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2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搭配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2-0149-03
[作者简介]张丽莉（1980-），女，汉族，黑龙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实行需求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有力武器，两者间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服务最终目标的一致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本质都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其目标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两大政策的一致性还表现为政策手段的互补性和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国债与财政存款领域等。在这些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财政收支活动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财政政策将资金运动的方向传递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同的融资方式也会对货币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反之，货币政策通过信贷等渠道（信贷收入的来源、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等）影响着财政政策。总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两大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差异性
1两者调节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性
宏观经济得以正常平稳运行的基础是社会总供求相对平衡的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包含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财政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结构平衡，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从财政政策来看，在调控资金流向上相对自由度较高，可以通过收入机制和分配机制，直接调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各个方面，从而达到优化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能够动用多种政策工具调节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从而决定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货币供给总量又决定着商品的需求总量，商品的供给总量反过来决定着货币的需求总量，由此可见，实现货币的均衡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因此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
2两者调节的手段存在差异性
一般地，宏观政策调控手段的选择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目标决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其性质和具体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别。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控政策，它们在调控手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财政投资、税收、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汇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等。
3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
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4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
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5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
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6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
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
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
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
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假设存在两个宏观经济目标t1、t2，可以使用两种政策工具i1、i2，政策调控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t1、t2即为最优目标，经济目标是政策工具的线性函数，则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当a1/B1≠a2/B2时，可以求解出达到最优目标水平t1、t2时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
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4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问题上，尽管“丁伯根原理”被广为认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内外均衡两种目标时常常会遇到逻辑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困难，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蒙代尔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尔借用两目标-两工具模型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的核心内容。该原则的政策决策模型可简单概括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其中t为政策目标，i为政策工具，a、b为结构系数。为达到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要将政策工具效力进行比较。当a1b2，或者a1>a2且b1
蒙代尔在指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财政政策对外，货币政策对内，这样搭配的结果会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种方法是以货币政策对外，财政政策对内，这样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缩小国际收支的失衡。据此蒙代尔主张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其意义在于揭示出不同政策工具拥有不同政策效果，以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指派政策工具，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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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荥阳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
中图分类号：17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学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应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配合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从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应注意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体，同时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特点和优势，并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前，我国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比市场或商业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为需要国家支持的特定对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具有财政资金“无偿拨付”和金融资金“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机制；既有政府的优势，又有银行的优势，既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巧妙结合体。除了直接提供资本金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借款、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一般要以政府经济职能和政策为依据，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安排其融资活动和资产负债结构。
