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政策篇1
宏观经济政策，并进一步对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
［关键词］金融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
一、目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
1、从出口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出发,目前人民币不能贬值。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如果人民币也像周边国家那样大幅度地贬值,出口增长速度可能比现在高一些。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增加出口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应为出口而出口,出口的目的之一是要赚钱。我们赚钱的本事如何?所赚的钱与出口的增加成正比吗?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比如我国出口美国的许多商品,价格不仅大大低于“四小龙”,甚至低于“四小虎”),许多东西已经在地摊上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通过本币大幅度贬值来增加出口吗?总不能发展到白送吧?所以,对目前的中国外贸来说,提高竞争力不能再靠货币贬值,而要靠品牌,靠提高产品质量,靠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附加值。从事外贸工作的人还应该向发达国家搞外贸的同行学习从事国际贸易的本事,而不能一味地要求或寄希望于本币的贬值。
2、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币贬值对我国扩大出口的作用不大。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出口的增长不完全决定于汇价,还取决于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增长状况。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形势下,无论我们想出什么高招、采取何种政策,我们的出口也绝不可能达到1997年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和日韩的经济深陷泥潭,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也在放慢,其进口需求都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使人民币贬值,由于并不能因此而增加相关国家的国内购买力进而增加进口需求,对我们扩大出口作用不大。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那么多(大多超过50%),出口与经济增长未见起色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是有力证明:1997年上半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对日本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4.1%,而货币大幅度贬值后的下半年,相反却下降为负8.7%;到1998年5月,这些国家对日出口下降就更厉害了:与1997年同期相比,泰国下降23.4%,马来西亚下降32.1%,印尼下降32.7%。而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出口比那些货币大贬值的国家的情况却好得多,1998年1～7月仅下降了4.3%。特别是在全球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我国对欧美、拉美和非洲的出口仍保持18%以上的高速增长,更是有力证明。
第二,从我国目前的出口结构看,一般性贬值对促进出口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讲,中国的所有出口制成品中,进口的成分的价值含量已超过50%,假使人民币汇率下调10%,它真正能发挥的作用不超过5%,而且就是这个5%,也马上会被外部的压价和内部的涨价所湮没。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人也认为,人民币贬值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造成的影响的实际作用不大,其理由,一是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1997年为54.5%,1998年上半年为54.9%。这种贸易形式是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如果人民币贬值,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出口价格影响很大,这样两相抵消,将得不到好处。二是目前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较高,1997年达到41%,1998年上半年为42%,汇率的稳定可坚定国外长期资本的投资信心,这是保持我国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比通过贬值刺激短期出口更重要。所以还是坚持汇率稳定为好。
3、处理国家货币的汇率问题,不能仅仅考虑限制进口促进出口,还要看到它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所谓其他影响,首先是纯经济方面的其他影响,比如汇率贬值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增加国家和企业的外债负担,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在制度上不允许利用市场避免外汇风险的国家。到1997年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309.6亿美元,如果人民币贬值10%,如上所述,它对促进出口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倒使我们每年平添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货币贬值还涉及人们对货币的信心的动摇和对投资环境的不良预期,这些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其次还包括政治经济影响,即关系到我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地位。为了有利于亚洲各国尽快走出困境,为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冲击,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我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虽然也为此付出了经济利益方面的代价,但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尽管我们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大国,显示的却是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风范。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仅政治上至今未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疯狂掠夺亚洲各国资源、毫无人性地屠杀亚洲各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彻底悔罪(这与德国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经济上专门利己,惟利是图,甚至是以邻为壑,对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根本没有采取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负责任的态度和任何积极措施。这样的政治经济表现还要建立什么日元区,还要代表亚洲,想从经济大国进一步成为政治大国,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国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必须加速发展自己,从政治大国,发展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而且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这样做,与日本比较起来,当然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有利得多,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主义的稳定繁荣的亚洲和世界。因此,我们在近期内要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2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向经济危机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在原“两防”方针指导下的“软着陆”过程，加入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已带有在经济周期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中“硬着陆”的危险，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我国2008年1～9月的GDp增长率，迅速回落至9.9％，并显然将继续回落；外贸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到半年，就从“压顺差”变成了“稳出口”。为应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下降，以及失业率上升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在“抗寒增温”方向上频频出手。
我们已看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降，进口需求滑落，这必然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已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困难，涉及房价的下跌、加工企业销售额减少和利润下降，企业员工收入的下降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需下降。
关于我国目前财政基本形势的判断
我国2008年前三个季度GDp曾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的同时，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8％、27.7％和10.6％，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2008年7月开始，税收增速大幅回落，9月份为2003年以来月度最低增幅，仅2.5％，如扣除9月份Cpl4.6％的涨幅，9月份实际税收仅为3.1％的财政收入，已呈现负增长，从税收收入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整体形势来看，不容乐观。但如果我们全面分析这个回落，可以看出其尚在可承受幅度之内。
2008年7月份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比如上海、厦门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都没有达到20％；二是一些企业受到国内外多重负面因素“碰头”的合成压力后，生产规模有所收缩，效益水平出现下降；三是一些政策性减收因素产生作用。经过政策调整，上述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矫正和冲抵。
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财政收入这几年的增加比较显著，2007年的增幅达33％左右，2008年1～9月份累计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仍在25.8％的水平，目前可认为这是一种总体而言尚属正常的回调。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近年来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并积极平稳地进行了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金融运行的防范风险能力上升，经济基本面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力也仍然存在。
在财税部门作出增收节支努力的同时，我国200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仍有可能在20％左右，扣除物价指数之后，仍应高于GDp的年度增速。换言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年仍会有一些提高。这一指标在1995年从10.3％的谷底水平一路走高后，2007年首次超过20％，达到20.6％，2008年则可能接近21％。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财税政策的及时、合理调整
为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首先有必要高度重视当前的重大变化，应对冲击需要在宏观政策方面出手。考虑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目标方面具有不同的侧重为了发挥宏观政策的整体效应，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成为政策应急调整中的重要事项。
第一个层面，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一段时间已屡次调低利率，表明货币调控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从紧，变为现在的适当松动。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物价变化，继续努力防控通货膨胀，但是有必要适当地松动总量控制，这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应积极予以配合，适度实施扩张。
第二个层面，从财政政策的侧重点看，当前应在原来稳健框架之下优化结构的着力点上，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从综合支撑效应上优化经济运行现状，避免“硬着陆”，并有助于增加企业层面的效益水平和增强总体经济的发展后劲。具体看来，从2008年开始，财政已带动其他资金陆续投入灾后重建，几年内将有万亿元规模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并已在近期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举措以阻止或减轻出口企业的颓势，同时在涉及基本民生的各项事业中继续积极投入，为社会成员消解“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增加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这些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具体考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要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进一步投入财政可用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支持和农业产业化有关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加大农业生产方面的直补力度。第二，财政要把优化结构的支出重点放在贯彻国家区域战略方面，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事项的落实。第三，在民众所关心的一系列基本民生方面，财政要通过支出安排加以提升，进而增强民众的信心和满意度。
第三个层面，应该适当考虑结构性的税收调整。前不久，配合着货币政策的动作，利息税已暂停征收。另外，很有希望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热度上升问题不再成为一个压力，我们有机会把增值税转型推到全国，而不再限于东北地区和中部的二十几个工业城市。在优化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应该抓紧细化实施细则，有所区别地对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的经济行为和研发活动，给予所得税优惠的支持。还应该看到，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推出资源税的较大调整，虽然看起来这是对初级资源产品增加税负而会抬高其产品价格的举措，但是对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导各类主体更珍惜地使用资源，更积极地开发节约使用资源的工艺、技术和项目，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重要税制改革。
提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外向型企业困难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已出手上调出口退税率。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内容广泛，共涉及3486项商品，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的17％六档。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中国财政政策已给出了政府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明确态度，要运用退税率等政策工具缓解外向型企业的困难，服务于经济发展全局。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3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就业形势较好，消费品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企业利润较高，财政增收较多。但国民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宏观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缓解，主要表现在：工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位运行；固定资产投资及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财政税收高速增长；消费品价格上涨明显；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位持续攀升。
（一）工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位运行
