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1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旦发生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沿海地方政府，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核心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一方面，海洋环境污染复杂，治理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单个地方政府难以承担全部治理活动。尤其是面临重大海洋环境突发事件时，仅靠单个地方政府也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扩散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各地方政府的互不合作，分散运作，往往会因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而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外溢甚至矛盾冲突。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则有利于共同提高治污水平，实现海洋环境的改善，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各地方政府共赢的局面。可见，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各政府的协调与合作，而地方政府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引发的“各自为政现象”是协调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传统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多是由中央政府凭借强制权力在沿海地方政府间实施科层型协调机制。诸如在处理海洋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中建立中央一级海洋环境管理机构，联合沿海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对突发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做出自主、统一管理；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并通过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来加强环保执法等等。然而，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污染自然累积性决定了治理污染难以有清晰的行政边界限制，是一种跨区域的公共物品，无法回避“搭便车”及外部性原因引起的供给与维护等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必为自身海洋开发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承担责任，科层协调机制存在着无法掩饰的运作困境并常常遭致失败。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率先进行先进设备或技术投资的地方政府不愿同落后地区分享自己的投资成果，彼此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各地方政府理性博弈的结果便导致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间的自然无关联。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部门在权衡利弊后，往往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科层型协调机制之外有替代选择吗？若我们将海洋环境污染看作是公共池塘资源，将海洋环境污染区域看作一个社区，将沿海地方政府看作是平等的社区成员，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或许可以成为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困境的一个出路，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科层型协调机制的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但是这种协调机制强调基于协商的沿海各地方政府间的沟通与信任关系，而“利益关系”是地方政府间最根本最实质的关系，因此，在构建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前，必须要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行为。
二、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的利益博弈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本文将采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分析方法，解读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过程中的动态行为。在地方政府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博弈模型中，各地方政府的行动是选择污染治理的投入，由于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行动总是开始于一个沿海行政区政府，称之为地方政府1，地方政府1首先选择污染治理投入q1≥0。随着海洋环境污染的漂移和扩散，上级政府（中央政府等）要求污染涉及到的以及即将涉及到的各毗邻沿海辖区政府协调合作，共同治理污染，此时，后加入的为地方政府2观测到q1，然后选择自己的投入q2≥0。因此，这是一个完美的信息动态博弈。因为地方政府2选择q2前能够观测到q1，而地方政府1首先行动，不能根据q2来选择q1，因此，地方政府2的战略应该是从Q1到Q2的一个函数，即S2：Q1→Q2（这里Q1=[0,∞）是地方政府1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Q2=[0,∞）是地方政府2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而地方政府1的战略就是简单地选择q1，纯战略均衡结果是投入向量（q1,s2(q1)），支付函数为u1（q1,s2(q1)）。假定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逆需求函数为p(Q)=a-q1-q2，则支付函数为：πi(q1,q2)=qi(p(Q)),i=1,2（1）求解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可以选用逆向归纳法。首先考虑给定q1的情况下，地方政府2的最优选择。地方政府2的问题是用尽量少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产生出最大的治理效果，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2(q1,q2)=q2(a-q1-q2)q2≥0（2）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意味着：s2(q1)=1/2(a-q1)（3）因为地方政府1预测到地方政府2将根据s2(q1)选择q2，地方政府1希望其他地方政府能够较多地分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降低自身的治污投入而能产生较好的治理效果，则其在第一阶段的问题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1(q1,s2(q1))=q1(a-q1-s2(q1))q1≥0（4）解一阶条件得：q1*=1/2a（5）将q1*带入s2(q1)得：q2*=s2(q1)=1/4a（6）（q1*,s2(q1)）就是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这里的q1*=1/2a和q2*=1/4a是此次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地方政府2由于拥有信息优势在治污投入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投入仅为地方政府1投入的一半即可达到预期的治污效果。但如果地方政府2在决策之前不能观测到地方政府1的投入水平，此时地方政府2的信息优势就不存在了。这也可以解释现实海洋污染治理过程中，哪怕是各行政区海域污染面积几乎同等大小，也总是由某个地方政府担任治污主力，投入较多，其他地方政府发挥参与和辅助的作用，投入较少，并不能达到治污成本均摊的现象，这就导致各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先行动，除非有上级强制压力或者社会舆论压力或者是地方政府间形成的协议，否则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是符合逻辑的做法。协议约束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较为科学有效的方式，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不排除地方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治污投入或者少投入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监管成本是巨大的。通常上级政府不愿意花费巨大成本进行信息收集和辨别，而且上级政府实际监督能力也不足以展开核查就能查出各地方政府是否消极对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理性的上级政府会选择不核查，即处于“理性无知”的局面。而在上层政府不核查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不投入或者少投入了。以上讨论的是序贯博弈，前提是一次性合作。但是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关系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没有一个沿海地方政府可以独善其身，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动态多次的，这就创造了重复博弈的条件。也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都清楚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沿海各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而且在历次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的表现是观测得到的，一个地方政府可以使自己在某个阶段博弈的选择依赖于其他地方政府的行动历史（即针锋相对策略，如：如果这次你选择了不作为任由海洋环境污染扩散至我辖区海域，我下次也将选择不作为任由污染漂移至你辖区海域），因此，在重复博弈中地方政府的战略空间远远大于和复杂于在每个阶段博弈中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重复博弈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均衡结果。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和信息的完备性。重复次数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地方政府只关心一次性的污染治理投入；但如果博弈重复多次，每个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信息完备的重要性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特征）不为其他地方政府所知时，该地方政府可能有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以换取长远利益。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地方政府间能否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关键在于三个要素：技术路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这三方面要素就构成了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框架。
三、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构建
1.技术路径：电子政府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问题展现了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对话以促进沟通进而达成沿海地方政府间集体理性行动的美好愿景。尽管如此，这一愿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沟通技术手段的改进。电子政府的蓬勃兴起为这一愿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谓电子政府（e-government）简言之就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和行政区划界限，快捷便利地政府相关信息的网络平台。电子政府的建立，为跨行政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创造了技术条件。不仅有利于增进地方政府间横向信息交流、建立信任与协调合作，也有利于海洋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情况的通报和信息共享。其运作形式依赖于互联网络支撑下的电子信息系统拥有如下优势：支持开放各种政务信息且可供跨界查询；协同各行政区域信息使跨区亦能以连贯一致的方式敞开；任何政府组织均可以交互表达和传递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交换的“直通”。可见，电子政府的广泛应用对于沟通沿海地方政府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培养相互间的信任感、促进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协作治理大有裨益。同时，电子政府使得政府治理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政府决策层的管理幅度也随之拓宽。如“省管县”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扁平化”改革。电子政府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使省县间时空距离大为缩短，为省管县提供了可行性。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各省级政府获取来自县级政府有关辖区内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种信息就将更加便捷和真实，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基层政府乐于接受的治理决策创造条件；同时，“去科层化”的省管县改革，亦为县级政府间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也有助于县级政府间协作完成省级政府交付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任务，从而有利于省辖海域范围内环境污染问题的减少，增进县级政府间横向协调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电子政府也为拓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参与主体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合作关系，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地方政府决策的监督，使地方政府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决策更趋于合理。一旦地方政府对辖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出现了地方保护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形，该地方政府即可能遭致公众的拷问并削弱公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这将极大增强地方政府寻求与毗邻合作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此，地方政府间依托电子政府实现信息共享与交流，确立互信关系，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能够形成真诚合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反馈及时的互动协调机制。
2.组织形式：政府联盟
短期的约束性协议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不作为或者虚假作为，而依赖上级政府的强制力监督成本是巨大的。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避免“搭便车”行为，实现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的目标？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中组织成员结盟的形式，将地方政府结盟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西方蓬勃兴起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正是依托政府间联盟的组织形式支持。所谓联盟通常指州（省）际政府间通过签订协议、成立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形成的一种联合体，该联合体是“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主要采取协商、合作的协调途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作为区域公共问题的一种，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同样需要地方政府间联盟的达成。后者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机制的组织形式在地方政府间发挥独特的协调功能，既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利益诉求，同时亦通过积极磋商，彼此取得谅解和妥协，共同着眼于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长远利益，进而实现海洋资源的公平开发和海洋环境的合作治理。实际上，通过地方政府间协议、协会、联合会、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沿海地方政府间联盟的做法，早已经成为各国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普遍经验。比如日本在濑户内海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濑户内海所属各个县市成立了海洋环境保全知事、市长联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共同担当治理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使得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地方政府联盟目前多应用在河流水环境协作治理过程中。如美国俄亥俄河水治理协定在八个州之间达成协议，由相关政府间的27人组成委员会领导，其预算由各成员单位议会拨款提供，这一协定下产生的执行局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制和环境污染治理时很好地充当了协调单位的角色。我国近年来随着跨界河流污染的加重，也出现了一些以协议或会议等形式缔结的流域政府间联盟，如为了解决鲁苏边界跨界河流污染纠纷，山东省临沂市与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建立了污染防治磋商协调机制，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实行轮流牵头，定期召开会议，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通报河流环境质量，先后制订了鲁苏边界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环境污染联合处理机制和跨界污染联合防治若干措施等，逐步形成了鲁苏边界的联合污染防治机制、应急预警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边界污染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环境监察互动机制五个合作机制，成绩斐然，被认为能够破解当前水环境管理垂直分级负责造成的职责权限制约和利益本位弊端，调动同一流域跨行政区的各级政府站在流域整体的高度开展污染治理工作。因此，可以借鉴跨界流域水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经验，以地区政府联盟的组织形式作为构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支撑，共同做好海洋环境污染顾湘：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府际协调研究：困境、逻辑、出路治理工作。
3.利益分配：补偿机制
由于当前世界各国跨界区域公共问题凸现，公共管理中跨越行政边界的行为及其合理性已经被广泛接受，不论是国家绩效报告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引证说明跨越边界线的必要性。理由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最好的解决之道不是重新设计组织章程，而是融化组织间的僵化界限”，地方政府间关系逐渐塑造成一种既不同于科层制、亦区别于市场机制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即模糊地方政府间管辖权，构建起信息有效沟通的平台，建立起地方政府间较为融洽的信任关系，强调运用讨论、磋商、交流等手段形成相互认可的解决之策，而不需经过行政程序逐级运作，形成的协议也可通过相互间的制约机制得到落实，运行效率极高，进而实现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正像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协调机制会陷入失灵一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同样指出当人们面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通常都会有很强的规避责任、搭便车和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诱惑。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也面临着各种运作失灵的困境。上文曾指出在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过程中先行动的地方政府往往付出的治理成本较高，治污设备先进并且投入较大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与其他政府分享。因此，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主要是建立补偿机制。各地方政府在平等、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追求各政府主体间的公平。建议建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基金，通过统筹规范沿海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由各地方政府派员筹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用于支持海洋环境保护项目和海洋污染治理项目。该基金的构成要遵循“经济公平”的原则。以各方从合作治理中的投入情况为依据，投入较多的政府拨付数额比例较大；但同时，不能忽视各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成本负担能力。当然，由地方政府承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全部成本是不合理的，需要从中央层面建立海洋污染溯源追究和补偿机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应的技术标准，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所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最终只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近年来，沿海地区已经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做出积极探索。如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正在开展本地区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的地方立法工作；天津、山东、广东等地海洋主管部门开展了向海洋生态损害责任者索赔的实践。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指出国家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及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从而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经济调控手段和可持续的财政机制。
四、结语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2
关键词:环渤海污染;“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污染
astract:thewarningof″Bohaimaybecome''''DeadSea''''″fromtheoceanenvironmentexpertmake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comingout:However,intheyearofthefirst″treatment″in″theblueseaplan″,isover,peoplediscoverthecurativeeffectof″bluesea″verysmall,Bohaistillcoveredwith″mistofdeath″:So,whati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withrenovatingtheoceanenvironmentpollutionplanimplement,whypollutionturnsworseonthecontrary?
