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1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我国以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并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进行探讨研究，从而采取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我国的经济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闫坤，张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财政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初显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J].财经问题研究，2015，07: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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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晏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4，01:60-6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企业；信贷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02-02
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很多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而破产。从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出现的“钱荒”来看，很多企业有很好的销售市场，但由于缺乏资金导致破产。这些事情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足够的资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没有保障。企业筹集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宏观经济角度讲，企业筹集资金关系到全社会资源的利用与合理配置，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与效果。企业融资活动受到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等，其中，金融市场环境是企业融资活动的根本所在。任何一种环境的变化，都可能给企业带来麻烦，企业融资管理的任务就是利用环境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影响的传导渠道：
第一，银行贷款渠道[1]。银行贷款渠道理论表明，即使存在凯恩斯主义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导致利率传导机制失效，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渠道发挥作用。银行贷款渠道下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利率投资需求产出GDp。
第二，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因为特定借款人受信用能力的制约而得以强化。放松贷款与证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假设，Bernanke&GertleK1995）[2]描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信贷渠道，即资产负债表渠道，该渠道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净资产发挥作用。Bernanke&Gerller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信息是非对称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时行为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加，企业的借款成本会因此增加。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资产净值，进而影响贷款数额，从而影响投资的过程就是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机制。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融资行为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3—201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对象，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第一，删除保险、银行等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总资产为零或小于零的公司。收集的数据主要包括各商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包括资产总额、长期借款、短期借款、总资产净利率（Roa）等数据，这些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经过整理计算得到各指标所需要的样本数据。
（一）各变量的定义[3]
（二）模型设定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企业个体特征变量包括银行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和现金流量指标（Cfo）、净利润报酬率（Roa）、企业成长性tobin’q（Q）、控制权类型（Cont）。此外，还加入货币政策变量与企业个体特征变量的交叉项（Q*mC）和（Q*Cont），用以探讨货币政策变动对具有不同个体特征企业的冲击是否呈现不一致的现象。因为企业个体特征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造成估计结果发生偏差，在模型中采用滞后一期的特征变量，而非当期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中国企业的银行信贷反应方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一致。在模型中，10%的置信水平下，基础货币供给量增速的长期系数均显著异于零，并呈现预期的正向关系。考虑企业个体特征时，基础货币供给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增长率提高0.18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银根宽松时期，企业的信贷融资约束越小，企业的信贷融资规模越大，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的融资面临约束，银行贷款越小，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量将增加。
2.从交叉项mc*cont的系数与loan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正向关，说明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融资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加敏感，相对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为民营的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下降得更多。如果要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否显著，即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则需检验模型一中的是否显著异于零，并且预期系数应为正。这一检验结果代表货币政策是否影响企业的银行贷款行为。
3.企业成长性的托宾Q、mc*Q的回归系数在10%、5%、1%置信度下都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a股上市企业的成长性与银行信贷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在经济宽松时期有可能过热，银行可能考虑抑制经济过热，有限度的给成长性企业贷款。
4.从企业的个体特征变量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影响系数来看，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报酬率（roa）对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性影响。企业规模（size）系数为正，企业的规模越大，其融资渠道相对较多，采用企业渠道融资的可能性较大，企业的信贷融资规模较小。企业总资产报酬率系数为负，对于企业的盈利越强，企业就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参考文献：
[1]周章英，蒋振声.货币渠道、信用渠道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国1993—2001年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J].金融研究，2002，（9）：34-43.
