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1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资本；资产购买；mBS
一、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概述
自2008年底以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具体包括三轮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与国债展期计划，为美国资本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零利率与新兴市场较高的利率形成对比，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进而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全球经济受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了长时间的上涨。2013年12月实施5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迎来重要的转折点。2016年8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回顾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最初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张到多项货币政策工具包，主要包括启动美联储对银行准备金余额支付利息的计划、大规模资产回购以及主动预期管理等。此外，耶伦充分肯定了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坚信货币政策可以应对大部分经济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政策工具调控市场货币量，进而影响市场利率与社会总需求。目前三大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调节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当前是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到全球经济状况。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与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美国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也趋于多样化。除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外，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此外，美联储也在积极寻求相应的约束规则，以期降低社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如图1所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要通过发行国库券（U.S.treasurysecurities）、机构mBS债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以及机构债务证券（FederalagencyDebtSecurities）实施公开市场操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目的在于拉低长期的利率水平，低利率可促进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货币。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仅通过发行国库券调节市场货币量，正如耶伦所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是简单的，但对当时的经济运行情况是有效的。此后，机构mBS债券以及机构债务证券均被FomC采用来调控货币供给量，其中机构mBS债券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以来，系统公开市场操作账户中各组成证券的份额在逐步变化，该证券投资组合规模剧增，平均期限延长。截至2016年8月底，这个组合的规模已达42450.5亿美元，巨额资产规模是危机前的四倍之多，预测未来公开市场操作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从2008年底以来，FomC实施了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和国债展期计划。如图2所示，FomC于2008年11月～2010年3月推出了第一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据统计，此次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买入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金额高达12500亿美元、机构债券金额涉及1720亿美元以及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对于第二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美联储意在维持通货膨胀率目标值，因此于2010年11月～2011年6月购买了金额高达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此外，2011年9月，FomC推出国债展期计划，置换短期国债为长期国债，此次计划意在延长债券平均到期年限，共涉及置换债券规模为6670亿美元。2012年9月，FomC启动了第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此次计划联储最开始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并在2013年1月，即展期计划结束后只买入国债。如图2所示，截止2014年10月，即第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结束，FomC总共购买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金额高达8230亿美元，国债金额高达7900亿美元。
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美元作为信用货币在全球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国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全球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些资金一部分在本土银行体系内循环，降低了美国本土的融资成本，另一部分则通过利差交易流向全球高风险市场，导致美元全面贬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飚升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膨胀等。
1.国际资本流入与市场通胀水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本国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中，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过外汇市场干预试图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对本国汇率基本上采取盯住机制，对国际资本采取部分管制的态度。2002年～2012年，新兴经济w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针对外汇市场实施了大量干预操作，外汇干预结果导致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统计显示，全部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7万亿美元。其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该数值在2009年首次出现小幅度的下降，但此后又直线上升。在全部的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中，中国占据了当中一大半的份额，新兴经济体的央行面对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试图通过冲销式外汇市场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事实上，由于国际资本流入量较大，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出售央行债券或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完全抵消本币的发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也直接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据统计，新兴经济体在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水平年同比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总体通胀水平，同时，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在此段区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如图3所示，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组成货币种类中，美元一直作为主要的储备币种，占比幅度从2002年66.9%下降到2012年60.5%；排在第2位的是欧元，占比幅度从2002年24.3%下降到2012年23.5%。此外，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组成币种更加多样化，也有利于增强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尽管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探索未来的汇率改革路径，但在已实施汇率制度改革的新兴经济体中，成功转型的相对较少，伴随着汇率制度改革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值得借鉴与深思。表1汇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中，主动转变和因危机导致的被动放弃经济体情况。
2.初级商品价格上涨与市场泡沫。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主要有三个去向：全球金融货币市场自我循环、大宗商品市场、以国际资本的形式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风险。资产价格飞涨，大量投机者入市，催生乐氐呐菽。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国家，90年代中期之后，美联储开始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美国，所涉及的亚洲国家被动接受催生泡沫到破灭的过程，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亚洲新兴国家承载了大部分的国际游资。imF数据显示，2010年以后，世界金属市场、粮食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等价格出现显著上涨，这也被称为因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以邻为壑”效应。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2013年12月美国相继减少证券购买、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国债金额。FomC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明朗，加息预期形成，而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正承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性风险。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进入加息预期周期，美元随之出现持续走强趋势，进而引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的本币急跌、新兴经济体本国的资产价格大幅缩水，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金融危机接踵而至。
具体而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可以分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边卫红等，2013）。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Qe退出的影响。
首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加息预期形成，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将发生逆转，资本大规模回流将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数据显示，2013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来，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越来越受到个人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欢迎，数千亿美元资本流入etF，2013年etF资产全年增加1880亿美元，2014年etF资产全年增加2320亿美元。截至2014年年底，美国etF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美元。美国etF市场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花了18年时间，但只用了4年就达到2万亿美元。
