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1
摘要：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国际观教育整体上存在知识零碎化、异文化陌生化、认知简单化、反应情绪化、政治冷漠化、全球视野模糊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有直接关系。更新理念和进行教学方法创新将是促进大学生国际观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改革
一、目前高校国际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它以国际理解、多元差异尊重、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体意识等原则为导向。可以说，拥有成熟的现代国际观既是现代社会对高素质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我国，国际观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始，在教育三个面向精神的指引下，国际观教育逐渐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1994年，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面向本专科大学生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这门课程遂成为国际观教育的核心课程。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这门课的内容和体系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课程体系与内容基本趋于稳定，课程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学方式方法日益成熟与多样化，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目前该课程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高校大学生国际观教育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存在种种不足不无关系。
具体来看，目前大学生国际观存在的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知识零碎化。“当代”课程是以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历史与理论）、世界经济（历史与理论）、国际法、外交礼仪、军事战略学、民族与文化等学科综合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其内容和体系特点可谓复杂多样，庞大宏阔。这种繁杂多样性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往往零碎不整，缺乏系统性。同时，学生的信息大多源于互联网，而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他们往往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取舍。（2）对异文明和文化的陌生化。从数量上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超过了200个，每个国家都由单一或多个民族组成，相应地具有单一或多种语言文化，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学生对大部分国家的文明或文化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间接了解的也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陌生半陌生状态，这无形中对学生深入理解与这些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构成了障碍。（3）国际问题认知上的简单化。国际知识零碎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生往往在看待国际问题时表现出单向性倾向，即对于复杂的国际问题，能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维视角加以审视的不多，大多只抓一点，不计其余。（4）敏感事件特别是涉华事件反应上的情绪化。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国家利益日益向全球延伸，涉及中国利益的国际事件越来越多。部分大学生本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往往对这些事件持不理性的态度。比如，在中美、中日关系方面，为数不少的学生言辞激烈，甚至行为过激，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全国性抗议示威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5）国际政治冷漠化。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主观上认为国际问题事不关己，故抱持冷漠或麻木不仁态度，对国际问题兴味寡然。还有一部分学生，似乎是出于本能地反感“政治”，连带对国际政治避而远之。他们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政治就是统治、斗争、流血，就是权谋，就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冷酷。因为就连倍受尊敬的罗斯福总统都公开表示：“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一种艺术。”①果真如此，政治课难以得到年轻学子的好感就不难理解了。（6）全球视野模糊化。全球化时代对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需要具备清晰的全球视野或全球意识，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现代大学生的全球意识普遍淡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当代大学生还远未养成全球思维的习性。因为全球意识与全球思维紧密相关，全球意识是形成全球思维的基础，全球思维是全球意识之核。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成功崛起离不开具有全球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
二、基于课程教学的原因分析
“当代”课程是理论性、现实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统一。②这“四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因为如下原因很难得到实现。
1.教学理念的不到位
从教学理念看，主要症结有三：其一，没有把培养学生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当代”课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世界，反观中国。其实，要做到这一点，视角还得要高，即要有从卫星或月球俯瞰全球的视野，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二，对问题的理论分析上不是意识形态简单化，就是刻意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当代”作为一门理论课，自然要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问题，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不同制度作非此即彼的对立性评判，甚至是简单化的否定；二是干脆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只是简单地进行“事实”叙述，使理论课没有了理论性。其三，没有把“国际理解”纳入教学目标范畴，没有真正树立尊重和促进多元世界的价值观念，没有把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相互依存的思想确立为重要教学理念。