[2]BenS.Bernanke，markGertlerandSimonGilchrist，theFinancialacceleratorandtheFlighttoQuality[R].workingpaper，no.4789，
nBeR，199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止跌趋稳；论文下载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双重转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300亿美元减少到12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000亿，2009年增长到5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1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0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0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1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所以，2011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下图是200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
200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这个V型翻转在200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著。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第一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今年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比如，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第一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02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2002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2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02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0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一比例约为22%。政府投资增速恢复较快，今年1月—5月同比增长5.6%，1月—6月同比增长9%，1月—7月同比增长9.9%，政府投资增速处于比较快的恢复状态当中，这与稳增长的政策、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力度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三)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提高
制造业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的36%～37%，今年1月—6月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4.5%，1月—7月同比增长24.9%。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赋、改善融资条件等等措施已经发挥作用。企业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很多的社会投资或是新建公司的活动，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投资也有积极的作用。
(四)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仍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与房地产的销售状况有密切关系。去年10月份之后，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月—4月出现了16%～16.7%的负增长。开发商存量房积压比较严重，资金比较困难，使房地产投资出现增速的持续下滑。从历史数据分析看，从房地产的销售改变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改变，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从去年10月份至今，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但是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出现好转。这是因为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对于买房的需求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自住型需求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按揭贷款的利率优惠方面，由此对按揭贷款的发放和自主性的买房需求都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今年5月份以后累积了半年左右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开始比较快速地释放，使得城市商业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开始持续回升。据估计，第四季度以后将会结束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所以，从投资的增长来看，这也是一种走稳或者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购房需求的好转，给消费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从今年5月开始，家具、家电和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加快，到7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2.2%，比6月提高0.1%，6月份的实际增长率比5月份的增长率提高1.1%。随着“稳增长效果”的显现，内需的增长在由弱转稳，或者稳中略升，必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支持。
当前，外部形势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只有1%，相比6月份的11.3%大幅回落，8月—9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外部形势对我们稳增长的冲击比预期要大。所以，目前基于对外需变化的考虑，相关的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09年之后，随着内需的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外需的作用则在持续下降。2008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25%，2011年下降到约15%，所以，通过内需增长的稳定，通过“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5%～8%，能够完成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使我们国家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由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下降到7%～8%。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国增长率的适度下降，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倒逼”的压力。企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成本条件的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另外，我们7%～8%的增长可以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回落对就业、金融和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将压力保持在我国大体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因此，这一增长目标要坚持下去。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展望
(一)坚持稳重求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围绕“稳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多地要着眼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基于现实制定相应的制度。
第一，贯彻破产制度。通过破产把低水平的企业和低水平的产业淘汰出局，进一步完善失业再就业的援助制度，抓好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建设，从而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把好的企业请进来，淘汰相对较差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企业素质和产业素质才会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才能不断优化。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风险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参与，对经济责任的过多承担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尽可能地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中撤离出来。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是支持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面对当今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未来的政策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调结构，就是要有扶有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惠民生，就是要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抓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要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继续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5
【摘要】今年7月以来，宏观政策重心从稳增长转到促改革上来。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到了“新常态”，由此“新常态”成为继“克强经济学”之后的又一新型词语。本文试图从宏观经济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提出四种解释，同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做一简单分析。
关键词新常态；解读；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作者简介】洪小芝，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金融贸易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金融理财、资产管理。
