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1
一、环境合同的外观与内核
（一）合同形式：环境合同的外观
契约自由是近代合同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契约自由作为一种理想，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近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自由竞争理念为其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理念的发展导致了民法上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剧烈冲突使契约自由原则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以伸张正义。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的繁荣；附随义务的强制性；缔约上过失与约定上禁反言的规定；立法和司法对合同的干涉，如强制缔约、默示条款、标准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弱者保护；关系契约理论的产生，等等。1这些变化促使合同向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回归。
民事合同的形式化变迁，却为其它法部门利用合同形式实现本部门法的目标或者改善本部门法的调整手段提供了途径与方法，并为其它部门法建立自己的合同制度提供了思路。现代行政法等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鉴正是如此，它们利用了合同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形成了行政合同、经济合同和劳动合同。在民法以外的法律制度中，所谓的合同仅仅是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而不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当然，其他合同制度也有其本质特征，但肯定不是完全意思自治。因此，相对于民事合同而言，其他合同的产生是其他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借鉴的结果，是一个剔除本质，仅留形式的“形式化”过程。
合同的形式化减少了合同的实质要求，从而扩大了合同的适用范围，为其他法律部门建立合同制度开辟了通道。较之于民事合同，其它合同的共同特征是，丧失了绝对意思自治的合同本质，而成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形式。国家普遍意志及其具体要求不断向合同内部渗透，且合同中的非财产因素增加，引起国家的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对私人自由意志的否定。
既然合同可以作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从而使环境法引入合同制度成为可能和必要。本文将环境法上的合同称为环境合同，并将其定义为：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和转移达成的协议。环境合同相对民间合同来讲，是一种形式化的合同，是确定包括国家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在环境资源使用中的权利义务的一种方式。
（二）平衡权力与权利：环境合同的内核
环境合同中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加入了国家意志的干预因素，那么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是环境合同本质的问题。笔者认为，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个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国家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国家意志作用范围决定着个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但另一方面，国家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个人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发挥作用。环境合同中必须有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空间，个人意志在某中程度上抗衡于国家意志的同时，也要与国家意志相协调。国家的管理行为必须取得个人的自愿配合，才能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个人意志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意志，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能获得现实的环境权利。因此，环境合同的本质在于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
1.国家意志和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主要体现为国家管理权的行使。国家或政府在环境合同中取得具体权力（利）的基础是国家环境管理权，其范围和界限也决定着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的实现程度。因此，对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的讨论集中于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环境管理权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环境资源的受托管理者或所有者的身份享有的对环境资源和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行使相对于个人有一定的优先效力，但并不是完全的意思先定。从社会学角度看，国家环境管理权产生的基础是现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合，产生了所谓公共领域，客观上需要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权，这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统治职能和行政权。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涉及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仅靠私人权利的对抗和制衡已无法全面解决问题，而传统行政权的强制性又不宜过多介入私人关系，由此产生国家环境管理职能和环境管理权。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应该认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固有的、客观的，与人是否参与评价无关。因而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类所负有的一项客观义务。这项义务对于国家来说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从而需要赋予其环境管理权；对于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除了法律的直接规定外，法律无法明确规定的仍需由国家的具体行为来确定，而对个人课以环境义务的行为需要国家环境管理权作基础。因此，人类的环境保护义务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伦理基础。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应该以其产生的基础为依据。首先，国家环境管理权存在的直接社会基础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以及应当保护的程度构成了国家环境管理权本身的限制。即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应当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所必需的，其范围和界限不能超出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应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特征相适应。其次，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要与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相适应。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通常直接导致公民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不能超过公民在客观上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的范围。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确定，有赖于一定环境伦理和正义标准的明确，并受制于公众环境意识的强弱，但最基本的如环境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已得到普遍的承认。最后，国家环境管理权要受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制约。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环境利益，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统一的，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环境利益特别是公共性环境利益可能与公民的私人利益存在冲突，国家环境管理权也可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正面冲突。法律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利等之间进行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对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进行的限定，不能容许滥用国家环境管理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对其综合考察才能在具体情况下确定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界限。
把国家环境管理权界定为对环境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一方面，它与行政权一样具有直接对人的效力，这也是它的公权属性；另一方面，它对环境事务的管理也是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资源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客体，这也是国家环境管理权与行政权的区别所在。且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目
的是保证整体的环境资源适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环境管理权首先是对环境资源这一客体的管理权，其次才是对相关的个人的管理权。因此，国家环境管理权从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的角度考察，包括：（1）环境所有权。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出发，可以将环境资源界定为国家所有。环境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不否认私人利用权，反而更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协调；实践上，我国将大部分自然资源规定为国家所有也未妨碍其充分利用。（2）环境规划权。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质量的良好状况，应当对环境资源及其利用从总体上进行规划，确定环境资源的用途和利用程度。（3）环境监督权。对于个人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国家仍有必要进行监督，以保证个人环境资源权利不被滥用，符合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总体要求。以上各项权力的行使，除了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在具体到个人时，仍有可能使用了强制手段。传统行政权的强制效力有时需与环境管理权相互配合，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内容是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国家通过对这些权利的行使，表明和实现其环境保护意图，并对个人环境权利的行使施加影响和限制。
2.个人意志和公民环境权
个人理性决定着个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环境合同中个人的意思自治是有限的意思自治，其范围的外在表现就是公民环境权的界限。或者说，对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作用范围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分析来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是环境合同中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基础。
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2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是个人在环境事务中表达意志、主张权利的前提。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的表达正是基于公民环境权的存在。因此，确认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和法律权利属性，为我们认识环境合同的本质提供了思路，即：既然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都是对环境资源的正当权利，那么二者必然产生冲突，协调就是必要的，环境合同为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就只能追求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和协调。
从理论上讲，公民环境权至少应当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3环境合同制度中，公民使用环境资源的抽象权利是其签订环境合同、取得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基础。而个人通过环境合同取得环境资源使用权是其参与开发利用环境的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的形式和结果，是参与权的行使和体现。公民的知情权和请求权不仅是其签订环境合同的保障，也是其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最终实现的保障。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决定了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在其正当的权利范围内，个人才具有表达自己意志、获得环境利益的自由，超出这一范围，就是个人意志受到限制的领域。
3.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
环境合同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平衡的本质，就是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环境资源公共性和私人性特征的并存，国家环境管理不能也不应该包办所有环境事务的本性，以及个人不能对环境资源享有绝对权利的客观限制，使这种沟通和协调成为必要和可能。在针对严重的法律问题而制定的规则和解决方案中，权力与权利不是相互对立和分割的，而是相互沟通和统一的，它们共存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之下。4环境合同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为国家和个人提供一种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利用合同这一“当事人之间法律”的形式，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这是环境合同的本质所在。这种本质体现在环境合同的具体制度中，应将国家意志作用的领域限制在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必需的范围内，尽量赋予个人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特别是在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作用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原则上赋予个人自由权，再从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以管理或司法裁判手段监督和约束个人的不适当行为。
二、分配与消费：环境合同的主要类型
鉴于对环境合同的形式与实质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的角度对于环境合同的类型加以分析与把握。分类对于环境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实际操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为止，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对合同制度的利用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这里讲的分类是基于对环境合同制度的构想所作的理论上的探索，仅依据环境合同的目的将环境合同分为国家与私人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和私人与个私间的环境消费合同。
1.环境分配合同
本文将政府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一类型。“分配”一词代表了政府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即在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将其在私人之间进行配置的过程。
有关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分配有三个需注意的问题：一是环境分配合同并不是进行环境资源分配的唯一方式，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方式，立法和行政划拨等手段也在环境资源的分配中占有重要地位。环境分配合同有其适用范围。二是环境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运作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作用于环境分配合同，而不是直接作用于政府，以保持政府的中立性和公益目的。三是环境资源的分配要受到现有的环境资源使用状况的影响，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考虑环境资源使用的历史状况。
环境分配合同中政府直接作为一方当事人与私人进行协商，是公共意志和私人意志的直接碰撞和沟通，可以直接实现国家的环境管理意图和个人获得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目的。环境分配合同仅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政府转移到私人这一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一种形式，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的有偿或无偿不能按通常观点看待，例如政府可以就一片林木开发权向私人收取费用，并附以再造林义务的约束；但很多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无偿”即不付费用但附加特定义务的形式实现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特定生态旅游资源的转移，如果私人承担了太多的生态保护义务，则政府也可能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看来，政府和私人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在各自目的约束下寻求平衡和一致的结果，虽然有客体转移的固定方向——从政府到私人，但并无确定的“买方”或“卖方”。
2.环境消费合同
本文将私人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消费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二类型。此处的消费指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即人类在生产或生活中使用和消耗环境资源的过程。环境消费合同就是私人将通过国家分配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给他人，而由后者在其生产或生活中进行利用和消耗的合同。私人之间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是有对价的，双方是有对等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对其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并不一定直接消耗，而可能不加利用，这可以理解为对环境资源其他价值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从环境法的角度，应该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消费者权利的现代消费模式，其目标是使产品在消费和回收处理过程中对环境与消费者的负影响最小，实现资源利用与生存环境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对绿色产品的消费以及物资
的回收和利用、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对生存环境与物种的保护等，其涵盖的范围扩展到了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对环境资源的绿色消费观念对于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并且有利于实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和优化。
在环境消费合同中，国家处于特殊的地位，在私人之间达成协议进行环境资源使用权的交易过程中，国家（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国家基于环境管理权要对环境消费合同进行监督和管理。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受让人在对受让的环境资源进行利用的过程中，将直接与政府产生法律关系，而且这种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出让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环境消费合同理解为环境分配合同主体的变更，受让人是对出让人权利义务的继受。总之，国家虽不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当事人，但它仍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3.环境分配合同与环境消费合同的关系
环境分配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与环境资源使用权之间进行交易的一级市场；环境消费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二次分配，形成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一个不完备的市场形态，不可能存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但它却是二级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二级市场的自由交易有赖于一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或者可以说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基础。
国家不仅可以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直接对私人进行限制和约束，也可以通过环境分配合同实现对环境消费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或约束又不能完全排斥私人的意思自治，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意志。这样，在完整的环境合同制度内，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建立了一种沟通和协调的机制，从而使环境合同制度成为平衡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的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制度安排，成为实现环境目的和价值的制度保障，成为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的制度依据。