2.教学方式与方法存在种种不足
从方法上看，虽然各高校的“当代”课程教学早已打破传统的课堂讲授的单一“灌输”模式，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广为普及，网络教学也在向纵深持续推进，但教学方式方法上仍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一，教与学之间的互动不足，“灌输”式课堂教学仍居主导；其二，讨论式教学应用得较少，而这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与思考的极有效手段；其三，专题研究式教学虽然早就有人提出，但现实中应用者较少。其四，多媒体课件技术应用上总体处于低端层次，多半只是板书文字转换，丰富多彩的声像资料没有得到恰当的利用。总体上看，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效果不彰，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3.教学安排与设置存在的问题
首先，课时不断缩减。“当代”同大多数公共政治理论课一样，课时从36学时减少到了32学时，教学内容与课时不对称的情况十分明显。其次，大班上课，规模过大。由于是公共课，几乎各高校都采用多班级合班上课的方式安排教学，一般规模在4个班（120人）左右，有的则在5-6个班规模，人数超过200人的大班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大班上课效率是远不能与小班相比的。再次，文科必修，理工科选修，事实上导致高校理工科学生免修。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只在文科院系开设“当代”课程，而从高校学生专业结构上看，理工科生要占一大半以上，结果是，一大半学生处于必须的国际观教育缺失状态。事实上，国际观教育方面，理工科学生由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知识背景相对弱于文科生，“当代”课程对于他们更具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还有教材更新周期长，无法紧扣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等问题。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采用的教材是21世纪初教育部社科司主持编写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自2003年首版至今，已经印刷了38版，内容虽有所变动，但依然给人以与现实脱节之感，因为近10余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与之前可谓天壤之别。
三、基于课程教学改革的点滴思考
1.要为“政治”正名，恢复政治的健康形象
首先，要向学生阐明政治的本质不是恶，而是善。古希腊圣哲亚里斯多德指出，““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人类为寻求美好生活从而对自身关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就是政治。因此，政治的本质不是权术，不是倾轧，不是虚情假意，巧取豪夺，而是调和与关怀，是携手合作，共历艰危，共赴辉煌。其次，政治不是个别人的事，是大众之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再次，政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两会”上的提案，虽然不是每个人参与提出与讨论，却都是事关大众切身利益与生活的议题，关心政治，就是关心与自身和他人福祉息息相关的事。
2.以培养学生全球意识为导向，把现代国际观教育作为“当代”课程教学的中心任务
在这方面，课程教学理念的重构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具体而言，需要做两件事：其一，要把塑造学生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纳入课程教学的核心理念。“当代”课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以宽广的胸怀从人类共同体的立场看待世界政治与经济，以真切的人文关怀理解和尊重千姿百态的文明与制度文化，在不否认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间对抗性的同时，要强调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借鉴，对立与冲突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二，要培养学生的大国意识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而作为大国自然多了份全球责任，作为年轻一代，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全球大国意识，同样要有全球责任和使命感，要养成从全球角度思考的习惯。
3.在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上，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增强教与学双方的平等互动，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具体方法有：其一，创建网络学习共同体。在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网络平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所具有的匿名性、自主性、自由性、互动性使参与者没有压力与紧张，能有效调动参与者学习的积极性；其二，充分应用拟剧性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境感受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结合相关国际事件，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再现”事件的情景，不仅能加深学生对事件的认知，还能激发他们主动探讨问题的学习积极性；其三，把专题教学、研究型讨论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这是应对大班教学和课时不足的最佳形式。最后，建议有条件的高校根据自身情形把“当代”课程重新纳入理工科院系必选修学分体系，使现代国际观教育不让每一个大学生拉下。一些高校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对“当代”课程是抱有厚望的，③执教者以教书育人为宗旨，不断探索改革，现代国际观教育的宗旨并不难实现。
引文注释
①蒋丽君.何谓政治,政治何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中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J].求实,2009(1).
②万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J].教学改革研究.世纪桥,2010(9).
