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经济的意义篇1
关键词：公路工程；经济管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公路工程建设的全面开展，现阶段，我国公路工程建设受到了经济发展形势的冲击，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越来越多，要想提高公路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要加强对公路工程经济相关方面的管理，促进我国公路建设不断发展。经济管理对公路工程的整个建设过程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要想实现公路工程建设的整体目标，就要加强对公路工程经济方面的管理，从而不断提高公路工程建设的质量。
一、加强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意义
1.是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有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理形成的主要因素，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公路工程中的经济管理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公路工程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下，因此，需要遵循相应的发展规律，公路工程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工程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需要在建设过程中面对新的挑战。因此，加强公路工程经济管理，是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2.能够保证国家经济的安全性
公路工程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资产的重要部分，作为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公路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开展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公路工程从一定程度上理解是属于国家所有，加强公路工程经济管理便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体现。公路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作为公路建设的管理者需要加强对工程成本的控制，做好工程建设的相关预算，对公路工程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保证整个公路工程建设的安全性，从而在提高公路工程质量的同时，有效增强国家的经济效益，保证国家经济的安全性。
3.是公路工程在质量控制方面的需要
公路工程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特征。公路工程建设是为社会服务的，从某种层度上来理解是公共产品，是一种非市场竞争性产品，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有效的经济管理能保证工程质量得到提升，经济管理是指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对施工材料进行质量上的把关，做好成本控制，同时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公路工程的建设质量。因此，我国公路在质量上的相关要求，需要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对经济进行管理，方便人们的日常出行。
二、加强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有效策略
1.树立正确的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理念
由于对经济管理理念缺乏正确、充分的认识，造成我国在公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经济管理的总体水平较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要想提高我国公路工程建设的市场竞争力，就要树立正确的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理念。首先，作为公路工程建设的管理层，要率先转变经济管理观念，可以采取培训的方式提高管理者的经济管理水平，从而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强化管理意识，做好日常管理方面的工作，逐步提高公路建设的质量。此外，作为管理者，要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成本进行有效核算。然后，在整个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将经济管理的观念推广到整个工程建设团队中去，使施工人员的经济管理观念得到整体提升。最后，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要清晰地认识到施工人员与经济管理之间存在的联系，对施工人员实行责任制，提高施工人员参与经济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不断提升公路经济管理的水平。
2.完善公路经济管理的相关工作
材料管理、监督管理及成本预算是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要想提高我国公路工程经济管理水平，就要不断完善经济管理的相关工作。在公路工程建设中要做好成本预算，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在确保公路质量的同时，尽量降低成本输出。同时，公路工程承建企业要做好材料管理工作，在选择材料时要结合公路建设的特点，将材料的价格和工程预算成本进行比较，尽量缩小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此外，公路工程建设在施工现场会有众多机械设备，因此，在公路施工阶段，相关管理人员要做好对设备的管理工作。
3.建立健全公路经济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公路经济管理体制是提高我国公路工程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采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能有效提升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任何环节都要实施完整的经济管理体制，施工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要从自身做起，严把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关，减少施工成本浪费，保证公路建设的质量。
三、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管理在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市场的发展给我国公路工程的建设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加强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公路工程经济管理，面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实现公路工程建设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公路建设的相关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经济管理，提高我国公路工程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从而保证公路建设的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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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聂锦春.试论公路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J].企业研究,2012(22):157-158.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2
关键词：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经济管理意义分析
一、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概述
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就是指为满足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需求，分别采用价值工程、多方案比选、设计方案招标、限额设计、设计优化、施工招标等方法，对建设工程在实施的各个阶段发生的费用进行控制。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的阶段主要包括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的基本内涵：
（一）确定目标值
在建筑项目实施过程中阶段性地收集完成目标的实际数据，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将实际数据与计划值比较，采取纠正措施，以确保目标值的实现。
（二）统筹考虑
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是以合理确定为基础，有效控制为核心。要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力求在技术先进条件下的经济合理，在经济合理基础上的技术先进，把控制工程造价观念渗透到设计和施工中去。
（三）主动性
要立足于事前控制，即主动控制，尽量减少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偏离。工程造价控制不仅要反映投资决策、设计、发包和施工，更要主动地影响投资决策、设计、发包和施工，主动地控制。
二、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对现代建筑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分析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涉及到与工程有关的各个要素，包括涉业主、承包商的利益以及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关系。而建筑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也就是确定工程造价的过程。工程造价控制是一项不确定性很强的工作，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对这些事项的防范不仅要靠投资的控制，更需要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应贯穿于工程项目从可行性研究到工程竣工决算的全过程。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建设工程进度的快慢、建设工程质量的好坏和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在建筑工程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对建设工程造价以及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阶段。一个建筑项目若出现前期决策失误，则不管后期建设实施阶段造价管理如何努力，也无法弥补其损失。在当前的建筑行业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式大背景，常有一些不顾客观规律，忽视对项目决策过程中的经济评价，导致提高成本、降低效率，影响项目应有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决策阶段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拟建项目进行经济评价，选择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例题的建设方案，并在优化建设方案的基础上，编制高质量的项目投资估算，使其在项目建设中真正起到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
