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优势篇1
「关键词农业比较优势/wto/财政政策
「正文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政策选择。
一、农业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比较优势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1.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在关贸协定(Gatt)体制下,农业问题常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焦点,因关贸总协定管理规则不明确,管理体系不健全,执行规定不严格,导致各国或地区撇开有关规定,根据本国的需要建立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护主义盛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第一次把农业问题纳入多边管理体制框架内,世界农业生产与贸易有了多边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纪律。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继承和发扬了Gatt的国际规则和纪律,奠定了农业国际化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农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规则保障。
2.农业生产国际化。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已成共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发能力,与国外的劳动力与市场等优势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3.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二、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及其战略选择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需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首先提高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调减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农产品生产,适度进口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宝贵性,加之财力的限制,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主要农产品的高度自给。对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少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减其生产,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调剂国内需求;同时,集中资源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产品,将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再次,在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等)的支持与保护,使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农业保护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旨在支持与发展本国或地区农业的普遍政策,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均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是减少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相反,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均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大量投入。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农业负保护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农业保护方向,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重点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财政投入政策选择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产品品质,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与投入结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国农业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慢,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多。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的大农场经营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在中国现有财政对农业投入水平情况下,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wto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削减后的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水平仍十分可观。如美国在减让基期的国内支持总量(amS)高达2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给予农民,按wto农业协议规定削减20%,美国仍可使用191亿美元的“黄箱”支持措施
;欧盟削减后的国内综合支持总量仍可高达796亿美元;日本削减后仍有283亿美元。只要在完成承诺减让后,这些国家仍可以大量使用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保持其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黄箱”政策国内支持的减让承诺,但这些国家的“绿箱”政策国内支持大幅增加,存在着“黄箱”政策支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的倾向。美国“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由1986~1988年基期的24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61亿美元;欧盟由基期的11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42亿美元;日本由基期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29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却非常多,对农业的支持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有力地稳定了农业,真正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并成为出口创汇及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甚至干预他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和34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而耕地面积达1.9亿多公顷,人均按近0.8公顷。
2.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从“绿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平均每年补贴为1514.2亿元,其中“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占25%;其他为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相对wto规则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而言,中国“绿箱”政策补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补贴的对象错位,有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贴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贴给了中间环节;二是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除有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还未建立既符合wto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从“黄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对于粮棉产品,1996~1998年3年平均除对玉米补贴(amS)是正值9.35亿元外(占玉米产值的0.7%),其他产品的amS都是负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差补贴(amS)为281.08亿元,1996~1998年每年“黄箱”补贴实际规模为290.4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4%,按中国承诺“黄箱”补贴8.5%的规定,最高的“黄箱”补贴规模可达1741亿元,扣除已有的290.43亿元,还有1450.57亿元的补贴空间。
