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1
1998～2008年我国经济波动性加速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日本以外的主要经济体的产出波动均陆续出现了持续而显著的下降，与此同时，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经济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大缓和（Greatmoderation）”。在全球经济波动趋于缓和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有过多次大起大落。然而，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波动性明显下降，首次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特征。
按照布兰查德（Blanchard）等人的方法，用GDp增长率的10年滚动方差度量经济的波动性。结果显示：一是我国经济波动性经历了长时期下降。宏观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巨幅动荡，从70年代波动性开始大幅下降，由于基数较高，波动幅度仍相对较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波动性稳定在相对低位。二是1998～2008年经济波动性显著下降。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经济波动性较改革开放以前明显下降，但依然起伏较大。自1998～2008年经济上升周期开始，经济波动性再次出现显著下降，进入到较低波动平台运行。三是在物价方面，从1998年开始通胀波动性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平稳期。通胀的波动性在2004～2005年和2008年略有上升，但与90年代中期的大幅波动相比是平稳的。四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民经济是否会重新回归平稳，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经济波动性下降的原因
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波动性的趋缓，国外学界有三种解释：一是经济运行出现了结构性变革，主要
是计算机信息技术、企业存货管理、金融创新、国际资本流动加剧等因素，提高了经济吸收冲击的能力。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了明显改善。经济学家普遍相信，70年代的高通胀与当时货币政策的失误有关。1979年上台的沃克尔以及其后的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货币政策出现重要转折，利率调整更加遵从泰勒规则。三是经济系统遭受冲击的力度和频率显著降低，特别是油价波动放缓。以此为线索，探究中国经济波动性放缓的原因如下：
外部环境趋缓是波动性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从1998年开始新一轮显著下降，正好处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大缓和时期。统计检验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美国产出波动性的下降是中国经济波动趋缓的重要外因（美国经济波动性下降一个单位，中国经济波动性下降2.56个单位）。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波动明显加剧，也证明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
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变化之一在于产业结构变化。考察三大产业的多种滚动方差发现：一是第一、二、三产业的波动进入下降周期的起始时间分别是1985年、1998年、1994年。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市场化进程越早，波动下降得也越早。二是考虑三大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计算加权滚动方差，权重为上年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发现：第二产业波动性的下降是宏观经济波动从1998年持续下降的决定性因素；第一产业波动性在1998年前后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其波动性远小于第二、三产业，同时其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因而第一产业降低了整体波动性；第三产业的波动性在2004年以后明显上升。三是从贡献度（即对GDp的波动率进行分解）看，第二产业是经济波动的最大来源，平均贡献度超过50％。相对来说，第一产业是经济波动中的一个稳定部门，对GDp波动率的贡献度较低。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明显下降，同时第三产业的贡献度大幅上升，到2005年，第二、三产业的贡献度已相差无几。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支出结构变化显著影响着经济波动性
经济运行的另一变化在于支出结构的变化。考察有效需求各部分的多种滚动方差发现：一是净出口的波动幅度下降最大；消费的波动性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持续下降通道，2000年以后更加平稳；投资的波动较大，但在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开发热”后，投资波动性基本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二是加权滚动方差的结果表明，2000年来，净出口的波动性一直高于消费的波动性，这主要反映了净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在未经加权的情况下，2003年以来出口的波动性一直小于消费的波动性）。受投资在GDp中权重上升影响，1998年以后投资波动率的下降幅度小于未加权时的情形。三是波动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出口波动对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度在2000年以后大幅增加；消费的贡献度有所下降，原因在于消费波动性本身的趋稳，以及消费与总体经济占比下降；投资对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度在2004年前一直维持高位，但之后有所下降，其下降空间大部分被出口贡献度的增加填补。
存货变动不是经济波动放缓的原因
针对发达经济体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得益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存货管理效率明显提升，生产和销售得以更好地匹配，存货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成为发达经济体波动放缓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数据分析并未确认存货的关键性作用。在经济波动性下降的同时，中国的存货波动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统计分析结果也表明，存货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存货管理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抑制了经济波动性
一是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控制减缓了经济波动性。合理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控制通胀来减少经济的波动性。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通胀波动性出现大幅下降，这与GDp波动性下降是一致的。统计分析表明，较低的通胀率本身并不是GDp波动性下降的原因，但通胀波动性的下降是GDp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这说明，就减少产出波动而言，减少通胀的波动性比降低通胀率本身更重要。
二是信贷波动性的趋缓减缓了经济波动性。信贷波动率通常会领先GDp波动率变化，并且，信贷波动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GDp波动率。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10月之前，信贷波动性总体上处在下降通道，帮助减缓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
中外经济波动性下降原因之比较
很多研究证实，石油价格波动的下降是欧美经济出现“大缓和”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由于国内油价管制和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较低（我国煤炭消费的比重较高），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远没有发达经济体大。
在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方面，欧美国家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存货管理等方面。而中国经济仍处在市场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和支出结构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革的最主要内容。特别是对存货的考察表明，虽然存货波动下降是欧美经济波动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中国却未发现类似证据。在最近十年的经济波动放缓时期，我国存货的波动都维持在较高水平，甚至超过了1987～1994年的波动幅度。
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国与欧美经济体一致，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抑制了产出的波动。这很可能得益于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改善。良好的货币政策是引导经济出现结构性变革的重要力量，可信且可预期的货币政策能够提升经济主体的决策能力，并减少货币层面的冲击，也能够减少控制经济周期的成本。相比成熟经济体，信贷波动性的下降对于中国经济波动性的放缓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当前一轮经济周期的若干特点
在强力政策刺激下，国民经济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展开V型反弹，新一轮经济周期由此开始。鉴于国民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有过热苗头，中央在2010年4月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同时加大节能减排的落实力度，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明显下降，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在这些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过热迹象基本消失。然而，物价却未随之进入下降通道。虽然Cpi翘尾因素在2010年六七月份达到最高点，但从7月份开始，Cpi反而加速上涨，与此前普遍预期的前高后低的全年走势相反。物价上升成为这轮经济周期的主要风险。当前这轮物价上涨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经济未过热而物价温和持续上涨
这轮物价上涨，是在整体经济未出现明显过热背景下出现的。2007～2008年出现物价上涨时，工业产出缺口（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的百分比）达1％～3％，过热持续一年半时间，在此背景下，Cpi持续走高，最高接近9％。2010年一季度过热迹象明显，但其后几个季度的增速趋缓，产出缺口趋近消失，过热风险基本解除。与此同时，2010年二季度以来，Cpi与经济增长出现了背离态势，有别于此前通胀时期。
粮食和猪肉供给保障好于此前通胀期
过去20年间，两次主要通胀威胁的因素分别是粮价上涨（2004年）以及猪肉价格上涨（2007～2008年），其背景分别是当时的农业歉收和猪瘟蔓延。相同的是，这轮Cpi上涨同样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拉动的。不同的是，当前这轮食品价格上涨找不到明显的供给冲击。从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比较看，2000～2008年一直存在粮食缺口，其中2003年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由此带来的粮价上涨成为2002～2003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在2007～2008年肉价大幅上涨前的几年中，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殖母猪存栏量一直保持在低位。相比之下，2010年的粮食产量处在历史较好水平，猪肉供应也明显改善。
发达经济体面临通货紧缩风险，通胀输入压力小于2007～2008年
在前两轮通胀期，发达经济体处于繁荣期，物价温和上涨，国内外经济周期总体上是同步的，因而国内通胀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和输入性特征。这轮国内物价上涨也有一定的输入特征（如在美元贬值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但外部通胀环境要好于之前的通胀期。与我国物价上升相反，发达经济体面临着通货紧缩风险，失业率处在历史较高水平，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危机不断涌现。
货币供给和劳动力成本双重冲击下的周期嬗变
对于这轮经济周期尤其是物价上升，有多种不同解释，相应地也有不同的政策建议。有观点认为是因现货和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有观点认为当前是输入型的通胀，包括美联储等央行的数量宽松政策、热钱流入，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的走高。此外，有人认为2009年的刺激政策导致了总需求的扩张，带动了当前的物价上升。还有人强调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人口转变减缓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传递到非贸易部门。
上述机制可以解释之前的通胀周期，并且在这轮通胀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相比之下，货币供给冲击和结构性因素对当前的物价上升有更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中长期的，也使得这轮经济周期与之前有所不同。这也意味着这轮周期不会简单地回归到危机前的轨道上。
2009～2010年的货币信贷扩张冲击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货币供给变动的名义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为应对金融危机，2009～2010年的信贷和m2增速在一直就较高的水平上又突然大幅提升，这将成为主导这轮经济周期嬗变的重要力量之一。
尽管次贷危机2007年夏天就在美国爆发，但直到2008年9月，国内政策还是以防过热、防通胀为主。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后，货币政策出现逆转，经过短暂时滞后，信贷增量和m2增速从2008年11月开始急剧放大。经过一年的大幅扩张，m2增速在2009年11月达到30％的高点，此后又经过一年的调整，2010年11月份的m2增速仍达到19％的历史较高水平。同时，新增信贷在2008年四季度～2009年二季度间放出历史天量，2009年全年接近10万亿，2010年的信贷总量也处在历史高位。
本轮物价上涨中，此前较为稳定的m1增速与Cpi之间的关联明显减弱，表明2009～2010年超常的货币供应已经对正常的经济周期构成冲击。从货币的角度，这轮物价上涨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在相似的Cpi涨幅下，货币增速明显较高，这是在经济未过热且食品部门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Cpi却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二是之前m1增速一直是领先Cpi约6个月左右，而在这次物价上涨中，m1增速在2010年1月就达到历史高点（39%）后，截至11月份，已连续10个月处于下降通道，但Cpi却仍未掉头向下。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周期的冲击
