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相关政策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状况；必要性；改革创新方向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1
一、积极财政政策概述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和特点
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它其实就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增长缓慢、需求严重不足，在各项资源条件充分许可的情况下，国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所实施的一种阶段性或者暂时性的扩张型政策。通常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呈现出这样的几个特点：阶段性、定向性和复合性。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与意义
通常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所具有的现实作用主要包括有以下这样的几点：第一、它有助于调节优化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效益。第二、它有助于扩大商品销售额和提高居民商品购买量。第三、它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中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推动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现状分析
谈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概况，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这样的几点：第一，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8年开始启动制定和实施的，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第二，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要点主要有扩大我国内需，提高城市农村消费者大众的经济收入；优化公共投资结构；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及调节经济结构等等。第三，在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变革创新，也就是转换模式类型。
三、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一）它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国家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理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其中一类不可或缺、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实施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它是特定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必然客观要求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中可以看出来，它是在社会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背景下予以实施的一类财政政策。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状态时的必然政策选择。
（三）它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
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由这个家政策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大众的各种收入水平所影响和决定的。只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高，民众消费者收入水平增强，才可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进行购物消费，改善生活，进而能够实现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可以提高民众收入，扩大内需。所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
（四）它有助于提高国家政府的社会地位形象
通过前面相关文字的阐述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国家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使广大的民众都得到直接巨大的实惠利益，明显地体现出国家政府对于民生的关系和重视，对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奋斗。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民众心中大大地提高国家政府的社会地位形象，从而加强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四、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改革创新方向
（一）加强实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一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积极加强实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财政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经济基础或者说物质基础的重要性。所以，要想扩大内需，刺激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进而最终才能够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
（二）进行国债投资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二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进行国债投资模式的改革和创新。这个主要是指在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潮流的现代社会中，要求我国的国债投资必须要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即公共投资项目和非公共投资项目都要发展，只是一定要根据社会的实际状况衡量好二者的结构分布。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三）加强金融政策的配合支持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三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加强金融政策的配合支持。这个主要是指在国家倡导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环境之下，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积极地制定和实施有关国家民生方面的积极金融政策，比如方便有助于居民消费者购房购车甚至购买其他消费品的金融优惠政策。这样一来，就可以与国家其他方面财政政策结合运用来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
（四）提高科学合理制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水平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四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提高科学合理制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水平。这个主要是指国家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学习与提升与之有关的知识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从实际状况出发，以相关的先进知识技能为理论武装，来进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运用，以此来实现增强居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进而实现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孙淑杰.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9：43-46.
[2]舒展.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8：15-18.
财政相关政策篇2
【关键词】高等学校；新会计制度；会计核算