3.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逐渐提高农业的积累水平,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生产不仅不征任何税收,反而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给予农业大量的投入,给予农业生产者以巨额的补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现有的农村税费政策,制约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改革。
(1)改革和完善地方税收与财政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基层财政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面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
(2)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的征税范围,直至取消。现行的农业特产税的功能与作用并非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仅仅在于地方财政的增收,弥补日益庞大的政府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发展比较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目的出发,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征税范围、降低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将农业特产品视同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一样征收农业税,只是在计税依据上按略高于同等面积、同等条件下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为标准,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浙江、江苏等省已停征农业特产税。
(3)规范收费管理。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项目,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政经费将出现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4.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农业保险因赔付率过高,又不能获得政府补贴,中国各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基本处于停顿状况。这与中国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相适应。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需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保险公司,公司宜隶属于农业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组织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产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新的农业保险公司需注重经营效率,避免机构庞大、责权利不明、官办色彩浓厚、办事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发生,本着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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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优势篇2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程国强，《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3
关键词：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C.Hufbauer,Ritam.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e+S+t=e+i+GS+t=i+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e+S+t+Ci=e+i+G+CxS+t+Ci=i+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Forssb・ck,Lars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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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4
一、财政收支形势逐季回暖
2015年全年，我国面临着较为不利的财政收支形势，在“稳增长”的使命下，财政政策继续保持宽松，且以减税降费为特征。一方面面向短期，为了减轻财政收支压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盘活存量并用好增量、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一方面面向长期，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速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财政外交，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成立，为“稳增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打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这样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2015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呈现逐季回暖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6年的“稳增长”任务树立了重要抓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其五大政策支柱之一。
从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增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13.17%，增幅比上年升高5.5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赤字16200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增长20%。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口径下降15.9%，比上年低19.4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口径下降12.7%，比上年低14.5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季度，随着投资回升、工业回暖、房地产市场活跃、贸易形势向好，财政收支同比加速增长。从统计数据看，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5%，增幅比上年同期升高4.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4%，增幅比上年同期升高8.5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4.6%，比上年同期高35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9%，下降幅度同比收缩13.4个百分点。
二、亟待多方面调整
展望未来，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在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在政策方向上，依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在2015年近3200亿元税收减免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分阶段落实赤字政策，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在支出政策上，继续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继续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同时，大力支持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脱贫攻坚、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优化公共服务等新的改革举措。
