
2.在发达和中等发达的农村地区应推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当前，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情况出发，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由政府组织引导农民建立大病医疗统筹上，即建立一种民办公助性质的、以分担农民大病医疗经济负担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农民、集体经济和乡村企业集中有限的经济力量，重点解决农民患大病无钱医治和因治疗大病导致返贫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民大多数是温饱有余，但抵御重大疾病的经济能力还十分脆弱，我们应该集中有限的财力，解决农民医疗保障中的主要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不很富裕，农村集体经济和地方政府可以拿出用于农民医疗保障的资金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能够对医疗保障的出资一般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农民的医疗保障既“保大病”又“保小病”，在经济上难以兼顾到。应该集中有限的财力去分担农民的大病医药费负担，这样就可以在缓解或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保大病”不“保小病”也有利于减少管理成本，只需要在乡镇设立管理人员即可，管理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因此，全国农村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工作从总体上应推行农民大病医疗统筹。各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疾病谱不同，农民大病医疗统筹的筹资水平、报销比例也应从实际出发，不要求一致。对比较富裕的地区且已经实行了“保大病”又“保小病”的农民医疗统筹、又受到农民欢迎的，应该支持他们继续进行下去，不强求全国统一。
3.在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及服务网络。在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等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富裕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应采取措施，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及服务网络。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应纳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范畴，农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可以向城镇过渡，甚至结合。目前，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医疗保险项目，可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但是商业保险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一般来说保险项目的保险费较高，且缺乏社会共济性，在承保时往往排斥健康状况不良的人群参保，这使得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条件。但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社会医疗保险不能满足富裕农民较高的医疗保障需求时，农民可以自愿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以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要。
(三)建立对农村低收入患病人群的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大病医疗统筹的重要补充措施。目前，我国农村有贫困人口2820万人，还有几百万五保户家庭，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医疗救助制度对于帮助低收人人群解决医疗负担问题，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医疗卫生社会公平性的重要体现。
农村医疗救助应由基层政府负责。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的患病人群，应该包括四部分人，一是贫困户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二是五保户；三是因患病等偶然原因造成返贫的家庭；四是为公众安全受伤而又没有医疗保障的人。农村医疗救助的形式，对于上述前三种人，在建立了大病医疗统筹的地区应该首先资助他们参加当地组织的大病医疗统筹；在这些人患病按有关规定报销了部分医药费后，经济上仍然有困难的应该给予医疗费用补助。在没有建立大病医疗统筹的地区，可以直接对救助对象给予一定的医疗补助。
(四)应该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的工作机构
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工作系统。中央已明确卫生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工作机构的建设必须尽快到位。目前，国家卫生部和省级卫生部门的“三定方案”中尚不包括这一项工作职责，也没有负责这项工作的专门机构及人员编制，大部分市县也是这种情况。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的工作必须从组织上落实，有机构负责，形成从上到下的工作系统，农民的医疗保障事业才能走上正常的工作轨道。对于农村合作医疗组织在制度上应该明确其性质。在目前的体制下，建议将农村合作医疗组织明确为民办公助性质的社团组织，纳入相应的法规管理。
总之，农村医疗保障工作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稳定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农村经济还不够发达，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不可能由国家和集体全包下来，也不能完全依靠农民自己负担。过去我国一直实行互助共济的合作医疗，解决90%以上农村人口的医疗问题。然而，从合作医疗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新的条件下，其运行在大部分地区是不成功的。但是合作医疗的不成功并不代表农村不需要医疗保障制度。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制度的选择问题。而今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要让该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民众需求、具备完善的制约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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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6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初级形式。当时我国政府规定，卫生事业是福利事业，预防保健服务免费，对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它部分满足福利主义的公平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和福利性原则。因此，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率，但公平性是相当有限的。
目前我国实行新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国家强调“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原则。新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虽然比传统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有许多优点，减轻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负担，但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在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公平性和普遍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的保障待遇。如此下去，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的人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对患者的控制，通过设置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个特色。在实践中，个人账户负责支付门诊费用或小额医疗费用，统筹基金负责支付住院大病或大额医疗费用。但是，从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属性来看，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
二、从凯恩斯经济学看我国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效需求不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扩大开支以增加需求。虽然凯恩斯本人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保障的思想，但其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社会保障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均衡效应。凯恩斯理论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西方国家不仅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运用凯恩斯理论，在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公共事业进行干预时，也将该理论作为实践的基础。因此尽管凯恩斯理论不是专门的社会保障理论，但是在推动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来看，我国政府应当加大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干预力度，使新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真正实现对收入再分配的有效调节，真正发挥调节经济运行的“均衡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服务基本上实行的是商业化服务形式，由此带来了药品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滥收费等一系列现象。另外，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出现了重视经济效益明显的医疗服务、轻视没有经济效益的公共卫生预防服务的现象，医疗卫生事业出现了严重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干预力度，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承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的责任，才能有效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福利，满足人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发展。按照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