其次，国际资本流出导致的新兴市场“资金池”流动性趋紧，“资金池”水位的下降将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泡沫面临着破碎的风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Qe退出的影响，自2013年12月Qe退出计划以来，标普高盛商品指数中的24种大宗商品中，其中有14种商品价格出现下跌，谷物和贵金属价格跌幅最大。黄金、大豆、铁矿石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行，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复苏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期间，对高流动性资本形成强烈依赖，过度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导致资本市场的价格在此期间急速上涨。市场泡沫在顺周期时总是安然无恙，但在逆周期时将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体现出来。目前，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支撑产业为房地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将直接影响本国银行体系与金融系统，影子银行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均将暴露。
最后，Qe退出的节奏无疑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本轮经济动荡的主因。美元大规模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到美国，美元升值预期形成，新兴经济体币值贬值预期形成。为保持资产增值，新兴市场将青睐美元资产，抛售本国货币，加剧本币贬值预期，冲击本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供应和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波动。此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暗示着美国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基本完成，美国实体经济随之复苏。在美元强势、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大背景下，本币贬值将带动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增长，形成新兴市场出口生产的扩张效应。
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本文将阐述美联储Qe政策退出如何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这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导致中国进口产品成本下降，这将有效降低中国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在金融市场渠道方面，资本回流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将导致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同时有利于出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在Qe政策推出期间，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通过债券发行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被动冲销国际资本的流入，以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当国际资本流入变缓甚至从流入转为流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面临困境。一方面，此时如果放松银根，将导致本币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不放松银根，本国经济出现进一步的下行，金融市场短期流动性可能陷入困境。
四、结论与展望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与退出的全过程中，新兴市场享受着过度流动性带来的泡沫狂欢，当狂欢告一段落，新兴经济体仍需要面对银根缩减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对美国Qe计划的退出，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纷纷加息。面对本币贬值、国际资本外逃的状况，本币加息在短期内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缓和这种状况。但在长期内，本币加息相当于缩减本国的市场流动性，同时增加本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成本。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之新兴市场对利率敏感性较高，因此提高利率这个措施需要谨慎使用，以避免金融市龀鱿侄唐诘牧鞫性匮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市场上的资金量并不缺乏，中国人民银行释放出的流动性大部分停留在金融体系内循环，这些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市场利率的提高可以提升中国的储蓄率，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可以积极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加息是可行的。此外，新兴经济体应适度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在此基础上防止本币过度贬值。政策当局在必要时需要对资本市场流动性设置监测管理机制，对资本流向进行适当监管，切不可完全放开国际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仍需等待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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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新常态；金融改革；价格型工具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金融改革也进入新的时期。关于构建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在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陆续推出了众多新颖的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利率走廊构建以及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中国金融和宏观调控都步入了新的时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与宏观经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包括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等都是货币政策转型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它和中国经济全局的变化息息相关。讨论货币政策框架变化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
woodford（2003）指出在完全信息和高度有效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无法控制货币总量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隔夜利率政策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在完全信息和金融市场高度有效的条件下，由于不同市场工具、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差异而产生的套利机会会立刻被消除，对隔夜利率的未来预期路径的决定实际上决定了长期利率。西方“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框架，即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框架，就是以短期利率为唯一手段，以总体物价稳定为唯一最终目标。我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尚处于转型期，距离woodford所讲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完全信息等条件还很远，因此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模式，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操作模式以及转型策略。
本文将分析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若干重要特征，然后探讨这些特征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最后总结货币政策框架变化的主要方向、面临挑战和演变预期等。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金融改革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内涵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核心特征。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
从宏观上看，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结构调整阵痛加剧，我国经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产业活力分歧较大。传统制造业持续低迷，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pmi指数持续偏冷；房地产业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周期；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2015年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17.3%。二是通缩压力持续不减。从价格上看，近年我国呈现出Cpi指数和ppi指数背离的情况，基本上Cpi涨幅在1%-2%的区间，ppi则始终为通缩状态。从产业上看，ppi长期为负的产业主要是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也凸显了以上所说的产业活力分歧。三是杠杆率持续攀升。2015年底中国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60.8%。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最高，2015年底达到156.1%，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杠杆率持续攀升，增幅达到90%以上（任泽平等，2016）。四是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22.8万亿元，与名义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上升至2014年年末的193.3%。尽管货币供应总量很大，但我国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流动性趋紧（甚至“钱荒”）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尽管近年人民银行屡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但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执行基准利率上浮的比例却不降反升。综合看，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力均在减弱。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创新日新月异。一是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正式启动，距今已有20年。2015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利率市场化下的特征之一是货币资金价格要真实反映供求，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资金价格也是变化的，市场资金价格波动加大。二是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发生新变化。首先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经过多年努力，2015年5月1日我国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缴纳保费，如果银行破产，储户将获得最高50万元赔偿。其次是存贷比监管调整。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存比不得高于75%的上限，从而为商业银行信贷“松绑”。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时期。四是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脱媒愈演愈烈。近年来多种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互联网金融、产业资本、民间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呈现多样化、边界模糊化趋势。另外，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2002年为91.9%，2013年为51.4%。十年左右时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下降了40个百分点。在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众多形式的直接融资快速增加，对银行贷款形成很强的替代效应。考虑到未来债券与股票融资将继续保持快增长势头，预计人民币贷款占比将跌到50%以下。三、对货币政策框架产生的影响和要求
