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1
关键词：滞胀风险；边际滞胀；滞胀治理；人口红利；通货膨胀；通胀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
中图分类号：F123.16；F8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3-0028-07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滞阻了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2
一、我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特别是“三期叠加”特定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先后创新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稳定运行和结构优化升级。
2013年，中央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概念，要求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2014年，进一步提出要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也就是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一年多以来，先后实行向小微企业等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扩大“营改增”试点、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等政策，同时积极采取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了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又提出要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相机调控”，强调要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断提高相机抉择的水平。
从“区间调控”到“定向调控”再到“相机调控”灵活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央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上的新探索新实践，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应把握好的基本原则
“十三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为此，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
实施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既防止经济增速大幅波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抓住时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要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
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既要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也要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一方面，宏观调控要增强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
我国经济己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变化、世界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整，都会不同程度传导、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宏观调控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多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要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四）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
经济平稳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活力。要把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多重目标、多项改革和多种政策联动协调平衡。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通过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三、“十三五”时期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主要任务
《建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总结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从宏观调控实施依据、创新调控思路和工具、完善调控政策体系和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重点任务。
（一）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体现了国家意志、人民愿望和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是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年度工作安排，明确了年度发展目标和相应的宏观政策取向。要强化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发挥好年度计划在落实规划上的关键作用，加强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领域的引导和综合协调，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有效防范风险。
（二）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
要依据不同阶段、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与时俱进、探索创新，及时调整完善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增强政策的现实针对性。“十三五”时期，要在保持政策基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行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充实和完善“三个工具箱”，当经济平稳运行时，加快推出一些促改革、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预调微调的力度就要大一些；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采取力度更大的稳增长措施。要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创新政策工具，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三）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建议》强调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为落实好这一要求，一要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并逐步向战略构想、发展规划、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演化，形成政策储备。二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重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节奏和出台时机，避免政策效力过度叠加或相互抵消，形成调控合力。三要完善政策分析评估机制。对政策背景、力度、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量化测算，统筹进行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的综合评估和协调，增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四）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加强对经济形势的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进行预研预判，这些都需要夯实宏观调控的信息基础。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发展，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实时、海量的数据极大丰富了经济运行信息的来源。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整合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经济运行监测预测、风险预警和政策效应评估。加强政企合作，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大数据资源、产品和技术服务，为宏观调控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政府价格管理要坚持把不该管的坚决放给市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十三五”时期，要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调放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步伐，推动逐步放开上网电价和公益性以外的销售电价；实现成品油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逐步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同时，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成熟定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3
内容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但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证券金融市场波动、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调控风险。应对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机关纵横向权力配置不当、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是造成宏观调控风险的主要因素。为此，文章认为要制定宏观调控法、地方政府债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内部分权、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我国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继决定由财政部分别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然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它将面临着潜在的宏观调控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宏观调控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通货膨胀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意味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金流动，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与增大货币发行量一样，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削弱民众生活水准，给投资和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二）证券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将会从其它证券市场吸引资金，直接导致这些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尚未厘清，实际中政府强令银行贷款或强令银行提供担保的现象时有发生。发债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关系。
（三）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在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时，地方政府就设法通过集资、迫使银行贷款等手段为项目融资，从而造成全国各地严重的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地方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换的情况下，乱上项目、重复建设可能将会变得更严重。
（四）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风险
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信用状况相对于内陆地区要好得多，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发行资格。在都有资格发行时，更好的财政信用状况会吸引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行债券的限制条件，诸如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地区都存在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债券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风险，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所导致：
（一）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
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与此相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由调控目标、内容、手段、程序等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立法，而且要求有围绕调控目标而互相协调配合的具体法律制度。但是目前不仅宏观调控总体法缺失，而且具体的财政、金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等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比如，目前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条件的只有财政部制订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法律位阶低且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规定多，而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少。此外，《地方政府债券法》尚未出台，不仅地方政府债券本身制度需要加以制定，而且它与国债、证券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二）政府机关纵向和横向权力配置不当
