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的方法篇1
关键词：文物科学保护；实质；方法；准绳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192-01
文物保护是一门新兴的文理交叉并重的综合性学科，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对文物进行保护时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可以有多种选择，这就需要对文物保护准绳有深入的理解。文物属于历史长时间沉积下来的物质遗产，是承载着人类深厚历史文化的积淀，因此，对文物做好保护十分重要。本文就文物科学保护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为类似工作的进行提供参考借鉴。
一、文物保护科学的实质
文物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从物质的角度来讲，文物由诸多材料构成，所以文物属于物质范畴。所有物质都在内部进行着永不停止地发生运动，期间外因又会其作用，物质本身就会出现各种性质上的变化，物质原本的的结构和性能也会发生改变，物质材料会逐渐老化、出现变质甚至发生毁灭，文物也包括其中。换句话说，文物保护学就是对破坏文物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在保护文物的技术方面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标准。
二、文物保护科学的研究方法
文物保护在过去的话，把工作的侧重点单单放在了经验总结和技术修复上面，没有详细地对学科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所以现在一直在本学科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阻碍的作用。文物保护科学这一概念里，“保护”这个词具有着双重含义：首先，要对环境进行严格控制，这样就可以把因为环境因素而引发的文物材料老化变质现象扼杀在萌芽状态；其次，就文物自身材质来说，要采取一些人为手段，使文物保持稳定状态；再次，如果采用了上述方法都没有效果时，为了防止文物继续老化变质，就很有必要对文物来进行修复处理，重新使其组成材料恢复稳定状态。所以，文物保护学不仅是科学，更是技术，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文物保存环境研究首先要对一点进行明确，文物保护学中的环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一切可以对文物产生影响的外界因素外界因素，都可以归纳到文物保存环境的研究范围里。文物保存环境研究的任务是对各种途径，方式、规律展开研究，这样有利于合理措施的制定实施，把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小值。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文物保护学所讲的环境包括了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只是属于其中的一小部分。
2.文物材料的研究外界环境因素给文物材料老化变质只能算提供了部分条件，文物能不能长期被保存下来，构成文物的材料性质才是关键点。对文物材料进行研究，就是要应用物理领域、化学领域、生物领域的研究方法来对文物材料的组成成分、性质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清楚地了解材料的老化过程，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止老化的措施，给文物的科学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文物修复技术研究文物的修复工作，涵盖了两个方面：第一是指针对出土时已经破碎不堪的文物，为了将其进行利用而完成的修复工作，又叫作修整复原；第二是指为了对文物进行保护开展的修复。如果文物材料呈现极快的老化速度、并且程度也很严重时，再不对其实施修复措施，更可能无法保存甚至毁灭，此时就一定要实施修复措施来对文物存在的时间进行延长。修复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文物更长时间地、更好地保存下来。
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准绳
在当前的文物保护领域，针对文物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论战一直存在，但是也有个别的国际性协议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各国一致认同这样的准绳：对文物所进行的一切保护与修复都要用完善的理论研究材料作为基础，不要对文物材料在结构与装饰上进行改造。我国通过长期的实践工作，将这一点总结归纳成“不改变文物原状”准绳。考古学家进行工作时常常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不能够将文物包含的全部信息揭示出来。为了利于后人继续进行研究，一定要确保文物物质实体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这就决定对文物所做的保护措施，一定不要使文物原本的状态发生改变，文物保护工作中这是一条基本准绳。
四、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的准绳
考古现场文物保护主要指从文物被发现出土，一直到送到实验室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对文物进行的抢救性或者是临时性的保护。文物被埋在地下的时候，和所处的环境会逐渐构架成稳定的一种状态。只要进入平衡状态，文物材料的变化速率会放缓直到停止。人们把文物发掘出来的一刹那，文物重新进入到新的环境里，它与先前地下环境之间构成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一定程度上会遭受来自物理、化学及生物方面的严重破坏，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
和实验室比较起来，考古现场没有完善的试剂药品，也没有高科技的仪器材料，许多条件不够完善，所以现场保护工作都只是暂时性的，很多时候进了实验室还需要对这些措施进行去除。所以，考古现场针对文物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和材料，一定不要给实验室后续进行的处理和考古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在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当中这是总准绳，与实验室文物保护准绳相比较这也是最明显的区别。
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属于在特定场合中进行的特殊文物保护，一定要对以下几点进行注意：
1.少干预准绳。已经可以确保文物处于安全状态，就应该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如果文物在出土时呈现比较良好的状态、可以不经过处理进行保存，就不需要进行处理。只需要进行正确包装，就可以进行保存，一定要牢记的就是最少的处理就是最好的处理。2.可再处理与可逆性准绳。可逆性通常是说针对文物进行一些处理，在以后还可以在不影响文物现状的前提下将其清除下来。可再处理性通常所知的特性就是即使存在无法清除的材料，也不会对后续的处理和研究造成影响。可再处理性任务所有文物保护处理技术都称不上是最完美的，往往都带有局限性和阶段性。一但超出阶段，很可能有更新、更好的技术出现。以此方面考虑的话，对文物保护的可再处理性进行强调具有很强的可取性。3.事先取样准绳。考古发掘工作在进行以前，要根据前期对文物调查、勘探得到的信息，设计科学合理的规划。考古发掘中任何一项处理，都会或多或少地给文物造成污染，导致不准确的分析效果出现。所以，事先取样准绳在现场是特殊的一项准绳。
五、选择文物保护材料的准绳
如今，高分子材料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更多的高分子材料开始在文物保护领域得到应用。目前，国内外用于文物保护材料里，大部分都是从其他领域“转换”而来，不是文物保护专属性的材料，所以会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现用额文物胶粘剂就不是很理想，其具有“不可逆性”这样的致命缺点。破碎的文物如果进行粘接后，想要不对器物造成破坏，很难重新进行分解，后续的校止工作是无法完成的。目前仍然没有开发出完美意义上的胶粘剂，很多文物的粘接工作都是用环氧树脂来完成。
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这也就决定文物保护材料必须拥有特殊的功能，和其他的保护材料相比要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对文物保护材料进行选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改变外观的准绳。文物防水剂、封护剂等一些用在表面的材料都要受这个特点制约。因为颜色在文物所承载的信息里是重要的一项，如果把有色材料加到文物上，材料颜色和文物原来的表面颜色会发生叠加作用，致使文物颜色发生变化，这样做就和“不改变原状”的基木准绳相互矛盾。2.长期耐久性的准绳。文物保护的宗旨就是把文物的寿命尽可能地延长下去，这决定了保护材料必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具有保护功能。如果保护材料有着很快的老虎速度，对文物进行再次处理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防护材料老化失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文物带来损伤。文物保护材料同样受客观规律的影响，会有老化变质的现象产生，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进行保护材料的选择时，要选择具有优良性能、老化周期时间长的材料。同时，保护材料一旦老化后，所产生的产物对文物要不会产生破坏，在文物保护材料选择方面以上都是最基本的要求。3.性能最佳的准绳。之所以进行文物保护材料的选择，就是为了可以将文物某一方面原有的性能进行最大限度的改变。所以，文物保护材料一定要具有独特的功能特性，也要具有最优秀的性能。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文物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文物的重要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随之文物保护也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重视。文物保护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手段，而是一门文理科交叉并重的科学。本文就文物科学保护方法进行了研究，相信对有关方面的工作能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2
《文物保护法》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总结我国文物保护工作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有关文物保护的原则和法理也更为清晰和严谨，加大了行政执法力度，是我国文物事业在法制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的里程牌。《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权利、责任、任务和工作程序。《保护条例》是在《文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精神指导下，结合我省的文物保护实际状况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具有操作性。《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保护条例》的出台，为我国、我省文物工作和文物事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法律和法规保障。
二、深刻领会文物保护工作方针精神实质
《文物保护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是我国几十年来文物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修订新文物保护法的主线。“保护为主”是文物保护方针的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文物保护作为文物工作的中心任务，都必须把文物本体及其原生环境的保护和保存放在主要位置，这是文物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文物工作安身立命的基石。“抢救第一”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前提，强调要把抢救文物放在文物保护工作的首要位置。“合理利用”就是要在确保文物安全和永久保存的前提下，正确发挥文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强管理”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关键，是实现文物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本保障。文物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是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我们要全面、完整、准确理解这个方针，把思想统一到这个方针上来，保证这个方针得到认真全面有效的贯彻落实。
三、全面了解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状况，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保护文物的职责