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大部分，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又分为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总体上，货币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运用政策工具、借助传导机制以实现最终调控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长期以来，中国建立了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主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来调控信贷总量，进而调控m2，同时辅之以法定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数量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控制，来帮助实现m2调控。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及金融改革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旧货币政策框架产生影响：
首先是要求货币政策从普遍灌水走向精准刺激。实体经济中产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活力分化，银行的信贷需求也出现分化趋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差异较大，这些都要求货币政策走向精准刺激。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只能加剧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定向、局部、精准、有效成为货币政策需要追求的新目标。精准刺激的难度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一是要兼顾去产能和扶持过剩产能行业的优秀企业，难在甄别；二是要有效帮助新兴活力产业，难在传统金融和轻资产不易对接，需要新的金融模式；三是要避免造成失业、青黄不接等问题，难在步骤合宜。
其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将继续混合使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将较长期处于两者并重、更多重视价格型内涵的嬗变区间。有如下原因导致价格型工具将更加受到重视：一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使数量型工具日见其弊。首先是使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经济目标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其次是使货币需求变得不稳定和难预测，盯住货币供应量容易导致利率大幅波动；最后是使货币创造渠道更加多元，数量型工具的传导渠道更难把握，刺激途径愈发模糊。二是“新常态”下数量型工具难施其功。经济杠杆率高企和泡沫化制约了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下行又制约了货币供应回落，盯住供应量将难有作为。
再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金融稳定。在经济、金融“新常态”下，信用风险日益突出，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未知风险，资本流动性增强，汇率风险加大，价格波动增大，货币政策框架必须更加兼顾金融稳定问题，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四、货币政策框架转变方向
2012年以来，伴随着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开始逐渐转变并呈现如下主要特征：
一是更加重视定向调节。转变中的货币政策框架更多使用定向调控政策注入流动性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从过去“挖坑防水”向“开渠引水”转变，利用流动性供给工具创新使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精细化，并考虑分配、金融准入等新问题。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手段频繁使用，抵押补充贷款（pSL）、信贷质押再贷款等诸多新工具推出，引导信贷走向，推动定向精准调节。
二是持续加强“价格型”角色。中介目标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名义锚，改为以市场利率、信贷总量、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为观测目标的新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利率体系持续改革，尤其突出中期利率的作用，并对利率走廊建设持续加强，用以调控短期利率。2015年11月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标志着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进一步明确，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走廊中枢则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央行的利率走廊机制初步形成。
三是金融稳定受到重视。广义宏观审慎框架得到不断扩充。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开始执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标志着央行监管职能的加强和中国探索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开端。mpa是对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进行"升级"，特点是更为全面、系统，更加灵活、有弹性；核心是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关键变化是从以往的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重点考察利率定价行为。
五、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面临的挑战和演变预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试错的过程。从实际困难上看，尤其从价格型工具的应用上看，依然存在很多挑战。
首先是价格型工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尚不成熟。从利率工具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我国尚未摆脱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调控模式。其次，从汇率的市场化看，目前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考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跨境流动更加剧烈，人民币汇率在不能及时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动性将受到一定冲击。
其次是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尚未畅通。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市场指导意义的收益率曲线，我国央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尚不能很有效地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从原因上看，首先是我国利率具有多重性特点，一个有效的基准利率体系尚未形成。我国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严重分割，货币市场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十分微弱，尚不具备成为基准利率的条件，而央行短期政策利率无法有效传递到所有市场和经济部门，也无法成为金融市场的利率“锚”。其次是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指导性作用不强，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自身存在期限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有限、市场参与者不足、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纪敏、牛慕鸿，2014），国债收益率曲线尚无法作为金融市场定价的基准。第二，社会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的敏感度依然不够。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制约了利率信号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作用。
这些挑战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的构建并不能局限在货币政策本身，必须抓紧推进各方面配合性的改革，包括发展金融市场，打破市场分割，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政府财政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
从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方向上看，目前以短期利率走廊辅之于中期政策利率构建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一是在我国短期利率锚暂时无法形成时，利率走廊可以构造一个“边界”来稳定利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稳定利率体系。另外，利率走廊也有利于培育有效的政策利率，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幅度则是有效政策利率形成的前提。但是，利率走廊本身无法解决利率从短端向长端的传导问题。故此，引导中期政策性利率成为必要选择。二是中期利率具有若干优势。由于借贷行为主要以中期以上为主，相比于短期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可以更有效的影响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从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出发，中期利率在时间的一致性上较强。中期利率调节相比于短期利率更能发挥市场自身的主动性，而且由于我国市场分割严重，调整一个市场的短期利率对全局的影响弱于中期利率。三是以利率走廊机制加中期政策利率的做法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对银行信贷利率影响很弱，相反信贷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在现阶段尚不能从货币市场入手进行利率调控。
从更远期看，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作三点预期：
一是金融持续深化将是趋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的主轴，中国将逐步打通分割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也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率走廊将收窄为有效的短期利率“锚”，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则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会向西方“常态”货币政策框架收敛。
二是债券回购利率将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基准利率在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基准利率应该由市场形成、具有对相关利率的广泛影响、波动稳定、可测可控。从近年数据上看，货币市场中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微观组成部分，其中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又是最大组成部分。2015年，银行间市场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累计成交6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0.5%；债券回购成交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现券成交8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4.9%。另外，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的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包括大中小型银行、证券基金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从交易资金体量和参与主体上看，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回购利率应该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
三是汇率制度将更具弹性。2012年之前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大量增加给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带来很大障碍，央行不得不使用数量型工具对冲基础货币投放。从2012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速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之后外汇流出逐渐加快，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约5000亿美元。截至2015年12月末，央行人民币外汇占款由11月末的25.56万亿元下降至24.85万亿元，当月减少7082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同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超过1000亿美元。外汇占款的大幅下降不仅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也给央行的流动性释放带来压力。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已经比较高，预计未来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升，为了货币政策效力的有效发挥，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将更富有弹性。