从纵向来看，对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宏观调控权到底归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理论与实务界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调控和地方政府实施调控与分享宏观调控主体的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仅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唯有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要求，并具备制定克服总量失衡，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的能力。而宏观调控配置不明或配置不当，则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调控能力，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横向来看，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着职能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各部门往往同时具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政府领导往往放大手中权力，不顾财力实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
当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券中，地方政府债券能否发行、何时发行、发行多少，由中央财政机关和省级政府部门协商确定，公众作为纳税人没有广泛参与到宏观调控决策中，更无法表达债券发行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的机会。由于受现行政绩考评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往往在任内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无疑为这些工程开辟了资金筹措道路。在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结果成为政府自我决定的不正常局面。由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宏观风险评估制度和政府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公众在目前尚无有效渠道表达意见和进行有效监督。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宏观调控立法，提供风险防范的制度保障
一是制定《宏观调控法》和《地方政府债券法》。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法处于当代经济法的核心地位，但我国法制建设却不健全，需要对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程序、救济等制度要素进行构建。对于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而言，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制度。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信息条件，加上自身利益结构和导向的局限，地方政府一般而言不适合做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应由中央政府来担任。与此同时，为了规制宏观调控权的可能侵犯性，需要建立健全纠偏制度、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救济制度。此外，最近若干年内要制定《地方政府债券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主体、条件、风险评估、规模、资金使用、偿还方法、法律责任等内容，将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等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要完善产业结构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同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法，对一定时期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长期政策规定，对战略产业保护和扶植的规定以及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规定等。应当把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重要发行条件之一。其次是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防范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应当完善与《地方政府债券法》相配套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计划、财政、金融制度，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倾斜，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三是要实施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将物价的增长控制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要对地方政府债券与国债、证券的关系进行法治化处理，从制度上防范地债可能引发的证券金融市场紊乱风险。
（二）采取行政自制措施，设置风险防范的自我防线
所谓行政自制，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我们不仅要从立法和司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宏观调控风险进行控制，而且要从行政机关自身对其发债有关风险进行内在的积极的自我控制。
一方面，要实现行政内部分权机制。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部门为防止行政权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专断，主动地将权力进行划分和分立，并通过行政权之间配置来防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好地实现公共目标。为了避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的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今后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方政府债券之后，需要通过行政内部分权将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部门、评估部门相分离，特别是要让评估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从事评估活动并得出真实的结论，防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另一方面，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作为一种自我纠错制度，行政内部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监督其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言，要完善以下三项制度：一是行政备案机制。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涉及面广，具有重大影响，易发宏观调控风险，因而当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债的主体之后，应该将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上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以便上级政府能从全局考虑并及时纠正错误的发债行为。二是报告与检查机制。地方政府应提交发债的工作报告，并接受上级政府机关的检查和评议。三是行政监督联动机制。由财政部门、证券会、人民银行等多个上级机关或机构在地方政府债券监督中协调职能、相互配合，制止和纠正违反和不当行为。
（三）构建社会监督机制，为风险防范打下社会基础
一是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政府信用越高，地方政府债券及时偿还本息的概率越高，也就越能如期履行义务。而地方政府的信用到底如何，不能由该地方政府自身甚至上级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评判。社会中介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专业优势搜集、整理、分析地方政府的财务及资信状况，向社会和投资者提供与债券发行有关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动态审查和监测，对发债项目的收益、债券偿还能力以及付息的意愿程度进行严格审核，从而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风险。
二是实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仅广大公众能提出意见，而且政府应真正将公众意见纳入到评估全过程。其主要步骤包括：一是确定所要评估的具体宏观调控风险。决定哪项风险将被评估是风险评估的第一步，公民在决定评估风险时具有平等的发言权。二是陈述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的目的。只有清楚表明具体风险评估的目的，广大公众才能评估风险。三是选择宏观调控风险评价标准。四是风险应受到公民持续地监督。系统地、连续地监督为公民提供了追踪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的机会。五是公开评估报告。一个良好的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系统应当公开化，定期报告评估结果，而且公民、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府监督部门有权得到报告。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将为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防范打下广阔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学忠.刍议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及其防范[J].商业时代，2008（35）
2.王劲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9（25）
3.郭爱君.论宏观调控体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4.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漆多俊.宏观调控法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6.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J].法学研究，2010（1）
7.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行政内部分权[J].法商研究，2009（3）
8.章剑生.行政监督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1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风险；实体经济；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4－0115－05
2011年年初，中国宏观政策关注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高和资产泡沫，而随着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泡沫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影子银行风险积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等。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叠加作用下，有必要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对策进行全面分析，确保宏观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
一、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方面，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欧债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但不会演变成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国内方面，发展形势较好，但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侧重点开始转变。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阻止经济急剧下滑的作用，但不宜常态化，经常使用将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很大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近期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这无疑给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1]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是一个必然态势。
（二）国内环境：希望很大，问题也不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
2011年10月份数据显示国民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工业生产稳步回落，消费增长平稳，但出口呈下滑趋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地方投资热情高涨。
我国货币发行规模巨大，广义货币余额在2009年即已在总额上超过美国。2011年10月10日美国公布的货币供应量m2为9.621万亿美元，而截止9月末，中国的m2余额为78.74万亿元，折合12.335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超过美国28.2%，而同期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如此海量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从2010年1月起，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此回收市场过多流动性资金，抑制物价上涨。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相当明显，Cpi上涨率持续高位运行，前三个季度平均为5.6%。在第四季度Cpi终于有所回落，10月份Cpi由6.1%降至5.5%，11月Cpi为4.2%。
为了应对实体经济下滑的风险，2012年货币政策适度微调，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是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宏观政策侧重点，将从更多注重把政策力度放在防通胀方面，逐渐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转变。
二、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前瞻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股市、房市等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引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转移叠加风险等。