Keywords:pollutionaroundBohai;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pollution
2001年,面对海洋环境专家“渤海可能变成‘死海’”的警告,为了拯救渤海,国家四部局联合海军?环渤海四省市(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政府开出了斥资555多亿元?15年三个疗程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药方。计划在2005年“碧海计划”第一个“疗程”的结束之年,使渤海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与2003年相比,渤海海域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分别增加280平方公里?2060平方公里?2470平方公里。2006年上半年,渤海污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呈现整体恶化趋势。显然,“碧海”药方疗效甚微,渤海依然笼罩“死亡阴影”。那么,什么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计划实施后,为何污染反而加剧?渤海的污染治理如何能更见起色呢?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深受重视。1986年,环渤海地区建立了由天津?山东?河北?辽宁三省一市及其17个省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共同组成的环渤海环境保护协作组,编制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海洋环保协作组织。2001年,国务院又批准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被列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工作,成为“33211”工程。“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要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日程表为2001—2005年,使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2006—2010年,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2011—2015年,海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初步改善。
随着备受重视?设计完善?部署科学?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本应能还渤海波清浪白?鸟飞鱼跃?一片碧海的“鱼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然而,三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渤海的污染反而加剧了。那么,原因何在呢?
第一,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自身水动力条件较差决定了它自净能力有限。渤海是全球11个典型的封闭海之一,水交换能力差,海水的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达15年,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几年内消除。渤海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陆源污染,流域周边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污水?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外,海岸曲折?水流交换不畅,也使得海水的温度?pH值?含盐量?透明度?生物种类和数量等性状发生改变,对海洋的生态平衡构成危害。从2005—2006年中,天津市海洋局对15个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监测数据表明,天津市入海排污口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污染严重,93:3%的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放现象,超标入海排放现象不仅发生在天津。《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河北?山东超标的排污口数量分别为54个?31个和75个,分别占所监测排污口数量的65:1%?96:9%和96:2%。
第二,多头管理造成“群龙闹海”?“治而反污”的现状。由于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因而在渤海污染治理上,惊动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多部门,形成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多省?市齐抓共管的局面。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多部门齐抓共管,不但没有治好,反倒越治越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条:一是“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二是渤海致污源涉及多个省份,污染责任认定比较困难,容易相互推诿。各个省市往往各自为战?治理步调不一致也是造成渤海污染治理不见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本已脆弱的海洋环境不堪重负。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由于环渤海地区充分发挥了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才?流通的突出优势,并且抓住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北京奥运的历史机遇,近年来经济迅速腾飞。然而,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排污总量有所增加,环境更加脆弱。比如,环渤海地区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工业,如原盐?原油?“两碱”(纯碱和烧碱)?钢铁?玻璃等,它们的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约束强,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生产工艺落后,渤海遭到空前的污染,变成了“纳污池”和“垃圾场”。
第四,狂捕滥捞也是祸端。不可否认,狂捕滥捞也给渤海的水产资源以致命打击。由于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渤海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群落生产力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山东省15万平方公里近海渔场除部分中上层鱼类外,大宗品种洄游鱼类基本形不成渔汛,局部海域呈“荒漠化”。曾经盛极一时的渤海中国对虾和小黄鱼产量分别由历史最高年份的4万吨和1:9万吨下降到目前的1000吨和几十吨。当务之急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减少捕鱼船,帮助渔民转产,防止捕捞过度。同时,要坚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使资源能够再生和持续发展,严禁破坏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项目上马。
第五,治污资金短缺是羁绊。据了解,由于资金匮乏?市场化运作机制未建立起来等原因,碧海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进展还不理想。有关资料显示,自2001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治理设施建设的进展和运行情况不容乐观。辽宁省政府最新的一份资料显示:“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环保工程项目,尚有三分之一没有开工建设,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金投入未得到相应的保障,中央没有补助,地方特别是县区经济困难,建设资金难以到位……”类似的观点,在环渤海区域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六,法律体系存在缺憾。《海洋环境保护法》配套法规建设的滞后是影响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因。我国1982年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后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相关的配套法规并没有随之修订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可以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外,沿海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岸带环境管理等还存在着立法空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遏制海洋环境污染关键靠法制,只有把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海洋污染不再继续。
目前,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增长极,应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并重。要做好环渤海地区污染治理则是当务之急。究竟该如何突围污染?“拯救渤海”呢?
第一,坚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的原则,建立区域性河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环渤海四省市对保护海洋环境具有共同的责任,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性污染统筹防治机制。通过把渤海综合治理的权利和责任交给环渤海的地方省市政府,从而为渤海环境执法扫除“障碍”。首先,解决越治越污问题,关键要强化各省?市大区域的环保战略意识,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相关省市应该把治理渤海污染?保护渤海的环境当成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有你我之分,各自为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通报6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时,就曾指出:“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要消除“布局性的环境隐患”,要对抗“结构性的环境风险”,要在区域内进行环境?资源的整合,建议建设跨省市的联合污水处理厂,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湿地生态工程建设,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其次,应该弱化部门利益?强化部门责任问题。绝不能因为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越治越污,就放松了对部门的责任约束。各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和监察执法工作,尤其要认真解决“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问题,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不能履行职责的部门,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要严格追责问责,依法严惩。
第二,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推动环渤海地区的产业整合,在加大对环渤海地区传统工业改造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调整现有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针对环境污染重的企业应加强管理力度。比如,为了彻底治理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天津市出台了十条严治污染企业的措施。这十条措施是:(1)对清理出的死灰复燃的小冶炼?小炼油等企业,一律取缔,采取拆除设备?断水断电的强制措施,对有工商执照的,要吊销执照,防止死灰复燃;(2)对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的企业一律关门,生产设备就地销毁,严禁向其他地区转移;(3)对未经环保部门批准的项目必须立即停产,拆除生产设备,一律不得恢复生产;(4)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5)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有偷排偷放违法行为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6)目前已经停产的企业,未经市环保部门验收,一律不得开工生产;(7)拒不执行停产决定的企业,一律由区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强制执行;(8)对治理达标无望的,一律关闭;(9)企业建设过程中需同时修建和完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排放出路问题;(10)对环保审批?验收和排污申报登记手续健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要采取严格的日常监管措施,确定稳定达标。环渤海经济圈不可缺少环保这个关键的内容,环渤海经济圈首先应该是环渤海环保经济圈。
第三,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在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组织下,建立环渤海各省市协调机制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力,相对淡化国家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执法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四,预防海洋污染关键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利用生物技术改进海洋生态环境。渤海治污的主要阻力源于向渤海排污的受污染流域污染源的种类多并过于复杂。治理渤海环境污染的重点是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海洋部门要根据渤海的海流?被污染情况及海域沿岸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来确定渤海能够接纳的污染物限度。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污染物入海总量和达标排放双控制度,根据海域的污染物最大接纳量来分配各个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量。尤其是沿海省市流域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海事?渔政?交通和海军要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同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工商总局?司法部?安全生产监督局已经联合下发通知并在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可借鉴美国的生物技术进行污水处理,他们通过酶打开污染物质中更复杂的化学链,将其从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低分子有机物或二氧化碳?水等无机物。这种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工业废水?湖泊?河流?景观水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中;也可利用不同生物的吸收?摄食?固定?分解等功能来达到生物净化的目的。借鉴此项技术,我国在渤海有机物聚集较多的内湾或浅海,有选择地养殖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紫菜?江蓠等大型经济海藻,既净化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五,树立科学发展观,排除渤海治污的内在阻力,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和高效使用。要搞好渤海环境污染的治理,首先应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但值得思考的是,在明知会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仍持续向渤海排污,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企业治污积极性不足。事实上,污染严重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陈旧落后,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环保矛盾。以辽宁省葫芦岛锌厂为例,随着国家调整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战略,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尽量挤出资金,用于帮助企业提升环保能力,国家环保总局也几次特许其延期达标。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厂方都尽可能“省”几道工序,少投几种药剂。显然,在生存和健康面前,工人们选择的是生存;在稳定和环保面前,政府选择了稳定。另外,《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还发现,严重污染的背后是“法不责众”的企业心态。显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是“污染容易治理难”的环保困境。为调动治污积极性,填补治污资金不足,可以考虑治污项目市场化的改革。环渤海省市就此做了有益的市场化尝试,如辽宁省近年来在筹措环保项目资金方面,采取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拓宽外资渠道?积极推进治污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及运行管理市场化改革和按市场要求调整污水处理费等一系列措施。专家认为,治污项目如能赢利,将为其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同时可有效缓解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情况,实现环保与资源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市场化和政府公共经济行为的合力,希望往日碧波浩渺的渤海早日摆脱“海洋环境污染”这一多由人类自身行为制造的自然灾害,达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人水相谐的感人境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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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3
摘要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刑罚处罚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拓展刑法处罚范围
根据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行为过窄，迫使我们必须扩大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一方面，应该将海洋环境因素都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考虑到其独立特殊性和重大影响性，应增设独立的“污染海洋罪”，通过刑法规范的指引和规范功能，使社会公众普遍地确立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应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考虑到包括海洋污染在内的危害环境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因此刑法将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降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成立标准，将危险行为犯罪化，有利于通过刑罚适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将某些环境犯罪的规定严格责任，要求那些从事环境相关活动的人负有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严加防范的特定义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引起危害环境结果的行为，就无须考察其主观上有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对海洋石油污染等行为增设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当污染行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则加重处罚。
（二）完善罪刑罚体系