在收入政策上，重点是减税，但从税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看，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环境税等税制改革都具有增税效应特征，因此，减税空间主要还是集中在间接税领域。目前以减税为标签的“营改增”改革试点已经进入深水区，虽然已确定于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但仍亟待突破技术瓶颈和财政减收压力，而当财政减收压力以财政赤字来肩负时，对债务风险和通货膨胀的管理就变得异常重要。在债务政策上，当前地方债发行和置换的进度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关键的是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自发自还，债券风险被抬高，同时债券利率也被降低，收益不足以弥补风险，致使作为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反应不够积极。另外，由于最高期限10年、加权平均期限6.45年的已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仍未与资本性项目的投资回收期相匹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合理降低债券风险，合理提高债券利率，提高地方政府中长期债券的比重，提高债券期限的上限，满足地方政府对长期资金的融资需求。
在发挥财政政策杠杆作用上，对于ppp的发展，需进一步科学认识其内涵和外延，分析其在我国所能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可能存在的弊端，全面考虑地方政府当前和未来的财政承受能力、社会资本的选择、建立健全示范项目的跟踪指导、对口联系和动态调整机制等等，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出台更为谨慎和规范的政策。对于财政金融合作，需进一步创新财政金融合作模式、扩大双方合作领域。目前，我国财政和金融的深度合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开始萌芽，二者合作的最大优势在于：积极财政政策将通过金融杠杆放大政策效果，这将是“稳增长”及今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有力抓手，需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合作力度，以期发挥更大的效应。在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上，目前相关优惠政策重出台、轻宣传和落实，不易达到预期效果。需将已出台的涉及小微企业的优惠财税政策系统梳理成册，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在财政、税务机关等相关网站上进行政策宣传，在政务大厅、自助办税终端、受托机构等相关地点的醒目位置张贴相关宣传材料，让小微企业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在制度建设层面，需以建立健全现代财政体制为依托，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现代财政体制可以作为最大程度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依托。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职能中小企业
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中，中小企业凭借着庞大的数量优势成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提供就业岗位、活跃市场氛围以及与大企业配套协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受制于自身规模以及资信、融资等问题，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两难的弱势地位，一旦陷入发展困难则很难脱身。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有必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通过完善的财政政策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一、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是带领中小企业扭转弱势地位的有效举措。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中小企业总数近5000万家，占据了整体企业数量的98%以上，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队伍对于壮大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而，就有必要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通过完善的财政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增强其对于市场风险的地域能力，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与大企业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质需要。占据了企业数量比例绝对优势的中小企业对于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据统计，中小企业为社会新增岗位的贡献率为85%，占据新产品的75%，发明专利的65%，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及税收的50%。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已日臻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坚实力量。
伴随着中小企业数量的攀升，其日益成为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和促进技术创新的有力推手。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就需通过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使其能够克服发展过程中的重重问题，从而形成良好的产业集群、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实现企业的升级转型，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是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设立门槛低，投入资金较少，中小企业的队伍处于不断壮大中，与大企业相比数量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庞大的中小企业队伍也对我国的财政税收功不可没，上缴的税收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连年攀升。据统计，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小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占到了整体的80%，在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90%，对财政的贡献可见一斑。
鉴于中小企业在推动财政税收方面的卓越功绩，就有必要优化现有的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财政政策，以鼓励中小企业为财政收入贡献力量，为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税收、融资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在资金方面，国家先后设立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并要求各级政府要在财政预算中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税收方面，国家采取了直接扶持中小微企业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在营业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等方面设置了各类优惠条件。
（二）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尽管当前公共财政为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并初步形成了相应的政策体系。但由于我国财政体制尚未健全，在社会转型期有众多亟待完善之处，因而，受制于公共财政本身的弊端，其对于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也就不可能完善，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凸显了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的不足。
三、完善公共财政职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就必须针对当前公共财政支持不尽完善的现状予以改进，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破解当前的支持难题，从而给与中小企业更宽泛的发展空间和更充备的资金保障。
（一）坚持资金支持与政策支持并重。以往的公共财政政策过于强调资金支持，设立了各类专项资金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但在政策支持方面的不足也造成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束缚。因而，必须打破此种支持形式，转向资金与政策的并重。