三、环境合同的基本构架
（一）环境合同的主体
主体特定化是合同制度的基本特征，环境合同也不例外。
1.国家
当国家通过合同形式将其环境管理意志加于具体的个人时，必须有明确的代表机构。通常，这种代表机构应是各级政府的专门环境保护机关或履行环保职责的其他机关，有时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本身。本文对具体机关不加区分，将政府作为国家环境管理意志的代表。政府在环境合同中的身份，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管理者。其权力具有强制色彩；另一方面又须与个人平等协商，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允许个人自由表达意志，具有协商色彩。
2.私人
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最本质特征是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其行为的目的即使不全是、也主要是实现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私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物质享受而可能污染和破坏环境，处于污染者地位；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清洁、健康甚至是优美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或者为了获得可持续供应的生产资源，私人又反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有环境保护的意愿。同时，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要求，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必须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其中权利能力里有待法律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私人有某项环境权利时，环境合同的作用在于将该权利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环境使用权，如果法律承认企业有使用环境容量的权利，但很难直接规定其排放数量、种类、时间等，环境合同就是将其确定化的法律手段之一。
私人在环境合同中的地位，其一是直接与政府签订合同，其二是与其他私人签订合同，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在环境合同中私人的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私人意志要服从公共意志，私人利益在不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范围内才受到保障。
（二）环境合同的客体
环境合同的客体可以界定为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具有区别于民法上一般物的重要特征，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无法成为“个别外在物”，通常也无法实现实在的占有和支配。因此，环境合同所交易的对象往往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而不是环境资源的物质本体。但这不应是妨碍环境资源构成环境合同客体的理由。
环境资源成为法律关系客体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因其稀缺才需要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成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对象，从而成为法律关系客体。而在伦理上，人类对于环境资源进行利用和消费也是有合理基础的。“人类开发其环境，充分利用其资源，这并无过错。这是大自然对每一个物种提出的要求，人类也不例外。实然（人类必须消费其环境）变成了应然，人类应该消费其环境”。
在法学上，环境资源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可以确定化。环境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进行宏观的环境管理的对象，国家从总体上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和能量、消除和净化废物的能力，提供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在将环境资源作为环境合同的客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和具体性，以便作为合同交易的对象。
总之，环境合同的客体，就国家环境管理目的而言，涉及整体的环境资源；而就单个的环境合同而言，则是特定化的生态性物、环境容量或生态旅游资源。民事合同的客体通常是能够由主体直接控制和占有的，同此合同交易伴随着物的交付，但近代民法物权已经由此物的所有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为中心转化，越来越重视对物的使用权。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使得很多情况下“交付”环境资源是不可能的，而且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也使“所有”的概念很难适用于个人主体，因此，个人获得的往往仅是环境资源的使用权。
（三）环境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合同的签订和成立都属于合同的形式方面，对于作为形式化合同的环境合同，应当适用合同签定和成立的一般规定。环境合同的签订也应该经过要约和承诺，有一个当事人互相沟通的过程，只是在环境分配合同中，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公权力属性要求相应的监督机制，因此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当经过招标等公开程序。环境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都受到一定的约束，环境合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这种约束的表现形式，书面形式探求“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没有意义。因此，书面形式应当是环境合同的成立要件。
在民事合同理论中，合同的生效具有与合同成立不同的意义，主要源于国家在合同生效中所具有强制评价者地位。但在环境合同中，国家以两种身份出现。因此，应分别考察。一方面，国家（政府）是环境合同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所代表国家意志是在环境合同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国家意志，它在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的同时，要与个人意志达成一致；在这个层面上，双方的意志都有自由意志的属性，其合意的达成导致合同的成立。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的最终维护者，还应当从超脱于环境合同之外的身份对其进行再次评价，以确定环境合同中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行使是否正当，从而对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最后确认合同的效力。尽管由于我们没有具体区分国家的不同代表者，以至于使这一分析显得有些模糊，若从本质上考虑问题，便可以发现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环境合同的具体生效要件应当包括：一是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政府代表国家签订环境合同的行为能力应当以其相应的职权为基础，否则不能签订环境合同。具有环境权利但没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过签订环境合同，如生态旅游合同等。二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环境合同中当事人虽不具有完全的意思自由，但环境合同的生效仍须是双方
当事人公正协商的结果，存在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特别重要的是，环境合同中国家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三是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等违法合同无效。环境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环境合同可能关系到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对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以确定其合法性是必要的。四是特殊的生效要件，如合同所附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等。
（四）环境合同的履行
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形式，环境合同应该得到确实、适当的履行。但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是国家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具有优势地位。环境合同为了实现社会公益目标，需要对个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因此，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仍赋予国家一定的优先权。当然，优先权的限度应在有利于合同目的的范围之内。环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实际上是其履行的特殊情况，国家仍应具有一定的主动权。
二是环境合同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基于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这两个近代合同法上的原则而存在的，5现代民事合同已对其有所突破。环境合同中强烈的社会公益性因素，使合同相对性原则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环境合同的履行应当考虑社会公众和个别第三人的利益，确认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的义务，保证第三人利益不因环境合同而受到损害。例如，排污权分配合同中，即使是合理确定的排污权的行使仍可能给附近居民带来直接的损害，对这种损害不能依合同相对性原则拒绝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对环境消费合同有具体的监督权。为保证社会公益不被个人追求私利的目标损害，政府仍应对环境消费合同的履行进行具体的监督，即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享有合同的监督权。
（五）环境合同责任
违反环境合同也应承担法律责任，但它与民事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又有区别：第一，损害赔偿方式的局限。民事合同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损害赔偿主要是金钱赔偿，这不仅是一种方便易行的赔偿方式，也与当事人获利的最终目的没有根本冲突。但环境合同除追求经济利益外，很多情况下获得环境利益为目标，一旦其权利受到损害，不仅经济赔偿无法完全弥补，也很难有其他合适的赔偿方式。第二，实际履行的局限。环境资源要素的技术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多变性，极易使实际履行变得不可能或不符合合同的目的。而且国家在环境合同中解除合同的优先权也限制了实际履行原则的适用。第三，替代履行方式的运用。为达到环境合同的目的，有时替代履行也许更加方便和适当。第四，行政性责任。由于环境合同中涉及了部分公权力因素，公权力行使不当可能导致行政性责任的产生。
（六）环境合同的争议解决
环境合同争议的解决应立足于环境合同争议的特点：
首先，环境合同中虽有国家公权力的因素，但这种公权力的强制力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所以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行政复议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并不能适用于环境合同，因为“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是基于对全力支配关系的行政行为的控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单向性救济结构”，6无法适应环境合同的双方合意性。行政诉讼也存在同样问题。
其次，环境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或国家意志干预性使其很难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建立的民事合同的争议解决机制。
尽管合同争议解决的常规方法可以有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但仲裁制度很难达到环境合同争议解决所要求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民间仲裁不宜对环境合同中体现的国家意志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政府参与的行政仲裁制度，在政府本身是环境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公正。
因此，环境合同争议解决应以诉讼为唯一救济途径，通过司法权威确保对争议的公正处理。一方面，基于环境合同双方权力（利）的直接对物性，其关系更近似于平权关系，因此应以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设计专门的环境合同诉讼制度，或者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之外，附加若干特别规定。另一方面，环境合同中国家优势地位应在诉讼制度中适当反映。例如，国家可以直接行使其优先权力，而不是提起诉讼来达到一定目的。但对于双方无法解决的争议，双方都有权提起诉讼，在双方对抗的基础上，由法院考虑环境保护目的和国家的优先权之后作出裁决。
注释：
1、孙鹏著《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4页
2、吕忠梅著《论公民环境权》，发表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3、吕忠梅著《再论公民环境权》，发表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4、吕忠梅著《环境权力与权利的重构——论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和协调》，发表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2
路桥项目质t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质量是评价项目好坏的最为基础的评判标准，路桥项目的管理工作可以时时刻刻的关注和监督项目建设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进而保障路桥建设工作的质量安全。所谓的路桥项目质量管理就是通过管理部门的专业管理，有效的利用其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技术和手段对路桥项目的各个施工环节实现全面的、实时的质量监控和监督，尽量减少项目建设过程中来自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进而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科学的项目质量管理体制。路桥项目的管理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己经形成一定规模、一定水平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系统，通过加强路桥项目的质量检验以及质量检测，进而保障路桥项目能够顺利的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载体。路桥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有效的约束了相关各方的行为，督促施工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安全质量要求进行建设，通过运用一切能够促进提高质量的现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使得更多的施工人员能给参与到项目的管理工作中来，进而鼓励其广大的路桥项目施工人员树立起高度负责的工作意识，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水平，进而推动项目建设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
路桥项目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资源管理工作对于项目建设是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的，项目建设的成功与否不仅仅要看预期的、计划的项目建设目标是否顺利的完成，而且还要看项目建设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资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提升了路桥项目建设资源使用效率。完善的路桥项目管理工作能给很好的推动项目建设工作的效率提升。路桥项目通过两方面的资源管理，进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项目的建设工作能够按照计划有序完成。所以说先进的路桥项目资源管理以及配置体系对促进项目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长远的建设意义。因此必须加大管理技术和水平的提升，不断的改进落后的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理念，树立科学发展观，进而有效推动路桥项目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实现路桥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有效统一，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目标。
(l)人力资源的管理。人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在路桥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起高效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进而很好的解决以往工程项目建设人员管理难的问题，通过及时的整合相关人员信息进而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对项目的建设施工人员实现合理优化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最大限度上的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从而使得路桥项目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一些路桥管理人员采取的绩效评价体制有效的调动起了各级员工的工作将积极性，将项目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与其工作能力以及工作态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一种激励的方式来鼓励员工们认真负责的对待路桥项目建设工作，脚踏实地、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路桥项目的每一个施工环节任务，不断的、主动的进行自我的完善和发展，通过类似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推动，路桥项目建设效率也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有力的推动了路桥建设行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2)设备物资资源的管理。路桥项目规模较大，涉及到很多环节以及物资设备，因此管理好并维护好这些设备物资对于保障项目的建设顺利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路桥项目的设备物资管理工作有效的实现了资源管理优化的目标，通过建立起物资编号以及使用审批管理等程序，很好的构建起路桥项目的物资管理信息系统，这种管理系统能够更为高效的解决此前存在的项目设备物资使用混乱的问题，通过又d设备物资资源的科学管理，保障了各类设备物资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其能给真正有效的发挥应有的工程价值。除此之外，物资资源的管理还在一定程度的杜绝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出现，避免了部分人员利用职权等问题的频繁发生，提升了路桥项目的纯洁性，确保物资设备资源能够有效的被利用到路桥项目建设过程中并取得预期的工程价值。所以说管理工作是实现路桥项目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做好路桥项目的设备以及物资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及意义。综上所述，管理工作无论是对于路桥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还是资源管理工作都十分的重要，管理工作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路桥建设行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实现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取得优异的项目建设成绩。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3
一、“联动”是“联系”观点在国税实践中的运用
税源联动管理之“联动”，到目前为止尚属自定义词汇，人们可以对其字面意义各自表述。但其在税源管理中的创意却十分深刻而清晰，主要是反映了税源管理的一种目标性状态和操作性规范。它要求本着实现共同的管理目标，面对同一税源的不同的管理主体，应保持充分的沟通与协调，配合与协作；针对同一税源的不同的管理措施，应能够有机地连结与衔接，互补与互动。
这种创意的形成，是人们对税收工作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是辩证思想在国税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众所周知，“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联系”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在哲学意义上，税收是一个事物，税源管理也是一个事物，税源管理的各项措施，如户籍管理、发票管理、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审计及国际税收调查等，都是一个个事物。在税源管理这个统一体中，它所包含的分散于不同管理主体的各项管理措施，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税源管理成效的大小，正是这些相互依赖的各项管理措施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合力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不仅在税源管理中实践着联系的观点，而且在国税工作的各个领域中都在实践着联系的观点。但是实践水平并不平衡，如何让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工作机构都能于时时处处用联系的观点看事情想问题，用联系的观点察大体谋大局，用联系的观点指导和实践一切国税工作，仍是我们繁重的且不可一蹴而就的任务。
二、“联动”是“分工协作”原则在国税实践中的坚持
现代管理学强调，一定规模的组织要实现其目标，就应在这个组织中实行“分工协作”，并认为这是一项管理原则。
分工，就是按照提高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的要求，把组织的目标分解为各层级、各部门、以至各个人的任务，并使其都了解自己在实现该组织目标中应承担的职责和可运用的职权。毫无疑问，目前国税系统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就体现了这种分工。其中税源管理的职能，纵向上配置于各层级的国税机关，直至税收管理责任区和税务管理员；横向上配置于各层级国税机关的若干业务部门。应该肯定，税源管理的分工是比较清楚和到位的。
然而，国税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税源管理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如果只有分工没有协作，不仅税源管理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该组织其他各项管理目标都难以实现。所谓协作，就是这个组织的各个相关部分在分工的前提下协同动作、配合工作。协作的重要性就如同“兵分几路”尚需“协同作战”、“分兵”尚需“合击”才能赢得战斗一样明了。