2010年的食品价格在供求大致平稳的情况下不断走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用工成本的上升。用工成本――食品价格――生产生活成本之间，正在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机制，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这轮物价上升中，用工成本上升的作用明显加大。2004年以来“用工荒”就不断出现，但2010年的“用工荒”，在地区上从此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了内陆省份，在时间上从此前的春节前后升级为贯穿全年。此外，2010年在出现了富士康“连跳”事件后，最低工资和市场化工资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上涨。
其次，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有所显现。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是否会出现，取决于工资上升速度是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一直快速上涨，但国内物价和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原因在于，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增速保持在低位。有迹象显示，上述情况已有所改变。
最后，并非巧合的是，在2010年用工成本影响突然加大的背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也经历了拐点。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何时到来尚存争议，但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历史性地见顶回落。按照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中国15岁至65岁的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2%的顶点后，就开始快速下降，至2050年将降至61%左右。
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事实证明，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是不可持续的。此次金融危机表明，对经济波动放缓诱因的理解以及在经济平稳运行期间实施恰当的宏观政策十分关键。
坚决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顺应经济周期转换
中央决定，2011年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环境将向常态回归。货币供给增长率应与货币需求变化相匹配，货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潜力相关。在增长潜力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仍维持原有较高的增速，将会对物价上涨构成压力，并可能助长资产价格走高。考虑到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下降2～4个百分点，未来适度的货币（以及信贷）增长速度应该有所下调。从更长期角度看，鉴于我国已经偏高的m2/GDp比率再以较快速度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m2增速超过GDp增速的幅度将会下降，未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理想速度还应进一步降低。
在关注经济波动的同时，关注经济结构的变化
多种不同的机制可以导致经济波动的放缓，同时意味着波动放缓的可持续也不同，相应的政策含义也不同。如果经济波动的缓和是货币政策带来的，那么这种波动减缓就是有益的，政策应该持续努力减少波动；如果波动是技术创新或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那么政策就应该激励企业继续改善；而如果仅仅是因为好运气，那么政策就应该意识到，经济波动趋缓只是暂时的，政策应该为运气的转换做好准备。分析显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结构调整有助于中国经济波动继续下降。因此，宏观政策在关注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同时，还应努力促进经济运行机制向着减少波动的方向改善。
避免长时间负利率，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时间都处于负利率时期。相对便宜的资金成本，鼓励更多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而其他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处在上升通道。在此背景下，如果利率水平得不到相应提升，资金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成本会变得更低，因而会导致更大的经济结构扭曲，调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避免长时期出现负利率，要求在刘易斯转折期注意利率工具的利用，稳定通胀预期，特别是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宏观审慎角度关注经济复苏背景下的金融风险
人民银行应跟踪考察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评估整体流动性状况，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的分布和流动。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人民银行应开发更多调控手段，同时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的协调，以弥补将利率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不足。在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央行被赋予了更多了系统性金融监管职能。当一般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时，加息会加大产出缺口，此时可以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调控资产部门的手段，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这样政策组合可以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资产金融部门之间做到更好的平衡。
合理兼顾外部周期和国内周期的不同步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2
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机理
信贷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长期看，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央行的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而货币政策往往选择与经济周期方向相左的操作。通常，央行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制定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并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和操作指标实现政策目标。
而商业银行追求的是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有效控制，寻求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最佳结合点。从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经济周期的行为反映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企业资金需求旺盛，盈利状况趋好，还本付息能力较强，银行预期乐观，加大信贷投放的冲动强烈；而在经济的下行阶段，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降低，还款能力较弱，商业银行预期也变得悲观，信贷投放趋于谨慎，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银行信贷周期的形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倾向。
央行和商业银行目标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行为取向上的不同。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经常的不一致，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受到影响。
当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调整时，决定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是政策执行成本收益率的变化。如果选择顺货币政策的行为导致净收益的增加，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顺货币政策而为。此时，商业银行主观上是为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客观上则有益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如上所述，更多的时候，商业银行基于风险和利润的权衡，往往会选择逆货币政策操作，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的不一致，成为弱化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
央行可以通过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来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但是，尽管货币政策内含有可以强制性实现目标的功能，而历史的教训使央行和商业银行都认识到一旦这种“强制性”出现在信贷市场上，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大大地被削弱，商业银行的利益也会严重受损，直接控制可能违背货币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更多的是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窗口指导等相对温和的、间接性调控手段，运用数量型、价格型等调控工具，使商业银行预期的成本收益率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变资产负债的结构，增加或减少可贷款数量，影响中介指标变化，进而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变化导人央行预期的路径之中。然而，这往往会导致对银行信贷行为缺乏硬约束，这成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进行博弈的前提。
假设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博弈争议由信贷增长规模引起的，央行与商业银行同时开出自己希望的信贷增长规模分别是πc，πb。在经济的上升周期，信贷增长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更为直接，其对信贷扩张冲动强烈，将努力扩大信贷规模；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过热，倾向于信贷规模实行一定控制，故我们认为πc＜πb。经过双方的博弈，笔者认为，只有在区间(πc，πb)上才能达成信贷规模控制契约。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为防范信贷风险，倾向于缩小信贷规模；而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倾向于放松信贷规模，故此时πb＜πc。博弈后的信贷规模控制契约将在区间(πb，πc)上达成。
作为中央银行，为了使均衡的博弈向πc拢，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是“宣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不仅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稳定的信号传递作用：树立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强硬”姿态，增强了央行在与商业银行就信贷规模控制上的“谈判力”，可以对商业银行形成稳定的调控预期，抑制银行的信贷投放偏差。
二是增强政策信息透明。在现实中，对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而言，双方的要价更多地建立在自己的谈判能力上。如果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双方都不会开出一个离期望值远的要价。中央银行通过政策信号的释放使政策更为透明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促进博弈契约的达成。
二、相关建议
(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连续性
当政策信息不对称或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更多地依赖于对中央银行“类型”的判断，央行越“强硬”，政策信息越明确，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目标越可信，商业银行也将更主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同时，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形成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稳定预期。
(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操控手段
目前，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工具，调控货币供应及信贷增长，但政策效果不十分理想，建议央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三)增强基层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力
建议将目前由总行行使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分层次、分阶段地向各级分支机构下放，赋予基层央行更多的调控措施，特别是要能够有效调控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增强调控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能力。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3
>>楼市泡沫也无法催生宽松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票据融资稳健货币政策下民间融资情况调查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框架研究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社会融资总量与最优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外部融资依赖与企业业绩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货币政策微调?货币政策回稳货币政策胶着反思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魔镜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谁在操纵货币政策?2012货币政策展望货币政策出现拐点货币政策务实前瞻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cn=C01.与此同时，名义利率也迅速地下降，由1996年的12%下降至2000年的2%。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可以看到，在m2增速变化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与名义利率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实际利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出了很强的费雪效应。同样地，2009年m2增速迅速上升至28%的高位之后，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均开始攀升。通货膨胀率由2009年的-07%上升至了2011年的5.4%，③国家统计局，.