今年以来，工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位运行，显著高于去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加快1.6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623亿元，同比增长37.0%。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06.56，比去年同期提高21.57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及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今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8953亿元，同比增长26.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38800亿元，增长16.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9192亿元，增长31.4%。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8830亿元，同比增长13.8%；地方项目投资80123亿元，增长28.6%。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1070亿元、39048亿元和488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9.9%、29.6%和24.7%。其中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30.7%，增速较2006年10月加快13.9个百分点，10月份当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年内最高，且远高于9月份的24.8%，显示投资反弹压力巨大。
贸易顺差过大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问题，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20亿美元，而2005年和2006年分别达到1019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18%和453%。今年1―10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59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进出口规模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出口9858亿美元，增长26.5%；进口7734亿美元，增长19.8%。1―10月贸易顺差为2123亿美元，增长59％。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贸易顺差过大，使贸易摩擦大量增加，资源环境更趋紧张，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财政税收高速增长
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39300亿元。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累计完成37161亿元，已经接近2006年全年收入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0.8%；增收8741亿元，已接近1998年的全年收入额，增幅是1994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海关进口税等主要税种收入增幅在20％以上。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1436亿元，增长11.7倍。财政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物价水平较高等因素密切相关。预计今年全年财政增收将超过1万亿元，超收5000亿元以上。
（四）消费品价格上涨明显
今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呈现出较快上涨的趋势，前10个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4.4%，8―10月份分别上涨了6.5%、6.2%和6.5%，其中食品类及居住类价格上涨较多。尽管当前我国的核心Cpi（即Cpi数据中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部分）上涨并不高，7月和8月份均为0.8%，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较高，比如2006年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3%，因此，近期物价的快速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较大。
（五）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位持续攀升
除了Cpi之外，当前我国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价格也在高位上持续攀升。特别是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居民住房，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以来，包括近几年来，全国住房价格一直在呈现上升的态势，可以说今年以来又逐渐有所加快。1―3季度，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累计平均上涨6.7%，其中一季度上涨5.6%，二季度上涨6.3%，三季度上涨8.2%。三季度中7月份同比上涨7.5%，8月份同比上涨8.2%，9月份同比上涨达8.9%。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了9.5%，达到了新高。在流动性过剩和负利率背景下，资金推动容易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去年以来股市、楼市价格涨幅双双增加，表明泡沫成分在加大，值得高度重视。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主要有：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投资反弹压力较大；消费品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资源要素价格偏低，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收入分配及民生问题较为突出。
（一）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投资反弹压力较大
近几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快，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前三季度达到11.5%，上升趋势进一步增强。预计今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前四年的水平。
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延续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来说，除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一段时期之外，投资增长一直存在过快的问题。除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对投资的客观需要之外，存在这一问题的根源，与我们现行的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此外，目前宏观经济环境中还存在着一些使投资反弹成为可能的条件，主要表现在相对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投放较多，企业利润和自有资金较多，为投资反弹提供了宽裕的资金支持条件。
2008年是政府换届年，由于造成投资冲动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反弹的压力仍将很大。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增长过快，给经济结构调整、能源资源的合理开采利用和环境保护都带来了许多困难。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产生不良贷款的体制机制因素尚未根本消除，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依然较大。
（二）消费品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
今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受投资需求较高、国内流动性偏多、资源要素改革及国际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价格上涨还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第一，投资需求较高的因素。2003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是27.7%；2004―2006年分别比2003年降低了1.1、1.7和3.7个百分点，虽然增长速度逐年有所降低，但仍在20%以上。今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8953亿元，同比增长26.9%。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截止到10月底，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6704亿元，同比增长26.5%。由于造成投资冲动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投资反弹的压力仍较大，预计2008年投资增长仍然将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投资需求持续多年的高位运行将加大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
第二，国内流动性偏多的因素。在现有利率和汇率框架下，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在加大，流动性过多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近几年，由于我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阻碍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今年以来，一方面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开始逐步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企业依靠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在下降。这两个因素将促使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一部分下游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在货币供应持续偏高、流动性持续偏多的条件下，消费品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将加大。
第三，资源要素改革的因素。我国许多重要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资源税税率偏低。资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的诱因之一。理顺资源价格是扭转经济内外失衡、推进节能减排的必然要求。但资源价格改革将加大短期内价格上行的压力。
第四，国际价格上涨的输入因素。其一，全球化所带来的工业快速增长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紧张，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价格持续上扬。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在波动中持续走高。当前，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油价的大幅上涨，将带动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二，受全球气候因素等导致的产量下降和需求强劲的影响，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波及到我国的粮食市场。近年来，我国粮食呈现出净进口格局，尽管今年全国粮食继续丰收，但某些品种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仍然较为显著。国际市场粮价高企的持续，将使国内粮食价格处于相对的高价位。
除了Cpi之外，当前我国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价格也在高位上持续攀升。自2006年初以来，我国股市持续繁荣，已经上涨了四倍多。我国目前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货币供给充沛，同时又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低利率、负利率，使人们持有的货币贬值，加之民间投资渠道匮乏，民间资金进一步倾向于流入楼市和股市。这些预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投资需求，推高了股市价格，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膨胀。
消费品和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一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削弱，影响了实际消费。消费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形成畸形的消费行为，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通货膨胀改变了原有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和原有的财富占有比例。依靠固定收入的人群在整体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变小了。通货膨胀靠牺牲债权人的利益而使债务人获利，当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时，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存款者实质在变相补贴贷款者，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也不利于控制投资增速过快的问题。三是资产价格脱离基础因素的过快上升，会给实际经济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错位，引起宏观经济波动。
（三）资源要素价格偏低，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
“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单位产值能耗减少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两个约束性指标。2006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2007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低2.78%，单位GDp电耗同比上升3.64%，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3.87%；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263.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88%；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691.3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24%。
我国许多重要资源或者资源性产品价格仍然实行政府定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既不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税税率偏低而且征收不合理。在资源要素及环境成本低估的条件下，我国资源利用的效率低下，国内外市场需求被扭曲和放大，促使高耗能产业过度扩张，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四）收入分配及民生问题较为突出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企业存款和政府存款增长较多，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相比而言，居民存款在总储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反映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利于刺激居民消费和解决民生问题。
近几年，虽然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对“三农”和民生问题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保障了社会稳定。近几年来，为了支持农业、教育、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财政支出额不断增加且幅度很大。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增幅更高，在这些民生领域的支出比重反而持续下降。
在农业投入方面，1996年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8%，2005年是7.2%。1991―2005年，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9.6%下降到6.6%。
在教育投入方面，财政教育支出绝对量逐年增加，但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超过3%。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96年的21%下降到2005年的11.7%，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影响了居民的其他消费。
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公共卫生总费用绝对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96年为5.9%，2001年为4.2%，2005年下降为3%，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三、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2008年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和改革的力度，采取组合性的政策，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问题的支持力度。具体而言，要综合运用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严格控制消费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深化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大财政政策对民生问题的支持力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一）综合运用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