（二）设计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在建筑项目作出投资决策后，设计阶段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环节。设计是在技术和经济上对拟建工程的实施进行全面的安排，也是对工程建设进行规划的过程。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设计能使项目建设缩短工期、节省投资、提高效益，由此可见，设计质量对整个工程建设至关重要。在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有必要做多个方案，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益评价，选用技术选进适用、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即设计方案的优化过程。在工程设计阶段正确处理技术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控制项目投资的关键环节，实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在降低和控制项目投资上下功夫，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设计过程中应及时对项目投资进行分析对比，反馈造价信息，积极地影响设计，以保证有效地控制投资。
（三）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招投标阶段是工程造价控制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实行科学的造价控制策略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合理确定中标价
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通过在招标文件中事先公布招标控制价，评标时可以合理确定中标价。实践中，一些工程项目在招标中除了过度的低价恶性竞争外，也会出现围标现象，即所有投标价均高于标底，但最低的投标价仍能中标，这对招标人控制工程造价是不利的。招标控制价是事先公布的最高限价，无需保密，评标时不参与评分，也不在评标中占有权重，只是对一个具体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起参考作用。对低于招标控制价的合理最低价即可中标，而高于招标控制价的投标报价则为废标。因此，招标人如实公布招标控制价，合理确定中标价，体现了招标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
2、可有效控制投资
造价控制中的招标预算控制价是衡量投标单位报价的准绳，有了招标控制价，才能正确判断投标报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由于招标控制价是最高限价，在工程招标活动中，设置合理的招标控制价可以相对降低工程造价，有效地控制工程经费的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规定，“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但由于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后，由于招标方式的改变，标底保密这一法律规定已不能起到有效遏止哄抬标价的作用。因此，事先公布招标控制价，可提高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围标、串标等违法活动的产生。
3、有效检验施工图设计是否符合设计概算投资
招投标预算控制价是在施工图设计完成后，施工招标前编制的，如果控制价突破项目设计概算投资，作为业主，就要及时考虑追加投资或者修改设计、降低标准以适应业主的投资能力。招标预算控制价的编制依据是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在招标控制价的编制组价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文件和工程量清单以及施工图相互矛盾和不明确的地方，促使招标人及时对这些文件加以修改和完善。
（四）施工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建筑施工阶段是项目决策实施、建成投产发挥效益的关键环节，因此工程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工作对工程造价控制工作的整体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工程施工是使工程设计意图最终实现并形成工程实体的阶段，也是最终形成工程产品质量和工程使用价值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也是项目运行过程中资金投入量最大的阶段，主要是以设计预算为依据，以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为目标控制的投资分析，在这一阶段节约投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浪费投资的可能性却很大。施工阶段工期长、资金投入大、资源消耗多，不可预见因素多，所以其造价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建筑项目的效益。所以，施工阶段当然是工程造价控制的主要阶段之一。
（五）竣工验收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意义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竣工结算是工程造价合理确定的重要依据。编制工程结算不仅直接关系到建设方与施工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关系到项目工程造价的实际结果，因此工程结算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实事求是进行编制。实践证明，通过对工程项目结算的审查，一般情况下，经审查的工程结算较编制的工程结算价款相差10%左右，有的高达20%，对控制投入节约资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总结：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建筑工程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建筑工程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式，建筑企业如何做好建筑工程全过程工程造价的管理，对提高建筑企业的现代建筑经济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3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4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5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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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的意义篇6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7
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历史早已证明了同志的英明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巩固和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加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融入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新内容；适应市场的竞争性原则，求利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的观念的变迁，采取相应的对策，为改革、发展和稳定保驾护航。
一、适应市场竞争性原则，实现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竞争原则。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竞争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还不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就很容易诱发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和个人主义膨胀。这些人一味强调以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保护在合法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又要教育人们，遵循社会共同的思想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是竞争机制，竞争具有强制性、排他性，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这就会给人们一股强大的外在压力，从而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就业形式、分配形式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单一，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平均而且稳定。同时，由于个人缺乏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个人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大锅饭”的体制，必然导致平均观念的存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成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这必然促使人们凭其能力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经济选择的自由并发展自己。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促使人们竞争观念的加强。竞争是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竞争也有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往往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量，部分人获利更多，往往就意味着其他人利益的损失。因此，在竞争中损害他人、损害集体的情况时有发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保护竞争的激励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系统功效。
二、适应市场求利性原则，实现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求利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缺乏必要的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有些人只图金钱，不讲仁义；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顾眼前利益，不讲理想情操；把人的价值、尊严、良心、道德全部商品化，货币化，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精神追求。“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对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和先富起来的愿望给予充分的肯定，引导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正当的手段追求物质利益，切实保障人们正当个人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要引导人们以高尚的精神境界去指导其物质利益的行为取向，使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正确的方向。要教育人们，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决不能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奋斗；要教育人们，决不能把经济生活所遵循的原则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防止社会政治生活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求利原则的影响，使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种求利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就会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培养责任感，义利要统一。要注重责任观念和利益观念的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合，避免社会文化传统的断裂，社会人格模式的错乱。马克思说，劳动产品只要通过交换表现为商品，就必然带有物化的性质，进而产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尽管我们在宣传和教育中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鼓励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无法不承认经济利益的重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就是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者