（二）注重财政资金间接引导作用的发挥。当前，各地财政收入的现实状况无法大规模地对中小企业投入支持资金，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就需注重采取间接支持方式，通过无息贷款、贴息贷款等形式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三）合理兼顾公共财政支持的支持内容与支持区域。在内容方面，公共财政要注意突出重点，优化支持结构，根据中小企业发展转型的需要，注重对其技术创新的支持、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的支持以及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以打破中小企业分散经营的现状，促进产业成群效应的出现和产业链的延伸拓展，真正实现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结语
中小企业的发展进步是推动国民经济、实现社会快速发展的题中之义，因而，就必须注重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但当下，我国的公共财政在支持内容、支持方式以及支持区域方面仍存在不尽完善之处，对于此，就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完善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公平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充足的资金保障，以促进中小企业为经济社会发挥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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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优势篇6
【关键词】云南省产业升级财政政策
近年来云南省产业结构基本情况，以2010年的产业变化为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44.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40%。目前现实状况仍存在不足，第一产业发展缓慢，商品化程度低，缺乏深加工、精加工、价值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高。第二产业比重较高，但是存在着传统产业比重大，产业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改造步伐慢，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通过合理发展及调整产业，云南省必将能夯实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使三产业间形成很好的联动效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一、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政政策现状
（一）财政资金不足财力保障水平不高
产业发展涉及多个发展的领域，范围大，难度高，为了实现这个战略，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由于当前地方税的立法权、调整权等层层集中于中央，缺乏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来源，从而导致地方财政在产业优化升级政资金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地方财政收入从2011年的1111.1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338.15亿元，但财政预算支出从2929.60亿元增大到3572.66亿元，收入规模远远难以满足需求，其中很大部分主要用于云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资金对于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资金缺口大，剩余部分仍然是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作为财力支持。尤其在云南省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缺乏对支柱财源和主体税源的重点培植，使市财政部门运用到新兴产业加大第三产业的财政投资有限，没有实现财政与产业发展的互促作用。
（二）财政支出不合理，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出不足
云南省2011年到2012年的财政支出增长了22%，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长，绝对数量增加，在财政支出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财政支出的职能正由推动社会经济建设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向转变，财政支出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方面的投资不足，存在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对于生产型投资支出不仅规模不大，而且支出的效率也不高，产业支出结构的调整进行缓慢。如财政补贴这一项，财政政策的补贴方式和补贴的方向存在着对产业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如在对第一产业的补贴上主要集中在直接补贴、价格补贴，对农业产业化以及农产品加工方面补贴力度远远不如农业基本生产的力度，缺乏对农业生产产业提升的激励体制。
（三）产业优化升级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
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第一产业优化升级支持存在不足，由于对农业实行的是无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体现实现农业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导向，对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对林业渔业副业有低税率政策而缺少相应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对第二产业发展要求存在不一致，国家税收政策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上减免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直接优惠的方式上，不利于引导投资到期限长、见效慢、资金需求大的项目上，缺乏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同时在税收优惠上有区域、盈亏等条件的限制。第三产业的升级发展与税收优惠政策不适应，云南省产业结构中仍然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地位，在税收政策优惠上对传统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远远大于对现代服务业的优惠，政策上与现有的产业优化升级目标不相适应。
二、云南省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保障财政资金，建立产业专项资金
1.赋予税权并加强地方财政税源建设。地方可从本地实际需要出发，构建地方税税收体系，制定符合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税收政策，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结构，满足地方经济和财政的需要，进行地方的财源建设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不仅保障财政收入同时引导产业发展。如根据昆明地区的区域优势，重点培植对本地财政收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税种的主导税源产业，从而确定主导财源的地位，使地方税源能持续稳定增长，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形成产业发展带动财政收入提升，反过来财政扶持促进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2.建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如建立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技术的开发、改造、应用，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利用技术革新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利用财政资金的扶持和社会资金形成的合力，为技术的研究创新应用，促使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步伐加快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如可以建立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现代服务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予以专项资金支持，引导其发展，在发展传统第三产业的同时，重点鼓励生产行业的进步，鼓励产业链条的延伸，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支出力度
