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1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
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令人悲观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提供给人们的事实判断恰恰是，授权者、代行者们以自己或主要以自己的效益原则指导自己职责履行的交易行为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腐败经济、野蛮经济、诈骗经济、掠夺经济、水货经济、短视经济、数字经济或者资产走失、效益滑坡、产品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各种经济病症，无不折射出支配中国经济运行与资源交易的授权者与者们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放肆地践踏着需要他们作为所有者首先维护的游戏规则。
更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在政府控制产权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经济交往关系的日益复杂，经济市场化程度与水平的不断提高，授权者、代行者支配的数额巨大、范围广泛、次数频繁的资源交易，在他们个人利益日益强劲的趋动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方位的不公平性，进而导致各种经济乃至社会问题不断恶化。十多年来，尽管民间资本明显增长，但它们仍未取代政府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民间资本不仅难以左右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演变为错综复杂的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的交易关系格局，致使交易关系更为混乱，交易不公更为严重，市场经济的病态发展更趋明显。作为公正制度确立之经济基础的民间资本，在政府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环境里却扮演着助纣为虐的可耻角色，它们整体变节了。所以，面对中国扭曲而病态的市场经济运行，力图阻止其不断恶化的趋势，力图支配市场经济公正运行的机制与游戏规则能够刚性地发挥作用，不解决产权的政府所有，任何其它举措都是苍白无力的。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3
关键词：产权 市场经济 梯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下设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3月公布了一个勇气可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行政省级为单位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上海将最早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15年；西藏最晚进入现代化，时间为2090年；其余各省、直辖市将在这个期间先后现代化。[1]本文无意质疑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只是十分困惑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难到报告中的全部数据足以表达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显然，报告"忽略"了现代化的其它重要参数。
透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给定的全真信息发现，除了各种刚性的经济数据外，一套重要甚至至为重要的指标体系亦被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现代化。[2]可以认为，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很难说这个国家达成了现代化--目前，已经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诠释着现代化的这一内含。如果单从制度角度审视现代化，这样几个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其逻辑顺序具有普遍性：产权个人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截至目前，还没有个案否证这一制度现代化的经典概念。
今天，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范式界定中国，没有谁否认中国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但人们认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社会演进并不正常，并且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这种不正常似乎太过离奇，离奇得拒绝按照制度现代化的一般轨迹演变--不要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缘于政府的发动，但仍然是由各国现代化共同采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推动的。既然由市场经济推动，那幺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制度在中国的演进，不可能悖逆其固有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探析中国制度现代化演进之所以如此离奇的主要障碍。
然而，当我们从市场经济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即能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几乎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文化与历史差异多幺巨大，都是在个人产权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开始物质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历程的，唯独中国是在政府全面控制产权的基础上开始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的。已有的全部材料证强劲地证明，恰恰是这种产权的政府所有，作为绝无仅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演进初始基础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制度演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扭曲与畸形。现实已经正告我们，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变的核心障碍，产权的政府所有几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的一切主要制度缺陷存在关联。经验和事实给出的判断十分确定，没有产权制度的到位，中国目前市场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演变仍将是扭曲和变异的。中国最负责任感的学者之一，吴敬琏先生针对中国的现状警告说，中国正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并认为中?quot;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正在过大关"。[3]也许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决定中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大关另有所指，但本人的指向即是产权关。直面产权，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一、产权政府所有：中国制度现代化正常演进的主要障碍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成就不仅纵向比较巨大，而且横向比较令人羡慕。但是，同样是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却并发出如此之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简直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尖锐并存的现实，尽管人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4]但本文认为，其直接原因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没有同步生成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核心障碍则是产权的政府所有--政府所有产权通过障碍中国现代制度的正当建构和演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丛生。
之一：政治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市场力量即是民主力量，现代民主政治缘于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5]他明确阐释了市场经济的民主意义。在由市场力量构成的民主力量中，主导力量是所有者力量，所有者力量强大民主力量即强大，反之即弱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6]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现，当经济市场化发展到今天中国这样的水平时，许多国家不是已经民主化就是由市场力量转换或支撑的民主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发现不了民主力量的存在。[7]原因何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所有者群体总体上不合格，中国的市场力量难以成为现代民主力量。
首先，中国以产权政府所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二十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所有者大多由党政官员直接充任，或是由与政府建立了直接和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经营管理者们担任--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面向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通过产权控制了企业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由于以政府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力量。
其次，二十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的所有者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和物质（如货款、批地）资源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因为一旦在民主的压迫下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一是他们会牵连出来受到追究，二是他们失去了