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有竞争也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有效地防止个人利己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维护人们的物质观念和经济利益，把思想工作做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扎扎实实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以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以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三、适应市场自主性原则，实现人治观念向法制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必须适应自主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充分体现生产经营者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原则。这有助于人们摆脱以往经济隶属关系，等级关系和特权关系。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则会导致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增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存在负面影响，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根据市场信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属性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导致市场供求不平衡，市场秩序混乱。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人们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和大政方针的思想意识，从而自觉执行或积极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市场经济自主性原则的影响，要求市场主体有自主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权利，但这种自主原则一旦浸入人们的思想，就容易使一些人淡化组织纪律观念，强化个人意愿，甚至不执行国家的法令，严重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观念向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活动主要操纵在政府手中，经济生活实际成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人们习惯于听从和贯彻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经济权利和义务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政府部门，经济个体只是被动地追随，这就是人治观念存在的社会土壤。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及经济自由，不仅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且对其行为后果负责，从而使人不断提升自觉性和自律性；由于市场独立地位的形成，以及纳税人意识的增强，民主的要求也不断增长，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和家长制作风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人们适应经济地位及相应观念的变化，要理智地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民主和法制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人们应该学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又要强调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共同进步；既要讲求目的的正当性，又要讲求手段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四、适应市场开放性原则，实现一元化观念向多元化观念转变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8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
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9
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些限制。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奋勇前进，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发轫于毛泽东，继承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创新，在理论上提炼和总结了大量实践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路径。2016年7月8日，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本文从现有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出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主要路径，并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路。
二、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的探索路径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苏联是第一个进行系统性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国家。1951年，苏联出版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次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讨。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在早期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其理论主张和实践做法都大量复制苏联经验。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极其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光辉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蓝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这类理论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成果沿用苏联范式的二分法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形成并列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包括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刘诗白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组织专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类研究成果大都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科学预言为基础，在逻辑上和史实中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部分，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涉及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等问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第二类成果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立成书，不再强调与资本主义部分的前后联系，而是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国别性。在结构上，这类成果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范畴分列篇章，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在内容上，充分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最新理论成果，用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代表作包括钱连源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林木西、柳欣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叶祥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
从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上来看，这一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普遍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起点，以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按照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进行理论体系建构。这些探索围绕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这一主题，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内容涵盖企业、市场、政府、宏观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村与农业、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
