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1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Bovenberg)和茂壹(Rund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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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2
【关键词】碳税；博弈；可行性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采取相关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环境与资源的约束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在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研究制定相应的减排措施非常必要，开征碳税作为一种减排途径倍受青睐，下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开征碳税的可行性。
一、可行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
1.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与庇古税
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外部性，外部性使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补贴的办法使得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按照碳排放量或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征收的碳税就是一种庇古税。合理的碳税设计是将温室气体排放外部费用内部化的有效手段。
2.污染者付费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则”是指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使其污染行为造成的外部费用内部化。碳税就可通过价格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3.双重红利
用环境税来替代现行的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超额税负、增加就业等非环境目标的双重功效，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4.收入中性理论
要开征一种新税就要保持税收收入的中性。例如：基于双重红利理论，政府在增加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同时，同比例降低从工资所得、财产或者利润等方面的税收收入。因此开征碳税应注重多个税种和税制结构的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开征碳税在理论上是可行性。
（二）政策支持
2006年3月，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2007年6月，国家制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2007年6月政府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200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污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技术产业化示范。
2008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和示范工程建设。
开征碳税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实现节能减排，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为其运行提供支持。
（三）技术保证
碳税以碳的排放量作为税基，直接按照各种能源的含碳量确定，计量比较简单，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碳税实践的丰富经验。
总之征收碳税在理论、政策、技术上都有其可行性，征收碳税可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二、碳税的相关博弈模型
（一）企业进入博弈
1.相关分析
与其他减排方式相比征收碳税主要有以下优点：
其一，征收碳税有利于企业间公平竟争。一些企业向外界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相对于无排放或者低排放的企业不公平。通过征收碳税可以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达到企业间公平竞争的目标。
其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生产效率。征收碳税，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得排污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将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污染的治理能力。
其三，碳税的行政成本低于管制和许可，相对于制定标准、实施罚则来比成本较低。
2.模型构建
笔者假设企业是否进入高碳税的行业与政府是否征收碳税密切相关。设两个局中人为政府G和企业e，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企业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全都是完全的理性人。下面构建一个企业是否进入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是企业选择是否进入，其次是政府对于进入的企业选择是否征税，如图1，如果局中人企业e选择不进入那么博弈结束，它可以投资其他行业并得益g3；如果企业e选择进入高碳税的行业，政府G选择不征收碳税则双方得益为（g2，0），选择征收碳税则双方得益为（g1，t）。利用逆推法，对于政府G选择征税则得益t，不征税则得益为0，因此政府G选择征税。企业e进入得益g1，不进入得益g3，因此当g1大于g3时企业选择进入，反之选择不进入。
可以看到，存在一个均衡使得政府征收碳税的同时，企业也进入了高碳行业，双方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开征碳税达到了外部成本内部化，在企业进入的博弈中是可行的。
开征碳税将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并促使部分产生Co2多的企业失去行业竞争力，最终退出该行业。未退出的企业将引进先进技术，降低Co2的排放，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更多地使用非化石燃料，如氢能和电能，也会利用更清洁的能源，如水电、核电和风电。这就促使企业不断地探索与利用非化石燃料和清洁能源，研究和使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改善产业的不良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与此同时，在降低能源消耗和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还能催生一批专门致力于减排的新企业，促进新行业的发展。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生产效率，加强了污染的防治。
例如，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等组成的“中国开征碳税：障碍及对策措施研究”课题组提出碳税实施初期根据国家的经济政策等实际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需要实施优惠的行业可以适度的减免税，对积极实施Co2减排并取得成效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
国外一些国家已经征收了碳税，表1是1999年丹麦对不同企业征收碳税的政策情况，对于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最终实现节能减排，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产业的优化升级。
（二）政府税率与企业产量的博弈
1.相关分析
碳税税率的设定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下面将分析是否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企业获得利润最大化。
2.模型构建
下面是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模型假定税率完全由政府决定，碳税在生产环节缴纳，企业（这里的企业主要指化石能源的生产、精炼、加工企业）根据产量缴纳碳税，并依据政府的税率要求决定产量。政府不仅追求较高的税率，还希望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政府效用应该是税率和产量两者的函数，即u=u（t，Q），其中t，Q分别表示税率和企业的产量。同时假设企业只关心利润最大化目标，这里假设收益是产量的函数R（Q），且企业的成本有税负成本，等于产量乘以税率再乘上一定的换算比率a，即t·Q·a；企业的其他成本假设为C且是固定的。企业的利润函数?仔=?仔（t，Q）=R（Q）-t·Q·a-C。
假设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由政府来决定碳税税率，然后企业根据碳税税率决定生产产量。为了简便，假设生产产量和碳税税率都是连续且可分的，因此政府和企业都有无限种选择。这是一个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用逆推归纳法来分析这个博弈。
第一步：先求出第二阶段企业对碳税的反应函数Q（t）。企业选择产量最大化的利润函数即：
实现最大利润需要满足条件?仔对Q的导数。?仔'（t，Q）=R'（Q）-t·a=0。R'（Q）-t·a=0的经济意义是生产最后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税率t），在收益函数R（Q）的图形上反应出来就是使企业取得最大利润的产量，Q*（t）对应的总收益线R（Q）上的点处的切线斜率一定等于碳税税率，如图2所示。如果做出成本线t·Q·a-C与上述切线平行，这就意味着在切点处R（Q）与t·Q·a-C之间的距离就是企业的利润达到的最大值。
第二步：回到第一步政府的选择，由于政府了解企业的决策方案，因此他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每种税率，企业的产量是由上述的Q*（t）决定的，因而政府需解决的决策问题是t*使其达到最大值。最大值函数为：