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的刑罚设计要受现有刑罚体系的制约，即在我国现有的刑罚种类条件下，事实上已经没有增设刑罚处罚方法的余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适用资格刑，由于环境资源污染犯罪的刑罚种类有限，建议将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刑罚种类的范围。
另外，由于石油溢油等所导致海洋污染犯罪多为多为贪利性犯罪，因此还要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规定加以完善。如通过判处罚金刑剥夺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虽然刑法已经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罚金刑做出了规定，但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和确定标准。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该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此，我们建议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在考虑犯罪情节时除了应把握污染环境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环境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外，还应当评估被污染环境的修复成本，判令犯罪分子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支付必要的费用；与此同时，根据《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还应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考虑进来。只有综上因素纳入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体系中，才能有效防止因罚金数额过低而不能发挥罚金刑所应有的作用或者因数额过高而致使判决难以维继的情况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罚金刑的功能，也符合罪行平衡的刑法原则。
（三）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刑法对环境污染刑罚的处罚力度显然不够。对比我国刑法的相关罪名的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普遍轻于各类财产犯罪的刑罚力度，普通的侵权财产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大都采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严重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设置明显轻于财产型犯罪。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尤其是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定刑，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从而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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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4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污染罪；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18-06
海洋作为人类生命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日益频发，海洋污染物的种类也变得日趋复杂。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宝库”，应当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控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在当前，不管是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还是通过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让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人付出代价。都远远不能有效抑止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维护海洋环境的重担赋予环境刑事法律及刑事制裁，但是，从国外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
一、国外海洋污染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实践
1.日本
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但日本也经历过对海洋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阶段，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终于唤醒了迷途中的日本。日本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法律当属《海洋污染防治法》和《公害罪法》，这两部法律以3个重要的刑事罚则构成了规制日本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法律基本制度：第一，处罚危险犯。《公害罪法》第2、3条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5、56条均将污染海洋犯罪定位为危险犯。规定只要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可能给公众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时，即可进行处罚，而元需发生实害结果。第二，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公害罪法》第4条和《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4至62条均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者法人或自然人的人、使用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如果实施了与其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有关的水污染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时。除处罚行为人外，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处以罚金。第三，发生实害结果时加重处罚。根据《公害罪法》的规定，故意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造成危险的，应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7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生命健康造成危险的。应处2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200万日元以下罚金，但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可见，日本环境刑事法律不仅处罚结果加重犯，而且将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心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
除了上述3项重要刑事罚则，日本环境刑事法特有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也是很有特色的。根据《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伴随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此原则确立后在日本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海洋环境污染因技术复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难题，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日本至今都没有对海洋的特殊性给予足够重视，没有专门设置污染海洋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足。
2.美国
美国属于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但其对于海洋的综合管理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和一系列环境行政法规仍显示了其保护海洋环境的决心和实力。其中1977年《清洁水法》和1990年《油污法》明确规定了污染海洋环境的刑事责任。《清洁水法》规定，进入与海岸线相连的通航水域或进入毗连区水域。违反规定排放油类或危险物质。达到可能对公共卫生、福利或环境有害的数量时。即应判处刑罚。该法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区别对待故意和过失，累犯加重处罚。故意犯应处每违法日5000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3年以下监禁，或并处；过失犯罚金数额为故意犯的1/2，自由刑为故意犯的1/3；累犯则处每违法日1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6年以下监禁或并处。其二，处罚结果加重犯。当故意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致人死亡或使人处于严重伤害的极度危险时，应单处或并处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其三，法人犯罪亦负刑责，当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其四，处罚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故意在依法应当呈报或保存的申请、记录、报告、计划或其他文件中，对材料作虚假的陈述、描述或说明者。或者故意篡改、毁损或丢弃依法应当保存的任何不准确的检测装置或方法者。应单处或并处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再犯者应单处或并处每违法日2万美元以下罚金或4年以下监禁。
美国对故意、过失实施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以致发生危险或实害结果区别对待，对再犯加重处罚，对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施以刑罚的规定值得学习但美国至今没有专门针对海洋环境的特殊性设立污染海洋罪的做法着实让人费解，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海洋的重视仍有欠缺，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经常存在着要借助于一般的罪名来专门应对海洋类污染的问题。
3.英国
英国针对环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早，对损害人类健康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有相应的制定法规制，但其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刑法的立法方式，所以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及相关刑责的规定也多散见于行政法规。英国《海洋倾倒法》规定，未持有倾倒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可被判处：（1）即刻定罪，400英镑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并处；（2）定罪，5年以下监禁，或罚款，或并处。《水资源法》也规定对污染水资源的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人将有毒有害物质投入水体引起水污染的，将可能面临2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并处的刑事处罚。
英国虽然在很多行政法规中设计了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刑事处罚。但没有切实考虑海洋自身的特点而单独设立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行为的规定也比较零散。难以真正起到海洋污染防治的立法初衷。此外，由于环境行政法制赋予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环境治理优势。当海洋环境污染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过失行为导致的时候，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如果包庇懈怠不及时处理。其它机关则很难察觉和介入，这构成了英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短板：
4.俄罗斯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独立于人类作为刑法明确保护的法益。在该国刑法典中专门设置了“生态犯罪”一章，并且将海洋与其它水资源分离开来，充分考虑到了海洋的特殊性，设立了独立的污染海洋罪。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将造成海洋污染作为刑事处罚的起点，更在这一罪名中涵盖了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几乎全部行为方式，而且还设置了先进有效的资格刑。
具体而言，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被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生态犯罪”第252条之中：“一、从陆地上的污染源污染海洋环境或者由于违反填埋规定而污染海洋环境，或者从运输工具或者海上构筑物向海洋倾倒、弃置危害人的健康和海洋动物资源或者妨碍合法利用海洋环境的物质和材料而污染海洋环境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处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处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处4个月以下的拘役。二、从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对人的健康、动物或者植物、鱼类资源、周围环境、修养地带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倍至1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以下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5.德国
德国立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一般情节。将造成人体损害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在德国，海洋与地表水、地下水同属于《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所保护的对象。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行为是指。“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的行为。该法条表明德国将“水”直接作为犯罪行为可以侵害的对象加以保护。足见德国已将水资源的独立生态价值和利益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且该罪不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为构罪要件，甚至不要求发生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险，而只要造成水污染或其他不利改变即可，充分体现了其法益保护已大大提前。在立法技术比较高的德国刑法中，完全有条件尝试将海洋同其他水体分离开来独立规定犯罪构成和刑罚应对，但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在德国刑法中，水污染罪可以由直接污染行为或间接污染行为构成；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但负有保护水体的主体若仅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未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尚不能充分证明水污染发生的，通常只需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而不认为是犯罪。值得一提的是。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限于防治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若行为人仅仅是在污染造成后没有清除污染则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刑事责任。此外，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而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和许可范围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以上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也颁布了防止海洋污染的法律，并设置了造成海洋污染行为的刑事罚则。但纵观各国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国家尚未设立污染海洋罪。
二、国际社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探讨
1.《伦敦油污公约》
1954年《伦敦油污公约》，全称《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是当代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协定，也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多边公约。该公约对海上允许排放的油类物质的范围、排放物含油量、倾废标准以及禁止排放的特区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为了限制油轮触礁搁浅或碰撞引起石油污染，公约还第一次将油轮建造标准作为海洋污染控制的一种手段，该规定标志着人类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方面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尽管如此，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第一，公约仅规定了船舶排放油类一种污染源，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污染情况；第二，公约规定只有船旗国对造成污染的船舶享有和执行权，并对污染行为规定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因此，本公约尚未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该公约被后来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所取代。
2.《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明确规定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环境既是沿海国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各缔约国“可以在公海上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海上事故或同此事故有关的行动所产生的海上油污或油污威胁对它们海岸线或有关利益的严重和紧迫的危险”，同时沿海国在污染或污染威胁危急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措施予以排除。由于该公约对因油污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害的沿海国和相关国家是否可以将造成海上油污损害的一方认定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造成了在具体执行时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
3.《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海洋公约》
该公约对故意在世界海洋抛弃一切众所周知的危险物质作出了详细规定。公约规定“最危险的物质根本不得丢弃……其中有未加工的石油和石油燃料、柴油机的重油、高级放射性废料、水银及其化合物、稳定的塑料。以及为进行生物及化学战而准备好的材料”。该公约也有对造成海洋污染宣布为犯罪行为的条款规定，这被认为是国际刑法的重要立法性条款。对于推动各国国内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4.《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