特殊的体制保护。现阶段的中国，这部分民营经济虽然可以归之于完全的市场力量，但他们并非纯粹的市场力量，也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民主力量。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一是分散，二是总体力量小，三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不少即与政府联姻而演变成为变了质的民营经济。这类民营经济作为民主力量是弱小而内含缺陷的。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力量构成的结构性分析，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市场力量总体上是受政府直接、间接支配与控制的经济力量，它不可能成为迫使政府转变职能、厘清权力界线、强制约束权力行为的民主力量，中国的"经济精英最喜观的是钱而不是民主"。[8]因为与民主制度相比，他们从现行制度中谋取利润更为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中所有者主体的基本不合格和真正民间力量的弱小，致使各市场主体缺少中坚力量自组织各类民间团体，并以组织化的市场力量采用民主的方式与政府博弈。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民主扩展的障碍。"[9]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存在庞大有产者群体但没有强大民主力量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的不合格与完全的分散状态，宣告了中国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民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集权或强权所致，本文认为这样的解释倒置了本末。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今天的政府不控制数额庞大的资产，那幺主要由民间资本组成的强大而独立的市场力量，马上就是令政府无法支配的民主力量。作为民主力量，只要政府为所欲为，他们就会自主结成同盟予以抑制；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要联合起来控束政府。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成为中国今天健康而强大的市场力量难以形成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民主力量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成为目前的政治集权难以削弱的主要原因。
之二，经济
稍有经济学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有可能对运行中的中国经济做出矛盾的评价：经济发展很快，问题扩张很快。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10]对于中国经济与问题的双向同步发展，本文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很快在于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持续地调动着人们的积极性，问题扩张很快在于人们的积极性往往以扭曲和非正当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对于人们的积极性之所以能够非正常的释放，也许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早期的混乱阶段许多制度没有及时到位有关，但政府控制产权要承担主要责任。
作为一种健全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大经济主体的共同协作，其中所有者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由于资产的政府所有，致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形成的初期，自主进行经济活动与参与市场交易的所有者缺位。为了提供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所有者角色，政府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层授权，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者职责委托给一定的个人可称为代行者履行。问题是授权者同样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结果真正的所有者仍然缺位，而执行所有者职责的是并不必然追求所有者效益的授权者与代行者--他们不是经济资源的投资者，亦不是交易资源的拥有者。可是，经过授权，[11]政府权力主体合法、系统、全面进入市场以所有者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内生出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授权者、代行者履行所有者职责追求所有者最大效益的原则可以放弃，执行所有者职务追求自己利益实现的所有者职能有权履行--市场经济运行中迫使授权者、代行者之间像所有者那样通过公平交易，均衡实现各自最大利益的经济强制力与约束力，要幺严重弱化，要幺完全消解，市场经济之公平交易的市场规则首先会遭到授权者、代行者的自我践踏，市场经济的病态运行难以避免。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4
关键词：公民社会；社团组织；国家权力；法治；政治文化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剥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并逐渐摆脱政治国家超常干预的过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治领域日益扩大，现代意义的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育、成长和崛起。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公民社会的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
如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环境中社会自主性缺失和国家权威性不足问题同时存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不可能单凭社会自身的力量抑或在“反对国家”的路径中实现。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只能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在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其基本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四方面。
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经济生活的非政治化是相一致的。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遵循市场法则而非行政命令，市场化必然会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建立健全各类市场法规，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又要逐步削弱、抑制和防范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使社会的微观经济活动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多元化的经济活动主体逐渐演变成公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力量和全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化力量，正是这种组织和力量构成公民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微观结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将解构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的局面，代之以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尽管从全局看，迄今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但社会亦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开始提供影响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和机会。以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为标志的社会自主性的显现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的存在是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
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并不是要盲目限制或取消政治国家的功能，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推进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保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利益更易受到强国和跨国集团的侵害，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国家和政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后盾。但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保障市场调节机制更有效地运行，更好地促进经济市场化，而不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自身应用公共权力或某些强势利益集团的需要。这是政治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抉择如何退与不退、怎样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原则，也是权衡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行为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尺。
目前，在中国公民社会建构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路径。为了使公民社会在建构中由“自上而下”的力量为主导转向以“自下而上”的力量占主导，充分发挥社会自身力量在公民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实施政治改革，比如逐步上升直接选举的层级和提高社区自治的程度。国家在社会力量成长的初期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它对社会力量的培育及其发展方向负有责任，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使命和公民社会建构的全过程都必须由国家主导来完成，国家应逐步推动并激励社会，提高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公民直接广泛参与和社会自我组织应成为公民社会建构的重要目标。当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之时必然推动政府重新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公民在坚持只有社会而不是政府自身才能够为政府进行合法性论证、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必须从政治体制变革中提升合法性，其中政治民主化是关键。毫无疑问，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完整实现只有在社会机体发育健全，社会空间内部基本完成理性化过程的情况下才有充分的基础。
二、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
保护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使作为利益主体的个人、社会集团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目前，个人自主性增强，社会力量、角色群体日渐活跃。个人自主性增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个人受组织、身份制约日趋弱化；其二，个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领域日益增大。利益主体间形成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其中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各类中间组织极不发达，尤其是服务组织残缺、流通组织单一，迫使企业办社会、机关办社会、学校办社会，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有机组合和有效配置。我们必须大力培育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类组织，通过明晰产权和建立市场法则为其成长奠定基础，并逐步使其走向社会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各类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推动农村自治力量的发展和自治能力的提高，也是强化社会权利和增强自治能力的主要举措。在社会生活多元化的时代，个人和国家间存在一股强大的社会中间力量，它就是公民社会里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自主的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中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是沟通政府和公民的桥梁，是联结政府和公民的纽带，是培育个体自主性品格的舞台，是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这种组织形态的规模和独立程度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当前，对于社会组织的成长，政府应发挥好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一是着力建立一个规范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其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增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5
