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当前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分析探讨
引言：在以往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目标较为单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相对单一。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下，经济政策的问题也相对较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逐渐增多，将市场调控手段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发展目标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无法达到当前经济形式的预期发展目标，有时甚至会使得经济形式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因此，在当前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特点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的显著的提升，科学技术发展也越来越快，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加深，经济收益也不断的增长。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国的经济收入水平逐渐下降，使得当前的经济形势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因为全球的红利和制度红利逐渐减少，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潜力不断下降。
（二）通货膨胀现象的存在，使得短期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现象、商品限购、消费的跨期替代效应等对消费总需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短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有效的采取相关措施，那么以房产为例，会使得经济形式发展逐渐减弱，商品投资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缓慢。同时，商品物价水平的涨幅逐渐回落，使得通货膨胀现象更加严重；进出口额和数量的压力也在明显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在不断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的限制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
（三）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效果不明显。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甚至会使得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逐渐下降，不能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同时，如果继续以加大投资为主要的经济政策会使得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得更加恶化，严重影响着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弹性也会不断的下降，影响着原来就业政策的实现，使其不能很好的发挥政策调控的效果。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目前发展中，原来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形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政府为了迎合当前经济形式发展环境，积极的完善财政政策来过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有效的抑制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缩短了我国对经济形势的稳定时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要科学合理的实施相关财政政策，避免出现债务风险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我国要实施加大供给和扩大需求并存的经济政策，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改善我国出现的供给问题，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财政支出。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规划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采取相关的贴息政策，引导民间进行投资，促进我国投资水平的提高；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提高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它不仅可以支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可以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以及金融风险的问题，促进我国货币信贷发展水平的不断增长。因此，要加快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增加相关短期流动资金的贷款，合理的控制长期资金的信贷，有效的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和农业等方面的信贷难的问题，提高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科学合理的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
（三）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要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市场化进程。首先，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振兴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的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核心技术也较少，在政策的扶持方面也不合理，同时减免设备进出口的税收，使得我国设备的竞争力较为低下。所以，要合理的运用调控手段，完善相关的各种经济政策，提高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形式的稳步增长。其次，加快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改造传统企业的发展技术，提高我国产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对高新产业的扶持力度，带动我国经济水平的稳步增长。最后，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改革融资体制，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形式下的发展问题。
结论：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仍是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等问题突出，依然需要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来稳定经济形式的发展。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根据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完善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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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成令.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J].民营科技，2011，02：60.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2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关键词 智利，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改革在拉美地区普遍展开，这个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不仅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增长势头强劲，1991-2000年以年均增长6.6%的业绩居拉美各国之冠(1990-2003年为5.6%)，比同期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长率(3.3%)高出1倍，成为智利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于智利经济的出色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智利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成功的样板吗?智利的发展模式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对改革进程的回顾
笔者认为，智利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主的、有创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或者说，是智利逐步背离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智利的经济改革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智利经济改革是在军队通过1973年“九一一”政变推翻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之后启动的，迄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4—1982年，1983-1989年，1990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智利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不仅严厉谴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而且全盘否定前期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当时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放松管制，归还前政府征收的私人土地和企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平均关税由1973年的94%降至1979年6月的10%，取消非关税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反通货膨胀(包括采取货币升值手段)，等等。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个阶段的改革成效并不好，表现为经济剧烈的起伏动荡，其中1975年和198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12.9%和-14.3%)，1974-1981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3%，低于1960-1970年的4.2%。虽然这个阶段出口明显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形成大量贸易赤字，到1981年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到1982年智利因举借外债失控而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的改革依然是在军政府时期进行的，但在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弗伦奇—戴维斯把这种调整称之为“对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偏离”(unadesviacion de la ortdoxia neoliberal)。他指出：“为了应对1982年的严重衰退，智利被迫调整政策以对付外部的严重限制和促进国内的复苏。于是就出现了从主要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确立的非常正统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向一个更实用主义的模式的转变，包括从某些初期改革中的局部倒退。”
第二阶段主要的政策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提高关税。前期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进口激增和外来商品的剧烈竞争。为扭转这种局面，智利政府在1982年以后再度提高关税，由原来10%的统一关税逐步提高，1984年9月达到35%的最高水平。1985年3月起关税开始缓慢下调，直到1991年年中才稳定在11%的水平上。尽管如此，1984-1989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仍为20%，比1980-1982年期间高出1倍。(2)实行出口退税制度(sistema de reintegro)，并对出口生产商进口机器设备减免关税。(3)调整汇率。1983年，智利重新实行爬行汇率制(paridad reptante)，官方汇率根据国内与国际通货膨胀的差别不断调整，不仅纠正了原来的货币升值，而且使货币逐步贬值，1982-1988年期间货币实际贬值幅度达130%。此外，80年代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加大反倾销力度，实行主要农产品价格按国际行情浮动，对出口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减税等措施。上述政策措施至少反映出债务危机发生后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干预的积极态度。这些政策调整不仅促使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可交易产品生产部门转移，推动了出口的增长，而且也带动了替代进口商品的生产，对于缓解80年代因债务危机引起的困境起了积极作用。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1980-1990年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智利却仍然达到3.0%，比地区平均增长率高出1.7倍。
随着1990年文人政府取代军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j.拉莫斯认为：“的确，在智利，从1990年起，随着民主的到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就更大了。发展战略虽然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但已经作了修改，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同时取得增长与公正的更积极的国家(un estado mas activo)，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说的公正是增长的结果。”弗伦奇—戴维斯对智利文人政府经济班子的基本立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新的看法是既赞同对开放过程中的失误有理有据的批评，开放过程造成了70年代严重的工业化倒退和大批企业的破产，但同时也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在16年前就开始了，并已在1979年结束。做过了的已是既成事实。翻过那一页，重新开始。”这就是说，文人政府奉行的是对原有的改革再进行改革的方针。或者说，文人政府所继承的主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至于基本经济政策，则要由政府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自主地决定和调整。
二 文人政府经济政策举要
1990年以来，智利前后几届文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并表现出明显的政策连续性。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内，不能论及所有这些政策，只能择其主要者加以介绍。
贸易政策。90年代初，文人政府在保持原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先后与拉美、北美、亚洲、欧盟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集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智利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这一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尽管智利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在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单边贸易开放所能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必须利用自身贸易开放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通过相互的贸易优惠获取更大的收益。第二，鉴于智利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在90年代以前，智利的贸易政策就具有一种脱离拉美而面向其他地区的倾向。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各国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向发展，智利必须重新重视发展与本地区的贸易，而采取与其他拉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途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智利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明显地扩大了出口市场。