（一）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
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纷纷采取紧缩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下降，失业率升高，对经济复苏构成进一步制约。如果债务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导致信贷萎缩，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减少，进而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债务危机打击了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进一步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经济体金融市场均出现多次大幅度振荡，给欧元汇率、欧洲银行业与全球股市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欧元自启动以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债危机动摇了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随着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出口欧洲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减小。如果国内出口企业用欧元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二）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
在财政货币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以及总体信贷趋紧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逐步进入回落阶段，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均呈现不同程度放缓。中国2011年GDp增速逐步回落，第三季度同比增长9.4%，而第二季度同比增长9.6%，第一季度同比增长9.7%。2011年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环比回落1.4个百分点，自2009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内，经理阶层投资意愿下降，预示大家对未来经济走势不看好。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5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调控；审慎监管
一、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提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宏观审慎的理念就已经出现，但有关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具体执行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这涉及到不同领域政策制定者特别是金融监管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问题。随着金融业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不断增强，广泛的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融为一体，无限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同质性和顺周期性；再加上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表外业务和高杠杆率，使金融业务的高回报率与高风险长期并存。随着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稳健合规，还必须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加强风险防范，而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则恰恰是以整个系统性稳定为目标来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2、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意义
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理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其中宏观审慎监管改革是宏观审慎金融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启动了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用宏观审慎性的概念来概括导致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标准不高等问题。这个概念开始并不是太流行，但后来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被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国际组织采用。
构建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政策框架也就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最终形成的会议文件及其附件中开始正式引用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在G20首尔峰会上，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包括最主要的监管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的内容，并已经得到了G20峰会的批准，要求G20各成员国落实执行。我国金融体系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不可忽视。因此，中共中央“17届五中全会”正式文件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建立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列入其中。而且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有关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研究动态
1、国外相关研究
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最主要的就是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BiS的经济学家ClaudioBorio（2003）从监管目标与最终目标两个层面比较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特点。他认为，在监管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经营。在最终目标上，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产出下降也就是实体经济下滑；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white(2004)进一步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其中除了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还包括对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综合使用。他认为，这样一个广泛的政策框架可以提供金融稳定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如金融体系的风险分布和风险传递导致的系统脆弱性等信息。
很多学者特别强调了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金融调控中所应发挥的作用。michelagliettaandLaurenceScialom(2009)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以货币和金融的双重稳定为目标并且需要担负广大的责任权限。williama．Ryback(2006)提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责任需要重新定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对于支付和清算系统标准化的监督，关于金融稳定报告的，压力测试和方案分析，对于非银行金融中介的金融状况和公司以及家庭收支健康的关注。亚洲开发银行官员河合正弘和世界银行顾问michaelpomerleano（2010）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在金融危机出现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他们认为，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就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手段抑制危机的扩散和蔓延。政策安排包括：（1）中央银行向金融市场和头寸短缺的金融机构及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防止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进行严格检查，包括通过压力测试。（3）通过担保、转移不良贷款、再资本化等手段支持有问题但尚能生存的金融机构。（4）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消除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负反馈循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真实经济情况。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发表的《强化合理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指出，作为微观审慎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此次峰会还宣布将原来的世界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为世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负责评估全球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性风险。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决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2009年7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FS），全面监控英国金融业的风险并负责金融体系的稳定。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个法案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叙述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相关内容的文献较多。成家军（2009）认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是建立逆周期的银行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还有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周小川（2010）认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等。刘锋（2011）从宏观审慎监管提出的背景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包括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主体、客体机制以及明确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等。
针对我国实施宏观审慎性的监管体系，有一些学者指出了我国主要监管机构所发挥的地位和作用。梁敏（2010）提出，中央银行应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尤其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由人民银行承担系统性监管职能是最佳选择。尹继志（2011）在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指出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明显加强。还指出实际上,中央银行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实施货币政策、开展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中都扮演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角色。因此,强化中央银行监管权限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其监管地位,赋予其应有的监管权限。
对于我国应该构建怎样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张晓慧（2010）从中央银行政策框架的演进以及对传统政策框架的反思，提出构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宋家生（2010）则判断中国现阶段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审慎监管的机构。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运用各自的专长和信息优势，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刘仁伍（2010）等建议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新体系：第一，要注重宏观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建立完备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第二，要注重宏观金融制度的建设，建立完备的宏观审慎制度。第三，要注重金融机构的安全和健康发展，建立完备的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第四，要注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协调，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第五。要注重宏观政策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建立完备的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第六，要注重监管部门的内部沟通和跨国协调合作，建立充分协作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总结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讲述宏观审慎的提出背景，以及对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的叙述。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上。大部分理论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在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构建宏观审慎金融调控体系的方法和相关建议。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确定的一个明确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还有就是我国应该怎样设定中央银行的职责，明确限定各主要监管机构责任以及制定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相关法规。随着各国经济发展，金融开放程度的不同，应构建适合我国在“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防化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具体到现阶段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可能存在一定得差距，但我国各大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已将宏观审慎监管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相信随着去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经济的不断开放，基于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水平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thefutureoffinancialregulationJean-CharlesRochetpierr-Franc,webef,VoxeU[J].(2009).