[摘要]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基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仅是把政权和上层建设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还必须确保把王要生产资料和经济命脉掌握在由国家代表的人民手中。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建设社会丰义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但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住体地位，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才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力基础，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顺利发
关键词：国有经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毫不动摇”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055-08
一、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占主导、支柱、基础和控制地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中占主导、支柱、基础和控制地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决定、制约和影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决定、制约和引导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它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主导、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任何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中，为什么人服务，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性质及其是否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为，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即“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这是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结束创造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而遭受剥削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使生产资料由劳动者的对立物转化为劳动者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根本手段。
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的“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产生、建立和发展，是全国人民和全国劳动者把主要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取代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必须否定和取代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才能根据自己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来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改变社会产品和消费者的分配方式，改变剩余产品和积累的所有权、使用方向和使用方式，正确进行资源配置，决定投资规模、方向、重点和比例，决定社会生产力是否能按照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健康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调动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设自己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仅是把政权和上层建筑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政权和整个上层建筑保持社会主义性质，还必须确保把主要生产资料和经济命脉掌握在由国家代表的人民手中。国家不掌握生产资料和经济命脉，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执政兴国就失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成为空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成为空话。
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生产关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搞单一的公有制，但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才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资料的性质，决定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表明我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巩固和发展。失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就失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有名无实了。
国有经济也是社会主义上层建设的重要基础。精神文明、上层建设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小私有制只能产生小私有、小生产观念及极其狭隘的小生产者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唯利是图的观念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才能产生大公无私、分工合作、高度组织纪律性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情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兴旺发达的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生产关系的基础，也为它们的丰富、提高、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国有经济生产关系先进，产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上层建筑不断发展，激励人们的斗志，提高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知识和智力，抵制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腐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破坏与侵蚀，抵制和防止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维护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统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我们国家占主体地位，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构成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事实上它也的确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力基础。我国国有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管理比较严格科学，它占领、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领军者。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生产力和实力，它才能对国民经济起控制和引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批拥有巨大实力、巨大创造力和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实体来带动、引领，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发展不起来的。我国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地位，给它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它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忽视其他中小企业的发展。大总是由小转化而来的，而且大小是相对的，小企业往往有很大的创造性。但由小变大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国有经济的优势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取代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从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从“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和踏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下，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增多，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巩固壮大，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降低，但国有企业依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承担着保障国有经济最重要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供应的重大任务。国家建设所有重大项目是它们完成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多数关键产品是它们提供的，重大科研项目和高科技工程是它们进行的。国有经济平均每年开发新产品上千种、高水平成套设备和重大创新课题上百种，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新型劳动手段、装备和原材料，武装国民经济多部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国有经济是我国所有经济中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能力最雄厚的经济，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基地、核心和主导力量。我国载人飞船升空、动车机组研制建设、高寒地区青藏铁路的建设、计算机芯片设计技术、“银河麒麟”计算机服务器操作系统基础软件以及中高端数控中心质量的突破，都是国有经济或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组织力量完成的。一些重大工程设施技术要求高、投资大，像投资1800多亿元的长江三峡工程、投资300多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大飞机工程、长途光缆工程等，都是国有经济发挥骨干支柱作用完成的。