③申晓若,赵海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教育价值和体系价值——来自大学生的认知与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9(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2
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企业竞争力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marketis good but notenough;Governmentisnoteverythingbutakeysomething" (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3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
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首创，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凯恩斯主义的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它的的理论框架，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基础，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凯恩斯以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降低利息率，提高有效需求，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凯思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上对萨伊定律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这种传统观点；二在政策上对传统的自由经营论进行了革命，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三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人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户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凯恩斯理论和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论》问世10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登上了西方世界“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内涵，主张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稳定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繁荣。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似乎进人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爆发的诱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一对孪生问题，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和扩散，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波及实体经济，向世界蔓延，给各国的金融、经济蒙上阴影，越来越明显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令全球不安。
（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引起金融危机
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其危机深度判断的重大差异。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次贷危机归咎为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代表人物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
第二，将次贷危机归咎为监管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代表人物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第三，将次贷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代表人物为美国财长保尔森。
前两种认识集中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微观层面上，使人们认为，危机仅仅限于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实体经济和人们消费的影响，只要这次危机能够度过，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而保尔森则认为，全球贸易失衡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失衡的双方，无论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负有责任。以上这些仅仅从金融角度认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只能使金融危机的发展更让他们感到迷惘和措手不及，乃至救助不力。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即使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美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重建实体经济，需要时间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出台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深刻，但当凯恩斯主义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如今，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提出以银行注资、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效力殆尽，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惠及穷人，才能拯救陷入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扩展经济政策的重新出台，有多方面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世界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刺激经济
克鲁格曼认为，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前的基本问题与在大萧条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既然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那么，运用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去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走向复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同当时凯恩斯提出运用膨胀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再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办法,只能使目前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在对付“滞胀”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在应付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振方面，还是比其他经济学派略胜一筹的。
2.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
政府由于对某些情况了解的不够,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难免会失误，这就给实施扩展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契机。在美国，当1991年3月走出经济衰退后,工业生产疲软,失业率较高，因此急需扩张经济,布什政府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经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7%。克林顿政府改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最终促使经济好转。欧盟一些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提高利率措施失败后，近年不得不转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扩展措施。东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反复摸索,纠正了以往的失误,最终走上了扩展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道路。
此外，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再次抬头,同外部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东亚国家放弃业已实施的自由济改革，转向实行扩展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即增加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利率，对外汇市场进行管制。
结语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在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纪之交凯恩斯主义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启用，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会全面崩溃。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调节的前景将是需求财政金融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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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5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版权所有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6
【关键词】国际经济合作；新特点；应对策略
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今天，我国应当了解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并根据这些新趋势和新特点，制定优异的国家经济合作战略，使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健康持续发展。
一、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经济政治形势