[2]theCommitteeontheGlobalFinancialSystem.macro-prudentialinstrumentsandframeworks：astocktakingofissuesandexperience[R].BiSworkingpaper，2010.
[3]BorioandShim.whatcan（macro-）prudentialpolicydotosupportmonetarypolicy?[R].BiSworkingpapers，2007.
[4]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GlobalFinancialStabilityReport，2010，april，october.
[5]周小川.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J].十七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辅导读本.2010.
[6]李文汉.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9（7）.
[7]徐明东、刘晓星.金融系统稳定性评估:基于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国际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2008（2）.
[8]巴曙松，王爆怡，杜倩.从微观审慎看国际金融监管改革[J].金融研究.2010（5）.
[9]郭田勇，廖力．金融危机和宏观审慎监管[J]．经济研究.2010(13):41-44.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6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资本要求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17-05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因而，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Lo,2009）。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建议和立法草案，也纷纷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大都要求设立或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行使者，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从而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实现方式及其作用限度加以分析。
一、微观审慎监管缘何失败
（一）监管目标与监管实践脱节，宏观目标形同虚设
纵观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史，在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中，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非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是监管者的主要价值取向。相关国际组织的典型文件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2006年修订版）别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并不要求单个银行不能倒闭，而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系统性稳定本身就应当是金融监管题中应有之义（参见表1）。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监管立法中，保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始终是监管目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就目标而言，传统监管模式（至少在立法条文中）并没有否认或忽视宏观目标即系统性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监管目标中不乏宏观考量，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监管实践中，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单个机构稳健状况的关注，微观实体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地等同于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大国博弈而片面从技术性环节对单个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过分强调。（周仲飞，2009、2010）。
（二）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行为模式雷同，使金融系统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下降
微观审慎监管以安全性和稳定性为重心，以商业银行为重点，主要关注信用违约概率（pD）以及违约损失率，参见图1所示矩阵。在监管者看来，金融机构应当以由此二者组成的矩阵来比照分析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和消除矩阵中右上角资产，而努力增加左下角资产。微观审慎监管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合成谬误。具体又存在两种情形：(1)同样或类似的监管规定使得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趋于同质化，从而在整体上助涨杀跌，客观上成为宏观经济周期的放大器和助推器；(2)忽视系统风险的积累。假设一个银行获得为期一周的存款，然后向其他银行发放为期两周的贷款，后者又向第三家银行发放为期三周的贷款并按此模式周而复始继续下去……片面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就难以发现这个漫长的资产链条最终系于一笔短期存款上，从而忽视了期限错配给整个系统带来的风险。二是导致金融机构的分散化投资策略效果减弱。一个机构的分散化策略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机构的相关策略。由于微观审慎监管者对“风险”存在着较为狭隘甚至僵化的理解，忽视了风险与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就类似于投资管理中的单一资产管理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的区别。
因而，传统上对微观审慎监管的过度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增加了系统的整体风险，内生性地削弱了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三）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单个金融机构对负外部性不负责任，导致“公地悲剧”
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下，每个机构都承担着风险，但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效地管理这种风险，由此带来了金融系统显著的负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不仅随着机构自身的膨胀而加剧，而且机构间的相互传播也趋于频密，并在金融危机等极端情形下带来社会福利的重大损失，从而导致“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或“联系太紧密而不能倒”，形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
在金融创新、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科技进步等多因素复合作用下，各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增强和交易复杂程度的提升，使得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对单个机构的稳定状况十分敏感，任何一个小的扰动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类似“蝴蝶效应”的后果，这导致整个系统变得十分脆弱。比如，2008年aiG、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的重组与破产就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imF,2009）。
在联系日趋复杂和紧密的网络结构下，假定单个机构风险状况的简单加总就是系统风险的这种线性监管思路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在这种框架下，推行市场自律和基于原则的监管反倒会加剧系统风险的形成，增强系统的脆弱性。
二、寻找“宏观审慎”的边界
金融稳定政策的目标是保证金融业对宏观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供给，比如支付服务、信用媒介和风险转移等，这就要求减少信用和流动性供给过程中产生大的波动（Bankofengland,2009）。因此，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就是保证金融服务实际供给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既要避免因为金融服务供给的波动引起实体经济的动荡，也要防范实体经济对信用和信贷需求的变化对金融业构成剧烈冲击。然而，“宏观”意味着一个宏大的概念，其范围最终确定需考虑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间的紧密关联，但是在对具体存在着何种关联的问题上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应当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其延伸的范围边界。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究竟是实体经济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危机。持前说者进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使命就在于保证金融系统免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其弹性和活力；持后说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当定位于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有效的信用供给，保证实体经济免受金融业波动的影响（FSa,2009）。在我们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关系，一定要鉴别出先后顺序意义不大，事实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关系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在经济增长阶段，适当收紧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熨平信用周期就有利于保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平稳增长，从而增加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持续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稳定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用供给目标就可能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相冲突。此时，如果监管者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就很可能导致信用紧缩，从而客观上加剧实体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利用在繁荣时期储备的资本维持信用的平稳供给。
（二）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尽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叠之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别：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宏观审慎旨在确保金融系统在整体上保持活力，从而保证金融服务的稳定供应。
比如，在过去20年中，英国名义需求的增长与经济的供给能力大体上相一致，商品价格相对稳定。但是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和海外银行资产增长迅速，从而出现了“不影响通胀目标实现的金融失衡”，货币政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参见图2。那些认为中央银行应当对资产价格的变动或经济失衡负起更大作用的看法，会在操作中遭遇很多障碍：（1）短期无风险利率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尚不明确。尽管在通常情形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当风险利差迅速调整时，这种影响的大小就很难确定，也就使得无风险利率对风险行为及风险利差的影响能力大大削弱。（2）仅仅依赖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防范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成本巨大，甚至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动荡，并使得物价稳定目标形同虚设（imF,2009）。（3）利用利率工具来防范资产泡沫风险会动摇市场的价格预期，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我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处于微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并居间发挥纽带作用：（1）要保证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的总量要求，就必须考虑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2）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又不同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以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为基础实现其目标。总体上看，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就要求在经济上升通道中稳定信用供给的数量和成本，而在下行通道时，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作用就需要利用和调整监管资本来保证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借贷不过分缩减。