参考文献：
[1]纪敏，牛慕鸿.确立央行政策利率预期锚[J].中国金融，2014，（9）.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3
关键词：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影响
美联储加息问题主要指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2015年12月16日宣布撒航条联邦基金利率这一事件。这一问题的出现，让美国结束了08年经济危机以来长期推行的宽松型货币政策。目前美国刚刚完成总统的换届选举工作。在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未来任期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发展走向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在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在新一届总统任期内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预判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美联储加息给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一、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
本篇文章所论述的美联储加息的影响问题，主要针对的是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加息问题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加息政策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可以被看做是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现。从美联储加息政策给欧盟带来的影响来看。在美联储加息政策实施之前，债务危机、难民问题是影响欧洲经济的重要问题。在加息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预期的出现，促使欧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例如欧洲央行在2015年3月出台的欧洲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对美联储加息问题带来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抵御作用。但是在应对美联储加息及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欧元下行压力加剧的问题，会对欧盟的自由贸易进程构成严重冲击。从加息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来看，长期的经济衰退，让美联储每一次的货币政策调整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严重的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至本次加息政策出台以前，美联储先后出现了3次加息周期，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日本的经济更是出现了一路下滑的局面。从日本经济现状来看，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成为了日本摆脱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但是财政赤字过高所带来的财政政策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让日本应对本次加息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对此，受到新一轮加息政策的影响，日本未来经济问题仍然并不乐观。从加息政策给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来看，加息问题所引发的原油价格下跌问题，会对俄罗斯的原有贸易带来严重的冲击。外债水平相对较高的问题，是目前印度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加息政策的出台，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印度外债成本的增加。从加息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来看，新的货币政策成为了促进金融资本净流入，保障工业生产和改善就业市场的重要措施，但是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长期影响，还处于难以预判的阶段。
二、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一）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从加息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来看，货币汇率波动问题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对这一政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影响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联邦资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以后。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了约25个百分点，在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人民币仅仅贬值了约5%，可以说，同其他货币相比，人民币依然表现出了一种升值趋势。这一问题的出现说明的是这样的一种结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已经成为了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一种重要举措。在国际贸易领域，人民币贬值既是促进出口增长的一种可行方式，又会对国内的进口贸易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在美联储出台加息政策以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问题，成为了我国进口贸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由于我国实体经济对大宗商品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政策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加息政策并没有给人民币汇率问题带来相对严重的影响。
（二）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美联储加息政策给我国股票市场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a股市场领域。从1994年以来美联储的加息情况来看，美联储的每一个加息周期，都是我国上证指数的下跌周期，从当时的股票市场发展情况来看，除去1997年至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国内外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中央政府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及俄罗斯金融危机调控政策失控给美欧国家股市、汇市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加息政策对我国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从本次加息政策的应对措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所出台的江西降准政策，是建立在高存款准备金率给货币政策提供的政策空间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资金外流和人民币的过度贬值，仍然是相关部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结束语
美联储加息政策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恶化。加息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这一政策对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威胁。在“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以后，对跨境资金监管工作的强化、经济合作结构的转变和本国国际经贸机制的转型，是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谭小芬.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J].新视野，2016，01：75-80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4
关键词：新医改政策医院经济解决对策
在新医改政策不断推行的情况下，医院受此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这给医院的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对此，医院应当详细分析新医改对医院经济的影响，进而清楚医院所面临的问题，如经营管理模式问题、医疗服务问题等，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创新、完善医院各个方面，促使医院在新医改要求下良好经营与发展。所以，新医改政策下优化调整医院是非常必要的。
一、新医改政策对医院经济产生的影响
新医改政策的推行与实施，使广大基层人民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优惠，也使医院不得不做出一系列的改革，促使医院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医改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经济产生了一下影响。
（一）加剧了医院之间的竞争
新医改政策的推行，使患者享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医疗手段等方面，选择适合的医院进行就诊。如此将是医院处于被动的状态，医院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良好发展，就需要增强医院的竞争力、影响力，如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降低治疗费用等，使医院得到病人的认可。所以，新医改政策的推行与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医院之间的竞争。
（二）影响了医院盈利模式
新医改制定了更加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杜绝了医院乱收费的现象，让医疗机构更好地服务与患者，救死扶伤。但是，从医院经营的角度来说，新医改政策的推行，规范了医疗计算费用的额定标准，致使医院各项医疗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必须按照标准，这将大大减少了医院获取经济效益的途径，致使医院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比以往少很多。由此看来，新医改政策的推行，挑战了以往医院盈利模式，致使医院在经济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增强了医院的社会监督力
医院的经营比较特殊，具有民众依赖性，但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也能通过某些渠道或手段从民众身上获得利益，致使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但新医改政策的实施，则要求医院经营管必须公开透明，且患者享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如此不仅使医院从主动状态转变为被动状态，还使医院受到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等多方的监督，促使医院对医疗用药、药费收取、医疗检查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满足新医改要求。
二、新医改政策下提高医院经济的有效对策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确定新医改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经济的影响较大。但新医改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推动医院公益化、持续化、健康化的发展。所以，为了使医院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良好发展，应当按照新医改政策要求，做出适当的调整与优化。笔者的建议是：
（一）增强成本意识，提高医院竞争力
面对新医改政策要求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医院要想在市场环境中屹立不倒，增强成本意识，提高医院竞争力非常重要。而增强成本意识，提高医院竞争力，需要医院领导及医护人员共同努力。首先，医院领导层应当深入分析医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进而增强成本意识，并注意增强医护人员的成本意识，使医院的全体人员在各自岗位工作中都有意识的控制成本。在此基础上，医院在执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注意强化成本管理，使成本管理能够有效的控制临时工聘用、后勤工作、就诊等方面的成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增强医院的竞争力。
（二）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社会效益观