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为主线的探索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是致力于推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由此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研究和分析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第二条路径。这条路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线，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的编写思路和框架，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外延和运动规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同时也有力推动了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创新。从内容上来看，这类成果密切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框架上兼具系统性和开放性，积极反映新的国家政策、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性，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了积极努力。在这条探索路径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伍柏麟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刘诗白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杨干忠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李丰才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王军旗、白永秀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邹东涛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李兴山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从叙述起点上来看，这一类探索路径普遍选取市场经济一般作为叙述起点。这种处理方法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突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一般性来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体制，属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因此，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被采用。就特殊性来说，市场经济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就会在价值取向、利益关系、市场调控等方面体现出特殊性。因此，从市场经济一般的逻辑推理出发，有利于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经验。
从分析主线上来看，第二条探索路径大都选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作为主线。首先从市场经济一般出发，探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问题，阐述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及市场主体，分析市场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方式，最后介绍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内容上，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涵盖了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对外经济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与发展等方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因此，也有不少研究专门围绕转型过程进行理论探索，这类研究成果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和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特征，结合经济现实探讨了市场发展、政府管控、企业改革等内容，深化了对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张宇主编的《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洪银兴主编的《转型经济学》，景维民、孙景宇编著的《转型经济学》，吴光炳主编的《转型经济学》等。
四、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探索路径
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一是从生产力来看，我国正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从生产关系来看，我国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在两个迈向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研究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条探索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西方发展经济学从兴起到衰落再到复兴，其理论内核始终是新古典经济学，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经济体的分析呈现出内容上的碎片化、方法上的单一化和范式上的非标准化。因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落后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第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化。西方发展经济学以落后国家经济追赶作为研究对象，但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不再符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和假设条件。在工业化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中的首要产业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然而，我国工业尚未真正强大起来，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和金融业迅猛发展，虚拟经济和经济泡沫化风险不断加大。在城镇化方面，我国城镇化率远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同时却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向农村回流的现象，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激烈争论。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小农生产方式、农业企业化经营和集体合作化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西方发展经济学鼓吹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模式在我国农村并未占据优势地位。
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进行理论探索，对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条路径也存在着忽视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分析的问题，有可能陷入唯生产力论的误区。同时，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未形成能够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和二元结构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理论框架，这条路径上的理论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探索: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
1.经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中国特色问题和理论困境
在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中，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公有制、计划调节和按需分配，然而在实践中，人类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经典作家的预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中国特色:第一，即使中国有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并不意味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标准;第二，在生产关系层面，与理论上的标准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仍然属于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范畴。因此，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总体上都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将社会形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探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这个四层结构;第二类进一步压缩研究范围，集中探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也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特有的经济的社会形态。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原本不属于经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问题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做出回答。譬如，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智能化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生产过程的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很大幅度提高，工人已经不再被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生产工序和劳动部门，而是作为整体工人控制生产过程，这实际上已经呈现出经典作家预言中人类发展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相对于第一个阶段人的相互依赖和第二个阶段物的相互依赖，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就是表明，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将不仅仅是运用生产工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而是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将自然过程改变为工业过程。与此同时，由于个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工人能够在不同工作岗位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锁开始松动。工业智能化和机器人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从传统认识上来看，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生产力本身，但是，从现代生产力发展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现代生产过程的特点，进而对由这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演进甚至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做出判断分析。