汇率政策。如前所述，智利在80年代实行根据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不断进行小幅调整的爬行汇率。进入90年代以后，外资、特别是短期私人资本的大量流入，对本国货币形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针对流入的外资以美元为主的形势，智利政府对汇率政策做出重要调整，放弃了本币单独与美元挂钩，改用钉住多种货币即“货币篮子”的办法，增加了央行对兑换市场的干预，并对流入的短期资本采取强制存款(encaje)的政策(关于这项政策，下面再做进一步介绍)。上述政策无疑对于稳定汇率和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对于像智利这样出口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在90年代中期，主要在1996-1997年期间，智利依然未能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过量流入，以及1995年至1997年10月期间货币累积升值16%，并由此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冲击波和1999年改用自由浮动汇率制，但与某些拉美国家长期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智利在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和汇率制度比较合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智利的出口在90年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1994年为10.0%，1995—1998年为9.5%，1999—2001年为7.3%。
强制存款政策。众所周知，外来的短期投机资本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智利是最先对这类投机资本采取防范措施的国家之一。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台了所谓“强制存款”政策，规定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主要是短期贷款和存款)必须将相当于资本流入量的30%存人中央银行1年，不付利息。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提高外部融资的成本，是限制投机资本流入数量和调整外来投资结构的调节措施之一。后来，随着资本流入压力的下降，强制存款比重也逐步下调，直至2001年最终放弃强制存款政策。学术界迄今对这一政策仍有争议。支持者认为，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这一政策能给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余地，可以避免因短期资本流入过多引起的周期深化；在使用外部融资较少的情况下，由资本流入形势逆转所造成的损失就比较小。反对者则认为，这一政策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限制资本流入量方面，有可能给国内企业融资带来困难并加大融资成本。e不过，笔者认为，智利在特定的环境下采取特定的政策的做法，从决策层面看是有创意的；与短期投机资本在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的金融动荡相比，智利实行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智利文人政府当政以来，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据有关文献介绍，智利政府通过适度限制公共开支，根据形势变化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一定幅度内的向上或向下调整，建立稳定化基金(rondo de estabilizaci6n)，保持公共财政相当于 gdpi%的结构性盈余等手段，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负责任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智利保持了27%-28%左右的投资率，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国家维持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投人，并偿还了大量外债。“实际上，90年代期间，国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持，包括1998—2002年经济减速期间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由1989年占gdp的43.8%降至2002年的15.9%。”
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智利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和与之配套的体制架构。这个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向中小企业的专门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由国家生产开发公司(corfo)担任中介的中小企业投资贷款；由corfo购买银行债券，银行将发行债券收入专用于向中小企业贷款；国家提供担保补贴的贷款，即向中小企业放贷的金融机构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担保，其费用的75%由国家支付，等等。(2)提供技术援助。智利于1993年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援助基金(fat)，专门资助这类企业聘请顾问，以解决诸如市场分析、产品设计、控制污染、建立信息系统等。(3)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援助。智利于1991年建立全国技术与生产基金(fontec)，支持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4)培训。军政府曾对国家培训体制进行改革，但效果不佳。1995年，文人政府制定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计划，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业主、经理及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小农业生产者的培训。1998年还建立国家培训基金(foncap)，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提供资助。此外，政府对这类企业的支持还包括某些鼓励出口的政策性优惠，以及鼓励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形成某种联合体等。
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智利在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工会作用的加强，也由于一度非常滞后的最低工资快速而集中的增加和税收的重要增长(超过gdp的2%)，实际工资以每年将近4.5%的速度提高，并显著增加了被拖欠的人力资本(卫生、教育和住房)投资，以及最低养老金和家庭拨款。因此，贫困人口已明显地降至总人口的30%以下，收入分配有了改善。”
三 关于“国家”(estado)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智利90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同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经济改革的启动要早10-15年，进入90年代后智利已经渡过了改革前期的混乱与冲击。在经济改革的前期阶段，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政策的不当，智利经济经历过剧烈的起伏动荡，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5%左右，贫困家庭比重由占30%上升到超过40%。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智利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的主要冲击是一种‘对内的破坏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前几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国内经济遭到局部性的破坏或肢解，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社会效果。”对其他拉美国家而言，90年代还正处在改革的前期阶段，正在经历着类似智利前期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强烈冲击。这或许是我们观察这些国家90年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视角，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化解。这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智利经济形势好转的第二个因素：政府在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在论及智利政府改革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当看到，智利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90年代以来智利历届文人政府改革指导思想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并把国家的干预或调控集中于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在智利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较具代表性。一是在对国家作用的整体看法上，认为“市场是自足的、良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国家只会造成扭曲与无效率，主张取消政治和国家，因而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二是认为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职能是对企业部门的负面干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经济“停滞之源”。根据国外学者对智利国家改革的研究，可以把智利政府对国家的重新定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不再是企业创建者、经营者和直接生产投资者，但与此同时，国家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活力与稳定不断地进行调节(如对危机局面进行干预)；通过政府促销、提供补贴、刺激投资、签订贸易协定等支持企业扩张；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资；提供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行干预，等等。(2)国家不再在投资资源的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而是成为“第二线的资源配置者”，主要是通过提供补贴、提供投资政策优惠、放慢关税减让速度等来扶持某些部门的发展。(3)国家在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时坚持一条原则：不在大企业家阶层中造成不信任感。政府的行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特定的社会集团转移资源，包括现金和减免教育、医疗收费，确定最低工资水平，支持中小企业等；二是向贫困地区转移资金和建立特定的地区发展基金。(4)国家通过诸如汇率、利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5)国家制定必要的市场运作规范，包括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进行必要的干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领域确保用户的权益不受侵害。正如劳尔·冈萨莱斯指出：“尽管国家的分量比过去减小了，但上述情况表明，智利经济绝不是一种不要国家的经济。国家保留了它在现代国家应当出现的所有领域的存在，并限制着教条式新自由主义的得逞。”
四 关于智利的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改革，智利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企业私有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一种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从当前情况来看，智利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既不在于其经济体制，也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智利经济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彻底改变以往由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建立一种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一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原来的发展模式是逃避外部竞争的封闭模式，所形成的工业体系既无效率又无活力，阻碍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快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平均关税降至原有水平的1／10)，使工业部门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中遭到“破坏”或“肢解”。这就是笔者在前面说过的改革的头10年中，自由贸易导向造成对内的破坏效应。从债务危机发生到80年代末属于第二阶段，政府采取重点发展出口生产部门的方针，这既是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也正好与债务危机发生后解决对外支付问题的紧迫性相吻合。可以说，国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国内的低工资政策等因素，成就了这个阶段出口部门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高潮中国家将大型铜矿企业保留下来。90年代文人当政后，政府进一步强化了促进出口的方针，推动智利产品出口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心之一，签订了大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特殊部门补贴政策(如林业补贴)；专门制定矿业部门外国投资法；扩大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生产基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等。出口快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0年代，外贸占智利gdp的9%左右，到90年代末，这一比重上升到30%。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经济转型；就业；公共政策
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是一国往往很难实现持续的充分就业，尤其是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阶段。此时，市场的自我调节可能难以及时的适应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变得更加有效。
一、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的划分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体制和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我国亦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十分重大和正确的经济转型，但是却也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失业高潮，虽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是经济体制转型升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我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是以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开端，相对于第一次的经济转型，这一次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深刻的体现了当时对经济增长认识的改变。但是，虽然历经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地位还并没有完全确立。旧的经济制度也还没有完全被打破。这对我国政府的就业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这一时期过度的紧缩性政策使得我国出现了商品滞销、库存增加、开工不足等问题。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更是加重了这一消极结果。我国无可避免的又一次迎来了失业高潮。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开创性的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新的要求，标志着我国对经济发展本质认识的再一次飞跃性的提升。我国的经济转型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中更加强调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双轮”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改善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把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提到了较高的地位，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实现速度、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这次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但是，2009年以来各地相继出现的“用工荒”问题以及当前的就业状况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次的经济转型对我国政府的就业调整能力又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二、不同阶段的就业公共政策