《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专门以控制海洋倾倒为目的的全球性公约，它将废弃物分为三类：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属于“黑名单”废弃物；需采取特别有效的防范措施并经特别许可后才能倾倒的物质，属于“灰名单”物质；其他无毒无害或毒害性很轻的物质，属于“白名单”废弃物，此类物质也需在特定区域内才能倾倒。此公约制定后各沿海国也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和制度。将海洋倾倒正式纳入法制管理范围之内。至此，海洋环境保护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改之前公约仅针对特定污染源的弊端，首次对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不同污染物质、污染行为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并增加了各缔约国为保护海洋环境所应作出努力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除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不论污染来源于陆上、大气、倾倒污染，还是船舶污染、海底勘探开发污染或者其他，各国都负有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义务。公约首次提出了各国制定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标准的建议，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陆地、国家管辖的海底活动、“区域”内活动、倾倒、船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该公约还提出了国内法律、规章和措施在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方面的效力应不低于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并为各国协调制定新的国际准则、办法或协定，完善各国内法提供了立法指导和立法要求。
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平衡各国利益和要求的妥协，它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第一，虽然该公约规定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只、飞机或其他海上设施，旗籍国、登记国、沿海同或港口国均拥有管辖权。但污染发生后由首先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时候，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规则或法律它并未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对造成海洋污染的外国船只可处以罚款，除非该船只在领海内故意和严重地造成污染，这种处罚程度实在过轻，难以对行为人形成必要的威慑。第三，该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军用辅助船、为国家所拥有或经营并在当时只供政府非商业之用的其他船只或飞机。这就人为排除了这些主体造成污染所应承担的责任。
除了以上的公约，世界各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公约、协定以及其他的全球性公约，但至今尚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权威的保护海洋环境、打击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而且现存各公约中的规定相对分散、零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大多仅限于船只和飞行器，难以应对当前形势下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的建议
从国际视角审视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问题，应当围绕完善各国国内海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制定专门针对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两大核心工作展开，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设计展开可按照：
第一，法益保护前置，实现“生态本位”的海洋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所谓法益保护前置，是指改变现今仍有部分国家将“人类健康、生命或公私财产发生重大损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成立要件的刑事立法现状，代之以“造成污染海洋环境，或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作为惩治海洋污染行为的标准。这是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和海洋环境犯罪刑事司法的客观要求。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作为一种以大面积海洋及其内附资源、甚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为危害对象的犯罪，其道德可责性和后果严重性实在让人发指，避免海洋污染灾害的发生才是保障人类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核心。因此，将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海洋环境直接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符合人类利益保护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明智之举。
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可以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环境危险犯的方法来加以实现，即不再以“造成人体健康、财产损失”为刑事处罚的起点，而是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发生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为依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是指“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对“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的不同解读，会导致立法和惩治程度的不同，如日本《公害罪法》、《防止海洋污染法》将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定位为具体危险犯。认为海洋污染行为需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方能认定为犯罪：而新加坡法律规定污染海洋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因此其《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第4条将船舶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污染行为就可处以刑事制裁。我们认为，将污染海洋环境犯罪设定为具体危险犯更可取，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保障人权和维护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可。
第二，应当在国内法增设污染海洋罪。鉴于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及行政、民事制裁已经难以适应保护海洋环境的迫切需求，在各国单独设立污染海洋罪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也需各国在国内法上承认并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通力合作。各国间应尽量制定统一的犯罪认定标准，形成共同的环境刑事政策，这有助于消除各国因环境犯罪行为判断标准不同、刑法规定不同所带来的治理障碍，在具体司法中，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企业或个人，应视该污染发生的地点确定管辖国，由污染发生地所在国对该污染行为或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拥有调查、拘留或司法权、惩罚权；对于公海领域发生的海洋污染，若因该污染造成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由利益受损国享有管辖权；若没有利益受损国，则可以考虑交由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惩处。
第三，对污染海洋罪主体不必做严格的限制。关于哪些主体可以实施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并应处以刑事处罚，各国并没有直接规定，但理论上对是否应当承认法人可以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实施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主体加以限制。因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行为方式有很多，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当然也很多。自然人可以通过向海洋排放大量生活垃圾或农业垃圾造成污染；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超量排放污水、废料、有毒化学残渣等污染海洋环境；船舶在海洋中行驶可以排放油污或石油泄漏引起海洋环境的污染；沿海工程、海上作业、海底勘探开发也可能造成海洋污染。原则上凡是造成海洋污染或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人或单位均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任何国家均不应加以限制。
关于国家是否能成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主体，国际公约并没有进行规定，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很多人认为，国家不能担任该罪的主体，但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可能。虽然目前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仍值得探讨，但人为强行将国家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单个主体，相当于自然人在国内的地位，那么国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应当的，至于如何追究国家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能由其他国家直接进行裁决，但可以考虑借助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海洋污染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国家，可以强制该国限期消除污染并强制缴纳赔偿金、保险金等。
第四，污染海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明确。刑罚作为严重影响他人资格、财产、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制裁手段。成立犯罪的要求当然要比其他违法行为更为严格。其中，犯罪主观方面应当要求行为人至少对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事实有认识甚至疏忽，所以，世界各国通行的以“故意和过失”或“故意、轻率、疏忽”作为主观要件是可取的。例如。有部分国家只处罚故意的环境犯罪，如挪威的反污染立法规定，除非有犯罪的故意。否则不得适用刑罚。大部分国家如日本、瑞典、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等，都规定处罚过失的环境犯罪行为，而过失的环境犯罪的处罚要轻于故意的环境犯罪。
为避免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许多国家在环境刑法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如英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以及法国的《农业法》都规定，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造成了海洋污染的事实。不需要证明罪过存在与否或系何种罪过。就可以认定犯罪成立。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多支持者，因为在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的当前，严格责任的引入能够敦促人们加强责任心，谨慎从事，防患于未然。但我们应当明确，并非有效的就是合理的。刑罚作为威慑、打击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有效方式，依靠的是刑罚的严厉性，其对行为人的自由、财产或资格的剥夺应当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相称，而该危害行为应当是在其罪过心态（至少有过失）指引下的行为，否则，要行为人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负责实属苛责。我们主张以“故意或过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要求的立法思路。
第五，污染海洋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设计应当科学严密。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及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危害结果方面，如前述应当以有足以造成海洋污染的具体危险。危害行为即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倾倒、废物排放、石油泄漏等所有可能引起海洋水质发生不利改变的行为。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应当尽可能将现存的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种类和行为方式收纳在内。并通过兜底条款的设置给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污染物或污染行为方式留有适用余地；各国环境行政规章中也应当详细规定禁止排放入海、特定许可才能排放人海以及可以排放入海的物质种类、排放含量、排放时间及地点，沿海企业排污装置及海上作业、海底工程所使用的船只和其他装置所要达到的标准，以及单位或个人向海洋排放物质所需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序等。
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技术复杂性及鉴定困难性，严格依照传统犯罪因果关系判定路径实难解决该难题。所以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证明理论、标准、内容及形式进行适度调校，就成了刑法与刑事司法在生态社会中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种调校并非可以任意妄为，日本《公害罪法》所确定的疫学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就是很好的选择。对于利用现代医学、药理学等方法难以确切指明致病机理因而难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案件，采取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基于大量的观察数据及相关动物实验寻找致使病变发生的有高度盖然性的原因污染物，并在行为人无法反证该病变非由其行为引起时，确定因果关系存在，是目前解决因果关系难题，有效预防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比较科学有效的方法。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5
[关键词]海洋垃圾污染；国际法律规制；内容
海洋权益和环境保护进合国官方关注的视野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8年，在海洋法第一次会议上提到海洋污染问题。然而，只有很少的文件中涉及污染防治，而且这些文件也仅聚焦于油污的倾倒和处置。进一步说，这些文件并没有为国家设定防止海洋污染的责任和义务。从很多方面看，1972年《伦敦公约》都预示着国际海洋污染立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其他相关的全球公约包括《伦敦倾倒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巴塞尔危险废物公约以及1982年海洋法公约。UnCLoS公约在海洋垃圾方面为其160多个成员方设定了各种义务，包括“保护和保存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和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各种来源的海洋污染”。
一、《伦敦公约》和《maRpoL公约》内容及效果
1972年《伦敦公约》和1996伦敦议定书旨为海洋环境免受倾倒污染提供法律保护，议定书是建立在公约完善和改进的基础之上，意在取代公约。截止2010年，伦敦公约共有86个缔约方，议定书生效后，缔约方增至38个。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并不定期召开“科学组”会议来践行“一体两翼”的部署。这种体制为解决类似环境问题而制定和实施国际条约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范本。
1973年联合国与国际海事组织一起开始拟定相关协定。关于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全球性法律框架规制应首推《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公约》1973/1978（maRpoL公约），其对运营船舶造成的污染进行规制。这一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适用于任何从船舶向海洋丢弃塑料废物的行为，范围覆盖140个国家，几乎占世界船舶总吨位的100%。公约附则V是关于垃圾的专门规定，于1988年12月生效。
maRpoL公约通过在运行过程中禁止污染，是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家试图减少船源污染的有益尝试。附则V近年来被广泛援引，并于2011年正式被修订。修订内容包括一个“保留条款”，即除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特定条件下食品废物的丢弃），公约原则上禁止所有类型的船舶垃圾；将船舶配备要求改为100总吨位以上；强调港口设施的不足与更新，并试图发展建立全球统一的船舶信息体系。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鉴于伦敦公约和maRpoL公约的成功和面临的挑战，在1956至1982年间先后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最后以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和生效作为会议成果。但伦敦公约、maRpoL公约和UnCLoS公约并没有能够阻止垃圾不断地流向海洋。公约价值目标的成功执行需要国内和区域层面的协调，目前在北海和地中海区域的伙伴合作发展得很好，更多的国际合作对于海洋垃圾的有效减缓至关重要。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大部分海域，资源、专门知识、人力和技术的缺乏使得这种合作变得异常艰难。在发达国家，政治意愿和州级之间合作的缺乏，加之碎片化的环境政策，都阻碍着遏止垃圾入海的种种努力。沿海地区很多关注垃圾的政策却受到执行难的压力，同时对于内陆垃圾和倾倒明显并无努力，还有无效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都会导致海洋垃圾问题。
三、陆源海洋污染法律规制
如今，世界上有近十亿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这一数字未来还会继续增长。城市化和消费将加剧固体废物的产生。由于许多城市普遍缺乏固体废物管理体制，这方面的国际规制有比较少，陆源污染问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成为海洋环境的重大威胁。发展中国家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人口的增长与固体废物处置基础设施的缺乏这二者的危险结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专门有效地通过回收计划或减少消费等处理快速增长的固体废物的方法，特别是沿海地区。
考虑到这些问题，1995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活动污染的《华盛顿宣言》被拟定。宣言认识到海洋垃圾陆源污染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国际关注”事项优先考虑，并聚焦由此带来的海洋环境退化。宣言还特别详述了内陆和海岸环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华盛顿宣言已经将海洋政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陆地活动上，但它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由于加入协议是自愿的，那么协议在解决海洋垃圾问题的有效性上就存在着天生的局限。
尽管存在上述国际安排，但UnCLoS公约和华盛顿宣言的执行被证明是困难的。前者包括了如此宽泛的规定，以至于需要耗费哪怕是最富有国家的资源和政治意愿，却并没有过多关注到海洋垃圾的80%主要来源。后者倒是高度关注了陆上来源，然而没有约束力，是非强制性的协议，因而就排除了执行的可能。如果要以一种持久的、有意义的方式与海洋垃圾作斗争，那么海洋污染控制措施必须与综合的约束政策成为一体。国际海事立法方法朝着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的、优先考虑陆源固体废弃物减缓和管理行动的方向迈进是非常必要且紧迫的。
本文由（哈尔滨学院学生科研项目）项目资助，项目编号（HXS20141154）
参考文献：
[1]陈斌.基于太平洋塑料垃圾带的经济损失分析研究[J].生态经济，2010（06）.