3.定向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很难流向融资贵的主要对象――小微企业，因此也无法解决融资贵问题。
2014年央行实施了两次定向降准，但从其效果来看定向降准的资金难以流向融资贵问题最为突出的小微企业，因此对于根治融资贵问题的作用不大。以2014年6月的定向降准为例，央行决定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但2014年9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下降了0.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环比下降2.2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仅同比和环比双双下降，而且环比下降幅度还明显大于大型企业贷款余额的下降幅度（0.7个百分点）。由于定向降准并不能有效增加（甚至还出现了减少）小微企业贷款供给，因此也就难以从资金供给的层面降低融资成本。
定向降准难以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的原因之一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远高于国有企业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原因之二是，中国的三大吸金黑洞（国有企业、地方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不仅资金需求量大，而且银行天然愿意贷款给它们，从而挤占了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二、当前货币政策不应将解决融资贵问题作为政策目标，而应以维持合理的
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为目标适度降息和降准无论是降息还是降准，货币政策均不能解决融资贵问题，因此缓解融资贵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以此为目标不但无法解决融资贵问题，还会由于目标过多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中国货币政策应继续以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为目标来进行适当的调控，从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出发进行降息和降准操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周期性放缓、通货膨胀率下降和实际贷款基准利率上升的大背景，降息与降准的时机和空间均已形成。
当前中国经济已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放缓，降息和降准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已由2000-2007年的10.51%和2008-2011年的9.65%下滑至2012-2014年的7.58%。对同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测算表明，2012-2014年潜在经济增速为9.34%，相比2000-2007年和2008-2011年有所下滑但下降幅度有限，降幅分别为0.5和1.4个百分点。这表明，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下滑，中国的产出缺口已达到1.8个百分点。郭豫媚、陈彦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1979～2020》，《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2期。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在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尤其是产出缺口较大时适度降息和降准。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不断降低。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间Cpi基本维持在2%-3%的区间之内，9月之后Cpi徘徊在1%左右，至2015年1月又进一步下滑至0.8%，此后基本维持在1.4%左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随着新增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不仅不应继续维持如此之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应当有所降低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避免新增外汇储备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不足。此外，2015年5月起中国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这就更没有必要维持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三、结语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稳健货币政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经济发展与货币以及货币政策紧密相连，并且受到货币政策的极大影响。例如在美国，因为其经济发展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以鼓励开支和借贷，进而干预、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在我国，货币政策也进行过数次调整。在经济发展低迷时，央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增加，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增加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率太高时，央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货币供给，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总产出减少或放慢增长速度，使物价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前者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后者称为紧缩性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现今，我国采取的是稳健货币政策。为此本文对货币政策作简要阐述，并对稳健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货币政策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手段
要理清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货币政策，其次要明白该政策的施行是通过哪些政策工具实现的。
（一）货币政策
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宏观政策，是通过政府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到货币的供给。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政府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本国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来刺激国内市场的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市场体取得信贷相对更为容易，且利息率会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多而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水平扩展。当通货膨胀较严重时，政府采用消极的货币政策，通过削减本国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国内市场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市场体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融资成本上升，抑制投资。
（二）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并非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而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趋于理想的均衡的一系列措施，因此需要使用诸多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这种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工具，即央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手段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按法律规定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其吸收存款的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真实效用体现在它对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对货币乘数的调节。由于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存在乘数关系，而乘数的大小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因此，若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政策，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限制了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降低了货币乘数，最终起到收缩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效果。如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反之。
2.再贴现政策。再贴现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持客户贴现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请求贴现，以取得中央银行的信用支持。广义而言，再贴现政策并不单纯指央行的再贴现业务，也包括中央银行向存款货币银行提供的其他放款业务。其基本内容是央银行根据政策需要调整再贴现率（包括中央银行掌握的其他基准利率，如其对存款货币银行的贷款利率等），当央行提高再贴现率时，存款货币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上升，基础货币得到收缩。当央行降低再贴现率时则相反。
3.公开市场业务。即央行公开买卖债券等的业务活动。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控基础货币，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是比较灵活的金融调控工具。
上述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都属于对货币总量的调节，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在这三大政策工具以外，还可以有选择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进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
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
货币政策不是直接干预经济发展，而是通过政策的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对其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管道进行的。
（一）影响生产、投资和消费。在我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是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起始点，其政策调整主要集中在对基础货币、利率和信贷政策导向等方面。面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商业银行按照“四自”（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三性”（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总量、投向及其利率浮动幅度作出调整，以期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二）影响利率和流动性。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调节，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抑制过高的通胀率；那么，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的时候，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保障流动性供给，刺激投资和消费。
（三）调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有其规律，有快速上行阶段，也有下行阶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金融机构或企业等面临短期资金供给不足时，中央银行要为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便利，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改善融资环境，维护投资者的信心，为经济增长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因此，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调节，旨在调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三、稳健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健的货币政策具有中国特色，其含义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它包含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两方面的要求，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该政策不妨碍根据经济形势需要对货币政策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操作。稳健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1998年以后逐渐形成的。经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已相当突出，当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化解金融风险和防范出现新的更严重金融风险的重要任务；当时尽管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已经暴露，但是最突出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实际有效贷款需求不足。1998年以来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先，保持了货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1998～200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基本控制在14%～15%之间，与过去一些年代货币和信贷大起大落相比，终于把货币信贷的增长调控得比较平稳了。其次，信贷结构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一系列信贷政策的推动下，个人住房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和农业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周小川说，“成功的流动性对冲缓解了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压力，维护了宏观总量的基本稳定，为经济结构调整尽可能地争取了时间”。央行认为，“在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结构调整阶段，这一过程将进一步释放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或将以推动结构调整为重要目标，而不谋求逆周期推动经济短期快速反弹。信贷结构的这种调整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保持了国内金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九十年代末，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开始出现支付问题，近几年利用通货紧缩时机增加再贷款，说明地方政府关闭了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保持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也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其最主要表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增加。
（三）促使国民经济实现低通胀、高增长和物价稳定。