根据政府的效用函数u=u（t，Q）做出Q和t之间的无差异曲线，如图3所示，位置越高的无差异曲线代表政府的效用越高，将企业的反应函数Q*（t）画上去，那么企业的反应函数相切的无差异曲线就是政府能实现的最大效用。切点的纵坐标t*是政府要实现最大效用所必须选择的碳税税率，横坐标是企业对政府的t*的最佳反应Q*（t*）。博弈的均衡解就是[t*，Q*（t*）]。
从这个博弈过程可以看出，政府通过与企业的博弈可以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税率，既避免因税率过低而造成的碳排放量过大引起环境污染，又可避免因税率过高而抑制社会生产。政府在征收碳税后，含碳量高且产量大的企业所缴纳的碳税就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就会增加，利润就会降低。因此在利润的驱使下，征收碳税可促使企业选择最合适的产量。这样就可以达到Co2减排的目的。因此从博弈的视角出发，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税率等方式引导和激励纳税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例如，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苏明等组成的“中国开征碳税：障碍及对策措施研究”课题组提出我国可以实行定额税率，从量征收。在开始征收碳税时以低税率起步，可选择10元/吨。Co2碳税税率换算关系为：1元/吨Co2=3.03元/吨原油=1.94元/吨煤炭=2.2元/千立方米天然气=3.13元/吨柴油=2.95元/吨汽油。
表2是国外其他国家征收碳税的税率，仅以煤炭和焦炭为例。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征收碳税较早，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税率，达到Co2减排并保护环境的目标。
当然，我国开征碳税还面临着具体税率的制定，开征时机的选择，税收优惠的制定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开征碳税也可能会带来收入低的居民难以承担，企业的竞争力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协调，因此开征碳税虽然可行，但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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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3
2008年4月28日，春末的北京，空中还有片片杨絮。在首都饭店召开的“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研讨会”上，来自商务部、外交部以及协会和企业的代表在一起共同商讨了中国要从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方面学习的经验以及做法，并对即将到来的wto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世贸司张向晨司长：提升企业应对审议能力
张向晨司长介绍了包括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在内的wto三大机制，并回顾了2006年wto对美国贸易政策审议的情况。他说：“中国第一次参与贸易政策审议的时候，很多成员都在注视着作为新成员的中国是如何进行贸易政策的答辩，美国提出了110多个问题，日本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整个审议过程后统计，收到了600多个书面问题。由此可见，wto各成员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了极大的关注。”贸易政策审议涉及各个方面。中国参加贸易政策审议的目的是释疑解惑，提供有益信息，帮助其他成员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wto贸易政策审议无论对审议成员还是被审议成员，都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因此，政府需要各企业和行业协会配合、支持。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下提问，要事先做出充分研究，这样提问才能具有针对性，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过去政府和企业之间因为沟通交流不够，影响了中国充分利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希望今后政府企业之间能够建立长效的交流机制，加强互动。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教授：美国贸易政策与其经济形势紧密相联
周琪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次债危机的情况，她说，次债危机的起因是房贷公司将风险转移给了商业银行或投资基金。贷款实际情况存在极大程度的不透明性，贷款债券化的资产良莠不齐。随着美国加息不断和住房市场不断降低，削减了一般次贷者出售房产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因此次贷危机的中心是房价暴跌。次债危机导致的流动性不足，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而美国目前采取了包括降息、减税退税、向信贷市场注资、减少房贷者负担等措施刺激经济。美方乐观预计，由于新经济体的良好表现，以及美元贬值可能促进美国出口，因此美国将会较快的摆脱次债危机影响，而全球性的经济复苏将可能于今年7月到来。
美国一直主张“推动多边、双边和地区贸易的自由化”，并认为需要鼓励发展中国家推进自由贸易。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贸易政策还存在一定的区别：目前，由于与工会关系紧密，受到工会压力，的贸易政策日趋保护主义。
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追求的目标是减少当前的巨额逆差。据估计，美国的贸易政策将于新政府上台后才有发生松动变化的可能。美国国会一直在努力加强宪法赋予的控制贸易的权力。如：国会通过法案，要求总统今后签署的任何自贸协定都必须遵守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5个原则，美国目前参与wto的谈判严重依赖国会的快轨授权等。因此，现在研究美国的贸易政策，要特别注意研究美国国会，而不单单是美国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存在将贸易政策政治化的倾向。美国国会将许多对双边有利的贸易政策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如果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产生分歧，则美国国会经常会把取消这些互惠政策作为报复手段（如针对巴西采取的措施）。
关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美国预计中国将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完善市场体制，并给予个人更多自由。
一直以来，贸易和投资是中美联系紧密的根源。但是，现在贸易投资正成为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美国指责中国并未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济的一系列“不平衡”，并希望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承担大国责任。
外交部美大司王洪波参赞：中美贸易对话机制对中美贸易具有影响
王洪波参赞主要介绍了中美之间双边磋商的各种机制。她说，中美最重要的双边机制是副总理级别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目前的联络人是副总理和保尔森财长。对话的主题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目前已进行3次，2008年将举行第4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通过这一机制，我们向美方表达了若干关注：中国关注美国宏观经济结构的问题，因为中美间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造成的。第4次SeD的主题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指出：美国纵容美元贬值，不仅损害中国利益，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利。在双边投资领域，中国对美投资屡屡受阻。而两国希望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议，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而其他的问题，例如市场准入、高科技贸易、放松出口关注、非市场经济地位等也是SeD的重要议题。
同时，中美商贸联委会也是SeD机制下的重要双边磋商机制。该联委会更集中地关注贸易领域，有30多个部门参与，有定期信息通报机制。在各领域项下，都有相应的磋商机制（下设工作组）。在联委会机制下，中美双方每年交换大量议题。中国政府广泛地向社会特别是企业征求它们关心的议题，并就这些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解决。同时，中美双方在金融、农业、工业、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签证等领域都设有工作组。
最后，关于中美磋商机制，王参赞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政府工作与企业密切相关，政府需要企业支持，企业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
二、企业按照商业原则运作，但是每个企业都摆脱不了背景，很难被当地人视为“本国企业”。因此，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和当地经商处室保持联系，不要事到临头再找人。
三、美国有良好机制：企业、协会、贸易代表办公室、政府的沟通是随时进行的。这值得我们借鉴。
企业代表：多增加对美国贸易政策了解有助于中美贸易顺利增长
作为企业代表，多家企业表达了各自的心声与期望。
天津国际联合轮胎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非公路用轮胎的。美国自去年开始，对这一领域实行了双反（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对于应对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企业有如下一些看法：企业应当在第一时间内积极应对，成立领导小组；企业要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求助。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4