我市文物资源丰富。现境内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6处，其中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6处，市级5处，市级65处，各类古文化遗存、遗址202处。这些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是的辉煌历史文明的实物见证，是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保护好各级各类文物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才能名符其实，才能彰显古城的文化品味。
《文物保护法》总则明确指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文物保护职责，维护文物管理秩序”。文物保护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因此，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各级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共同承担职责，应认真履行。
四、正确认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建立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前的考古、勘探、发掘的文物保护机制
《文物保护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要通过学习认识到：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矛盾的对立。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文物保护工作，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遇到矛盾时，一般情况下，建设服从保护，特殊情况下，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确因建设需要时，保护支持建设，经合法报批手续批准后，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异地保护。
我市是文物大市，素有“江南文物之帮”之称，除地面文物面广量大外，地下文物埋藏资源十分丰富。依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和《文物保护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为确保地下文物的安全，对新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立项报批前应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对地下文物埋藏情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建设规划部门在文物行政部门出具考古调查、勘探报告后办理工程审批手续。在项目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过程中，如发现有地下埋藏文物，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按《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和《文物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立即停止施工，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考古、勘探、发掘。
考古、勘探、发掘所需经费依据《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和二十三条之规定由建设单位列入工程预算支付，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3
[关键词]山东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山东省历史悠久的古老农耕文明孕育出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在物质文明相当发达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为整个人类所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以人为载体,是齐鲁历史文化的的根脉和活化石,是齐鲁地区民族记忆的背影。它的拥有者、储藏者存在于民间,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一旦失去了传承与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而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由农耕文明积淀而形成的对于农村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的活化石记载,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应该是根,是根源,而保护这种根源性的载体,在笔者看来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在人累经历了神治、人治之后,我们选择了法治作为调控社会生活的方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最有效的调控方式,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唯有如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能卓有成效。
一、问题有几何?――法律视角下山东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是指在农村地区形成的、为农村地区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因为农耕文明的渊源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传统农业文化的历史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智慧和文明精神,表现着一个国家和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山东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历史上的领跑者,其齐鲁文化的精髓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毫无疑问山东是农村非物质文化资源大省,但要建成文化强省,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必须有系统化、科学化、规模化、大幅度地发展。山东省已有27个项目进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9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国家名录,入选项目位居全国前列。而发掘、保护并合理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好其文化功能和社会效益;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潜力,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繁荣山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最可行、最经济、最环保、最具持续性的选择。我省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地方组织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进度不一,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国家名录项目的保护措施不力,代表性传承人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珍贵实物资料流失严重;‘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我省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临时政策性的保护较多,法律持续稳定性的保护性对较弱的局面,农村非物质文化保护力度和广度在很多地方不理想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具体说来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问题:
1.法律保护意识淡薄,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在偏重追求GDp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进行法律保护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为GDp的增长提供较大的贡献值,所以部分地区、部门领导人对此问题并不是很关注。有的领导认为:关注经济可以致富,关注民生可以惠众,可是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是花钱、出力却不讨好的工作。在笔者做的调查中,社会上,除了专业人士,71.3%的被调查者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持不关心的态度。不可否认,当前全省重视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治意识尚未形成,尽管省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宣传,但要达到增强社会群体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之目的,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那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基于意识上的漠视而导致行动上的迟缓使得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不足,对于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开支虽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但在现实中经费不到位、不足现象并不罕见,没有经费的保障,相关保护措施和保护活动便失去了物质支持,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再现实中产生预期效果。
2.法律保护依据不足,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靠临时政策,缺乏完整体系的法律保护。“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法则”,这就是“自然界合乎法则性”的论断,法律是通过把秩序与规则引入政府机构的运作及私人之间的交往的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在现代社会应该渗透到任何权力(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上。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与兄弟省份如浙江、江苏、宁夏、新疆、甘肃等相比,我省对于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缺少针对性的立法保护。而且山东省现有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规章主要是针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到目前还没有出台。法律保护的不足或缺位导致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现象非常严重。正如如明清时期鲁西南代表性的戏曲剧种约40个,现在仅存半数。潍坊、烟台等沿海乡镇原有的民间舞蹈《闹海》也正面临失传。诸多乡村原有的祭祖仪式正在消亡。从时间角度看,胶东抗日歌曲还列不到百年以上的遗产行列,但现在能传唱的人、熟悉的歌却越来越少了,留存量较大的可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姜从今编辑的《海阳抗日歌曲一百首》,此外的抗日歌曲已无人知晓。
3.法律保护模式不健全。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我们主要还是运用作为公法的行政法,其规范和调整的主要是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或行为”;作为私法的民事法律或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调整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知识产权人的民事权利或行为。理论界、法学界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依靠行政保护方式还是民事或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存在争议。但是我们注意到民事法律保护临着相当大的障碍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形式多样,而且还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其知识产权的归属难以确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存在由谁来主张权利、行使权力,保护期应该有多长等问题,因而仅仅民事保护将无力而为。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事保护而没有行政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因此,无论是就法律本身而言,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知识产权法等私法保护并不能简单取代行政法等公法保护,同样公法保护也不能取代私法保护。这两种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含了构成人类文明与文化基础的所有的有价值的知识与其他非物质资源。这些知识和资源有多种存在方式,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形式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来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将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结合起来。