根据开放经济下政策选择问题的“三元悖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按照“三元悖论”理论，在半开放的资本管理体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制约。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月18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由原来的5.25%降为4.75%，以应对次贷危机，这是美联储自2003年6月以来首次降息。美联储10月31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再降0.25个百分点至4.50%，以应对信贷危机及可能产生的经济衰退后果。这是继9月份降息0.5个百分点后美联储再度降息。今后还可能进一步降息。美联储降息缩小了中美之间的利率差，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增加了我国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
2008年是政府换届年，为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针对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过多和流动性持续扩张的形势，应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产业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比如，应进一步提高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逐步降低存贷款利差；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短期国际资本进出的监管等。
为了抑制某些行业过快增长，特别是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要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标准，切实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建设项目的供地和贷款，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在市场准入方面，根据不同行业情况，要严格执行新建项目在土地、环保、节能、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把好新项目的市场准入关，项目开工建设必须符合“六项必要条件”：第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第二，按规定完成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第三，按规定开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依法完成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并领取土地使用证；第四，按规定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第五，按规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节能评估；第六，符合信贷、安全管理、城乡规划等规定和要求。
（二）严格控制消费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
首先，要加强利率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银行利率，逐步缩小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利差，避免出现长期负利率的局面；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逐步发挥国债对冲作用，进一步收缩流动性。
其次，要加大对农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完善支农惠农政策，稳定粮食生产，增加肉禽、食用油供应。完善农产品预报机制，加大粮食市场监测力度；充分发挥国家储备调控功能，稳定农产品价格；完善粮食收购和进出口政策，稳定国内粮食供应；合理引导粮油加工业发展，改善农产品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稳定农产品生产；加强粮食流通体系建设，提高粮食综合供给能力；丰富农产品期货品种，规避粮食价格风险。
再次，要努力加大中低价位住房的供给，研究实施物业税征管问题。各级政府应增加土地供给，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新建住房投入市场；使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切实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足够的经济适应房和廉租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最后，应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目标。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调控资产价格，在理论界尚存在不同意见。实际上货币政策对Cpi的调控，必然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资产价格。因此，当资产价格变化主要是因为资产组合调整或实际经济中其他非货币因素变化所引起的，货币政策就应该起到保障资产价格调整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当资产价格波动主要是因为流动性和信贷膨胀所引起的，这时资产价格上涨会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货币政策就应该进行及时调整。当前抑制资产价格过高上涨是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内容。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稳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要阻止内幕交易和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加强人民币防火墙措施，阻止国际热钱非法流入，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要通过股市扩容、增加股票供给、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收缩流动性、提高利率等多项措施，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
（三）深化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针对节能减排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要积极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使其能够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反映资源能源使用的全部成本。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借助环境税、资源税等价格机制，改变企业成本结构，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压缩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利润空间，引导企业主动进行节能减排。
一是规范地方政府的减免和税收优惠行为，避免初次分配领域中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过度倾斜。
二是增加企业能耗成本。改革现行资源、环境的税费体系，借助环境税、资源税等价格机制，将资源勘探、环境损失、安全生产等成本统一纳入到资源价格中。
三是增加企业排污成本。一方面要提高企业排污收费和罚没标准；另一方面还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环保部门的执法地位，同时加强对执法部门自身的监督，从制度上对执法不严情况进行防范。
四是增加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资金成本。银行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引导商业银行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对高能耗、高污染类企业适当提高贷款利息，增加其资金成本。
（四）加大财政政策对民生问题的支持力度
要抓住近几年财政状况比较好、增收较多的有利时机，调整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突出公共财政职能。要严格控制和节约一般性开支，控制基本建设支出，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的支持。加大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问题的力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廉租住房等事业发展，逐步提高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以此扩大消费需求，调整投资结构。同时应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近几年，财政增收较多。如果财政增收的部分大都用于当年的财政开支，财政政策将显得过于宽松。财政超收部分应主要用于一次性、特殊性、欠账性的支出，比如逐步偿还历史欠账，弥补赤字和社会保障缺口，财政建设投资支出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
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对此应高度重视。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近几年来，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较高，中央政府的财权较大，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层政府支出负担较重，但缺乏稳定的税源。特别是废除农业税以后，那些农业大省除了加快工业增长以外，难以摆脱财政困境。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扭转落后面貌，在现行税制下千方百计上项目，扩大投资，从而造成整个宏观经济上投资规模的膨胀。由于中央和地方分税比例与事权划分的不对称，土地转让收入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从而推高了土地和房地产价格。
中央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事权，加大对地方教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便适当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较为重要，相关部门必须要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与发达国家面对的经济情况，科学面对各类重大挑战，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虽然我国物价水平下降，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呈现较高的位置，投资与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并且经济结构在逐渐改善。在全球进口率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出口比例有所减少。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开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我国宏观经济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2015年的时候，我国GDp有所增长，约为90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从总体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处于正常的位置，经济增长情况较为稳定，可以有效提升国内的经济效益。
第二，目前，我国在物价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加快其增长速度，难以优化其发展体系，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增强Cpi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全运会期间，我国能源价格与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国家在对ppi进行统计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在大幅度上升，这就导致我国Cpi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拐点问题。在城乡商品销售的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指数呈现直线发展趋势，多数商品都处于价格不变的范围内，或是在小范围内商品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1]。例如：服装商品与娱乐文化设施商品等，在实际销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燃料商品价格有所上升，相关部门如果不能科学应对能源原材料价格的相关问题，将会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取向的正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提升Cpi，将会导致整体提价情况受到严重影响[2]。
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点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财政部门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取向分析，并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实H情况，全面开展各类工作，确保自身的正确取向。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要点：
第一，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经济状态与发展趋势较为明确，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因此，财政部门要将预防经济危机干扰作为基础，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最为重要的就是规避房地产行业风险，改善房地产产品结构，使其可以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首先，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全面分析次贷危机，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处理各类问题。其次，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调整房地产商业结构，并对各类敏感时期进行分析，一旦出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在保证房地产贷款政策的情况下，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在此期间，不可以利用挤压房价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规避房地产房价泡沫的问题[3]。
第二，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宏观经济情况，保证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分析市场内部需求，并对外来风险进行抵制，满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改善。同时，财政部门还要明确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积极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等，保证可以深入落实政府部门相关补贴。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体，必须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居民的发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鼓励我国东部的各类企业向着西部的方向发展，并针对转移与科研项目给予一定的奖励，吸引更多企业开展转移等活动，在提升企业积极性的情况下，优化西部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4]。
三、制定长期的规划目标
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中，必须要根据我国宏观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特点与规律，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革，除了要保证完成短期目标之外，还要制定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明确财政政策取向，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保证可以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逐渐提升其经济效益。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财政部门政策取向明确中，必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实体经济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中小型企业经济断裂或是破产的现象。同时，财政部门要根据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财政扶持项目，对自身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进我国中小型企业的长远进步。
第二，我国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管理个人所得税项目，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证社会公平性的情况下，缩小个人贫富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在对个人所得税项目进行管理的时候，财政部门必须要对其免征额度进行分析，明确财政标准，保证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优化处理，规避各类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国财政部门在明确政策取向的过程中，必须要深入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维护国家资产权益，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并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需求，对产权进行管理，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各类管理工作。
四、结语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部门必须要正确分析各类财政取向问题，并根据现代经济发展情况科学改革财政政策，保证可以促进其正确发展，提升财政部门的发展效率。
参考文献：
[1]郑炜.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取向[J].商，2014（7）：162-162.