（一）计划经济向有商品经济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城镇人口的增长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流等历史问题的积累爆发，使得城镇待就业人口急剧增加。然而，转型时期的经济还不能为这些劳动力提供足够且合适的就业岗位。由此引发了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第一次严重的就业问题，为此国家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以实现快速就业的方针。这次就业制度的首次改变了我国单一的促进就业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就业促进轨道，是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而且实施成果也非常的显著。1986年7月，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再次对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调整。国务院正式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所有城镇新就业的人员以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为基础，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以书面形式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到期是，可以选择终止劳动合同，也可以选择续订原劳动合同。20世纪90年代，我国将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在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中推广，实行全员参与的劳动合同制度。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际上的控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还是难以做到按照自己的生产需要合理的安排劳动用量。1990年4月，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转变了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国务院正式了《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要通过有效控制农村劳动力像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手段，从而减轻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要努力实现就地转移和就业。此外，我国政府还积极对传统的体制内就业机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体制内的就业制度逐步开始转向依靠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来提高效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转型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已经开始呈现出主导就业的势头。一系列的就业公共政策由此开始出台，1993年末，为培育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原劳动部首先提出了实行以国家就业政策为指导思想的市场就业政策，随后又制定了《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计划》，明确指出要加大力度建设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导向就业来不断扩大我国城乡就业水平。1997年11月，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原劳动部根据我国当时就业的整体形势，提出了市场、劳动者和政府共同参与调节的新的就业工作方针。市场在促进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中的地位第一次得到了重视和充分的体现。2002年开始，我国在市场调节充分就业这一基础理念之上，开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在此后不断完善。包括：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加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促进再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性政策；以实现劳动力供需匹配为取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为目地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促进再就业为前提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缓解这一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失业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还完善了与就业相关的法律制度。1994年7月，我国制定了《劳动法》，明确了国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义务，并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这部法律的单身标志着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制度正式形成。1999年初，劳动保障部正式了《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本意见时明确要求从1999年起要将劳动预备制度在全国各个城镇推行实施，并把意见实施的对象扩大到包括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人员在内所有求职人员。此外，还积极推行了一系列与就业相关职业制度。这一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制度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时期我国的就业制度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我国于2007年8月正式出台了《就业促进法》，这部法律的出台为我国就业促进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完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标志着以劳动者核心的的就业制度正式形成。“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每年以百万人的增量迅速增加，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这一时期政府通过融资、财税等方面的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发展环境，稳定其吸纳就业的规模。同时，提供各种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并根据企业新增劳动力的数量给予一定的奖励。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因而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因此处理好调整经济结构结构与保持就业稳定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连续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化，2008年，《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对完善创业扶持、强化创业培训、健全创业服务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部署。2009年伊始，全国85个城市率先开展创建部级创业城市工作。进一步落实创业相关的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提供基础保障，鼓励更多劳动者参与创业，并由此掀起了了创业促进就业的浪潮。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提出，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此后，我国再一次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
三、国外就业促进的通行策略
经济的转型给就业所带来的阵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发展规律。只有面对并且正确的处理才能助力经济的成功转型，实现持续快速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考虑才能正确的把握我国当前就业公共政策优缺点，取长补短才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美国在20世纪以来，也出现了几次的经济调整和转型升级。在面对就业问题的时候，美国更多的强调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面前的重要性。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美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日本在二战前后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维持在1%―3%之间，这与日本采取的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综合就业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将“失业保障”改为“就业保障”，从救济失业变为促进再就业，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生产萎缩，失业人数剧增。英国面对经济调整导致的就业问题主要手段是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完善的社会保障，通过制定政策为小企业减轻各种税收，增加开业贷款，支持小企业迅速发展，同时鼓励吸收外资投资，支持新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免费的教育制度也为英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表一美、日、英三国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公共政策对比
美国日本英国
经济转型时期应对失业问题的主要做法主要体现在立法。《联邦社会保障法》、《联邦职业介绍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就业法》《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法》、《职业教育法》、《同工同酬法》、《就业机会法》、《综合就业与培训法》、《劳动保障法》、《劳动力投资体系法》等①加强就业立法。《紧急就业政策纲要》、《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农业基本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雇佣对策法》、《劳动标准法》、《工会法》、《劳资关系调整法》。
②劳动保险和福利。《雇佣保险法》、《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雇佣保险法》。①积极就业政策。支持新兴产业、设立技术转让中心、减轻各种税收，增加开业贷款，支持小企业迅速发展，同时鼓励吸收外资投资。
②社会保障。
“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如表一所示，结合我国在各次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与美、日、英三国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仍然还有一些需要像它们学习的地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公共政策与美、日、英三国就业促进通行策略的共性是，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表现积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如我国第一次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不仅是对原有就业政策、思想的突破，也依托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需求。再如日本战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发表了《紧急就业政策纲要》以应对剧增的百万失业人口。但是我国仍然可以从政策形式和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向国外学习、借鉴。
就政策政策形式而言，经济的转型往往伴随着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大幅波动，而劳动力需求作为一种派生性的需求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劳动力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较之以前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往往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来消弱这种大幅波动的影响，法律以其所具有的强制性、规范化和时效性往往具有更好的效果。据统计，美国和日本有近一半的公共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台的，而我国在就业方面比较规范的法律仅有《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两部，很难保障我国劳动力市场平稳、规范的运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保护失业者的功能，还必须具有恢复市场的激励机制，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作用。
就社会保障而言，体面的生活保障是人们就业选择前的基本起点，也是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前提。政府承诺承担起为公民改善就业机会的责任，同时亦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要相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否则将失去失业救济。如英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为其促进公平就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整体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更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得每一份社会福利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合理分配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和程度，协调好社会保障在保护失业者和促进再就业双重功能上的效用。
四、结论
经济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如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的时候。市场很难快速高效的调整这一系列的就业问题。所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此时需要发挥非常关键作用，以迅速高效的调节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助推经济顺利转型。通过分析我国三次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政策，我国政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根据各转型时期的特点，出台积极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就业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我国每次经济转型都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总结别国经验，我们发现有两点是我国就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一是以法律的形式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协调好社会保障保护失业者和促进再就业的双重作用。（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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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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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政府经济决策决策机制
一、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规定性
政府经济决策，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配置、调控经济资源和建立经济交易规则的行政行为，是各级政府行政权行使的方式之一。经济决策是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决策正确可以使经济建设取得成功，决策失误可以使经济建设遭到失败。
根据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进行政决策民主化的蓝图设计，政府决策应以科学化、民主化为其指导思想。同志在2009年2月23日进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继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政府经济决策目标的实现是离不开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科学建构，并与后者的法制化水平紧密相关。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实质在于决策主体的权限划分和运行机制的优化，内核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可见。我们的目标应是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决策机制。
在理解和建构这一决策机制的过程中，必须明确：
1 应当确认和保障公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动议权、参与权、结社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形成法制化的民主决策制度。
2 扩大咨询、听证、论证等范围，发挥专家组织作用，形成法制化的科学决策制度。
3 国外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方式，如游行和抗议、媒体舆论压力、宗教影响、利益集团利益等，不能引入或完全引入中国，要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要防止金钱和特殊利益团体左右政府决策及低效率等弊端。形成中国特色行政决策机制。
4 区分中央与地方不同决策角色及机制。在“公共管理模式”的中央一地方关系基础上。中央政府以直接决策为主，并充任监督者；地方政府作为“授权”机构，更多以“契约”方式，通过与各种企业组织、中介组织订立合同方式委托它们提供服务、参与决策。
二、政府经济决策机制不足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年间，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从组织上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
(一)公众有效参与不够充分
重大经济决策必然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理应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这是经济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但是，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决策的结果公开得多，但是对决策过程公开得少，导致民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参与到决策中来。很多地方的重大决策虽然已经采用了公示、听证的方法。但多流于形式。