三、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看我国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福利国家”制度，主张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私人化、多元化。这样做就必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的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强调社会保障的商业化、市场化，对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的影响表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来看，我国传统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存在国家负担过重、效率不够显著和缺乏有效刺激等弊端。医疗服务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二是医疗服务的质量。在过去的20多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医疗费用上涨的有效方法是医疗费用的分担制。我国开展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以来，实行医疗费用由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分担制，有效地控制了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在确保病人和公众合理的满意度的情况下提供低成本的各种医疗服务。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来看，我国仅有政府包办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不够的，在医疗保障方面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扶植一些“商业化”的医疗保险组织，与政府的医疗保障制度形成互补。这样做，使得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据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由此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障消费需求，刺激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应当采取政府主导型和市场竞争型并存的方式。在建立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同时，也要加强商业医疗保险建设。商业医疗保险在医疗费用上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即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自费部分及超过封顶线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充。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提倡的市场化、商业化运行规律的。
四、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我国城镇医疗保障制度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医疗保障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是典型的优效产品，具有拥挤性，当消费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一个相当大的正数即达到了拥挤点以后，增加消费者会减少全体消费者的效用。因此如果政府要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或仅仅象征性地收费，人们就可能过度消费该产品，从而加剧拥挤性。这也就是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要设置一个参保门槛的原因。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医疗保险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由居民个人筹集、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同时医疗服务提供完全依靠市场需求调节。对于医疗服务市场来说，一般的市场供求原则很难实现。在市场化的医疗服务行为中，为了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一些医师和医疗卫生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利用供给行为来抬高价格，以保持医师在居民中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是目前在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医疗保障产品是特殊的产品，用一般的产品供需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疗保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定位。影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供需关系的因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医生的道德规范失衡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各方面的。这是我国医疗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城镇医疗保障制度
逆向选择是导致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讲，天生体弱者只能支付较高的保险费才能买到医疗保险，但是逆向选择的结果是高风险的人隐瞒其真实风险状况，积极投保的人很可能都是天生体弱的人。由于健康人常常低估参保的重要性，而体弱多病的人群却非常愿意参加医疗保险。这种“选择性加入”和“选择性退出”恶性循环下去，将会使退出医疗保险市场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国家坚持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7
目前我国医保体系存在五大问题：一是保障未能实现全覆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仍有部分人口还没有被正式医疗保障制度所覆盖，而商业健康保险一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少部分中高收入者。二是保障水平低：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不存在应对巨额医疗费用的止损机制，从而部分丧失了保障功能。三是费用控制不力：在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中，对医疗服务提供者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机制存在缺陷，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攀升。此外，医保体制改革与医疗服务体制、药品流通体制等改革不配套，造成不正常的医疗费用攀升，这也进一步弱化了制度的保障功能。四是运行效率不高：医疗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过低，降低了风险分担的效果，增加了管理成本。五是保障制度不公：这主要表现为不同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别很大；缴费不公平，经济状况相似，缴费却不同。这些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看病贵”和“看病难”。
一、实现医保全覆盖的现实意义及可行性
1、我国医保覆盖现状及实现全覆盖的意义
截至目前，我国现行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医疗救助托底，公务员补助、企业补充保险、特殊人群商业保险为补充二元结构、三制度分开运行、两部门分别管理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与管理方式使得城乡居民保障人群未能得到全覆盖。由于现行制度中参保前提是“政府引导、自愿参加”，实际中存在保障遗漏人群，主要为无缴费能力的贫困人群、未感受到疾病之忧的健康人群、无医疗费用支付之忧的富裕人群、身份在职工与居民之间转变的不稳定就业人群、与日俱增的“城乡两栖人口”和流动人口对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的医疗保险管理与服务感到不便的群体、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使得城乡人口身份正在变得模糊，截然分开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管理与服务难以适应城乡居民实际需要。从而造成医保全面覆盖的很大遗漏。笔者从多方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参保人数达到近13亿人，覆盖人口占总人口的95%。河北省目前实现医保覆盖率为90%-95%之间。
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体制，以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医保为代表的“强制性”医疗保障占有主体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医保制度因保险费负担过重或个人保险意识缺乏而造成的医疗保障缺失。实现医保全覆盖，微观上可以解决全体国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和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现象，改善人民群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宏观上，医疗卫生是民生大事，免费医疗和全民医保都是为了逐步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彰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而让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2、实现医保全覆盖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的实施，户籍制度的改革，一卡通的实行，单一保险人模式的实现，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调整，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的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国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保障人群已占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大多数。从国家整体层面说，如果依照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进行匡算，城乡居民总计需要支付大约2000亿元左右，就可以在满足全体国民现有医疗服务需求的水平上实现医疗保障的普遍覆盖。这一支出水平在2014年15万多亿元的财政支出总盘子中，依然是一小块。从我们河北省层面说，从2015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2014年我省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320元，而在2015年，我省将继续增强医疗保障能力，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提高到380元。