[2]祝宝良.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J].前线，2016（3）：35-38.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5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0-01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
出于稳定经济发展大局的考虑，今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速度上有所回落。而从具体的发展成就来看，我国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同时民生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以下是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特点。
第一，经济结构得到持续的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初步核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三产结构比例为9.2：42.6：48.2。高新技术革命潮流和经济全球化是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两个重要前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向高科技产业转移，同时一些新的行业也不断涌现出来，并在短时期内获得快速的发展[1]。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1.2%，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第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受人口数量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就业难和居民人均收入低成为改善民生的两大难点，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而2014年，我国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民生建设倾斜的力度，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均得到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提高了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第三，各项消费热点继续保持热度。我国的消费结构中，网络零售下的通讯器材如手机、电脑等是其中的消费热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得益于产品的高速更新，这个消费热点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就使网络零售成为占据全国零售总额较重比例的经济体[2]。除此之外，绿色食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的保护等绿色消费也在现阶段获得显著的增长。
二、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建议
1.继续推进改革和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驱动力乃是改革与创新。以往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改革与创新是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而在当前政府以退为进的决策下，改革与创新的步伐更不能松懈，持续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必要。第一，政府要继续推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并逐渐弱化政府的支配权，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拥有更多的民间力量[3]。第二，政府要继续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在当下，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解决要循序渐进，首要的是提高中等收入水平，为拉动国内消费提供条件。第三，政府要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创新为力量，全面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使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
2.加快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涉及到劳动力的转移、经济结构调整、环境资源、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项动态化的建设正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纺织业、服装生产业、皮革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城镇化使人口的消费能力得到提升，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呈正比，可见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在现阶段以及下个发展阶段，我国都要将推动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发展规划。
3.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
房地产业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在近十年经历了由过热到过冷的过程，2014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79592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全国商品房销售额76292亿元，比上年下降6.3%。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房地产业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趋向平稳发展。然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在房价必须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还要实现房产经济的增长。而有些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所获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使调控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引爆点。在这种形势下，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做一个调整，从改善房产需求入手，为房产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并推动高端住宅的市场化，加快保障房的建设。
三、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而下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妥的经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问题、人口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等作出相应的改革。在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动态调整相关政策，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范剑平.中国趋稳的经济形势下调控政策取向[J].中国市场，2012（29）.
[2]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11年-2012年[J].新金融，2012（01）.
[3]闫坤，张鹏.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与中国“逆”调控[J].经济研究参考，2012（07）.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6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S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2-0066-07
距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八年多，低增长的阴云始终伴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前行。而且短期内丝毫看不到可能“拨云见日”的迹象。各国政策不断放宽的同时，要不断处理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风险，但市场反应依旧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不振，贸易增长依旧缓慢甚至收缩，负债率依旧节节攀升，经济依旧保持低速增长水平，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屡次调低。从经济增长周期的角度难以解释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增长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尝试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做出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
当政策失效时，改革就成为必然的出路，这正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写照。事实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达成共识，即寄希望于结构性改革来走出低增长困境，但大多数国家却鲜有勇气大刀阔斧地调结构。本文立足于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评估其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进展。
（一）美国向实体经济回归的结构性改革未见实质性成效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走的是一条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之路，先后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出口倍增计划”“新能源战略”“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战略”等结构性改革，通过振兴制造业、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渠道带动需求，通过发展新能源等渠道改善供给，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时至今日，如果对其改革成效进行评估，结论是未见实质性成效。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1.4%。第二季度跌至0.8%。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关指标向好，虽然失业率从8月的4.9%升至9月的5.0%，非农业就业数据连续三个月放缓，但失业率已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并且就业参与率正在提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9%，较第二季度1.4%的增速有大幅提高。宏观经济较好的表现，令加息预期进一步上升。
然而，在数据背后还需要看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填补的。产业升级、创新较慢且与其匹配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生产效率难以提升，尤其是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下，企业盈利和市场活力仍然不足，致使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美国的财政状况堪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的2016财年内，美国预算赤字较上财年增长34.0%，占GDp的比重从2.5%上升至3.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财政赤字将会长期持续增长，美国政府为此必须发行更多国债，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76.6%，而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攀升至85.5%。未来如果财政状况持续变差，财政政策将会收紧，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更加不容乐观。美国大选已经结束，未来其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走向还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美国2016年增长率下调至1.6%。因此，美国的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
（二）欧元区基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走偏
欧元区面临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分散在生产要素、机构设立、成员构成和宏观政策等层面，但对经济复苏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进行结构失衡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劳动力结构失衡与老龄化和高企的社会福利有关。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与新经济形态下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不匹配，对经济复苏形成严重阻碍。据imF测算，1987-2014年老龄化导致欧元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个百分点，2015-2035年这一作用将倍增。由于欧元区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经济低迷、企业利润难以保障的前提下，企业会减少劳动力雇佣，难以形成充分就业，进而影响经济复苏。
改革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可是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专门针对劳动力进行结构优化，而是希望通过负利率和大规模举债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预期的结构调整效能。如果这些扩张性货币政策退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将止步不前，但单纯的货币政策施力又会效果如何？
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工业产出增速止跌回升，制造业扩张势头明显。服务业扩张放缓带来综合pmi下降但仍处于扩张区间，物价回升，就业市场继续回暖，贸易状况改善，主要经济体数据向好。但2016年10月欧元区Cpl年率初值仅增长0.5%，这创下两年多来的高位，目前欧洲中央银行已动用逾1万亿美元购买债券，以提振通货膨胀率，但结果距2.0%的目标值还相差甚远。2016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2011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但仍高达10.1%，青年人失业率大幅下降，仍高达18.6%。同时，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还没有显现。然而，即便2016年第三季度多项指标向好，但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速并没有提升，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增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1.6%，环比增速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0.3%，较第一季度的0.6%进一步降低。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成员默施认为，欧元区经济在2016年第三季度将失去部分动能，经济预期依旧面临下行风险。可见，欧元区旨在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货币政策几近失灵，其结构性改革走偏。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舍本逐末致结构性改革被忽视
日本以“安倍经济学”为基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至今已经实施近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率一度下降，物价一度上涨，企业业绩一度好转，经济一度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存在受重视程度的差别，其出场次序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可被概括为“量化宽松辅以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即置于辅助地位的结构性改革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因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于2016年1月首次实行“负利率”政策，这是在量化宽松的基础上通过利率工具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但物价持续低迷，2016年9月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5%，已连续7个月呈现负增长，且消费意愿降低，两人以上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1%。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再次出现逆差，民间投资有所下降，经济整体表现欠佳。导致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财政刺激计划衍生的巨额国债负担，政府为防止财政陷入危机而调高消费税率，打击了消费，进而打击了脆弱的经济复苏。目前日本除了在促进企业重组、改革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有一定进展外，应对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等均没有出台。
（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改革仍然在路上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在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无法支撑太久，已日渐进入经济下行区间。减慢直至刹住下行势头的唯一方法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采取行动。但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性，在实施过程中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影响。因此，在经济下行阶段实施结构性改革，既要有勇气，又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能够基于本国国情为自己量身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然后__一以贯之地执行。
俄罗斯开启了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立足于实现进口替代的主要任务，重视科技发展，创立“超前发展区”。2016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衰退形势有所好转，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贸易形势和财政形势改观。印度经济仍显颓势，虽然对外贸易出现企稳迹象，工业生产持续下滑，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其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银行惜贷和民营企业投资乏力。巴西经济继续衰退，但呈现触底回升态势，目前工业生产不断改善，对外贸易呈现企稳迹象，通货膨胀压力下降，货币政策放松，为走出经济衰退而努力。韩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2016年第三季度仅因住宅投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汽车、钢铁和电子等制造业不景气，出口萎缩，失业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国率先_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项任务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但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中，改革能否真正发挥效力，让经济增长稳定在既定区间，以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需要把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上做出更加明确、可行的安排。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量身设计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但没能做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表现在改革的任务重、阻力大和可动用的资源少，缺少全面考虑之下重点突出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