中图分类号：F23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125-02
2012年12月19日，财政部、教育部在征求意见稿了第二稿之后终于颁布了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执行。新制度在很多方面弥补了1997年颁布的《高校财务制度》中的缺陷，充分考虑到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对高校财务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无形资产分期摊销，合理地确定了教育成本，使折旧后的固定资产和摊销后的无形资产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提高了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以说，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设计从整体上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高校十几年来内外环境变化存在的问题，但在实际的工作操作层面新制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努力从一个多年从事高校财务工作者的视角对新《制度》中仍未解决或者说仍未重视的几个问题提出探讨。
一、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存在的操作难点
（一）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没有统一标准
新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要求划分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支出，对高校固定资产，除文物、图书、动植物外按月计提折旧，这与企业会计准则一致，准确地反映了固定资产总量及净资产的存量，为计算教育成本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众所周知，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新制度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但高校的六大类固定资产应采用这两种折旧方法中的哪一种，折旧年限如何确定，新制度中尚未提及。究其原因或许在于高校的固定资产的特点在于种类多而个体价值和性质相差太大，难以确定其使用年限和折旧年限。因此新制度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没能进行统一的规范。但是，如果折旧年限不统一，那么规定会造成各高校在折旧的准备阶段，也就是在固定资产的清查、核算、统计工作中就会存在较大的人为操作空间，使各高校提供的和固定资产净值相关的信息缺少横向可比性。
（二）对学费和住宿费等非税收入没有使用权责发生制。
新制度第四章“收入管理”第二十条依然沿用了1997年《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规定，对“教育事业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即学生交来多少学费和住宿费财务就记多少“教育事业收入”，不核算应收的和欠费的情况，相关财务报表也不反映欠费信息，由此高校的资产和负债信息不实，不利于全面反映财务信息，也影响了管理层和社会公众对高校综合能力的分析评价。
（三）成本明细账设置繁琐，不利于具体操作
新制度第十章“成本费用管理”中第六十条：费用按照其用途归集，主要包括：教育费用、科研费用、管理费用、离退休费用和其他费用。各科目按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和“其他资金支出”等层级进行明细核算，同时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相关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应当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的款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同时“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再按照具体项目进行明细核算。费用科目的控制信息有：资金性质（财政拨款/非财政拨款）、预算类别（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拨款方式（国库直接支付/国库授权支付）等。这个设计与财政上年终决算的体系相吻合，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平行科目设置过多，操作繁琐，劳动成本高，对操作人员的要求过高。
二、相关会计核算的对策及建议
（一）建议高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分类分项来确定
目前，国内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存在不同的规定。现行《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监审办法》规定：设备按分类折旧，其中专用设备按8年，一般设备按5年，其他设备按10年，房屋建筑物按50年。因为高校各类各项的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状况相差很大，所以建议高校固定资产也分类分项，采用《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监审办法》的规定，来统一规范各高校固定资产核算标准，确保各高校此类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
（二）建议采用新升级的财务系统解决成本科目明细账过于繁琐的问题
方法一：江苏省教育系统普遍使用的复旦天翼财务系统财务4.2版本支持10级科目，相关支出科目通过增加层级的方式来区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和非财政专项资金支出及其他资金支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这种方法相应的问题是：（1）科目冗长；（2）科目对应关系复杂；（3）相应报表及分析需要手工编写公式，不灵活。
方法二：步骤1，在财务4.2版本上启用[经济分类科目]对照和[资金来源管理]；步骤2，在资金来源信息设置中的“经费性质”中分：基本经费和项目经费，“资金性质”中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非财政、其他，来源可设置优先级；步骤3，在“项目大类维护”中设置项目大类可用的资金来源；步骤4，在“项目信息维护”中项目大类下的明细项目自动继承该类的资金来源；步骤5，在凭证录入时按照来源优先级自动匹配来源，自动控制来源余额。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科目冗长，可以提供灵活方便的统计，自动对应经济分类科目。
（三）建议各高校对学生的学费及住宿费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
会计科目中增设“应收账款――学费”及“应收账款――住宿费”进行会计核算，用来核算学费、住宿费的缴、欠、减免等信息。例如：江苏某工业职业院校2013年8月新生录取3000人，学费加住宿费标准5000元/人，而9月份新生报到统计后发现实际报到率为90%，即实到2700人，新生通过银行卡及现场缴费共计1200万元。相应会计核算：
（1）根据报到学生数
借：应收账款――学费、住宿费1350万元
贷：应缴财政专户――学费、住宿费
1350万元
（2）根据实际收到的款项
借：银行存款1200万元
贷：应收账款――学费、住宿费1200万元
（3）利用非税收入网上缴费系统打印非税收入收据，上缴财政专户
借：应缴财政专户――学费、住宿费1200万元
贷：银行存款1200万元
以上会计分录可以在账面上清楚地反映2013年新生实际学费、住宿费收入1200万元，欠费为“应收账款――学费、住宿费”的借方余额150万元，财务报表信息中也相应地反映出学校此项债权情况。而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下财务只根据实际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1200万元，贷记应缴财政专户1200万元，账面上不显示欠费数，财务报表也不直接反映，只能通过学生收费系统另行查询，这显然与现行高校财务管理水平不匹配。
结束语
2012年全国教育投入4%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高校财务管理进入了内涵与稳定发展的阶段，高校整体财务管理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适应了改革需求，规范了高校的经济行为，部分业务引入了权责发生制，实现了成本归集与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从体系上更加合理。笔者从一个实务操作者的角度分析了几点新制度当中的操作瓶颈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能更好地满足高校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高等学校会计制度[S].2012.
[2]赵冬梅.新财务制度下高校固定资产折旧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3（23）：122-124.
[3]乔春华.高等学校学校会计制度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J].教育财会研究，2009（6）：3-8.