笔者认为可将上述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为居民提供的不同标准、不同形式的“支持资金”或“补助资金”，集合成为全体国民提供标准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基础资金。本着“低水平、全覆盖”的原则建立覆盖全体国民（大陆范围内）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即全部居民（以户籍为依据），居民自出生之日起即享有“国家基本医疗保障”权力，并且该保障覆盖公民的一生，国家拨付财政资金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一标准”。即所有居民（大陆范围内），不分地区，不分城乡，都应当普遍而平等地均获国家给予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障”基金，让每一个居民都拥有基本医疗账户，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现“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的“公平性”，该保障水平可随国家经济的逐步发展通过追加投入而获提升；同时各级地方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均等的追加对所辖全体居民基本医疗帐户的投入，从而彻底实现基本医疗保险人群的全覆盖。
为满足公众差异化保障需求，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可通过构筑“公共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和商业健康保险”制度有机结合的医疗保障方式来实现。用人单位及有特殊需求的高收入群体可通过补充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或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来提升自身的医保水平。
二、多措并举切实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满意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最终实现多层次、高水平、全覆盖的全民医保，不仅需要加强政府、医院、用人单位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的支持与配合，还需要从整体上完善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根据目前的形势和相关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叠加式资金筹措机制。我们的医疗保障面临许多问题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在改革之初所确定的目标就有问题，当初并没有把建立全民享有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卫生服务公平性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而一味强调要国民共同承担健康责任，通过市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减轻政府卫生开支。
结果是政府投入长期不足，有统计数字表明：近几年发达国家政府负担卫生总费用的7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而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则只负担了39.4%。尤其是近几年来，政府的行政事业开支一增再增，有人估算，每年用于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9000亿，但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开支比例却逐年下降。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近几年法国、德国平均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为10%～27%，而中国仅为7%。这些数据从深层次反映出“中国卫生效率和公平问题根源主要不在于缺少公共资金，而在于缺少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和有效的政府管理”缺少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相应的行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首先是要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具体讲就是如何使全民都纳入到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内。为此，必须切实解决政府的卫生保障经费投入问题。既要让个人、社会与政府共同承担卫生保健的责任，也要从根本上解决卫生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在上述由国家及各级政府为全体国民增加提供“国家基本医疗保障”资金基础上，建立个人、用人单位、有特殊需求的富裕群体可选择缴纳补充保费，各类保费相叠加的基本医疗保险经费筹措机制。
2、针对高收入群体为课税对象增设”医保税”，补充医保资金来源。医保全覆盖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付出同等费用，享有同等服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30多年来，我国已实现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及部分人的率先富裕，而且形成了“贫富差距”愈加扩大的趋势，笔者建议国家对高收入群体为课税对象增设”医保税”补充医保资金来源。对达到“所得税”起征点的高收入群体追加征收所得税的10%-30%的作为对社会医保基金的补充，即可补充医保基金，又可达到平抑收入差距的目的。
3、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的介入，完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是对全民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在经办管理服务和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有很大优势。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各地区差异比较大，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余地会更大。因此，面对日益上升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和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加大对公立医院投资的前提下，也要积极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机构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要通过积极的市场调研，掌握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情况，加强医疗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政府方面应该加强保险市场的宏观管理，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支持，如对经营补充医疗保险的经营者给予减免税优惠等，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补充医疗保险的市场运作之中，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良性互动，最终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全面提高。
4、化繁为简，集约高效管理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目前，职工、居民、农民三类人群基本医疗保险分属两部门管理，双轨制运行，存在个人保险关系流转不畅、接续不便等弊端。优化管理办法，提高服务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便捷服务群众，应该刻不容缓地摆上重要议事桌面上来。笔者建议加强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网络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一个部门管理、集中一个窗口服务、一张保险卡全国通用、城乡一体化运行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管理机制。
5、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调节基本医疗消费行为。
健全和完善基层县、乡、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建立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全科医生制度的运行机制。同时通过价格与服务调节就医导向，引导就医者小病进小医院，大病转大医院。大力加强乡镇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其较低价格收费、及时方便就医等优势，突出发挥其在基本医疗中的“初次门诊”和“初级保健”作用。
6、实行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比较；立法
2009年4月，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简称“新医改方案”)正式出台，提出了要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目标，并且明确规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根据“新医改方案”提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划，在3年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a)率将达到90％以上；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年/人，增幅为5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最高支付限额，逐步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到2011年将不低于20元／年/人，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再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每个县1-3所，三年内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虽然“新医改方案”的实施会使农民参合覆盖面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根本上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改革的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实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加快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实现农村医疗制度的跨越性发展，已经成为众望所归。