诚然，分工协作是我们熟悉已久、运用已久的管理原则。但还是应该承认，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工作领域，往往分工有余协作不足，或是重分工轻协作，甚至只讲分工不讲协作，以至不少工作绩效大打折扣、遗憾累累。“联动”正是分工协作原则在国税实践中的一种坚持，正是切中时弊之智举。
不言而喻，“联动”的前提是分工。有分才有联，有分必要联，分而不联则一盘散沙。“联动”的要义是协作，即在承认分工、尊重分工的前提下，强调面对同一管理对象的各管理主体应当协调动作、携手共进。“联动”的目的与分工协作的目的颇具一致性，就是通过整合分散的管理资源、聚合分散的管理力量，减少时耗、物耗，节省人力、财力，寻求尽可能大的集约式管理效应，追求尽可能高的管理水平。因此，“联动”是税源管理理所当然的选择，同样也会成为我们推进其他国税工作实践的重要借鉴。
三、“联动”是“团队”精神在国税实践中的体现
目前管理学界给“团队”的一般定义是：由具备互补技能的人所组成的小群体，通过一起工作以期实现共同目标，并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相互负责。团队工作的优点在于协同效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能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集体方式获取比其他情况下大得多的绩效。我省国税系统正在创建的税源管理联动机制，恰好体现了团队的主要精神——群体工作，共同目标，协同效应。
确切地说，我们适应税源联动管理需要所组建的是类似“跨职能型”的团队，强调横向为主的整合、解决问题和信息共享，力图消除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税源管理人员互相沟通的限制，力求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税源管理人员从特定整体的最大绩效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我们在创建税源管理联动机制过程中，将同步组建起庞大的“虚拟型”团队。这个团队由税源管理软件和网络为媒介，而不需要其成员面对面接触就能共同为税源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而联合工作。
团队具有潜在优势，但潜在优势并不一定必然地转化为现实优势。团队的有效性既与组织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成员特征、任务特征密切相关，更与团队成员的沟通状况、协调水平和排除冲突、配合行动的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保证团队成员通过相互作用和共同工作，将团队拥有的资源转化为令人满意的绩效。笔者臆测，这正是税源管理联动机制可能发挥的潜在效应。
不应否认，国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日渐成熟的庞大的“虚拟型”团队，为了这个团队的工作获得更大的绩效，“联动”理念将会成为各个管理岗位的共同理念，联动机制将会在更多的管理领域发挥作用。
四、“联动”是“效益”意识在国税实践中的诉求
税务活动是否应当讲究效益？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前提是依法行政。效益是成本与成果的比较，效益意识就是以较小成本取得较大成果的意识。这在税务活动中，既是征税主体又是纳税主体的诉求，也是全社会的意愿。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①，意即税收的社会成本越小越好。这个学说，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税收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1、税制失当损失——因税制设计不当而给某些产业行业造成损害；2、税务管理失灵损失——因管理制度、措施某些缺失带来违法案件频发，使征税主体增大管理成本、纳税主体承受因税损失；3、征税主体例行办税费用；4、纳税主体例行办税费用；5、其他涉税主体（如司法机关等）涉税支出。有根据相信，若能有效地实施税源联动管理，一定程度地降低税收的社会成本并非没有可能。
前文已述，随着联动机制的建立，税源管理制度的综合功能将得以扩展和强化，税源管理各项措施的协同效应将得以提高和释放，从而使国税机关预防和抑制偷、骗、抗税发生与恶化的能力得以明显增强，进而不仅使国税机关以及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减少查处涉税违法案件的支出成为可能，也会使纳税人免受频繁稽查之扰，并集中精力于生产经营活动；不仅使征税主体减少执法风险成为可能，也会使纳税主体减少涉税违法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失。
还应指出，随着联动机制的建立，税源管理方面的人力、物力尤其是信息资源将得到整合和集聚，将得到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从而为减少国税机关的例行办税费用提供了契机；再加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多头搜集、重复搜集和不必要地扩大搜集信息现象，也为广大纳税人节支减负提供了有利条件。
显而易见，税源联动管理有利于降低税收的社会成本，亦即有利于提高税务活动效益。如果进一步地说，降低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税务活动的社会效益正是税源联动管理的诉求之一，那么笔者认为对此持歧见的人应不会太多。
五、“联动”是“创新”思想在国税实践中的应用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就没有税收事业的发展。创新，要求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创新，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紧跟实践发展进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再去开辟实践的新境界。我们当前大力推进的税源管理联动化，体现了创新要求，是创新思想在国税实践中的应用。
大家知道，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的核心；税源管理水平高低、绩效大小，与税务行政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然而，税源管理难度很大，其原因之一，就是税源的状态、构成、分布、规模、从属的主体和信息反映形式等都是不断变化着的。若要实现管理目标，就必须适应税源变化不断地创新税源管理实践。否则，税源管理水平与绩效，不仅难以提高，而且还会下降。
笔者认为，税源管理联动化业已带来税源管理实践之创新。首先，它带来了税源管理领导方式的改进。由于税源管理的层级多、业务门类多，而目标的综合性又很强，我省各级国税机关近期都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分别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这种改进，克服了领导成员分工和部门职能配置的局限性，增强了税源管理各级领导层的决策力、组织力和协调力。
其次，税源管理联动化弥补了税源管理组织结构的不足。国税系统的组织结构是“直线职能型”的，从总局到基层分局，实行直线管理，同时直线上的各层级又设置若干职能部门。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毋庸赘述；其不足之一是职能部门容易自成体系，不易沟通与合作，有时甚至严重妨害整体目标实现。建立税源管理联动机制，即通过整合部门职能、整合数据应用、整合操作规范，建立起整体目标明确、各自职责清晰、流程衔接顺畅、纵向各层级和横向各环节良性互动的税源管理模式，将有效地克服现行组织结构的上述不足给税源管理造成的不利影响。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4
[关键词]政府行为 信息资源共享 政治人理性 政治利益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分类号]G203D035.1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间整体关联和社会对信息资源均衡配置的需要，也是体现政府执政理念的重要方式。信息管理、公共管理、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该领域表现出很大的研究兴趣，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如有学者从产权经济视角。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视角、共享要素分析视角等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政府的特殊社会政治定位使得政府信息资源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各个环节加以考察，从逻辑上而言是可行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涉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均衡问题，基于政治学领域当下流行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视角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涉及的政治利益开展分析，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言自明。1政府信息资源及其政治属性
作为一类特殊的社会资源，政府信息资源是由政府掌控并决定其分配的信息资源。如果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可以简单理解为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么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目标可以理解为追求政治的终极目标，即促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的最大化。作为政府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政府信息资共享过程必然涉及多种政治利益的竞争与协调。
1.1政府信息资源概念界定
政府信息资源的概念界定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政府”如何认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信息资源的范围；另一方面是“信息资源”的外延，即哪些内容可以算作政府信息资源的范畴。本文把政府界定为广义上的“大政府”，即国家机构的总体，或者说等同于人们通俗意义上的“当局”，把行政机关和与行政机关密切联系的政党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看作整体来对待。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强调政府与其他政治现象乃至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重视研究社会其他部门(如公民意见表达团体、新闻舆论等压力团体与公共事业单位等)与政府的关系。这种界定对我国当前政府过程研究、行政管理研究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相应地，本文对政府信息资源的界定是指与政府的运行和管理活动有关的、有序的信息集。
1.2政府信息资源与政治利益的关联
作为政府掌控的重要资源，政府信息资源与权力等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从而使得政府信息资源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政治利益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政治需要及其满足，包括政治权力、政治权威、政治声誉、政治支持等。
政府信息资源从采集、处理、开发到分配利用全生命周期都离不开政府部门政治利益的运行。以政府对社会公众和诸如企业等其他社会主体无偿征集信息资源过程为例，政府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权力，以法制化手段将行为合法化并强制执行，要求社会公众和企业等信息提供主体无条件配合并为各自提供的信息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的起点就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目前有个别政府部门在政府信息资源采集、开发、经营等权利的归属、配置及相关管理等方面所坚持的原则尚不明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少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的产权归属部门化，从而导致了政府信息资源“部门所有”的格局。不少政府部门将所掌握的政府信息资源当作寻求政治利益的筹码，从而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信息共享的壁垒，阻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顺利开展。
尽管政治利益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联，但是政治利益分析中的利益主体最终指向具体个人，也即只有具体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最终的政治利益主体。国内政治学学者研究指出，任何由具体个人所构成的集体，不管这些集体是按照什么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抽象出来的，也不管这些集体是按照利益要素的哪些方面抽象出来的，这些集体都需要最终归于具体个人。就分析的意义而言，这些集体最终须在现实性上返回具体个人之间的特定的、具体的和特殊的关系。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LasswellHD和Ka―plana提出“政治人理性”的基本假设，并将其表述为“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认为理性政治人“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其他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利益实质上是“理性政治人”之间的关联。
因此，从政府中的理性的个体一整体利益角度出发来研究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具有理论层面的可行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秉承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基本假设并将其置于既有制度约束，可以作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视角之一。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初用于美国国会政治现象研究。正是因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的现实局限性日益暴露，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是既正视政治过程中个人利益的存在，又不迷信于个人的“完全理性”，而是强调现实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这一思想对分析政府行为具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
2.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基本理论
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流派，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但直接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西方政治学界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批判和反思、对传统制度主义扬弃和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成果吸收的产物。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坚持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相比同样是一个理性人为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而展开的交易过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把个体视为完全不受制约的理性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中个体的现实政治活动必然要受到制度的约束。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坚持“理性人”假设的同时，认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应该是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制度在个人选择过程中起着重大约束和激励作用。“政治理性人”尽管带有“经济理性人”的理性色彩，但会更加看重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发展。
盖伊・彼得斯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可以分为若干分支，但作为一个整体却有共同的基础。政治过程的核心行动者是政治人个体，效用最大化是个体开展理性行动的目标；②制度是一种规则，这种规
则界定并约束政治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采取的策略；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根本是如何通过制度来引导、约束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人的策略选择；④当面临同样的制度激励与约束时，政治人应该会以相同的方式做出策略选择。
在个人与制度关系问题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不决定人的行为但对其有一定约束，个人在制度约束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决定行为，制度为人与人的战略互动提供了重要的限制环境。
2.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适用性
从方法论渊源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向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经济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兼顾到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从而使这种研究视角带有一定的整体主义色彩。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政府行为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总称。它可以从过程上分为决策行为、计划行为、指挥行为、监督行为等。政府行为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去分析政府行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代政府过程中任何政府行为都同时伴随着利益追求和制度约束。
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之一，政府会对社会的利益格局产生作用，同时也会受到现行利益格局的影响，这些作用和影响都是通过利益关系调整来体现的。权力及相关的政治利益是政府行为涉及的利益主要方面。“这些利益是伴随着政府自身的产生而产生的。它超越了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是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为政府利益影响其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次，政府作为权力执行机关，拥有在全社会推行自己意愿的强制力量，这为其利益对其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当代政府过程强调法制建设对政府行为和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巨大作用。有很大一批政治学者在从事政府制度建设的研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了赢得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的社会认可，也在不断强化相关制度建设，以期通过制度约束规范政府行为，进一步逼近政治的终极目标。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方法论对政府行为研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3政治利益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
所谓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就是在一定的政策体制、激励措施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在政府内部、政府与政府外部之间共同使用政府信息资源的一种机制，目的是提高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个定义较好地表述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内涵。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行为，既包括信息资源在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共享，也包括政府面向外部其他社会主体提供的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实质上是政治利益博弈与协调的过程。
3.1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涉及的政治利益要素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对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与政治终极目标是相符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有来自政府内部的动力，也有来自于政府内部的阻力和障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涉及权力、权威、声誉等一系列政治利益要素。
3.1.1 政治权力 作为理解政治内涵的核心要素之一，政治权力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权力是政治关系的中介，政治权力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利益，权力主体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取得和占有政治权力的资源或资本，主要包括武力、财富、政治技能、知识等。作为权威性资源的核心基础，权力与利益密切相连，利益往往通过权力得以实现。政府信息资源若由某个政府部门垄断，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权力的基础或者索要权力的要件；如果将自己部门掌控的信息资源无偿提供给其他部门或社会主体共享，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权力的流失，政府信息资源共享遭遇政府部门的阻力也是可以预见的了。但是，反过来，如果通过共享其他部门的信息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以前所未获得的权力优势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他部门对自身的权力威胁，则能对政府部门及其具体政治人参与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一定的激励。
3.1.2政治权威所谓政治权威，就是政府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令其他社会主体自愿地服从和支持的影响力。人们对权威的安排的服从是出于认同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威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正当的权力的影响力。掌控一定的信息资源，往往是政府部门或具体政治人在该领域政治绩效的证明，政府部门或者具体政治人在该领域就拥有一定的行为权并且有理由使得其他部门或社会主体对其行为产生信服，有利于获得进一步的政治支持。
3.1.3政治声誉政治声誉即政治人所拥有的政治名望和受到的评价情况。虽然政治声誉相当于权力而言显得要虚很多，但在政府过程中任何一个个体都希望拥有一个好的政治声誉，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其自身政治利益的不断跟进。政府信息资源包括的内容很多，如果涉及对某些个体政治声誉不利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很可能会被屏蔽掉；也可能会有人利用这部分信息，将其故意放大或散播以达到对政府中具体官员政治声誉造成影响的效果。
3.1.4政治支持所谓政治支持，指的就是政府过程中具体个体获得社会公众正面肯定的环节。在民主制政府中，政治支持决定着政府官员的政治生涯发展。为了保证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官员总是希望向社会传递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资源，以期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同时利用社会效应去影响其他社会公众，增加其对自己的支持力度。