二、路在何方?――山东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途径
加强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更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需要,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对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应有的认识,使得我们蓦然回首时却发现我省大量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反思是进步的起点,对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走群众路线,提高群众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动员全社会支持参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拓宽全社会参与的途径,通过政策激励、要素运作等方式,使各行各业都来关心支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其次,加强立法保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村民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和参与。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尽快地制定和出台相关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规民约以及政策、法律和法规,以确保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目前浙江、江苏、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已经正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走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列。王义正等15人在2008年山东省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尽快制定“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议案。实践证明,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保护、立法先行,这是世界各国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设立了“遗产文化日”,省政府也下发了关于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创造了环境、提供了条件。因此,结合我省实际,尽快制定“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推进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第三,健全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模式,确立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原则。必须坚持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一定只能采取单一的保护模式。在很多时候,双重或多重的保护模式也许更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看似相互矛盾,而实际上两者更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公法与私法协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必须确定其间的主次地位,厘清主次价值以更好的实现公私法的协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分别对应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的保护与资源价值的保护。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保护决定了其公法保护模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保护决定了其私法保护模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内部的人文价值与资源价值之间结构关系也决定了公私法保护模式之间的关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应当秉承人文价值至上的原则,以公法保护为主,同时兼顾资源价值,以私法保护为辅的模式。当然我们已经比较欣喜地看到山东省自2007年起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仅2007年就投入700万元,共资助了50多个保护项目、19名传承人,并立项建设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数据库,制作出版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像大成等项目。2008年,这一专项资金已经增加到1000万元。在我省各级政府和相关群众的努力下,一些比较突出但却曾经面临绝境的民间戏剧类项目有渔鼓戏、蓝关戏、一勾勾,民间曲艺类项目有山东落子、山东花鼓、端公腔,民间舞蹈类项目有商羊舞、阴阳板等许多项目经过抢救得以恢复,并已发展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名片”。
总之,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里,在法律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生活中发现的新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规则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对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处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与思考,力求全面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从而达到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预期目标,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法保护和活态传承,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虹: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月刊》,2009年第6期第128页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策略民间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thesafeguarding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编辑
注释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
在理论界，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私法角度进行探讨，例如，从知识产权视角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虽然在201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还不足。本文拟从宪法保护角度，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分析并提出浅显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价值分析
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固有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
首先，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方式的不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少许公法和大部分私法上。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主要制定了以下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0年颁布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4年颁布的《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关于印发和的通知》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
单纯地从以上法律法规去规范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达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落实还需要从我国宪法中得以彰显。
其次，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宪法保护的正当性。我国《宪法》规定了各族公民都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此外，宪法还赋予了自治机关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权利。②从宪法角度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障宪法中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宪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维护公共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现，同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延续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宪法保护，有其理论基础并且存在现实紧迫性。那么，如何从宪法上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可行的保护，将是本文探讨的主体与研究价值所在。
二、建立健全宪法中非物质文化权利的规定
我国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相关规定，为我国立法机关如何制定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指导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方面和民事权利方面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
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可以知道，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虽然初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在制度建设方面也有所突破，进行了专门立法，但是保护工作仍然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依旧存在法规建设方面的滞后，立法层次方面相对较低，目前虽然颁布了一部对全国行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但是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宪法层面的高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现行宪法中有关非物质文化权的保护，明确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文化权的保护和发展，确立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的原则以及公法与私法相结合保护原则，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和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形的财富。