一、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和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职能、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对所辖个乡镇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机构改革。个中心镇设置了个行政部门，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科教文卫计划生育办公室，其他个乡镇设置个行政部门。清退乡镇聘用人员，裁减超编人员，对现有干部实行民主推荐、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从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真正转变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服务上来。
二、广开分流渠道，妥善安置富余人员。对于分流人员的安置，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鼓励机关干部领办创办各类示范服务基地。二是鼓励机关干部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三是鼓励机关干部到村和企业任职。四是鼓励机关干部停薪留职，与机关脱钩，“下海”施展本领。
三、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农村教育改革。通过合班并校、合理定员、竞争上岗、择优选聘等措施，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优化教师队伍。按照危房改造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的思路，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从实际出发，本着“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共合并撤消了处中小学，使农村中小学由原来的处，减为现在的处。仅减员和学校合并两项，每年可节约财政开支万元。并计划通过三年努力，把农村中小学压缩到处左右，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基本到位。，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5
按照总局“宣传辅导要实”的工作要求，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税务局突出减税降费精准辅导，与衡阳市工商联联合开展“减税降费润衡州”系列主题宣传辅导活动，切实增强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辅导的针对性，引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熟悉政策、用好政策，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一、焦聚减税降费政策受惠群体，与工商联开展8项合作，构建大辅导格局。民营企业是减税降费政策最大受惠群体，工商联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娘家人”。与市工商联签署《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能够更有效地搭建税企沟通交流的桥梁。双方建立定期联系机制、问题反馈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和信息交换机制，定期召开负责人级别联席会议，共同解决民营企业减税降费、税收服务、税收风险、涉税数据交换等8个方面的问题。通过深化交流合作，提高服务经济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合力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二、焦聚行业商（协）会政策辅导需求，首创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制。行业商（协）会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领头雁，经常自发组织税收业务培训，邀请税务干部解读政策。为使行业商（协）会及时准确理解掌握减税降费政策，衡阳市局按照“一个行业商（协）会委派一名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一名辅导员带领一个服务团队”的原则，向全市各行业商（协）会委派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员，无缝对接，精准辅导，增强政策辅导的针对性，助力行业用好用活税收政策，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三、焦聚企业负责人群体，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巡讲”活动。许多企业家一心忙事业，疏忽了对减税降费等税收政策的了解，经常错过好的政策福利。衡阳市局与市工商联统筹安排减税降费政策宣讲团队，面向各级工商联执委、企业负责人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巡讲”，让企业负责人熟悉政策，用活政策，科学决策，应享尽享，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效用。目前，已对餐饮行业和工商联全体执委开展两期减税降费专题辅导，企业良好反响。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6
辩论一结束，国内诸多大V、名人、意见先锋们仿佛听见了“美国好声音”，纷纷发表感言，或艳羡帝国主义的制度设计，或点评驴象之争的选情走势。那热情劲儿，似乎到11月份能领到一张写有老奥和老罗名字的选票。胸怀世界也好，追赶热点也罢，都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终归要面对冷峻的现实——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等等——因此，从辩论中探寻可鉴之处，比羡慕、围观、抱怨、指责来得更有正能量。
且说90分钟的辩论。两位候选人围绕经济政策和民生领域的话题，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针尖麦芒，其中一半的时间围绕经济政策展开。激辩之下，双方的语言虽不像政策文本那样层次清晰，但内容显然经过了各自竞选团队的精心准备，多有值得思鉴之语。
以我之浅见，美国经济政策的某些细节，其中若能有两方面为我所用，则幸莫大焉。
之一，是其清晰的政策目标。
本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即遇金融危机，为重振美国实体经济，政府推行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等战略，还通过实施数字教育计划，包括在大中小学推广平板电脑、使用电子教材等，以此撬动电子信息、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出版等产业的市场需求。这种路径选择，既针对当前，又立意长远。关键是，其各项政策都有细致的时间路线和目标。例如，奥巴马在辩论中强调，其推行的“竞争登顶计划”（Racetothetop）中，包括要增加10万名数学和科学教师，在社区大学新增200万个培训机会等明确目标。
政策目标清晰，操作起来将更具效率。反观我们，一些政策出发点很好，但操作起来往往走偏。比如“家电下乡”，本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既能促进农村地区消费升级，又能够拉动家电行业市场需求。但政策实施后，企业并不清楚国家最终将分别补贴多少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空调等，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家电行业的产能扩张。加之补贴政策内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消费量，加剧了家电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在政策行将到期之际，主流家电厂商一致反对政策延期，可见一斑。
之二，是其全面的政策设计。
辩论中，两位总统候选人对减税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只停留在减税本身，而更多的是关于减税后的财政赤字、减少政府支出等延展性问题。可以看出，双方的智囊团对于一项政策的提出，都考虑了其消极影响和应对策略。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7
[关键词]时效性；教材；世界政治
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正如所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一门的现实性很强的课程，思政教育需要“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此课程为适应时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尽快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提高此课程的时效性。
一、提高时效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导向性问题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是思想政治的核心课程之一，此课程在引导学生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务必引导学生识别披着“自由、平等、博爱”外衣的和平演变策略。党的报告指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清楚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西方国家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和平演变策略，成功地诱发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转变。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就成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导向性。不仅我国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上一些名牌大学同样将它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贯穿在学科体系之中。