大量财政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8)。当前，为防止我国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更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来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给，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支持农业生产、生猪生产，以增加农产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1、国债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切入点，国债既直接制约着财政发行，同时又是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国债具有利率低、流动性强的特征，非常适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操作的对象，为中央银行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奠定基础。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把国债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其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财政存款领域的配合。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存款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了收缩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对货币政策必然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3、外汇储备领域的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三、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实选择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以来，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由过快走向过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看，政策效果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没有完全得到矫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使得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间接导致投资率不断攀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持续
走高，流动性过剩趋势不断加剧，且过剩的流动性伴生出资产泡沫化问题。显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采取更大调控力度进行总量调控面对目前经济有一定难度，目前很多经济问题对总量调整越来越不敏感，已成为经济趋热难以达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比总量更棘手。这样，要改善调控效果就必须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结构调整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8)。而在目前结构化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将成为未来可能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我国当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在反通胀中担当关键角色。具体来说，第一，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资金实力。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第二，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供应。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民生供给型财政”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重点用于解决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等问题，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补贴低收入群体，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等。
总之，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吴晓灵，2008)。为了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必须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节奏出台政策。
(二)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侧重
当然，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的同时，也千万不能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协调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贾康等，2008)。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毕竟通货膨胀的表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人手，结构治理是根本，总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要在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张晓莹，2006)。
(三)对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具体配合的建议
1、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预期调控目标，加强“窗口指导”，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我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减息的制约，为防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取利差，货币政策宜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考虑到加息又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因此适时适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度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安全。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5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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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6
相关研究综述
凯恩斯主义学派最早使用了is-lm模型从产品市场和货币政策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制，其主要在存在工资刚性、流动陷阱和投资陷阱等基本假设的条件下，进行了关系效应分析。随着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都对这样的关系持赞同态度，即政府特定环境中特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加速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综合归纳起来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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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2003）研究了政府支出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将政府支出分为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通过回归分析显示两者都对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李黎（2003）基于协整方法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1990年前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2000年后货币政策的作用明显超过了财政政策。
上述对于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由于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研究背景各不相同，所得结论存在较大出入和差距。基于此，本文从我国经济增长中近期时间的数据为依托，采用结构化向量自回归即svar分析模型重点构建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程，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等变量的影响，从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波动影响效应。
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价格波动关系效应的模型构建和估计
（一）svar分析模型
svar即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由blanchard在1989年首先提出，该模型的主要优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该模型不需要大量约束性限制条件，无需对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以及货币政策变量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作为var模型的改进，其继承了标准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这两个主要分析工具，能够很方便地对货币财政政策的变动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数量分析。
svar分析模型可以将价格波动和经济增长等观测变量分解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潜在目标变量的联系和作用影响，还可以对诸如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出、产出水平以及货币供给等经济系统内生性变量的影响给予应有的考虑，从而使对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影响的分析更为准确和科学。
利用该模型易于构建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约束的动态联立方程组，特别适用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机制分析，同时也可以广泛地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使用。
（二）模型构建和估计
本文选取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率、政府支出以及经济增长率四个变量作为构建关系模型的基本建模变量，用这四个变量来研究和探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市场价格水平波动的综合影响。同时本文对svar模型进行了部分短期约束目的是为了能够对svar模型进行估计，此外还考虑了货币供给因素，在这些综合变量选择和条件约束下来研究市场货币供应量和政府财政支出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和市场价格水平波动的中长期效应。根据上述分析本文的svar模型如下：
其中：
式中δ表示一阶差分，lq代表取自然对数第q期的gdp增长水平，pq代表取自然对数第q期的价格大小，exq代表取自然对数第q期的政府财政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mq代表取自然对数第q期的市场货币供应量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εlq代表经济增长总产出水平的影响，εexq代表财政政策的影响水平，εmq代表货币政策的影响水平，εpq代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水平和幅度。