(二)专家咨询作用发挥不够
专家咨询论证已经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本环节。但是，现在的专家咨询论证，越来越成为形式主义。咨询研究机构作为“思想库”、“智囊团”不仅独立性不够，更缺乏独立性的民间咨询机构，专家责任也难以追究。
(三)程序和制度不够完善
必要的程序制度，如经济决策的决定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决策评估、反馈制度及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还不够完善，在实践中，决策者的自由度很大。甚至“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此外，经济决策受部门利益影响较为严重，甚至一些大的垄断性利益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施加影响，导致了“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的怪现象。
(四)约束与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经济决策作为一种政府活动方式，必然存在违法运用、不当运用或出现失误的可能，尤其是政府经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全局性的，因而需要加以约束和设定补救办法。但是，在我国，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损失屡见不鲜，事中的评估机制并不完善，事后对经济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更加困难。
三、完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的对策
建立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是经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本文认为，完善政府经济决策机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加强并完善政府经济决策中心地位及内在机制
首先，能否实现经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其中关键的关键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即主要负责人。为此。领导班子负责人要选配那些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干部。领导班子成员的决策责任更要有制度加以保障。第二。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因此，应该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区分、相互制约的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探索相对集中经济决策权的改革。第三，实行经济决策过程中的“谋”、“断”分离。政府只担任经济决策处断职能，方案由咨询机构提出。第四。坚持重大经济问题的集体决策机制。政府的决策活动和决策过程必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经济决策问题上必须摒弃个人决策行为，而要采取一种在相关经济咨询机构提出方案后由领导集体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策，在表决之前应该由经济咨询机构做出说明并允许每个决策人充分表达个人意见。第五，完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对行政决策权的授予和划分依据主要是《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但由于其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权限不清或者权限交叉，阻碍了经济决策权的有效实施。有必要加紧对上述两法修改。
(二)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目前。在我国普遍采取的是经济问题的行政决策过程，其他机构很少或基本不参与决策过程，这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出现众多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的根源。因此，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健全经济决策科学民主机制。
首先，吸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参政党参与重大的经济决策的讨论，虚心倾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决策贴近民情民意。这是决策民主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次，应当就重大经济决策向社会公开，以利益征求民众意见。比如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社区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及，上述等规划的实施方案，应当在决策环节，征求社会意见，以供社会对规划和方案的科学性和财政可行性，进行社会评判和意见整合。再次，建立较完备的“外脑”体系，借此最大限度地放大决策中心的智力。要注意发挥独立咨询机构作用，经济咨询机构提出的经济决策方案和提出的相关政
策建议政府部门一般不能否决，而政府所要提出的经济决策必须经过经济咨询机构的技术、经济、法律、政策方面的审议同意后方可执行。第四，扩大政府研究课题数量及公开范围，组织推动相关研究。
(三)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制度
从一定意义说，政府经济决策就是按程序决策。政府经济决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决策必须按照民主、科学、法制的规范化程序进行。这是因为，政府经济决策尤其是重大经济决策，多属风险型决策。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为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必须制订政府重大经济决策的基本程序。规范经济决策行为。
从程序上讲，由于政府经济决策种类不同、性质各异。应相应建立普通决策程序、简易决策程序、重大应急决策程序三种模式。这里的重大应急决策程序是指当遇到突发性事件(如特大金融危机等)或属于事关国计民生重大事项，政府可不按正常的程序决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一定的变通。从制度规则上讲，还要完善政府决策的具体制度，包括预告和公示制度、决策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合法性论证制度、决策集体决定制度、评价反馈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
(四)强化经济决策责任制度
“决策失误”决不能成为国家资金白白损失的借口。一项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数额巨大。绝非一般行为所能比。所以，必须追究“失误者”的责任。确定政府经济决策责任的困境在于集体行为及导致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与政治责任不分等问题。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责的统一。
为此，一是厘清责任，明确主体，问责制。政府决策责任属于法律责任而非政治责任，既包括集体责任也包括个人责任。但集体责任要尽可能转换成个人责任以利于追究。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机制、程序以及不同主体的担责条件、责任方式。追究原则上不应以决策结果作为惟一的确定依据，而应当坚持程序违法与主观过错相结合。参考决策结果原则。三是明确专家组织、咨询主体的法律责任及相关法规。
(五)加强政府决策评价与监督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6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这些性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这就是经济周期体现出的特定现象。在人们对经济周期进行关注的100多年中,对经济周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目前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和认识,已经从原来的古典型经济周期发展到目前的增长型经济周期,这意味着已经将长期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短期过程当中的经济波动,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经济周期在不同阶段的性质,人们在检验大量典型化事实(stylizedfacts)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Zarnowitz,2000):一个是经济波动体现为宏观经济变量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另一个是经济周期当中诸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变化和非线性关联。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政府采取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政策干预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稳定经济的效果,在这个时候,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出现了“经济周期过时了”,甚至怀疑“经济周期消失了”等观点,这时已经将“经济周期扩张期长于收缩期、收缩期的幅度明显低于扩张期的幅度”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周期特征进行分析,并且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等均是主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量,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经济”框架下经济周期的新体现(Romer,1999)。这些研究均表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还是存在的,但确实出现了与Burns和mitchell(1946)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周期时不同的新现象。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现象,即经济周期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及其形成原因。一个具有对称性的经济周期,它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反映像应该是基本重合的,但是自从人们注意到经济周期这一带有重复性的现象时,就已经发现经济周期并不是这样完美的,周期一词具有的定时和规则性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概念上的混淆,其实Burns和mitchell(1946)早就已经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作为定义加以描述,Hicks(1950)已经给出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具有确定性的非对称周期的例子。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进展,人们发现了经济周期当中的多种合成成分都具有非对称性,并且经济周期当中的非对称成分可能是主要成分,而且当随机性成分比较显著的时候,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就越加显著,为此,Hamilton(1989)在非线性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中,检验发现在实际产出周期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
关于经济周期是否存在非对称性,一些研究认为它依赖于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分解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分离开来。体现经济周期性质的是变量序列当中的周期成分,如果周期成分是具有对称分布的随机扰动,那么周期将具有对称性的特点,因此利用高斯-马尔可夫假设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检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H-p滤波和时间趋势分解方法,然后直接对周期成分进行偏移度和波动深度检验,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统计方法导致的伪非对称性。
对于经济周期普遍出现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经济波动出现平缓的特征,目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采用了比较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缘故,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周期阶段性的划分和非对称性的形成,并不是源于经济周期本身的属性,而是由于采用的统计数据,特别是统计数据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导致的(Romer,1986)。因此本文当中得到的统计结论虽然已经注意到数据和方法的稳健性,但是还需要更为广泛的统计检验,这些需要对照更多样本和更多的时间变量序列进行分析,才能弥补一些由于统计推断方法相对于数据灵敏性所造成的伪结论。
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提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并且将这些典型化事实作为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实证标准,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比较欠缺的一种实证性研究。由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中的典型化事实,也依赖时间序列的不同趋势分解方式(Fabio,1998),因此在本文的分析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几种不同的趋势分解方式,以便增加典型化事实的稳健性。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和非对称性检验的同时,我们还大量计算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与实际GDp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且针对季节增长率和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分别计算,这些是描述经济周期的两种主要指标方式。通过对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和非对称性检验,我们得到了关于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重要结论。例如可以检验经济波动中需求和供给对经济波动的驱动作用,检验累积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这是分析中国经济周期驱动因素的重要方法。另外,我们通过这个非对称性的比较以及时间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还可以判断各种指标的周期方向性(顺周期和反周期),对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作用时滞给出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上的判断。这样可以判断它们的顺周期(反周期)性质和相对强度,对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过程中的经济政策作用强度和方向给出明确的指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给出描述和检验非对称性的统计模型和方法,并且简单介绍时间序列趋势分解的一些方式。在第三部分将给出各种检验统计量和检验结果。在第四部分介绍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和本轮经济周期拖长尾部的各种经济含义和相关的经济政策作用,并给出本文主要结论。
二、时间序列的非对称性和趋势分解
由于经济周期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围绕着趋势水平的随机或者非随机偏离形成的,因此描述经济周期必须将时间变量的趋势成分分离出来,然后分析剩余的周期成分的统计行为,因此下面我们考察的均是时间变量序列的周期成分。
1·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目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非对称性有两种,即偏移型非对称性和深度型非对称性。由这两种非对称性也可以组合形成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性。正常的对称性周期如所示,这样的周期沿着均值线进行反折后是重合的。如果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深度基本相同,但是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延续长度不同,这样的经济周期被称为陡峭型周期。如果周期当中的张期比收缩期过程繁荣昌盛,而且收缩期下降程度要比扩张期上升程度更为陡峭,这样的非对称性被称为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周期,如(b)所示。如果一个周期当中的收缩期要比扩张期更为长一些,即周期的上升期比较陡峭,则称之为陡升缓降型非对称周期,如(c)所示。如果一个周期沿着平均水平线反折后的峰顶仍然低于周期的谷底水平,这样的周期被称为深度收缩型周期,由(d)所示。如果折后的峰顶普遍高于周期对应的谷底水平,则称其为深度扩张型周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当中,经常出现的非对称性类型是缓升陡降型和深度收缩型的非对称性(Hess和iwata,199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检验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波动当中频繁出现的是陡升缓降型和深度扩张型类型的非对称性,这可能由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和各种体制因素形成的。