一、我国现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缺陷
（一）政府职能缺失
政府作为国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承担着行政决策的责任。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在本国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中，还是在医疗保险资金提供上，或是在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设计、管理、监督等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无论从制度构架还是组织运行，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扶助，这已经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反复得到验证，尤其是当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更显示出政府作用的不可或缺性。
笔者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政府主导下的医疗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制度的供给，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尽管中央政府已明确表示将对农村医疗给予资金扶持，但关于扶持比例是多少、资金如何到位等这一系列问题缺乏相应的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要是依赖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再加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来确保政府为农村医疗保障投入配套和充足的经济资源，致使政府投入资金常常不能到位。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本质上属于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只能由作为社会代表的政府出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供给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实现公众健康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推广及具体的实施上，其角色的定位以及职能的健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应在综合性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建的法律保证、出资扶助、运行监督和部门协调等环节中有所作为。
（二）监管机制缺失
对于我国的目前不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而言，需要国家和社会长久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首先，我国缺乏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当农民出现医疗问题时，最早接触的是医疗机构，医疗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技术，使得某些医疗机构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要求病人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对无力支付费用的病人采取拒绝治疗或者让其提前出院等做法。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也大量充斥着私营医疗机构和人员，很多原来公有的卫生院(所)在市场化改革中也变成了私人承包经营，利益的驱动导致假医假药、乱收费等现象充斥农村医疗市场。其次，缺乏对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管理权力的执行者，其行政能力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医疗保障制度发挥作用的大小。如果对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必将导致社会医疗体系的混乱以及腐败的滋生。再次，缺乏对地区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管。社会保障部门被誉为公民生存基线的掌握者，把持着诸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资源，这就更需要对地区社会保障部门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透明的监管和管理。
（三）法律保障缺失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整体滞后，我国至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全面调整农村医疗保障社会关系的法律或法规。尤其在农村医疗保障的立法价值取向、政府职能定位、资金筹集方式、法律实施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2002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3年，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意见》和《指导意见》都是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制定的、带有强烈行政管理色彩的政策性文件，而国务院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等行政法规只涉及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单个层面。因此，以上立法都还是停留在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层面上，其内容都过于简略，随意性大，法律效力也相对较低，这就容易导致法律规定的不确定和适用时的困难。
二、外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
英国是最早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其国家医疗保险类型最具代表性。英国医疗保险服务的原则主要体现为：第一，要对每个公民(包括农民)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第二，卫生服务经费大部分从国家税收中支出；第三，卫生服务体系由社区初级服务、地区医疗服务和中央医院服务三个级别组成。1948年，英国通过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实行对所有医疗机构的国有化改革，即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员，公立医院占全部医院总数的95%，包括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1964年，英国颁布了《国家卫生服务法》，规定凡是英国公民，无论其有多少财产，均可免费享受公立医院的医疗，患者只需付挂号费。目前在英国医疗总费用中，来自政府税收的费用约占79%，其他费用来自社会保险缴费、患者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收入。
美国是实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典型代表。在美国，80%以上的国家公务员、私营企业雇员和农民都是商业保险制度的参加者。美国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要模式是：医疗保险主要由市场经营和管理，政府只负责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医疗保险。保险经费主要由个人和企业负担，政府基本不负担。该模式的主要缺陷是社会公平性较差，还有相当多低收入的小企业雇员、个体劳动者和农民家庭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日本的农村医疗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所萌芽，战时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开始把健康保险的范围普及到农民。《国民健康保险法》的宗旨是解决农民及小手工业者无医疗保险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和企业之间在保险覆盖率和保险待遇上的差距。1959年，日本农民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其中医疗保险基金的大部分来自政府补助，个人只交纳少部分保险费。1961年，日本进入了全民医疗保险的时代。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业的雇员及其家属，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和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除了上述保险外，日本农民互助保险组织的存在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韩国政府比较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其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体农民。1963年，韩国颁布了第一部《医疗保险法》，实行自愿性保险，参保人数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韩国开始实行强制性保险。1981年，在农村进行第一批试点，1988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强制实施，覆盖率为90%的农民，10%的贫困农民由政府提供医疗救济费用。然而韩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单独的医疗保障法律，农民的医疗保障从属于整个韩国的全民医保体系。韩国在发展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上采取的是先城市后农村的方法。在1960年之前，韩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已经和别的阶层一样被完全纳入到社会保障的各个范围之内，逐步建立了覆盖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