在财政支出方向上不仅保障关系民生的社会服务类支持，还要加大对产业发展支出的支持力度，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在第一产业发展上，加大对农业科技财政投资比例，加大对农民劳动力素质培训的财政投资，财政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带动农业特色化发展。在第二产业的财政支出上，发展以科技含量高和创新性强为主要特点的新兴产业，在财政资金投入上，鼓励以科技为核心发展源泉的企业，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等财政支出方式。第三产业的进步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投入，财政应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并予以定额的补助，同时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给新兴产业和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渠道，鼓励科技发展，以此形成产业技术密集型特点。
（三）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优化升级的优势
实现从以区域中心的税收优惠向产业为主导的税收优惠政策转变，扩大优惠政策范围，不仅限于地区优惠，扩大享有优惠的范围，使得优惠政策不受制区域影响，使得符合产业发展政策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信息产业发展，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对于税收优惠由单一向多样化方式转变，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优先发展的产业，可以加大优惠力度。对于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要及时调整以符合现行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情况，对于和实际发展状况不一致的地方，要及时的调整和规范，明确各产业税收优惠的条件和时限。对于适应产业政策的税收优惠政策要加紧落实的步伐，消除不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确保其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贯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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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优势篇7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青海财政问题
2005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我国部分行业发展失衡、局部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为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有效的发展态势，果断地实施了稳健财政政策的重大战略措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手段组合、方式方法转变在内的重大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不仅是财政政策名称和赤字规模的调整变化，更是财政政策性质和导向的根本转化。根据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解释，稳健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如何应对国家由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解析国家稳健财政政策下青海财政潜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对于促进青海财政良性运转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稳健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对青海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国家逐步加大对农业、教育、社会保障、科技、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将会有利于全省在这些领域争取资金支持，促使各项事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央财政基建投资规模的逐步收缩，青海在争取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的难度可能会增大。
一、机遇
（一）财政政策的转型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国家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调整国债资金使用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强调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压缩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加大对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科技、环境生态建设、公共卫生等属于公共范畴的投入力度。青海地处国家西部大开发前沿，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稳健财政政策提出财政支出要有保有压，体现统筹发展趋向，这将有利于加强财政资金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具体来说，这对做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农牧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农牧区公共卫生建设、农村“六小”、扶贫脱困、退耕还林、休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青海湖湿地保护、藏族地区财力补助等项目，争取中央支持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进一步推进的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完善出口退税制度等。拟推行的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鼓励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拉动就业。国家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这将会进一步减轻农牧民负担，促进农牧业增产增收，发展农村经济。随着国家继续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全省的进出口结构将逐步得到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力度将会加强。
(三)中央“三奖一补”政策有利于缓解全省县乡财政困难。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财政部提出了初步意见，将安排资金启动“三奖一补”政策。目前，全省大部分县的县级财政自有财力在发放职工工资后仅能维持低水平的机构运转，推进社保、医疗、房改等改革十分困难，历史欠账严重。财政部提出要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县乡机构改革，精简冗员，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增强县、乡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做大县、乡经济财政“蛋糕”，增强“造血”功能，促进县、乡经济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在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上，争取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从根本上解决县、乡机构运转困难。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正面积极反映近年来在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加大对困难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何从青海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如何结合青海的特殊困难因素算好账并与财政部加强联系、沟通和汇报，努力争取得到财政部更多的奖励和补助，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挑战（二）税收政策调整，也将带来一定的减收因素。增值税转型将给全省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程度的减收。以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为基础，按照机器设备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二测算，再综合考虑转型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励因素，如果2006年能顺利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则每年将造成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减收约3亿元左右。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全省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影响，如企业所得税实行15%优惠税率，开发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等。