除了生产力本身，关于人的行为决策、社会道德品质等问题原本也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现实中，大量道德问题并不能直接从人的本性中推导出答案，而是必须结合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进行剖析。譬如，亚当斯密承认人性生来自私，并指出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人们在利益驱使下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极大地满足了全体人的需要，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福利。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某些食品厂商明知其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但为追逐利润仍然铤而走险。尽管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对这些行为进行批判，鞭笞人性的自私，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远非道德沦丧这样简单的命题，也不是颁布和执行法律就能够达到监管效果，食品安全问题甚至已经摧毁了人性自私这一前提假设。事实上，违法厂商都知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无视食品安全，那最终他们自己消费的食品也是不安全的，人性中保护自身健康安全这一最基本的自私概念在利润的冲击下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要更为准确地理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溯源而上，在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范畴中寻找答案。
2.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有机体
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失声和边缘化，与经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偏误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这个四层结构，甚至局限在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范畴中进行理论上的自我封闭。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索过程中遭到重重阻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学学者始终不能包容地对待经济学发展洪流中的科学成分，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始终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将其整合到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来，即使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质疑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从根本上扭转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导思想上的偏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就是厘清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有机体三者之间区别和联系。这三个概念是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提出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制定了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在强调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时，突出的是以所有制关系，即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和现代私有制来划分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制定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标准划分不同时代。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从区别上来看，社会形态是一个较广的概念，至少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内容，而经济的社会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因而，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内的特殊结合方式。
然而，经典作家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并不是到此就终结了，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有机体一词本是生物学术语，是指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后来用以泛指类似生命体那样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互为手段与目的，每一部分都不能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一个内部高度分化而又服从于一个根本原则的统一体。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旨在表明:社会是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范畴的提出，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它蕴涵了以往一切研究成果，充分展现这些成果的总体性，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性、系统性、辩证性的思想基石。
马克思视野下的社会有机体是指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活动和发展着的社会有机整体，这个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再生性的特点。在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统摄下，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譬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就获得一个从原理到现实的理论中介。本来，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经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和人本身发展的规律，但是在微观上，在既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背景下，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如何进行行为决策、如何建构生产关系、如何形成上层建筑、如何汇聚社会意识，这些都是不甚明晰的。譬如，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家看作是资本的人格化，执行资本的经济职能，具有无限制追逐利润的行为动机，但是，不同资本家作为个体，其管理能力、行为特点、思想意识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不能从社会有机体的视角来认识资本家群体，就无法对资本家的企业管理劳动以及创新活动形成准确的理解，更会机械地将资本家理解为企业机器上的零部件，充其量也只是重要的零部件。因此，社会有机体正是扮演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渗透到现实社会中的中介和桥梁角色，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方法在宏观和微观上的统一。这一方面不同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个体还原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单纯生产力决定论，而是一个基于实践的有机唯物主义。
3.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着力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可以考虑将生产力的现展作为叙述起点，着重探讨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生产力提升的各种效应，特别是要对生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生产力变迁进行研究，如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互联网+和新能源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生产力的分析，不是对生产力本身的研究，而是要从社会层面上研究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主线上，应突破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一分析框架，考虑以社会结构人的发展人的活动社会再生产为线索，逻辑性地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者行为特征，社会主义人的再生产，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等内容。
第二，需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不是经典作家的独创，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圣西门、孔德等的社会有机论进一步探索得到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也应该是多样化的，至少包括这样五个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第三，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拓展其学科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二是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的经济学科，如技术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这些学科的特点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三是以研究人类行为决策的学科，如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这些学科的特点是心理学、生物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
六、结语和展望
工程经济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卓炯社会分工斯密定理舒尔茨杨小凯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44―06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然而，卓炯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同归经济学传统的努力，仍然存在着争议。我想对这个争议，放在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内，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卓炯得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结论，得益于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我所说的卓炯独特的方法论是指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我所说的理论基础是指分工理论，或者说得宽泛一些，就是杨小凯所说的斯密定理。
卓炯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方法论误区就是过分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在商品经济理论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目，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问题长期得小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股广泛流行的思潮，在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表现得十分充分。苏联《教科书》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斯大林经济理论的经典。卓炯认为这种方法论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必须抛弃。