1.国际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世界经济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迅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衰减和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发展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贸易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分化，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复苏面临很多制约。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面临很多困难，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内生动力增长不足，而外需疲软利用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尽管各地区各国经济状况悲喜交加，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经济状况日趋稳定。
2.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从新兴市场流出资本达6000亿美元。2016年以来，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东道国货币大幅贬值，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状态虽然有所好转，但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债务水平不断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全球新增的债务近一半出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这将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并缩小财政政策空间，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美国政策发生转折性变化，美联储去年12月宣布启动加息进程，尽管美联储一再强调加息过程是渐进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加息预期下也已释放部分风险，但加息预期改变了美国金融资产价格和长端利率预期，势必影响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将面临许多新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加大制约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
3.全球物价持续低位徘徊
由于以往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生产规模大幅增加，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短期内又难以改变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能源资源输出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愿减少产能，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仍将低位震荡，总体来看可能只有小幅度上行，但仍难以推动全球物价水平上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输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4.地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近年来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影响力下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显现，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从当前形势来看，英国脱欧公投显示脱欧已成定局，西班牙大选、移民危机、希腊债务问题，中东局势、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美俄关系、朝核问题等，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因此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是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联系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方式，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经济范畴，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世界经济活动的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战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打下基础，战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主要原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主要以提高各国人民生活福利，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并在某些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国际生产要素市场的状况也会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背景，不断的科学技术革新，导致国际经济合作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1.国际经济合作趋向集团化、区域化
由于生产要素移动趋向集团化，各经济集团内国家之间，经济集团与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合作业务逐渐增加，因此通过建立集团组织，可以有效促进集团内部成员更好地实现内部人员、资金，技术、产品的流通与合作，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使得自身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
2.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更加激烈
在资本要素市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国内推出新的优惠政策，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国际市场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从总体情况看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劳务输出国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3.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化、政策协调经常化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逐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矛盾减少摩擦，保障和推动国际经济的稳定和正常发展，需要建立国际经济协调制度和法律保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经常化，制度化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合作。现在，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的经济政策协调日趋频繁，并且正在向定期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4.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多样化发展
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随着国家经济合作业务内容的发展而不断多样化，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出现的新形式主要有非股权形式的国际投资，Bot投资方式、联合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劳务支付形式的补偿交易、带资移民、带资承包工程、对外加工装配等形式的境内国际商务合作，跨国性经济特区等。
三、国际经济合作新特点
1.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当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也会作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相互均衡之中相依存并得到充足的发展。随着各国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各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不嘣龀ぃ国际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高度依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中国的政策和经济调整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
2.全要素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特征
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合作趋势变得越发明显。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价值链形式的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在这一体系当中，每个国家不可能全然拥有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每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者产品某个方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全面跨国流动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一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之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必须积极参与到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争取在全球产业链生产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席位，以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并以此获得相关的经济利益
3.全方位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特征
合作共赢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成为今天发展的鲜明主题，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争取能同其他国家之间开展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合作，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水平。
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体系中，无论在范围和形式上，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同多数国家之间就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比如说劳务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租赁业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四、中国有效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策略