（二）处理好学科之间的关系
世界性的问题大多存在历史渊源，表面上是军事、政治问题，深层原因则涉及经济与宗教，又与各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存在盘根错节的关联。教师在准备一个专题时，往往因材料过于纷杂而选择困难。而学生面对如此广博专题，知识储备、相关问题的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教师难以深入地把问题讲解清楚。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涉及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如何处理各学科之间在教学中的关系，是本课程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处理好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对世界经济方面讲授不够，没有充分论证、揭示世界经济的基础地位。以特朗普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展开贸易战为例，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因素是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二、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对策
（一）调整教材内容
教材的观点普遍落后于时事的发展。例如：原来通行的观点认为，在冷战之后，世界局势成为“一超多强”，“一超”为美国，“多强”为俄罗斯、欧盟、中国、日本等。而现在，金灿荣认为当前是“二超多强”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二超”是中、美，而印度则被认为是新兴的重要大国之一。欧盟作为一个最有成效的区域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多数教材观点还停留在2016年以前。但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由于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之中，各种观点在网上流传，教师难以识别可信赖的信息，难以形成全面而可靠的认知体系。有些教师为避免麻烦，依然按原来主流教材将西欧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偏重讲授已成为历史的僵硬知识的授课方式，削弱了学生对本课内容的掌握和领会。不仅不能解答学生的疑问，而且容易使学生厌倦此门“过时而无用”的课程。
由于本课程教材内容相对滞后的问题不可避免，对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是极其必要的。首先，考虑到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及学生自学和复习的便利性，需要谨慎采用全部课程使用专题教学的方式，也需要慎重对待对教材进行过度删减的做法。其次，针对教材内容的调整，可考虑在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适当删减，并援引新近发生的现实热点问题，增加对现实热点问题的深度追踪与分析探讨，补充更新教学原有内容。再者，对于重点、热点问题，可采用專题教学方式，形成以教材扎实理论与原则，以解析最新热点问题为应用和实践的模式。针对教材相对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问题，建议适应安排时间将时事问题引入课堂。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安排“时事课前评”“时事课中评”和“时事专题评”，使课程紧密联系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国家的政策，解决教材往往落后于形势变化的问题。
（二）建立学科教学团队
建立教学团队是提高课程时效性的必要措施之一。提高课程时效性，需要把新近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解读列为教学内容，近几年来，重大国际事件往往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教师首先将最新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全方面的了解，才能较为准确地向学生传达信息。如此就要求教师短时间内掌握不同学科的最新动向和前沿理论，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老师来讲是较难达到的。从专业角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等相关因素都是学科大类，该课程涉及多门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同时，该课程又是一门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三位于一体的课程，教师既要具备一定政治素养，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还要求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这门课程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
单独一个教师同时具备以上各学科的素养是较为困难的，建立教学团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解决办法。由于需要各个相关专业的教师参与共同教学，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探讨。部分高校采用不同专题安排不同专业的教师讲授，这样做法的优点是深化了某一专题的内容，但却容易造成割裂相关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使学生形成统一认识。教学团队的成员应该来自相关的各个专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召集几个专业的教师参加。
（三）时事热点问题与双语教学相结合
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此课程列入英汉双语教学计划。时事热点问题既是该课程的重要部分，也是时效性较强的部分。重大事件在国际上同样产生热烈反响，相关的英文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学生容易产生兴趣，教学效果较好。双语教学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世界的视野”，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反思。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8
美国迫于我国开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压力，改变了早年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从2006年开始频繁对我实施反补贴调查，尤其是2012年3月修改反补贴法相关内容，为对我适用反补贴调查扫除了国内法障碍。另一方面，在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取歧视性替代国做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一做法已难以为继。未来，美对我在双方调查程序、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不断强化贸易保护壁垒，我面临的双反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
一、特政府对我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趋势
（一）政策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命体现其贸易保护政策意图
特政府新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和国际谈判特别代表一职，并计划由商务部主导贸易政策制定，给予商务部更大贸易政策制定权，降低了美国贸易代表的影响力。在人事任命方面也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图。如，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主张尽快推动北美自由协定（naFta）重新谈判，强调所有已签订的自贸协定都应每隔几年重新谈判一次，同时还表示对以低于成本价倾销产品或未能提供公平贸易环境的国家予以“严厉惩罚”。特任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曾主张对我进口产品征收45%的跨境税。这预示着特政府废除或调整部分自贸协定、增设贸易壁垒等政策措施可能会逐步推开。
（二）特政府倾向于由商务部自行提出双反调查，缩短调查发起时间
未来美国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可能更加快捷。过去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有两种渠道：一是反倾销机构自行发动调查，即美国商务部认为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有倾销或补贴行为，可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双反立案通知，不过这种情况较少；二是申请人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进行调查，即由申请人向反倾销机构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目前看，商务部被赋予更多权力，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已表示，将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担任更加积极的角色，包括有意向地运用商务部的权力自行提起“双反”调查，未来很可能强化发起双反程序的第一种渠道。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收集证据和筹措Y金并发起申诉相对困难，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调查，因此，由商务部自行可以大大缩短申诉准备期。
（三）特政府反补贴可诉讼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项目大多为可诉讼补贴，包括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税收优惠、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等四类。