财政相关政策篇3
[关键词]土地财政；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1―0024―03
当前，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城市高房价、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这些都与地方政府普遍推行的土地财政政策有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越大，其存在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研究土地财政隐藏的风险及治理对策，有利于地方财政安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土地财政的成因分析
“土地财政”是对当前地方政府在面临财政困境时利用土地换取财政收入这种短期行为的一种形象比喻，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融资、土地金融等方式获得收益来直接或间接增加财政支出能力的行为。…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已经成为城市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自200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实施“招拍挂”以来，我国的土地价格每年以8.9％的速度快速上涨，高地价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资料表明，2001～2003年间，土地出让金收入为9100亿元，约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5％；2005年，国家开始紧缩“地根”，土地出让金收入为5505亿元；2006年为7677亿元，2007年高达1.2万亿元。2008年，尽管有近50％的土地出让以底价收场，有10％的土地流标，导致地方政府地价款收入有所下降，但仍获得了9000多亿元不菲的收入。土地收入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我国土地财政的形成与分税制改革和以GDp及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2002年以后又将地方税种中增长较快的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但在财权向上集中的同时，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不仅没有相应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承担建设性支出以及为重大工程配套资金、非公益性事业单位各种非公益性支出、行政性支出，而且还要承担由于国有企业乃至一般公共部门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各种企业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等等。在这种财权向中央集中，事权向地方政府下放的非对称财政体制下，财权上收后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能稳定增长的地方税种(如财产税)，于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很容易被打破，从而诱导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相关收入作为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财政分权、政治集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具有通过做大GDp和上缴财政收入来显示政绩，以此获得晋升(或保住职位)的激励，这种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便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的内在动力。
二、土地财政隐藏着巨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首先，土地财政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在现行的土地批租制下，地方政府无论以何种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卖一块土地，政府就一次性地收取50～70年土地收益，这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提供了便利。即使我们不考虑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不考虑可征用农地、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但市场有冷暖，房地产市场也有周期性变动，这意味着土地价格不可能天天都有“面粉比面包贵”的火爆行情，当市场发生变化，原来的供不应求就会转化为供过于求，土地流拍、降价就不可避免，土地生财难以为继。
其次，土地财政是导致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杜雪君、黄忠华(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耕地数量存在负影响，其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01，即土地财政每增加1个百分点，耕地数量将减少0.01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耕地总量为18.26亿亩，已经接近18亿亩的“红线”。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有关数据，仅在2001～2008年的8年问，我国耕地数量就减少了1.25亿亩。如果不加以控制，按照每年平均减少的数字，2年就会突破“红线”。
第三，土地财政严重损害了国民的利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按理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应代表全民的利益。然而资料表明，全国多数地方征地款的分配比例为：农民仅能拿到10％～15％，集体拿25％～30％，政府及其他机构拿60％～65％。征地中各产权主体地位不平等、交易不公平使得农民失去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失地又失业的弱势群体。不解决5亿多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全体国民的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问题，中国这个全球少有的消费市场就难以启动，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第四，土地财政还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在土地财政中，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建设资金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取得银行贷款的间接财政。这些贷款一般不超过2年，如果土地出让顺利且价格较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丰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偿还贷款，但如果土地出让价格不高，用于偿还贷款的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就必须用其他方式取得财政收入来还款。实际上，以政府信用为依托的贷款规模往往会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规模，金融风险也就出现了。
第五，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有违科学发展，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届际之间的不公平，进而导致土地资源利用的代际不公平。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最长以70年为限，实际上一次性预收了未来很多年的土地收益。而城市的基础设施支出却由历任各届政府负担。一旦城市化速度放慢，前人卖地、后人维护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三、土地财政改革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必须放弃土地财政，必须放弃对土地一级市场的控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靠土地财政来支撑政府支出、提供公共物品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产业振兴、通过光明正大的税收进行公共财政运作。地方政府必须摆脱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的依赖。
1.通过综合性的配套改革，降低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财政的激励。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以及“政绩逼人”是造成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原因。要降低地方政府谋求预算外收入的动机，就必须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投资机制，地方政府不能再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导者，而应该成为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财政负担上，中央政府要适当增加事权，如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承担，这样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又能减少因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教育投入差异。