按可比价格计算，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与前两个季度持平，虽然增速较2015年第三季度的6.9%回落0.2个百分点，但仍处于7.0%左右的合理区间。经济增速稳步回落体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也得到升级和优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从供给侧来看，结构性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在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正在积极有序推进，2016年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6%，自4月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自2016年3月以来连续7个月减少。在去杠杆方面，2016年8月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2016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为85.9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2元。在补短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4%、20.5%和20.1%。
从需求侧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8%、71.0%和-7.8%，其中消费的贡献继续扩大，较去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从分项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9.5%。在经济回暖和政府政策支持下，民间投资活力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5%。2016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季度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过度投资有所抑制。
相对而言，房地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2016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6.9%，虽较上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教育、养老、健康和保健等产品的消费持续上升；水电、风电、核电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19.3%，比2015年回期提高1.7个百分点；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和智能手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较高增速。总体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消费形势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4%，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稳定向好。
2016年前三季度外需形势有所改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1.6%，降幅收窄1.1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3%，降幅收窄2.4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25852亿元，其中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从结构来看，一般贸易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据优势，贸易结构得到优化。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分别为7.7%、39.5%和52.8%。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1.1个百分点和提高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分别为3.5%、6.1%和7.6%，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提高0.1个百分点和回落0.8个百分点。可见，产业结构继续升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加速上升。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增长最快，加速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的增速高4.6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向好，2016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8月增长19.5%。此外，2016年前三季度新经济业态快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节能降耗成效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
（三）贷款结构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贷款结构向实体经济倾斜。2016年9月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1.2万亿元，几乎与居民贷款平分秋色，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创第二季度以来新高，是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居民贷款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居民贷款的主体房贷下滑。2016年9月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1.7万亿元，同比多增3910亿元，环比多增2503亿元，其中实体贷款新增1.3万亿元，环比多增4704亿元，是新增社会融资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步入新阶段。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随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和英镑暴跌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市场担忧度陡然增大。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人民币供求关系的改善，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将进一步协调，进而有力推动内外均衡、需求和供给共同发展，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工具。
（四）物价涨势总体温和，就业形势良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还体现在稳定物价涨势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稍微回落0.1个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0百分点，9月同比上涨0.1%，结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环比上涨0.5%。物价形势向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出改善市场供求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去产能改善了工业领域的供求关系，进而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得到增强，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两个月为50.4%，说明制造业正在扩张，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去产能促成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从而间接影响就业。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2016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良好的就业形势带来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城乡差距继续缩小，2016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比上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
三、中国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5.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万亿元，同比增长7.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政府性基金收入保持加速增长态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出现了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回落：稳定回暖趋势被迫终止，较2016年第二季度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仍保持了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跨越式增长趋势，跃升至11.3%，增速进一步加快，且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的幅度从第二季度的0.4个百分点拉大到5.4个百分点。由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一致性发生了改变，说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背后存在隐忧。因为从一般规律来看，在经济加速上升阶段，财政收入往往会快于经济上升，反之。财政收入也快于经济下滑。因此，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压力仍很大。
（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格局调整，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增速差距缩小
在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5.0%和55.0%，较上半年43.5%和56.5%的格局有所调整，主要原因有第三季度税收整体负增长且共享税中央份额较大，消费税增速下滑较多，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较快，等等。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7.2%，相比上半年增速，中央收入增速提高1.1个百分点。地方收人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11.0%和89.0%，与上季度相比格局未变。中央收人同比增长6.6%，较上季度提高4.6个百分点，地方收入同比增长11.9%，较上季度增提高3.7个百分点。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加速增长（同比增长14.0%）的带动下，地方收入虽仍然保持领跑态势，但中央收入增速与其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营改增减税降负效应进一步显现，房地产交易活跃带来相关税收进一步增长
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影响，原营业税的纳税人改缴纳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保持此消彼长的增长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3.8%（如果排除营改增试点带来的增收部分，国内增值税仅增长2.7%），营业税同比下降20.4%。
除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外，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还带来整体的减税降负效应。将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后，体现出逐月、逐季下降的趋势：2016年7月、8月和9月分别同比下降10.9%、17.6%和21.3%；2016年1-9月累计增长11.4%，增幅较上半年回落12.8个百分点。从税收收入总体来看，2016年1-9月税收收入10.1万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较上季度回落2.0个百分点。2016年9月税收收入8243亿元，同比下降0.7%，税收出现负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收因素主要有：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8.3%，主要受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25.4%带动；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7%，主要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27.2%，契税同比增长11.7%，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13.7%，均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带动。2016年前三季度税收减收因素主要有：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10.8%，主要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印花税同比下降35.7%，主要受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9.7%的影响；资源税同比下降15.8%；耕地占用税同比下降0.2%。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逐季回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跨越式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a算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5.4%、15.1%和12.5%，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速度加快。2016年前三季度支出进度为年初预算的75.2%，略超过序时进度0.2个百分点。2016年第三季度教育、社保和城乡社区支出等重大民生支出仍位于支出规模的前列。但增速最快的仍然是债务付息支出，支出金额3649亿元，仅第三季度增长1302亿元，同比增长41.1%。季度环比增长55.5%。其规模已超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直追科技支出。可见，无论是增速，还是规模，债务付息支出带来的支出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大。大部分民生支出增速较2016年第二季度回落，且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回落幅度较大，而农林水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则增速加快。
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9万亿元，同比增长5.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8%。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和地方支出累计增速较上季度均出现回落，中央支出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地方支出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
2016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走出负增长的低谷，延续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增速逐季增长的态势。同比增速跨越式增长至7.0%。这主要是地方支出的贡献，2016年前三季度中央支出同比下降15.6%，地方支出同比增长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同比增长8.2%。
四、促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政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其内在效能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其原因是改革的环境复杂，遭遇若干难题。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难题
在去产能方面，僵尸企业成为阻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绊脚石。处理僵尸企业涉及到大量的人员安置、巨额的债务负担和过于复杂的权责关系等，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威胁地方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帮助僵尸企业在金融机构融资，将“崩盘”风险尽可能地后移。
在去库存方面，由于库存大的原因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从销售力度和营销手段方面难以去库存，只有找到新的市场需求才能解决库存问题，这就是难点所在。以房地产业为例，其去库存的压力在三、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早已饱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形成。
在去杠杆方面，中国面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资金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恰是杠杆累积的温床。此外，2015年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在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是快速形成新杠杆的渠道。据测算，专项建设基金可撬动4倍以上的投资，而被撬动的投资多来自银行贷款，再加上专项建设基金体量大、投放快，杠杆效应不容小觑。
在降成本方面，企业成本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16年9月Cpi和ppi的走势很大程度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即企业成本提高使然。此外，受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收窄等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制约，劳动力成本是企业面临的刚性增加的成本，难以降下来。再从税费成本来看，在撤除“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条件后，中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资金就可能不充足，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缓。
在补短板方面，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但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不可能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充足。积极财政政策框架下，难以加大增收力度。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只能进行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结果很可能是这块短板补齐了，原来的长板变短。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找准“痛点”发力