在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方面，需要确认提供者是否属于政府或公共机构，美国商务部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以供应者是否是国有企业为标准，以往其对华反补贴调查主要集中在原材料行业，而国企在我国大多数原材料领域占据较高份额，往往难以提供有力证据来证明其获得的产品不低于合理价格，因而更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税收优惠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具有不公平的专向性特征，而我国税收优惠名目繁多，如购买本土生产设备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税收减免等，往往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方面，我国出口信贷、政策性银行贷款、政府专项拨款等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往往被视为财政资助。由于我国政策性文件强调对某些产业的支持，尤其是此类贷款在我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大量存在，加之政府专项拨款种类繁多，包括部级专项拨款和地方政府拨款，美国商务部会据此认为这种政策性贷款具有专向性，也易遭受反补贴调查。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成为双反调查的借口
目前，我国尚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判定标准，但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敏感性问题，一旦以此为由实施双反调查，将影响我对美全部出口商品。目前，特政府尚未发起针对人民币汇率开展的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也认为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补贴和倾销缺乏专向性，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实施的双反调查仍存在可能，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五）特政府意图弱化wto约束力和影响力，注重强调美国内法的效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3月1日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年报中指明，美国要捍卫贸易政策，贸易争端的解决将不受制于wto裁决，而是优先遵循国内法。这份年报还指出，为迫使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计划探讨启用对不公正贸易对象国采取高关税等制裁措施的“301条款”、“337条款”，体现了特政府意在削弱wto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支持以国内法来解决贸易争端的动机和目的。
二、我应对美双反调查措施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wto规则
针对美国通过反补贴修法助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行为，应坚持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对美违反规则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要据理力争。2016年10月，wto裁定美针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13项反倾销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案例就值得借鉴。即使利用wto规则不能完全维护我方利益，也可争取wto专家组报告的认可和对我上诉的支持，为我在多边框架内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中美政府高层沟通和磋商
充分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平台，加强双方沟通与磋商，尽可能在政府工作层面对双边贸易纠纷和摩擦及相关负面影响进行有效管控。
（三）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
反对少数国家尤其是个别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G20峰会等多双边场合，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坚定推动和引导好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
（四）调整部分产业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调整政府扶植企业方式，清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纠正市场失灵，对企业自主创新给予更多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与技能培训、基础研究等，这些政策属于不可诉讼补贴范畴，既可支持企业又可避免反补贴调查。
（五）加大对易受冲击的国内重点行业支持力度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9
[关键词]内外非均衡；流动性过剩；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7-0001-06
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非均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与路径转换问题、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双重不平衡下的人民汇率问题、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国内不平衡与国际不平衡问题研究
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平衡发展，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多学者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双重失衡条件下的我国经济调控进行了研究。陈炳才从“一国净储蓄=国内(本币)净储蓄+国际收支差额”角度分析内外失衡的关系，他认为，国内的存差很大部分原因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由境外资本净流人造成，是外资替代内资的必然，同时，这种替代也使国内经济发展导致资金相对过剩。因此解决我国的资金过剩，应同时从资本流入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解决。①
余永定从全球经济不平衡分析了中国双顺差问题，他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正在逐年恶化，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尽快用市场方式减少双顺差并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不可持续，应努力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常项目顺差的保持。②
刘伟、苏剑等针对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提出要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他们认为，在解决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方面，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存在以下局限：（1）需求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进行总量政策选择；（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产生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失衡行为的周期性差异，使得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效应程度受到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相结合，并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③
贝多广、朱晓莉等考察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现象，他们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这一货币现象是实际经济运行的反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势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巨额外汇储备，并进而推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从中长线看，缓解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第一，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战略性作用；第二，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④
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物价过快上涨问题，因此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唐毅亭、白静分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通货膨胀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的性质属于温和通胀。目前我国通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物价上涨是由与生活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2）国际贸易持续高额顺差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扩大；（3）总体经济状态偏热，偏热的总需求来自净出口和消费需求是增长。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认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⑤