1.促使国民经济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经济的合理增长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最重要的是要增加各种经济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并且要求各种经济资源实现最佳配置。央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影响到其中的财力部分，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作用。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7%～8%，物价基本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物价持续平稳，是与货币和信贷的持续平稳增长同时出现的。这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并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2.促使物价稳定。稳定物价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物价稳定的实质是币值的稳定。稳定物价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使一般物价水平在短期内不发生急剧的波动。从近几年来的我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分析，可以看出这三个衡量物价稳定与否的指标，都处于正常范围内。近几年，贯彻稳健货币政策方针，坚定地将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作为重要目标，促使国民经济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和物价稳定。
（四）为经济发展注入流动性，保障民生。一方面，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取得持续发展，需要投入再发展，这就需要货币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央行货币政策不断变化，例如直接代表流动性情况的广义货币量（m2）余额78.74万亿元（2011年数据），同比增长13.0%。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民生。例如为了遏制房地产方面的投机行为，央行加大了对房贷首付和贷款利率的调整，但对于百姓保障性住房需求，则给予相应的支持。再如，按照国务院支持“三农”发展的要求，央行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给予了更多定向支持。再一方面，促进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针对所有可利用资源的利用程度而言的，凡是有能力并自愿参加工作者，都能在较合理的条件下随时找到适当的工作。失业，理论上讲，表示了生产资源的一种浪费，失业率越高，对社会经济增长越是不利，因此，要把失业率降到最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等多种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没有出现持续的普遍性的失业。
结束语
不论现代经济中货币形态发生多少变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整个商品世界相对应，因而货币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一本质关系不会改变。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既要注重稳定，又要注重发展。在强调金融和经济发展时，又要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保持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不能只有短期目标而没有中长期目标，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为代价。
参考文献
[1][英]基思・贝恩，[英]彼得・豪厄尔斯.杨农，周瀛，张慧卉，译.货币政策・理论与实务（第2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5
预期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因素,公众理性预期行为必然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成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预期因子的参与下成为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货币政策的最终成效被拟合成一个精炼均衡，而预期的多重性使其可能发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要使预期造福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对之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
预期；货币政策；博弈
一、引言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影响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下降周期，为了应对宏观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对稳定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振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减轻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重点分析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关于预期在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学派发现，并最早在经济学层面上提出预期这一开拓性概念，他们认为对价格等变量的预期是企业家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机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预料之中的货币政策对产业和经济周期有影响，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更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总产出；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公众根据过去的预测误差调整当期预测，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信息充分和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论证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即公众能够预期到货币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货币政策规则不影响实际产出。
二、预期的存在性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最终发挥效用要经过若干个时滞，在这一系列时滞过程中贯穿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虽然不同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会对其传导机制有不同的理论见解，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过程是客观的，预期在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货币经济学派的理论都隐性或显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预期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才使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因为公众预期的存在使货币当局与代表性公众的决策顺序发生变化，无预期的货币政策模型必然是一个政府先行的动态博弈（在博弈树中，由于当局先行，代表性公众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而有预期的策币政策模型是一个公众先行的动态模型（在博弈树中，由于代表性公众先行，货币当局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所以此时货币当局做决策时不得不把公众的预期行为考虑进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函数或反应对应。根据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个货币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政府在给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会存在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他们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率组合是动态不一致的，政府没有积极性坚持这一组合，而最终的动态一致性组合却是次优的。所以在这里，本文认为，由于预期的重要性，结构类似的货币政策博弈要长期化，政府要重视自己的声誉，言行一致，使公众形成“好”的预期，这样才能走出次优困境，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精炼均衡结果。鉴于预期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给出一个简单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效应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方松（2004）设定模型推导了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集包括零货币增长率与正货币增长率两个战略；公众的决策集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为负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两种战略并根据不同战略做出不同的市场行为；事实上，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正货币增长率战略严格优于负货币增长率战略，故其选择正货币增长率为其最优策略；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公众迅速认识到中央银行会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故其必然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作为其行动基础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该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是中央银行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公众选择正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这一模型说明，当货币当局的行为精确无误地被公众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而是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强大的威力，预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加以引导，使其成为造福经济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随波主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由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上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做出的，而实际经济体系复杂的多，更加适合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去拟合，而且现实的预期不会是理性预期，放松的假设是适应性预期，代表性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但这些对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会否认预期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相关分析由黄有光(ng,1986)给出，他在其原创理论综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五种境况，其中提及到的一种是宏观经济的“预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众预期产出物价组合向量是多少，那实值的产出物价向量就会是多少，也就是说是代表性公众的预期，而不是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决定了宏观经济均衡。这同样说明，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四、货币政策预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简单的拟合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预期因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因子的独特性质，这就是其对每个实值金融经济学变量都会有一个预期值。实际利率对应其预期利率、实际货币余额对应其预期货币余额、实际汇率对应其预期汇率等等。所以预期因子在金融领域起着既重要又广泛的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具有权重性和广泛性两重性质。此外，隐含在预期背后的是动机，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有什么样的预期也就有对应的行为动机。公众总是根据其对宏观经济因子的预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动态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期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每个参与方都试图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终的均衡可能是次优的，而非帕累托最优的。预期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具体看如何引导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6
在凯恩斯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策的相互争议中，对货币政策的使用是持以截然相反的态度的，这种强烈的反差首先就体现在二者的代表性观点中。
一、观点及目标的阐述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需求的变动，从而提出改善经济状况应该提高有效需求的观点，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投资——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不稳定是导致国民收入不稳定的根源，其不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因此，当政府采用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利率时，也就间接地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其表达式为：m/p=l(y，r)。
尽管货币政策有这一功效，但其在凯恩斯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很小的，由于增加的货币很可能被同时增大的流动偏好所吸收，从而对利率的影响无效，对投资不起作用。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才是控制国民收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以此为基石，凯恩斯主义认为，由利率变化导致的货币需求的不稳定使得货币供给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影响到产出，即货币非中性。这种反二分法与动态分析的方法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和静态及比较静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古典主义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变化，比如实际的冲击——技术、新产品开发、气候变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等，因此其强调二分法，即货币中性。也就是，货币数量变动的后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国民收入的变动。其著名的表达为古典货币数量论：mv=py，及费雪方程式：m/p=ky。
针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支持货币政策的效果。这也沿用到新古典经济学中。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完全排除货币数量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虽然在长期中与古典经济学观点一致，但在短期中，它承认货币的数量变动会对国民收入造成影响，此时弗里德曼引入其新货币数量论的表达式：m=f（p，rb，re，1/p?dp/dt，w，y，u），即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总财富、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率、各种非人力财富的预期收益率、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多目标分析法，其使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基本假定