（三）财政自给率低，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尽管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但规模小、集中度低。2004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量仅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除比西藏略高外，低于全国其他省份。在财政支出的总量中，地方财力自给率仅为20%，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从财源建设方面分析，全省具备国内外市场较强竞争力、产品附加值高、能够持续稳定提供财源的企业群或产业群体还没有形成，而石油和电力等重点税源行业，受国内外市场波动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存在不稳定因素。全省地税收入的最大税种——营业税，由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全省经济发展除了受主导产业、人力资源、组织管理以及体制创新等方面制约之外，还受到能源、原材料和运输等瓶颈的制约，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因此，财政政策的转型，国家财政资金从竞争领域退出，必然会对全省财政收支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任务艰巨。虽然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全省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扶贫、教育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由于这些领域发展严重滞后，历史欠账较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首先，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中问题仍较突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缓慢，贫困人口多，占农牧民总人口的2/3，农村消费市场出现萎缩趋势。其次，青海省人口素质不高，教育发展任务艰巨。再次，青海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因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农牧民返贫现象仍在继续。
三、稳健财政政策下青海财政良性运转的对策建议
(一)审时度势，把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双稳”政策走势，在财政投入上适度体现积极政策。针对青海经济社会近几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拉动下步入了持续、快速、有效的发展阶段的实际，一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财政税制改革精神，积极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工作。通过完善税制，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建立经济自主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二要在贯彻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将通过积极运用财税政策、加大整合资金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采取适度积极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和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继续适当增加建设资金投入、重点项目支出和对“三农”、社会保障、再就业、教育、科学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投入力度。确保对“三农”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三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与扩大个人消费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以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
（二）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努力做大经济和财政“蛋糕”。实践证明，经济决定财政，财政促进经济；经济是财源的基础，财政又是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充分运用财政职能，继续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财政制度创新和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运用好基建、技改、支农、科技、贴息、项目前期费等经济建设性资金管理手段，鼓励和培育市场主体，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整合财政支持生产性专项资金，突出重点，围绕利用优势资源、农牧业产业化和园区建设，支持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增强自我发展后劲，培植后续财源，做大经济和财政“蛋糕”。
（三）加大中央专项争取力度,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青海省财力结构来看，多年来，中央补助收入都占全省总财力的70%以上，所以要保持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抓好收入的同时，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做好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工作。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是青海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针对青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对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还比较强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全省上下要继续努力争取中央在实施宏观调整政策时对青海在政策上的区别照顾和资金上的一定支持。一方面在争取中央支持工作中，要不断调整思路，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勇于捕捉机遇，抢抓机遇，善抓机遇，不仅使我省争取中央支持的重点与中央有关政策合拍，而且使争取资金支持的总量逐年有所增加。因此，要精心研究中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资金的投向重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理、有节、有效地争取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做好项目的各项工作。项目是实现青海经济快速、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青海的发展尤其依赖于一批大项目的建设和带动上。所以，今后要继续集中精力开展项目的筛选工作，做到审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筛选一批，循环往复。这就要：一是紧紧围绕能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增加财源和扩大就业的发展目标，把抓项目工作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超前的思路、战略的眼光、科学的方式、切实的步骤做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项目，为争取国家资金，扩大我省投资规模提供项目支撑。二是针对国债资金使用的重点和方向，认真做好农村“六小”等基础设施、城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干线公路、重点水利设施等方面项目的筛选、申报及组织实施工作，以争取壮大国债资金的支持力度。
(四)认真清理、规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力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一是正确执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处理好政策优惠和规范征收的关系。对应该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要保证其优惠政策享受到位，对不应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严禁越权减免。二是对已出台的各项减免税政策作一认真调查和清理，对已到期或不符合国家减免税政策的，要严格审查和清理，该归并的归并，该清理的坚决清理。三是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作一调查摸底，凡减免税政策已到期的企业要及时恢复征税，不留死角,共同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四是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为促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做贡献。按照国家关于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精神，做好应对和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新政策、新条例的各项准备工作。结合财税部门的职能和职责，积极研究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大公共财政对政府节约资源管理和政府机构节能改造的支持力度，逐步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同时，处理好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切忌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吸引投资商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发展。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把促进我省资源开发、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与合理有序开采，节约能源、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行好政、服好务。