依据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特点、分析我国参与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策略。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增强，我国已越来越意识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利益。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走出去最佳战略选择，它不仅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又符合我国树立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加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更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
1.立足亚洲，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亚太地区将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最重要和最有地缘优势的地区，我国应该运用好这一地缘优势，积极倡导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的区域合作是中国对外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立足点。在参与和倡导组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都在我国的周边地区，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l0+3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正是通过这种优势使我国能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极大的贸易利益，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根植本土，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走大国经济之路
两岸四地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依赖层度不断递增，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形势之下，加强两岸四地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在经济融合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大陆的制造业基地同港澳台地区的信息技术优势以及国际销售网络相结合，会使四地产品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而且可以产生较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减少港澳台地区对美日欧市场的过分依赖。从而构建起我们自身的经济大国地位和身份，并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过程当中掌握充分的主动权。由于目前两岸之间的某些壁垒尚未拆除，无法彻底实现“资源优化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也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两岸四地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四地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和陆权回归奠定基础。
3.面向世界，构建全球性合作网络
当前各大洲之间以及最主要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的跨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强，无论是从合作的范围、程度以及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展。因此，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要具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在重c发展周边地区区域合作组织的同时，也要注重寻求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只有面向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才能顺应国际经济潮流，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水平。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运作，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前景十分光明。客观地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出发，用全球一盘棋的视角，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诉求提出了这一倡议。这一战略既是中国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也是中国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的应对之策。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应注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要充分援引wto的有关规则与规定，制定出有利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防范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战略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合而言，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策略上，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人大国形象，在实现途径上，以互利共赢为依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争取道义和现实利益双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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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7
6月12日，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正式开启。为期两天的会议将对中国贸易政策及其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价。在当前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后接受的这一首次审议，成为了世贸组织2012年上半年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会场内座无虚席，来自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代表们，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在由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身上。首次从代表席换至主席台就坐的中国代表团领导，始终神情坦然，应对沉着。
在第一天的成员评论环节中，美国、欧盟、东盟、印度、巴西、加拿大等多达42个成员，对中国的经贸政策进行了广泛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关切。每人7分钟的限定时间，对发达国家而言捉襟见肘，欧盟大使就一度抱怨时间短并坚持占用更长的时间继续发言。错过当天发言议程的巴巴多斯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则在第二天会议中，强烈要求并最终争取到补充发言的机会……
正如担任此次审议讨论引导人的丹麦大使史蒂芬·施密特在结束语中所说，成员通过提问关注的数量、广度和强度，表达出对中国经济的高度关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增长，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回避。如今，没有哪个成员还会忽视中国经济的影响”。
就在此次贸易政策审议前，中国收到了来自超过30个世贸组织成员的1720个书面问题。这一数字远超欧美日等大国，也在中国历次审议中再创纪录。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让中方“感受复杂”。与此同时，中国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借助审议平台增进与各成员间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此次审议，中国以令人赞许的努力，在两周内首次完成了对海量问题的全部答复，以更为坦诚和负责的成熟姿态，展现出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开放的作为与成效，获得了世贸组织成员的普遍认同与赞誉。
“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是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持续，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保持了市场开放”。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主席爱德华多·戈麦斯在审议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主动把握机遇：是“战斗”更是沟通
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的三大机制之一，目的是保证成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其他成员对被审议成员经贸政策的理解，并以此鼓励所有成员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信守相关承诺。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所有成员均定期接受审议，贸易额排名前四位的成员，则须每两年经历一次“大考”，接受成员对自身贸易政策以及自身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影响的全面评价。
实际上，自世贸组织秘书处为撰写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向我国提出问题清单开始，“马拉松”式的审议准备工作就拉开了序幕。之后将经历回复问题清单，接待秘书处访华，起草中国政府《政策声明》，答复世贸组织成员书面提问，正式接受审议以及完成后续提问等多个步骤，历时往往超过一年。遭遇智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亲历其中的人称之为“战斗”。
作为世贸成员和贸易大国，我国始终将接受全面贸易政策审议视为履行世贸透明度义务的一种体现。而在经历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三次贸易政策审议后，我国对于审议机制的把握更为成熟，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贸易政策审议更是了解国际社会对我国评价和反映，实现与其他成员有效交流的平台。
中国代表团团长、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因此将贸易政策审议形象地比喻为“体检中心”：“这是各国对中国经济体制、贸易政策措施进行集体诊断、听取意见的好机会。”
为更好把握这样的沟通机会，我国此次更早开始了贸易政策审议的准备工作。商务部世贸司举全司之力，并积极协调部内外各相关部门，努力为审议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2011年3月，由商务部牵头的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首次就贸易政策审议工作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旨在巩固审议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经验，进一步畅通国内各部门的协作机制，并为应对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做准备。