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等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2005年10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长期记忆；在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⑥
通货膨胀福利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定有效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陈昆亭、郑文风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考察，他们把1992～2005年间一共14年的数据，利用消费者剩余估计法和以Sidrauski模型为基础的补偿收入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价法对我国的通胀福利成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名义利率扭曲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源，过度的扭曲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⑦
刘华、卢孔标等对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我国进出口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出口与国内物价波动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生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生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之间的传导并不通畅，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被我国生产环节的成本所稀释；（2）进出口发展确实对我国国内产能约束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作用；（3）由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并不一致，尽管外汇储备确实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贸易收支对国内Cpi的最终影响同样受到限制。得出的政策结论为，应积极防范贸易途径的国际通货膨胀冲击，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监测与预警，促进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大力促进贸易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⑧
卞志村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较好地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很好的调节宏观经济。而利用我国1994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灵活通胀目标制规则在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还不是非常适合。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1）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时期，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平稳特性；（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现还有赖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信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这一点在我国尚未实现。⑨
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
杜婷利用差分法、H-p滤波法以及Band-pass滤波方法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序列长期趋势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实际投资额、实际财政收入、实际财政支出、实际工资、实际贷款余额和实际利率具有确定性增长趋势，为趋势平稳序列，而实际GDp、实际工业总产值、实际农业总产值、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实际存款余额、实际m0均存在单位根，为差分平稳序列。采用时域分析方法和领域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可以发现:（1）经济总量（2）产出指标：农业、工业、货运周转量（3）需求指标：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进出口（4）货币指标：存款、贷款、m0（5）工资、就业、价格、利率这些项都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并且有事实与其对应。⑩
梁琪、滕建州等采用随机游走滤波分析法对中国1952-2003年间约13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共动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产出的经济周期长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延长且波动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且总产出的波动主要受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出波动的影响，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发展对总产出的剩余约在改革开发之后消失了，结果还显示出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以后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一般周期特性。11
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等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我国经济周期的多变量动态马可夫转换因素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拐点识别和同步指数分析，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长期和短期运行特点。分析表明就长期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协动性和非线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前，宏观经济波动剧烈，情势转换发生得较为频繁，紧缩与扩张的力度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波动明显趋缓，其中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周期的这些长期运行特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短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依旧表现出显著的协动性，期间共出现5次拐点。但总体上经济周期运行较为平稳，拐点处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情势转换，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间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日趋合理。12
胡永刚、刘方等在劳动不可分的RBC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匹配的令人较为满意的模拟结果：（1）由包含劳动调整成本的RBC模型得到的就业与产出波动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基本一致,模型同时显示了劳动波动的弱顺周期性，较好地解释了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波动的相关特征。（2）在劳动调整成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进一步改善了模型各变量尤其是消费与其实际值的匹配程度，使模拟的消费与产量波动的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已十分相近，较好地再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消费波动较大的特征事实。13
刘金全等人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增长率水平和产出波动性的双区制状态变量和状态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同区制状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条件波动性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体现出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中适度增速和适度波动性的区制状态组合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阶段。14
四、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
刘树成、张晓晶等对“二战”后世界上“持续高增长”的11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二是在持续高增长中,地区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他们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各地区自身的增长性与稳定性的增强,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缩小,有利于统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地区间人均GDp总体差异的缩小，是不同时期政策推动的结果，应不断推动总体差异的缩小,促进地区间基础条件差异的不断缩小。15