医院的效益主要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技术效益。在新医改政策推行下，医院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良好发展，还需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社会效益观。也就是按照新医改政策要求，摒弃传统观念，树立社会效益观，将创造射社会效益摆在首位，进而优化调整经营管理模式，如此不仅可以使医院回馈社会，还能使医院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医院应当努力挖掘内部潜力，力争减少投入创造较高的产出，创造经济效益；积极进行医疗研究，不断创新医疗技术，使之广泛推行，如此可以为医院创造技术效益。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为了使医院能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持续健康的发展，医院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为此，医院应当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使其能够规范自己言行举止，更好的服务于患者；医院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多方面结合的方式，严厉查处以医谋私的不道德行为，严厉查处收红包等不良行为。除此之外，医院还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开放医院的医疗用药、药费收取、医疗检查等方面，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如此不仅能够规范医院，还能使医院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吸引患者到本院就医，这对于促进医院良好发展是非常有意义。
三、结束语
在新医改政策不断推行的情况下，医院经济方面受到了一些影响，如加剧了医院之间的竞争、影响了医院盈利模式、增强了医院的社会监督力等，致使医院的发展受到一些威胁。对此，应当以新医改政策要求为准，增强成本意识，提高医院竞争力、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社会效益观、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此来优化调整医院，使医院在新医改政策下良好经营，促进医院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由此看来，医院在新医改政策推行下做出正确的调整，对于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技术效益起到很大作用。
参考文献：
[1]聂艳玲.探讨新医改对医院经济产生的影响及解决对策[J].科学与财富，2016，8（2）：351
[2]吴灵喜.新医改对医院经济产生的影响及解决对策[J].财经界，2015（32）：107，128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形势；政策方针；财政政策
1.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美国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速度，将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断降低至1%，使得房地产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长期的低利率也为银行提高利率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当银行突然提高利率时导致了借贷人因经济压力增加而无力偿还，此时房产的价格迅速走低，致使房地产泡沫破碎；同时又由于美国的辐射作用，进而影响到诸多国家造成了国际金融危机。
2.国际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
2.1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国产品输出的影响
国际经济危机对于经济影响的范围是全世界的，对我国经济领域上的影响也同样不小。首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西方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及下降，影响了相关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较少了对我国产品的需要。同时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缺乏一定的技术科技支撑十分依赖于市场，因此国际金融危机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产品出口贸易。
2.2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建筑行业的影响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消费者的购房欲望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引发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房产上会表现得信心不足；尽管我国当前各类相关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房产调控政策，但许多居民仍旧报以积极的态度在观望。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许多大型国际跨国公司都将在中国的许多房产进行抛售，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一旦大量的资金被抽调，很有可能对我国的房地产行业造成巨大的影响。
2.3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国人民消费购买力的影响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使得我国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现状，致使失业人员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到了消费水平的降低，同时人们对于经济危机的恐惧感较强，进一步打击了我国居民的消费热情和信心。而消费能力不足有进一步阻碍了我国内需的扩大以及经济的发展。
3.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相关经济形势
3.1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形势
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形势是比较良好的，对于经济下滑的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并且经济似乎已经开始复苏发展起来；但政府实施的扩张性政策还没有对经济下滑的问题做到全面解决，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经济发展的真正复苏可能还需要加以时日。
3.2我国在拉动内需和外需上的形势
其次，我国在拉动内需和外需上的效果上不甚理想；对于内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类似于家电下乡等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使得内需的扩大效果较为显著。但对于外需来说，由于西方等发达国家仍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致使居民收入没有得到一定的提高和保障使我国在外需方面采取的政策一直未见较大的成效。
3.3我国在经济结构上的发展形势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传统工业、服务业以及低端行业的增幅减速，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增幅减速，而科技知识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产业增幅明显，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4我国在相关经济政策上取得成效的形势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些列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针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均的现状，我国着重的推出了促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这些政策的相关带动作用下，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好转。
4.确保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4.1国家应加强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
为了确保我国经济可以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健康平稳的发展，需要国家增强在宏观上的调控作用。从宏观上的角度来对我国的相关经济发展状况予以探清，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行上要严格依据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来制定；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4.2加强对于内需和外需的拉动作用
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重要因素，国家应加强对于内需和外需的拉动。为了带动相关的内需和外需首先就要从政策上入手，在坚持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对政策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政策的实施上也一定要落实到位，充分发挥政策的相关功能。
4.3加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相关调整和升级
最后，一定要深化相关经济的体制改革；要着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在收入分配中应适当的提高居民的收入来为来动内需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在产业结构上也要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要跟上时展的脚步，逐渐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更多的发展高新技术以及高端制造行业，协调我国产业的布局，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并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5.结束语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危害性比较大、波及的范围比较广，但只要及时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就一定能够战胜金融危机，迎来新的发展。并且金融危机的挑战虽然严峻，但只要能够从容应对、处理得当，就会从中发现出新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萨克斯，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高辉清、熊亦智、胡少维，《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新华文摘》，2009.2
[3]仝玉民.《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消费导刊，2009（1）.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6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地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07－03中图分类号：F831.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
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2）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3）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4）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5）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6）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7）历史因素。用该地区1997年的人均GDp指标（pergdp97）水平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3.经济政策。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政策的影响：（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用当地财政支出中除教育、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之外的支出所占份额（government）来表示（金煜、陈钊、陆铭，2006)。（2）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较多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但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中国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指数（SylvieDémurge，2002；张学勇等，2006）来反映开放程度。（3）货币政策。中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宋旺、钟正生，2006），我们采用央行基准存款利率水平来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我们选取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金融在90年代初以前发展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1996年以后利率政策使用较为频繁，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产生影响。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地区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模型
1.地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