“俞建华部长助理就即将启动的第四次对话贸易政策审议准备工作亲自做了动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各部委、各行业商协会以及世贸组织秘书处等70个机构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世贸司柴小林司长就前三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情况向大会做了专题讲座”。主持此次会议的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黄任刚表示，高层领导的重视将审议的准备工作向前推动了一步。
此次专题会上，考虑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世贸组织对华过渡性审议这一歧视性机制将如期退出历史舞台，商务部将“世贸组织对华贸易政策审议部际工作组”更名为“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部际工作组”，由各成员单位指定一个现有内设机构作为固定联络点，与商务部保持日常联系，同时牵头协调单位内部与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有关的各项工作。这一工作部署无疑有利于保障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健康运转。
基于会议成效，2011年5月，在接到世贸组织秘书处的问题清单后，商务部及相关部委的协同应对工作顺利展开。仅截至当年8月，针对秘书处194个书面问题，我国就提供了总计约15万字的详细答复，得到了秘书处的高度认可。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8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9
因此，产业政策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应该无疑。当时日本经济正好处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极盛时期。日资大举收购美国资产，引起美国朝野一片震惊，世界也为之瞠目。我们一下就把产业政策视做真经，自然合乎情理。
据说，日本的产业政策还可追溯到早期尚未发达的德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有殖产兴业的传统，于是，产业政策在日本极易衍生为无所不包的政策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初步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有着巨大的惯性。希望改革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过渡，逐步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坚持计划经济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掩护，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体制的血脉。因此，几乎没有质疑和犹豫，产业政策就被接受下来。
产业政策在中国问世不久，对政策的内容和形式、实施的手段和结果，学术界就开始有了观察和思考。笔者在1991年初指出：“从1987年开始在我国流行起来的‘产业政策’的提法，以及与此同时被推崇的将‘上游产品计划管住，下游产品价格放开’，作为一种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设想，是值得商榷和深加研究的。”（《改革》杂志1991年第1期）
产业政策在中国延续近20年，其效果已经可以适当加以总结。应该指出，我们当初学习和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不够深入，存在先天不足的缺憾。
首先，当时主要靠与日本官厅经济学家短期接触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其实比较片面和肤浅。即使日本官厅经济学家也认为，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充分尊重民间的自主性立场，发挥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是说，产业政策能否见效，主要看有没有比较成熟的市场基础和产权基础；还要看政府职能有没有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只有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能够确立尊重市场的管理理念，产业政策才可能起一点补充市场不足的作用。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把产业政策作用估计过高，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其次，日本企业界对于产业政策的反感，我们了解甚少。事实上，日本企业界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和抵制几乎从来没有停止。现在某些誉满全球的日本汽车企业，当时就受到官方的否定和抑制。所以，不少企业认为，他们始终是在与前通产省的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歧视小企业，认为小企业效率低下且造成了过度的竞争，主张缓和反垄断法，通过合并实现集中化。这种“规模神话”显然恶化了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但无数事例证明，日本小企业具有优秀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在日本，常常是大企业购买小企业转让的技术。日本小企业的技术出口比大企业要活跃得多。
再次，日本学界对政府产业政策的抨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产业政策在传递信息方面的正面作用，但总的似乎否定性看法比肯定性的多。他们认为，日本产业尽管处于政府的压力之下，但其得以崛起是因为民间活力并未完全窒息。除了日本战后短暂时期，日本高速发展的基础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和生生不息的企业家精神。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激赏不已的产业政策，其实常常被民间企业的创新力量冲破，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产业政策的本土理论基础。此论与我们传统计划经济也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如果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由政府选择一些重点产业，然后用各种手段去加以扶持；同时指定一些限制产业，严格禁止或压制其发展，那么，这样的产业政策在中国就不是什么新的思维。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农轻重”、“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等，也是一种以倾斜发展为特征的产业政策。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策篇10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政策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economicGlobalization）概念由特・莱维（Levyt）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解释。朱贻庭、崔宜明在《伦理学词典》中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趋势。”国际商务学会的主席、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认为，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全球化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如果从内容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是各国（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和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正是全球认可“经济全球化”的拐点。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贸易保护政策的消失，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产生。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允许成员采用不正当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同时，又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进行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特例”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为少数发达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特例”玩弄贸易保护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多样化。世界贸易组织为成员之间敞开国门创造了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创造了条件；为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全球经济相互紧密依赖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地区）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同时，贸易摩擦的机率增加，贸易摩擦的频率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也会层出不穷。
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出发看问题，知识经济是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全球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出发看问题。当今社会，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又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工业经济时代，现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小农经济从微观上使各个家庭封闭，从宏观上使民族封闭；工业经济时代使微观的企业相互联系，但宏观上的各民族可以相互独立；知识经济时代使全球经济无法分开，使全球经济的时空界限缩小和模糊。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到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从赖以存在的基础看，它是与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与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出现是同时代，都是20世纪80年代。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有了“知识经济”的提法，1997年初，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面对近20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报告的标题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该年度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耗）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核心、本质不是口头禅中的书本知识或死知识，而是科学技术知识与高附加值的信息。