在政绩考核上要改变GDp和财政收入至上的
考核体制，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率、资源消耗强度、社会保障率、居民收入增长率、社会治安破案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诸多指标在内的政绩考核体系。
2.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制度。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实质上是未来50～70年地租的资本化形态，政府当期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实际上是让渡未来若干年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因此，应当从土地出让收入中预留一部分资金，以保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基本设想是从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中划出30％的比例，建立中央、省和县(市)三级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实行分账核算。通过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可以遏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收益的短期行为，建立良性的土地收益管理机制，保证农地征收、城市建设和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投资制度，以保障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值增值。
3.完善土地税制，形成科学合理的土地税收体系。(1)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适时开征物业税。应将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者纳入征收范围，同时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待条件成熟时，与房产税合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2)完善土地增值税。一是扩大土地增值税征收范围，采取“普遍征收”的办法，在征收范围上要能覆盖引起土地增值的所有对象。二是应设置“土地转移增值税”、“土地租赁增值税”和“土地保有增值税”三个税目。(3)增设空地税。即以闲置未用的土地为征收对象，对空地的实际持有人课税。开征空地税，可以抑制土地浪费现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4)提高耕地占用税税率，通过税收杠杆促进节约和集约用地，保护耕地。
4.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积极防范土地融资风险。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性公司以土地为抵押，贷款进行城市发展建设，抵押的土地往往是政府储备的土地，这样容易带来政府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该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严格将政府储备土地限定为存量土地，禁止将征用的农村集体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对抵押的土地进行评估，放款数量依据土地的价值而非政府信用。
5.加强土地规划管理，确保建设用地的后备资源。为了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往往具有修改土地利用规划的动机。修改规划随意性大，有时还会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来增加用于创收的土地面积，也可能出现土地征而不用、出而不用的现象，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要减少这种土地违规行为，就必须严格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将规划的修改上升到法律程序，要经立法机构通过才能进行调整；要提高规划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性；对有违规行为的地方政府，不但要追究行政责任，而且要按照司法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目前土地供应中，低价工业用地所占比重较高，不少地方都提出要建园林式开发区，明显存在着土地资源浪费问题。与此同时，房地产地价却很高，这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改善民生都不利。因此，应当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工业用地，增加房地产用地，同时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提高工业用地的价格。
财政相关政策篇4
关键词：“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经济增长；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87-05
一、“资源诅咒”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资源禀赋会极大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越丰裕，经济增长就越有保障，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1]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众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比那些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和地区缓慢。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解释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进而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资源诅咒”最初涵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内涵也不断扩展，资源开发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都属于其范围。
（一）“资源诅咒”理论的提出
对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悖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佩必茨（prebisch，1950，1964）、辛格（Singer，1950）等人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奈尔斯克（nerske，1958）、莱文（V·Levin，1960）等注意到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50-70年代荷兰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大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进而导致传统制造部门萎缩，国内的创新动力减弱，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使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一现象被称为“荷兰病”。高登和皮特·尼利（w.m.CordenandJ.peterneary，1982）给出了“荷兰病”的经典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研究者如盖尔薄（Gelb，1988）、奥提（auty，1990）从政治或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能导致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的假说，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假说检验的基础。松山（matsuyama，1992）建立了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特殊资源部门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进行讨论。[2]1993年，奥提（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完全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3]
（二）“资源诅咒”形成的制度机理
1995年，萨克斯和华纳（Sachsandwarner）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4]他们在松山（matsuyama,1992）模型基础上衍生出动态的“荷兰病”内生增长模型，并从两部门扩展到三部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的诅咒”在国家层面上得到验证。同时，他们还研究了自然资源妨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发现自然资源不仅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还通过“荷兰病”效应、滋生保护主义和官僚腐败等间接途径制约经济增长。此后，萨克斯和华纳（Sachsandwarner，1997，2001）、盖尔法森（Gylfason,1999）、帕普拉基斯和格尔拉夫（papyrakisandGerlagh，2004）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资源诅咒”这一假说，推动“资源诅咒”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研究问题。[5]