（三）对监管目标实现的其他限制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1）在资本自由流动、跨境借贷日益便捷和各经济体相互依赖深化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来严格控制国内市场的信用总量很难实现。（2）尽管信用供给主要与银行有关，因而监管银行对抑制资产泡沫、防止金融失衡有一定的作用，但一方面有时泡沫和失衡与银行的信用供给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最近十几年来“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速，这就会使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难以见效。比如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的爆发就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推动起来，银行信用并不是它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网络股灾难对传统金融系统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后果，反倒是紧随其后的电信泡沫破灭引发的违约潮对银行业的系统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Bankofengland,2000）。（3）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不应当偏离或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信用效应。比如，在全球实际利率降低时，信用就倾向于扩张；由于全球资金成本的降低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亚洲国家的高额储蓄），这时就不能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平衡这种信用扩张效果，这也同样适用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资本需求膨胀。但是，在经济基本面导致负债率过度上升时，就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此做出反应。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现：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分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危机爆发后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思路，比如加强对银行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提高资本质量，引入杠杆率指标，设计国际流动性标准等。我们认为，以资本要求为中心的监管工具可以成为完善监管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和便捷方式，理由是：（1）金融机构的资本是联系风险与资产的枢纽，以资本金为基础进行杠杆化操作，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期和跨境配置是金融业区别于实体经济的重要特征。对资本的定量和定性要求的松紧程度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杠杆率和价格，从而事倍功半地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与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供给。（2）资本监管历史悠久，监管者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传统资本监管加以修正，完全有可能藉此实现宏观审慎目标。
（一）动态准备金制度（Dynamicprovisioning）
危机爆发后，最先于2000年在西班牙实施的动态准备金制度引起了监管界的极大兴趣。传统准备金制度仅对已出现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是对风险的事后估计，提取比例的差异反映损失程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的利润和清偿能力。20世纪七八十年生的银行危机，促使西班牙监管当局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自2000年开始实施动态准备金制度，即在传统的一般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准备，以反映对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经济扩张时期，不良贷款比例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银行应建立动态准备金；经济衰退时，不良贷款比例高，专项准备不足以覆盖贷款损失，动用事前提取的动态准备金补齐差额。动态准备金制度涵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是潜在风险估计值与实际风险值的差额。潜在风险可以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法估计，也可采用监管当局规定的标准法算出；实际风险值就是当期准备金。动态准备每季从损益账户中提取，有助于熨平传统准备金的亲周期波动。参见图3。该制度所蕴含的动态性、前瞻性和逆周期性特征，对增强银行业的弹性，促使银行针对特定类型贷款提取准备金很有帮助，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Bankofengland,2009）。
（二）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SystemicCapitalSurcharge）
由于现有的监管制度仅仅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而对系统风险疏于监管，这变相地鼓励了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加剧了道德风险和公地悲剧，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隐性政府担保。为此，BiS(2009)提出，在微观审慎监管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基础上，应当对可能引发系统风险的机构甚至整个行业征收资本附加费，这种资本要求关注的重心是整个系统的风险承担与信用状况。类似于“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避免由全体纳税人为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负责。
和动态准备金制度类似，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同样应当具有逆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时征收防止信用滥用，在经济萧条时减少对信用供给的阻碍（tucker,2009）。附加费的征收应当包含两个主要部分：（1）行业集中度附加费，即针对不同行业的发展走势和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设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并据此收取附加费，以实现在宏观上调控金融机构对不同行业授信的边际成本，从而有助于监管者提早预防危机的爆发。（2）机构重要性附加费，即针对那些对可能构成系统性威胁的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不同于前者，这种附加费并不是根据机构本身的风险状况来征收的，而是根据机构可能导致的负外部性加以收取，其目的是降低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促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表，比如缩小规模或者减少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以避免产生可能危及系统稳定性的损失。
确定系统性资本附加费的具体标准需要对收费基准、行业风险参数、系统重要性参数、可能的违约损失、具体行业或机构的额外资本等一系列标准加以确定。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定量依据，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定性判断；不仅需要单一指标，常常需要根据多个目标综合决策；不仅需要做出静态的收费指标，而且要根据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动态调整。
（三）监管资本评估制度（SupervisoryCapitalassessmentprogram,SCap）
SCap即通常所谓的“压力测试”，是美国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9年2月至5月期间对辖下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BHCs）实施的监管举措。该制度假设了一个比预期走势更为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而考察BHCs的资本能否支持其继续向具有信用能力的贷款人发放贷款。那些在评估中被监管者认为资本不足的机构，需要在公开市场或通过财政部的资本援助项目发行强制转换债券凑集并补足。
SCap的实施过程是：（1）监管机构给定基本环境假设和恶劣环境假设，前者为2009年2月对经济发展预期所达成的共识，后者设定为比基本环境恶劣得多的宏观经济；在这两种假定下，金融机构分别预测自身的损失、收入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2）监管机构获得初始预测值后，对其加以审查和调整，并从金融机构收集大量有关其贷款与证券组合、交易账户、衍生品头寸等数据，监管者据此对金融机构的未来收支以及准备金做出独立预测；之后，由150多名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对最后预测值进行审查和分析。（3）监管者把2010年设定为更为恶劣的经济环境，在此环境下利用最终预测值比较和计算金融机构的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凡是一级资本总值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6%或者一级资本中的普通权益资本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4%的机构都需要额外补充资本金。参见图4（BoardofGovernor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2009）。
SCap通过设定经济环境，最终将资本要求落实到金融机构，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熔于一炉，兼顾总体信用供给的宏观目标和单个机构稳健运行的目标，实现了对单个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此外，这种监管工具和手段具有覆盖范围的全面性、监管执行的一致性、评估过程的独立性和评估角度的多元性、目标与行动的清晰和可预测性、过程与结果的透明性等诸多鲜明特征。
四、启示与借鉴
（一）对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要有清楚的认识，避免不加具体分析地实施“别人感冒我吃药”的“跟风式”改革
如前所述，宏观审慎监管与其说是一种监管模式，不如说是一种监管理念，而这种理念已经很清楚地体现在金融监管立法目标中。这次金融危机反映的不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失败，而是忽视宏观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措施本身具
有的内生缺陷及其不可持续性。因此，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立足国情，分析宏观监管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
（二）提高金融监管政策工具的宏观取向，将宏观目标嵌入微观监管措施
目前，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架构的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所采取的政策工具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做法并无根本差异，同样面临在微观措施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缺乏对宏观考量的弊病，比如套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客观上导致经济的顺周期性等。为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将国外成功的监管改革措施融入到我国的监管实践中，尤其是要避免过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导致的内生性风险，比如，考虑引入系统性资本附加费制度，从而通过融资成本工具实现对过热经济部门的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考虑引入杠杆率监管制度和逆周期资本附加制度，控制监管套利行为的实施，努力熨平或缓解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顺周期性。
(三）加强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宏观经济部门与一行三会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分析机制，探索建立宏观金融监控指标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负责对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财政部负责实施财政政策，发改委负责国家宏观投资计划的审批，上述工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支撑性作用。金融监管机构应当与前述宏观调控部门积极合作，充分利用后者的信息优势，积极甄别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控制变量，探索我国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合作机制和研究是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体系的基石，也是有效改造现有微观审慎监管措施的必然要求。
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出于学术探讨目的，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特此声明。
参考文献：
1.陈文君，2008，逆向倾斜下的金融监管研究[J]，上海金融，第12期.
2.周仲飞，2009，资本充足率：一个被神化了的银行法制度[J]，法商研究，第3期.
3.周仲飞，2010，银行法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4.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09,79thannualReport.
5.Bankofengland,2000,FinancialStabilityReview,June.