国有经济在物质技术基础上和生产关系上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导向能力，即能够控制和引导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并发展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权利，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具有控制和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能力，才能引导国民经济按照广大人民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方向发展，一旦偏离，才有能力进行调整纠正。
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保障和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要依靠多种手段，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国有经济是一个主要经济力量，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包括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投资、重要建设和重大技术改造、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措施、国民经济基本供求关系和比例的协调平衡、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市场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保障和防范、国家财政收支的增长和基本平衡，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国有经济的调节作用；越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领域和环节，国有经济的这种调节作用越重要。国有经济如果没有控制力，不具备宏观调节的能力，国家的宏观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将处于缺少灵魂主干、混乱无序的状态，重大发展战略就无法实施，一旦有事就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和救治。如果那样，国民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快速全面进步更做不到。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表现在它的实力和支配能力上。生产资料的分配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及其地位的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及其运行情况，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趋势、质量及其调控国民经济的能力是成正比的。国有生产资料占优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居支配地位，国有经济才能有控制力，才有可能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不控制经济命脉，不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缺乏调控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手段，没有足够的实力，就谈不到控制力，主导作用也将名存实亡。
正因为国有经济具有这样的实力和控制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欣欣向荣的发展。削弱国有经济，降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就是削弱和降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是不可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三、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吗
有人说，“国有经济效率低下”。这是违背事实的。
国有企业效率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即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二是国有企业延伸效率，即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和支柱在全社会所起作用的宏观投入产出比。从建国以来60多年的实践看，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国有经济的效率都是很高的，一点都不低。请看下表：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按百元投入产出的工业总产值计算，国有企业“一五”期间的效率为1:4(1为总投入，4为工业总产值。均按可比价格计算)，“二五”期间为1：2，“三五”期间为1:2.6，“四五”期间为1:2.3，1998-2009年间为1:3.3―3.5，都远高于非公有制企业(1:2左右)，也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1:1.5-2.0左右)。我国第二产业生产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品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4231亿元，30年中增长了29.8倍，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从1978年的4231亿元再增长到2010年的146183亿元，增长了21.9倍。而国有第二产业投资除前几个五年计划是由国家投资外，1978年以后主要是由企业自筹或用贷款投的，贷款要由企业还。而过去国家对国有企业投资相当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自己创造的，因为国有企业的产值利税率高达20％-32％。国有企业上交的利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三产业和建筑业也是这样的情况。
除物质产品外，国有企业还每年为国家创造了至少上千项重大科研成果。它为全社会培养了上亿技术工人、几千万工程技术人员、几百万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的领导人员。这是我国的关键生产力，至今仍在各条战线上起着骨干作用。1978年后进入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许多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和领导人员，也都是由国有企业培养的。国有企业的先进管理、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企业之间诚信合作的关系和精神文明，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巨大优越性，更成为整个社会的表率，对弘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了旗帜作用。国有企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神、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苦干加巧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孟泰、王进喜、郝建秀等老英雄们，大庆油田、鞍钢、攀钢等国有企业的艰苦创业精神、奉献精神、勇于攀登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使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沿着他们的步伐前进。精神变物质，物质不能代替精神。这也是“效率”。这方面的“效率”是无法以数字表示的。
国有经济的延伸效率表现为通过掌握经济命脉，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实施重大发展战略；为国民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关键产品，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重大工程和高科技项目，推动社会技术进步；改善产业布局，实现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为社会培育和输运人才，支持社会智力发展，等等。国有经济在这些方面的效率也相当高。请看下表：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27页；《国际统计年鉴(2008)》第54页。
①-④为1979-2005、1985-2005、1990-2005、1998-2005年平均数，⑤为1990年数，⑥为2000年数。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为粮食产量增长倍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有经济产出率要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要比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高50％-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
国有经济效率之所以高，主要由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为基础，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经济命脉；能够从全局出发，实施发展战略，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建设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关键工程，攻克关键科学技术，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基础性作用。这些方面的效率是宏观的、全面的、根本性的，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多年延伸受益。这种效率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是具有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优越性的最重要的表现和特点。国有经济具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才有这样的表现和特点；主导地位和作用削弱，这样的表现和特点就会被削弱；主导地位和作用消失，效率就会消失，以至走向反面，变成负效率。
当然，国有经济在发展中也有些失误，如建设“小三线”、搞“山散洞”，就有很大盲目性，造成严重损失。有的项目仓促上马，效果不好。管理体制也有弊病。但看问题应从全局看、辩证地看。从全局看，从总体上观察，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社会面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关键产品和技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最重要的需要。贡献巨大，其贡献和作用任何经济成份都不可取代。我国的工业基础、科技进步基础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是国有经济打下的。没有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至今仍在享用这一伟大历史成果。这是中国人民60多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国有经济上亿劳动者辛勤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我们要珍惜这些劳动成果，正确总结分析这些劳动成果，并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劳动成果，使之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效率。在一个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国家进行那么宏伟的建设，缺乏经验，还受到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贸易封锁，有一些错误和失误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低效率转化为高效率。跌倒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总结教训再发展，使国有经济力量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一天天发展壮大。