林毅夫、任若恩等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争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不能简单照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16
张卓元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现我国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是节能减排的实施。鉴于近几年来我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可以通过适当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调整政策、监管到位、落实责任、完善法律六个方面入手，让节能减排真正成为硬约束。17
胡乃武、刘睿等考察了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中美日三国1994年至2004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与美日相比，这十年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但受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呈下降趋势。对此，结合美日发展经验，提出三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建议：（1）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2）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3）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18
赵进文、继涛等利用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分析了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2模型来表达。(2)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当GDp增长率超过18.04%时,能源消费较GDp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因此,应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的负增长和超高速增长。(3)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56～1976年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1977～2005年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1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研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他们通过构造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分解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模拟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通过模型得到劳动力供给中“水平效应”收益呈递减的趋势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我国的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增长不能单靠人口红利效应，更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2）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3）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20
林毅夫对自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分析。他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21
万光彩、刘莉等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是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地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地、适度地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向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22
五、对外不平衡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巴曙松、吴博、朱元倩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新的测算，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等，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加大的原因之一；但仅凭借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我国贸易双顺差的局面，贸易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的先导作用；实证分析还显示汇率弹性的增大会使我国外汇储备受汇率牵制的程度有所缓解。23
姜波克通过对汇率、物价、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延经济增长与内涵经济增长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当外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上升以便促进内涵经济增长;当内涵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下降以便促进外延经济的增长，由此使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获得平衡。通过研究汇率变动对增长方式的影响，发现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资源约束。资源约束的上限是可承受的劳动力失业率，资源约束的下限是合理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24
方先明、裴平、熊鹏等利用所建立的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从反应程度与时滞两个方面，研究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结果表明，不同类贸易品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有4类表现为正向反应，其分别是矿物燃料及油（有关原料）、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动植物油（脂及蜡）等；而另外6类贸易品，如杂项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食品及活动物、未分类的商品、饮料及烟类等，则表现出负向反应，即它们的进出口差额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认为的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的现象。分析还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总的进出口顺差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下，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实现进出口收支的平衡。同时发现，不同类贸易品的进出口差额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响应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而且两者的短期均衡在偏离长期稳定关系后，会自动复归，但速度较为缓慢。鉴于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分类进出口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相机抉择。25
吴骏、余燕、杨声等人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升值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货币升值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通过对比日元、马克、美元、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及人民币升值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只有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日元升值的急剧性、被迫性等造成日元价值被明显高估，最终造成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坚持汇率市场化原则，主动让人民币升值，且应采取渐进方式，逐年小幅升值(每年升值幅度小于10%)；同时，要抑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26
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学界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巴曙松从国际视角探讨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国际传导，认为，面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相关当局必须加强监管和政策调控，警惕资产泡沫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紧缩，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27