财政相关政策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共财政政策链
政策链是一种新型政策模式，对增强政策整体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链(以下简称“低碳财政政策链”)，对于提高我国低碳财政政策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策链内涵
从政策链的起源来看，它与“价值链”、“产业链”等链理论有着密切联系。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指出它是对增加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实用性或价值的一系列作业活动的描述。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
关于政策链，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多认为政策链是将“价值链”、“产业链”等链理论在公共政策学领域演化运用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公共政策学是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对政策系统及其环境之间和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与系统内外诸因素之间进行因果和相关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规律，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学科。
笔者认为政策链是公共权力机关或社团组织，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而选择(或制定)的各种方案按照彼此之间的政策关联性而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链状系统。政策链由若干政策根据时间先后、层次高低、内容关联的关系而构成，具有下列特征：整体性。构成政策链的各关联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2)连贯性。为解决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而选择(或制定)的新旧政策前后连贯，互相衔接；(3)层次性。构成政策链的各相关政策之间具有层次结构，有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的区分；(4)增效性。政策链的各相关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能有效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
二、低碳财政政策链
公共财政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斯特恩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低碳财政政策链就是为发展低碳经济而选择(或制定)的各种财政政策按照彼此之间的政策关联性而构成的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链状系统。
低碳财政政策链包括纵向财政政策链和横向财政政策链。纵向政策链包括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总体规划、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三个层次；横向政策链包括由各项基本政策构成的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和各项具体政策构成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构成链状结构的若干政策环环相扣。根据发展低碳经济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情况，低碳财政政策链的链状形态设计如图1。
三、低碳财政政策链的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在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低碳财政政策链具有下列重大作用：
1.实现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与传统政策制定不同，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低碳财政政策链包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既有中长期战略又有具体执行政策，涵盖了各个层面，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作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纲领，把握着低碳财政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整体上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设计，使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都围绕总体规划来选择或制定，保证了政策的统一性。低碳财政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转变可以实现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2.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政策链的关键作用是最大化相关政策的协同、最小化相关政策的制约，在制定政策时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关系。使各政策相互衔接、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低碳财政政策链能发挥发展低碳经济的各项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通过低碳财政政策链整合各项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实现“1+1>2”的政策效果。低碳财政政策链将使相同的财政资金投入获得更多的减碳效果，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3.保证前后政策的连贯性。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时期的低碳经济政策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政策必须保持连贯性。同样，不同时期的低碳财政政策也必须具何连贯性。低碳财政政策链中的财政总体规划是中长期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总体战略，不同时期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是在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根据各时期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的，既保证不同时期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有所侧重，又保持政策前后连贯、互相衔接。
4.加快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随着关于气候相关科学的发现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需要低碳转型，而是转型速度能何多快、幅度有多大。我国提出在2020年前将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削减40％～45％。低碳财政政策链不仅能增强低碳财政政策的内部协同，而且促进低碳财政政策与低碳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渊，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何助于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政策链视角下我国低碳财政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从政策链角度分析，目前我国低碳财政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孤立的状态，政策体系不够完整，政策问的协同和配套不够，没有形成链状系统。
1.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低碳经济发展领域。如在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与应对气候变
化和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资金占到相当比重，其中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3700亿元用于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两者合计占到4万亿元的14.5％。财政通过税收、支出等政策支持节能减排、引导和鼓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低碳财政政策并没有中长期总体规划，究其原因：其一，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行动路线图等纲领性文件还没有正式出台，造成制定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的目标、重点不明确；其二，财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对政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关注不够。