三、确立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权利的执法理念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已经建立健全法制体系的前提下，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至关重要。
因此，行政机关要确立充分尊重和保障文化权利的执法理念，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行政，以期全社会都能尊重、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好的代代相传，使中华民族文明得到弘扬和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文化界的彰显与落实。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逐渐地远离我们而去，许多传统技艺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类这笔精神财富逝而不返。俗话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形的财富。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我国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是从宪法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6、47和119条。
参考文献:
[1]李林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载《特区经济》，2010年第1期。
[2]姚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王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浅析》[J]，载《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第2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6
关键词：古迹保存；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史
abstract:accordingtothehistoricalevolutionprocess,thehistoryrelevanttothepreservationofancientsites,ancientrelicsandthelegalsystembuildingof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historic&culturalancientcityprotectionduringthepast100yearssince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arefullyreviewedandsortedout.atpresent,China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causehasbecomeanimportantpartintheinternational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activities,andth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conceptandactionaregraduallygearedtointernationalstandards.
Keywords:ancientsitepreservation；culturalrelicsprotection；historic&culturalcity；historyofprotectionsystem
中图分类号：tU981-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3-27（7）
作者简介：张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古迹保存100年
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建筑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影响重大。2200多年前，刘邦刚建立起汉朝，萧何即开始建设壮丽非凡的宫殿，征战归来的刘邦起初不解，在听到正是因为胜负未定、天下未稳，所以才需堂皇的宫殿来体现帝王显赫的解释后，方才明白宏伟的建筑可以稳定人心的道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每遇改朝换代之时，总会对前朝的宫殿、城池等建筑进行彻底地破坏。项羽火烧秦咸阳，“大火三月不灭”就是典型的例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明目张胆地抢劫与盗窃我国的古董、古物，任意掠夺和破坏中华民族的文物古迹。还有以考古为名，掠夺珍贵文物，以及以非科学的方法对古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和遗物再次遭到破坏和掠夺，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面对种种破坏和掠夺行为，文物保护问题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也促使我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立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拟订《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并通令各省执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章第三节中，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等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第五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涉及古物、古迹保存的法律。但是由于清政权飘摇不定、政局纷乱，文物保护并未得到各省督抚的重视。
时至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发了《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同年10月，该部又颁发《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共5条，要求各地对待古物应“一面认真调查，一面切实保管”。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共11条。同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内设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会共有委员20名，除蔡元培先生外，还有陈寅恪、张静江、林风眠、易培基、胡适、傅斯年、李四光、徐悲鸿等文化、科技和政界著名人士。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共14条，明确要求将在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有价值的古物作为保护对象。1931年7月3日，颁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裁撤原隶属教育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当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查活动，并就境内盗掘和毁坏文物古迹的案件予以追查并制订保护办法。时任古物保管委员会登记科长、编审科科长的傅雷，用笔名“傅汝霖”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呼吁“会同内政教育两部发起保管古物运动，举办大规模之宣传工作”。后来古物保管委员会递交了“函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尽量协助，保存古物古迹事项，并设法于教科书内，插入保存古迹古物之材料”的议案。
《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吸取并借鉴了西方近代文物立法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法律的轨道，是辛亥革命以来宪法精神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直接体现。这些法令和机构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物保护法规和国家古迹保护专门机构，是国家实施文物保护与管理的滥觞。
正是由于两个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努力，相继出台《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及《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古物奖励规则》、《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等一系列保护、保管文物的法规，中国文物保护的立法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尽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也没有设置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法规基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各地大量文物仍处于管理不善的状态。
2文物保护60年
2.11961年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管理不善的状态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国家针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文物破坏及文物流失现象，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起，通过颁布有关法令、法规，设置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
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个文物保护法规的事宜提上日程。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了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
（2）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3）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
（5）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还指出一切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都由所在地县、市人民委员会负责。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制定生产建设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应当将所辖地区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纳入规划，加以保护。”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同时，还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石窟寺、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等公之于世，置于国家制度的保护之下。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整个法律框架尤其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定受这个暂行条例的影响很大。
此后又于1963年颁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实施方法》进行修改，对《文物保护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做了补充和深化。由此初步建立起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制度。
2.2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制定
始于1966年的“十年”，使国家刚刚建立起的文物保护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破四旧”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使文物古迹遭受了广泛的、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以致形成了一种忽视文化、忽视传统的“破旧立新”的社会倾向，在今后的岁月中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影响。直到70年代中期，文物保护工作才得以逐步恢复。197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3条第174条中规定了对违反文物保护法者追究刑事责任。1980年5月17日，国务院了《关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认真保护各种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石刻、石窟等历史文物”。