不难发现，以上提到的几种政治因素，其实都是跟政府过程中具体个体密切相关的，即使某个政府或具体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带有上述政治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该政府或部门中具体个体所拥有的政治利益的反映。
3.2政治利益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的影响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表面是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政治利益的调整。推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过程，必然会对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既定的政治利益格局产生触动。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关系到政府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具体政治人的政绩，信息共享的范围、深度等都是政治人要反复权衡的问题。所以，尽管政府信息资源垄断可能会对具体部门的个人带来潜在的经济利益，但对于理性政治人而言，政治利益追求才是首位的。有学者通过与“经济人理性”比较，指出“政治人理性”是“以满足精神需要为主要特征的自利行为”，是一种“社会公共”，同时具备“政治行为主体的工具理性”特征。
有学者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涉及的类型根据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内部纵向、政府内部横向和政府面向社会三种类型。这种分法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中涉及的政治利益展开分析。
3.2.1 纵向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纵向政
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过程分为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两种方式。由于纵向政府部门设置具有结构一功能的统一性，往往其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政治利益也体现出较强的同一性关系，即不同层级的具体政府部门间由于职能的相似和隶属等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对外往往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利益诉求。
上级政府部门往往更看重通过信息资源共享来更好地实现向下级政府部门的政令畅通，从而保证上级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威。下级政府部门往往更加看重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向上级政府部门展示自身的政策执行效果，以期获得上级政府部门的认可和信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争取获得更多政治权力授权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由下至上的共享过程中，可能会存在隐瞒甚至篡改信息的情况。政治利益特别是权力和权威的追求是十分明显的，但通过保守信息资源以期获得信息经济利益的诉求绝不是理性政治人的选择。
3.2.2横向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相较于纵向政府部门，横向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过程难度要更大一些。由于不存在部门隶属关系，信息资源共享的最主要目标是实现政府工作的协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会由于主体之间的信息需求和提供能力异同形成政治利益的互补或对抗关系。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不同具体政府部门之间由于职能定位、管辖范围、目标互惠等的因素而彼此结合起来的利益关系，对抗性利益关系是指不同的具体政府部门由于职能交叉、定位模糊或其他的差异性而同时获取同一利益的关系从而导致的利益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共同的上级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尽管出于信息资源共享成本的考虑，往往对提供信息资源共享的部门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赢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对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因素。
3.2.3 政府面向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政府面向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信息资源公开，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以期获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政治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信息资源主体并不仅仅限于政府某个部门，部分社会信息资源可以由多主体提供，不同政府部门或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之间形成替代关系。即在具体的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或其他社会主体不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由于目标的一致性等因素，特定具体主体可以取代既有利益关系中的其他具体主体而形成利益关系。
尽管目前仍然存在部分由政府掌控的信息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向公众提供服务并从中牟利的行为，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面对公众对其合理性的质疑，理性的政治人绝不应该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自己政治发展更为有利的政治声誉和政治支持。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政治利益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实际上扮演着二元角色：一方面，出于政治利益的争取和维护，政治人希望通过信息共享不断巩固自身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考虑到既得政治利益流失的风险，政治人又不希望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被其他部门特别是存在竞争关系的部门所共享，因此可能会采取短视的“个体理性”做法，而忽视了政府“整体理性”。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对这一行为进行引导和规约。新理性制度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制度的运用，将制度定义为规则，用规则指导行为；制度约束行动者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利益平衡。目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薄弱环节正在于制度的不足，仅从产权激励等经济角度设计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同层面和类型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关键是在尊重其具体政治人(特别是政府行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关键性政治人，比如政府部门领导)的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在制度层面设计一套合理的规则来实现不同政治人之间权力、权威、声誉和政治支持等政治利益的平衡。4结语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关系着政府的良性运行及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政府的最基本组成要素――理性政治人研究人手，结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视角的基本原则，本文提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动力根本在于政府信息资源的所有主体与共享主体的政治利益协调与均衡，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政治权力这一典型的政治利益。政府从制度层面设计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政治利益协调机制，把握政府部门关键政治人的行为特征并采取有效激励，将是推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如何从制度层面设计一套合理性规则，从而激励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主体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推进政府良性运行及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是笔者进一步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5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5C-0179-03
一、任务教学法的内涵及对学习情境的要求
任务教学法是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创设情境来完成任务的一种教学法。“任务”是本教学法的关键词，其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学习情境是其核心。
建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该理论蕴含的教学思想主要反映在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师生角色定位、学习环境和教学原则等方面。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学习情境在高校教学改革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学习环境包括“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学习过程，强调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情境下，采用与同伴协作、会话的方式，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现意义建构，从而掌握新的知识，与传统的教师传授、学生接收的灌输式、被动式地获得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任务教学法下的教学设计，应重点围绕学习任务来创设学习情境，师生、生生在任务式的学习情景中，通过协作、会话的方式，围绕任务展开意义建构，意义建构是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
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任务教学法，其基本原则是：强调以任务和问题为导向，激发兴趣和动机，驱动学习过程；强调教学环境的真实性，学习者围绕真实的任务进行学习探索，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主动探索建构，教师能动激发和引?В?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是自主建构得来，并能够在实践中举一反三。任务型教学是根据现实中的真实问题和实际需要来确定学习任务，学习者围绕学习任务自主制订学习计划，然后实施计划、完成任务。在教学过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任务为驱动，学习者通过运用所学知识和已有技能解决实际问题、完成任务，实现知识的建构和技能的提升。
二、任务教学法在综合实训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一）课程设计的原则。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设计，其基本原则包括：（1）强调以问题为任务，问题可以是实际中的项目、案例或者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2）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过程围绕学习任务展开。（3）强调学习情景的真实性，必须是真实情景中的真实任务。（4）强调学习过程的协作，学习任务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个体无法独立完成。（5）强调学习评价的整体性评价，反对标准化的评价。
（二）开设课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实训课程，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实训是集合学生在校学习的多门人力资源管理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而成，具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能整合的特征和功能。课程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梳理、理解和巩固所学理论知识，以企业调研为载体，以方案设计为任务，围绕“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通过实际调研、发现问题、围绕问题设计解决方案，提升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能力。在任务学习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会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作的核心素质。
（三）开设课程的时间。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实训是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该课程开设在第四学期末、学生顶岗实习（第五、第六学期）之前，共两周，64学时。学生在第二个学期已完成了eRp企业经营模拟沙盘实训，熟悉了整个企业经营的基本流程；在第三个学期完成了认知实训，这是在沙盘模拟实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时学生已经熟悉了现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运作；在第四个学期开设综合实训，通过企业调研获取真实、可靠的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使学生进一步提升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为第五、第六学期进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顶岗实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教学过程的设计。综合实训课程的目的是为了综合运用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的专业知识，实质上是让学生根据所调研的企业的真实情景，试图从中发现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综合实训是在真实情景下进行，案例、问题全部来源于企业实际，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内容，针对具有典型特征的问题进行实际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例如，企业的员工流动性大，频繁开展招聘工作，招不到人、留不住人，招聘成本高，该案例的问题是典型的、常见的，也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学生经过分析和老师的启发，能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理论的角度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措施，最终设计出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五）教学模式的设计。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以任务为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实训课程的教学模式，围绕“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展开，见图1。
在教学模式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情境创设阶段。首先，从教学任务出发，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的知识内容分析教学任务、分析学习者，根据学习者的兴趣、特点进行分组，学生按照6-7个人一组组建团队。其次，确定学习任务，即呈现问题，根据问题选定学习内容，带着学习问题进入实际情景、寻找实际案例。由于是综合实训阶段，一般建议学生就六个模块一起综合考虑其在企业运作的现状，然后在调研的基础上选定较为典型的、突出的一个模块（比如绩效管理）或者多个模块（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综合考虑其在企业的实际运行及效果。所以学生在呈现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围绕六大模块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整合。最后，选择企业、进入学习情境，教师进行激发和引导，学生融入“情境”自主探索。
第二，协作与会话阶段。学生带着准备好的问题，进入企业展开调研，与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互动、交流，收集真实的信息资料。同时，教师继续对学生进行分组指导，在协作与会话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师生共同对实际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与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意义建构阶段。意义建构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有意义接受学习的过程。关于有意义接受学习，美国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认为，一方面强调的是当前所学内容与已有知识之间有关联，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将新知识构建到原有知识结构中去。学生作为自主学习的主体，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已有知识，在此基础上联系实际情景、分析问题，制订解决方案，并对整个学习过程以及最终成果向老师和其他学生进行展示和反思，对方案进行评价和改进，最终达到“意义建构”。
（六）教学环节设计。任务教学法的实施过程包含确定任务、分析任务、自主协作完成任务、交流评价等环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综合实训教学环节具体如下：
第一步，教师确定任务。任务的设计是任务教学法的关键，教师通过与学生共同梳理总结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基础知识，摸清学生当前知识结构水平。在梳理总结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完善与升华学生已有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本实训课程的目标，即学生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六大模块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模块，通过对某一企业的实际调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具体解决方案，即教学任务为设计一份具体的方案。
第二步，学生分析任务。教师给学习者布置具体的任务，但并不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途径，而是通过引导和帮助，使学生对该任务进行分析，分解成各个具体任务，如学生要根据调研企业实际设计一个薪酬方案，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进行任务分解，分别进行调查方案、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等子任务设计，在具体子任务的“驱动”下，学生作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找出哪些要用到旧的知识，哪些需要新知识，进行知识意义建构。
第三步，自主协作完成任务。在明确的教学任务的指引下，学生组建团队，联系目标企业，进入真实情境，小组执行各项任务：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主动探究摸索，自主寻求问题、发现问题、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完成任务，然后小组就任务完成情况在班级进行汇报，教师进行点评。
第四步，交流与评价。通过师生间的交流与评价，实现知识的进一步总结、反思与巩固。各小组把调研成果进行汇报交流，一方面，通过相互评价，提升学生对成果的评价能力；另一方面，总结完成任务的过程和方法，促使学生进一步反思，内化知识。任务教学法下的综合实训课程，应采取过程考核为主、结果考核为辅的考核评价方式，采用自评、小组互评、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评价。过程考核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任务实践、课堂表现等方面的内容，结果考核则主要依据学生最终提交的方案质量、方案汇报过程的表现评分。过程考核占比70%，结果考核占比30%。详见表1。
三、基于任务教学法的综合实训课程实践效果
“理论+案例”“理论+仿真模拟”是经管类专业实训课程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的案例或仿真模拟环境往往缺乏形象性、真实性，导致学习者难以把理论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而基于任务教学法设计的综合实训课程，不同于传统教学中模拟环境下的知识获取，而是在实训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运用当前学习内容应对真实的问题情境，积极主动去发现问题、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并对问题能够提出各种解决方案，真正达成意义建构。基于任务教学法的综合实训课程的实施与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体现在：
（一）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通过在真实情境中完成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任务，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实训，这样的学习方式与学习过程，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学生自主联系企业，实地拜访企业，与企业领导及员工进行交流、企业调研成果的展示等，各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性和积极性。
（二）充分体现了学习内容的综合性特点。学习情境的创设突出复杂性、形象性、任务性，有利于学习者运用已有知识进行意义建构。对于传统教学课堂的相对封闭性和要求完成任?盏南喽酝骋恍裕?任务教学法下的综合实训，课堂更为开放，学习内容更为综合和复杂，完成任务要求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这对学生进一步提升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6
一、合同形式：环境合同的外观
罗马市民法要求契约有严格的形式，当事人合意的因素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而之后的罗马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与市民法上的要式契约完全不同，契约的成立无须任何形式，仅以当事人的意思为要件，契约也只有在当事人均同意时才能解除，而缔约形式被彻底排除于契约有效要件之外，成为当事人内在意志的象征.罗马市民法上的诺成契约在确立现代契约概念的同时也导源了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自由思想的真正历史源头.