张雪春针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提出不能简单地使用对冲手段进行解决，可以利用限制央行再贷款、差异存款准备金率、外汇掉期交易、降低资本流出限制、贸易自由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等方式来吸收流动性稳定宏观经济。认为，当前一个较可行的有效政策措施是适量增发国债，置换央行再贷款中的政策性贷款。中长期对策应着眼于制度创新。28
钱小安认为，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存在以下特征：货币供应增长过快、货币结构出现短期化趋势、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资金充裕。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有：国内原因主要为经济增长过快、国际原因为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我国、直接原因是我国较高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市场投资的驱动等诸多方面。流动性过剩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累积资产价格泡沫、隐含金融危机及加剧经济循环。为应对流动性过剩，需要：（1）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2）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3）选择适当的中介目标（4）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29
刘伟以宏观经济失衡为背景，对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新的局限性，以及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有如下新特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总水平很低，但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但失业率有所提高；生产产品过剩的同时，生产能力也过剩；内需增长乏力的同时，外需扩张迅猛。现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及方向性受到严重干扰；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差别――周期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递减。认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与配合：包括引入供给管理、将内需的管理和国际收支均衡的管理相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要提高。30
魏杰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压力主要是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造成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引发的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也有资金供给过多的问题。化解流动性过剩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31
七、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
郭庆旺、贾俊雪等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
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32
李永友、周达军等利用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析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财政政策与真实利率之间无关性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相对于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相机变化通过利率机制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程度有限。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33
张颖熙、柳欣等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应。他们通过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对197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1998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导致资产值持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34
林致远、邓子基等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他们认为，1998年实施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同1996年就已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并在稳定经济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其制度性背景是固定的汇率政策和尚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随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削弱，同时赤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会日益明显。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我国以扩张性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转向以稳健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即：（1）逐步回归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约束；（2）加大我国累进所得税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35
李永友以跨省经验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所得课税在外资流入决策中相对重要性的时间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FDi的所得课税弹性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与集聚经济和外资存量相比，虽然我国所得课税对FDi的影响的确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并且随着时间变化还有逐步减弱的趋势,但其重要性依然非常显著。为此，他认为，两税并轨只能在替代策略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实施渐进式调整。不过他根据各省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表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对加快所得税并轨进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6
[注释]
①陈炳才.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金融研究，2007,（5）:26-31.
②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7,（12）:28-31.
③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07,（2）:4-15.
④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32-48.
⑤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9）:45-49.
⑥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我国通货膨胀率均值过程和波动过程中的双长记忆性度量与统计检验[J].管理世界，2007,（7）:14-21.
⑦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86-100.
⑧刘华，卢孔标.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与经济，2007,（10）:13-16.
⑨卞志村.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实践及在中国的检验[J].金融研究，2007,（9）:42-54.
⑩杜婷.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J].世界经济，2007,（4）:3-12.
11梁琪，滕建州.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2）:3-12.
12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拐点识别分析[J].财贸经济，2007,（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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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testDevelopmentofResearchesonmacroeconomicsin2007
ChenXiangguang，ZhaoYingjie
(Collegeof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双减政策体现的经济学问题篇10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
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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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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