有人说：国有企业“普遍亏损”。这也不符合事实。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有企业产值利税率一直高于20％，固定资产利税率接近30％。国有企业实现的利税额，1988年前每年高于1000亿元，1988年后每年高于2000亿元，2000年后每年高于5000亿元，2003年后每年高于8000亿元，2010年达到2.47万亿元，仅上交税金就达1.4万亿元。近10年国有企业实现净利润以年平均14.2％的速度增长。2010年国有企业实现的利税相当于1978年全国国有总资产的4.5倍、净资产的6.7倍。怎么能说是“普遍亏损”呢?不错，国有企业在199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出现反常的大面积亏损，亏损面一下子达到33％-46％。不是国有企业一下子变差了，而是宏观政策调整造成的。在对企业未拨足资本金的情况下，实行“拨改贷”，使企业利润转化为支付利息，利息率高于利润率，使企业陷入亏损。实行利改税，而税负不平等，在1985年以后的20多年中，国有企业的税负比非公有制经济高出5-10倍，就等于国有企业替非公有制企业交税，增加了成本，形成亏损。后来税负平等，才扭转了国有企业不堪重负的状况。1998年国有企业净利润213亿元，盈利面为31.3％；2007年净利润上升为1.7万亿元，盈利面达到56.5％，工业增加值率为33.4％，总资产贡献率为13.7％，都相当好。近几年又有了新发展。
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地鼓励、支持和促进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了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适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能够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大就业，扩大税收来源，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些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对生产力的总贡献达到2／3，吸收就业人口超过7000多万人，上交税收以年平均40％的速度增长，上交税收占全国的一半。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作了很大贡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生产力发展将长期起重大作用。这一点不可丝毫轻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也必须看到，私有经济有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吸收就业人口、增加劳动者收入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剥削、将劳动收入限制在劳动力价值的范围的一面，有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客观存在，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不少私有企业中，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差、劳动报酬却通常低于劳动力价值、只顾使用、不给培养、粗暴管理、稍为不慎就被训斥、罚款、扣工资、流动性强、容易被辞退等现象，严重存在。2009年，全国私营企业平均劳动时间比国有企业高10％以上，而平均工资比国有企业低45％，比集体企业低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1.6％；农民工工资更低，比国有企业低45.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1.9％-50％。一些私营企业平时不发工资，只发少量基本生活费，年底才发工资，欠薪、不发薪成为常事，更有甚者，工人讨薪，不仅不给，还被殴打、拘禁。请看近10年我国私营企业劳动者收入与私营企业主收入的不同增长情况。
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获得总利润5053.7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获得利润285.4万元，每个企业主得到142.7万元。而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1.9万元。每一个企业的纯收入是劳动者的144倍，每一个私营企业主的纯收入是每一个劳动者的72.1倍。事实上私营企业主实际纯收入高于劳动者的倍数远不止此，因为一部分私营企业利润是瞒报的，少数也有虚报者；另外，私营企业家的不少开支都打入成本了，他们自定的“工资”也打入成本。这些都属于资本收入。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率高于100％(145.9％)。加上税金部分更高。税金表现为私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注：①私营企业主的资产指拥有的生产资料总额，不计家庭资产；劳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计家庭资产。
这些年来，私营企业主每年的纯收入都比劳动者高70多倍，一般为80倍，高时达到98倍。1988年规模在41-60人私营企业雇主的收人为雇工的57.5倍，60人以上的企业雇主收入为雇工收入的65.9倍。利润转化为积累和投资，使私营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量不断扩大。私营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从1998年的1486.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53304.9亿元，10年内增长了34.8倍，每一个私营企业主拥有的资产从697万元增长到1505.1万元，增长了1.1倍，成为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新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基础。
私营企业的利润来之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1998年，每一个劳动者为企业创造利润4182元，当年私营工业企业有从业人员160.8万人，所以创造和提供了67.2亿元的总利润。每个劳动者一年创造的利润从1998年的4182元，提高到2007年的22432元，在私营工业企业劳动的总人数从160.8万人增加到2252.9万人(增加了12.9倍)，所以总利润也从67.2亿元增加到5053.7亿元。每一个劳动者创造的利润不断扩大，私营企业雇佣的劳动量不断扩大，利润转化为资本的部分不断扩大(10年中增长了34.8倍)，而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却增长甚微(3.3倍)，这就是私营企业利润不断扩大(74.4倍)，而资本与劳动收入不断扩大的原因(由69倍上升到72.1倍。加上资产，实际上是劳动者的843倍)。
在1998-2007年中，私营企业劳动者的名义工资虽然提高了3.3倍，但劳动者所得到的部分在他所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比重却下降了：由1998年的51.8％(4500元8682元，未计税金)下降为2007年的46.5％(19512元／41944元)。下降部分，是资本额外占有的部分。这里并未计算超时劳动对于劳动者收入的侵占以及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加上这些因素，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差距更大。
私营经济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追求利润的本性和生产的盲目性、短视行为，造成低水平重复投资和比例失调，形成的生产能力落后、低下、过剩，耗费了大量物力，并不惜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导致大气污染和水土流失，对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据匡算，大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8％，资源过量1％耗占GDp的9％；加上比例失调造成的损失，要占到私营经济对生产力总贡献的1／3。这种损失要用更多的投入才能弥补，一年半年难以见效。至于追逐利润、盲目生产带来的比例失调，是私有经济的固疾，必将周而复始地以不同形式出现。
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分工、合作，发挥自己之所长，在市场经济中驰骋，与国有经济进行竞争，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但是它追求利润又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随着实力的壮大，它会争夺、占领、控制社会资源直至国民经济命脉，力图以平等竞争者的身份一步步地进入国民经济命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代之。国有经济命脉有的行业不赚钱，属于公共福利领域的，它不会也不愿进入；而凡赚大钱的，风险小的，不管是否会影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它一定要进入、占领、控制。有些人早就主张私有经济进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将国有企业压缩到20％以下，给私有经济让位。有些人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主体，应“承认现实，修改宪法，取公有制为主体而代之”。有的地方官员受到私有资本的收卖、拉拢、腐蚀，，权钱结合，大量贱卖国有企业，将巨额国有资产无偿低价转移到私营企业主手中，削弱国有经济；有的地方官员违背中央的方针，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而是只搞支持私有经济发展不动摇。这些做法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维护只能破坏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不能促进而只能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凡事都有两重性。我们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统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是主要的；又要看到它与公有制和生产力发展存在一定矛盾的一面；还要看到对立统一的矛盾可能向有利的方面或不利的方面转化。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统一的一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其矛盾的一面，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6
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消费又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经济增长反映了各国经济与上年相比增长的幅度及发展的速度，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实力。其中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占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中对其起主导拉动作用。
居民消费生产总值
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而消费又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经济增长反映了各国经济与上年相比增长的幅度及发展的速度，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实力。其中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占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中对其起主导拉动作用。
一、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概念