（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协调发展，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要坚决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集中资金办事情，集中财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从财政政策和财政性资金等方面逐步向群众收入倾斜，向农业、农村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基层政权建设倾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8
一、新时期乡镇财政风险
乡镇财政收入风险是指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匮乏、比例不当、经济发展缓慢等情况,使财政收入增长较慢、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与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而产生的风险。乡镇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新矛盾,因预算难以平衡,形成了乡镇财政收入风险。
乡镇财政支出风险指由于收入风险直接造成乡镇政府在办公经费、教育经费、农业投入等方面不能及时支出,导致政府部分职能无法实施。由于支出缺口不断增大,产生了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乡镇政府在财政支出职能的履行上出现“越位”与“缺位”的情形,形成随意化的支出而产生的财政支出风险。
乡镇财政债务风险是因收入增长的缓慢和支出的不合理而造成财政出现赤字,与新时期乡镇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的的不断加大之间产生的矛盾,产生了新的债务,使乡镇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而造成的债务无法偿还的风险。
二、新时期乡镇财政风险的管理对策
乡镇财政风险具有形式多样性、后果影响大的特征,会直接影响乡镇经济的发展、阻碍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加重农民的负担、破坏农村的社会稳定。乡镇政府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针对新时期乡镇财政风险,提出以下管理对策。
(一)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壮大农村经济
新时期,乡镇财力基础的薄弱是造成乡镇财政风险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经济力量越强大越可以充分抵御财政风险。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乡镇财力。
首先应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乡镇政府应根据乡镇自身的实际情况,如自然资源、人员优势等,并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步伐,建立主导产业,形成自有优势。同时,要引入先进的科技,吸引优势人才,注重农产品的技术研发,提高农业的产量和质量,培育新型农业经济模式。
其次推进乡镇二、三产业的发展,乡镇政府应提供有效的信息、科学宽松的政策,例如通过放宽贷款担保条件、加大扶持资金等优惠政策来扶持二、三产业,促进乡镇企业产品的更新,从单一的资源优势转向技术、创新、规模多方面发展的竞争优势。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及时掌握服务业的相关信息,及时更新、调整策略,合理利用自然与人文资源,提高旅游、餐饮、健身等第三产业的比重和水平。
(二)加强政府管理来防范抵御财政风险
首先要完善乡镇税收体系,建立以营业税和财产税为主的税种、以及其他税种为辅的乡镇税收体系。特别对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进行合理地调整、改革,扩大乡镇政府税收收入,形成合理、完善的税收体系。同时,中央可对地方税收的管理适当放权,在中央税收立法的指导下,地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度开设一些需要的地方性税种,例如: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扩大税收的种类、范围和规模。对于一些影响较小的税种,可适当减免,完善乡镇的税收体系。
其次要加强财政风险管理。第一培养财政风险管理的意识,保证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公平,增加透明度,广泛吸收公众的建议和意见。防止预算随意分配、使资金得不到科学、合理地使用,使财政预算编制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第二建立财政风险的评估制度,因各项政策的不合理而造成财政风险的情况很多。因此,在财政政策实施前对可能产生的财政风险进行评估,获取有效、可靠的多重信息,进而减少风险的程度,避免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第三对已发生的乡镇财政风险做记录。通过信息的反馈、派专业人员对各风险进行分析、研究,使政府能及时了解财政风险的情况,进而提出可解决的措施,以防止新风险的产生。
再次要完善乡镇债务管理。由乡镇财政所负责乡镇政府债务的具体管理,对债务应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财政所应对资金的使用、贷款的申借和偿还进行管理、控制和监督。对于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明确其职责,规范其行为。遵守谨慎的原则,根据乡镇政府发展的规划和财政预算、收支的实际情况,保证举债规模可适应各自的财政承受力,以确保乡镇政府的举债具有合理性,减少或避免财政债务风险。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9
【关键词】聚集商务服务财政促进趋势
一、辉煌数字难掩投资软环境缺陷
200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923.95亿美元，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2008年9月，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商务环境评比结果表明，在参评的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83位，而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西兰和美国。与中国同属东亚经济圈中的发展中国家，泰国排在第13位，马来西亚排在第20位,韩国排在第23位，中国香港地区排在第4位。这说明，我国虽有令人可观的国际直接投资(FDi)，但投资经商环境仍不尽如人意。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借助低成本的劳动力、完备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潜力、优惠的政策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但理性投资者并没有被FDi的高增长所迷惑，在投资者眼里，辉煌数字也无法掩盖投资软环境的缺陷。
（一）FDi流入量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加速缩减
2003年至2007年，中国引入FDi总额从535亿美元增长至835亿美元，但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却从9.53%下降为4.55%，这种状况与持续增长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形势形成鲜明的反差。
（二）欧美高质量FDi流入持续下降
2005年至2007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分别从30.61亿美元、51.9亿美元、65.3亿美元下降为26.16亿美元、38.38亿美元和35.89亿美元，投资比重分别从5.07%、8.61%和10.82%分别下降为3.5%、5.13%和4.8%。
（三）服务业FDi流入量所占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经合组织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已超过70%，美国甚至到了80%，香港地区已达90%，而中国内地只有40%。
（四）世界经商环境名列前茅国家FDi流入量增长迅猛