卓炯把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引入经济学领域，解决了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提出了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就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就是独特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劳动过程的一般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特殊就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二)提出了经济范畴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即列宁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把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构成一个理论范畴体系。(三)提出了经济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比如，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一种商品经济特殊。价值规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不少人把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当成价值规律的一般性。因而把价值规律看作是洪水猛兽。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理解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构成了卓炯的经济理论体系。
苏联《教科书》研究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实际上是研究商品经济特殊，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于是寻找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如把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的原因。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商品经济原因是商品经济一般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卓炯“认为只有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因为社会分工，使劳动成为一方面的而需要成为多方面的，为了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例如生产粮食的农民，他的粮食只能满足他充饥的需要，除此之外，不能穿、不能用，他要满足穿和用的需要，就必须用他的粮食交换衣服和用具。反之也一样。因此，只有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才能说明不同的使用价值需要交换，而作为价值是相同的，才能进行交换。”卓炯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类似于列宁关于社会分工的概念，“即各种不同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共产主义只要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于是就得出了商品经济万岁论。卓炯不回避把他的学术观点概括为商品经济万岁论。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以得出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结论。
卓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卓炯用计划这个词来描述，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写道：“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但这种商品与私有制下的商品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它和私有制下的自由商品经济完全不同。”在卓炯的著作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义词。卓炯所说的计划商品经济，实际上是说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卓炯合乎逻辑地得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的现实相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系的调整，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财政体制改革、物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商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卓炯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被30年的改革实践所证明。
二、舒尔茨：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
我想从经济思想史的广阔领域来讨论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想把卓炯用社会分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论，称之为卓炯定理。柏拉图和孟子用分子论证古代商品经济存在客观必然性，称之为柏拉图一孟子定理。斯密用分工来论证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是斯密定理的重要内容。杨小凯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定理也许还可以包括专业化与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等。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用分工理论论证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古老、沿续了200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中国古代的孟子，直到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马克思、列宁、布哈林，直到卓炯。可以说，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对斯密理论的精彩运用。卓炯独特的理论贡献在于用社会分工论证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思路。
现在，中国重视分工理论、重视斯密定理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现象。斯密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少经济学家使用了斯密定理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舒尔茨认为：阿林・杨1928年的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对报酬递增起源的分析，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阿林・杨强调了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的聚集效应。舒尔茨继承了阿林・扬的理论，把报酬递增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恢复经济均衡。
舒尔茨从斯密定理出发，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框架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不管什么人提供的劳动，都没有差别。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得到的报酬就会递减，即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得到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土地等资源数量不变，人口以几何积数的速度增长，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就会出现过剩人口，因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灰暗。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景是悲观的。难怪卡莱尔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悲观的科学”。
100多年来，舒尔茨是走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境地的几个成功者之一。舒尔茨的成功在于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不同人的劳动是不同质的，人的不同质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人的技能。是推动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燃料。如果缺少了人的技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暗淡而又萧条。……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实质就是人们的实践知识及智力技能的发展和传播。”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同质的，经济发展依靠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
古典经济学在思考经济进步的时候，很关注土地的作用和地租的所有权。斯密在《国富论》中用2/5的篇幅来讨论地租。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的关键是地租。其实，这是传统社会的理论反映。在工业革命以后，进入现代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0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删除了土地。哈罗德在1948年为其《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时，决定将土地整个地摒弃掉，只研究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里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撇开了土地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在发达国家，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比如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摆脱了原先由土地施加的桎梏。
舒尔茨提出了两类资源的假设，第一类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即那些被传统的处理和度量的资源。第二类没有包括在传统类别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构成。第二类资源与传统资源质量的提高有关，通常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因为他们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存量的增加。第二类资源是土地等资源的替代物，而且收入比较高。第二类资源主要依靠科学研究取得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舒尔茨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已经阐明了一种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土地的替代物，而且可以处理别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其他经济增长。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两类资源――传统类型资源……和由于资源质量提高所构成的新型资源。通常，新型资源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这些新资源的存量相对于传统在上升，而且收益率也比较高。”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舒尔茨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舒尔茨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舒尔茨认为，提出新的增长理论模型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斯密定理基础上结出的鲜艳的理论之花。