泰国针对农民及流动人口而推行的是一项全民医疗服务计划名为“30铢计划”。它是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标准，将资金预拨到省，省卫生管理部门再分配给相应的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本计划的国民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每诊次只需支付30铢的挂号费(对收入低于2800铢的农民可予以免缴)，即可得到一系列的医疗服务：第一，预防保健，包括体检、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及艾滋病预防等；第二，门诊和住院服务，包括医学检查、治疗及《国家基本用药目录》规定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第三，不多于2次的分娩；第四，正常住院食宿；第五，口腔疾病治疗等。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构建免费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现有的印度农村医疗系统包括四个层面：村卫生中心、初级卫生中心、社区卫生中心、地区医院。村卫生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母婴健康、计划生育和预防接种，也发放一些非常基本的药品。初级卫生中心很像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但是没有病床，较为严重或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送往社区卫生中心或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地区医院类似于中国的县医院和地区医院，其设施和医护人员配备相对较为齐全，一般只接受社区卫生中心转来的无法处理的病人。新政府上台后出台的2005-2012年“全国农村健康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现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措施：将卫生医疗预算提高到GDp的2%-3%；要求地区政府根据“全国农村健康计划”制定“地区健康计划”，包括医疗、卫生、供水、营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全面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条件和医疗服务水平。另外，印度还大力推行面向非正规产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综观外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可以看出各国在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时都充分考虑了本国的经济社会实际，其中有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一)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责任
如同英国政府一样，我国政府首先应明确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定位，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当中。首先，可以鼓励私营医院参与到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中来，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服务；其次，政府应利用各种途径多渠道筹集农村医疗保障资金，例如引导社区、企业、慈善机构、外资机构及个人的捐助，尤其是在发达地区提倡和开展社会捐助行为，充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还可以将农业税转化为农户社会保障税，征收后进行专户储蓄，专用于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再次，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目前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服务能力有限，一些重大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没有得到有效预防。
(二)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
只有建立公正独立的农村医疗制度监督机制，才能对合作医疗筹资、组织、管理等各环节以及各方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够顺利运转。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审查各定点医院对参合农民采取的医疗方案或医生开具的处方单，重点审查药品的选择和用药量、大型设备检查的必要性、新特药和自费项目的控制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诱导性住院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医疗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农村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医疗设备等方面的准入审批权，依法取缔非法行医、无证生产经营等违法活动。政府还应统一规定或限制药品的使用范围和医疗价格，如果超过此限制条件，医院就应受到质询，或对超过的部分，医疗保险机构不予报销；尝试按疾病类别规定医疗费用限额，实行医院费用总量控制等。
(三)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就目前农村医疗的保障制度的现状而言，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保障体系。在中国不同地区，广大农村在很长时期内人均收入和医疗支付能力持续处于较低水平，维护“低水平，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是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因此，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同时，还可以建立补充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充。鼓励农民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等为会员集体投保等方式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在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等富裕地区，农民还可以自愿寻求商业保险的保障，以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也十分必要。这是专门针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的特殊医疗保障制度，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现象。
(四)进行城乡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在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医疗制度的同时，还应当注意资源的优化整合，避免浪费，努力使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倾向公平，扭转卫生发展“重城轻乡”的思想和做法。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70％以上集中在城市，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普通农民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信任当地的医疗机构，只能投奔大城市大医院。因此，需要重新配置城乡医疗资源，减低农村医疗费用，扭转医疗卫生资源“规模失控”与“资源短缺”的不平衡局面。可鼓励城市“三甲”医院积极在周边农村地区开设分院，输出优秀医疗人才资源。
(五)加强立法，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供法律支持
法律可以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避免制度的随意性，增强制度的可信赖性。而且上升到法律层次，使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认识会有提高，大大增强其对保险的信任程度。自1884年德国首先制定《疾病保险法》以来，世界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立法工作纷纷兴起。例如日本，除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外，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而且，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在整个管理经营监督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法律的制约，法律制约的效应远大于权力制约效应，保证了机构运行畅通无阻。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尚未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医疗保障社会关系的法律，在这方面缺乏一套可依据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应尽快制定我国的《医疗保障法》，将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有关的立法纳入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相关地方立法的力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涉及到税费改革及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等复杂的问题。中央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平衡地区间的医疗保障状况，地方政府则是解决好当地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上，前者应该从大层面上充分考虑情况，制定符合大发展目标的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后者则显得灵活一些，可以根据地方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制定法律法规，可以在财政责任、统筹级别、医疗补助等方面保留合理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立法时应重点考虑城乡差距因素，解决地域不平衡性所造成的农民负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主要在农村推广，但城乡这种二元地域对抗机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不平衡性。据调查显示：占我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享有的医疗财政补助仅为总补助的30％，而人口数不到30％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多达70％的医疗财政支出。这种保障权利分配的地域不平衡性导致了广大农民不断陷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中。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法律对此没有任何价值倾向，那么我国农村医疗保障立法便失去其生命力和价值性。
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9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障，对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70%以上。套用舒尔茨的说法，中国经济可谓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或农村经济对策，或者说是农民经济、穷人经济，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问题在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民工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农民工是农民中比较先进的、比较积极的部分，他们是带头和开路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解决农民问题。