模型（Ⅰ）是混同数据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模型中除了前面所阐述的变量之外，还添加了政策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region2和region3是地区虚拟变量，我们以东部地区为基准，β1和β2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大小，β10+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同理，β10+β14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5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6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7表示利率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8表示利率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0是常数项，ε是误差项，i表示省份（或直辖市）。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和系数的含义同（Ⅰ）式相同，其中t表示年份。
对于模型（Ⅰ），表2的（Ⅰ）列报告了异方差稳健回归的结果。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同模型（i）基本一致，只是在模型（ii）中，反映科技水平和产业外溢程度的变量也表现出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高度显著的正影响；利率水平表现出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地区的负影响较东部地区弱，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影响不显著。
2.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市场化比率（FmR）来反映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解释变量的含义和模型（i）、（ii）相同。
模型（iii）是混同回归模型，表2（iii）列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模型（iV）得出了与模型（iii）近乎一致的结论。
（三）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非国有金融却有显著影响。中国金融中国有金融占比较大，行政色彩浓厚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并非金融发展程度高，经济落后地区也未必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非国有金融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必然对其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2.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中的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历史经济基础对地区总体金融发展和非国有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影响。（2）地区的消费文化只在混同回归模型中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其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也没有显著影响。（3）科技发展水平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其他模型中统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当地科技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性。（4）交通运输状况对区域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化水平，而对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已经很弱了。（5）产业外溢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作用，即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区域金融发展越有利。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3.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对于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对西部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无明显影响。（2）对外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在对地区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方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在影响非国有金融发展方面，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却具有负影响。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力度最大，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政策实施效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较小，且未起到明显的效果。（3）利率政策对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利率水平与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成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的影响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其次，西部最弱。东部地区由于投资意识相对发达，对于利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敏感，所以利率政策作用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框架，并且结合中国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有着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影响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明显；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见明显，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采用其他方式。第二，要促进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第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利率水平最为敏感，因此利率可以作为调节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得很好的政策工具。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但是影响仍然显著。所以如果要利用差异化的利率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利率水平应该按东、中、西部顺序依次提高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483-499,1991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7
关键词：财税金融区域经济影响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和现状
1、区域经济的概念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2、区域经济的现状
从宏观角度来看，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呈现东部快于西部、西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东北的态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差距均有所扩大。基于这种状况，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统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从单个区域角度来看，我国大多数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由从前的单一产业结构，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促进了区域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然而，城乡经济差距、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生态可持续发展等仍然是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
二、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
1、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
作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区域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财税金融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财政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可以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和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的作用。税收方面，可以利用税收激励政策激励自主创新、引导消费、鼓励发展新业。金融政策方面，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可见，完善和创新财税金融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因地制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挥财税金融政策的积极作用，使经济达到平衡，稳定，不断发展的趋势。那么对于区域经济来说，财政金融政策具体有哪些影响呢？
三、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的财税金融政策，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或地区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找出本地区的特点和不足，对财税金融政策加以调整和贯彻。克服区级经济作为行政区经济一个层次在存在、发展中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下面以山东龙口市为例，探究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龙口市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隶属于烟台市。经济实力在山东省县级市中排名第一，中国百强县排名第11名。
1、在财政政策方面
龙口政府发现如果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为此，龙口市提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工业再造”。财政政策转向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杠杆作用，围绕自主创新、专利申报等出台10多项鼓励扶持措施。近5年，龙口市累计完成技改投入358亿元，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60多个。目前，该市拥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100余家，其中省级高新技术企业57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8家。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后，龙口市近年来多次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等荣誉称号。
可见，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地影响，但龙口市的成功，一方面在于投资的力度很大，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选对了财政投入的方向。因此，在制定财政政策之前，要抓住本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到投资的前景，以免造成财政损失。
3、税收政策方面
受金融危机影响，如今就业压力日渐增大。龙口市贯彻多项优惠政策促进自主创业，支持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龙口市也严格贯彻实施了该政策。此外，龙口市根据烟台市出台的《关于做好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返乡农民工和残疾人员给予重点扶持。上述五类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经同级就业服务机构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后，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自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依法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免除前置审批的各项费用。创业者符合相关条件，可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为地区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的激励自主创新、引导消费、鼓励发展新业态的作用，在龙口市得以体现。然而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一项陈旧的税收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落后，社会问题的凸显。