三、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到西方留学和工作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斯密定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学，斯密定理是这一核心的主体，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的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周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作给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1980年代，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古典经济学思想是相当古老的。杨小凯认为，自从1980年代出现的保存古典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终于汇成一股思想洪流。这股洪流使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这些文献的综合，被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一方面，杨小凯十分推崇斯密定理，看作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另一方面，为斯密定理由于没有数学化而被挤出现代主流经济学而可惜。杨小凯试图把斯密定理数学化而让其复活。
四、斯密定理研究比较及启示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舒尔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好像是三座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雄伟的理论大厦。三位经济学家构筑的理论大厦的形态不同功能各异，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了不同的经济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三位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他们面临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卓炯面临的经济问题是要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判断。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判断，设计了计划经济体制。卓炯研究了斯大林经济体制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根源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完善，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判断有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不足计划经济，而是商品经济。所以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舒尔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解释。然而马尔萨斯、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于是就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创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科学研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理论。杨小凯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后，显然不满意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于是进行理论创造。杨小凯用斯密定理把西方五花八门的经济学学科统一起来，雄心勃勃地要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来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他的努力接近成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经济学家的成功，都是因为研究了他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才取得了成功。
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问题，却使用了同一个经济理论――斯密定理，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卓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毕生的精力钻研马克思经济理论，使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古老的经济学理论――分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大厦。斯密定理是卓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卓炯自己说过，“如果成为一派的话，我就是社会分工派。”斯密定理也是舒尔茨新增长模型的理论核心，舒尔茨通过分工、劳动等范畴，发现了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研究了劳动力的同质和异质问题，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构筑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定理也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就是以斯密定理为理论基础的。如果抽掉了斯密定理，就会使舒尔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倾刻倒塌。
卓炯与舒尔茨和杨小凯都能使用斯密定理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生产过程。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然而，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都用分工理论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这是值得注意的。柏拉图对社会生产有一个简洁明确的描述。为了提高效率。就需要实行生产分，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产生了运输、贸易，形成了市场、货币，于是形成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柏拉图的社会生产过程就是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过程，也就是人类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分工与协作关系。马克思说，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把个人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的范围内。分工产生于纯生理原因的自然分工。后来各个公社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形成了差别，产生了地域分工。“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用分工来解释全部经济史，“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劳动范畴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斯密定理是描述社会生产过程的经典著作。可见用分工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是沿续了2000年之久的经济学传统。
然而，这个古老的经济学传统，最近几十年，被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抛弃，与此对应的斯大林经济理论却大行其道。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一般性。比如，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辩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很好，但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一般社会生产过程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各种生产方式的共性。独特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才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一般社会生产过程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在独特的生产关系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有根本性的区别，比如，资本主义实行以私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
列宁把经济学范畴分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精僻地论述了这两类范畴的关系，“任何经济范畴，它的基础都是劳动过程的范畴。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不过是在劳动过程范畴的基础上穿上一件生产关系的外衣。这种外衣是经常更换的，而劳动过程的共性则是不变的。所谓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实质上是劳动过程的一种历史形式。”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社会生产过程的层次的不同。大体上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如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不接触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斯大林经济理论，苏联《教科书》只研究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没有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斯大林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范畴看作是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卓炯主张既研究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又要研究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正是在一般劳动过程范畴这个层面，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都使用了斯密定理。斯密定理把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联系起来，成为能够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使卓炯成为世界经济学大家庭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光荣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