与凯恩斯用财政政策控制国民收入不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该用货币政策稳定国民收入。二者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基本假定条件的不同。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以及交错工资论产生了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且在工资和价格相对缓慢的调整过程中，使经济回到实际产量等于正常产量的状态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而市场出现非均衡。
反映在is-lm模型中就是，由一个相对陡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平坦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见图1、图2）。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货币中性。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分为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货币经济周期学派中，由于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变化的混淆，即市场分割带来的货币传导机制的信息障碍，使得人们的预期与货币当局的执行政策不同，造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在理性预期下人们的信息完全，即人们与货币当局拥有相同信息，那么货币当局制定的任何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即随机货币中性定理。
当理性预期中的信息障碍——这与古典主义的传导机制畅通无阻不同——发生时，产出和就业就要进行暂时调整，也就是短期的不均衡。但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由市场是出清的。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的另一个原因即是自然率，他们更相信市场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因为政府干预有滞后性，且面对通货膨胀还会产生牺牲率，这都是不良后果。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反映在is-lm模型上，即由一个相对平坦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陡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无效性（见图3、图4）。
三、政策含义和评析
（一）凯恩斯
根据上述的凯恩斯的观点和假设，为达成目标，在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下，必然行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正反映出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的观点——尽管他是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涵盖。
由利率降低而扩张的信贷，加上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带来的人为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得人们放弃储蓄而选择投资和当期购买，最终达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凯恩斯认为，此时由于小于充分就业，如此的措施能够增加产出和收入，促进就业，从而抵消部分的通货膨胀的恶果，达到半通货膨胀的积极状态。
尽管凯恩斯的增加有效需求的措施在短期内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但这种以增加投资来获取今天的均衡，却增加明天应得的均衡的做法，在长期内必然因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恶果，即使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避重就轻，也无法避免未来的滞涨，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批判其“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外，在过分降低利率的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性偏好陷阱，也不断削弱凯恩斯政策的效果。同时，在存量与流量的相适应的关系中，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资本主义中是无法存在充分就业的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稳定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是不成立的，存量与流量即发生矛盾。
转贴于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在上述基本假设阐述中，货币经济周期学派运用理性预期解释了货币中性，这主要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运用博弈论来解释货币中性，主要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即在有限回合会产生政府违规的可能，而无限回合则可以进行系统性的合理预期。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理性预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也正是因为人们可以进行理性预期，使得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难以界定，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认为自由市场能很好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支持单一货币政策。
因为货币中性的观点，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更关注与实际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而非货币，根据他们的研究，是产出的运动带来了存款——内生货币——的运动。这与货币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对产出造成影响的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总结
综上所述，货币中性与货币政策的效力是凯恩斯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的主要不同之处。
在对长期和短期的货币数量与产出关于的动态分析中，凯恩斯认为货币非中性，并指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宏观调控；金融体系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的破坏迟迟没有终止。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常规经济政策手段在危机期间严重失效。本文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金融危机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宏观经济政策能否系统影响产出、就业等经济变量，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周英章和蒋振声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如果货币政策变量与产出协整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则认为该政策变量有效。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中性”非常相似，刘斌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对实体经济有影响，长期无影响，该结论与主流文献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的判断一致。杜亮总结了检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方法，包括格兰杰因果检验，VaR、SVaR、VeCm，货币政策规则，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等。
本文的思路与闫力、刘克宫、张次兰相似，构建包含货币变量和产出、价格的VaR模型。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没有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原因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变化，深层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缓慢，金融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依然有效。
二、经验证据
本部分采用VaR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分别估计全样本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VaR模型，评价是否金融危机改变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讨论提供现实依据。
1.数据选取与来源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经济分析实务中被广泛采用，其频度高、数据早，有一定先行性，是业界非常重视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较少。作为产出的变量，pmi用来分析货币政策可以反映出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现代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预期管理是央行必须考虑的问题。市场预期对政策的响应是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的重要方面。pmi非常灵敏地反映了经济当前状况，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景气程度的评价指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区间为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
货币政策变量选取了货币供应量，具体为m2月末数同比增长率。大量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实证结果
估计包含pmi、Cpi、m2的VaR模型，利用其脉冲响应评估产出与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货币的响应，如果产出与价格的脉冲响应较大，则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强，反之则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弱。在研究过程中，先进行全样本（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full”）估计，然后分别估计危机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图中标记为“before”）与危机后（2008年9月至2013年6月，图中标记为“after”）两个子样本，进而评价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变化。
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变量均平稳。根据Schwarz准则，选择VaR的滞后阶数为2。
图1和图2描述了包含pmi、Cpi和m2的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产出对1单位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不为0，长期恢复到0附近，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对实际变量的影响能力，短期非中性，长期呈中性。各样本脉冲响应基本都在第3期达到最大，体现出货币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在第10期转为负值，可能由于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发生转向，或者产出步入经济周期的下一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后的产出响应增强，说明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有效性没有下降。
图2描述了价格对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危机之前的价格响应在第8期达到最大，危机后的价格响应在10期达到最大，但峰值小于危机前，货币供应量对价格的影响具有一定持续性。积极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但是产出在中长期表现出中性反应，而价格滞后于产出响应，因而容易出现通胀风险。比对危机前后样本，危机之后的价格响应幅度降低，滞后性增强，这说明危机后的货币供应量对价格影响更弱，政策实施的通胀成本有所下降。
价格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滞后要强于产出滞后，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此方面因素，避免由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
三、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危机免疫力的原因
以上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没有下降。货币供应量有所增强，对价格的影响有所减弱。危机前后政策有效性的变化为未来政策调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本部分将讨论为何金融危机没有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反而呈现出有效性上升的现象。
1.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力度有紧密联系
本文选取了2005年1月至2008年9月的数据，这期间我国的经济稳步上升，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稳健，尤其是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央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平稳下降。在危机前子样本的VaR模型中，作为政策目标的产出和作为政策工具的货币供应量都没有大幅变动；危机后产出受到重创，货币供应量调整力度增强，因此图1中的脉冲响应表现为危机后强于危机前。在经济形势较平稳的阶段，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对产出的关注不多，货币政策刺激产出的有效性表现较差；在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阶段，决策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更看重“保增长”目标，货币政策频繁操作，政策有效性也随之增强。
由于危机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货币供应量增速在危机来临之前一直处于缓慢下行的区间，通胀治理成果显著，因而价格响应在危机前的样本中较强。危机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通胀转变为“保增长”，价格调控居于次要位置。2008年9月以后，央行执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与此同时，价格下降较为明显，控制通胀不再是首要任务。这就解释了为何图2中危机后比危机前价格响应减弱。
2.中国金融业发展缓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危机中没有遭到破坏
黄志刚等将货币政策效应作为经济危机的判决依据，研究表明，危机前兆期（2004年至2007年）美国的货币政策效应严重衰减，危机期间甚至失效。中国在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货币政策效应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增加，说明该判断对中国不适用。这种巨大差别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的深层差异。与货币政策效应最为紧密的经济因素是金融市场。
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次贷危机，最先爆发在金融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和衍生品复杂度的增加，房价泡沫破灭，金融系统风险失控。风险随着金融系统传递，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经济体流动性不足。我国受危机影响源于出口部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不足，大量出口企业难以维系。我国实体经济而非金融部门受到冲击，消费与投资下滑导致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体内流动性充裕。我国的金融部门始终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得益于金融体系发展缓慢。依赖于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未受到影响，使得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复苏。