[2]广部和也[日]，沈重译.海洋污染与国际条约[J].国外法学，1980（05）.
[3]李刚.海洋治污的法律（上、下）[J].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4（10）.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6
关键词：船舶污染船员管理与法律
1.引言
在全球呼吁保护环境的浪潮下，通过实际船舶营运和防污染演练课程训练设计及实践，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船舶应急反应速度、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快速提升个人应急能力和团队协同作战的水平，保证演练质量。与实际污染处理相比，实际船舶营运和防污染演练实用性强，无污染。轮机员通过防污染演练课程的学习、实践，对改变自身不良行为、实现船舶安全化、减少和杜绝人为因素、保证船舶安全营运不造成海洋污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研究船舶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及防止有着重要意义，保护海洋环境，让人类有一片蓝色的海洋。
2.船舶对海洋造成污染的类别
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科技的飞速发展，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由于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虽然科技带来了方便，但是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困扰。机器给海洋运输业和海洋资源开发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污染着蔚蓝的海洋。船舶对海洋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污染主要有以下几种：
2.1船舶造成的油污染
船舶造成的油污染主要有正常营运性排油和各种事故所造成的溢油；正常营运性排油主要是排除油船压载水、洗舱水、机舱底污水等中所含的油类。各种事故造成的溢油有船舶受供油作业中的漏、跑、冒、滴造成的油污染，船舶碰撞、搁浅等漏油造成的污染等。
2.2船舶运输中的有害有毒物质污染：
近年来随着运输危险化学品船的增多，有害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运输这些有害有毒物质的漏、跑、滴、冒等原因造成的污染。
2.3船舶生活污水污染
船舶生活污水造成的污染主要是从生活处所排出的排泄物，如医疗室排泄物、厕所排泄物、洗衣间和厨房的排出污水等。
2.4船舶垃圾污染
船舶营运中会产生船舶垃圾，这些垃圾主要包括垫舱物料、铁锈、脱落的油漆残渣、包装材料、油棉纱等，船员、旅客生活中所产生的日常消费品和食品残渣的废弃物等。
3.造成污染的研究现状及有关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案现状
从上世纪到今天所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可以看得出来，国际上船舶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从原来的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现在基本上可以控制在一个较低的事故率上。而且因为发展的需要，很多国家相互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航运业更为依赖，现在的船舶不仅运输量更大，运输更快捷高效，还降低了事故的发生。但是还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些实事案例来分析：根据美国的一家信息协会统计，从1978年到1997年，世界发生泄漏量超过34吨（10000美加仑）的事故共有5318起，共外泄石油837万吨。其中最大的一次事故是1991年发生在科威特油田，由于伊拉克入侵而发生的油井、码头、油轮同时泄漏的事故，总溢油量达81.6万吨。1989年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溢油污染事故，溢出了3万多吨货油。对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生态系统恢复时间要长达20多年，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近8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1990油污法》问世的导火线。
从1954年到20世纪末，国际上不断出台新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约，海洋环境保护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立法走出了一条多层次，系统性的框架型道路。随着1954年《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防止船舶污染立法的开始，也是海洋环境国际保护法的开端。但是该公约没有涉及因船舶事故造成油污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也没有制定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的规则，事故赔偿的问题如何解决，遗漏的问题很多，大大影响了它的实施效果。直到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颁布，才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防止油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止船舶垃圾污染等则是在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和1978年通过了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以下简称“73/78年防污公约”）做了全面的规定，把船舶有可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方式都列举出来，并作了规定。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有着“海洋法”之称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简称《UnCLoS1982》）。该公约突破了传统的海洋法，较全面的对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做了规定。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上有关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案是比较全面完善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大不小的问题。如一些管理上单要素不完善，不严格；体现不出在可持续发展和赔偿方面不够科学合理等。
4.船舶防污染的方法及采取相应的措施
4.1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基于前面分析目前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法律体系，我国在各项防污制度和应急反应制度上都要做出更为严格、更加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要加强船级社这类民事性立法工作，让油污保险和清理油污资金保证，完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法制度，做到有理有据，有法可依。各国船舶的防污染法律不是单独的、任意的，我国必须与各海洋国家加强交流和合作，加强与国际法律制度的接轨。这样可以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可以更好地绦邢喙胤律制度，更好的适应国际船舶污染立法的发展，减轻我国日趋严重的船舶造成污染形势。国际上的法律可以对船体的结构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跟着科技的脚步，来适应船舶设备的发展；对船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船舶目前大多是由船员来操作，船员素质和防污染意识的提高，可以避免船舶陷入危险，危害人身安全和污染海洋环境；对造成海洋污染的船舶所属船东实行高额的赔偿制度，这既可以降低污染事故，也是对受害对象的一种保护；注重船舶污染立法的国际统一性，有效地环境保护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有效的结合起来，使海洋环境往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4.2规范船员的管理
对于操作性的船舶污染，这就要求操作者要有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过硬的操作技能。而要做到这两点，就需要加强对船员的宣传教育，让船员意识到污染海洋的危害性，来帮他们了解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污染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还要加大监督力度和处罚力度，对违章操作带来严重污染的船员采取处罚措施，扣押其证书或勒令其在规定时间内从新参加有关技能培训。根据国际公约的要求，通过严格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中对人员的管理规定，努力将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降到最低。只有激发船员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热情，发挥各自的o督作用，从思想上重视它，才能杜绝污染行为的发生，高效的保护海洋环境。
4.3加强防污染设备的检查和保养
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浪潮下，在国际公约的规定下，对船舶上的防污染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在设备的管理上下功夫。在使用中要经常检查设备的管路系统和设备本身是否有损坏漏泄，设备附件及仪表是否完好，把发生污染的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保证不排放污染海洋环境的物质。同时也要对设备进行检查，把老化的元件更换掉，防止下次使用设备发生事故。对设备的保养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执行。
5.更有效实用的防污染方法
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出预防船舶对海洋造成的污染：一是从船舶使用的能源出发，现有的船舶基本上都是使用燃油作为能源，可以研发新的设备来使用不污染海洋环境的能源，或者可以就地取材，如利用太阳能。二是从防污染设备着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蓬勃发展机械制造业的有利于设备的研发，新式的防污染设备能更高效地避免船舶污染，保护海洋环境。三是国际公约的完善化，加强各个海域的监管，一旦发现有船舶漏泄污染物质，能够及时地对事故海域控制，消除污染物，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最后，落实还是靠人，应注重广大船员的教育培训，全面升华船员素质，最大限度避免人为的事故发生。让船员被动接受防污染，化为主动去维护海洋环境，还世界一个蔚蓝的海洋。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7
关键词：避难准入；领海无害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舶标准；船籍国责任承担
中图分类号：DF9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08?06
2012年7月14日，德国籍mSCFlaminia在从美国港口查尔斯顿到比利时安特卫普途中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地点在距离最近的陆地约有1000海里的大西洋中部。英国海岸警卫队收到事故信号后向所有航行于该区域内的船舶进行了通报。多艘过往船只对船舶及遇难船舶船员进行了救助。失事船上总共有25人，除1人失踪1人死亡3人受伤外，其余20人顺利由救生艇救出。在施救过程中，船舶不断向近岸移动，以期进入沿岸水域避难地进行货物驳运并得到维修。但直至8月13日，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允许船舶进入其沿岸水域避难，mSCFlaminia仍然在远离海岸240海里的位置等待。直至8月20日，mSCFlaminia在专家进入船舶并确认船舶完全安全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德国水域。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遇难船舶避难问题的关注。国家不允许船舶进入本国沿岸水域避难会导致船舶沉没甚至有意沉没于深水区域。2002年的prestige就是在遭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拒绝后断裂沉入深海并引起了巨大油污污染。[1]（53）
船舶遭遇海难后，如果能够进入沿海国避难地获得及时维修，则会大大降低海洋污染风险，无论对全球还是沿海国海洋环境的保护都是有益的。在早期航运时代，出于对人命救助的人道主义考虑，遇难船有权进入沿海国避难被视为理所当然。在今天可以用直升机等新的高科技单独救助人命的情况下，传统船舶避难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加之当前国际海运中，石油、化工等污染性产品运输逐渐增多，这类船舶一旦遭遇海难，往往会带来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威胁。实践中，沿海国迫于国内安全及环境保护压力，往往倾向于拒绝此类遇险船舶驶入其水域避难。
在当前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在遭遇海难后，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及解答，对我国遇难船舶能否进入他国水域避难，及我国面临这种问题时，是否有权拒绝他国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之法律规制
遇难船舶要进入的避难地往往设置在一国的内水及领海内。依据原则，国家对其领水享有绝对的权利，除非其承担了国际法上的义务，否则国家有权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领水避难。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主要体现的是航运中船舶对避难地的需求与沿海国环境保护利益的冲突。因此，在避难地问题上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再明朗的情况下，要回答遇难船舶是否仍然具有进入一国避难的权利，有必要考察相关国际公约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所规定的权利以及沿海国所具有的拒绝难船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的相关权利。考察我国所加入的当前有效的国际公约可知，①与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有关的国际公约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沿海国救助遇难人员的义务、船舶的领海无害通过权及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
（一）沿海国救助海上遇难人员的义务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权的分离
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已经成为一项确定的国际海商法原则。作为专门规范海上搜救的《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即明确规定了公约各缔约国救助海上遇险人员义务。①除此之外，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8条）、《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10条）以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1条）均要求各缔约国应尽力促使其所属船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2004年修正案）》则进一步规定了各国在海上遇险人员救助上的合作义务。
上述公约均规定了国家具有救助海上人员的义务，但其关注点在于人命及安全，而非发生海难时对船舶所应采取的处理措施。尽管这些公约没有明确排除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的权利，但这些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地为船舶规定避难准入权，也没有明确涉及沿海国建立避难地的义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命的救助逐渐与对船舶本身的救助相分离，沿海国完全可以单独履行其人命救助义务，而拒绝接受遇难船舶。至少，这在技术层面是不存在问题的。
（二）“领海无害通过权”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法律支持
领海是一国在其沿岸行使的水域。在领海上的一切人和物均受该沿海国管辖。这是现代国际法所公认的。但自领海法律地位确立以来，沿海国一般都允许外国船舶在不损害其安全与良好秩序的原则下自由地通过领海，不征收通行费，不对通过中的船舶行使刑事和民事管辖权。这种优惠待遇，在国际法上称作“无害通过权”。[2]（1）领海无害通过权作为对沿海国行使的限制，已经为相关国际公约所肯定。②那么领海无害通过权能否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的法律依据？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层次展开论证：