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均面临难题，政府财政资源又相对不足，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就要找准“痛点”发力。对此，笔者对其中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为了在新常态下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需要保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生产效率，因而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从何处发力？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拉动需求已经几近失效，而中国面临的矛盾恰好在供给侧，即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商品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结构性改革只能从改善供给人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逻辑关系的关键词是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他们都与产业结构有关，即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还是要回到产业上，从产业结构人手。产业结构的“痛点”又在哪里？从对中国GDp的贡献来看，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并处于上升发展时期，但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再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产能要处理僵尸企业，要裁员，这就会损害消费，拖累经济增长。可见，服务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弥补，制造业亟待产业升级，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从当前来看，解决方式是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打造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即“四新”，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图如图l所示。
（三）支持新动力形成的财税政策建议
无论是弥补服务i的先天不足，还是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都需要借助政策的外力作用，财税政策支持更应不遗余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出台统一的财税支持方案。明确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范围，例如生产业、康养产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等，列出清单，在合理分类的前提下，提供统一的财税支持。这种集中发力的支持远远好于分散支持，能够提高财税支持政策的整体效能。
第二，出台更为细致、全面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揽子财税政策。因为“双创”是“四新”产生之源，财税政策应该从源头提供支持。对“四新”企业出台专门的财税支持方案。因为他们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更易遇到融资难问题，没有财税支持，难以发展壮大。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财税关系。“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必须着力扶植，但对其进行打造需要消耗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传统财税体制下，“四新”大多没有被覆盖，既缺乏对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考虑，也缺乏对其征收合理税款的考虑。当前需要在财税体制的设计层面统筹兼顾，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四新”全力打造为稳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对发展成熟带来稳定收益的“四新”征收合理税款，让社会共享“四新”带来的红利。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货币政策发展影响
我国正处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秩序逐步建立，市场经济逐步深化，国际合作日益频繁。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必须要坚持持续的增长，才能拉动我国经济快速进步。同样，国有企业受金融形势的影响较深，金融形势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货币政策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指导，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实施调控式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有利于更好的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和优势和缺陷。
一、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实效性分析
（1）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形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是从199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形成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根本目标。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贷款的质量，保持货币的供应量在正常范围内。这样就会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种提法。稳健的货币主要是一种货币的指导思想。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同于经济学对货币政策的概念。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处理了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货币政策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货币市场上，进行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好的进行市场化变化，由此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发展、收入分配等有效结合，使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达到统一和平衡。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能够保证中国经济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并保持稳定的币值和汇率。
（2）现行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发展实效性的方法和途径。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体系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建立中受金融政策的影响较多。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期。虽然进入了世贸组织，但是，在金融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情况。无论是宽松货币政策，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都要以经济的宏观调控为大方向。要想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效性，首先就要保证货币总量调控的规范性。建立市场化的利率调控体系，在市场业务的运行中，保持制度的灵活和体制的支持。央行要对金融市场有足够的预知和掌控。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注重资产价格的影响因素，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商业银行在参与金融发展中，应该发挥其积极的意义。货币政策体系建立，既要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又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市场经济所处的时期有正确的认知，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协调一致。
二、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重要影响
（1）现行货币政策调控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国有企业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竞争。我国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都在尝试着新的转变。我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而金融支持是保持国有企业竞争力的依靠。央行通常都会根据国有企业的运行能力，进行贷款利率的调整。在可许的浮动范围内，给予国有企业贷款的更好价值。贷款质量的提升，使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得以更好的流转。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参与，使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上，保持稳定的发展过程。企业能够在金融制度的保护下进行快速的发展和进步。
（2）现行货币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融资担保信用体系的建立。信用体系的建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在很多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是具有高价值的物质。我国国有企业要想保持长期发展的动力，就要建立一种适宜我国经济形势的融资担保信用体系。在风险补偿和风险分散方面，建立担保机制。由担保机构进行操作，从而降低商业贷款的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使金融机构发展更有空间，能够对国有企业起到更多的经济参与环境作用。
（3）现行货币政策能够加深国有企业的国际性合作和深化。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进入wto以后，受到冲击可谓是历史性的。国有企业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需要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的能力。宏观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国有企业尽快制定出应对金融发展的各项政策。在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建立、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国有企业都要更加适应新的形势。在资金配比、贷款调整，融资难度方面更加完善，以完善本国的发展环境为基础。保证能够拥有应对风险的成熟措施。
三、结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依靠民族性的自我创造，又要充分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发展已经经历了重要的转型阶段，正处于崭新发展的过程。但是，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货币政策作为金融形势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在不断的发展中，进行调整。现行货币政策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国有企业发展也依然需要宏观经济的指导和干预。做好整体经济进步的推动，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把握，把金融政策当成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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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与政策篇8
关键词：经济政策；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F31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由于我国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变化速度较快，针对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须采用对应的措施，不断强化国际宏观调控，并对相关政策进行正确的调整，让国家经济向着预期目标发展。从2011年上半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根据多样化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经济情况，国务院实施了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的过程中，朝着宏观调控发展。201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4459亿元，与同比价格相比，直接增长了9.6%。由于国内外环境复杂，很多政府都存在财力紧张、无钱可贷的现象，进而出现一系列的钱紧、钱荒、钱流、钱多现象。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必须及时调控经济政策。
一、我国经济政策调控原则以及发展现状
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来看，为了保障经济政策落实力度，必须以坚持主题、落实主线为原则，从根本上保障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在这过程中，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的形势，主题则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程度是影响经济政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坚持相关原则不动摇，在大力推行国民经济改革的同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持久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价，争取得到更有效的改革方法，辅助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以及相关政策发展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整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换成适当宽松的货币形势；第二方面是将稳健的财政方法转变成积极稳定的财政策略。调整后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等相关措施，也就是“国十条”。第一条是，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条是，增强建设性居民的保障住房策略；第三条是，增强居民自主创新以及国民经济文化建设力度；第四条是，增强机场与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性建设策略；第五条是，增强灾后相关区域重建工作；第六条是，增强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文化教育发展；第七条是，努力健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第七条是，进一步完全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第八条是，增强金融单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而逐步代替我国各种银行的信贷限制；第九条是，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第十条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转型增值税的改革策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将遏制国民经济下滑、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放在各个工作的第一大位。从我国经济政策改革过程来看，近十年不可能达到经济形势的完全转变，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必须以相关经济策略、基础制度为依靠进行对应的调整。从经济政策发展侧面来看，不是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拉大内需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太低，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带动我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建议
为了达到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目标，必须以经济政策改革为基础，从各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建设。
（一）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与供给。在经济政策改革中，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必须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为更好的实行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首先，在扩大投资规模时，必须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资利润与数量，进而忽视投资结构转换。其次，在投资方向与投资项目选择中，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不良局面，必须有压有保。对于高污染、高成本、高能耗的项目，必须坚决抵制，在将重复性项目过剩削减的过程中，注重大规模数量以及质量投资，并且各种项目必须拥有对应的可持续性与技术含量。在严格禁止豆腐渣工程的同时，充分调动私人、企业与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在供给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必须扩大供给，增加供给能力；在供给改革中，必须对供给总体需求与总供给同时发力，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投资消费，调整财政政策。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但是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更加注重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过程。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很难改变，所以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扩大投资力度与消费需求。
在财政政策调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带有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政府只注重发展，而忽略了钱的实质意义，就会出现钱“贵”的局面。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坚持积极的发展战略，在财政改革的同时，以国家财力为后盾。因此，在实施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带动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三）调整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大企业已经感受到融资压力，并且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与经营目标。很多银行也存在存款、贷款的双重压力，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借贷或者高利贷现象，这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努力健全货币政策，更要及时调整相关制度，在“双高”与“低差”并存的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企业、单位金融结构备金率。