作者简介：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7
【关键词】宏观审慎管理；金融稳定；中央银行
1.引言
2008年为应对空前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瑞士等西方经济大国中央银行在2008年10月8日陆续出台减息政策，其他各国中央银行也都及时出台了相应措施：葡萄牙政府则表示将启动一项担保计划，向总部设在葡萄牙的信贷机构的金融业务也提供总额高达200亿欧元的担保金；智力中央银行10月11日宣布，将向本国金融系统注资50亿美元，以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在10月12日宣布，将为本国金融机构的所有存款提供为期三年的担保，任何银行出现问题，存款人都能优先取回存款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央银行能够在宏观审慎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银行是国家赋予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进行监管的特殊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管理本质上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这与中央银行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成有三部分：宏观审慎分析，用以判断辨识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政策选择，用以应对系统风险隐患；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可以有效实现宏观审慎政策所提出的目标。三部分的实现是由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财政部门共同掌握和实施的，因此要构建合理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必须有效结合这三方，尤其要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地位。
2.中央银行在保持金融稳定中的绝对优势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自成立之初，就有着与其他金融机构本质性的区别，它所从事的业务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所服务的，维护金融稳定是每个国家中央银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早在1979年，FrancisBaring在《关于建立英格兰银行的考察》中便指出，一切有清偿潜力的银行在危机时刻可以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并将英格兰银行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最后手段”，这是关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首次阐述。该思想后经Henrythornton和walterBagehot加以系统和完善，构成了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随着中央银行的不断发展，其独具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在世界各国均得到普遍认可。另外，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功能也与维持金融稳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央银行通过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可以宏观调控金融机构杠杆率、保证信贷平稳有序增长、维持资产价格稳定，有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中央银行所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其在维护金融稳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中有着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
3.宏观审慎分析及宏观审慎政策的选择离不开中央银行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宏观审慎分析从建立统计指标，筛选指标，到开发预警指标，进行宏观审慎监测，均需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取相关数据及信息。两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使我们意识到，导致危机的风险通常是由金融体系某一领域引发并跨领域传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仅靠单一金融领域的部分指标很难全面分析风险的蔓延形式及速度。对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分析是针对整个国家的，所选取的指标必须是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代表性指标，单一金融机构的指标显然无法满足宏观审慎分析的这一要求，因此只有依靠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各方面宏观信息，才能进行合理有效的宏观审慎分析。
维持金融稳定不能只关注单一的银行风险防范，更应从整体上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恰好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在全球经济形势面临波动、金融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已逐渐走出理论层面，成为各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方式。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明确提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应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各国也把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能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修改或制定新的规定，来扩大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权限，包括明确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职能，并赋予其在政策选择上更多的权利。宏观审慎政策是针对潜在系统性风险所选择的相应的政策措施，而中央银行由于其具有宏观调控整个金融系统的职能，以及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利，注定其在制定逆周期调节机制，识别系统重要性机构、市场和工具，限制风险承担，增加金融体系稳健性等政策的选择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的领航者。
4.正确处理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财政部门的关系
美国次贷危机是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上脱节的一个典例。危机前，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双线多头”监管体制，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监管机构难以统一，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摩擦。为弥补这些不足，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出台《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扩大了美联储的监管职责，赋予美联储在监管金融市场系统风险上更大的责任，首先从监管理念上实现了从分散局部监管向统一综合监管的转变。另外，金融危机时期，短时间内很难合理判断问题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而且中央银行出资程序要比财政部门简单，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处理危机时比财政部门更有优势，但中央银行干预金融市场也需谨慎，防止最后贷款人制度在遏制金融危机的同时，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削减市场约束力。
维护金融稳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各部门共同协作来实现。宏观审慎工具并不是单一部门独立的政策工具，而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因此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是由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财税部门共同掌控和实施的。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赋予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监管权，加强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的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强调中央银行职能同时，也不能忽视原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财政部门对金融业的各项职能。只有建立对相关部门职权和责任相匹配的约束机制，将有效的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才能共同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持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R].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123-137.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8
关键词：资本流动管理国际观点
一、资本流动管理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
在特定的情况下，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系统的稳定。采用何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取决于所要达到的效用和效率，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设计和实施应当机制透明、目标明确，具有临时性和非歧视性。一方面，前者是以价格为基础或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措施，目的是限制资本流动。对于后者来说，不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国内还是境外，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例如，对特定跨境流入资本征收的赋税属于一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不会单独直接影响金融稳定，但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征收资本附加费或逆周期准备金就是一种宏观审慎措施，并会对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当流动资本产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用来解决这些风险的工具可以既被看成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也可被视为宏观审慎措施。宏观审慎措施可以更好地处理与资本流动无关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资本流动产生了系统性金融失衡风险，限制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措施应同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金融部门管理相结合。当资本流入到银行部门，就会发生国内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通过限制银行外汇借款流入，如对银行的外汇流入征税或要求银行缴纳外汇负债的存款准备金，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限制资本流动、降低国内信贷规模和资产价格、减少银行流动性和汇率风险。限制资本流动以及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既是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也是宏观审慎措施。
二、管理资本急剧流入的措施
资本大量流入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战，各国需适时制定政策、设置机构来有效吸收资本流入，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投资领域。应对资本大量快速流入，各国可采取保持较低利率政策，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升值，或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宏观审慎措施配合使用等许多不同方法，采取适当的政策组合需要考虑各国的特定情况。这些政策包括：第一，在经济尚未过热或资产价格尚未明显上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从而减少国内和外汇资产之间的利差。第二，如果货币没有较经济基本面高估，允许货币升值以使汇率同经济基本面变化相一致。第三，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可干预外汇市场以增加外汇储备积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低于预防性动机设定的标准，而涌入的资本给这些国家提供了积累外汇储备的机会。就国家经验来说，土耳其一直保持较低政策利率，日本和瑞士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南非使用过货币升值手段。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国家将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相结合，如巴西对某些流入资本征收赋税，印度尼西亚对央行债券购买设定持有期限，韩国对银行衍生头寸设定杠杆上限等。特定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有助于防止过度扰乱市场和公共预期。当资本急剧流入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都产生风险时，需要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和宏观审慎措施相结合来限制资本流入，从而降低风险。