除了上述单纯的陡峭型和深度型的非对称性,如果在一个经济周期过程中,收缩期比扩张期具有更大的深度,同时收缩期比扩张期持久,这样就体现出一种陡升型和深度型混合的非对称性,如(e)所示。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出现过,但目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以陡升缓降和深度扩张的混合型为主。对于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可以证明使用通常高斯-马尔可夫假定条件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方法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如果假设一个平稳时间序列yt满足下述aRma模型:a(L)yt=B(L)εt,其中a(L)和B(L)分别是有限阶的滞后算子多项式,则可以得到周期变量相对于随机扰动的反应函数是:yt=a(L)-1B(L)εt,如果假设扰动序列εt是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序列的话,那么由它的线性组合得到的yt便也具有对称分布。因此描述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要么假设随机扰动当中存在序列相关,要么采用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为了构造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Hess(1997)直接将刻画衰退程度的解释变量引入到aRma模型当中,从而通过结构方程解释波动过程当中的非对称性。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更为直观的偏移度检验,这样可以直接检验时间变量序列当中出现的非对称性。为了检验非对称性,我们构造时间序列的偏移统计量。对于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由于处于均值或者趋势曲线下面的样本数量要比处于其上面的样本数量少,因此计算出来的偏移度是负的。与此对应,如果非对称性是陡升缓降型的,那么计算出来的偏移度则是正的。
2·时间序列的趋势分解由于我们要检验时间序列当中的非对称性,因此采用的趋势分解方式需要满足一些要求。首先分解方式本身不应该在分解过程当中引入附加的伪非对称性,其次要求检验统计量具有可以采用的标准分布,再次采用的分解方式要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为此,本文当中主要采用下述三种趋势分解方法。
在本文的检验当中,我们主要使用和比较后两种分解方式,同时对比相应分解之下结论的稳健性,差分分解方法主要应用于价格水平的分解当中。需要注意的是,H—p滤波等分解没有区分各种周期不同的周期成分,近来开始普遍使用的一种趋势分解方式是Bandpass滤波方法(Lawrence和terry,1999),这是在时间序列频域中进行分解的方式,主要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周期长度的周期成分进行趋势分解。由于中国经济中统计数据的样本容量较小,本文处理累积数据时暂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另外,也是由于数据样本容量较小的原因,我们也没有使用著名的B-n分解方式(Beverage和nelson,1981),本文研究可以通过扩展使用趋势分离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推广。本文主要采用的H-p滤波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滤波方式。使用线性滤波具有明显的优点,即在分解当中不会引入伪非对称性,因为线性滤波应用到对称序列以后,将仍然得到对称序列。因此线性滤波不会将原来对称的序列经过滤波以后得到非对称性。对于时间趋势脱离,在时间的二次函数上我们尝试使用了非线性的趋势脱离,但是我们发现,非对称和相关性对于趋势分解方式来说,虽然体现在数值上非常灵敏,但是在定性结论上还是基本稳健的。
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和周期成分相关性的检验结果
为了给出中国经济波动中存在非对称性的一个直观的说明,我们首先在H-p滤波方式下,分别作出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图。(a)是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轨迹,其中点划线表示H-p滤波线,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趋势水平(趋势曲线是否表示自然率水平,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是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柱形图表示当期经济增长速度同趋势水平的偏离,是经济增长的损失或者超出,也是下面将要分析的一种重要周期成分。从图中可以看出,柱形图的高度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的明显迹象,也是我们将要检验的拖长尾部。(b)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的自然对数值①(当年价格,加以季节调整)。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对称波动,这是经济处于软着陆之后调整期间的一种特定现象。(c)主要表明的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加以季节调整)的周期成分图,清楚地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0年投资出现了深度型的波动,这是近年来投资较大波动的体现。(d)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周期成分,其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周期较长的并且近似对称的周期类型,这是消费需求比较稳定导致的,即表明消费需求对于政策调整的滞后期比较长。(e)表示进出口总额的波动情形,显然从2000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了强劲反弹的迹象。(f)显示的是实际m2的变化情形,从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二季度至今,货币供给已经开始处于一个紧缩过程当中,这是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直接体现。
表示政府财政支出情况,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财政政策幅度再次逐渐加剧,而且形成的周期深度越来越明显,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诱致的加速周期形式。(h)表示近年来价格水平的周期轨迹,从图中可知,困扰人们已久的通货紧缩,已经从1999年二季度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但是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的是,中国价格水平的波动都是大周期的,而且收缩的幅度远低于扩张的幅度,因此根据这样的经验,这轮价格回升可能将是一个较长过程,对于是否出现新的通胀,需要加以研究和警惕。上面只是根据周期波动图形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时间序列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对于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并且计算各种趋势水平之间的各期超前和滞后关系的相关性,得到下述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表中第一行表示利用H-p滤波的结果,第二行表示时间趋势脱离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揭示各种变量序列周期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对变量的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周期性分解,得到了下面的表3和表4,其中表4当中对于m2使用了差分趋势脱离方法。同比增长率是比较经济周期特征的一种主要经济指标,我们计算得到的主要结论同顺序增长率的情形是基本相同的,这从统计指标的角度进一步增加推断的稳健性。
需要注意到,我们得到的统计结果同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结果之间具有两点明显区别。首先,我们计算得到的宏观经济变量各期相关性系数的数值,显然要比美国等类似序列的相关性要小(见Stock和watson,1998)。其次,我们得到的对称性检验的统计显著性却明显增强,(见Daniel,1993),基本上都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对称性的原假设。上述这两点统计结论,固然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和说明。
四、非对称性和拖长尾部的主要成因和结论
通过对于上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检验,以及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的典型化事实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基本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关于实际GDp周期非对称性出现的原因,一般有几种理论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可能出现了在工资、价格等名义变量上的非对称性调整,即在经济的收缩期出现了一些反周期的名义粘性,这一点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无法体现,因为我们没有检验出价格水平当中存在的显著非对称性。第二个解释是出现了货币的非对称性需求和供给,即在经济的扩张期,货币需求扩大时,货币供给出现了相对紧张,但是在经济收缩期,即使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仍然偏紧。非对称的货币供给在对称性的传导过程当中对实际产出便形成了非对称作用。这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实际m2和名义m2的非对称性类型上得到检验结果的证实。第三个方面原因是出现了经济政策上的顺周期调控,本文主要体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灵敏性和有效性。第四个方面是经济需求方面影响的原因。刘树成(2000)给出了一个从投资需求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十分重要的解释,即由于财政主导型的投资方式和资金预算等软约束的存在,使得银行资金和企业投资需求在经济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出现了显著的非对称性,这样的论断无论是从货币供给还是实际投资,都在本文的检验当中得到了验证。除此以外,消费需求和进出口等存在的非对称性也是实际GDp出现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因素是直接累加在实际GDp当中的。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国民经济整体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也明显加强,经济周期当中拖长高位尾部的出现,是因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显著效果。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货币供给名义水平之间和实际水平之间的统计检验结果基本相同,这说明即使在零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形下,都没有出现古典两分法的情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已经将其作用传导到经济的实际部门当中,政策有效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同实际GDp的相关性在同期达到其作用的最大值0·321,并且在一年之后体现出另一个相关的高峰,这是我国财政支出形成实际作用的大致时滞。财政支出对实际产出作用的敏感性,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了有效宏观调控的基础。由此可以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同步或者先行指数用于经济形势预测和分析。与此不同,货币供给对实际GDp周期波动的影响具有大约一个季度的滞后性,达到0·224(线性趋势分离方式下为0·373),并且滞后的正相关性仍然继续持续,大约经过一年以后,再一次形成一个相关的高峰,这说明此时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乘数效应。从作用强度和时滞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基本相同,这同我国中央银行承担了一定的财政职能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中央银行担当的“准财政”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形式是“一紧一松”,其非对称性表现为一个是“缓升陡降”,另一个是“陡升缓降”,并且都具有扩张性深度型。我们认为,如何使得货币供给也具有与实际GDp相同的非对称性形式,是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重要途径,因此何时和如何改变货币供给的“缓升陡降”,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政策组合问题。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经济结构；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一、税收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形成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机制。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税收政策是政府指导和诱导资源配置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税收政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税收政策要保证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税收政策最基础的作用始终是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外部制度条件，对纳税人来说应尽量减少除税额和奉行成本之外的税收成本，对征税人（政府和税务机关）来说应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此外，税收政策还应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采取鼓励性的税收政策，通过经济利益诱导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经济结构向预定目标调整。鼓励性税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鼓励研究与开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2）鼓励企业兼并联合、资产重组，鼓励企业集团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3）鼓励投资于落后地区，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税收为城镇建设筹集资金，实施城镇化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第三，采取限制性税收政策，抑制某些经济行为，辅助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限制某些与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高档娱乐消费行为等。
总之，税收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中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经济主体的市场选择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通过鼓励性和限制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
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
（一）当前税收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1.1994年税制改革时面对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过热，因此税制改革侧重于用重税抑制投资，调控宏观经济。为了达到此项目的，国家对增值税的税基和征税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从税基角度看，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一直较重，这导致各行业增值税税负不平等，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过多地流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从征收范围角度看，我国对在本国境内销售、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在本国境内提供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外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由于大部分的劳务被排除在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外，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其“中性”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和劳务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要消耗大量的劳务，但对劳务征收的营业税并不能作为劳务使用者的进项税额来抵扣。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会因为增值税不广泛的征收范围而承担较重的税负。可见，我国当前的税制不利于产业重心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产业转移，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我国税制抑制投资的另一措施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即通过限制可扣除性的费用来高估应税利润，以减少企业税后利润抑制投资。费用不能在应税所得中扣除，致使税后利润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要达到预定盈利目标所付出的成本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而加大，这可能会使企业改变经营方向。例如，计税工资制较低的标准工资扣除不鼓励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