对于国家税收的调整，很多地方仍然存在非法税收的现象。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调整税收结构，更要减少税收项目区，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进行闺房税收改革，进一步强化税收扶持力度。
经济政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持续的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以政策改革为根本，在完善改革策略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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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与政策篇9
【关键词】金融形势稳步发展问题分析
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情况分析
纵观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总体发展，呈现出按季度逐步回冷的趋势，映射出我国经济金融走势将逐步放缓迹象。虽然经济金融发展按季度回落，然而其总体仍旧显现了高位速度增长，形式松动迹象仍然较为明显。虽仍旧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然而存款率的逐步回升、银行体系的流动扩充，预示着我国经济形式的软着陆趋势。如何正确的审视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尤为重要，其影响到我国宏观主体经济策略的调控制定以及经济的未来建设发展水平。为此我们应对经济金融当前放缓发展的迹象全面关注，对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制定有效的宏观管理策略，进而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金融实现又好又快的全面发展。
二、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受到宏观政策的综合影响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放缓发展迹象，我们应针对宏观政策的综合作用影响展开分析，做好调控策略制定，进而确保我国经济市场的稳步发展与持续增长。针对前几年我国市场经济的大幅波动状况，我国逐步推行了货币从紧策略与稳步财政管理体制。基于公关政策影响，经济快速增长趋势有所回落。而后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了较快的下滑发展趋势。为此，我国引入了财政积极调控策略，较为宽松的货币管控策略与激励经济计划，令我国经济由逐步回暖，并呈现了快速上升发展。基于刺激经济策略无法发挥持久作用，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金融风险，形成显著污染与大量能耗矛盾问题。为此，我国由2010年初期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调控、房产管理策略，并出台了银行监督管理调节措施，明确了节能环保相关要求。宏观政策的出台进一步令市场投资需求趋于缓慢，加之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令经济复苏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该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增长逐步放缓，为此政府明确应有效预防经济宏观策略引发的叠加效应，抑制形成对经济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各类调控策略的出台应秉承审慎态度。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策略，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稳步发展
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形势主体问题，并非持续促进经济市场增长，而是应做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节，降低金融经济市场不稳定矛盾因素影响，进而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在稳定环境中有所发展提升。基于这一发展目标，我们应重点针对各类对经济金融健康形势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细化管控，完善运行管控经济金融体制，做好价格信号调控，有效挖掘垄断市场格局，实施集成化管理，扭转分割市场局面，降低行政管控力量对金融经济市场行为的干扰影响，并全面激发市场对各类优质资源的调节优化作用。再者，应科学发挥相关政府单位的宏观调控职能，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推进经济金融效率的优化提升，宏观策略的协调管控与合理融合。
（一）发挥财税体制积极调解作用。
经济金融形势调控发展管理阶段中，应激发财政支出管控作用，并令其针对支出与收入体系结构进行优化调节。针对我国债务负担相对较为乐观的状况，结构体系中包含的不合理状况，应做好总体收支结构的细化调节、平衡管理，优化配置资源综合管控效率。同时应促进政府机构管控职能的更新，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优质建设，令政府由竞争发展领域逐步脱离出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公共服务、收入分配优化、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经济金融环境建设中。同时应更新重流量、忽视存量的发展理念，优化政府机构资产调节管理，促进存量盘活，进而创设良好的收益水平。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收益相应组成与范畴应进行有效扩充，促进税费资源的良好更新，可科学实施结构减税管理，提升面向中小企业的税收调节力度，降低生产范畴财政投资，优化对社会保险、保障、环保降耗、三农以及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
（二）促进货币政策的中性回归。
针对我国货币信贷政策较为宽松的发展状况，较易引发不良经济金融危机因素。加之近年来，我国较快提升的资产价格，映射了货币宽松管控的负面作用。为此，应针对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管理控制，依据我国并无显著财政危机状况，应在经济体制与结构优化进程中，发挥财政管控调节作用，推进货币政策优化改革、中性回归。令相关企业单位、金融部门、个人、政府综合负债资产状况实施优化改善，推进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提升市场发展信心，强化预期管理。针对当前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一定通胀压力状况，无需发挥货币激励经济功能，应针对国际市场变化趋势，确定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适应性货币策略的优化建设。
经济形势与政策篇10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演变；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69—06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是同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提升其发展能力，拓展社会福利，缓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整合。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的产生和持续性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社会政策的缺位甚至是歧视造成的。所以，对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演变动因及发展趋势进行细致的讨论分析，可以为弱势群体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也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稳定。
一、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背景扫描
社会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针对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群体制定的国家政策，它是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相区分的，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狭义的社会政策。狭义的社会政策是解决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国家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基本责任，反映了基本的社会公平的需要。①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促进社会公正、保证民众权利、增进社会福利，它的产生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既是弱势群体需求在制度层面的呈现，也是社会政策本身发展完善的一个关键环节。
1.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内涵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国家在应对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②。英国的马歇尔教授将社会政策界定为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其
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430079）。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住房政策等构成。英国社会政策学者蒂特姆斯教授认为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之外通过人类组织来满足人类需求，它是包括社会福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在内的广泛领域。③世界银行将社会政策的目标确定为“消除贫困，促进包容和社会公正，使边缘群体进入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主流”④。上述社会政策的定义基本上阐释了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即由政府制定，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方式，调整资源分配不均，促进社会公正。
中国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可能伤害竞争能力较低者，并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因此，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会制定一定的社会政策，对社会或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以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⑤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更多的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弱势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⑥总之，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实施对象是贫困、失业等困难人群，其制定和实施的主体是政府，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保证公民权利。
2.国外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研究
国外的社会政策研究，是从英国的“济贫法”与德国的“保险三法”制定开始的，基本上经历了强调国家作用的“福利国家”时期、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时期和主张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时期这三个阶段。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最初表现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体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与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相关的社会权利、社会排斥以及社会整合研究。
一是弱势群体社会权利研究。英国的马歇尔教授认为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即意味着所有拥有完全公民资格的公民都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这一理论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大支持，同时也带来对社会问题的新的理解，即社会问题产生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备，因为在充分满足人们需求的情况下，社会弱者是不存在的。⑦这充分阐释了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对满足弱势群体需求、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二是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社会排斥理论将社会成员在福利资源中不平等的分配视为部分社会成员被社会排斥的现象，社会政策既会导致或恶化社会排斥，也可以反对社会排斥，实现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融合。David认为，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Clare指出，弱势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最终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这就需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参与决策权，保护其基本的政治权利。三是社会整合与社会一体化研究。BobHuber认为要将对社会群体问题的意识和关注变成一切政策和计划的“主流”，使政策和计划时时刻刻注意到各社会群体的特殊状况与需要；要始终同这些社会群体“站在一起”，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促进社会整合。理查·弗克提出了旨在“社会一体化”的政策选择，“社会一体化”是要建成一种让所有社会成员充分享受人权的社会。这就需要有一种治理形式，确保大家都以民主的精神来关心并有效地参与，也意味着塑造一种尊重多样性的宽容的大环境，同时对超越于文化、民族和宗教之上的平等和公正承担起责任。⑧国外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研究基本上覆盖了社会政策的实施领域，而且在社会整合、社会公平以及避免社会排斥等方面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产生
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产生是与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力求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提升国家总体发展实力。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构建一个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中国政府针对21世纪以来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出的治国理念。但是，弱势群体的存在和持续性发展导致了诸多显性的社会问题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这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悖，不利于社会的协调运行和健康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中国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对策之一。社会和谐是以各类群体关系良性互动为基础的，一旦某些群体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整个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挑战。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较差，心理承受能力较脆弱，在社会资源分配和权利争取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只有为其提供合理的政策引导和实际的资源扶持，才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也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最终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让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和福利成果。”⑨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单单依靠弱势群体自身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弱势群体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优先关怀的社会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帮助他们改变困境，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要义之一，其制定实施既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改变生活状况、实现人生价值、促进弱势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可以更好地协调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使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行。
二、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政策的特征、演变动因以及存在的不足，为未来政策的发展完善提供借鉴。学术界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广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中国各类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并对中国底层社会群体给予了特别关注，该报告提出国家应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来引导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变，最终实现各阶层的互利共赢。⑩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中国政府文本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弱势群体”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表明弱势群体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研究走向新的阶段。
1.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前期准备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并且围绕民众的基本需要，制定实施了有关女性解放、大众教育等相关政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实施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关于做好当前五保户、困难户供给、补助工作的通知》等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政策。但由于受国家财力等多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是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的，这些救助政策也只停留在“办法”、“通知”层面上，其规范性和实用水平都不高。
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比较匮乏，且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政府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分配，这就使得很多民众的基本权利被忽略。农村除了五保供养制度，基本没有正式规范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出台，而且平均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忽略了很多民众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在城市，社会福利相对好一些，但它们基本上与单位体制联系在一起，并依靠劳动组织来实施，受惠群众并不多，相对独立的社会政策并未形成。总之，这一时期实施的各种政策对维持民众的基本生计、保证就业以及受教育机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弱势群体本身而言，并未形成正式规范的社会政策。