对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农民工可谓功不可没。据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统计对策，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对我国GDp贡献率达21%，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约为1．5亿人，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2％，在建筑业中接近79.8％；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对策，农民工占到52％以上。
然而，长期以来，受人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远离了人口众多而又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的一个重要表现。农民工医疗保障程度低，相应的医疗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一、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价值分析
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需要。据统计,目前农村有1.7亿剩余劳动力,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大部分来到城镇,而来到城镇的农民工60%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去。这些失业或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因生活所迫,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随着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他们也要求有平等的医疗保障待遇,而从整个社会来看,也只有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农民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2．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加大及体现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需要。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靠天吃饭,依赖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转入市场经济后,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而且机械化大生产条件下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出现的各种职业病,失业、养老等老弱病残问题都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风险和生活风险。这些市场化风险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存在的今天,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安全网,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居民可以充分享受医疗保障,而农村居民却相反,社会长期默认农民的医疗保障就是土地和家庭保障,而没有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不利经济的发展,不利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把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就成了必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有其建立的必要性并不代表就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一样,对其可行性必须认真论证。
1.农民工应该建立什么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对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这已取得了高度一致的认同,但对农民工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应该由谁来提供,这是理论界一直有的争论。我认为单纯地把农民工医疗保障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内是不够的对策，因为农民工毕竟与纯粹的农民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要。我认为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应该是整体上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内,但同时应该根据农民工的特殊性,建立与农民工迫切需要相符的医疗保障,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实现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农村医疗保障的统一,然后再实现农村医疗保障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统一,最终建立高度一体化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
2.建立归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农民工身份特殊,其迫切需要的是解决突出的基本健康保障问题,因此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走分阶段逐步完善的道路。其实际情况表现在:一是农民工虽然现在身在城镇,但仍是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落脚点是农村。据北京市对农民工的调查,有89.7%的外出农民工表示最终将回到家乡,吸引他们回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土地,这是其生存保障和健康、养老保障的最后防线,因此把他们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内,这既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又符合目前农民工的实际。二是农民工是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具备像城镇居民那样的缴纳医疗保险金的能力,其医疗保障大部分是依赖政府和社会的救济。
二、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设想
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在构建过程中要有周详的对策,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从其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健康保障入手,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具体对策有:
（一）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农民工数量庞大,流动性极强,不能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建立统一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显然不合适,而应该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建立分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首先将农民工进行分类,可将其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经过在城镇的长期生活,有了一定的积蓄并打算在城镇长期定居的农民工,可将他们按富裕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使其接近城镇医疗保障,享受较高级的福利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在城镇生活,到了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农民工,这类农民工不好管理,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来构建其医疗保障;另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这类农民工的重心仍在农村,只是农闲时才到城镇打临时工,农忙时还得回去务农,对这类农民工可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内。各层次的医疗保障应建立项目齐全的医疗保障内容。农民工医疗保障是一种基本保障,为了满足某些农民工基本保障之外的保障需要,可建立商业性保障作为辅助保障。
（二）加强配套改革。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需要改革一系列相关的阻碍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只有为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扫清了障碍,它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因此,需要改革一系列相关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一是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户口的管制。二是改革劳动力用工制度。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不同的劳动力有不同的态度,如对待农民工就有歧视,表现在工资收入上的歧视,工作分工上的歧视,子女入学的歧视等。三是改革土地制度。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土地分散的制度不利经济的发展。为了提高农村生产力,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让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机械化大生产。集中土地的可行办法是让土地自由流动,甚至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工转让土地所得的费用转入其个人账户用作医疗保险。四是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国的计划生育采用了严管政策并取得了成绩,但是仍有大批农民想方设法多生,这种现象归结其原因就应该是农村医疗保障不健全。只有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使他们放弃超生的念头。五是各实践部门应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监管工作。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还难以彻底维护其合法权益。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典型,各实践部门就应该从工资、住房、工作条件等各方面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拓宽保障资金来源渠道。扩大基金来源渠道,设立个人账户并保值增值资金是医疗保障制度运行的“血液”,没有充裕的资金,医疗保障制度就无法运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为增加资金可考虑:一是把土地转让金转入个人账户。二是把买断“二胎”生育权的所得收入转入个人账户。（买断“二胎”生育权是指农户主动放弃生第二胎的权利,从而政府给予资金一次性买断生育权。）三是国家财政拨款。四是个人缴纳的费用。五是发行福利。六是社会救济和救助等。