近代民法继受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构建近代民法的基础之一。契约自由是近代合同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它包含有两层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意思：一方面，它指明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强调指出契约的产生是不受诸如政府和立法干涉等外来拘束所妨碍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正如阿蒂亚所言，契约自由的精神表现为，首先，契约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其次，契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但是，契约自由作为一种理想，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近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尤其是自由竞争理念为其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理念的发展导致了民法上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剧烈冲突使契约自由原则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不得不对其加以限制以伸张契约正义。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的繁荣；附随义务的强制性；缔约上过失与约定上禁反言的规定；立法和司法对合同的干涉，如强制缔约、默示条款、标准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弱者保护；关系契约理论的产生，等等。这些变化促使合同向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回归。
民事合同制度由近代到现代的发展，是作为合同实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逐渐淡出合同的中心地位，而合同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协议这一形式作用日益突出的过程。而且，当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直接对合同作强制性约束时，合同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合同逐渐成为形式。
民事合同虽然显现出由意思自治的实质向形式化发展的趋势，但如果再进一步，当意思自治因素不占主导地位时，将不成其为民事合同；在民事合同领域，意思自治始终是合同的本质方面，只有在意思自治与社会正义发生直接冲突时，意思自治才被舍弃。因此，民事合同的基础或者核心仍然是意思自治。但是，民事合同的形式化变迁，却为其它法部门利用合同形式实现本部门法的目标或者改善本部门法的调整手段提供了途径与方法，并为其它部门法建立自己的合同制度提供了思路。现代行政法等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鉴正是如此，它们利用了合同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形成了行政合同、经济合同和劳动合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民法以外的法律制度中，所谓的合同仅仅是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而不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当然，其他合同制度也有其本质特征，但肯定不是完全意思自治。因此，相对于民事合同而言，其他合同的产生是其他部门法对民事合同借鉴的结果，是一个剔除本质，仅留形式的“形式化”过程。
黑格尔对合同本质的总结是：契约双方当事人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所以契约（甲）从任性出发；（乙）通过契约而达到定在的同一意志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而不是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丙）契约的客体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这种在个人主义思想主导下对合同的经典论断，在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个人主义思想受到质疑而引发的合同形式化过程中逐渐被突破。
1、绝对意思自治（任性）的淡化
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对等级和特权社会的反叛而产生的自由平等观念，以政治上的为权利而斗争和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为背景，反映在法学上“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史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当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极致时，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从更加注重公共领域的社会观念、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到法学上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最终使完全的契约自由失去了现实和理论的根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契约自由原则，转而注重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是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挥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的最佳选择。抛弃了完全意思自治的本质，合同就有可能超越民法的范畴，作为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而为其他部门法所借鉴。当然，任何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都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当事人的意志，否则将失去其个别调整的价值。因此，合同应或多或少保留意思自治的成分。
2、普遍意志的介入
民事合同“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但由于社会生活的组织化、技术化、法则化使得合同的重要性增加，普遍意志对合同的介入和规制则越来越细、越深.在这一过程中，合同逐渐扬弃了作为本质的个别契约自由，而成为以遵从社会普遍意志为前提而设定权利义务的一种形
式，主要表现在：对主体强制性规范的增多，对合同内容的限制增多，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机关的设立，政府在从事经济活动和管理中对合同的运用，以及合同解释原则的变化等。普遍意志对合同的介入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使合同成为国家进行个别调整的方式，成为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互相融合进而设定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法律形式。3、合同主体范围的扩大
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质要求合同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互相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因此，国家不能作为公法主体介入合同关系。但契约自由原则的突破和普遍意志介入合同使国家参与合同关系成为可能和必要。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普遍意志的代言人，通过立法、司法或行政管理的手段对私人间的合同进行规制，以保证合同当事人意志不与公共意志相违背；另一方面，国家（以政府为代表）可以与私人订立合同，直接实现社会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调和。因此，以确定权利和义务为目的的形式化的合同对当事人并无特殊要求，使合同主体超出民事主体的范围，成为公法主体实现其意志的法律手段。
4、合同客体的普遍化
民事主体的权利是个人化的权利，需要有明确化、个别化的界限，以便将其归于个人，因此民事合同的客体只能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但如果仅将合同作为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形式，则合同的客体将不限于“个别外在物”，国家意志支配的物和其他利益，只要能够明确为一定的权利义务，都应该可以成为合同的客体，合同也不仅限于民法上债的合同，成为一般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合同客体的普遍化对于环境法借鉴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解决环境资源的客体地位问题。
总之，合同的形式化减少了合同的实质要求，从而扩大了合同的适用范围，为其他法律部门建立合同制度开辟了通道。较之于民事合同，其它合同的共同特征是，丧失了绝对意思自治的合同本质，而成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形式。国家普遍意志及其具体要求不断向合同内部渗透，且合同中的非财产因素增加，引起国家的普遍意志和特殊意志对私人自由意志的否定.
既然合同可以作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从而使环境法引入合同制度成为可能和必要。本文将环境法上的合同称为环境合同，并将其定义为：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和转移达成的协议。环境合同相对于民事合同来讲，是一种形式化的合同，是确定包括国家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在环境资源使用中的权利义务的一种方式。
二、平衡权力与权利：环境合同的内核
民事合同的本质是个人意思自治。环境合同中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加入了国家意志的干预因素，那么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是环境合同本质的问题。
我们认为，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是互相协调的关系。一方面，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个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过确定国家意志的优先地位来实现，国家意志作用范围决定着个人意思自治领域的大小。但另一方面，国家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个人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发挥作用。环境合同中必须有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空间，个人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抗衡国家意志的同时，也要与国家意志相协调。国家的管理行为必须取得个人的自愿配合，才能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个人意志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意志，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才能获得现实的环境权利。因此，环境合同的本质在于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
1、国家意志和国家环境管理权
严格来讲，国家意志不同于社会公众意志。本文的讨论将国家作为与个人相对的主体，并将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将国家意志等同于社会公共意志、普遍意志。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国家或政府在环境合同中取得具体权力（利）的基础是国家环境管理权，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也决定着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的实现程度。因此，对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的讨论集中于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环境管理权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环境资源的受托管理者或所有者的身份享有的对环境资源和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行使相对于个人有一定的优先效力，但并不是完全的意思先定.从社会学角度看，国家环境管理权产生的基础是现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合，产生了所谓公共领域，客观上需要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权，这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统治职能和行政权。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涉及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仅靠私人权利的对抗和制衡已无法全面解决问题，而传统行政权的强制性又不宜过多介入私人关系，由此产生国家环境管理职能和环境管理权。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应该认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固有的、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与人是否参与评价无关。因而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是人类所负有的一项客观义务。“人们应当保护价值──生命、创造性、生物共同体──不管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这项义务对于国家来说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从而需要赋予其环境管理权；对于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除了法律的直接规定外，法律无法明确规定的仍需由国家的具体行为来确定，而对个人课以环境义务的行为需要国家环境管理权作基础。因此，人类的环境保护义务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伦理基础。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应该以其产生的基础为依据。首先，国家环境管理权存在的直接社会基础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以及应当保护的程度构成了国家环境管理权本身的限制。即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应当是保护公共性环境利益所必需的，其范围和界限不能超出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界限，应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特征相适应。对公共性环境利益的确定应考虑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影响范围大、程度深的通常应确认为公共性环境利益，可以由国家环境管理权介入进行保护。其次，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要与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相适应。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行使通常直接导致公民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不能超过公民在客观上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的范围。即从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角度，国家环境管理权也应当有一个客观的界限，这构成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外在限制。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确定，有赖于一定环境伦理和正义标准的明确，并受制于公众环境意识的强弱，但最基本的如环境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已得到普遍的承认。最后，国家环境管理权要受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制约。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环境利益，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统一的，仅仅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环境利益特别是公共性环境利益可能与公民的私人利益存在冲突，国家环境管理权也可能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正面冲突。法律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利等之间进行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对国家环境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进行的限定，不能容许滥用国家环境管理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对其
综合考察才能在具体情况下确定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界限。国家环境管理权作为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体现，其界限也就决定了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界限。这是国家意志作用的范围问题。
把国家环境管理权界定为对环境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一方面，它与行政权一样具有直接对人的效力，这也是它的公权属性；另一方面，它对环境事务的管理也是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资源是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客体，这也是国家环境管理权与行政权的区别所在。而且，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目的，可以认为是保证整体的环境资源适于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环境管理权首先是对环境资源这一客体的管理权，其次才是对相关的个人的管理权。因此，国家环境管理权，从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的角度考察，包括：（1）环境资源所有权。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出发，可以将环境资源界定为国家所有。在理论上，法律对财产的保护逐渐从以所有为中心转移到以利用为中心，环境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并不否认私人利用权，反而更有利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协调；实践上，我国将大部分自然资源规定为国家所有也未妨碍其充分利用。英美法上的公共信托理论将国家作为公共资源的受托人，也类似于一种名义上的所有人地位。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的行使主要是对环境资源整体状况的控制，例如将环境质量状况控制在一定水平等。（2）环境规划权。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质量的良好状况，应当对环境资源及其利用从总体上进行规划，确定环境资源的用途和利用程度，这是国家进行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3）环境监督权。对于个人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国家仍有必要进行监督，以保证个人环境权利不被滥用，符合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总体要求。国家对个人环境权利的行使享有监督权。以上各项权力的行使，除了一些非强制性手段外，在具体到个人时，仍有可能使用强制手段。传统行政权的强制效力有时需与环境管理权相互配合，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内容是环境合同中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国家通过对这些权利的行使，表明和实现其环境保护意图，并对个人环境权利的行使施加影响和限制。
2、个人意志和公民环境权
个人理性决定着个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内，这种倾向会得到自然的发挥。环境合同中个人的意思自治是有限的意思自治，其范围的外在表现就是公民环境权的界限。或者说，对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作用范围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分析来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是环境合同中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基础。
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是个人在环境事务中表达意志、主张权利的前提。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的表达正是基于公民环境权的存在。因此，确认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和法律权利属性，为我们认识环境合同的本质提供了思路，即：既然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都是对环境资源的正当权利，那么二者必然产生冲突，协调就是必要的；环境合同为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就只能追求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和协调。
从理论上讲，公民环境权至少应当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环境合同制度中，公民使用环境资源的抽象权利是其签订环境合同、取得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基础。而个人通过环境合同取得环境资源使用权是其参与开发利用环境的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的形式和结果，是参与权的行使和体现。公民的知情权和请求权不仅是其签订环境合同的保障，也是其具体的环境资源使用权最终实现的保障。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决定了环境合同中个人意志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在其正当的权利范围内，个人才具有表达自己意志、获得环境利益的自由，超出这一范围，就是个人意志受到限制的领域。
3、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
环境合同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平衡的本质，就是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环境资源公共性和私人性特征的并存，国家环境管理不能也不应该包办所有环境事务的本性，以及个人不能对环境资源享有绝对权利的客观限制，使这种沟通和协调成为必要和可能。在针对严重的法律问题而制定的规则和解决方案中，权力与权利不是相互对立和分割的，而是相互沟通和统一的，它们共存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之下.环境合同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为国家和个人提供一种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利用合同这一“当事人之间法律”的形式，实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和协调，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平衡，这是环境合同的本质所在。
这种本质，体现在环境合同的具体制度中，应将国家意志作用的领域限制在环境资源的公共性所必需的范围内，尽量赋予个人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特别是在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作用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原则上赋予个人自由权，再从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以管理或司法裁判手段监督和约束个人的不适当行为。理由是：第一，国家环境管理权即使不同于行政权，仍具有公权力的强制性特征，而对这种权力的滥用倾向较难约束。因此应从根本上严格限制其作用范围。第二，从利用的角度，环境资源要获得最有效（未必是经济上的有效）的利用，需要借助个人的自私倾向，在一定范围内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比较容易，在个人环境权利之上附加保护环境的原则性义务，一般就可以较好地实现对环境权利的约束，特别是在有适当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情况下。