消费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一人用于消费品的总支出。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指居民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而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收入分配的平均化程度影响消费，但并不是全部因素，消费水平高低还受如利率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价格水平的变动也能影响消费，价格发生变动首先影响实际收入的改变，进而影响居民消费。
收入分配越平均，全国性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比较大，从而会使居民消费增大。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由于商品或劳务的产出而带来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来衡量。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趋势，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增长的成因分为短期原因和长期原因两种。短期原因是由于总需求的增加而导致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实现。消费是影响总需求变化最大的因素，很多原因都能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者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信心增加也会引起消费增加，投资也是引起消费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技术进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后会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增加。
要使总产出增加，长期内就必须提高经济的增长能力，而增长能力的提高包含增加资源的数量和提高资源的质量两方面的内容，增加资源数量主要是指增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增加，提高资源的质量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增加培训和教育、对全体居民做好健康保健工作等。
二、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等方式来提高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上升也可以直接或通过带动其他变量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这直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进而使居民消费增加。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一个稳定水平时，增加的国民收入即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加。快速增长的经济可以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也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质量。
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一定可以带来资源数量的增加和资源质量的提高，只有增加资源的数量和提高资源的质量，才能长期提高经济的增长能力，所以经济增长增加时，会对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使他们在增加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一切社会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消费，消费是生产的最终实现形式。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消费决定了企业生产的规模及发展方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消费是构成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直接作用表现为提高居民消费可以直接刺激经济增长。间接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来拉动其他变量发生变化，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拉动内需，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投资的扩张就等同于居民消费的扩张，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消费直接或间接的拉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过热增长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居民消费下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居民消费下降也不是特别大，这样消费既可以起到防止经济滑坡，又可以起到抑制经济增长过快的功能。
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终极目标就是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提高居民消费，只有做到提高居民消费和改善民生同步发展，经济发展才能持久。
三、增加居民消费的几点建议
要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必须加大居民消费的力度，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注意提高居民消费力度。建议如下：首先要增强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信心。随着近年来我国惠民政策的持续深入，使人们预期花费成倍增加，这会使人们把收入中本应消费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储蓄，引起消费意愿降低，很多的居民担忧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稳定，不愿过多的增加消费。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都能真切的意识到，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扶持下能老有所养。国家要注意避免各项改革措施生冲突和矛盾，要对一些相关改革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居民的当期消费的信心。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7
摘要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增大，人民币升值已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加快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进程，它有利有弊，但是利多于弊。正确的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衡量人民币升值的利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对策
近两年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速度加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及热钱冲击，较高的利率，这些都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些主要原因。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存在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系统过程，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合理的升值能让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一）人民币升值增强了人民币的支付能力。人民币支付能力的增强可以减轻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提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能力。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国企业必须果断实行“走出去”的战略，而要“走出去”，其中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并购国外企业。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企业在国外并购的时候会变得更富竞争力。人民币支付能力的提高能够降低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合理升值能够促进国民对国外优质产品的消费和购买，降低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的成本。此外，国民出国学习、培训和出国旅游探亲的机会也因此而受益。
（二）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于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短期内较大幅度的调整人民币汇率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风险，我们应该吸取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过早、过快的教训，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从根本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时机。
（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的升值，将导致流向出口部门即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金向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有利的方向调整，最终资本会转向投资国内市场，当货币升值后，资本就会寻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投资，使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改革，增加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从国内与国际上看，一国货币的升贬主要与其综合国力的兴衰密切关联。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强、经济形势好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以及改变他们对政府行动和经济运行的预期，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为人民币成为区域化、国际化货币创造有利条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发行收益。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出口将受到制约，从而减少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厂商的生产成本会相应地提高。在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出口的利润将下降。如果提高产品价格，根据产品需求理论，对于需求弹性大的产品来说，又将使产品需求量减少，降低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竞争力。
（二）国际热钱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会进入中国投机，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炒高中国楼市和股市，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而房产及股市价格大幅度上涨会吸引实体经济部分资金进入，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必将给银行和国家造成大量坏账，造成经济长期萧条。
（三）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一。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