2.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初步成型阶段
改革开放后至2002年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一个过渡时期。改革开放后，现代化浪潮逐渐席卷了整个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成为每个群体追求的目标。而与此密切相连的是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深，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以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为代表的各种弱势群体受到更深刻的冲击，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对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贫困人口、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进行了政策性扶持，与之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等社会政策陆续出台。这一系列社会政策主要集中在与市场化改革相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是为了应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关系不平衡制定的。政府部门逐步放弃了原先集中管理下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福利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前，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再分配，达到维护社会公平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社会政策的目标则更集中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为其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在这段时期，弱势群体社会政策逐步成形，其针对性和规范性有所提升，是从平均走向公正、公开的过渡阶段。
3.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逐步完善阶段
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提出，要关注、帮扶以农民、城市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为主的弱势群体。在这里，“弱势群体”概念在政府文件中被正式提出，意味着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从此之后，学者们开始对弱势群体的相关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作为政府部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改善社会环境的主要应对措施，也逐步走向完善。
新时期以来，弱势群体在生存环境、心理承受能力、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权益维护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其所处环境更加复杂、需求层次有所提高、社会融合难度加大。这给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2002年开始，针对新的问题，政府部门陆续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等一系列配套的社会政策，力求更好地帮助下岗失业人员、流浪乞讨人员、贫困人口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各种社会弱势群体，改变他们的发展环境，提升他们的发展能力。在这段时期，国家从过度关注经济政策到不断完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业促进、医疗保险、教育平等、开发扶贫等政策逐步走向完善，初步构建了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补偿性社会政策与发展性社会政策开始并行，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逐步由平均主义走向公平、公正，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价值目标初步确定。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吸收了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初步形成了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理论框架。
三、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演变动因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是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及时应对，是对民众需求的真实回应，也是本土文化和现代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
1.社会动因：结构变迁与民众需求的内在推动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演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联系紧密，它是社会结构变迁在制度层面的直观反映。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其实质是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当资源与机会配置得当时，社会结构也就合理，反之社会结构便会出现偏差。因此，社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何最大化地实现资源与机会公正、合理的配置。要想最大化地实现资源与机会的合理配置，平衡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出台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作为国家意志和民众需求在制度层面的集合体，它可以通过各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范失衡的社会关系，纠正偏差的资源分配机制，帮助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作为对社会结构滞后的敏感性反应，既是对弱势群体合理需求的回应，也是实现社会资源和机会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僵化，城市化进程缓慢，资源配置方式大都通过国家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方式比较单一，在机会获取方面先赋性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民众的后天努力受到各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很容易被忽视，与之相关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也就无法形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化的冲击和单位制的解体使社会利益格局极度分化，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先计划经济下的固有群体发生分化和重组。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脱节，致使弱势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程度逐步加深，其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此时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就是在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制度设置，矫正社会不公，缓和分配性冲突。
2.经济动因：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必须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既要在理性分析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量力而行，也要充分反映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控制机制以及整合机制都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这时候就很容易诱发和加剧一些特殊类型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就需要对社会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政策制定者要在充分熟悉经济利益格局之后，对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给予政策性保护和适当的福利性补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国际发展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这决定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中心思想就是寻求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高度集中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技术结构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方针的指导下，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使社会与经济领域的资源与机会配置极不平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岗职工、进城务工人员为代表的新的弱势群体。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些不合时宜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很多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也没有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未能给民众提供更多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敏锐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国家宏观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针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失灵、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失业人员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现实性问题开始了宏观调控。此时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是在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的基础上出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展演变的，它既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果，也是中国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低水平和高效率的基本社会保护体系，而不是要强化过去已经形成的普遍性和高水平的国家福利体系。
3.文化动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作用
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以及语言，它通过把个体和群体联系于机构化的等级而调节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文化是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潜在动因，它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奠定了价值基础，也为政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扶助理念与现代文化的福利思想共同推动着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扶助理念与今天的儿童福利、社会救济和医疗保健等社会政策相融相通，很多传统的慈善、救济工作自周代开始就一直传承下来，并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传统，这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价值观基础，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较为成熟的现代福利思想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开始影响中国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国际社会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干预和影响，也为政府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促成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社会各群体间的平等等现代治理理念的形成，为减小社会代价、促进社会进步、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重要性。社会政策的合理发展，是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前，我国社会政策仍然存在着诸多发展困境，与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依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两者之间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的态势，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城乡二元差距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工作也不够规范，宣传公开力度不够，技术性层面的建设水平不理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其效度的提高，无法有效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利于促进社会安全与社会整合。未来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要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与国外的先进经验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层面要突出针对性和动态性，在执行层面要注重公平性和包容性，在评估层面要力争做到真实和有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体系。
1.制定层面：更加突出针对性和动态性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决策行动的开始，它包含着一系列元素和内容，需要在明确实施对象、确定服务标准、确定资源筹措方式和规模、确定具体的运行机制之后才能正式实施。中国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还未能形成相对应的基本法律，覆盖面较窄，缺少针对性和动态性，城乡之间和利益群体之间还很不平衡。未来中国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需要更加注重政策的空间地域性以及群体互异性，要跟得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时展的需求。应该针对弱势群体在不同地域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相异性和不平衡性设置合理的服务标准和资源筹措方式。也要根据现实情况，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生理特点的生理性弱势群体设置更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帮扶措施。同时，弱势群体的需求是动态的，所以，社会政策也要根据弱势群体对需求层次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下岗职工、城市底层打工者等因社会因素造成的社会性弱势群体，需要动态的政策扶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并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2.执行层面：更加注重公平性和包容性
社会政策执行层面的核心内容是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建立各种执行规范和机制。未来中国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要着重改善各利益群体之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状态，扩展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提高弱势群体的主体参与能力，确保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一样公平地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要做到公平和包容，一是要促使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救助政策、住房补贴政策等补偿性社会政策与就业促进政策、教育政策、开发性扶贫政策等发展性社会政策相结合，从而消弭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度。二是要注重倾听弱势群体的意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要通过二次分配，把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差距调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要突出人文关怀，也要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利益表达机会；不能仅局限于消极的补偿、救助，而要消除社会排斥，改善弱势群体的伦理处遇和权利处遇，提升其社会参与能力，实现社会整合。
3.评估层面：更加注重真实性与时效性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要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按照预先设计的计划顺利完成。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和执行结束后，要开展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现有的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大都缺少政策评估，而有限的评估也缺少真实性和时效性。未来要强调政策评估的重要性，确定合理的评估标准，比如效率标准、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在评估过程中，加强对现有政策的监督，促进社会政策不断完善。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真正培育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组织，保证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在传统模式下，社会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均为政府，区别只在于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新的模式应将单一的政府决策和支配福利转变为由政府、市场、家庭、非营利组织、社区等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决策和实施。”社会政策评估是应用性的研究活动，应当注重对政策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具体开展的活动、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改进之处做出详细的阐释与评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政策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