三、管理资本破坏性流出的措施
资本大规模、持续性或突然间流出会对政策产生明显挑战。资本流出问题应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政策和金融政策来解决。当资本流出并未伴随经济危机立即爆发的风险时，通常有余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部分金融政策来应对危机，便于进行外部调整，且不会产生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国内多重成本，也不会破坏市场。但资本破坏性流出通常与经济危机相关，当处于危机中或危机临近时，可临时采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应对资本流出，防止汇率迅速下跌和外汇储备消耗，阻止危机的全面爆发。如在危机期间，冰岛对于居民在国外的投资和转移进行限制，乌克兰对非居民将国内证券收益转移设定等待期，马来西亚对收益转移征收赋税等。总体上说，当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汇率、债务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恢复时，国内资产重拾信心，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恢复，外汇储备攀升至警戒线以上，就应该考虑退出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四、关于资本流动监管的国际协作
加强资本流入国之间、资本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的跨境政策协作有助于降低非合意的政策溢出效应，使政策在全球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对20国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在享受金融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阻止和管理破坏经济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对保持宏观政策健康持续发展承担着特殊使命，应避免经济过度失衡和政策大起大落。对于可能通过本国政策影响到其他国家时，如汇率管理政策，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等，应考虑政策溢出效应的潜在影响。定期、可靠和公平的多边监管评估机制可以检验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单独影响和总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信贷风险商业银行
一、引言
信贷业务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时信贷风险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信贷风险的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和资金的安全。要做好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就必须探求出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对信贷风险加以控制。
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因此，进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具有显著地亲周期性。所谓亲周期性，就是商业银行会通过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由于对未来经济形势有较好的预期，商业银行往往对偿债能力的预期过于乐观，降低信贷标准、扩大信贷规模。银行信用的不断扩张，信贷规模的扩大，使得产品市场上投资和消费不断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过旺，产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会采取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违约率上升，信贷风险加大。相反，在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由于担心贷款质量的下降和还款违约的增加，商业银行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信贷供给的减少会抑制实体经济中投资和消费，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此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稳定增长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消费和投资。由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经营利润增加，投资需求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信贷风险减少。
三、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及样本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信贷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LoansRatio,npLR）为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大。用Y1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于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次对不良贷款进行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选取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样本进行分析）。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GD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Cpi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用m2表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用SR表示）。其中GDp增长率是衡量整个经济状况的指标，Cpi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m2反映了货币当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情况，SR则反映了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本文收集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于200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金融季度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已有的研究表明，线性模型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二）实证研究过程
1.平稳性分析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以上变量做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和SR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GDp、SR也是平稳序列。
2.格兰杰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3.协整检验
判断所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4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四个变量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4.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
可以看到，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变量的显著性、方程的主要几项检验值也比较理想。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实证检验的结论
2004-2011年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分析结果表明：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三个宏观经济因素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则相对较弱。
（二）相关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有较大影响，信贷风险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要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减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并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加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研究和监测，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对经济走势做出正确判断，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合理信贷投放之间的关系，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比如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内部建立的储户个人信息资料数据库，在各商业银行间实现客户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所有商业银行可以共同使用查询的大型数据库系统，从而高效合理的处理信贷业务。
2.健全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是商业银行预防风险，矫正不良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模型，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到风险预测模型中，建立一套能及时、灵敏反映客户还款能力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客户还款能力影响程度的监测预警系统。
3.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协调。在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及时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抑制流动性，引导商业银行审慎放贷；在经济衰退时，应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复苏。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尽快使其制度化、法律化，改善由于监管分离、协调不到位造成的宏观调控高成本、低效率的格局。
参考文献：
[1]谭燕芝，张运东.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日本、美国的部分银行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9（4）
[2]刘平、梁瑜.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分析[J].区域金融研究，2011（2）
[3]周源.宏观经济数据影响下的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研究[J].金融纵横，2010（6）
[4]方洪全、曾勇.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实证研究及比较分析[J].金融研究，2004（7）
[5]孙连友.商业银行亲周期性与信用风险计量[J].上海金融，2005（3）
[6]王天凌.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分析与防范措施[J].企业文化，2010（6）
[7]付发理.宽松货币政策形势下银行信贷风险的识别与防范[J].南方金融，2009（10）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篇10
【关键词】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监管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到危机爆发前，建立在最低资本要求下微观审慎监管一直是各国银行监管思想的主流，但巴塞尔协议ii在危机后成为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事实证明，最低监管资本约束在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不仅未能有效抵御风险，其顺周期性更是加剧了经济的波动，随着金融业和衍生产品的高速发展，金融业的脆弱性进一步体现，混业经营的模式使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导致金融体系同质性和顺周期性极强，缺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手段，难以阻挡危机的蔓延。
一、宏观审慎监管在危机后备受关注
“宏观审慎”一词在197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前身库克委员会中第一次被提出。国际清算银行总裁ClaudioBorio在2003年则提出了金融监管上的宏观审慎，这个概念被逐渐发展起来。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工具手段难以抗击非传统特征的系统性风险冲击，各国应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兼顾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审慎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仍在监管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宏观审慎则从宏观角度监测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抑制风险的蔓延和传播。