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国家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创立。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从1982年开始实施以来，只在1991年对该法的第30条、第31条做了修改。实践证明，这部法律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文物保护法》，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截至2006年，国务院分6批公布了合计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的一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2.3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全面修订
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条款比1982年法有大幅度的增加。1982年法全文只有33条，新法为80条，增加了近一倍半。此次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内容上是一次全面深入的修改和完善。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新的历史时期文物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修改工作紧紧扣住这一主题，在保留原法一些原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了大幅度修改，使其更符合文物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更具有可操作性。
把近20年来被实践证明并行之有效的一些原则确定下来，在总则中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四条），这一方针既符合文物保护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我国的国情；既强调了文物保护，又兼顾了文物的合理利用。它进一步规范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保护和抢救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利用是以保护、抢救为前提的，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是有限制的利用。
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增设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第十四条）。同时还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国务院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历史文化城镇、街道、村庄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撤销其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称号；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六十九条）。
新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第二十四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第九条）。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半年后，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5月18日签署国务院第377号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条例于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3名城保护30年
3.1名城保护法制建设历程
1978年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改造建设，以城市空间和土地资源利用的再分配形式在城市形态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然而在这些城市建设之中，许多历史环境，如历史城区、传统街市、地方古镇、名胜古迹等，被成片地加以更新改造，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加强，国外对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观念逐渐被专家学者们所认识接受，进而提出我国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想法。1981年1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指出：“保护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继承悠久的文化遗产，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批准公布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现在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总数已达110个。近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经验。
1980年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城市规划编制及批准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通知》等文件，促使文物保护工作同城市规划走向结合。1986年国务院文件中提出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要求“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3年10月，在襄樊召开了首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和第六次名城研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建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设想，还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正式讨论。
1994年3月，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各方面专家共同组成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名城保护的执法监督和技术咨询，并把专家咨询建议正式纳入名城保护管理的政府工作范畴，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同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规划的内容、深度及成果，促使保护规划编制及规划管理向规范化迈进。
1995年国家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中重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维修和整治”。1996年6月召开了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会上经过讨论达成共识，认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已成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
1997年3月3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文物、城建规划等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在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中，特别是在城市的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城建规划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抢救和保护一批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同时加强对文物古迹特别是名城标志性建筑及周围环境的保护”。1997年8月建设部发出《转发的通知》，通知指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单体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完整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明确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特征、保护原则与方法，并对保护管理工作给予具体指导。
2005年7月15日、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为确保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及其实施管理工作科学、合理、有效地进行而制定的适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技术性规范，为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修订以及名城保护规划的审批工作提供了依据。对确保保护规划的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对各地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和实施措施，具有规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切实保护城乡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8年4月2日国务院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了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保护条例确立了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行整体保护的原则，强化了政府的保护责任，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明确了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的活动，重点加强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保护条例具体作了以下规定：
（1）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2）强化政府的保护责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保护规划，控制人口数量，改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环境。
（3）在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4）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开山、采石、开矿等活动；进行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的活动的，应当制定保护方案，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5）明确对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并要求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同时，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明确了审批程序，要求审批机关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3.2地方性保护立法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之前，不少省市为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文物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地实际，纷纷制定了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1年），对指导本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名镇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北京、苏州、西安、广州、福州、长沙等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名城保护立法方面推进迅速，效果明显。如北京市制定了包括《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05年）、《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在内的名城保护相关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在城市规划管理中严格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山西省等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在国内较早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保护条例。如：《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4年制定，2005年改为《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5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6年）、《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7年）、《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1998年）等。