2.低碳财政政策不够丰富。随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渐明晰，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也不断趋于完善。现行的发展低碳经济具体财税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投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从目前具体政策的情况来看，仍然不够丰富：一是低碳绿色税种欠缺。目前我国尚没有以降低碳排放为主要目标的特定税种，如碳税、能源税、气候变化税等。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形式比较单一。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形式主要为减税和免税，没有充分运用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三是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有待充分落实。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于政策不完善导致绿色采购成本过高，采购人员不能有效的获取环保产品的信息，无法做到真正的绿色采购；四是碳基金、碳预算等政策有待研究出台。
3.具体财政政策横向协同促进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仍表现为各项政策相对孤立，政策问缺乏相应的协同促进能力，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横向链状体系。主要表现为：(1)各具体财政政策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有的还相互矛盾。如财政在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的同时对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予以补贴。这种不恰当的化石能源补贴增加了能源消费，降低了能源效率，增加了废气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相互冲突。(2)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存在“重激励、轻约束”倾向。目前财政对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激励、支持政策多，但对高能耗、高排放等行为，则缺乏必要的约束手段。
4.配套制度不完善。低碳财税政策体系是政府为了发展低碳经济而嵌入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系列政策工具集合。目前我国低碳财政政策相关配套制度欠缺，能效标准及其审计制度、碳市场交易机制、低碳中介服务制度等配套机制都还很不完善，严重制约了低碳财政政策效力的发挥。
五、构建我国低碳财政政策链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支持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
要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尽快制定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财政规划，明确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重点。首先，要尽快制定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是制定低碳财政政策总体规划的基本依据。应在战略层面上整合当前的“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节能减排规划”等与低碳经济相关方案，结合“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尽快制定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其次，明确低碳财政政策的中长期目标。根据低碳经济特点和公共财政基本理论，低碳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获取最高的人口和社会福利，实现社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低碳财政政策中期目标要与“十二五”规划相衔接，保证“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低碳指标的达成。另外，在确定低碳财政政策总体规划时，要注意考虑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增加对西部地区的中央财政投入。对于东部地区，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合理开发资源，避免过度和无序开采。
(二)充实具体政策内容
充实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没立碳基金。建议在整合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碳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碳基金由政府主导，其投资方向是三大类：即为“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具体用于：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支山；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宣传与服务支出。在具体预算安排过程中，应当将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该基金。
2.丰富税收措施，形成我国绿色税收体系。(1)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2)争取早日开征碳税或类似税收；(3)对现行税制进行“绿化”。如，在企业所得税制设计中，可以将和低碳核心技术相关的研发费用给予更高的扣除比例；消费税应改变简单的以奢侈消费品为课征对象的理念，而采用高碳和低碳标准，更多地对高碳产品消费课征重税等等。(4)丰富低碳税收优惠措施，除减税和免税，应充分运用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
3.完善低碳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省本级财政设立发展低碳经济专项拨款和资源开发保护专项拨款。制定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使用计划，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财政这两项拨款主要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4.认真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目前我国政府节能潜力很大，大力倡导落实绿色政府采购，实为低碳发展良策。要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认真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在已经的节能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基础上，积极研究制订《政府绿色采购实施细则》。要进一步扩大绿色采购清单，增加绿色采购占政府采购的比重。严把政府采购绿色预算关，优先安排采购节能低碳产品的采购预算，禁止采购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采购机构要简化低碳产品的采购准入程序，采取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政府应通过减税来降低“绿色产品”采购成本。同时，政府还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组织，向采购人员提供绿色信息，增加采购人员对绿色采购的认知。
(三)加强具体财政政策的横向协同
优化我国低碳财政政策除了充实具体政策措施之外，还应加强政策的横向协同。对现有的具体财政政策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发挥政策问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低碳财政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在加强具体财政政策的横向协同方面，一要解决当前具体财政政策相互冲突的问题。要对目前实行的各项低碳财政政策进行梳理，对不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政策进行合理调整。特别是要对现行的能源补贴政策进行改革，增强能源补贴的针对性。二要平衡我国的低碳激励政策和约束政策。针对低碳财政政策存在的“重激励、轻约束”倾向，未来应构建绿色税制，及时开征碳税或类似税收，发挥税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为的约束作用。另外，还应增加对“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财政约束措施，如减小“两高一资”项目的财政投入、取消税收优惠等。
财政相关政策篇6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财政相关政策篇7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架构
财政相关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税收宏观调控
一、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相关政策篇9