3、金融政策方面
山东省龙口市组织市人社局、财政局、担保公司、商业银行等部门和单位召开小额担保贷款工作联席会议，对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进一步扩大了贷款申请人范围、提高了贷款金额、降低了贷款反担保条件。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覆盖面由城镇失业人员拓展至军队退役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明确经办金融机构可将人均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10万元。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由市级财政给予50%的贴息。政策一出，贷款创业成为龙口市热潮。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提高。
由此可见，金融政策已经成为经济法展的杠杆，调节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调节着财富创造的热情。
四、结语
总之，财税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姿态，调节着平衡，才能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政策的出台和废除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这样才能发挥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克服弊端。
参考文献：
[1]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
[2]舒炼.关于加快区级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J].长江论坛，2000，（6）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8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9
美国财政学家阿伯特（1949）指出：“公债管理就是选择公债形式和确定不同公债类型所占比例数量，选择债务期限结构，确定不同阶层持有者所拥有的公债数量，决定到期公债偿还和以旧换新，决定公债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对不同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以及到期公债和新发行公债的政策，公债政策在政府一般财政政策中的地位等”。我国财政发展史就是一部财政政策创新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体系无任何先例可循，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全局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公共财政政策问题。时代不同，经济运行特点和表现的规律性会出现新的变化。地方公共债务从无到有，从小额度到大规模，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也顺时代而生，是改革开放年代，国民经济综合协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协调、全局与区域经济协调的阶段性矛盾问题。在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和公共债务财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其积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问题是弊发展到了侵害经济集体本身健康发展的程度，地方公共债务风险是否会诱发龙卷风一样通货膨胀风险和海啸一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垮整个经济运行体系。虽然从国家审计局有统计的数据和国民经济运行现状来说，地方公共债务风险还处于可控状态。但是，从地方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有效化解地方公共债务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增速的常态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探讨通过财政政策创新来化解地方公债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威尔森和邓肯（1993）提出“财政规划”概念，指出财政规划是所有财政政策工具的一组特定值，此组政策工具值或适用于当年，或包括未来时期财政工具的特定变化。如果财政规划不会引起公债-收入比率的骤增（或骤减），那么这种财政规划或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如果财政规划不可持续，就必须对一项或或者多项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对其他非财政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者适应外生变量变化等。工业化国家经验证明，高水平和持续上升的公债-收入比率的代价是高昂的，债务负担过重，利息支付压力过大，要想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必须降低公债-收入比率。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税收体制、财政体制、利率、汇率、国际收支、就业政策、经济增长政策等多因素，都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1959）提出，财政政策措施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方面。坦兹和泽（1997）从实证和规范角度，按照税收、公共支出和总体预算差额，分析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戴蒙德、莫里斯（1927），对静态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论述，认为税收引致的经济行为扭曲会使经济造成净效率损失，在税制结构得到优化，即在所有税种中每一种税的超额负担均等或成比例，仍然存在征税水平越高，净效率损失越大，而且当经济中存在其他税收扭曲时，这种损失的增加与税收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阿特金森和桑德莫（1980）从税收对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影响入手，考察了动态意义上的税收超额负担问题，在两期生命周期迭代模型中，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在长期不一定是零，通常取决于劳动供给与储蓄的相对税收弹性及其他们的交叉弹性。克姆利（1986）利用无限期界模型证明，长期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实际为零。坦兹和泽（1995）论述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am（1986）指出公共支出会取代私人部门产出，产生排挤效应，也会提高私人部门生产力，产生外部性或共用品效应，公共支出的社会收益总量必须看作两种效应之和。排挤效应和外部效应相反性表明，公共支出水平特别是结构非常重要。
上述文献表明，财政政策工具组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三、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财政政策创新
（一）一个实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公债管理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wH开发区”）为例，2002年到2011年，wH开发区顺应国家宏观金融形势，自主作为，因势求变，以国有投融资平台为主体，为地方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组织资金。从当年底余额6.7亿元到2011年底余额45亿元，有效缓解了地方财力不足弊端，加大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开发区的长远发展腾挪出了空间。2009年之前，wH开发区融资特点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立融资项目，开发区财政局以财政预算收入信用兜底，投融资平台公司在银行组织授信资金，资金到公司账后，视同财政资金封闭管理，全额划入财政预算基建专户，确保专款专用；融资平台公司组织资金，先由财政部门审批，再由公司组织借款资金，是典型的政府强力主导型融资模式。2009年后，随着国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重视，wH开发区主动求变，将传统财政信用兜底的债务融资部分剥离到以土地储备为信用兜底新的平台上。原有的融资平台公司规范为市场商业抵押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化公司。历史存量和新增量的公债信用风险管理，逐步向市场化方式贴近。
但是，随着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政令后，开发区政府平台融资能力骤然趋弱，如何搞好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主要财政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核心是确保现有存量公债到期还本付息，新增公债还本付息有可靠的资金来源。目前普遍认同的是贴现值法，即考虑债务时间因素，以未来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债务还本付息额度进行贴现计算，如果贴现值收入与支出比较是净收益，则说明公债负债水平是适度的，反之则是过度负债。财政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样的，例如地方产业结构、地方经济基础、税收政策、财政体制、财政分配政策、产业激励政策等。在所有决定性因素中，从长期影响效果看，税收政策是核心。税收政策决定了一个财政年度或者一个财政跨期的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结构，对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wH开发区为例，该区定位在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按照现行税收政策，该区的税收结构也明显地表现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特点。增值税、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逐年增长幅度最高的税种。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综合比较看，每年财政收入抵扣支出还大有盈余。因此，单纯从局部收入与支出来看，该区应该是稳健性成功运作的典范。但是，从综合收益原则来说，为区内现代制造业基地提供公共服务的不仅有区一级公共机构，还有市级、省级和部级，因此税收分配体制应该从总税收税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解省市和中央。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区内企业贡献的税收从入库即分成上级和本级财力。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本级可用财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地方公共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储备招商项目，地方政府为了规避地方财政不能直接负债的法律限制，成立了地方国有全资公司，通过公司平台间接负债融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该区国有公司成立的历程可以看出，地方债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发展，在地方可用财力不足，地方信用空间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的一个必要融资手段。换句话说，税收分配体制是决定wH开发区地方负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wH开发区，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对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影响是正面的。由于开发区历史包袱少，而且政府公共职能部门从开始就是大部制运转，机构少，公共非生产性财政负担小，地方可支配财力的绝大部分可用作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弱化了对地方公共债务的负面影响。如果开发区没有新增项目，那么现有开发区历年存量债务就可以全部归还，开发区现有公共债务风险就可以有效化解。如果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得到充分发挥，公共基建债务融资缺口就会迅速扩大。所以说，控制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模，管理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
总体预算差额对wH开发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型建设资金的影响，即对未来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投资影响。由于开发区可用财力除了少部分用于公共部门运转外，大部分财力用在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上，开发区财政属于典型的建设性财政，有别于其他部分地区的吃饭性财政。在财政总预算安排上，区别于吃饭性财政的刚性支出压力，建设性财政支出压力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财政总预算差额可以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对现有新增差额预算的规模进行适度优化决策。