其一，对遇难船舶领海无害通过权的单独解读。
虽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领海无害通过权”原则，但对于遇难船舶是否可以进入一国港口或内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具有极大环境污染风险的遇难船舶通过一国领海进入其港口避难，是否属于“领海无害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8条及19条分别对“通过”和“无害”做了规定。其中，“无害”一词，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1项规定，主要是指当船舶通过领海时不会对“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造成损害。同时，该条第2项具体列举了12种有害通过的情形，其中第12项“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是一项兜底性条款。
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是否属于“无害通过”，有学者认为，“除非污染遇难船处于无拖船前往救助的漂流状态，否则，就仍属于无害通过的情形。”[3]（82）该12项的列举是穷尽的、排他的，在不违反该12项规定的情况下，外国商船通过沿海国领海就应属于无害。美国和苏联1989年签署的《有关无害通过的国际法规则的统一解释》第三项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公约已经详尽规定了非无害通过的各种行为，那么，通过一国领海的船舶，只要没有从事这些行为，就应视为无害通过。”[4]（122）也有学者认为，荷兰行政法院在1995年的LongLin案中表达了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为了将遇难船舶带入港口而通过领海不同于普通的航行目的，不构成无害通过”。④“通过”是一种穿越领海的临时活动，其对领海的限制仅在于领海可以作为船舶航行的中介而非船舶航行的目的地。⑤进入领海内的避难地显然不满足这种“临时”性要求。因此，无害通过权不能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的法律基础。[5]（203）主张具有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属于无害通过权的学者，其理由主要在于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以“通过”为目的，而是以进入避难地为最终目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够驶往或停靠沿海国内水或领海的泊船处或港口设施以进行维修，防止海难的发生。如果这种最终的避难地位于领海内，则具有环境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无害通过，但如果这种最终的避难地位于内水，则具有环境污染危险的遇难船舶通过领海应视为无害通过，因为该停留只是以穿越领海为目的。
另外，有学者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1条的规定，沿海国可以以国内法的方式认定污染危险船舶通过领海为有害通过。从语义解释的角度上分析，公约第21条赋予了沿海国为保护本国的环境，以国内法的方式对领海无害通过权的行使方式进行限制的权利。这种限制应解释为按照沿海国所要求的方式进行通过，例如第22条的分道通航制。这一规定不应被解释为沿海国可以以国内法的方式自行确定“无害”的方式，并对“无害通过”进行自行解释。如果这样理解，则公约第19条从国际法层面关于无害通过权的规定就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当遇难船舶冒着发生污染事故或环境损害的危险航行时，如果其仅为进入内水的避难地而穿越领海，仅就其穿越行为而言，应该属于无害通过，沿海国不可以关闭外国船享有无害通过权的领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仍然是无害的，必须无歧视地给予各国船舶。
其二，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与领海无害通过权的理论碰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缔约国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同时要求缔约国在采取这种措施时，不能以转移污染的方式来保护本国的海洋环境。
准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污染的发生。然而，如果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遇难船舶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导致公海环境污染；二是遇难船舶驶往他国水域进行避难。如果缔约国拒绝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而发生上述两种情况，则缔约国明显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要求的“不将损害或危险转移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种污染的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遇难船为寻求进入内水的港口避难而穿过领海固然属于无害通过，但是领海无害通过权对沿海国的限制仅限于领海内。如果遇难船舶即将驶往的避难地位于领海内，则领海无害通过权可以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的法律依据；如果避难地位于一国的内水，则遇难船舶能否进入沿海国内水避难仍受到沿海国的支配，单独的无害通过权不能成为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内水避难的法律依据。但是，基于国家所具有的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国际法义务，遇难船舶在无害通过一国领海后，沿海国不能拒绝其进入本国内水进行避难。当然，这里仅指沿海国不能以遇难船舶存在污染风险为由拒绝其避难请求。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与遇难船舶的领海无害通过权碰撞的理论分析结果是：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以防止污染转移的义务。
（三）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及其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权的影响
国际公约在要求国家履行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时，也赋予了沿海国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即明确规定了沿海国为避免海难事故对本国海洋环境造成污染而采取措施干预海难救助的权利。⑥《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进一步赋予了沿海国在公海上的环境污染干预权，⑦并将沿海国这种在领海外的干预权限制在“有理由预计到将造成重大的有害后果”及“严重而紧迫的危险”情况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规定沿海国干预权时，则没有再提到这种限制。⑧相对于《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指出这种措施必须与可能发生的损害的风险及性质相称。这种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很显然，公约在这里主要是赋予国家相关权利，而不是为国家设定义务。在公海上对遇难船舶进行干预，最简单的措施是不准其进入管辖海域避难且令其驶离沿海国方向。更适当的反应通常包括拖船援助及救助服务。干预权的主要意义在于允许沿海国越过船主的意愿来提供帮助，使沿海国可以引导受损船舶离开它们的海岸。
在国际公约广泛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外及公海上环境污染干预权的情况下，很难说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水域避难的义务。
二、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之法律困境
关于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现行国际公约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的探讨，只能从现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中进行演绎推理。而通过分析，我们注意到上述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所具有的特点：①制定和生效时间不同，缔约国不一致。②立法主题不同，均没有直接规定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③前后公约之间的规定具体适用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存在冲突。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而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则赋予了国家干预海洋环境污染的权利。虽然这两者表面上不存在直接冲突，但具体到遇难船舶准入问题上，很难将两者做同一的解释。④同一公约的规定具体适用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存在冲突。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领海无害通过权与国家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义务相结合可以得出，遇难船舶具有进入一国管辖水域避难的权利。而根据同一公约赋予沿岸国的海洋环境污染干预权，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相关国际公约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规定的不一致，是否属于国际法上的条约冲突？条约冲突是整个国际法规则不成体系的一个具体体现，国际法学者鲍威林将这类冲突分为“固有的规则冲突”与“适用法律中的冲突”。前者是指两项规则中的一项其内在本质上与另一项相冲突，后者是指如果要同时遵循内容矛盾的两项规则或根据它们行使权利时，所产生的适用法律中的冲突。[6]（315）在讨论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时所出现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冲突”，表面来看，似乎属于“适用法律中的冲突”。但仔细推敲可知，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条约冲突，所谓的冲突实质是我们在根据现有国际法规则进行推理分析时，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国际法规则没有对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以期得到答案。而国际法律体系缺乏明确的规范效力等级，这使得条约解释方法无法像国内法律体系中的解释方法那样，在规范等级明确有序的法律体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7]（110）尽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第3款⑨和第4款（a）⑩确认了条约法中“后法优于先法”这一法谚，但这仅限于条约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中，而上述条约均没有直接规定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
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的法律困境在于：一方面缺乏明确的国际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对现有国际公约相关规定的解读，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三、国际海事组织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的努力及其前瞻
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涉及沿海国、船旗国、船主、货主、救助者、保险公司、环保主义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各利益方均强调危急情况下避难地存在的重要性。国家不希望本国船舶在需要援助时被他国拒绝避难准入，同时也不希望发生诸如erika、prestige这样冲击本国海岸的污染事件。在当前国际公约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规定不明确的情形下，解决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路径似乎只能是制定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法规则，这也是国际海事组织一直努力的方向。
鉴于当前国际法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规定的模糊性，意识到为遇难船舶提供避难地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imo）在起草《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时，就曾提出设立避难地的想法，认为沿海国有义务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港口避难。尽管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代表的赞同，但其他代表在质疑将这种公法性质的内容加入私法中的可行性的同时，强调在类似条款中，沿海国的利益应当被充分考虑。作为一种最终的妥协结果，公约第11条规定了当事国在海上救助中的合作义务，其中包括在做出是否允许避难船进港的规定或决定时，应考虑各方合作的便宜及保证救助作业的有效实施。尽管公约在起草时考虑了避难地的问题，但从公约的最终文本表述，我们难以得出沿海国负有允许遇难船舶进港避难的义务。加之公约第9条明确规定了沿海国在“合理预期”海难事故会造成重大危害后果时，对海难救助进行干预的权利。沿海国具有判断是否属于“合理地预期”的解释权，实质上公约将是否允许遇难船进入本国避难的决定权利最终留给了沿海国。因此，《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11条并没有解决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
1999年的erika事故促使imo在2000年成立了海事安全委员会工作小组，并于2003年通过了两项关于遇险船舶避难地的决议案，即《关于需要援助船舶避难地指南决议（第a.949（23）号决议）》和《关于海事救援服务决议（第a.950（23）号决议）》，为各沿海国家建立船舶避难地制度提供指导性建议。指导方针认为，在船舶遇险时，阻止进一步损害和污染发生的最佳方法是过驳掉船上货油和燃油，然后修复船舶损害，这种操作最好在避难地进行。但是指导方针并没有强制沿岸国提供避难地。即使各国依照（《遇难船舶避难地指南》，简称《指南》）设置了避难地，因《指南》明确规定“沿海国不负有接受遇难船舶的义务，国家在决定是否为遇难船舶提供避难地时，需要综合各方利益，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决定。”所以，在《指南》下，不涉及人命安全的遇难船舶进入沿海国避难仍取决于沿海国对其行使的自愿限制。
2000年“Castor”轮事故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法律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致力于遇险船舶避难地问题的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告。很快，法律委员会以澄清国际公约中有关避难地问题的条款为议题，向各成员国海商法协会分发了第一份问卷调查。随后，法律委员会于2002年底向成员国海商法协会分发了第二份问卷调查，以确定各成员国是否同意在接收或者拒绝遇险船舶的情况下承担特定的责任，以及船东和第三方在特定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随后，法律委员会组织了以“避难地”为议题的多次研讨会，讨论避难地建设问题的同时，讨论了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避难地的问题。然而，除了2003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两个决议外，并未形成其他有效的国际法规定。
以为根本属性的国家在对待环境的方式上存在很多与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相矛盾的地方。这个矛盾可称为与环境保护要求的矛盾。由于对外是独立的，因而具有屏障外部力量对国家内政干涉的重要作用。这种屏障作用使也可以成为抵制国际环境保护要求的理由和妨碍国际环境保护协调意志形成的障碍。对于国家独立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对于人类环境的消极因素。[8]（305）允许遇难船舶进入一国水域避难，可以使遇难船舶得到及时救助而避免环境污染及巨额财产损失，其对保护全球海洋环境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国家原则仍是国际法的基石，背后的实质是国家利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了‘全球利益’而牺牲本国利益”。[9]（155）事实是，出于复杂的政治和环境因素考虑，沿海国几乎倾向于不接受受损船舶进入本国控制的避难地避难。一个典型例证便是，在2001年1月的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Castor海难事件发生后不久，prestige海难事件发生前几个月），西班牙代表倡议避难港行动，并提议设立避难水域。随后，在面临prestige轮可能存在的溢油时，为避免潜在环境灾难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西班牙政府拒绝接纳遇难的prestige轮入港，并将prestige轮拖至远离西班牙的公海。