为了更好地对结构性因素给财政支出、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和冲击做出更为科学准确的估计和评价，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向量移动平均处理，将所有系统内生性变量移动到方程式的左边，这样就比较容易分析结构性因素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系统的脉冲响应。于是有：
其中，通过该方程组就可以很容易很直接地对财政货币政策及经济增长和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评价和测量，同时也可以求得某一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累积影响程度和大小，比如政府财政支出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累积影响程度和大小就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得出，即：
式中γ为脉冲响应期数。
关系效应模型的数据计算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文的数据样本采取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所公布的1983-2009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
（一）样本数据分析
首先检查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最大程度上减少或避免单位根对于模型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将置信水平分别控制在0.01、0.05和0.1来检验各变量的序列平稳性，同时采取adf检验和pp检验方法，滞后期的确定根据sc、aic标准进行。表1是模型中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令，根据表1各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推断出dq是一个平稳型的向量，根据经过向量移动平均处理后的方程，svar模型可以用下面的数学算式表达，即：
其中：
同时假定各序变量对于系统的影响和冲击作用相互独立，令：
则：
其中：
根据推导公式（iii）可以得到：
因此只要能对a0的值进行估计，那么就可以计算出a（z）的值，根据b（z）=a（z）-1，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b（z）的系数，从而进行相应的脉冲响应分析。
（二）实证研究
1.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模型和对样本数据的计算处理，得出了如图1和图2所示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脉冲响应图。
从图1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冲击比较大，从坐标轴上来看从第10期开始逐渐减弱并向0递进。从影响冲击效果上来看，正向影响及与经济发展速度向一致的影响和冲击占绝大多数比例，通过对正向影响冲击和负向影响冲击的综合计算，该期间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变化波动的累积影响冲击值为0.046。
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和冲击波动中围绕0波动的幅度比较大，而更多的时期和情况下这种冲击和影响表现为负向冲击，即政府支出越大，价格上升的幅度和通货膨胀水平也会相应的提高，综合计算可以得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市场价格水平波动幅度的累积影响值为-0.539，这说明从中长期来看，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市场价格水平的走势和综合表现呈现出反向的影响。
2.将货币供应量考虑到模型变量中来，这使整个模型中包含了4个内生性变量，即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同时还包括了6个约束性条件，即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当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产生影响；市场货币供应量对当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产生影响；市场价格水平对于当期经济增长率不产生影响；市场货币供给量不影响当期的政府财政支出；市场价格水平对当期的政府财政支出不产生影响；市场价格水平对于当期市场货币供给量不产生影响。图3和图4分别是政府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脉冲响应。实线表示货币供给，断线表示财政支出。
从图3中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冲击作用比较明显，起初经济增长率对于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就非常敏感，并迅速在2和3期达到了峰值，然后向快速下滑阶段过渡，货币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更大更强，在4期后就基本上一直保持在负影响阶段，但曲线走势比较平滑反映出冲击力比较平缓；财政支出的正向冲击力在4期后一直下滑，并在5期跌到了谷底，之后进行了小波动回升，但一直在0以下小幅度范围内波动。通过综合计算政府财政支出和市场货币供应量对于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分别为-0.478和0.513，两者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程度为0.035。
从图4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和冲击比市场货币供应政策的程度和力量更加猛烈和强劲，从开始的最小值经过短期内的快速成长并在4期实现了峰值，之后快速大幅度下滑，在7期后基本上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变化；市场货币供给量对于价格水平变化幅度的冲击相对比较缓和，但从曲线总体走势上来看，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在前3期保持了上升势头并实现了峰值，然后开始下滑并在6期后对市场价格水平变化和冲击的影响力基本上为负值，之后变化一直比较平缓。通过综合计算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市场价格水平变化的累积影响值为-0.071，市场货币供给量对于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值为-1.103，且两者在前6期对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都为正向作用，且前期的正向影响力大于后期的负向影响力。
结论与相关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和实证，本文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的冲击和影响幅度较大，从中长期水平上来看总体呈现出正面效应，但考虑到货币供应量之后，负面影响和冲击力程度大幅增加。同时单从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冲击力上来看总体表现为正，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两者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作用也为正。从时间阶段上来看，前期总体为正而后出现下滑并出现负效应，滞后再缓慢回升表现为影响力较弱的正效应。
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现象和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出现的不协调不和谐关系，相互之间存在很本文由收集整理大程度上的此消彼长关系和替代效应，特别是政府财政支出使用和投向领域相对不科学、不合理，政府机构规模过于庞大占用了大量的政府支出和资源，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因此本文从下面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一）优化和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的资金投放方向和使用领域
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提高和扩大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和规模，在目前情况下尤其要加大对于能源交通、农业农村、文化卫生和科技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面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等方面进行重点财政支出倾斜。
（二）改变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的投资方式和导向作用
改变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的投资方式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和利用市场机制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进行重点投资转移，减少对一般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以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从依靠政府财政支出投资方式拉动经济向依靠扩大内需拉动机制转变，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以促进储蓄向投资、需求方向的货币转移。
从而实现和推动由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转移，转变依靠扩大投资的政策转而向以扩大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单位职工福利化向个人福利货币化方向转移，对于下岗就业、低保和失业人群提高补贴强度，同时要加大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生成。同时要加大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力度，发挥和挖掘财政政策的功能和潜力，开拓和优化财政资金的来源、结构和数量，特别是推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构建以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将财产税和其他税作为税收主体的补充，以这种复合型税收体系来灵敏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政府开始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两项搭配进行了调整，分别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度过紧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我国的失业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可忽视。如果依靠市场的单一调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9
关键词：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90－03
一、引言