三、分配与消费：环境合同的主要类型
鉴于对环境合同的形式与实质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实现国家环境管理权与公民环境权的沟通与协调的角度对于环境合同的类型加以分析与把握。
分类对于环境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实际操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为止，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对合同制度的利用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这里讲的分类是基于对环境合同制度的构想所作的理论上的探索，仅依据环境合同的目的将环境合同分为国家与私人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和私人与个私间的环境消费合同。而对于政府间的环境资源交易，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将抽象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不作进一步区分。
1、环境分配合同
本文将政府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一类型。“分配”一词代表了政府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即在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进行控制的前提下，将其在私人之间进行配置的过程。
有关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分配有三个需注意的问题：一是环境分配合同并不是进行环境资源分配的唯一方式，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方式，立法和行政划拨等手段也在环境资源的分配中占有重要地位。环境分配合同有其适用范围。二是环境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运作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应当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作用于环境分配合同，而不是直接作用于政府，以保持政府的中立性和公益目的。三是环境资源的分配要受到现有的环境资源使用状况的影响，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考虑环境资源使用的历史状况。
环境分配合同中政府直接作为一方当事人与私人进行协商，是公共意志和私人意志的直接碰撞和沟通，可以直接实现国家的环境管理意图和个人获得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目的。一方面，政府以其确定的环境资源总体控制目标为前提，将其逐一特定化，通过合同转移给私人。在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具体内容和附加义务的确定上，政府具有一定的优先权，这也是其实现环境管理目的的保障。另一方面，私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以法律对于公民环境权利的原则规定为前提，与政府讨价还价，明确自己对具体的环境资源的权利和附随的特定义务，从而获得可操作的、具体的环境权利。
环境分配合同仅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从政府转移到私人这一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一种形式，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的有偿或无偿不能按通常观点看待，例如政府可以就一片林木开发权向私人收取
费用，并附以再造林义务的约束；但很多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无偿”即不付费用但附加特定义务的形式实现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对特定生态旅游资源的转移，如果私人承担了太多的生态保护义务，则政府也可能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看来，政府和私人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在各自目的约束之下寻求平衡和一致的结果，虽然有客体转移的固定方向──从政府到私人，但并无确定的“买方”或“卖方”。2、环境消费合同
本文将私人与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达成的协议称为环境消费合同，是环境合同的第二类型。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人类消费行为、消费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或破坏的关系.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人们对物质产品和非物质性消费品（服务）的消耗和利用.消费分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两种，对于消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消费”，它是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中的一个环节出现的，这里的消费是指“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消费包括生产中的消费，包括人的能量和生产资料的“双重消费”。二是仅作为人类将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消耗的消费，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环境消费合同中的消费指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即人类在生产或生活中使用和消耗环境资源的过程。环境消费合同就是私人将通过国家分配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转移给他人，而由后者在其生产或生活中进行利用和消耗的合同。私人之间环境资源使用权的转移是有对价的，双方是有对等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对其取得的环境资源使用权并不一定直接消耗，而可能不加利用，这可以理解为对环境资源其他价值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从环境法的角度，应该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消费者权利的现代消费模式，其目标是使产品在消费和回收处理过程中对环境与消费者的负影响最小，实现资源利用与生存环境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消费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对绿色产品的消费以及物资的回收和利用、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对生存环境与物种的保护等，其涵盖的范围扩展到了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对环境资源的绿色消费观念对于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并且有利于实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和优化.
在环境消费合同中，国家处于特殊的地位，在私人之间达成协议进行环境资源使用权的交易过程中，国家（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国家基于环境管理权要对环境消费合同进行监督和管理。特别是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受让人在对受让的环境资源进行利用的过程中，将直接与政府产生法律关系，而且这种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出让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环境消费合同理解为环境分配合同主体的变更，受让人是对出让人权利义务的继受。总之，国家虽不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当事人，但它仍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3、环境分配合同与环境消费合同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讲，环境分配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与环境资源使用权人之间进行交易的一级市场；环境消费合同是对环境资源的二次分配，形成私人之间就环境资源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一个不完备的市场形态，不可能存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但它却是二级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二级市场的自由交易有赖于一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或者可以说环境分配合同是环境消费合同的基础。
首先，环境分配合同决定着市场上可供交易的环境资源的数量。国家依据技术测量和估算的结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协调的结果，从总量上确定可供使用的环境资源的数量，如某项环境容量总额或一定范围内生态旅游资源总量等，并将其以一定形式在社会个体间进行分配。这个分配的数量就是可供交易的环境资源的总量。
其次，环境分配合同确定给私人的权利决定着环境资源使用权的实质方面。私人通过环境分配合同获得一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是有限制或附加有义务的。环境分配合同确定的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环境权利的具体化，在环境消费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只能以此为基础，而不能增加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范围或者减少其附加义务。
因此，国家不仅可以在环境分配合同中直接对私人进行限制和约束，也可以通过环境分配合同实现对环境消费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约束；但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或约束又不能完全排斥私人的意思自治，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意志。这样，在完整的环境合同制度内，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建立了一种沟通和协调的机制，从而使环境合同制度成为平衡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的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制度安排，成为实现环境法目的和价值的制度保障，成为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的制度依据。
四、主体与客体：环境合同的基本构架
1、环境合同的主体
主体特定化是合同制度的基本特征，环境合同也不例外。由于我们已进行了环境合同的类型化工作，在此基础上归纳环境合同的主体就相对清晰与容易。
（1）国家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些特殊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在国家作为合同关系主体时，有一个特定化的问题。通常可以认为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资源，国家有管理的职权和职责。国家进行环境管理，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例如制订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当国家通过合同形式将其环境管理意志加于具体的个人时，必须有明确的代表机构。通常，这种代表机构应是各级政府的专门环境保护机关或履行环保职责的其他机关，有时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本身。本文对具体机关不加区分，将政府作为国家环境管理意志的代表。
政府在与个人签订环境合同时，须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从公共利益出发，代表公共意志，与个人进行协商；并在维护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利用公权力的强制性，以公共意志限制私人意志，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政府在环境合同中的身份，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管理者，其权力具有强制色彩；另一方面又须与个人平等协商，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允许个人自由表达意志，具有协商色彩。
（2）私人
除国家之外的法律关系主体通常可以概括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中法人包括所谓公法法人即国家机关等。其他组织包括一些公共团体。在环境合同的框架内，暂不讨论国家机关、公共团体等主体，并将自然人、企业等组织统称为私人。当然，自然人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例如通常认为企业是环境的污染者而自然人是污染的受害者，但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环境合同主体，二者在私的利益主体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最本质特征是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其行为的目的即使不全是、也主要是实现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私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物质享受而可能污染和破坏环境，处于污染者地位；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清洁、健康甚至是优美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或者为了获得可持续供应的生产资源，私人又反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有环境保护的意愿。同时，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一般要求，作为环境合同主体的私人必须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其中权利能力有待法律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私人有某项环境权利时，环境合同的作用在于将该权利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环境使用权，如果法律承认企业有使用环境容量的权利，但很难直接规定其排放数量、种类、时间等，环境合同就是将其确定化的法律手段之一。行为能力对法人要以相应的权利能力为基础，对自然人还需要其正确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
私人在环境合同中的地位，其一是直接与政府签订合同，其二是与其他私人签订合同，但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在环境合同中私人的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的，私人意志要服从公共意志，私人利益在不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范围内才受到保障。2、环境合同的客体
在法学理论上，合同的客体应该指合同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合同关系的客体是债务人所应为的行为.但在哲学上，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是指处于主体之外，不依主体意识而转移的客观现象，是主体的认识和活动所作用的对象。在法学上，法律关系的客体，一方面，应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客体的一般属性，不依主体的意识为转移，具有客观性，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并能为人的意识所感知和人的行为所支配的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另一方面，法律关系客体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能够满足主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是满足权利人利益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财富，它得到法律规范的确认和保护.而且，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是受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许多原来不属于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财富变为客体，如清洁的空气、不受噪音污染的环境等.因此，应将合同的客体界定为物质或非物质的财富，而不是债务人的交付行为。
据此，环境合同的客体可以界定为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具有区别于民法上一般物的重要特征，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的，无法成为“个别外在物”，通常也无法实现实在的占有和支配。因此，环境合同所交易的对象往往是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权，而不是环境资源的物质本体。但这不应是妨碍环境资源构成环境合同客体的理由。
环境资源成为法律关系客体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因其稀缺才需要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分配，成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对象，从而成为法律关系客体。而在伦理上，人类对于环境资源进行利用和消费也是有合理基础的。“人类开发其环境，充分利用其资源，这并无过错。这是大自然对每一个物种提出的要求，人类也不例外。实然（人类必须消费其环境）变成了应然，人类应该消费其环境”。
在法学上，环境资源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可以确定化。上述对环境与资源的关系已有述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资源可以界定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是现在和将来可以提高人类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环境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进行宏观的环境管理的对象，国家从总体上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和能量、消除和净化废物的能力，提供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在将环境资源作为环境合同的客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和具体性，以便作为合同交易的对象。环境资源的具体化或者说分割的形式有：
（1）生态性物。民法上作为物权之客体的物，须可为权利客体、须为有体、须为人力所能支配、须独立为一体、须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环境资源的某些物质形态，例如一片林木、一个湖泊，也具有上述特征，并且在传统法律体系中也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而归私人所有，但这些物除了可以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态环境，从而与公共利益有关。因此，在传统的民法物权概念之上，加以环境保护目的的国家限制，界定为环境法意义上的权利，更利于物的效用的发挥。已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物权的概念.在此，将这种既具有民法上物权客体特征、又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物，称为生态性物。它除了由法律以某种形式加以限制后直接将其确定给私人外，还可以通过环境合同的方式转让。例如对于一片森林的开发利用，可由政府与私人签订合同，明确政府的管理范围、私人的开发利用权限和再造林义务，既可达到国家的环境管理目的，又可使私人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得到落实。在国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私人之间也可就已经取得的森林开发利用权或再造林义务进行转让。森林开发权的转让早有实践，同时国际上也产生了可交易的再造林信用制度。
第二，环境容量。环境容量是环境资源生态价值的表现，可以界定为环境在正常的平衡过程中所能吸收净化的废物的数量。这种环境的自净能力是生态系统的固有功能，但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过量的废物会将其破坏。环境容量的确定一方面具有技术性，与环境的自净能力有关，应根据各种技术测量和预测的结果进行估算，另一方面又与人们的忍受限度相关，人们可以容忍的较差的环境状况具有较高的环境容量，即可以排放较多的废物。环境容量是可以量化的。这样，作为整体的环境容量就可以经过技术化后“分割”后确定给私人，形成环境容量的使用权，也就是可以在合法取得的环境容量范围内排放一定数量、一定性质的污染物。国家确定了总的环境容量后，就可以通过合同等形式将其转让给私人，实现在国家控制之下的私人的环境使用权；私人对其依法取得的环境容量也可在国家监督下进行转让，实现环境容量交易。因此，环境容量可以成为为环境合同的客体。
第三，生态资源。缪尔曾说：“只要处于荒野状态，大地风景都是美的.”大自然除了具有经济等价值外，还具有消遣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和宗教价值等.正是这些非经济价值的存在，使得对环境资源的纯经济利用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非经济利用从来没有停止过，到自然风景区旅游、欣赏优美风景、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奥妙都是利用生态价值的形式，只是这种利用在经济发展至上的社会被淹没在发展经济的狂潮之下，很难进入主流思想的视野。当人们的非经济需要显得日益重要时，将一定环境资源限制在经济开发的范围之外，作为一种纯粹的生态旅游资源单独加以保护，作为人们感受自然之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环境的非经济利用，也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重要方面。
生态旅游资源意指以非经济利用为目的的一定范围内的环境资源，例如特定的自然风景区等。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用需要国家依据社会的总体需要和特定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划定特定的区域，以合理方式允许人们进入参观、欣赏自然风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环境合同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国家与特定私人就某一地区范围的生态旅游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达成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力）和义务；该私人再与社会大众就进入该地区旅游签订合同，约定权利义务。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管理和公民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特定范围的生态旅游资源可以作为环境合同的客体。
以上是从环境资源作为环境合同客体所需要的特定性方面作的论述。从国家环境管理的角度，从宏观上对上述环境资源进行管理也是可能的，例如，对生态性物可以通过明确其范围、确定其附加义务、限制权利的范围，对环境容量可以先确定总量、再进行量的分割，对生态旅游资源可以控制其地区范围，明确保护的数量和质量、确定个人使用的限度等。当然，这些环境管理的目的除了作为环境合同的内容在合同中进行规定外，还要有其他手段的运用。
总之，环境合同的客体，就国家环境管理目的而言，涉及整体的环境资源；而就单个的环境合同而言，则是特定化的生态性物、环境容量或生态旅游资源。
民事合同的客体通常是能够由主体直接控制和占有的，同此合同交易伴随着物的交付，但近代民法物权已经由以物的所有为中心向以物的利用为中心转化，越来越重视对物的使用权。环境资源的特殊性使得很多情况下“交付”环境资源是不可能的，而且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也使“所有”的概念很难适用于个人主体，因此，个人获得的往往仅是环境资源的使用权。例如，将一定的环境容量分配给个人，那么讲个人获得了该环境容量或者说该环境容量的使用权并无实质区别，他并不能实际占有该环境容量。在环境合同中，作为交易客体的环境资源也表现为环境资源的使用权，而且在实践中往往将其称为环境资源使用权合同。