关键词:环境保护绿色财政税收税收政策实施策略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国家应加大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建立划拨财政资金的途径，拟定关于细化节能的专项资金细则，真正接近绿色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同时把与循环经济发展有关的财政支出、资金支持视作常规的支出项目、补贴项目，为构建节约型社会提供稳定的、长效的预算支持[1]。为实现这一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就必须明确绿色财政补贴范围、资金支出领域，针对滞后产能建立淘汰机制，促使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和生产厂家尽早退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行列；针对重点节能工程、绿色产品与技术开发、生产需要等提供财政支持；建立有关于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升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实施程度。
二、设置环境保护税种，完善绿色财税征管体制
为促进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全面实施，应及时增设环境保护税种。针对当下国家税种范围较窄的问题，应专门根据环境保护现状增加相应的特种税，例如能源污染税种、固体废弃物污染税种等，促使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广泛覆盖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正确实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体制，这主要涉及设置税种、征收税负两个方面的体制。为加大征管力度，应出台更多健全的法律法规，尽量实现绿色财政税收的正规化、体系化，充分发挥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
三、大力实施科学绿色税收优惠及财政支持政策
尽管目前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中有较多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政策，但宣传力度不足、适用范围狭窄、形式太过单一，无法体现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因此，要坚持市场发展原则，结合环境状况提高执行科学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弱化各种阻力[2]。在其范围适用性方面也应适度拓展，对节约资源、回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等行为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不利的政策，形成多样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还应构建绿色财政税收调控体系，适时适当调整耗费能源、污染环境的行为，为节能减排提供财政税收法律依据以及政策支持，提高支持节能减排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使其更容易实施。
财政相关政策篇10
关键词：顺周期；财政政策；内在稳定器；“以丰补歉”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4―0065―04
一、发达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
(一)多数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具有温和的逆周期性。即在经济上升期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在经济下滑期减少收入、增加支出
emestotalvi&Carlosa.Vegh(2005)通过扩展卢卡斯(1983)的财政最优模型，利用5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G7国家的税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税收政策具有逆周期性。imF(2003)指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指标波动呈现出温和的逆周期波动性(mildlycountercyclical)，如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imF(2008)通过观察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21个先进经济体样本1970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基于弹性的财政推动量和基于回归的财政推动量、估计相机抉择财政的规模，进而利用向量自回归法估计相机财政的宏观经济效应，得出结论：先进经济体的相机抉择财政多具有反周期特征，而且反周期效应较为平缓，尽管执行得比自动稳定器和货币状况变化较晚，但实际上政策记录表明，对推动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施瓦茨和帕加诺(1990)在对1982年丹麦和1987―1989年爱尔兰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经验分析时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经济紧缩联系在一起，财政政策具有逆周期性。
(二)一些研究成果认为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性
ernestotalvi，Carlosa.Veagh(2005)通过实证得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具有顺周期性；发达国家的税收与产出水平显著正相关，与税收平滑模型解释的相同――由于税基波动。因此税收具有顺周期性；政府消费支出表现出顺周期性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同于Gavinetal.(1996)andGavinandperotifl997a1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结果。Fatas和mihov(2001)；mountford和Uhlig(2002年)；Blanchard和perotti(2002)；以及Gall、Lopez-Salido和Valles(2007)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平衡行为及效果；Ramey和Shapiro(1998年)以及edelberg、eichenbaum和Fisher(1999)则利用叙述性研究分析财政政策顺周期性；Johnson、parker和Soule-les(2006)采用案例研究财政再生的顺周期行为。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发达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相比较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但部分工具、在经济繁荣期仍具有顺周期。melitz(2002)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财政总差额占GDp的比重只表现出轻微的反周期变化：财政差额的周期敏感性比单纯由自动稳定器带来的预期敏感性更强，这说明政策制定者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措施抵消了自动稳定器的部分影响(Daniel，2005；manasse，2006)。因而，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曲经济理论给出的建议相反。发达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实际中具有顺周期效应(imF，2008)。manmohanS.Kumar(2005)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财政行为表现出更大的不平衡性和更高的顺周期性，但不等于说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就完全逆经济风向行事、就绝对平稳。
二、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
(一)在经济上升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幅提升、债务融资更为便利、各项费用收入与之共涨，出于对经济增长偏好和预算约束的乏力。政府购买性支出随经济增长而迅速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政策变量具有快速增长的顺周期性