（四）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严重阻碍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对于刚刚起步的农民工医疗保障更应该加强制度建设。由于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宏观上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因此首先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的农民工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由于《社会保障法》的缺位使得现行法规缺乏约束力,导致制定和实行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时没有法律依据,形成混乱局面。在立法的过程中,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国际组织制定的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医疗保障立法的经验制定一部确立医疗保障性质、目的、宗旨和原则的法律,规定国家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司法部门、劳动部门等在内的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在医疗保障体系内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和协调医疗保障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医疗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执行,并能达到医疗保障的目的。
总之，把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障体系，既是对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回报，也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措施。只有公正地对待他们，给他们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保障的本质。这也是一个社会公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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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的重要性篇10
[论文摘要]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和“全民医保”制度的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全民医保”。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救助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逐渐升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关注热点。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全民医保目标的建立及其实现途径；医疗保障的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现状；各地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研究；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方面。国外关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最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相关评述。
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和“全民医保”制度的推进，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已经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全民医保”，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救助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逐渐升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依然是政策研究的关注热点。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全民医保目标的建立及其实现途径方面
随着“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目标的确立，“全民医保”已达成了共识，全民医保是实现医药卫生事业社会公益性的钥匙，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1：3(顾昕，2008)；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要建立重健康和重持续的绿色医保制度(褚福灵，2008)。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医疗体制改革困境和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全民医保的实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全民医保尚未成功(顾昕，2008)。但对于如何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改革方案。通向全民医疗保险的可行之路是一条渐进之路，将会扩大现有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此外，政府通过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资助城乡贫困家庭参加公立医疗保险，从而构成一个制度全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一路径已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已在逐步推进。强化政府责任，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医药分开，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葛延风，贡森，2007；翟祖唐，2007；唐钧，2007；胡大洋，2008；万筱明，陈燕刚，2008；刘晓晖，2008；李明强，2008)等宏观策略方向也逐步得到了认可，但在具体实现途径上还存在的分歧与争论。如强化政府筹资责任方面，有的专家强调“补需方”，即新增政府财政医疗卫生投入的主要流向是医疗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鼓励者和资助者的角色，通过补贴吸引和鼓励广大农民参加医保，同时资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城乡低保对象)参加医疗保险(顾昕，2008)。但也有的专家从国情出发，认为补供方，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直接提供基本免费的服务是更为现实可行的选择(葛延风，贡森，2007)。这些理论争论和政策建议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启迪。
二、关于医疗保障的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方面
随着“全民医保”目标的提出，国内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如火如荼，从多个角度探讨医疗保障的城乡衔接和统筹发展问题。
1．从二元经济社会角度出发，探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与衔接问题。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医疗保障制度表现为二元医疗保障体系，二元保障制度使其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医疗社会保险服务呈低效率状态，难以体现国民医疗保障权益的公平性(鲍震字，王智广，2007)。打破二元结构势在必行，从而提出了城乡保障制度衔接的目标模式——“从二元到三维”(王国军，2005)。
2．四大板块问的相互整合衔接的研究。在全民医保这个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统筹整合路径：“一个制度、多种标准”为医保改革的突破15(刘继同，2006)；在“托低就高”的途径下实现城乡医疗保障整合管理(周寿祺2007)；采取“三支柱”促进城乡医保一体化的实现(孙祁祥，2007)；依托“新农合”编织全民医保网；医疗保障制度要分层次(唐钧2008)；实现全民医保需要配套改革(吴成，2008)；三大公立医疗保险实现信息共享，可以实现医疗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顾昕2008)。同时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亦日益受到重视。农民工是一特殊群体，他们多数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问，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鉴于两者的保障程度有限，近期不宜作出硬性规定，两者的结合可以提高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程度(胡务，2006)。
3．城乡医保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垄断，使得该领域供方的道德风险发生频率高且规避难度大，导致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进而损害了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基础(王保真，2007)，并且是对诚信建设和信任系统的破坏(王建，2008)。应严控道德风险，重建信任机制。具体途径：加快医保覆盖面，缩短其自费患者与参保患者之间的“双轨制”与“价格差”；约束与限制不合理的医药行为，做到既能使患者看好病，又能促使与激励供方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还能有效控制供方的不合理开支，形成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风险共担的合作博弈机制(王保真，2007)。对医疗服务供给方、医疗服务消费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以及对专家的信任(王建，2008)。