五、环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1、环境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合同的签订和成立都属于合同的形式方面，对于作为形式化合同的环境合同，应当适用合同签定和成立的一般规定。环境合同的签订也应该经过要约和承诺，有一个当事人互相沟通的过程，只是在环境分配合同中，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公权力属性要求相应的监督机制，因此环境分配合同的签订应当经过招标等公开程序。环境合同的成立，则应当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环境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都受到一定的约束，环境合同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这种约束的表现形式，离开书面形式探求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没有意义。因此，书面形式应当是环境合同的成立要件。
在民事合同理论中，合同的生效具有与合同成立不同的意义，主要源于国家在合同生效中所具有强制评价者地位。但在环境合同中，国家以两种身份出现。因此，应分别考察。一方面，国家（政府）是环境合同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是在环境合同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国家意志，它在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的同时，要与个人意志达成一致；在这个层面上，双方的意志都有自由意志的属性，其合意的达成导致合同的成立。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秩序的最终维护者，还应当从超脱于环境合同之外的身份对其进行再次评价，以确定环境合同中环境管理权和公民环境权的行使是否正当，从而对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最后确认合同的效力。尽管由于我们没有具体区分国家的不同代表者，以至于使这一分析显得有些模糊，但是，如果真正从本质上考虑问题，便可以发现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环境合同的具体生效要件应当包括：一是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法人的行为能力与其权利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代表国家签订环境合同的行为能力应当以其相应的职权为基础，否则不能签订环境合同。具有环境权利但没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过签订环境合同，如生态旅游合同等。需要注意的人，某些环境权利并不天然地赋予每一个人，因此，不管法人还是自然人，除了的情况外，签订环境合同都必须以相应的环境权利为基础。例如，通过环境分配合同从国家受让生态旅游资源的使用权，就必须具有开发、维护这些资源的能力，因此，只能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授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权，具有该项权利能力的人才有签订环境合同的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环境合同中当事人虽不具有完全的意思自由，但环境合同的生效仍须是双方当事人公正协商的结果，存在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特别重要的是，环境合同中国家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三是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合同的合法性，简而言之，即指合同符合一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或不与有关国家现行的法律相抵触.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等违法合同无效。环境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环境合同可能关系到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因此对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以确定其合法性是必要的。四是特殊的生效要件，如合同所附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等。
2、环境合同的履行
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形式，环境合同应该得到确实、适当的履行。但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是国家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具有优势地位。环境合同为了实现社会公益目标，需要对个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因此，在环境合同的履行中仍应赋予国家一定的优先权。当然，优先权的限度应在有利于合同目的的范围之内。环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实际上是其履行的特殊情况，国家仍应具有一定的主动权。
二是环境合同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基于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这两个近代合同法上的原则而存在的，现代民事合同已对其有所突破。环境合同中强烈的社会公益性因素，使合同相对性原则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环境合同的履行应当考虑社会公众和个别第三人的利益，确认合同当事人对第三人的义务，保证第三人利益不因环境合同而受到损害。例如，排污权分配合同中，即使是合理确定的排污权的行使仍可能给附近居民带来直接的损害，对这种损害不能依合同相对性原则拒绝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对环境消费合同有具体的监督权。除了国家立法对环境消费合同的一般规制外，为保证社会公益不被个人追求私利的目标损害，政府仍应对环境消费合同的履行进行具体的监督，即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享有对合同的监督权。
3、环境合同的解释
环境合同的解释大体上可以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但应当突出环境合同目的在合同解释中的重要地位。环境合同的目的在于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这一目的构成对环境合同中当事人意志和行为的根本限制，其基本权利义务的确定要符合该目的，环境合同的解释也应以目的解释为主。
依符合合同目的原则解释，要求在某一合同用语表述的意思与合同目的相反时，应当通过解释更正合同用语；当合同内容暖昧不明或互相矛盾时，应当在确认每一合同用语或条款都有效用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解释的方式予以统一和协调，使之符合合同目的；当合同文句有不同意思时，应按照符合合同目的的含义解释，摒弃有悖于合同目的的含义.这也适用于环境合同。
环境合同解释的另一个特殊问题是作为合同主体或合同监督管理者的政府的解释权。出于环境合同中政府权力优先性同样的理由，与民事合同中当事人一方对合同的解释不能直接对对方当事人发生效力不同，政府对环境合同所作的单方面解释应当对个人有一定的直接约束效力。
4、环境合同责任
违反环境合同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它与民事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又有区别：第一，损害赔偿方式的局限。民事合同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损害赔偿主要是金>！
5、环境合同的争议解决
环境合同争议的解决应立足于环境合同争议的特点：
首先，环境合同中虽有国家公权力的因素，但这种公权力的强制力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所以解决行政合同争议的行政复议程序或行政诉讼程序并不能适用于环境合同，因为“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是基于对权力支配关系的行政行为的控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单向性救济结构”，无法适应环境合同的双方合意性。行政诉讼也存在同样问题。
其次，环境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或国家意志干预性使其很难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建立的民事合同的争议解决机制。
尽管合同争议解决的常规方法可以有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但仲裁制度很难达到环境合同争议解决所要求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民间仲裁不宜对环境合同中体现的国家意志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政府参与的行政仲裁制度，在政府本身是环境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公正。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7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在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内涵的基础上，讨论了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战略、所有权、生命周期、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要程度等六种因素，并且分析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如何与这些因素相匹配的。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决定因素；权变随着资源基础观、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理论的不断演进，人们已经意识到，与单个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相比，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由一整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的活动构成，模仿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目前理论界基本上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然而，目前的研究对于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尚未取得一致的共识。同时，国内许多研究主要解决企业应该怎样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既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制约，同时又需要与这些因素保持匹配。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主要决定因素。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概念界定近年来，随着对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重要性的日益认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兴热点之一，但各种研究者都没有对其下一个较为完整和精确的定义。在英文中，学者运用不同的词汇，如“humanresourcebundles”、“humanresourcesystem”、“humanresourcepractices”、“humanresourcestrategy”、“highperformanceworksystem”、“humanresourcemodel”、“employmentmode”等来表达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含义，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混用的，通常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定义，或者在没有辨析其定义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理论探讨。为此，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便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奠定基础。一些学者从自身研究的目的、分析视角出发，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给出了不同的定义。Lado&wilson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指吸引、培养和维护（或者解雇）人力资源的独特的，而且相互联系的一系列活动、职能和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由多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职能和过程而组成的。Huselid，Jackson&Schuler则侧重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战略的支持作用，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公司内部高度一致的确保人力资源服务于企业战略目标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结合上述两个定义的优点，我们的定义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指以提高组织绩效为目的所采取的有共同的价值导向和指导思想的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该定义首先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组合，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由单个的活动（如招聘、晋升、薪酬、考核）所组成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当然，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所包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可能会有所不同，有的企业可能包含简单的四五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的企业可能包含七八种甚至十来种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其次，该定义还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组织绩效的，无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包含多少项管理活动，都是以提高企业绩效为宗旨的，这也必然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要支撑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人力资源管理哲学：人力资源哲学是组织看待人力资源的方式，以及认为人力资源在整个企业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对待和管理人力资源的问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8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若干意见》（金政发〔20*〕8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我县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意义
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有效抓手，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途径。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为我县各项事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和重点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武义的要求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着力建立健全我县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解决公共资源领域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体系
（二）总体要求。逐步取消政府对"竞争性、有限性、垄断性"的公共资源指令性配置方式，凡是符合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要求、群众比较关注、易滋生违法违纪问题的公共资源配置项目，都应逐步纳入市场化配置的轨道；凡是进行市场化配置的公共资源，都应依法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方式统一在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规范运作；凡是公共资源交易的相关信息，都应及时、准确地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它媒介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工作原则和重点
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要坚持依法、公开、利民、"谁主管谁负责"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原则。
在继续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等四大类公共资源交易的基础上，下一阶段重点推进以下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
1、国家有限自然资源的商业性经营开发项目，包括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出让，矿产资源、森林、荒地等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2、依附于市政公用事业及设施的经营性项目，包括供气、供热、排污权有偿使用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权，公用设施冠名权，户外广告设置权，出租车营运权的选择等；
3、非经营性市政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项目，包括园林绿化、城市道路的日常养护，公共场所保洁，大型公共设施的物业管理等；
4、文化、体育、教育、卫生、会展等行业的特许经营或专营性项目，包括文体（会展）活动冠名权、公办学校教学用品和后勤服务采购、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采购等；
5、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非生产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项目，包括公共人防工程开发利用、公房租售、公车定点维修单位选择、公物处置等；
6、利用公共职权或履行公务所形成的公共资源项目，包括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选择和招标、审计等中介服务单位选择等；
7、其他可采用市场化配置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三、加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
（一）完善工作机制。根据市政府《关于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若干意见》要求，将我县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的领导机构、综合管理机构和交易办理机构名称进行统一规范：
1、领导机构。将原"武义县招投标管理委员会"名称规范为"武义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各行业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2、综合管理机构。将原"武义县招投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名称规范为"武义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全县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指导、协调、督查、考核等管理工作。
3、交易办理机构。将原"武义县招投标交易中心"名称规范为"武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明确职能分工。
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全县各类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1）协调全县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2）负责公共资源交易的建章立制工作，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制订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审定、公布各类交易制度；
（3）会同监察等部门督促应进场交易项目进场交易；
（4）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设置公共资源交易程序；
（5）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评标专家库；
（6）对各部门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进行年度考核；
（7）对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的投诉统一进行登记备案，会同有关部门参与投诉的调查处理。
各相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对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实施监督，处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查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监察部门对全县公共资源交易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实施监察，及时纠正和查处交易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日常管理工作，履行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职能，做好招标公告、评标专家抽取、交易见证等各项工作。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9
一、项目管理在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中应用的必要性
项目管理是指在时间、资金、人力、设备、材料和能源动力等资源条件约束下，对一个有既定目标、质量、投资、进度要求的任务进行计划和控制的过程。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与项目管理方式有契合点，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有利于普通高校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提升其在非学历继续教育市场的竞争力。
（一）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本身特点的要求
非学历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对象是其计划招生以外的社会成员，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高校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必须面对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教育活动需满足客户现实的教育需求。在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作为需方的学生支付学费为的是购买教育服务，作为供方的教育工作者向学生提供的是教育服务。教育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需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得到顾客满意为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市场导向的特点、客户第一的要求。其二，教育活动的运行要保障服务对象效益最大化的实现。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参与者的需求不但多样，而且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特征。作为出资人或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学习的目的性强，这就要求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的运行要保障受教育者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影响目标实现的因素很多，包括教育资源的整合、过程控制、成本控制、教育质量等。只有在一个完整系统的控制下，才能保证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实现。
项目管理具有很强的客户导向性，是一种有利于资源整合和控制的系统化的管理方式。任何一项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都是以“项目”形式存在的，具有短期性的特点，目标、任务明确，有完整、独立的运行过程。项目管理方式可以满足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追求效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要求。