四、结论
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的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反而增强了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力度关系紧密。不同经济周期区间有不同的宏观调控方针，货币政策对产出和价格的作用也会有很大差异。一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目标和力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表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应当尝试分离宏观调控因素，考察经济体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情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宏观调控逐渐弱化，市场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才是未来政策制定关注的重点。
虽然得益于金融体系落后，货币政策有效性对金融危机有较好的免疫能力，但是金融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改善金融调控、完善组织体系、建设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等，是“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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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主观预期；价格粘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76―07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事实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Friedman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中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
认识到货币政策可能存在着非对称性效应之后，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大量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货币总量对产出的不同影响上。Cover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Cover用m1来代替货币供应量，使用两步oLS法，考察了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出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结果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大。众多学者为Cover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撑。许多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的非对称性影响，同样证实了Cover的研究发现。
实证研究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存在性提供了数据支撑，那么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产生的原因与机理是什么?引起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此给出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近期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文献进行梳理，从三个层次归纳和综述了主要文献。第一个层面是心理层面，主观预期的变化是非对称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层面是传导机制层面，价格粘性是导致非对称性产生的关键因素；第三个层面是市场环境层面，传导渠道和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根源。
一、主观预期的非对称调整
经济人是一个含义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差异。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因而预期是理性且相同的，货币政策效应因而呈现出完美对称的特征。但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自利性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事实上，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每个经济人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从而经济人很难完全理性地按照最大化原则来进行预期决策。因而，有限理性的假设构成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假设前提。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
第一种对货币政策非对称的解释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主体的信心会发生改变。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思想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这就是大萧条期间和日本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对称性是指，相对于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指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发挥效应的。
第二种解释是正向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理性经济人做出不对称调整的根源。经济环境是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气氛中，由于“随大流”的经济人心理规律的存在，经济人行为具有趋同的趋势。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加强，而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而正向冲击受到削弱。因此，由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价格和产量调整的不对称就自然出现了。
二、价格调整的非对称性
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微观解释。凯恩斯主义假设，工资和价格向下调整刚性和向上灵活调整，以及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总供给曲线为凸。在存在凸的总供给曲线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推导出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相同强度但方向相反的货币冲击就会对价格和产出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负向的货币冲击，正向的货币冲击对价格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产出只产生较小的影响。
mankiwandRomer为“粘性”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在经济紧缩阶段，价格和工资粘性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失效，货币政策效应出现了非对称。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减少作用大于对产出的增加作用，其理论依据之一是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因此总需求减少往往大于总需求增加的效应。abelandeberly指出，非对称的真实刚性(例如投资的不可逆性)可能是造成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之一。Kandil也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提供了类似的理论解释。Senda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归结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然而，RheeandRich用韩国的数据说明价格和工资粘性不能有效地说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结论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这个结论事实上表明非对称效应在长期内表现为动态不一致性。
如果存在菜单成本，价格向下调整缺乏灵活性或者价格向上灵活调整，那么货币政策就可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Ballandmankiw的菜单成本理论为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也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提供了一种解释。货币政策冲击非对称效应取决于趋势通货膨胀和菜单成本的大小。在菜单成本模型中(垄断竞争)，企业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无成本地设置价格，但是如果它们改变该区间的价格，他们将会承担菜单成本。如果企业在改变价格时面临着菜单成本，真实价格稍微偏离预期的价格水平将不会导致价格调整，但是如果价格偏离过多(超过了范围线)，那么企业将
会调整价格。即在静态分析中，标准菜单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货币冲击具有“中性”，而小的货币冲击才具有真实效应。这是因为，厂商发现，当“大”的货币冲击导致不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大于价格调整成本(即菜单成本)时，那么调整产品价格的策略则为占优策略，于是厂商便调整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大”的货币冲击将导致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产出基本保持不变――激进的货币政策不具有真实产出效应；而“小”的货币冲击如果不能被经济人观察到(即使被经济人观察到，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将会导致产量水平的变化，而价格水平仅仅做较小的调整或不调整――即温和的货币政策具有真实产出效应。所以，波动性较大的货币政策与微调性质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非对称性。
基于菜单成本理论，Garibaldi认为货币政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公司面临市场经济所特有的非确定性时，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外生地提高利率，所以能够立即传导到经济层面并使工作岗位“跳跃”减少；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创造工作岗位起效较慢，特别是不能在某一个时期使工作岗位的增加产生一个“跳跃”。因此，净就业率的变化对利率提高的反应强于对降低利率的反应，利率变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在改变就业率上非常明显。
三、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传导渠道的非对称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两类传导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银行信贷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但两种传导渠道都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全，使得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加昂贵，反映在外部融资贴水上，最终反过来会导致借款人净资产的变化。货币供给的减少会使银行系统产生逆向选择，继而影响经济活动，但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没有类似的效果，货币政策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
Lamont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潜在原因归结为“债务积压”(Debtoverhang)。即新项目的投资收益都流向了债权人，使新项目流动性支持不足，因而当前债务形成了新投资的障碍。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因为投资收益高，厂商净现金流充沛，净现值也相应增加，可以直接通过内源资金或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而不必求助于银行贷款，所以债务积压不会对厂商形成硬约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几乎无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当经济周期处于萧条阶段时，厂商投资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净现值和净现金流萎缩，以至于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积压问题突出，所以利用内源资金或证券市场进行项目融资难度较大，新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此阶段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的效果明显。债务积压生动形象地比喻出不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厂商投资的障碍，正是这种债务障碍的存在隔断了厂商连续投资的行为。由于厂商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而厂商的净资产和抵押资产缩水，银行预期信贷风险增加，其信贷配给则会形成对厂商的硬约束，此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产生的效果最为显著，从而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双重约束”也能解释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信贷渠道。BlissandKaufman在银行亲周期效应、信贷危机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准备金约束和资本金约束都会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首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扩张期，资本金将对银行构成约束，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银行资本金的实际水平很可能随着贷款违约、呆帐核销和呆帐损失准备提取而减少，这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除非银行能够从外部融入资本金。在此期间，虽然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但资本金约束使银行无法将超额准备金转换为贷款。所以，在准备金约束放松、资本金约束强化的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加信贷总量、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经济扩张和货币紧缩期，准备金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非常有效。在此期间，虽然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但其信贷扩张的能力受到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约束。所以，两个阶段比较而言，中央银行约束经济扩张比刺激经济更加有效。由此可见，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