2.地方市场分割的存在使要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不利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更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培育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地方市场分割的重要根源则是分税制的不合理性。另外中央和地方划分财权的标准不是按事权财权一一对应原则来确定的，再加上当前政治体制的某些不合理环节，使得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的地方利益，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地方市场分割。此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二）税收政策缺少对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支持
1.缺乏实现企业集团化的税收政策。除了源于分税制不合理的地方市场分割使要素不能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自由流动，阻碍资产重组外，另一个不利于企业集团化的因素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力流动风险难以化解，劳动力倾向于滞留于原来的企业，企业为解决冗员问题困难重重。社会保障资金以收费形式而不是以税收形式征集，权威性、强制性不足，拖欠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
2.缺乏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吸纳劳动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小企业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政府应采用一定的金融、财政（包括税收）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但我国目前却没有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税收政策。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税。此规定的对象并非是全部小企业而只是盈利少的企业，这会诱使企业避税。这种以应纳税所得额，而非企业规模为标准判定适用税率的做法，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营业税优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中观税负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不符
理论上讲，要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应有较优惠的轻税政策相配合。可是我国目前三个产业的实际税负率分布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如表1所示，1996年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大大高于第一产业，也高于第二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逐年上升，而第二产业则逐年下降。从税负方面来说，相对其它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重税政策，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矛盾的。
表2中列出的部分产业的“两税”税收负担率中，基础产业较高，而轻工业和商业则低的多。主要行业中与产业政策意图相左的税负分布状况反映出税收政策未能及时根据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
（四）税收优惠政策手段单一，产业导向薄弱，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不足
税收优惠可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税率式优惠以降低税率的形式存在（免税可视为零税率的税率式优惠），而税基式优惠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我国税收优惠（1）的主要形式是税率式优惠，税基式优惠较少且力度不够。
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不明确，产业导向作用差。主要表现为：（1）以区域作为界定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急需税收政策扶持的西部地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税收优惠。（2）以资金来源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使内、外资企业面对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待遇。（3）以所有制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由于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企业资源难以按照产业导向进行配置，产业结构难以向预定方向调整。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应发挥一种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但现实中税收优惠政策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奖励，而非对科学研究和中试过程的支持，同时对转化阶段的支持也不够；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新建高科技企业，而忽略了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使高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
（五）税收收入目标与税收政策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税收收入中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占绝对比重，说明税制的累进性不太强。按理论分析，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应大致维持在1左右。但是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历年来GDp与税收收入的资料（见表4），可以看到与以上理论分析相悖的结论：1994～1996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弹性系数却一直低于1；1997～200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弹性系数却快速拉升至2左右，1999年甚至达到了3.37.
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弊端在于：一是税收计划的编制存在问题。我国的税收计划编制和分配一直采用“基数×系数+特殊因素”的方法，税收计划任务逐年加码。二是税收计划过于刚性，灵活性差。在我国，税收收入是各级政府执政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允许财政超支但不允许短收，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税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层层追加任务的情况，这使得税务部门疲于应付收入任务，而执行税法、落实经济调控的职能难以贯彻。在不发生税制调整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地方就可以“藏富于纳税人”，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完不成任务的地方便会发生“寅吃卯粮”、征“过头税”的现象。
指令性税收计划歪曲了税法利用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图。税收脱离经济状况的独立发展，篡改了市场形成和税法修正过的税后受益的部门分布状态。更进一步，由于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各地区形成了不均衡的中观税负分布。地区间税负水平的不统一引起资源低效率流动，容易导致地区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受此影响，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自行调整、自行转换机制也难以成熟。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一）税收政策主体应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订和实施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是通过税法表现出来的，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合理化，首先，应改进立法授权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对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评价，对达到要求的行政法规及时上升为法律，消除立法主体与执法主体一体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增加税法的权威性。其次，根据《立法法》规范税法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代表公众利益，所以税收政策的制订要坚持平等原则，即使是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其前提应该是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而不应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福利。这要求税收政策的制订要民主化——充分听取来自各部门、各地区、政策执行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公开制订过程，防止集团利益的产生。
一项科学的税收政策，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守法的税收政策执行主体——税收机关的贯彻执行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所以税务机关的正确执法是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保证。为了保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效果，就应严格执法，加强征管，但不能就征管论征管，还应做一些其它工作，比如，修正和改变影响税收执法和征管的因素（如税收计划等）和加强司法监督。
（二）弱化税收收入目标，保证税收调控目标（特别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弱化税收收入目标的关键就是改革指令性的税收计划，主要建议如下：（1）改指令性税收计划为指导性税收计划，尤其是税收计划不能硬化为任务，其关键是将税务机关的考核标准由收入改为执法水平。（2）实行零基税收计划。零基税收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基数在计划编制和分配中的基础作用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重新编制每个年度的税收计划。从效果来看，零基税收计划优于基数法中的税收负担率法。零基税收计划的编制必须以科学的税收预测为基础，为此必须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税收预测机构。
指导性的以税收负担率法编制的税收计划或零基税收计划的目的是使税收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有利于实行依法征税，确定税收收入目标的恰当位置，完整、准确地贯彻税收政策。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1.改革不利于经济结构自动调节和优化机制形成的税收政策。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为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水平竞技场”，保证同类企业公平税负，维护经济结构自我调节和优化机制的运行，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必须消除和改革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改革增值税制度。第一，尽快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第二，尽快拓展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完善增值税链条，进一步发挥其中性作用。当前应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提供劳务（如广告、技术和无形资产转让）的部门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解决由于企业投入不同而导致的税负不公平问题。第三，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以解决当前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按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标准改革现有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应废除计税工资制，放宽对其它费用或基金的税前扣除，让税后利润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激励企业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收入因素和会计核算水平因素暂不废除计税工资制的话，则应适当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数额，以促进企业引进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改革消费税。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相比，消费税的部分税目有些过时，而应当征收消费税的一些劳务或产品却迟迟没被纳入征收范围。对此，第一，废除过时税目，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护肤护发品、轮胎等。第二，新增税目。有些产品或劳务如桑拿浴、高尔夫球、夜总会服务等已达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消费税调节的标准，为了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应对其征收消费税。
——改革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在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土地增值税与增值税会发生重复征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应考虑废除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也有重复之嫌，建议合并，以促进房地产交易的进行。房产税和城市房产税是对房产的价值或租金征税，而房产中包括地产的价值，同时租金是房产价值的现金流，自然也包含地产的价值，而另外一个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恰好是对土地征税，所以两个税种有重复征税现象，建议协调两者关系，通过改革，降低房地产成本，刺激房地产消费，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发展。
——改革现行分税制下的税收返还机制，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量化后的比例，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财力，满足各地执行事权的需要，以期达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一致。为此就必须改革税收返还机制，淡化地方收入与地方产值的联系，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2.改革与产业组织有关的税收政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保障费拖欠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收缴。但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只能保证收入及时入库，却难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还得依靠其它措施，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减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联合，实现企业集团化，同时也可促进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应将现行企业所得税按应税所得额划分适用税率的做法，改为按企业组织类型决定税率，为小企业专门设立一档低税率，小企业不论应税所得额的高低均适用低税率。同时由于目前小企业的判定标准为产值、产量等指标，不包括雇佣人员数量标准，为鼓励小企业吸纳劳动力，建议修订小企业的判断标准。
3.确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复式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税率式优惠（包括免税），较少运用税基式优惠政策，特别是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方式。“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免税期和公司税率的降低）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的方法”，但“在激励投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成本效率”（2）。而且实践中西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正在从侧重于税后优惠的税率式优惠向侧重于税前优惠的税基式优惠发展演变，其原因是税基式优惠总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及技术开发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有助于增加其资金来源，充分体现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推动作用。因此，我国的税收优惠应努力实现由税率式优惠为主向税基式优惠为主的转变。当前已有的一些税基式优惠（如加速折旧）运用范围较小，力度不够，今后应面向高科技企业和科技改造的企业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快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其发展。
要发挥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应做好两件事：一是明确税收优惠的效力范围。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起作用，那些不适宜税收优惠政策的领域应交由财政支出政策来调控。为此；我们应该清理当前税收优惠政策中效果不明显、漏洞较大且易引起税收套利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福利企业、高等学校后勤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简化和明确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主线中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目标，使全国的税收政策系统化、条理化，废除对享受税收优惠所规定的无谓限制，如区域限制、资金来源限制、所有制限制、盈亏限制等，保证凡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均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农业开发项目、技术过硬竞争性强的出口产品项目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就业机制；财政支出；扶持就业；税收优惠