（三）财政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地方经济基础及其可持续性、地方产业结构、税收政策、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公共支出政策、总体预算差额等综合经济政策创新，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以wH开发区为例，在改革开放大的政策创新背景下，开发区从杂草丛生的荒地，逐步变成现代化的工业新城。现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其他城市化配套产业的发展，开发区财源结构由单一制造业逐步向多元化产业发展，开发区税收收入结构也进一步丰富。从开发区过去十年的税收增长趋势和结构看，增值税和消费税占70%以上，每年惯性增长幅度超过15%。应该说，wH开发区已经培育起了较好的财源基础和增长后劲。
虽然wH开发区总体经济块头逐步膨胀，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将会成为影响其财源稳定性的致命缺陷，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是wH开发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行业景气指数和产品生命周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设现代化制造业基地，除了汽车产业、还应前瞻性地鼓励发展家用电器等其他产业，分散行业景气指数变化影响的财源风险。由于公共债务是在未来若干年分期规划，保持财源稳定性增长异常重要。鼓励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促使地方财源机构多元化，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税收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地方财源基础和税收政策决定了地方可组织的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扩大税源基础、优化税源结构，夯实总体税收水平。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以wU开发区为例，过去十年累计组织财政收入亿元，按照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地方留存亿元，上解中央省市三级亿元。如果地方财力占总体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大一点，地方可用财力会大大增强，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将会得到强大的财力保障。
公共支出政策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设性财政支出和非建设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是建设性支出中“大循环”和“小循环”的支出比例。所谓“大循环”即开发区财政拨款用作城市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投入，需要享受这些配套服务的辖区内企业通过税收上缴，地方财力留成弥补。所谓“小循环”即地方国有公司投资进行土地一级整理，后通过拍卖土地收回投资；或者对土地进行经营开发，通过租赁或者销售，实现资金回笼。
总体预算差额政策工具创新，实质是地方财政支出体制创新，即预算支出涵盖范围问题。由于社会功能板块支出是刚性的，此板块财政预算差额政策创新工具弹性不大。建设性板块体制创新，对总体预算差额的影响很大。以wH开发区为例，公债融资长期作为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一个补充来源，因此在融资方式上，融资平台公司只是作为一个财务壳存在，所有项目资金支出全部划入财政后支出。财政建设性资金的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司造血功能没有培育成熟，地方公共债务融资不仅信用空间日益缩小，而且公债风险日益暴露，不符合银行监管要求，为进一步融资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如果财政能将建设性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国有平台公司，则一般可以按照三七开的比例组织债务性资金，信用放大倍数可以得到根本性提升。财政建设性支出预算差额将直接到公司层面解决，财政建设性资金支出压力直接下沉到公司层面解决。
四、结论
创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解决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动因所在。坚持财政政策创新，应用多种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可以有效管理地方公债风险。当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地方公债风险管理是否引起足够的重视，地方公债风险是否危及到整个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管理，把公债风险放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公债风险管理中的利益博弈等综合因素，都可能成为财政政策创新或阻碍创新的潜在理由。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是公债风险管理的有效目标函数，搞好财政规划，对提高财政整体运行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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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篇10
关键词：国家财政；改革；国有企业；发展研究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家财政部门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控。国有企业应对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调整企业内部发展战略，以便适应新的财政税收政策，从而促进企业发展。
一、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
1.税收体制
我国财政收入在总GDp中占的比重较小，期间采取了一定措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但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影响财政税收的原因有很多种，而粮食价格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特殊原因，国家对粮食价格进行有效控制，粮食价格的高低决定了粮食产值创造的相关税收。另外证券交易对整个财政市场也有较大的影响。股票交易市场具有不稳定性，在交易的过程中创造的相关税费不断变化，难以调控。行政收费项目的增多也对国家税收造成影响，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控制有一定的难度。
2.国家财政税收的调控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
国家财政税收的调控对社会经济有着一定的影响。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政府的招商引资起着良好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国家财政税收工作，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的经济环境都影响着整体的财政税收。一些特殊区域在经济和行政方面有着独特的管理方式。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良好的经济环境创造了更多的税收，而将税收比例适当下调有助于该地区经济的更好发展。国家进行财政税收的改革也是希望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联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中的顶梁柱，实力雄厚，贡献了大量的GDp。国有企业的运营受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有着独特的经营模式，机制、组织结构，以及内部管理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特殊原因，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被妥善解决，造成国有企业经济出现衰退现象。设备没有及时更新，新产品的研发工作也停滞不前，加上市场经济环境瞬息万变，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解决这一问题，重点是通过对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来促进国有企业发展。
1.国有企业遇到的发展困境
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敏感程度不够。我国工业经济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趋势。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根本，为国家发展建设作了突出贡献。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化的到来，各类企业百花齐放、不断发展。为了让国有企业在这一发展大潮中保证主体地位，国家应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来为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模式相对老旧，体质僵硬，变通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难度，这就对自身实力和经济运行能力带来了一定的削弱。
2.国家财政税收改革对国有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改革，对企业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经济建设，扫清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济障碍。这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以及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好的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经济的复苏，帮助国有企业摆脱了目前的尴尬境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尝试与实践，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让国有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巩固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3.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
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衰退现象，经济的压力以及发展方向的错误加大了国有企业的负担，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负增长的趋势。国有企业的经济建设受阻会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呼吸空间，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快地实现发展目标。同时，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加合适的生长环境，有助于国有企业重整旗鼓，在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这也创造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对政策改革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另外国家财政税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合理安置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通常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企业管理，使用合理的手段解决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而更好的财政税收政策让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对下岗职工进行安置，加强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创新水平。这就使整个国有企业上下一心，更加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
4.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为国有企业带来的好处
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造成发展迟缓的现象，最终导致了内忧外患的格局。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为国有企业打破了这一格局，使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摆脱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获得喘息空间。消除传统格局带来的发展沟壑，帮助国有企业通过资金的流入解决内部问题，为战略框架的构建提供辅助作用。加强国有企业的财政管理结构，促进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
结束语
根据国有企业发展现状，国家对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合理调控。根据相关数据，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也要在政策的扶持下积极变革，主动适应政策，把握机遇，从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超.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对国企经济发展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1,22:1.
[2]张弘力.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对国企经济发展的策略[D].东北财经大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