三、各地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实践研究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总结和探索各地的模式，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制度创新大有裨益。各地关于城乡医疗保障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和付诸实践的模式探索日趋增多，例如全民医保标向性探索的“石狮实验”：石狮市五个试点村以整村的形式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签订合约，试行新型全民医疗保险(尹海涛，2005)；上海浦东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城乡阶梯式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田文华，梁鸿，陈琰，曲大维，许非，2005)；河南舞钢市全民医保的“破冰之举”：舞钢市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合作医疗3种形式，初步形成了全覆盖、无缝隙的全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仇雨临，2006；杨力勇等，2006)；厦门市欲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医保”(郡芳卿，2006)；湖南省石门县在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降低或取消新农合起付线模式，也称为“零门槛”方案。湖南省石门县为了搞好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付线和封顶线的有效衔接，除对五保对象的医疗救助不分病种和农村低保对象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医疗救助实行“零起付线”外，还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实行了“零起付线”(李钢，盛学庆，2006)。昆山市农村城乡一体化医保(金健宏，2006)，全民医保试点：安徽金寨县的成功与其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以及财政支出顺序优化等密切相关(中国卫生产业，2007)，珠海模式的试水：通过建立“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治疗免费”三道医疗保障防线，旨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袁泽春，2008)。镇江的成功经验是把社区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险相结合，实施一系列医保社区创新配套政策，打造“l5分钟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圈”，增强了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陈新中，2008)。浙江省和江苏省在处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过程中，在解决两个制度覆盖人群的交叉问题上，地方政府的两种主要解决方式；一是自主选择，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参合农民)可自助选择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不能重复参加，浙江省采用了该种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划定覆盖人群，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县城以上城区内的城镇人口，新农合覆盖县城以下的非农人口，江苏省采用了该种方式。此外，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已无户籍划分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乡合作医疗的探索(付晓光，汪早立，张西凡，程念，2008)。重庆市在进行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有效衔接时所采取的措施被称为综合补偿模式，也称“三明治”模式，“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三明治”式的政策组合版块，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这块“三明治”的夹心层是制度的中坚即“新农合”，底部和顶部的两层是制度的辅佐即“医疗救助”(赵小艳，2008)。这些实践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和对照样本，增强了本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
四、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和借鉴国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考和建议。宏观层面的经验借鉴主要有：乌日图(2003)分析研究了西方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4Jr雨4~(2oo3)评述了针对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医疗保险支出过度膨胀、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和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世界各国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医疗保险费收入，增加病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比重，加强对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监管，社会保险机构自己办医院等措施。这些对正在实施中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浩(2006)、郭小沙(2007)、王雁菊(2007)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德国、英国的全民医保制度，认为应建立适合中国基本国情、承认地区发展不平衡并逐步实现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制；丁润萍(2007)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廖明(2008)评述了印度的全民医疗体系；李莲花(2008)通过比较分析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全民医保过程，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我们全民医保的启示。李明强(2008)主要研究了泰国、新加坡和墨西哥等国家在医疗保障制度创新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讨论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以及实现医疗保障全民覆盖的实施路径。杨红燕(2008)选择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典型国家，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实现全民医保的经济、社会、人口等条件进行了总结。认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前提，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建立全民医保的非决定性影响因素，政府关注与社会形势是建立全民医保的关键因素。并得出结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条件；但中国可以利用职域保险、地域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救助相结合等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医疗保障”的层次上实现“全民医保”。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可以得出的经验是，医疗保障要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城乡一体化及普遍覆盖，特别是印度农村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泰国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于中国更具有启示意义。
国外关于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城乡统筹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对农村合作医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上。
(一)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
首先是对新农合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改革目标研究方面，一个国家的卫生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问的健康不公平现象，但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扩大趋势(Hossain，S．i，1997；Bogg，L，2002)。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中国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williamHsiao，2000)。第二：在农民参合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方面，aliasgary，Kenwillis，aliakbar，taghvaeiandmojtabaRafeian(2004)等采用重复投标博弈法(iterativebiddinggametech．nique)问卷格式，使用伊朗全国2139个农户数据，进行了农民医疗保险参加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B．古斯塔夫森(2005)从构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视角，展开了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以及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Cook等(1999)在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时，提出了依赖性——脆弱性——贫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不公平现象的研究：RaviKanbu(2005)分析了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卫生保健的不平等现象；BjornGustafsson，LiShi(2004)考察了中国农村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和贫困之间的关系；ofraan-son，Shi~ngSun(2004)以河北省为例，具体考察了中国农村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GuyCarrin，avivaRon和YangHui(1999)等根据14个试点县的情况，分析了中国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对改善农村健康保障困境的影响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YuanliLiu，williamHsiao和Kareneggleston(1999)着重分析了中国卫生体制变化带来的城乡在健康保障领域严重的不平等；ChristopherJ．Smith(1998)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卫生服务体制，揭示了城乡健康越来越大的不平等缺口。‘
(二)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