总书记近期调研时强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大家把这一提法称之为“常态”。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下来；二是结构调整将成为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三是“保就业”代替“保增长”成为宏观政策目标；四是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成为宏观政策的新常态。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潜在增长率降低
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降低已经成为共识。从供给端来看，经济的潜在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而言，贡献最大的是廉价劳动力，其次是资本流入，技术水平居最后。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流入或流出没有必然的方向，且国内资本积累已经到一定程度，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资本不是大问题。提高要素生产率自然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提高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阻碍因素。因此，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而言，最为掣肘的就是人口的变化，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民生证券的统计，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10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人口结构的恶化会拉低储蓄率，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拉低经济的潜在增速。中国目前已经采取一些政策来缓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如“单独二胎”的放开等。从需求端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和全球化对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处于产能过剩阶段，未来很难再依靠房地产发展来支撑经济长期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上升也会降低对房地产的需求。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的发展趋势，不过由于过去十几年全球化发展过快，相关治理机制没有跟上，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全球贸易的不平衡。目前而言，全球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过程之中，各国的“去杠杆化”仍未完成，因此外部需求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也难以贡献较大的力量。因此，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综合来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会降低，中国将从之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状态，即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新常态”。我们需要适应这样的新常态，保持平常心。
二、结构调整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顶住阵痛加快结构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红利消失已经是大势所趋，但经济领域还存在许多被压抑的资源，制度建设还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释放压抑的经济资源和制度红利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从需求来看，房地产的贡献已经到头，全球化带来的外需也处在缓冲时期，因此需求的提高需要激发内需。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改变以前的传统增长模式，即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过去10年是结构失衡的10年。从产业结构看，加工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突出。从需求结构看，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未来10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缓解失衡，当然，这个再平衡过程中的阵痛在所难免。
三、宏观调控目标的新常态：保就业
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因此一味地保证经济增长维持在某种水平之上会有失科学和公允，会带来许多潜在的长期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是不是既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我们就不要再“保”，而是听凭其自由滑落呢？很显然，这种观点也是极其危险的。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会引发社会经济秩序混乱、金融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社会问题，所以经济增长还是要保的，问题是要保在哪个水平？
李克强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也就是说把增长保持在“就业稳定增长”的水平就可以了，因此保就业成为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只要“就业”得到一定保障，社会就不会乱，经济增速降一点就降一点，正好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搞经济结构调整。近两年来，宏观调控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问题一直是热议的话题，政府也常常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徘徊。而“保就业”可能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平衡点，在保证一定就业的水平上，允许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可以更好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四、宏观政策的新常态：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未来10年政府将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税。为配合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将不断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发展，比如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减免，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继续推进营改增等等。二是完善举债融资机制。由于税收的收入来源有限，完善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势在必行。总体的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即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债；“堵歪门”即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三是引入资本。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鼓励ppp（公私合营）模式。四是引向民生。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如社保、医疗、教育等。
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之下，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第二，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为了配合经济结构调整，央行采取了新的政策工具。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原则下，央行已经通过信贷管控、同业和非标监管堵住了资金流向产能过剩行业。同时央行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资金流入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改革”将成为寻找新增长动力的新常态。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6
关键词：宏观政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分析
无论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看，还是从预期调控指标角度看，国家宏观调控均必须体现出不同地区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国家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周期性特点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基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周期、约束条件、发展重点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以至于统一的宏观政策（政策目标统一、调控周期统一、实施方式统一）难以满足各个地区宏观调控的需求。
一、当前宏观政策对我国经济结构影响现状
1.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综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考虑，都必须瞄准“内需”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内需
在当前，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政策操作。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3.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
我国正在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反对铺张浪费，避免出现年终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减轻企业的负担；加大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二、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的内驱性
1.实现宏观调控机制
实现宏观调控机制民主化、法制化及程序化是地方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以此有助于保障地方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发展要求不相符，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不同地区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政策的要求也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2.为了推进我国平稳发展