2．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导致厂商的投融资行为受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约束。融资约束是指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受限；成本约束是指企业外部融资升水受到净资产的限制。当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时，借贷双方人问题导致的金融摩擦使得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可替代性大打折扣。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厂商净资产的现值降低、抵押资产缩水，银行将向企业索取更高的风险升水和贷款留存。企业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净资产价值下降、财务杠杆提高，从而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融资条件，导致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降低。尽管中央银行为拉动经济复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由于企业净资产和贷款抵押资产价值下降，还款保障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银行不会贸然贷款，从而会产生政策时滞。其次，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消极冲击比积极冲击具有更强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当于消极冲击，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够将之加速和放大，从而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与企业投资支出的相关度在经济低迷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高；对大企业与对小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GertlerandGilchrist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期与经济下降期不对称，对小企业的作用甚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对存货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是不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高，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低。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后，小企业的现金流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度比大企业的要高。Guarigliaandmateut发现英国在通货紧缩期，小企业的存货和投资对利息保障倍数更敏感。mojon等人考察了1983-1997年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情况，实证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资产负债表对企业投资影响显著，资产负债表恶化能放大货币政策的冲击，并对公司投资支出有负面效应。不同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存在差异，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金融加速器效应亦不同。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小企业投资受影响最大，对中等规模的企业和大集团公司，在非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不明显；在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对大集团公司效应仍然较小。吴建环等人将金融加速器机制归纳为双重不对称特点：资产负债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在经济下
降时期比繁荣时期大，对小公司的作用比对大公司的作用大。
上述模型都将银行置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心，通过分析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资金成本，来解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产出对货币冲击的非对称反应，最终还是应该归结于投资。Karras研究了货币供给冲击与利率冲击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是引起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根源，而且外部融资渠道和存货的变动又是影响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mortensenandpissaride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Karras的结论，使用匹配模型，他们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促使银行快速地收回贷款，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却不能推动银行快速地扩张信用，这是由于银行难以发现好的投资机会且存在时滞，因此，银行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对称的。他们对墨西哥和美国的实证研究支持了Dell’aricciaandGaribaldi所建立的匹配模型，即银行借贷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和下降的反应存在着非对称。
四、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
由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宏观经济会产生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于emU货币政策执行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间有差别、不对称的冲击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出现问题，目前这类冲击使各成员国失业率上升到无法控制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面临严峻挑战。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9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危机管理；货币政策操作；国际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1.59；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15-06
内生于金融体系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性，即其根源是源于危机前的经济金融状况良好时的过度信贷扩张和风险承担，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一萧条周期”。在经济景气时段，这种过度状况往往被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所掩饰。当经济运行到难以承受这种过度时，其对金融、对经济的巨大杀伤力就充分呈现出来，始则导致显著地偏离长期均衡的金融失衡和经济恶化、衰退，随后以金融动荡、灾难的方式释放金融失衡，表现为金融的过度繁荣与过度萧条的交替。策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有其内生的信贷繁荣――萧条周期性的一面，这种信贷繁荣――萧条周期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周期非对称性效应是有密切关联性的。风险积累过度因为信贷扩张、资产价格膨胀呈现出金融失衡。实际上，这种失衡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种非均衡和经济失衡，其根源都是与不当的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即与在对待资产价格泡沫的不当的货币政策操作有紧密关系。与传统的信贷繁荣――萧条周期极为相似，美国次贷市场的爆炸性的、不可持续的增长导致了其自身的崩溃，即次贷危机。
本文首先通过对美国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操作措施与特征的分析，总结危机中货币政策操作存在的风险以及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不足，然后从改进货币政策操作和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力度两个方面提出提高货币政策危机管理效率的建议。
一、美国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
操作的措施与特征
(一)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操作措施
1.危机初期的货币政策操作措施
自2006年8月美联储停止加息以来，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处于真空时期。美联储在观察经济时局的变化，他们并不明确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在这期间，美国经济增长形势乐观，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越来越严重，美联储举棋不定，并没有实施反危机的货币政策。据估算，假如美国政府在2007年中期前后采取强力救市措施，不仅不会形成恐慌性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政府支付的净成本也可降至略高于后来美国拯救房市的直接成本，同时可能因此减少恐慌导致的数万亿美元社会成本。总体看，危机初现阶段美国货币政策是“不作为”的，其丧失了有效化解重大危机的历史机遇。
2.危机爆发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措施
危机爆发后不到10天，美联储首先将贴现利率降低50个基点。在随后15个月内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直至将利息降至很低接近于零的水平。美联储在2007年《公开市场操作声明》中误判了时局，将通货膨胀依然作为当前的主要问题。随着息差的急剧升高，美联储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即着手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布什政府时期，各种融资工具向金融体系中总计注入超过2.7万亿美元流动资金。taRp一开始就成为真正的焦点，经过立法否决、资金投向修订，它已经从最初的“不良资产购置”计划，转变为直接向困难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进行股本注资的计划。截至2009年7月22日，通过购买银行、保险、汽车类企业的优先股等taRp实际执行了363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时期，美联储2009年1月14日-2010年3月10日期间持续购买了1.02万亿的mBs，同时计划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到2009年底，美联储购买“定期资产支持债券融资工具”最多持有量为470亿美元。在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使用许多创新性金融手段，实行大胆与激进的货币政策，基本完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拯救工作，致使本轮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衰退”并未演化为经济“大萧条”。
3.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是致力于提供美元的流动性和一致性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措施之一是通过货币互换安排提供美元的流动性。2007年12月开始，G10的中央银行就开始货币互换行动。货币互换行动中，美联储行使对全球短期美元资金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职能。首先，参与货币互换的其他国家(地区)中央银行从美联储借入美元资金。接着，借入美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按事先确定的固定利率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招标提供7天、28天或者84天等不等的美元资金。然后，提供相应担保品的交易对手各自中央银行借入相应的美元资金。欧洲央行和瑞士国民银行是最初参加与美联储货币互换的中央银行。伴随危机的加深和向世界各国蔓延，越来越多的各国中央银行参与货币互换。到2008年底，先后有十四个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参与了货币互换。其措施之二是主要国家(地区)中央银行一致性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大幅降低利率。各国央行在2008年9月之前并没有积极采取利率政策方面的协调。迫于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一些尚未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高利率和稳定物价的政策，而美联储在过去的一年里频频采取降息举措。直到2008年10月初，全球主要央行才开始了一致降息的货币政策行动。10月8日，美联储、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民银行“联合”发表降息声明。之后，利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危机管理和防止经济衰退也成为各国利率政策的重点。
(二)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操作特征
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联储不仅没有增加货币供应，还紧缩了货币不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不断创设货币政策工具，扩展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货币政策操作表现出如下明显特征。
1.向金融机构多方式融资
在2007年底以前，再贴现是商业银行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实际上，贴现窗口这种手段很少被商业银行使用。由于很多商业银行对贴现窗口有所顾虑，美联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大银行进行贴现窗口融资。紧接着，美联储又创设了很多新的融资方式帮助商业银行获得资金，使商业银行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得到极大地解决。
2.提供国债工具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来提供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还提供国债工具，尤其是向信誉较高、流动性较强金融机构提供国债。在美国市场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的时期，美国金融机构将国债作为除现金以外保持流动性的最主要手
段。美联储向金融机构提供国债，一方面增加市场交易需要的更多安全抵押物和市场上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数量，同时也能促进正常金融交易，使市场信心得以恢复。
3.增加市场流动性
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次贷危机爆发后，发售和持有抵押债券的机构由于抵押的债券价格急剧下跌损失惨重。市场信用风险的急剧上升，破坏了金融机构间的信用关系，导致市场正常的融资无法顺利进行。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通过有价证券置换、向货币市场投资者提供融资等方式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大大减轻了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压力。
4.防止大量金融机构倒闭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金融机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投资发生了严重亏损，因业绩下滑金融机构未分配利润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也被削弱了。美国大量金融机构的资本被消耗，面临资本不能冲抵亏损、极有可能破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通过各种注资方式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尤其是对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
总体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操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货币政策利率工具操作具有趋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全球金融市场不振局面，美联储等全球主要央行进行了大规模降息，并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另一方面，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的实施独具创造性。在市场利率水平很低接近于零时，中央银行只好以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刺激经济复苏，即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结构和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危机期间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包括创造性地使用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非常规救助工具以及主要中银行参与政府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方案等。
二、美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风险与
国际协调中存在的不足
(一)危机中货币政策操作的风险
在金融系统内和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高度的非线性关系，这使得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出现“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也就是说一系列即时的货币政策反应在当时是最优的，一旦串联起来作为整体时可能就不是最优的，存在“合成谬误”。在危机中，一系列货币政策的操作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并带来一些风险。