2003年至2007年，美国FDi流入量从531亿美元增长至2328亿美元，增长4倍；欧盟从2594亿美元增长至8043亿美元，增长3倍多；中国香港从136亿美元增长至544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商环境有较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经商环境已开始制约欧美等高质量外资流入。长期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体系，这种投资促进战略已表现出隐性威胁。所谓隐性威胁是指FDi增长更多地依靠财税优惠政策的驱动，而不是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直接投资与经商环境的巨大差距必将带来潜在的危机，投资环境较差国家日益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满足吸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新要求的能力。危机过后，引资将不是基础设施的竞争，也不是优惠政策的较量，而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投资服务软环境的竞争时代。
二、集聚商务服务是财政促进的趋势
在产业转移向纵深快速推进的今天，一个国家会比在传统型世界中更快地失去在某个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当我们将投资促进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财税政策优惠上时，真正的危机也悄然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与我们展开全方位的较量，中国的领先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长期以来，中国在投资服务政策和体制方面存在一种自卑感，幻想通过直接的补贴和优惠掩盖政策体制的缺陷，而现实却是优惠实施的时间过长，政府产生了优惠依赖，使投资促进政策体制弊端长期掩盖，这种威胁随着两税合一的实施渐渐浮出水面。
目前，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经商环境的改善，发达国家在商务环境方面的投入是发展中国家的3倍。新加坡财政促进重点正向集中供应特色服务转变，致力于打造区域商务优势，构建集聚商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高效智能、低成本的标准化投资服务。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是以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投资服务环境为核心，追求商务服务的国际标准化，形成能与全球投资相匹配的纯正区域服务空间。企业在区域环境里除能够享受到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即时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务环境外，还能享受到真正接驳国际的后期投资服务。
中国需要的是经商环境的质变和财政促进制度的崛起。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是改善交通条件、建筑高楼大厦，也不仅仅是协助外商办理手续。中国投资服务要摒弃传统优惠的惯性思维，借鉴国际理念，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商务服务集聚区，这必将成为区域财政促进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中央及地方对商务环境的投入远未达到要求,地方商务服务被固化在“一站式”行政服务的低端，服务不充分严重阻碍了投资。天津滨海开发区正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仿真软环境，政府加大商务聚集功能区的投入，各类服务中介被聚集到区内，商务服务不仅包括“行政一站式”审批，还囊括招商、展览、信息、融资、保险、物流、人才、投资决策、法律咨询、国际研讨、区域宣传、风险投资等多元化的服务，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实现区内公共服务低成本共享。
三、促进政策需要“破冰”
财政促进的精髓并不是直接竞争性的促进，而在于体现促进本质的公共服务。经济危机不应成为继续忽视商务环境的理由，财政促进期待深刻的理性觉醒。我国对软环境促进一直采用直接资助的方式，这种方式把商务促进视为具体的优惠，忽视制度创新。尽管多年来我国许多促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但更多的只是“战”，尚未触及优惠旧模式的核心，这就决定了我国软环境促进虽已初步具有公共服务的轮廓，但距真正的财政促进相差甚远。
（一）忽视商务服务
财政促进中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是商务服务，目前企业对商务服务的需求呼声越发强烈，这种需求政府不可漠视。目前商务软环境已成为制约投资发展的瓶颈，财政促进过分重视对项目的优惠和具体产业的扶持,地方在投资环境改善方面，预算资金主要集中在招商、全程代办、联合年检、投诉、公共服务平台、城市宣传等方面，狭窄的扶持范围锁定了财政扶持的作用。
（二）财政促进一直带有一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地方普遍存在促进简单化的倾向，投资促进政策实际就是贸易鼓励政策的翻版。各地外向商务服务大多只停留在行政审批层次，服务层次过低、服务盲点过多，原因是地方促进政策研究存在惰性，政府对商务环境的考评缺失。
（三）过多的带有制造业促进的痕迹
低端制造业关心的是成本、交通、政府优惠以及土地价格、市场等因素，这其中政府的优惠政策对投资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服务业与服务外包不仅考虑上述因素，还与政府效率、服务环境、政策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传播通畅、文化生活环境、外资与当地企业的融合度等因素有关。制造业的增长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会遇到能源及环境资源供给的限制。中国未来产业引资方向将是先进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低端服务业，新的竞争优势有所变迁，“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所需要的投资服务环境截然不同，打开产业升级的上升空间，服务软环境是关键。
（四）财政在投资促进方面的投入过于分散化，不具积聚效应
目前财政预算资金主要集中投放在贸易促进和服务外包，而在投资促进方面的投入却很吝啬，同时奖励优惠式的促进始终摆脱不了反补贴威胁，扶持资金没有找到安全的促进通道。
四、潜心营造商务软环境
危机实际是政府创新政策的最好机遇，我们要超越单纯的优惠促进模式，财政促进政策转型已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低效、高成本的商务环境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危机过后，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区位聚集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业与服务集聚将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的重要因素，在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商务服务已成为重要且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因素。
（一）潜心营造环境
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是一个漫长潜心营造的过程，打造区域服务品牌就像烹饪小鲜，需要的是耐性和慢火。中国正渐入规则时代，财政促进政策需重新定位，突破传统模式，聚焦商务服务，降低商务成本是大势所趋，是企业长期的期盼。
（二）淡化产业扶持
商务服务应成地方财政扶持的取向，商务环境的改善需要研究政府介入的多种方式，逐渐形成政府与中介共同参与的新格局，形成一种更符合公共财政的资助方式。今后财政政策要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弱化产业促进,克制激励促进的偏好与冲动，强化公共服务投入，完成从“补贴”到“服务”的跳跃式发展。
（三）提升商务服务档次
商务环境的打造关键在高层，中央应该像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一样，在全国筛选一批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营造适合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商务环境，提升商务环境的档次。财政要加大对服务中介的扶持力度，财政扶持应该变为“扶持中的扶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中介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尽快走出“政府独舞”的尴尬局面，形成各类服务中介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四）集聚商务服务
未来城市间的竞争将是服务能力和服务品牌的较量，投资环境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应当对零散的外经贸扶持政策进行梳理，建立以加大环境集约化投入为主要手段的新型财政促进体系，实现由集中供应优惠政策向提供基础服务转变，特别是将有竞争力的服务中介移入特定区域内，方便扶持政策的集中投放，实现财政扶持从全能向有限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林毅夫．商务软环境是制约中国商务发展的瓶颈．中国产经新闻，2005年11月19日．
[2]姚琦．两税合并后，如何吸引外资．湖北日报，2007年3月22日.
财政政策的优势篇10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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