政府部门相继提出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同时，为确保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更好的落实到位，政府部门将区域性增长点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充分展现出区域发展极的战略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极布局只有建立在区域核心竞争优势之上才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的高效性。受经济差异性的影响，使得大国经济呈现梯度效应，这种梯度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率先形成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快速稳定发展，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3.为保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
各地区必须落实到宏观调控工作。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再加上通货膨胀日益显著，以至于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趋势较严重。此背景下，若我国政府一味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了供给管理，将导致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并且也不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久而久之，造成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难以实现均衡。为规避这一现状，需要政府部门在做好需求调整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供给管理力度。北大经院院长刘伟提出，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推进我国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重视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如信贷政策、汇率政策及利率政策对企业成本和效率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三、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
1.从供给管理来看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供给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政策、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收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及经济增长政策等。基于供给管理直接关系着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政府部门直接面向生产者和劳动者，因此政府部门在调控供给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地方政府部门难以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受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需求方面处于对立状态，当区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区域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地方政策不断缩小投资规模，甚至不作出任何投资行为，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地方政府投资。
2.从投资需求体制角度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隶属于行政上下级关系。在这层关系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可采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或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投资商存在市场性联系，并且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通常不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财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采用“招商引资”的手段吸取更多的资金，以保证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流动性，给予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中央政府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进行投资，仅能够采取市场谈判的形式说服投资者进行投资。当陷入投资热潮时，中央政府为保证各区域投资增长平衡，可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资扩张，而地方政府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退出，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高昂的投资费用。由此可见，在投资需求调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呈现周期和反周期差异，以此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立矛盾日益显著。
3.从消费者需求调节上看
内部需求包括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所以为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需着眼于上述两大方面，当前我国多个地方政府调节内部需求时偏向于刺激市场需求，不注重消费需求，究其原因在于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虽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的缺陷，但会造成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扩大消费者需求关键在于增加消费者收入，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即使在当地消费也不一定购买内地企业产品，以此不仅不能够实现弥补内部需求不足的预期目标，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失。实现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有助于保证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
四、结论
对于供给管理来说，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为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通过落实供给管理能够刺激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通货膨胀，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需求过快扩张，从而促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稳定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必须重视起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问题，保证供给管理能够在宏观管理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效应；地方政府在调节消费需求的同事，必须重视起保障消费安全，维护消费秩序，规避当地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张炎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再研究—基于阈值协整的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01）
[2]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07）
[3]车春鹂，高汝熹，李铁霖.低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危害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11）
[4]黄志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界.2008（06）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7
【关键词】资产价格；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关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始终是货币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焦点，其争论也未曾停息过。目前，房地产价格，作为最主要的资产价格之一，其变动与金融、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是用于理解经济行为以及预测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中心。同样地，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股票市场，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正在迅速扩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极度低迷，严重打击了居民的投资信心。
由于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有关这两方面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相通之处。瞿强（2001）认为货币政策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但不宜盯住资产价格。易纲（2002）从股市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与股价的关系，认为中央银行在考虑货币政策制定的同时应考虑股价及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冯用富（2003）建立了中国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选择模型，说明用货币政策干预股市波动是无效的。吕江林（2005）实证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并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股价变动做出适时反应。
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宏观经济实际数据来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m2）关系，以此来回答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与计量检验
（一）变量选取