从总体上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在保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形势和实践的需要。如果说名城的破坏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而法规条例的缺乏肯定是其中之一。凡是名城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其保护法规条例及相关立法一定比较完善，如苏州、丽江、平遥等历史名城就是实证。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大规模旧城改造还在进行的时候，必须对忽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倾向加以控制，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今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立法工作亟待加强和完善。
3.3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的建筑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近代建筑调查，经过多年努力，推荐数处优秀近代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3月，建设部又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其保护对象包括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专项立法的进程，做好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规划，并严格执行规划制定的保护措施。至此，可以说近现代建筑保护已经成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各地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的状况看，一些城市的近代建筑遗产保护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近现代建筑遗产保存较多的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厦门市开始施行《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为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适合近现代建筑保护客观要求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历史风貌建筑的认定上，可以有自荐、推荐或实地调查的多种方式，确保历史建筑资源信息来源畅通；对不同类别建筑采用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等不同控制措施；对历史建筑周边环境进行明确限定；设立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明确违反规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厦门鼓浪屿的近现代建筑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成为国内该领域较早的探索实践。针对上海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为近代建筑的实际情况，1989年上海市公布了第一批共61处优秀近代建筑，并全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2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3年公布第二批175处优秀近代建筑，1999年公布第三批162处优秀历史建筑。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保护管理制度由政府规章上升至地方性法律，并借鉴了国外在历史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它标志着上海城市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较为完善的阶段。2005年按照保护条例所规定的程序，公布了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34处（740幢）。至此，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总数达到了632处，计2138幢，总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作为对国家制度的补充，地方性的保护制度针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近现代建筑遗产的特点，采取更具灵活性的保护措施。厦门、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城市的实践探索，对全国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立法和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年7月1日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要求保护“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即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以外的建（构）筑物。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中明确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措施要求。
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并公布历史建筑清单，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档案。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补助。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对历史建筑原则上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4结语
今天，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遗产保护的国际事务中，并和其他国家或组织一同制订了部分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虽是国际经验与智慧的结晶，也足以表明，我国遗产保护正在更多地接受国际大熔炉的考验。2005年，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山西省建设厅主办的“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山西省碛口古镇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口宣言》。200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iComoS中国委员会、江苏省文物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成功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会议通过了《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呼吁“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同年10月在西安古城召开的“纪念《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西安宣言》的主旨精神为中心，围绕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世界遗产保护、城市考古和历史名城保护、保护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
从关注乡土建筑、产业遗产、文化线路、20世纪遗产等新的保护对象和保护命题这一现象看，说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努力与国际接轨，并按国际组织制定的保护原则精神处理相关热点问题，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思想与具体行动上，与欧美等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参考文献：
[1]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和国内法规选编[Z].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关键词解[n].中国文物报，2005-12-16（8）.
[3]马树华.中华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0.
[4]江琳.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文物保护[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6]李晓东.文物保护法概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7]罗哲文.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7
关键词：贡山县；文物保护；“四原原则”
1引言
《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文物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国家文物保护设计和修缮工作还应该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原则，全面保存并延续文物的历史信息和价值。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认识偏差、实际操作困难等因素造成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质量受到了影响。因此，要增加对文物保护“四原则”的深入探索，更好地落实文物保护“四原”原则，以帮助解决文物保护工程实践中的难题。
2贡山县文物保护现状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地处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全县40%左右的面积属于规划中的“三江并流”风景名胜核心区。由于地处中缅、滇藏结合部，多民族杂居，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原始宗教四教并存，使贡山成为多民族文化与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汇的地方。所以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和历史遗迹。贡山县对文物保护很重视，贡山县文管所成立于1990年，馆藏文物众多，有新时期时代的文物也有近现代文物。贡山县境内有1个部级保护单位，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州级文物保护单位；14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新发现点24处。其中白汉洛天主教堂、石门摩崖壁刻、普化寺、石门关石刻、甲生嘛呢堆、纳依夺仙女洞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贡山县对这些文物进行科学有序保护开发，始终坚持“四原”原则，筹集经费、人力进行高规格修复修缮，力图将文物的原始风貌展现出来。
3文化保护“四原”原则