中央银行要使货币政策的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完全充分地掌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主导着金融体系，银行信用的成本和可得性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机制，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深化和发展，银行体系在一国融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股票市场作为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产权交易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增强，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另外，传统上大多数国家都把抑制通货膨胀即保持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最终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经济增长日益重要并且与消费价格水平相关的资产市场价格股票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中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和中央银行的极大关注，这就使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挑战；以及随着证券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扩大，股票市场成为银行信贷渠道以外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又一重要渠道，从而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影响；最后还包括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在下降。
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传导经历如下过程：当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将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影响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直接使企业和消费者增加支出从而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引起货币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金融市场利率以及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化，进而影响支出和总需求。在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通道，银行信用的成本和可得性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机制。但随着股票市场的深化和发展，大企业以及原来主要依靠银行信贷才能获得资金的大量中小企业都能低成本地进入股市直接融资，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主通道的地位将大打折扣，而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则日益突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的、教科书式论述的是凯恩斯的理论,即央行的政策调整先影响市场短期利率,再传导到长期利率,影响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实际经济。股票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从而影响社会信用规模和实际经济活动。财富效应，根据生命周期模型，居民的消费支出由居民的毕生财富决定，人的毕生财富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组成，而金融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普通股；当股价上升时，金融财富增加，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支出将增加，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当然股价的短期爆发性上扬，对消费者而言只是暂时性收入的变动，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较小。但如果股市的繁荣是长期而稳定的，居民的金融财富将持续增长，居民的消费支出将会增加。此外，长期稳定发展的股市还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增加消费支出。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经济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带动股市持续上涨、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利率对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影响。一般地讲，升息会增加企业的利息成本而减少投资需求。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使公司盈利和价格――收益比率上升，同时投资者从股市的回报率高于利息成本，这必然会削弱利率对消费和借债入市需求的影响。从这几年美国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操作结果来看，利率对股市价格的影响已有所改变，表现在:一方面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在下降，另一方面股市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加大。以前，美联储调息对股市影响很大，当利率上调，股市价格通常是大跌；当利率下调时，股市价格上涨。而近几年从美国联储利率调整的影响力来看，股市投资者是透过利率的变动来预期美国经济走势而非利率本身的含义，也就是说，当利率上调时，股市也同时大涨（个别情况除外），因为利率上调意味着经济的增长趋势；如果利率下调，其意味着经济的疲软，股市也随之下跌。利率与股价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力已在下降。相反，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经常要考虑股市走势的因素。如2001年3月20日美联储调整利率多少与股市的发展动向有关，尤其是考虑到调整前股市财富缩水对消费支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又如2001年4月18日，美联储在降息的公告中表示，持续下跌的股票价格、制造业疲软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景气是促使联储今日降息的主要原因。
三、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
传统的货币政策立足于保持币值稳定，多将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水平作为目标。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变动已经开始对一般价格水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生活水平(在此意义上与商品价格的作用一样)，因为股票价格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股票价格的上升会改善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通过财富渠道带来一般商品和劳务价格水平的膨胀，同时，股票价格的膨胀与消费品价格的膨胀一样会歪曲价格信号，误导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决策，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当。股票价格的快速攀升还可能会促进企业过度投资或促使投资者过分贷款投资股市，助长股市泡沫。从理论上说，股票价格的膨胀有可能造成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膨胀，因为财富效应会增加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者花费他们的股票收益。即使在产品市场的买方条件下，股票价格的猛涨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膨胀没有什么影响，中央银行也仍然应该关注股票价格的膨胀。因为股票价格的膨胀与消费品价格的膨胀一样会歪曲价格信号，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当。股票价格的快速攀升可能会促使公司过度投资或促使投资者过分贷款，因为他们可能在未来的资本收益上下赌注。股票价格膨胀的另一个巨大风险在于它的高度波动性。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金融与经济的不稳定。历史的经验证明，股票市场持续的泡沫时间越长，它爆破的声音就越大，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一旦股票价格剧跌，则会使企业和个人的财富大幅缩水，从而动摇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并大量减少投资和消费支出，同时，由于银行抵押品价值的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诱发信贷危机，这些情况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急剧下跌引起的通货紧缩才是真正可怕的通货紧缩。因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剧跌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减少消费支出。同时，由于银行抵押品价值的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将一般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不完全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股票价格的过度上升往往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价格水平的背离往往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局面。
四、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目前，被大多数国家金融当局采纳的主要是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数量理论，即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成有规则的正比关系，比如，每年增长6%～7%，以保证经济在无通货膨胀下按自然率水平稳定增长。但随着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与国际化、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收入型货币数量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日益下降，人们发现货币数量不再简单地与物价和收入呈比例关系，而是与经济体系中所有需货币媒介的交易（包括金融市场交易）有重要相关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经济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都越来越令人不满意。股票市场的发展使货币需求函数发生变化，使实际货币需求与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之间出现较大差异，而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仅仅考虑的是货币总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考虑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因而货币总量与一般价格水平间的关系并不能反映整个经济的全貌。从货币供给看,货币供给量是由央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共同决定的，而后三者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在日益增强，而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这三者行为的重要方面。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货币的供需，使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做法受到挑战。