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问题，是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因素，同时也是能够实现劳动者自身实际价值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就业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我国一直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国家需要对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完善，以期能够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优化就业结构产生适当的积极影响。
1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
我国现在的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不断推出自主创新研究，都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成就。如果大批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无法提供劳动和创新，无疑会导致企业止步不前，国家经济也会难以发展。而要解决失业问题只能通过扩大对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最后促进经济发展。就业与经济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就业为每一个家庭提供了收入保障，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健全的就业机制既能够使家家户户的生活得到保障，还能够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带动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必须尽快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改变当前的就业形势，并出台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的需求范围，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投入工作，从而保障民生和经济。
2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不少促进就业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但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还是会存在很多阻碍，不能完全发挥政策的优势，甚至还会扩大经济压力，从而制约经济发展。
2.1就业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的就业模式缺乏政府的引导。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还没有实施有效的政策规范来引导求职者进行就业，这就使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形势出现差异，使发达地区劳动力更多，偏远地区的劳动力更少，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压力。其次，我国的就业服务管理体系还不十分健全。对于就业，国家不仅需要提供政策制度的支持，还要为求职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现在在我国各省市也建立了不少人才交流市场，但缺少公开透明的就业机制，使一些指导功能和节约成本功能难以发挥。最后，各企业的劳动用工体系还需优化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关于劳动用工的制度、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会导致某些企业在制定招聘信息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从而损害求职者的利益，也使失业率大大提高。
2.2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和力度较小
我国目前已经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针对发展较慢的企事业单位和弱势群体，而并不是针对大部分纳税人，所以范围较小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经济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较大。首先，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降低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对于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仅限于对符合国家规定的小微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但这并不能使全部的中小企业享受这项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我国税收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方式也较少，我国仅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不是全部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优惠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于各项研发、创新收入都做了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不能使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稳定发展，甚至还会对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最后，对于中西部或是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行都存在着不同方面的限制，使本就不发达的偏远地区既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又不能引进资金和技术，从而导致经济愈发的落后。
2.3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在城市形成了以就业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农村则形成了以土地为主导，家庭、国家为附属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正是因为这种模式，使我国的社会保证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国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实行两种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城市比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和健全，就会出现城乡二元化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会使不同阶层的劳动者和就业者享有不同等级的差别待遇，不利于减轻就业压力。
2.4教育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首先，我国各大高校目前普遍扩大招生，虽然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但教育质量还是出现了下滑的状态。其次，各大高校的教育并不专门针对某一专业而进行教学，就会出现一些与社会环境不相符合的专业，从而导致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能够与时俱进，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我国对于教育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并不均衡，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给予的教育投入较多，反之，给予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较少，这就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扩大。
3对我国就业形势下存在问题提出的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再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形势，同时借鉴国际上拥有良好就业形势的国家的积极经验，提出下列措施以期能够改善我国的就业形势。
3.1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首先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要加大，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能够使生态环保、社会服务等公益性项目得以持续开展，并且扩大对劳动者的需求，减小就业压力。其次，加大政府的财政资金补贴。通过各种补贴方式对偏远或者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资金投入，从而缩小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生活差距，改善生活和就业落后的状况。再次，对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减少次要的管理费用，加大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时对资金投入后产生的效果进行监督管理，保证资金能够被合理利用。最后，鼓励各地方对符合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的项目进行投资，使地方上的经济也能够同步发展。
3.2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果要提高我国财政资金在就业方面的使用效率，就需要建立健全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对于资金使用的决策水平；明确各项就业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及时解决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对于资金在预期能够带来的收益进行评估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及时进行报告提交，并针对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就业目标；降低各项成本，使有限的就业资金能够真正作用到每一位就业者身上。
3.3优化就业弹性大的产业的就业结构
一方面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可以通过低息贷款或者政府提供担保的方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投入，保证正常运转；还可以通过国家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为广大就业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对第三产业进行主要的扶持。我国第三产业是投入少但产出高的产业，而且就业需求较大，是我国目前解决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政府的资金扶持，既能够保证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又能够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问题。
3.4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
税收优惠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而同时对于就业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实行减免税政策来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改善中小企业的企业结构和模式。因为目前中小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扶持能够扩大他们的发展，并同时打下坚实的基础，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税收负担，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而更多的引进新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对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应届毕业生等重点人群的就业环境进行改善。虽然在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已经将这些群体纳入到当中去，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还不能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所以要将税收征管工作和就业服务进行整合协调，从而能够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势并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3.5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多人管理难以使资金得到合理利用，为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能够运用到有用的地方，就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并对资金的收支分别管理，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其次，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扶持，增加社会福利、保险、救济等一些列的资金的投入，是社会保障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最后，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将一些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纳入其中，同时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尽快完善，促使我国能够尽快形成一套与全社会都能够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3.6对教育文化模式进行改革，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一方面来说，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就业人员专业素质的差别就越来越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内部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于处在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性的培训，使每个人都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税收政策，从而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要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使工作人员能够做到各司其职，并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就业服务市场，既能够为就业困难的提供机会，又能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4结语
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发达地区既有优惠政策又有劳动力需求，而偏远地区既没有优惠政策又没有劳动力愿意劳动。所以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当前就业形势中存在的各项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有效改善我国的就业形势，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新强,胡永刚.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经济研究,2012(2).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3]陈南华,余文建.就业机会是政府必须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吗?[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0).
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经济周期；利率政策；投资；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2-0012-05
theBusinessCycleandinvestmenteffectofinterestRatepolicy：
China’sexperienceanditsimplication
XUYue-li,ZHanming-hua
(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escriptivestatisticalanalysisontheaggregatedataandthedivisionofbusinesscycleofChina,inthispaper,wemakesanempiricalanalysi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estrateandinvestmentusingtheprovincepaneldataintheperiod1997~2007.andwegetsomemainresults.thefirstisthattheinterestratepolicyeffectsaredifferentineconomicprosperityperiodandeconomicrecessionperiod.thesecondisthattheinterestrateeffectsareverydifferenttothedifferenteconomictypes.thethirdisthatdifferentmoneypolicystructurehasdifferenteffectoninvestment.Lastly,wegiveourstudypolicyimplication.