为了研究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选取相应的变量来进行研究。根据我国大量学者的研究经验，本研究把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作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代表变量，股票市场的代表变量选择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值。而对于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央行能够控制基础货币，并且通过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总量。因此，可以用广义货币m2的月度同比增长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动。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以及经济数据的时效性与可得性，本文将用1998年6月到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作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m2月末同比增速及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中很多年份1月数据缺失，采取将相邻两月的数据取平均值代替的办法补充。考虑到收集的数据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本文采用区对数的方法来减小波动。经处理后的三个变量分别用Ln_FJ（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Ln_mS（m2月末同比增速）和Ln_SZ（上证收盘综合指数）来表示。
（三）基本统计特征
表1给出了各时间序列的统计性描述。因为没有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里面，所以从表格中的均值来看，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从波动性角度考虑，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波动相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m2月度增速来说较小，这说明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于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供给的波动小，可以猜测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不及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
（四）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通过检验发现Ln_FJ、Ln_mS为平稳变量，而Ln_SZ为非平稳性变量。本研究对平稳性变量采取差分法，结果见表2.。其中，D（Ln_SZ）表示对Ln_SZ取一阶差分值。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在10%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五）协整检验与格兰杰检验
1.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关系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Johansen在1988年及1990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了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对多变量协整检验有较好的检验能力。主要的检验方法有特征根检验（trace）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eigenvalue）。由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知道，Ln_FJ、Ln_mS、Ln_SZ并不是同阶平稳的，从而它们并不能进行协整分析。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明确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统计上的时间先后顺序，并不表示这是真正的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需要根据理论、经验和模型来判定。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所有的变量应该是平稳的，这是格兰杰检验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如果单位根检验发现两个变量是不平稳的，那么不能直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于是，由于Ln_FJ、Ln_mS、D（Ln_SZ）是平稳的，所以可以对修正后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下表的滞后期设为2。
根据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短期内，变量D（Ln_SZ）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FJ，变量Ln_mS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FJ，变量Ln_FJ能Granger引起变量Ln_mS，其他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相对而言并不显著。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波动能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而同样货币政策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这说明，相比而言，我国的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要比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更紧密。
（六）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VaR模型下使用广义脉冲函数，对是否协整关系不要求。
此处的图显示了Ln_FJ、Ln_mS、Ln_SZ三个变量对相对冲击的动态反应。分析可知：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信息立刻产生了较弱反应，立即增加了0.04%，而且随后反应程度逐渐上升，知道从第4个月左右开始逐步下降，表现出强烈的自相关性，这可能源于购房者对于房价的”追涨杀跌”；货币供应量对来自于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到第十个月时到了0.4%，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负值，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后人们调节了资产结构，多持有房地产少持有货币；同样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来自房地产价格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作出较强的反应，三个月后有了0.1%的增加，而从第6个月开始反应是负值，这可以解释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人们将股票市场中的资产投入房地产市场中。
货币供应量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新信息立即产生较弱的反应，立即增加了0.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新信息产生的反应慢慢的减弱，到第8个月时稳定在0.4%左右；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但是从第2个月开始就慢慢增加，到第10个月时还有上涨的趋势，说明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可以产生影响，而且影响的持续性较强；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新信息立即产生了较弱的反应，有0.1%的增加，而且到第5个月后基本稳定在0.2%的增长，同样说明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并且与房地产市场比较而言，股票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反应更加敏感。
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的新信息立即产生较强的反应，立即增加了0.8%，但从第4个月开始，该新信息产生的反应慢慢的减弱，到10个月后还有继续减弱的趋势；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对来自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刻产生较强的反应，但是在慢慢增加，到5个月后到达最大值，随后又逐渐减小，10个月后仍有继续减小的趋势；货币供应量对来自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的新信息没有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应，2个月后增加0.05%左右，为最大值，但到第6个月开始为负值，10个月后仍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股票市场前景好的情况下，也就是“牛市”时，人们会暂且观望随后在确定股票市场的前景后会将持有的货币投入到股票市场中，于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经过实证分析认为：货币供给量的正冲击会给房地产综合景气指数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带来正面的影响，观察可知房地产市场的反应比较滞后，第一期影响不明显，第二期开始逐步上升，而股票市场反应则相对灵敏，第一期开始就有较强的反应，而且两种市场下由货币供给量带来的影响效应具有长期有效性。货币供应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上涨，
本研究认为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纳入资产价格，并将其作为调控的目标之一，以消除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过度膨胀的隐患。。在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密切关注的同时，也要对市场的变化要持续关注，如果市场已作出了反应，应及时变化政策，避免走上极端。另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避免直接的行政干预，力图顺应市场规律，从而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货币政策能对股价的过度波动做出反应吗？[J].经济研究，2003，1：37-44.
[2]吕江林：《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J]，《经济研究》，2005（3）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8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表1
时间段
1979年－2001年
1979年－1989年
1991年－2001年
全部
0．461
0．597
0．355
第一产业
0．210
0．344
-0．104*
第二产业
0．496
0．590
0．189
第三产业
0．583
0．684
0．517
注：*表示在0.1的置信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吴国权、杨义群：《通货紧缩理论界定与衡量的新认识》，《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许经勇：《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回顾与思考》，《财经研究》2003年第2期。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篇10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J].金融评论.2010年02期
[2]贾俊雪，郭庆旺.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