（二）可以提高非学历继续教育的资源整合能。力
普通高校内部管理结构呈现直线职能制的管理特点。职能式的组织结构，内部分工明确，工作职责清晰，对完成重复性高、专业性高的工作内容具有高效率的优势。普通高校内部主体管理结构正是这样的，沿着组织结构纵向向下，设有职能处室、专业学院、教学系等。按照不同学科专业，学校将各种资源进行分配和集结，形成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系，来承担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任务。
非学历继续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客户需要设计教育服务的内容，往往跨越了学科专业的界限，超越了知识传授的层次，更倾向于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需要多学科、多专业集成课程包。课程包是跨越学科专业界限整合资源的结果，体现了非学历继续教育面向市场需求整合资源的特点。在高校职能式的组织结构下，采用项目管理方法来整合非学历继续教育所需资源，可以克服面对灵活的市场需求，职能式组织结构固有的敏感度低、反应迟缓、资源整合能力低的弊端。以“项目”的形式，针对客户需要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任务及检验标准，并根据明确的教学目标、任务，整合高校优势资源，建立人才培养平台。
二、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
从运作的角度看，项目就是以一套独特而相互联系的任务为前提，有效地利用资源，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所做的努力。项目是一次性的渐进过程，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可以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即明确项目目标、制订详细的项目计划、落实执行项目方案、完成并评估。项目运作的成功需要有效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一）定义项目目标。定义项目目标是项目管理的起点，清晰、明确的项目目标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定义项目目标是细化项目工作范围的基础，工作范围是指为了实现项目目标必须完成的所有工作，一般通过定义交付物和交付物标准来定义工作范围；其次，是项目结束后，项目评估的依据；再次，清晰的项目目标是项目实施者和参与人彼此间协调前进的黏合剂。共同的目标可以激励项目参与者为其实现而一致努力。
定义目标需要协调项目参与者不同的利益诉求。一个项目的不同参与人有各种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项目管理者对这些不同的需求加以协调，统筹兼顾，以取得某种平衡。但在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中，客户利益的实现是第一位的，是项目存在的意义所在。客户需求是指顾客的目标、需要、愿望以及期望，这些需求构成了项目目标的最初信息来源。通过深入的调研和分析，摸清项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并结合自身拥有资源的情况和服务能力，定义项目目标。定义项目目标时需要注意的是，项目目标的表达应该能让客户清晰地了解到项目对客户的价值所在，即客户选择产品或者服务，得到收益或增值价值，是在效率上，还是在成本上？这是客户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时永恒不变的想法。
（二）有效的过程控制
定义项目目标，分解工作任务是项目管理的起点。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有效的过程控制。项目控制是以项目计划和标准为依据，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的所有环节进行调查、分析、建议和咨询，发现项目活动与标准之间的偏差，提出切实可行的纠偏方案，供项目管理层决策的过程。为了保证项目监控的及时、准确，监控过程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监控的关键信息是什么；二是何时实施监控。
项目监控坚持全面的、精确的和实时的原则。建立项目控制循环系统，是实现监控原则的基本途径。控制循环是在制订计划后，就开始衡量进展，将实际阶段与基准计划相比较。对任何一个对计划的偏差都应做出及时反应。整个循环过程包括设立目标、衡量进展、比较实际与计划绩效、采取行动并再次进行控制循环等四个部分。
（三）成功的项目团队组合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人力资源是其最重要的资源。为了完成项目工作，构建一支高效的工作团队是基本保障。项目团队是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同工作的一组个体集合，团队工作就是团队队员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共同努力。一个优秀的项目团队必须有明确的项目目标体系，良好的项目团队核心文化建设，良好的团队成员管理，项目成员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和信任感。
三、实施项目管理方式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根植于具体的管理环境。高校有自身的传统和文化，有较为独特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项目管理的思想、方法只有和高校的传统相契合，才能发挥其现代管理方式的功能。
（一）要与普通高校管理环境相契合
普通高校的主体是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也就是一般说的“金字塔”状。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下，为了增强对外部市场的适应能力，局部事业采取项目管理的组织机制，需要在组织协调、人力配置、人力资源激励制度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一是营造支持性的环境。对项目负责人，职能部门的上级领导需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管理权限。在决策时，同级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尊重项目负责人的意见。二是有效激励。在高校的制度环境下，针对教工的激励措施比较缺乏，效果也不佳。由于非学历教育项目是市场化运营的事业，教工工作积极性影响到组织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因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显得十分必要。在高校，特殊的激励政策往往会引起关注，甚至会带来“红眼病”，给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造成心理压力。因此，在已有的制度环境下，应充分认识到从事非学历继续教育工作人员的劳动不仅是辛苦的付出，而且具有相当的智力支出，需充分尊重、认可他们的劳动价值。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制定出与高校已有人员激励措施相适应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其团队的激励政策。
（二）非学历继续教育项目的特色化运营
在非学历继续教育市场竞争中，特色鲜明是项目运营成功的首要要求。高校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有深厚的学科背景和师资基础，这是培训机构、行业培训单位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高校要在发挥自身学科和师资优势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培训项目。高校的学科和师资优势，一方面来源于发展的积淀；另一方面则是整合后的优势。各高校学科比较优势各不相同，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培训需求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要求，这就需要高校整合多学科、多专业的师资，满足培训需求。分析学科、专业优势，形成对自身培训能力的基础性认识，这是高校形成特色化培训项目的基础。近年来，教育培训市场最显著的发展趋势，便是名牌培训项目对杂牌培训项目的无情淘汰。在英语培训市场上，新东方以60.6%的关注度排名第一；在it培训项目上，北大青鸟是绝对的市场领跑者；在少儿教育方面，金宝贝早教中心则是当之无愧的冠军。特色化发展使高校非学历继续教育走上品牌经营之路。
在对自身培训优势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开发能够赢得市场的培训产品，关键在于高校要使自身的学科、专业优势与培训服务消费者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并且提高消费者对自身培训产品的认知度。运用项目管理方式，通过定义项目目标不仅可以使培训者清晰自己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更重要的是通过清晰、明确地描述培训产品服务的背景、优势、目标、任务、内容、效果等，让培训客户清晰地了解到项目对他们的价值所在，使培训客户在选择培训服务时，明确认知他能得到的收益或增值价值。因此说，通过定义项目目标，高校可以清晰地确定自己所提供教育培训项目的特点，这将大大提高高校培训项目在培训市场中的产品区分度。
（三）建立专业化的项目工作团队
能源管理的目的和意义篇10
关键词：社会建设；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社会管理
党的十报告，是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纲领性篇章。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1]这段话充分论述了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只有搞好了社会建设，社会稳定与和谐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而和谐社会一定是充分体现公平正义价值标准的社会，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深层目标，是要把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2]因此，社会建设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理应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
一、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对加强社会建设具有极大意义
近年来，各级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切切实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大事好事实事。但是，老百姓似乎不领情，反而有很多意见，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情况下，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却反而大量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实现。
2011年9月15日，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了中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五大矛盾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极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公、公共资源与服务不均衡，腐败问题严重、急剧上升、社会仇视心态凸现等矛盾和问题，本质上就是呼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真正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孙立平教授认为，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3]因为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分享，民生状况实质上也是改变不了的，或者说改变是非常有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对加强社会建设具有极大意义。
十报告明确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平等、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在社会建设中，努力实现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也是社会建设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社会建设搞得好不好，就是看社会公平实现得如何。如果没有公平正义为道义基础，处于弱势的群体将更加无法获得社会资源、社会机会，那么所谓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是很难实现。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等也提出要对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实施补偿性公正原则等，都是力图通过政府行为减少社会发展不公平现象，加强社会建设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十报告再次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使得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坚持在社会建设中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让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配置更为公平合理，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水平，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才能更好的保障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并合理分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关键所在
民生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当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多发的主要原因。老百姓尤其希望在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事业领域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机会，期盼这些关乎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得到较好的改善，尤其是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
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公平问题，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司法不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分配的不合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等让老百姓对我们的政府很有意见。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成员在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不公平，很容易导致不满情绪的产生。这些不满情绪在没有及时、合理的疏导下很容易激化，演变成，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改善民生，关键在于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达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更加合理的配置。[2]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实质就是要让社会成员尤其是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加公平的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落实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力量，也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是否落实、社会建设成效如何的试金石。
党的十报告特别注重在关系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如教育、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等，更加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尤其是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农村和贫困地区，例如，十报告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真正实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个主题。福建在近期召开纪念同志才溪乡调查8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革命老区发展步伐，让广大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便是这个主题的生动体现。
民生问题，最本质的就是关乎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关键就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问题。现在，正值全国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我们更应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困难和需求，真正解决好、落实好民生问题。同志非常重视民生问题，认为“群众的生活问题，就是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4]只有本着这样的亲民爱民的态度，才能真正地为群众所想，办好群众的事情，使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关注与满足，使人民能够参与到社会发展中，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有效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三、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实现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孙立平认为，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5]因此，在社会建设中，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才能够有效的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得到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才能够更好的推动社会发展，为社会成员、社会组织提供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在社会建设中不断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使社会更和谐，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重要的保障。
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这么好的背景下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却不断增加，社会风险加大，社会管理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我国目前处在转型期，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阻力，如何在社会中建立规则和秩序对权力进行制约，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约束，如何使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等问题都是相当难的，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书记曾经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6]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调整社会中各方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才能实现社会建设中的公平正义。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应注重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的公正设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在经济领域收获甚多，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多元利益主体以及利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不公正导致利益分化的加剧，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社会冲突、社会分歧。如何在市场经济下解决由此引发的财富分配不公平，地域、行业发展不均衡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管理体制的公正设计是关键。在这种体制内，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争取各自利益的权利是平等的，同时能够创造条件让他们获得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能力更为接近。只有在社会管理中真正树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真正以人民期盼、需求为念想，处理好解决好人民的生活困难、利益问题，才能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应大力发展良好的社会组织体系。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严重不足，而且现有的社会组织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缺乏自治能力与民众基础，在公众中的公信力严重不够。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注重提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5]大力发展良好的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扶持与尊重，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依法自治。同时，要加紧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使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制约权力、理性表达百姓利益诉求、维护公民的权利。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应加强社会风险管控能力。当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高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市场化改革下出现的利益分化、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必然现象。如何化解矛盾、应对风险、控制冲突、维护治安、给予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关键是建立机制，将矛盾及时疏导、化解，减少社会焦虑，加强社会风险的控制，提供给人民足够的安全环境。同时，“正像在财富分配中要体现公平正义一样，在风险的管控上也要体现公平正义。”[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使得社会在风险管控的资源配置上也体现公平正义，进行合理配置，这才是真正实现在社会建设中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
总之，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特征，是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贯穿于社会建设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配置；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社会建设中要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使得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郑杭生.抓住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这个关键――党的十报告社会建设论述解读[J].求是，2013，（7）.
[3]孙立平.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公平正义[J].今日中国论坛，2011，（5）.
[4]尤权《坚持群众观点弘扬求实精神――在纪念同志才溪乡调查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福建日报》[n].2013年8月12日.
[5]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J].社会学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