1.政策反应风险
政策反应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反应太小且太迟的风险。在危机时期，金融系统内和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非线性的自增强机制。在危机中，一旦货币当局在自增强过程中获得足够能量之后才进行调控，在减缓经济滑坡和金融紧缩方面货币政策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政策反应过度、过快，持续时间过长的风险。在短期内可能较为有效的政策反应发挥作用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金融风险，这种更大的金融风险将导致更大的成本。从政策实践来看，困难主要在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幅降低的利率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回复到长期均衡的水平。危机中，低通胀反而成为障碍，它降低了利率回归“正常化”的必要性，央行在作出政策利率正常化的决策时难度也会加大。
2.市场风险
这里的市场风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增大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危机中，美国等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使国际市场流动性充盈，另一方面却使得大规模国际资本从低利率的发达国家流入新兴经济体等利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推高了新兴经济体国内资产的价格；二是增强通货膨胀预期的风险。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基础货币迅速扩大，资金流通速度回升，最终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大，这会诱发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一旦中央银行不能保持通货膨胀处于低位水平，或者公众对中央银行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及时性和可信性产生质疑，中央银行将很可能会丧失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控制机会，从而加大现实中的通货膨胀风险。
3.负面效应
从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为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一般实施积极的非对称货币政策。但是，这种非对称货币政策会带来副作用：一是货币政策的扩张意味着当时的金融失衡在本应进一步约束的过程中未被解决，而新的扩张阶段会加大这种失衡；二是一旦在经济下滑时政策利率下调幅度大于经济好转时期的上升幅度，货币政策很可能由于政策利率被推向零名义利率限制的极限而无效，进一步会导致经济走向衰落。另外，鉴于中央银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微观经济主体可能更增强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信条，诱发倒逼机制，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不利于长期经济效率的增长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国际协调的不足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国际协调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危机爆发后对遏制危机的蔓延和进一步恶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协调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不足。
1.效率不高
参与协调各国的经济实力是不对称的，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同使得协调中各国的地位并不一致，这会导致危机中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效率不高。通常情况下，小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比大国高，其对外依存度比大国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小国受大国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更强，但小国是不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的。在危机管理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中，小国往往处于货币政策协调谈判的较弱势地位，大国则处于较强势地位。在地位不对等的货币政策协调谈判中，大国往往考虑自身的利益更多，违背小国的意愿要求经济实力较弱的小国按照大国政策意图进行货币政策协调，这种协调的效果当然就不好。
2.稳定性不足
在危机中，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存在可信度问题，这使得货币政策协调的稳定性不足。在协调中，通常的做法是制定某种惩罚性机制对协调各方违反其承诺的行为进行惩罚。事实上，这种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是无法建立的，参与协调的各方不能也不愿意实行这种惩罚性措施，最终对那些不履行协调承诺的各方也不产生约束作用。长此下去，在协调组织内部，协调各方组织纪律涣散，预期的协调目标往往不能实现。尤其是在货币政策采取随机协调方式的状况下，协调各方通过协商决定货币政策协调的措施，很难建立一个明晰的协调规则。在货币政策协调规则和政策可信度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影响公众心理预期发挥货币政策效力将变得难上加难。
3.可持续性不强
一方面，由于调控机制的差异，各国政府在进行协调时，往往认为本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总希望通过调整对方的国内货币政策来达到一致的目标。同时，对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成本和收益的估计各国也是存在分歧的，通常的情况是各国高估货币政策协调的成本而低估其可能带来的收益。这种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协调困难很大，由于协调各方评价标准的不一致往往会使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调方案很难真正去执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中存在“搭便车”的情况。在货币政策协调带来类似公共物品的经济福利改善时，“搭便车”的动机就会在一些国家产生。当这种货币政策协调在很多国家展开时，“搭便车”动机
会更强。虽然在货币政策协调中有一方违约其他方也不一定会不执行已经协调一致的政策，但一旦参与协调的各方都产生“搭便车”的动机，这种货币政策的多方协调就很可能缺乏可持续性。
三、提高危机管理中货币
政策操作效率的思考
拖尾风险的积累产生稳定的假象，金融体系似乎越来越强健，表现为能支持较高的资产价格和较低的风险溢价。真实情况是，资产价格的飙升提高了随后反转的可能性，金融系统的高财务杠杆增加了这种反转的损失程度。作为能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也应该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货币政策，其操作应该更加有效率。为提高货币政策危机管理效率，一方面要改进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要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力度。
(一)改进货币政策操作
1.推行贷款准备金政策
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一国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管理中的作用被削弱。建立货币区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区不可避免会陷入“三元悖论”困境。贷款准备金政策框架模型能够解决货币区在保证其内在要求的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基本前提下区内各个成员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问题。由于银行贷款亲周期效应的存在，银行贷款在经济扩张时投放较多而经济衰退时投放较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监管资本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亲周期性和经济的波动性，会降低政策当局反周期政策的有效性。而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信贷扩张时，征缴增量贷款准备金会多于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信贷紧缩时，贷款准备金政策的这种逆周期性调节可以熨平信贷和经济的周期波动。在贷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操作上，可以比照现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来实施。在过渡阶段，一种贷款增量准备金政策操作。具有现实意义。一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不进行大规模信贷扩张，央行所规划的总体信贷规模目标能很容易地实现。一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发放的贷款分别适用不同的贷款准备金率，这种情况下信贷分配得到调控，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得以调整，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2，加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灵活应对
资产泡沫的累积是一个过程，其许多迹象是可以在累积过程中发现的，如何对待是关键。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被很多人认为是美国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格林斯潘不仅非常关注资产价格，而且对于资产泡沫也是有着清楚认识的，之所以采取不干预态度，最根本原因还是更加看重任期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他认为，只要泡沫在短期内不破灭，则泡沫的膨胀可能通过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等带动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繁荣，而经济发展则还有可能消化这些泡沫。实际上，资产价格上升通过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刺激总需求，资产价格下降则压缩总需求。当没有脱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变动导致信贷的大幅度扩张和总需求增长，进而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时，货币政策不能因资产价格的变化而调整。当脱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变动出现并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时，货币政策就应该积极进行应对，在通货膨胀压力形成的初期予以抵消。换句话说，当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不但不反应，还强化这种压力时，货币政策调控对经济的持续破坏作用就会产生。因此，要加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灵活应对，一是要应对由资产价格变化所带来的总需求的变化，一是要应对与资产价格变化、总需求和物价水平变动相关的信贷增长的变化。
3.以货币稳定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增强其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货币不稳定时，债务合约呈现短期化，一旦利率提高，现金流或流动性问题往往会导致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增加。通货膨胀时期，债务实际价值降低，融资需求增长。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下，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和债务担保效应会推动总需求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物价总水平也上涨更快。通货紧缩时期，债务实际价值增加，融资需求减少。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下，总需求下降，物价低迷，出现“债务一通货紧缩”的循环。因此，在通胀目标制下，货币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在具体实施中，一定要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实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胀水平越稳定，微观主体预期就越稳定，名义变量粘性对金融加速器的推动力就越小，通胀目标制就可以有效控制通胀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金融加速器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影响，通过判断和预测信贷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反应来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调节规模和时机。另外，货币当局还要关注资本充足监管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实现价格稳定的调控目标。
(二)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力度
对于各国来讲，加大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力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建立规则性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
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设计，可在适当程度上解决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中的逆效合作问题，提高货币政策协调的效率。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中规则协调的最大优势就是达成的合作协议对于协调各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与强制性，能保证合作的连续性，使各国政策的运用符合议定的规则和制度安排。这主要有两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在协调国际货币事务中的职能和作用，以帮助和支持成员各国解决经济失衡及由此引发的货币、债务危机问题。一方面，制定明确的规则、协定和条款，指导各国进行良好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一方面，致力于建立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让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更多地得到体现。第二，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样的区域性货币联盟，加强各国经济货币政策的统一与合作。通过在地域上相近、经济结构上类似的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货币联盟，消除区域内各国间的汇率风险，减少区域内各国受到的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外部冲击。
2.提升中央银行危机联合管理能力，进行部分货币政策协调
多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相关国家救助迟缓，危机得以蔓延，次贷危机中美国监管当局迟迟不作为使得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向全球传导，并最终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国际金融组织和相关国家的联合救助与干预能力应该更强。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应进行共同的政策调整以加强危机管理。通过采取临时性的协调方法，防止危机的加重和蔓延，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各国可以进行部分领域货币政策协调。全面的货币政策协调对各国来讲并不容易，各国可以采取部分协调的方式。各国可以就国内经济的一部分目标或政策工具在特定领域内进行协调与合作，并建立部分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 黄飞鸣，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兼论货币区的“三元悖论”之解[J]金融评论，2009(1)：73.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篇10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9101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