Keywords:businesscycle;interestratepolicy;investment;paneldata
1引言
自1994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诸如贷款规模控制等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央行政策工具箱中的地位逐渐减弱，而利率等间接调控方式在熨平周期波动、促进增长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例如，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央行连续7次降息，而在应对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央行在2008年一年内进行了5次降息。
不过，理论上，不同学派对象利率这样的政策工具在熨平周期波动的效果上，存在着重大争议。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迅速的结构变迁、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直接控制等自身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利率的作用效果更不确定。于是，对利率在不同周期的具体政策效果的评判，更多地要依赖于实证结果，而这正是本文工作的出发点。
2利率与投资变化的基本事实：一个基于总量年度数据的描述性考察
作为市场化的一种调控手段，利率对投资具有显著影响的前提是银行商业化经营机制的形成，这肇始于1994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本部分即拟对1994~2007年时段内的利率与投资关系作直观的描述性统计观察，目的是在全国总量年度数据不足以区分周期因素作用的情况下，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一个可用于对比且相对全面的分析背景。
2.1总量分析
先来看一下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这一总量数据与贷款利率变化的关系。各变量数据的来源及处理方式如下：原始的名义水平数据分别来自《中宏数据库》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实际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等于名义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实际利率是从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名义利率中剔除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对于一年中有几次名义利率变化的情况，取简单的算术平均数。
根据计算结果，全社会实际资本形成总额在样本期内大致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1994~1996年快速上升，1996~2001年增速明显减慢，2001~2007年又恢复快速上升。名义利率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94~2003年为不断下调期，此后变为平稳小幅度上升。实际利率的变化则与此不同：1998年前，实际利率基本在持续上升，此后则处于波浪式下降时期。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在总量上，很难看出名义贷款利率与资本形成间有着符合理论预期的关系，相反，二者的变化在很多时期是同向的。不过，实际利率与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的关系表明，投资者不存在“货币幻觉”，但并未呈现完全负相关关系。对此，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些影响投资的其他因素在起相反作用。比如，在政府的干预下，某一行业可能出现获取超额租金的机会，因而投资者对利率并不敏感。
为了消除一些共同的趋势性因素对投资与利率关系的影响，我们同时考虑了实际利率与投资增量间的关系。根据数据计算结果，贷款利率与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间呈现如下关系：2002年大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前，二者呈同向关系，因而不符合理论预期；在此后，二者关系与理论预期相符，呈反向变动关系。按Stigler和Sherwin［2］的观点，如果水平数据与差分数据同时相关，那么就很可能预示着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联系前面利率与投资水平数据的变化关系可以大致推断，似乎在2002年后，我国的贷款利率与投资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显，这可能与改革所导致的金融深化更为深入或投资主体产权关系更为明晰有关。
2.2结构特征
由于利率价格信号的发挥取决于投资者的理性特征，因而产权属性的不同必然会影响投资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据此，我们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如下类型：国有、集体、联营+外商+港澳台、股份制、个体。在下面分析中，限于数据可得性，这里仅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总量的刻划指标，数据也是剔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后的实际数据。需说明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资本形成是有所差别的，后者包括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投资。
计算结果表明，集体等经济形式的投资与利率变化基本是无关的，而国有与个私经济投资则与利率变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根据理论及中国实际可以推断：集体经济投资增长率变化一直平稳，但2005年后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应当与其固有的产权缺乏清晰及不断改制有关［3,4］；外商及港澳台经济的投资，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与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土地和税收优惠有关［5,6］；股份制经济则往往由于企业资产状况较好，从而容易从银行获得低成本的信贷。
与个私投资相比，国有投资主要是在样本区间后期与利率有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但关联度要弱得多。除产权因素外，导致二者差异的原因应当还有外源融资的成本不同、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度不同等。另外，2003年以后，个私投资对利率是相当敏感的。对此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2001年前不断的外贸体制改革，为个私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但随着此后市场空间的稳定，个私经济越来越注意投资的资金成本。
3样本期内经济周期的界定
由于不同周期阶段的经济环境不同，因而逻辑上，利率与投资的关系应当与经济的周期阶段有关。然而，由于在同一周期阶段的样本数据容量有限，因而前面总量分析的一个缺陷是难以准确捕捉周期因素对利率的影响。为此，下面将利用样本容量足够大的分省面板数据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作为基础，先对我国的周期阶段做出划分。
对经济周期的确定通常主要有如下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利用一些先导性指标进行经验判断［7］。二是将一些先导性的指标变量看作是随机的，通过计算其转移概率等方式来判断周期的阶段与长度［8,9］。本文将采用前者来对经济周期做大致估算。除为了简单外，采用这一方法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经济周期更多的是由一些诸如货币政策［10］等外生性更强和非随机的结构性因素变化所致。
按照nBeR的观点，繁荣与衰退可由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同趋势连续变化来反映，观察期一般为半年到1年。据此，我们考察了我国几个主要顺周期宏观变量的变化情况。综合变量的变化特征容易看出，在样本区间内，1997~2002年、2003~2007年分别可视作是经济低迷与繁荣期。
4投资与利率关系面板数据实证之一：经济低迷时期的情形
4.1模型构建与数据
根据前面的理论，我们将模型初步设定为如下面板数据形式
4.2实证结果
表1给出了不同投资形式与利率关系的实证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表中所有5种情形关注参数Rt系数的估计值均是正的且是显著非0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仅从二者的数据变化关系来看，如果利率持久性地上升1个百分点，则会导致所有不同形式投资增长率的上升，这虽然大致印证了前面总量分析的结论，但显然与政策预期相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即使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利率与投资的关系仍会产生这一异常结果呢？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前所述，此一阶段不断的外贸体制改革为国际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与利润空间。不过，我们在尝试引入分省外贸出口值增长率后发现，ig、if中的关注参数符号与大小基本没有改变，但使得ip、is、ish中各参数均变得不显著。后者表明，这一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见，这一视角的解释尚缺乏说服力。我们也试图引入财政支出变量，但结果表明除国有投资外，这一变量的影响在其他情形下均不显著，且在各种情形下均没有改变关注参数的方向。另外，从投资主体的产权与治理结构进行解释也存在诸多困难，原因是个私投资、股份制投资与外商投资均表现出相似的结果。因而，一个最可能的视角是从周期本身寻求解释。
表1的结果表明，在经济低迷的周期阶段，利率的降低并未刺激投资的增长，相反在利率降低的同时，投资增长率仍在不断降低。这一结论大致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相同，即由于此时决定投资的最主要因素是对经济的未来预期，因而利率的降低很可能使经济走入一个“流动性陷阱”，这与货币主义无论在何时均强调货币作用的观点不同。当然，对中国来说，由于这一时期象国有这样的投资形式仍在改制过程当中，因而这些投资与利率关系表现出来的形式，或许不能仅从经济学的理性决策角度考虑。
5投资与利率关系实证之二：经济繁荣时期的情形
利用（2）式的模型设定，表2给出了2003~2007年期间中国不同经济类型投资与利率关系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关注参数Rt的系数对于模型形式具有相当强的稳健性。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在所有经济类型的投资中，实际贷款利率水平变化仅对个私与国有两种形式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政策预期相同，且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面总量分析的推断。但与总量分析不同的是，利率不仅对国有投资有影响，而且其影响还是显著的。不过，相对于个私投资，利率对国有投资的影响效果仍较小。从估计结果来看，实际贷款利率每永久性地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个私投资增长率降低约9个百分点，使国有投资仅降低约4.5个百分点，前者是后者的2倍。
然而，从传统理论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估计结果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何被认为是产权最不明晰的国有投资与利率的关系符合预期，而除个私外，其他投资形式却不符合？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视角是不同周期时段的背景，及不同投资形式对政策的灵敏度。首先，国有投资形式对政策反应的灵敏度，相较于其他形式投资要高得多，因而在经济高涨时，由于利率变化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政策整体变化，因而国有投资与利率负相关更多地是反应了这一投资形式对国家整体政策的反应，而非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然而，如果这一解释是可行的，那么为何国有投资在经济低迷的前一时段的变化却与利率变化同向？我们认为，这是由于1997~2002年期间，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三年脱困的战略性重组时期［12］，许多国有企业因此而消失，因而出现了利率与国有投资同步减少的情形。这一点也被两个时期货币供应量对国有投资影响不同所证实。
对比表1、2，需要解决的第二个疑问是：为何同一投资形式在繁荣与衰退时对利率变化的反应相当不同？根据表1、2的结果，在繁荣与衰退两个时期，个私与国有投资的参数估值完全相反且均是显著的，其他形式投资两期参数估值均为正，但在繁荣时期的参数估值要小得多。显然，这既不宜从产权、也不能从税收优惠角度进行解释。对此，一个很可能的解释视角也是将周期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实际上，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关于凯恩斯主义“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尽管我国经济存在着结构上的特殊性，但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利率，其在经济高涨时期的作用要远大于低迷时期。不过，并非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效应均有这样的结构性特征。回归结果表明，尽管货币供应对个私与国有投资的影响效果显著且方向符合预期，但总起来看，经济高涨时期的货币供给效应尚不及低迷时期，即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具有结构性，这与凯恩斯或后凯恩期主义的观点是不同的［13］。对此，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我国企业负债率相对过高有关。因为如果企业的负债率过高，那么其对信用收缩相对于信用扩张要更为敏感，而由于经济低迷时期信用相对紧张，于是货币供给效应呈现非对称性。
6结论与政策含义
利用描述性统计与平衡纵列数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考察了我国利率政策的周期效应，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一是利率政策的周期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而且这一结论对投资主体的产权等特征具有稳健性。二是导致利率政策效应呈现周期非对称性特征的主要因素正是周期本身。三是即使在经济高涨时期，利率对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结构性。四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代表所有货币政策工具效应均具有结构性。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本文分析结果的意义在于为我国不同周期阶段最优政策组合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一定意义的参考。一般来说，对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而言，由于存在着“流动性陷阱”与“挤出效应”，因而货币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的效应要大于低迷时期，本文对利率政策效应的实证，部分地印证了这一观点。据此，如果试图利用利率工具来解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那么中央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的努力很可能是有限的。然而，这并非表明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就无所作为，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在经济低迷时期，货币供应量工具很可能比利率工具更为有效。因而，一个更有效的政策选择似乎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更多地倚重于货币供应，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可以更多地考虑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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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式与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72-02
1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