文物保护工作中，应当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原则，我们简称其为“四原”原则，是近些年以来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大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包括四个基本的思路，一是保存原来的形制，包括造型方面、平面布局等方面；二是保存原结构；三是保存原材料；四是保存原工艺技术。文物保护的“四原”原则对于保护文物，设计和修缮文物具有重要的意义。损害的文物只要依照原型制、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认真修缮，科学复原，就会保存和延长文物的原有价值。可见，这“四原”原则是对“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进一步诠释。
近些年以来，“四原”原则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认可，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许多文章和保护方案中都有涉及“四原”原则方面的内容。在文物保护工程中坚持“四原”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2013年5月，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的，明确提出了勘察中“了解文物的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一内容，可见，国家对“四原”原则已经非常重视。
4在文物保护中贯彻落实“四原”原则的途径
4.1建立健全“四原”原则及制度
一项政策的科学实施需要依靠法律的规范和强制力，“四原”原则也不例外。要想保证“四原”原则得以真正执行，就需要确立其在法律上的地位。我国现有的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都没有对“四原”原则进行规范的定义和诠释。为此，建立健全“四原”原则及制度，对其定义、内涵和实施检查要求进行科学阐释，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有助于“四原”原则在文物保护工程中的贯彻执行。
4.2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念
目前，文物保护工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缺乏文化保护的意识，或者对文物保护认识不到位而无法真正做到“四原”原则，进而影响了文物保护的工作质量。因此，要端正文物保护的态度，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念，理解文物的真实性，理解文物存在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要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科学、认真、诚实地对待文物保护工作，而不是将其当作是装点门面的幌子、当作是政绩攀高的手段。不仅是文物保护行业，还有社会的各行各业，还有各级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文物保护实施部门，都要树立起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念，真正做到坚持“四原”原则。
4.3加强“四原”研究
近些年，随着“四原”原则逐渐在保护方案和研究著作中被提及，但却少有细节的阐释，这就难免给文物保护工程实施中带来难题，所以应该结合保护对象、工作的客观条件、实施环境等，对“四原”原则做出更加客观合理的解释，确保工作实施中的有效运用。这就需要对“四原”原则的相关方面进行深入探究，而各级领导要对文物保护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也应该为“四原”原则相关课题研究加大支持力度。研究中应该提高文物保护工程前期的要求，对技术标准和工作规程的执行加以制定，并对保护对象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调查方面的工作探度实施明确的保护。另外，系统汇集整理文物对象的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资料，将其作为文物的历史基础资料，为以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4.4优化财政及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工作质量的好坏，要提高文物保护工作质量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坚持“四原”原则，需要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队伍。从文物保护的管理到实施，从研究设计到各级施工人员，都要接受专业的培训，从思想上真正理解“四原”原则，从行为上科学遵守“四原”原则。同时，要注重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培养。人才队伍的建设除了需要认识的提高，还应当包括技能的培养，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坚持“四原”原则就会变成空谈，文物保护工程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因而，要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和技能进行定期培训，并对训练结果加以考核，提高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坚持“四原”原则，需要优化财政。工程造价对文物保护工程具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我国文物保护工程定额明显不足，部分房屋维修定额是根据之前维修定额而定，文物保护缺乏特色，难以满足文物保护工程的需求；另一方面，工程定额的编制有待更新。由于文物保护工程定额更新缓慢，造成了材料价格与市场上存在差距，没有资金的保障，材料的品质难以保障，这便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质量。有限的资金在材料选择时就会顾头难顾尾，比如，原定额中的材料，很可能只能买到现代化工材料，却买不到所要使用的传统材料。所以，要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与文化保护工程特点相吻合的、保证文物工程高质量的科学而全面的工程预算系统，确保文物保护工程做到“四原”。
5小结
文物保护工程中，坚持“四原”原则，科学保护与维修，使文物得以长久保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文物保护工程实践中还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限制。这就更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念，加强对“四原”的研究，确定“四原”的法律地位，优化财政及人员配置，进而有能力、有条件去应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可以发挥保护文物历史文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宪微.浅析文物保护的原则及理念[J].黑龙江史志，2014年05期；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8
论文摘要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瑰宝，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其历史传承性和不可复制性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应有作用，建立文物保护的有效法律机制，使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应有的保障，则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有法律对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就借鉴外国经验，弥补文物保护法律空白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强文化执法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文物文物法律保护中国
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物采取一系列防止其损害的措施这个过程叫文物保护。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瑰宝，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的历史传承性和不可复制性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以笔者所在的浙江省为例，浙江人文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这些文化遗产是浙江历史的见证，也是建设文化强省，推动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支撑。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下，该省对文物的保护、传承、利用、投入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截止2011年底，该省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和急需保护项目共9项，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文物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对于文物的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随着收藏热的升温，文物收藏价值带来的投资价值加剧了黑市文物价格的飙升，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笔者所在县检察院仅2012年上半年就对6件盗窃文物案件提起公诉。此外，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和基础建设建设，导致破坏文物建筑、占压大遗址、损毁古墓葬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文物保护面临新的课题。因此，梳理我国文物保护立法现状，分析文物保护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文物保护法律的建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物资源丰富且现实中遭受严重文物流失的国家来说龙为重要。
一、我国文物保护法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对文物保护已超出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一项全球性事务。我国作为一个文物大国，积极参与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根据制定主体及适用范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二是相关法律；三是行政法规；四是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五是权威部门的关于文物保护规定的文件，它们共同筑成了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结合近些年来文物保护法律在文物保护实践中运行的情况和学术界对文物保护法律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的内容缺失
我国文物保护法律多达40余项，但从实践运行看，在文物保护的部分领域仍存在一些内容缺失、规定空白。我国在涉及文物保护的各种法律、规章、办法中，只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第27条涉及预防灾害对文物毁损的原则性规定：预防灾害侵袭。没有任何实施细则。在汶川大地震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指出，在地震中和地震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还是一片空白。同样，在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地公园建设、流失文物调查追索以及在列入文物保护名单后到省政府公布前这段时间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执法等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立法空白。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要充分估计各类灾害对文物古迹和游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制订应付突发灾害的周密抢救方案。
（二）保护措施有待完善
我国现有文物保护法律规定过于空泛，缺乏必要的制裁机制和保障手段。如《文物保护法》第31条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以前很多建设单位都是国有企业，都是国家为文保事业出钱出力，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建设单位越来越多，为了国家个人掏腰包显然不容易了，何况还要忍受因延误工期带来的其他损失，所以当前在城镇扩建、老旧街区改造、新区建设、新农村建设及其他基本建设工程中很多工地发现的墓葬，要么被偷盗一空，要么被一毁了之。还有如笔者所在县2011年遇到的一棵古树生长触及电线案件：文物部门提出古树作为文物保护本体，不能随意砍伐；电力部门提出树木生长已经触及《电力法》规定的安全隐患范围，必须砍掉。双方都能拿出相关法律依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导致事件扩大化。而现有法律对法人违法造成文物执法损坏、法律之间规定相互矛盾等问题缺少有效的惩罚和适用规定，使得法律规定内容在实践中难以到位。