五、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传统货币工具的三大法宝，这三个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有效地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从而影响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扩大，股票市场成为银行信贷渠道以外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又一重要渠道，金融结构的变化使再贴现、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弱化，而公开市场操作则以其更富弹性、更具市场化而受到各国央行的青睐，因此，可以说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公开市场操作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六、小结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尤其在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方面，然而对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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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篇10
论文提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是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健全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政府的干涉或影响，因此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权，使其在隶属于国务院的情况下真正独立已势在必行。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起源及其发展
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是指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一国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既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不受政府的约束，同时也不能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而应接受政府的一定监督和指导，并在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且与其他政府机构相互协作和配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独立性的争议。为战争筹措军费而放弃中央银行的自由原则和独立性，以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20年在布鲁塞尔和192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两次国际金融会议，一再强调中央银行应脱离政府控制而独立。战后各国纷纷组织独立的中央银行，有的中央银行法中列有维持独立性的条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性思潮再起。中央银行既要按照宏观经济目标满足财政筹措资金的要求，又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理应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再次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其理由主要有：政治家缺乏经济远见，干扰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政府为满足短期利益的需要，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工作侧重点的不一致，致使相互的措施矛盾对立。中央银行作为社会化的服务机构，也需要相当的独立性。
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立法与惯例不同，西方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有：独立性较强的如德国、美国；独立性居中的有英国、日本；独立性较弱的有意大利。
二、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地位
在独立性问题上，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我国央行的特点是：既有独立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充分的独立性，属于“相对独立”。
1、独立性的表现。我国央行在法律和组织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独立性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强的。1983年国务院就授予了央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权利和相对独立性。1995年通过《人行法》确立了央行的地位、权限和职责，并明确规定央行独立于财政，独立于地方政府，并且不允许对财政透支，不允许直接认购和包销政府债券，不允许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1988年国务院对央行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撤销省级分行，改按经济区设置九大分行，以上措施从法律及组织上逐步加强了我国央行的独立性。2003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成立银监会的决议。银监会的职责是将原来由央行承担的金融监管分担出去，这样就使央行不需要分心考虑银行的安全及自身监管责任，得以专门履行货币政策职能，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的需要来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决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央行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2、独立性不足的表现。由于各种历史、现实的原因及条件限制，我国央行的独立性仍然不足，没有达到独立行使货币职能所需的独立性，央行在政府面前的独立性较小，表现在：（1）组织独立性不足。央行的法律地位低，在组织上隶属于国务院，仅“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相对独立”。（2）人事独立性不足。政府部门、金融机关在央行政策机构的人事渗透过多，使之产生行政依赖性和缺少广泛的代表性。（3）职能独立性不足。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央行缺乏应有的决策自，实际只有执行权。（4）经济独立性不足。虽然人行法规定央行的财务和资金独立，不对财政、级政府部门融资，不受地方政府干预，却没有具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实际中不可能切断央行与他们的资金关系，其独立性常常受到来自财政、地方政府甚至商业银行的干涉或影响，因此，客观上存在尽快加强央行独立性的紧迫要求。
三、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建议和措施
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由于货币发行“软着陆”，但经济的大起大落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央行不能自主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灵活地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足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客观上存在尽快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紧迫要求。
1、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权。适应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职能进行了不断的调整，为提高央行独立性，从而为促进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制约我国央行独立性提高的主要瓶颈是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货币政策决策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只有部分决策权，一般事项自行决定，重大事项需报国务院批准。货币政策委员会仅是咨询议事机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目前，解决货币政策决策权一个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是，对已存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进行调整，重新界定货币政策委员会职能，赋予其货币政策决策权。
2、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现今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是适合这一模式的管理体制。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为了迎合这一趋势，适应“入世”后银行业开放及竞争的需要，未来应将金融业的监管权利集中统一起来，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为金融业向混业经营转变提供有力的保障，并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限模糊不清的难题。
3、处理好与财政部的关系。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关系已经划分的很清楚，无论在行政上还是资金上，人民银行都不受财政部的制约，并且《人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需要人民银行顶住压力，依法办事，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坚决杜绝向财政透支和无条件借款。另外，《人行法》也应相应增加有关财政部向人民银行的借款额度、借款方式、借款期限等相关条款以及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人行要做到既要与财政部密切合作，又要依法保持资金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