国际海事组织在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并仍在进行各种努力，然而至今仍未得出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国际法规则。避难地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沿海国允许遇难船舶进入避难，脱离避难准入的单纯的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然而，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行国际法体系下，难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沿海国接受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请求。以“遇难船舶是否具有避难准入权”为核心创设相关国际法规则存在极大的困难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避难准入权”以国家为直接挑战对象。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防止具有极大污染威胁的船舶在遭遇海难事故时造成巨大海洋环境污染。国际海事组织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继续着眼于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对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权进行保留。对一些类似erika和prestige这样独立的事故进行个案处理，而不是强制所有遇难船舶（无论它们所面临的具体境况是什么）进入一个事先指定的避难地，[10]从而避开与国家直接相冲突的“避难准入权”。提高国际船舶标准，能以“预防”的方式防止或减少具有重大污染威胁的海难事故的发生；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在督促船籍国提高本国籍船舶标准的同时，又能使沿海国在考虑是否接收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时，减少对可能产生的巨大救助费用及污染治理成本无法偿付的担忧，增加接收遇难船舶入港的可能性。
四、结语：我国对遇难船舶准入问题的应对
当前国际法体系下，很难得出国家具有允许遇难船舶进入本国避难的义务。相关国际公约也均未对遇难船舶的避难权做出明确规定。鉴于绝对的遇难船舶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原则存在直接的冲突，关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的特殊国际法规则至今仍未确立。
在国际法相关规则不明确的大背景下，是否允许外国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则应主要依据我国相关法律作出判断，然而，我国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依照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的规定，外国商船在因遇难等意外没有及时获得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进入我国的内水和港口，但应在进入的同时向主管机关做紧急报告，并听从主管机关的指挥。而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1条的规定，在船舶发生海难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我国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主管部门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在公海上因发生海难事故而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污染或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主管机关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处置。在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上，两部法律规定看似存在一定矛盾之处。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我国似乎允许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入我国水域避难。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又赋予了主管机关拒绝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的水域避难的干预权。面对当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应如何处理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避难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制定于1983年，那个时候因海难事故而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没有区分一般遇难船舶与污染威胁遇难船舶是有情可原的。而《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于1999年，正值国际上几个重大海难污染事故发生，并造成极大海洋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之时，其明确赋予我国主管机关的干预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在处理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时，应根据后法优于先法原则，首先遵循《海洋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规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决定其是否可以进入我国水域避难。
其次，适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特别是对《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的规定进行修订，在避难准入上区分一般遇难船舶与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对前者的避难准入可以遵循《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1条所确定的现有原则加以处理，而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的准入，则应确立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一致的原则，赋予主管机关一定的干预权，由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注释：
①我国加入的与遇难船舶避难准入问题相关的国际公约有：《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油污染公约》《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78年议定书》《1973年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国际船舶安全操作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国际安全管理（iSm）规则）修正案。
②《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附件2.1.10.
③参照《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14条第1款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7条的规定。
④RaadvanStateafdelingBestuursrechtspraak10april1995，Schip&Schade1995，95（LongLin）.
⑤welmoedvanderVelde，thepositionofCoastalStatesandCasualtyShipsininternationalLaw.CmiYeaRBooK，2003：480?482.http：///Uploads/Yearbooks/YBK_2003.pdf，2012年9月25日访问。
⑥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9条。
⑦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1条第1款。
⑧参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21条的规定。
⑨“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59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使用之。”
⑩“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当事国时，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适用第三项（款）之同一规则。”2003年“遇难船舶避难地指南”第1.7条、第3.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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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8
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此外,由于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均属于央企、跨国公司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地方司法机关在受理、审判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将此类诉讼统交由高级法院受理又必然会增加维权者的负担。因此,“小”法院如何去审理“大”企业又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处理对海域溢油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索赔纠纷、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赔偿责任,就必须解决前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
另一个笔者认为海域溢油环境污染事故中法律赔偿问题的重点在于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能力。海域发生严重漏油事故时,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风险。此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即便如此,该公司仍背负了巨大债务,甚至开始出售资产筹集资金。同时,他们创建了一笔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这笔赔偿基金用于清理当前的油污、损失赔偿,同时也为将来可能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助。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尽可能摆脱受制于国际巨头定价的局面,我国石油企业将通过技术输出等手段扩大海外石油资源的占有,提高石油进口量。但与此同时,石油在开采、运输等环节面临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漏油导致海水污染,这些跨国石油企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赔偿,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而按照国内法律规定,针对此次中海油漏油事件,责任方仅需支付二十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赔付的开端。
五、海洋溢油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9
【关键词】多环芳烃（paHs）；来源；内陆环境；大气
海洋环境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活空间。但由于人们对海洋的不合理开发和频繁的经济活动以及陆地各种污染物的倾倒，使海洋环境遭受破坏。其中海上运输工具的使用、海底石油的开采等，使海洋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大大增加，它们通过海水、沉积物和海洋生物的富集作用危害海洋生态环境，通过食物链最终危及人类健康。多环芳烃（paH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具有致癌、致畸、致基因突变的有机污染物，中国、美国、欧盟、世界卫生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将paHs定为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加以监测和防控。本文调查了海洋环境中paHs的浓度水平，重点分析了paHs及来源，试图为海洋环境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海洋环境中paHs浓度水平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西班牙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要重视海洋石油污染问题，并要求对石油污染进行研究和对污染后果的严重性进行监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将石油污染同海洋生物体内paHs的积累结合起来，至今环境工作者对海水、沉积物和生物体内paHs的污染状况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价。
1.1海水中paHs的浓度水平
paHs具有难溶于水的特性，在海水中的浓度较低，Ross等分析了1993～2001年间旧金山入海口18个不同地点水柱中25种paHs的来源及时空变化，发现水中paHs的质量浓度范围为7～120ng/L。pandit等研究了印度的Creek港口的空气和海水中paHs的质量浓度，发现海水中paHs的质量浓度为84.3～377.5ng/L。tell-iKarakoc等[6]研究发现马尔马拉海的izmit海湾环境中paHs的质量浓度为11.6～13.68Lg/L。paHs在海水中的分布与其化学性质一致，低分子量的paHs通过挥发作用进入大气环境，高分子量难挥发的paHs由于沉积作用从大气进入表层水体中。小于3环的paHs几乎能在2d内从水中消失，而4环以上paHs则在水体中的最长存留时间达9d之久，最后有10%～94%的paHs沉于水底并被沉积物所吸附，但分散剂的存在使其在水体中的滞留时间增长。
1.2海洋沉积物中paHs的污染状况
paHs以水体中的悬浮物和大气气溶胶为主要载体，进入海洋环境并在生物体和沉积物中富集，paHs一旦结合在沉积物上，很难发生光化学降解或微生物氧化分解，因而累积于沉积物中。Booij等研究发现，95%的paHs在海洋沉积物中能稳定2个月之久，且以大于4环的paHs居多。海洋沉积物对paHs的富集能力极强，有的海洋沉积物中paHs的积累量是其背景值的1000倍，是同一环境中贝类富集量的5～10倍，nakata等研究证实，海洋沉积物中的paHs的积累量占沉积物中难降解污染物总量的97%以上。
1.3海洋生物体内paHs的污染状况
由于paHs具有高的脂溶性，所以易被水体中的生物吸收，海洋沉积物中的paHs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生物体中，在海洋生物体各组织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对海岸居民及海产品食用者造成威胁。不同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对paHs的富集能力不同，与底泥直接接触的底栖动物对paHs的富集能力往往强于与水体直接接触的水生生物，低营养级的生物积累paHs的能力更强，如海蚯蚓和蟹中paHs的富集量远远高于同一环境中生长的鱼类、乌贼和海豚体内的积累量，蚌体内paHs的质量比是蟹体内paHs的3～5倍，这是由于这些生物体与受paHs污染的沉积物的接触程度不同造成的。
2.paHs的来源分析
paHs主要来源于天然源和人为源。人为源是海洋环境中paHs的主要来源，包括石油开采，油轮和机动船舶正常和不正常的废物排放；沿海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弃物、汽车尾气、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等。不同污染源产生paHs的类型和浓度不同，对海洋环境的贡献率也不一样。因此，正确判断paHs的来源，可以有效控制paHs的污染，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2.1源解析方法