（三）文物行政执法亟待加强
据公安部门统计，近年来，文物遭破坏现象仍然严重，全国每年破获文物犯罪案件约2000余起，且发案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文物保护法》第8条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但实践中，我国未设立文物警察，文物保护部门在面对形形式式的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时无力及时采取强制措施给予制止，造成文物屡屡惨遭破坏。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人民群众文保意识薄弱也使得文物执法艰难。
二、完善文物保护法律的建议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面临我国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笔者认为应通过完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对文物的法律保护。
（一）借鉴外国经验，弥补文物保护法律空白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完善文物保护法律的过程中必须引入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科学的立法技术。各国的文物保护有不同的模式。就如日本，它就针对地震多发情况制定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它的文物大多都是用底座固定在柜子上的，即使柜子倒下来，文物也会没有事。而且，日本的博物馆抗震级别也非常高，通常会成为地震发生时人们的躲避之所。还有如埃塞俄比亚、埃及、秘鲁等国，近来为了为追讨流失文物可谓“不择手段”，取得的硕果累累。鉴于此，我国应以汶川地震、2009年初在法国的兽首拍卖事件应对等为例，通过立法途径，在中国如何在灾害中对文物的保护、如何实施“准文物”的保护、流失文物调查追索等方面作出规定。总之，只有在先进的文物保护立法理念指导下，为断弥补法律漏洞，形成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才能实现文保护法律的威慑力，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增强文物保护法律的可操作性
法律要在文物保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前提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新修订的《文物法》就地下文物归属、文物流通、文物经费以及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规定，但法律客观存在的滞后性决定了仍然存在有些法律条文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如各部门的职能界定模糊、执法尺度大、对文物保护点和文流通领域的规定甚少以及前文提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27条、《文物保护法》第31条等，这些都增强了执法难度，造成执法尴尬，甚至无法可依。因此，完善文物法律法规仍是当前主要任务，按通常的做法，应针对较为原则的法律条款，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弥补法律法规中的不足，通过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来实现法律的可操作性。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9
关键词：新时期；文物保护；问题；途径
文物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沉淀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证明，因此，必须要做好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不同于一般的资源，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了文化传承作用的发挥，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合理有效地利用和保护文物资源，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为构建优秀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物保护意识欠缺。当前，很多的基层领导将文物保护工作当做是某个部门或是某些人的事情，没有看成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然，也有部分的领导意识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文物保护工作与自己的政绩不太相关，很多的基层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只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文物部门依法执行力度有限。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文物保护的执行部门是公安、工商等部门，文物部门虽然有执法权，但势单力孤，加之缺乏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使得文物在遭到破坏的过程中得不到及时的制止，《文物保护法》形同虚设。
（三）缺少切实可行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物保护法》作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基本依据，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支持。但在实际的审批和执行过程中未能够正真得到落实，使得《文物保护法》只是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一些建筑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得到文物部门的审批就进行施工，使得很多的文物遭到破坏。此外，问题发生后，文物部门未能够及时进行文物的保护和监督工作，造成文物破坏严重。
（四）对文物价值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很多的部门领导认为经济建设是国家长期发展目标，文物保护是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他们片面地认为保护文物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领导将文物古建筑拆掉，进行城市建设。殊不知，他们这样做会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毁掉。还有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干涉文物部门依法行政，尤其是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发生矛盾的过程中，他们不惜以牺牲文物资源为代价，进行经济和城市化建设。
（五）文物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强。近年来，我国虽然制定了《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物保护框架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框架制定还不完善，导致文物执法部门在执行的过程中形式化现象严重，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在《文物保护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文物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措施却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文物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硬不起来，这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必须要加强文物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
二、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途径
（一）正确对待文物保护工作的地位。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首先要端正相关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态度，要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到各级领导的工作计划中来，同时还要将文物保护工作同各级领导的年度财政预算相结合，让领导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对于一些文物保护任务繁重的地区，还可以成立文物保护巡查队伍，由专人进行管理。
（二）要建立健全、有力的执法机构和队伍。强有力的执法队伍和机构是保证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在新《文物保护法》中，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偏低，导致了执法效率低下。因此，文物部门必须要健全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三）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文物保护是一项政府必须参与的工作，文物保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全民必须要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颁布的一部最大、最全的法律，这项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必须要履行的职责，但是由于很多的地方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缺乏重视，因此，在执法主体和执法机构设置方面还不够健全，导致了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强。所以，我国政府要加大文物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促进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文物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因此，必须要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利用起来，并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各级政府要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将文物保护的历史价值同社会价值有效结合起来，并传递给广大的民众，让民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另外，还要发挥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的宣传教育功能，通过开展文化讲座的形式，为广大民众普及文物保护基本知识，提升民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和方法。
（五）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文物保护需要顺应时展步伐，从而促使文物保护工作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性利用，比如，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文物博物馆、展览馆，或者以历史遗迹为依托合理开发当地的历史旅游资源。这样，不仅能够让文物保护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能通过这些合理开发利用，缓解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资金短缺状况，并通过文物展览等形式，发挥文物的历史教育价值，从而形成以开发利用促进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
三、小结
总而言之，文物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是我国古代人们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使文物资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和谐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冯广丽.浅谈如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J].黑龙江史志，2014，15：186.
文物保护的方法篇10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www.133229.Com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宪章》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宪章（巴拉宪章）》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