具体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以维护金融系统安全为目的，以风险高低作为筛选标准，以指标监管、内部控制等为主要手段的监管理念和做法，主要以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为监管对象，同时又是一种逆周期的监管方式，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美、英及欧盟各国积极筹备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而我国也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纳入“十二五”规划中。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覆盖方式、目标与工具
商业银行经营有其特殊性，银行自身和银行市场存在多重信息不对称，银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银行风险具有负的外部性，银行的这些特征都决定了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微观审慎监管理念的局限性在于，其认为只要保证每个银行个体的稳健经营整个银行系统就是安全的。而宏观审慎监管不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以整2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监测对象，从而实现金融稳定。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覆盖方式
宏观审慎的监管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方法，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和蔓延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时间）维度，一个是横向（跨机构）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在时间维度上不仅关注整体风险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处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利用时间维度的延续性寓干预手段于周期之内。宏观审慎监管在跨行业维度上关注的是在特定的时点上，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如何分布的。由此宏观审慎监管在政策上如何识别对系统有重要性风险贡献的金融机构、判断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如何分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主要暴露于哪些行业，变得非常重要。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
针对系统风险传导的特殊方式，我们可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消除或缓解顺周期问题
包括资本储备与风险计量方面都会体现一定的顺周期性，繁荣时银行风险资本权重偏低，加速了信贷扩张，风险偏好提高，授信宽松，风险定价低估；而衰退或危机时则相反，风险权重偏高要求较高的储备率，信贷风险定价被严重高估，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出发，这就要求银行修订储备要求，在繁荣时期建立额外的资本储备以备衰退时使用，调整不同经济周期下的风险权重计算方式，避免其对危机或泡沫的推波助澜。
2、及早识别危机信号并进行控制
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在相关业务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广泛关联进行传导和蔓延。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关度越高，蔓延速度就越快，关联性约广，覆盖范围就越大。因此，在危机形成早期如能识别其形成的信号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进行控制，例如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初期通过监管机构对该部门采取信用审慎措施，应可收到一定效果。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针对纵向（时间）维度，主要政策工具包括逆周期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逆周期信贷政策、流动性要求、薪酬与利润分配机制监管等。
而针对横向（跨机构）维度，可用工具包括压力测试，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附加，及对保证金率的动态调整等。
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中，监管当局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宏观政策工具体系，识别风险类型及来源，工具实施的质量，考虑金融体系的适应能力及实施的监管成本。
三、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实践
我国从2005年开始《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进行评估，银监会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国外宏观经济形势，2007年12月，《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引导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意识，甄别系统性风险状况。2011年5月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6月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根据国际新监管标准的总体原则、主要目标、过渡期安排和工作要求，提高了贷款风险分类专项准备计提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贷款潜在损失与专项准备的差额确定动态拨备，银监会借鉴国外动态拨备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我国现行贷款损失准备体系，把拨备覆盖率要求逐步提高到150%。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278.1%。12年6月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将于2013年开始试行，五家银行成为新试点。新的管理办法建立了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将资本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6%和8%；第二层次为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为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0-2.5%；第三层次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1%；第四层次为第二支柱资本要求。《资本办法》实施后，正常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多层次的资本监管要求既体现了国际标准的新要求，又与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基本保持一致。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根据资本充足率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提升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重新调整了各类资本的风险权重。
四、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造成的监管体系不协调
我国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与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相抵触，多头监管导致协调成本过高，也限制了监管机构对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一行三会”的监管联席会议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但这种合作并未纳入制度性安排，缺乏监管机构之间的长效性合作机制。监管机构存在多重身份，监管工作交叉，界定不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不断加快，缺乏一个涵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难度与成本都将极大。
（二）监管工具的复杂性给制定宏观审慎政策造成较大的难度
我国的金融系统风险有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风险传导机制，主要体现为微观市场主体经营业务同质化所带来的市场共振，照搬国外监管体系构建的经验无法适应国内监管需求。此外，传统微观审慎工具不适应于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需要根据客观实际构建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引入和研发新型工具，并制定符合我国需求的监管规则和标准，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引入、研发和改进工具需要高专业化的团队，并须对各种工具的效果、协调型进行测试，避免对宏观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过大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不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过多的约束，降低监管成本。
五、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央行职能，确立其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宏观审慎监管以金融系统稳定性为目标，需要及时发现和甄别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对策。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和货币发行者，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当然的核心主体。因此，应赋予央行更广泛的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其在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形成由上至下的监管机制，而央行则须担起协调职能，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于共同发展，保障监管体系的有效运作，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
（二）建立系统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
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但微观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多元化、渠道多样，实际银行、保险、证券业务交叉，且金融机构业务同质化情况突出，系统风险下极易产生共振效果。局部系统的检测与整体系统检测都是体系至关重要的部分，虽然联席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各监管机构之间应在央行的协调下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各监管机构应深入各自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从测算整个系统的尾部风险开始，定期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各监管机构在央行的组织下进行数据交换和集中处理，将监管资源集中利用，更全面地把握系统风险。
（三）各大监管机构须提升风险识别技术
要正确及时识别系统性风险，建立有效的检测体系，必须积极探索风险识别技术，完善指标体系，提高监测质量，确保政策制定部门能及时掌握真实情况。金融创新的发展会带来新的监管缺口，监管机构应密切关注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扩大风险识别的范围，例如我国的民间信贷、“影子银行”等，结合我国国情，改进风险识别于分析技术，使风险检测体系更具有前瞻性和弹性。
（四）不断改进宏观审慎工具的整合效率
首先要在国外宏观审慎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已被证明有效的工具，并加以改进，使其适应我国特点，此外，还应积极开发新型工具，通过实践检验其有效性，明确各类型工具的使用范围和效果，掌握各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和联动效应，关注宏观审慎工具对其他政策工具的影响，建立以固定规则为基础，相机抉择相结合的工具应用机制。
（五）注意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宏观政策体系之外，因此，必须与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财税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和配合，区分目标主次，才能提高监管效率，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此外，还要注意与会计准则、法律体系的衔接。
此外，金融危机的全球联动性要求每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宏观审慎监管还应注重全球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机构G20、巴塞尔委员会，BSi、imF和各国监管当局进行沟通与交流，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朱元倩.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5.
[2]刘志洋.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探讨[J].经济纵横，2012（7）.
[3]王立军.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若干思考[J].特区经济，2012（8）.
[4]杨艳竹.面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J].时代金融，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