（四）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会造成中国外贸企业丧失竞争力。由于中国企业出口商品附加值较低，实际利润率普遍在2%到5%之间，人民币骤然升值，将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影响。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措施
人民币持续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投资、竞争、消费进而对就业、金融风险将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必须采取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应对策略。
（一）坚持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引导汇率制度改革向经济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内需启动需要一定时间和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必须清醒认识到过于剧烈地汇率变动将有可能导致大批外向型企业破产和大量工人失业。同时，人民币升值和中国汇率政策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接受的阵痛。我们应选择有利的时机，彻底地进行人民汇率制度的改革。
（二）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为主的主导战略，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内需主导并不排斥适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需，内需主导并不是支持一时过度的投资增长。内需主导是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总体而言，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趋势，是基于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大国战略安排，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必然。因此，确立内需主导战略，构筑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我国经济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
（三）对于外贸企业：采取措施化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中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凭借其低价优势，人民币升值无疑削弱了低价优势，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应对人民币升值，企业应该加强技术创新，改善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仍然是一个较为困难的过程，需要企业付出努力。
（四）是制定相关措施和预案，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要严格控制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防范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同时特别注意具有系统冲击性的美国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货币战争打响了吗.国际商务财会.2010.11.
[2]应惟伟.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经济转型：哪个才是最紧迫的问题？.财会学习.2010（04）.
[3]王保东.谨防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市场风险.中国证券报.2008.4.18.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47-02
一种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显示该种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得出的历史结论，而且是正确政治观的必然要求。列宁认为，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但需要过去长期积累的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经验，而且更需要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党正是按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虽然经历过曲折与反复，经历过坎坷与挫折，但至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
一、必须牢牢树立“没有经济就没有一切”的政治资本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的社会。如果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实现共产主义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不放松，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的物质产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做好物质准备。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但是，这个正确的观点除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落实了之外，在他领导我党的其他时间里，不仅将之束之高阁，反而打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旗帜，为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力挽狂澜，使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统一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的思想认识。从此，我党树立了“没有经济就没有一切”的政治资本观，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纪元。改革开放37年来，我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从1979年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
二、必须牢牢树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观，始终坚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3]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它必须占主体地位。如果公有制经济不处于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理论来源和经济基础，就不能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我们应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重蹈“”的覆辙，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必须牢牢树立“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公平观，始终坚持共同富裕不动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这就明确地宣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九十多年来，我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我党从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到领导人民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到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到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不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不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幸福生活。
四、必须牢牢树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动力观，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动摇
邓小平把改革称作我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并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当然，改革与第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相比，在内容、方式、方法上都不一样，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改革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改革的社会”[5]，“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4]。经过改革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市场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五、必须牢牢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和创造热情，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本质的依靠力量。
坚持群众路线，首先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多办实事、多解难题、多做好事，要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把握民心，千方百计解决群众之需，想方设法帮助群众之困，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其次，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六、必须牢牢树立“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党建观，始终坚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不动摇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的这一精辟论述告诉我们，党要真正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与能力非常关键。诚如邓小平所说：“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6]因此，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党正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面临着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比较突出的作风问题。“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的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3]
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要发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根植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着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凝聚中华儿女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执掌“中华号”巨轮乘风破浪、顺利前行，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4，526.