Littleetal.(1993)以18个发展中国家1974-1989年的详细数据为基础，分析指出经济繁荣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上升，由于预算软约束及财政独裁制，财政收入被超额侵占，财政支出迅速增加。al-fredoBaldini&manmohanS.Kumar(2005)利用Hp滤波法、修改的Hp滤波法(modifyHp)、aRima模型估计和频率域估计法(Frequency-Domainapproach)对委内瑞拉1991-2003年的财政、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财政中石油收入独立于经济周期，但其他主要的财量呈现出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可能由于“贪婪效应”，好时期(goodtime)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特征显著于坏时期(badtime)，经济周期导致了财政政策中可控部分的波动。Gavinandperotti(1997)分析拉丁美洲的财政数据指出，拉美的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期，政府消费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激励可能引致政府在财政收入增加时期随意制定法规提升政府开销。Laneandtornell(1999)、talviandVegh(2000)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政治激励或制度激励相联系，多种力量作用下政府对财政收入份额的竞争产生“贪婪效应”(voracityeffects)，而这种效应引致政府与收入不成比例地增加支出。Kaminshkyetal.(2004)通过实证，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政府缺乏在经济繁荣时约束花销能力，所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特征。talvi&Vegh(2000)论证得出，诸多证据表明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其部分原因是这些经济体在政治上鼓励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得到资金时增加赤字规模。可见。经济繁荣、融资条件改善，推动了财政收入的顺周期增加。
(二)在经济下滑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随之锐减，由于融资条件恶化，债务性收入降低，因此财政收入顺经济下滑而降低，受财政收入状况约束。购买性及转移性财政支出都相应减少，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政策变量具有快速减少的顺周期性。
在经济下滑期，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下降，税收减少，不得不依靠债务融资提高财政收入，进而弥补财政支出赤字。此时债务融资(发行国债)规模和幅度决定了财政收入及支出是增加还是降低。更为常见的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萧条期。不但国际贷款融资环境恶化，而且国内居民也不愿意购买或无能力购买国债，导致财政收入迅速减少。即使政府有加大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意愿和计划，却受到收入的制约和融资的约束，无法实施。Gavinandperotti(1997)指出国际上的信贷约束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经济衰退期获取国际贷款，因此财政收入顺周期减少。Kaminskyetal.(2004)通过实证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政府缺乏在经济萧条期获取融资的能力，所以财政支出具有顺周期特征。alfredoBaldini(2005)指出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不稳定性和顺周期性源于众多因素，其中包括：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取融资的约束和不稳定性，特别在紧缩时期则更为步履维艰；政治周期下公众投资的非法定规划部分(discretionarycomponent)的频繁变动；高度依赖于对经济周期非常敏感的财政来源(如间接税和本国拥有的自然资源转移)。
(三)由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缺陷，财政政策与预期目的适得其反，造成财政政策顺周期性显著
talviandVegh(2000)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制度缺陷，个人消费变动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波动上，政府部门顺周期行为导致个人消费顺周期。相关部门无法快速执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财政刺激措施有可能在经济体刚刚走出下滑时期时生效，紧缩措施却在经济体进入衰退期生效，这不但使经济过热时持续时间更长，而且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talviandVegh(2002)指出，私人部门的消费较发达国家而言更为不稳定，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财税制度不完善、更主要依赖于间接税，因此私人部门消费的波动性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上。ernestotalvi&Carlosa.Vegh(2005)通过扩展卢卡斯(1983)的财政最优模型，利用5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发展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具有顺周期性。他们通过建立最优财政政策模型，推理认为在公众投资一味增长的压力下常形成政治扭曲(pohficaldistortion)，进而使保持预算盈余成本较高。因此。对于政府来讲任何时期都保持公共投资的增加并非最优选择，为避免经济下行时仍保持支出增加的压力，政府面临公众理性预期下税基的大幅波动，最优选择就是在经济运行好的时期选择低税收。然而，由于最优财政政策形成的扭曲，导致正向冲击(positiveshocks)税基的因素发生时，政府选择降低税率、提高支出；相反，如果导致消极冲击税基的因素发生，政府选择提高税率、降低支出，即在政治扭曲下，最优的财政政策呈现顺周期特征。
三、财政政策顺周期性治理的建议
(一)增强自动稳定器的敏感性
被动的自动稳定器范围可以扩大，例如通过加强收入系统的累进性。这类机制将自动发挥作用。没有必要扩大政府规模。相关的方法是修改某些税收、转移或支出方案，遵照简单的规则引入经济状况链接，与泰勒的设定利率规则相似。这可以通过执行事先批准的临时支出方案或者一旦失业率达到某一阈值提高失业保险金来实现(imF，2008)。然而，这类计划也可能产生意外结果，需要根据可能带来的稳定优势进行权衡。如果可能减税，系统改变临时消费税能使当前的消费自动降低。要求自动触发以对循环发展事态作出回应的建议也存在问题，因为对于经济状况并没有完全可靠的实时计量。基于前一时期的成果。如自动退税所作的回应，可能会更加准确且较少失真，但可能不如基于当前收入的方法那么目标明确。预先制订目标明确且充分利用公款的国家应急支出方案可能也很困难(Solow，2005)。此外，所有上述方案都可能导致失真，因此，必须为这些方案配备一些措施来改善经济下滑时期支持措施的针对性。
(二)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治理
大范围的改革可能促进提高相机抉择政策措施的可信度，特别是其降低债务偏误风险的可信度。这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治理，如在许多国家已经存在的一种“财政监管机构”，承担辨别经济周期状态中的变化、评价财政政策与中期目标相符程度和就各类政策措施提出建议的任务。这会将经济信息评估中的党派判断降至最低程度，并避免经济状况仅仅依赖统计计量的情形。后者可能并不精确。此外，这种安排可能增强财政刺激措施的及时性和临时性，还可以授权这类机构就改变哪些税收和支出参数提出建议(Ball，1997；Calmfors2003；imF，2008)。在采用任何这类分析法之前，都必须对这类系统的可能成本和风险进行详细审查。除了选择财政工具和变更税率或支出计划的行政复杂性之外，该系统还必须与货币政策目标相协调(taylor，2000)。然而，由于当前执行的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相关风险，这种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审查。
(三)在制定短期一揽子税收政策时，应特别考虑政策措施的收入生产率、行政管理方面的可行性以及是否与更深入的税收改革的方向保持一致等问题
imF(2008)总结了税收措施应尽量符合的标准：一是销售税，增值税应广泛地基于国内最终消费，而不是中间消费或出口，并且不应对同来源的产品(国内或国外)进行区分(ebrill，2001)。由于它具有有效性(并不影响投入品的商业使用)和收入保障(通过对所有生产环节的商品征税，并非只是对最终销售商品征税)，实现此类收入的最好方法通常是对增值部分征收介于10％-20％之间的单一税率。二是如果少数商品需求缺乏弹性，并且其消费很容易被监测，征收消费税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征收消费税对于解决负面效应(如，汽油税可以减少污染)是适当的。三是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应设置得足够高，以便把非常贫困的群体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同时利用少数几个税收级别来实现充足的累进税，所得税应在综合收入的基础上征收。四是利得税最好设定为相当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率的单一税率，这样可以使税收在个人收入、合伙收入和公司收入之间转嫁的可能性最小。最好在不同部门和不同资产间中性地运用免税额、津贴和税收抵免等措施，来提高效率。税收激励。若全部被使用。则需对其覆盖面和期限进行严格限制。
(四)财政支出措施应注重实效，不但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还要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等方面具有可行性
总结各国中央政府支出占GDp和总支出比重，显著特征是中等收入国家具有较高的工资支出和利息支付，低收入国家有较高的资本支出，高收入国家有较高的补贴和转移支付。针对以往经验，imF提出财政支出措施的指导原则：一是保证核心项目支出。二是删减特定的支出项目。三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制止工资增长和冻结人员雇佣是短期内实现结余的一个主要手段。四是缩小社会性项目的收益群体。取消普通津贴支出，并通过恰当定位合格性和降低收入替代率来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Gupta等，2000)。五是审查资本支出项目。六是调整公共企业的收费和补贴。如果公共企业亏损。应调整其价格结构、取消补贴、修订人员雇佣政策，同时重新界定公共企业的活动范围，使其资本支出计划合理化。
四、对我国财政政策操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