目前，海洋环境中的paHs源识别技术主要有比值法、特征化合物法、多元统计法等。比值法是目前paHs源识别的最主要方法，该方法利用paHs中各成分如菲/蒽、荧蒽/芘[57]、荧蒽/（荧蒽+芘）[Flua/（Flua+pyr）]、茚并[1，2，3ocd]芘/（茚并[1，2，3ocd]芘+苯并[ghi]）in/（in+Bghip）、晕苯（Cor）/苯并[ghi]（B[ghi]p）等来推断环境中paHs的来源。Budzinski等认为石油中菲的含量比蒽高，成岩作用输入的paHs具有菲/蒽比值高的特点，而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输入的paHs菲/蒽比值较低，菲/蒽比值小于15（或小于10）和荧蒽/芘比值大于1提示paHs污染可能来自燃烧过程，反之则提示paHs污染可能是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输入的。Sicre等＼提出当荧蒽/芘的质量浓度比值大于1时，paHs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而比值小于1则指示污染来源于石油类产品的输入。芘/Bap是用以区分汽油燃烧（尾气）的，通常认为该比值小于1可归结为燃煤排放，比值介于1～6属于尾气排放。Flua/（Flua+pyr）比值小于0.4则意味着污染来源于石油，大于0.5表明污染来源主要木柴、煤的燃烧，位于0.4与0.5之间则意味着污染源石油及其精炼产品的燃烧。in/（in+Bghip）之比小于0.2表明主要是油类排放污染，大于0.5则主要是木柴、煤燃烧污染，此间为化石燃料燃烧污染。Greenberg等提出Bghip/Cor是车辆的较好标志物，汽油、柴油燃烧后，其比值分别为1.5、2.5，而一般燃煤排放的Bghip/Cor大于1，汽车尾气中的Bghip/Cor小于1。另外，也可根据低分子量（178～202）母体paHs/高分子量（226～302）母体paHs之比，与烷基化paHs/母体paHs比值（alky-lpaHs/paren-tpaHs）来识别样品中paHs的组成及有关来源的信息，如受油类排放paHs污染的样品，具有高lky-lpaHs/paren-tpaHs比值。
2.2污染源研究
海洋环境石油烃类污染、内陆环境污染源的输入以及大气中paHs的干湿沉降是决定海洋环境中paHs的种类、含量及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
2.2.1海洋环境中石油烃类污染源输入
石油烃类污染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开采、炼制、储运、使用和加工过程，海洋石油污染物主要是由沿岸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航道排污以及船舶油漏等造成的。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泄入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倾注到海洋的石油量达200万～1000万t，由于航运而排入海洋的石油污染物达160万～200万t，其中1/3左右是油轮在海上发生事故导致石油泄漏造成的，有些沿海地区海水含油量已超过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的2～8倍。石油类污染对水质和水生生物危害很大，漂浮在水面上的油类可迅速扩散，形成油膜，阻碍水面与空气接触，使水中溶解氧减少，导致水生生物因缺氧而死亡。油类不仅含有低环的paHs，还能通过各种环境因素转变为paHs等致癌物质。生物体内paHs的积累程度及在体内的蓄积时间与海域环境的石油污染程度有关，油船在海上作业的活动程度也对该海域环境paHs的成分、含量及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油类污染的paHs往往以烷基化paHs及低分子量paHs为主。
2.2.2内陆环境污染源的输入
随着沿海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迅速增长，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质通过降水和径流作用进入沿海水域，陆源污染物入海量居高不下，造成海洋沉积物中paHs的浓度升高。海洋环境中的paHs除了石油类物质的输入外，交通、养殖等行业产生的paHs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研究资料显示，靠近交通要道、城市和工业区的近海沉积物中paHs的含量均比较高；工业发达地区、靠近油田和其他污染源的paHs质量浓度可高达50Lg/L，而大洋和未污染湖水中paHs含量往往低于1Lg/L。炼钢厂、炼铝厂、船只修理场附近，沉积物中、近海海洋养殖区环境中paHs的浓度明显高于其他人类活动较少的海域环境。paine等的研究也发现，靠近冶炼厂的沉积物中Bap的质量比高达110Lg/g，而远离冶炼厂的只有0.135Lg/g。
2.2.3大气中的paHs通过干湿沉降输入
人类活动所进行的燃煤等过程使paHs首先在大气中积累，进入大气环境中的paHs经过较长距离的空间迁移后，通过雨雪的淋溶和冲刷作用进入地表或水体环境，paHs的沉降作用存在很大的时空可变性，其中风速和风向影响其在大气中的滞留时间，空阔的海面环境为paHs的远距离迁移提供有利条件，这一方面能降低paHs的局部浓度，但又使污染的范围扩大，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危害。大气颗粒物的干湿沉降是大气中3～6环paHs的主要迁移过程，也是表层水体中paHs的重要来源。大气颗粒物中paHs的含量随季节变化突出，一般冬季大于夏季，决定了表层水体中paHs的含量冬天较高的现象。
3.结论
综上所述，海洋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重要的自然资源，海洋污染会直接影响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并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而paHs是海洋环境破坏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海洋环境中paHs浓度水平及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海洋开发和利用的日益深入，针对paHs的研究必将更深、更广，这样才能为海洋环境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法篇10
海洋污染是当今国际社会面http://临的一大难题。造成海洋污染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大量有毒、有害废弃物排放入海，包括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海上或沿海操作性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废弃物。其中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包括岸上废污水及其他废物向海洋排放、船舶向海洋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海洋勘探开发中的废弃物向海洋倾倒等。占据了海洋污染的绝大部分比例，严重的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海洋环境的质量。因此，通过国际法律制度控制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是当前防止海洋污染的关键所在。
1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及其特点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社会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协定——《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至今，为了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有不少全球性、区域性公约和双边合作协定被制定，这其中关于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包括：
(1)《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
1954年4月在伦敦制定了《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以下简称《1954年油污公约》)。公约确定了船舶故意排放油类和油性混合物的海区，建立了禁止倾废的特别区域，制定了油轮排放油类或油质混合物的标准。
(2)《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简称《1972年伦敦公约》是1972年在伦敦制定的，是第一个全球性的控制废物海洋倾倒的公约。www.133229.Com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在海上任意地处置易于对人类健康造成公害，危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破坏舒适环境或干扰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废物。该公约适用于公海和领海利用船舶或飞机等处置废弃物的控制，不包括事故和正常操作处置的废弃物。
(3)《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1978年议定书》，简称《73／78船舶妨污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公约。
(4)《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和《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将陆源污染源分为三类，分类标准时各种物质的毒性、持久性及在生物体内的蓄积。并且建立了巴黎临时委员会来督促公约的顺利贯彻执行，要求各缔约国对禁排及限排物质提供情报。《巴黎陆源污染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北海区域，随着全球海洋防污形势的进展，联合国环境署行政处设立了临时专家工作组，召开了三次会议，1985年4月，形成了《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4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海洋法公约》是迄今最综合、最全面、带有里程碑式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6)《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简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习惯称为ism规则。是imo(国际海事组织)于1994年5月颁布的新的国际性法规，是就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定的国际标准。
(7)其他与海洋倾废有关的区域性条约
1)1972年地处大西洋及北海的西欧几个国家缔结的《防止由船舶及飞机投弃引起的海洋污染有关条约》是规定生活废弃物及产业废弃物的最初条约。
2)1974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保护波罗的海区域海洋环境》公约列举了危险物质，同时对这些危险物质区别对待，即一些物质是完全禁止向海洋排放的：一些物质可以在获得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向海洋倾倒。该公约还禁止船舶向波罗的海排放油类物质和废水，油类物质和废水必须被排放在符合附件四的陆上处理设施中。该公约1992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其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操作性。
2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自1954年第一个海洋油污公约的规定以来，随着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而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为预防、限制和减少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目前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还无法遏制所有的海洋倾废活动，海洋倾废污染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除原来的海洋倾倒以外，目前新增的或以前有控制，但效果不明显的倾废活动，还包括海洋工程、大气源、海底采矿活动、海底处置、陆源污染、过去的倾废活动等，都是近期缔约国协商会议展开议论的热点。而目前签订的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协定或公约，都是从防止某一单一污染源开始的，所以，对海洋倾废进行统一的国际立法是海洋倾废的一个立法趋势。对此问题，国际上存在三种态度，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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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焦点集中在：要么加强管理，发展标准，使伦敦倾废公约成为一个综合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公约：要么重新制定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包括陆源污染在内地国际公约。
(2)直接向海洋倾倒陆源废弃物的国际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被强化。长期以来，防止陆源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都比较缓慢，究其http://原因主要是：1)各国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和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限制，对此方面的国际立法态度不够积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反映十分敏感。并且考虑到国家主权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接受国际方面的管辖；2)人们目前还普遍关注那些明显的环境损害现象，而很少关心潜在的环境损害。但陆源倾废污染由于其污染方式不同，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近二十年以来，国际上关于陆源废弃物的法律制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效果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还应该被加强。虽然目前已经出台很一些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但随着国际海洋环境的日益变化，目前的国际立法不管是从立法的范围、立法的强度、立法的完善性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加强海洋倾废管理的国际立法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3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的海洋倾废管理工作从1973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开始，到今天虽然已经制定了和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了初步的法律体系，但离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利用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
目前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我国应正确利用，为此，我国必须积极履行公约和区域相关条约义务。包括不断拓展与他国的协作，继续主动参与国际、区域海洋活动，提高我国应对国际海洋事物的能力，用和平方法解决各种海域争端；我国应利用大国政治外交优势，竭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我国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方针的良好环境。
(2)完善我国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
1)加强海洋倾废的统一立法制度。从实践来看，我国的海洋倾废立法还不能满足国际海洋倾废管理的需要，立法还比较简单、片面、笼统、缺乏操作性；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可在专属经济区内划定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标准甚至特殊立法权，但我国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还是空白，我国务必尽快颁布这方面的立法，扩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2)加强我国海洋倾废的统一执法制度。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分散海上执法，执法部门分散，不但使各种设备难以发挥作用，也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力度。所以，为了节省投资，提高社会功效和海洋倾废控制的有效实施，务必在海上执法力量的组建上，采用集中统一建设，综合实施执法活动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