知识经济不等于高新技术经济，但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空间科学技术产业、海洋科学技术产业、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产业和管理科学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应以生产智能和新思想为主，开发人的“脑力”、“心力”。知识经济的前瞻性产业是文化教育产业，而文化教育产业是生产、传播文化和知识信息的产业，是开发“软实力”的产业。知识经济的灵魂产业是研究开发及咨询决策产业。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它涉及到理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是原动力。自然资本创造的价值或者说物质财富在使用中不仅消耗，而且不能增值，有些资源甚至不可再生，而知识财富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而且通过创新会不断增值，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使国际贸易政策逐渐向高端推进，特别是从技术、环境、社会、安全、健康等方面考虑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发达国家控制知识经济的制高点，通过国际贸易政策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另一方面，在进口上则提高进口货产品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安全标准等。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出台上也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创新。他们不断出台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也随之越筑越高。这就迫使贸易国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知识含量，但同时也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难度。
三、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一个比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晚一些出现的概念。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以政府文件形式直接论及低碳经济。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际社会背景，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指出：“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对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采取“猛砍”的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多可达3000亿美元。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流、技术革命的主流、新能源革命的主流；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的主旋律；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国际贸易政策的新变化。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低碳经济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当今时代的概念。低碳经济从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出发；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要求全球降低Co2的排放量，实现低碳生产和生活，要求用同样多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或者用更少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低碳经济使市场体系大家族增加了新成员，在原有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低碳经济的出现、碳交易的介入使国际贸易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与碳有关的国际贸易政策，如碳关税等。
四、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什么呢？危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辞海》中的危机有三种解释，一指“潜伏的祸机”；二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三指“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辞典》认为，经济危机又称“经济恐慌”，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大混乱。这些解释泛指的都是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不是后危机时代的“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特指起始于2006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所谓“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次级”是与“高级”、“优等”相对应的概念。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次”指信用低，还债能力低。所谓“按揭贷款”就是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次级”指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因负债较重而资信条件较“次”。美国“次贷危机”起始于2006年春季，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蔓延到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由于次贷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不得不被迫关闭，从而使西方股市剧烈震荡，引起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于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员工25%。随后，德国工业银行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盈利预警，原因是工业银行及其下属的一个127亿欧元规模的投资基金――莱茵兰基金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出现巨大损失，估计亏损82亿欧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也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旗下的两只基金倒闭，负责此项业务的共同主席和共同营运官沃伦・斯佩克特（warrenSpector）当天辞职；紧接着，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6日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旗下的三只基金由于投资美国的次贷债券而损失惨重，2007年8月9日被宣布冻结。日本、韩国也因美国次贷危机出现损失，如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次贷而损失6亿日元。根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证券超过1万亿日元，韩国5家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债券权565亿美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林证券等宣布有百亿美元因美国次贷危机而损失。
2011年，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所谓后危机时代不是危机已经结束，不是危机已经成为过去，而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状态。这种“平稳”状况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危机就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随时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震荡与心理恐慌。故后危机时代，一方面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暂时过去，另一方面表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随时可能会再出现。2011年8月，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美股市狂跌。该月4日，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跌500点以上，为2008年12月以来单日下跌点数之最。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油价狂跌近60%，犹如投下一颗“金融炸弹”，刺激了脆弱的金融神经，引爆了信用危机。后危机时代并非繁荣期的到来，并非意味着经济进入高涨期。金融危机使全球贸易处于近50年来的低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世界贸易下滑12%，其降幅远远超过世界生产的降幅，为二战以来最大跌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萎缩，国内消费减少，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由高调的新自由主义贸易转向新保护主义贸易，表现为反倾销调查、贸易救济调查、反补贴案件的有增无减。他们启动劳工标准限制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利用汇率、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和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同贸易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衰退到来时总想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于是首推贸易保护政策。这种贸易保护会引起他国贸易报复，引发贸易大战，从而扩散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影响力，使经济危机外溢，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后危机时代，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左右，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应对显得十分重要。
后危机时代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消失，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减弱。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饱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在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技术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注：武汉商学院校级课题，项目编号2014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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