[3]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4，157.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3，67.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9
2010年10月28日，新华社受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说明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草案）》（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三方面的任务：一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要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二是推进文化创新。要适应群众文化需求新变化新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三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的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但随着现代经济与文化因素的融合，文化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明显。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权益。同时，要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二、理论分析
1.经济生活角度
（1）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对象，生产决定消费方式，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市场合理配置资源需要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这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积极引导，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4）推动文化创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政治生活角度
（1）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制定《建议》，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
（2）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建议》起草和提出的过程中，广泛征求党内同志和十七大代表的意见，听取各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3）《建议》提出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发展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权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我国政府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政府有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权益。
（5）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3.文化生活角度
（1）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政治有反作用。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振兴有利于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3）文化对人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振兴文化产业，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文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文化创新，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既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又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4.生活与哲学角度
（1）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推动全社会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有利于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正确而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10
关键词:消费;投资;出口;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4-02
我们仍然记忆犹新,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可谓惊心动魄,它把全球经济带入衰退之中。那么,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无疑受到了巨大冲击。从表面上看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陶醉于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陶醉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这一发展模式是如此的脆弱。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中国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两头不受我们控制,导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大量顺差形成流动性过剩,干扰中国经济正常发展;大量资本对外金融投资,资金安全受到威胁。
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在于我们长期以来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
面对冲击,我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使得我国经济很快地走出了低谷。但是,我们应该清楚,2009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大规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即以不断增加投资和鼓励出口来促进GDp的增长。选择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符合当时的国情。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握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必须施行“高积累、低消费和高投资”政策。粗放型发展方式虽然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起飞”,使几亿人口脱贫,使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走向经济大国,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主要表现在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上。内外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1.外部失衡。主要指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形成的高额国际贸易顺差和高额国际收支盈余,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或者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指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三驾马车”之中任一个出现问题,短期来看会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长期来说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进程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三驾马车拉着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奇迹”。按理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应该越来越高的,但事实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一直呈上升趋势)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有数据显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即消费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8年的48.6%,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下降到35%左右;而储蓄率从2000年的37.6%,上升到2008年的51.3%。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达78%―79%。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我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必须实行低消费、高储蓄,以便进行高投资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这还可以理解。那么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要转型,增长方式要转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这个关键时刻,扩大国内的居民消费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增长至关重要。但由于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始终呈现下降的趋势,所以投资和出口就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投资又导致高产出,而我国居民又低消费,所以导致产能过剩,因此,企业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的40%。这种情况在风平浪静的年份还能维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国际市场上稍微有风吹草动的情况,那中国经济跟着就会出现问题。2008年最先爆发在美国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就使我国外部需求放缓、减弱,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中国有数百万人失业、数千家工厂关闭,中国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不仅如此,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还遭到了别的国家的强烈指责,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热钱大量流入等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都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干扰。
2.内部失衡。有效需求中消费不足(指居民的消费不足),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竞争日趋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使外部需求难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长期的动力,所以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因此,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主要靠扩大内需,内需应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特殊历史时期为防止经济非正常减速而采取的政府强制行为,不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投资具有“名为当期为消费需求,实际上为下期产出即供给”的两重性。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求失衡,从而又会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就不能实现良性循环。虽然投资的增加可以增加当期的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大才能真正地拉动投资需求的活跃,才能为投资需求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空间。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但是在我国,由于居民消费多少年来始终不旺,居民的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所以政府投资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经济繁荣时期的“助燃剂”和经济衰退时期的“兴奋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
其实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就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来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但由于过去的3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强势的投资加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即使中央政府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居民消费率依然没有增加。
所以,政府虽想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但却因找不到启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根本,而只能很无奈地把经济颓势的扭转寄托于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及其产生的拉动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的一架出口,因为遇到金融危机而锐减。而其余两架中的一架消费本来就低,因为居民消费一直都是不高的。剩下的一架就是投资,只能再次选择投资。所以,依靠这样的一种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长方式,其实是一种急救的方法,不能作为长远之策。
那么,解决我国目前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2010年“两会”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这表明,在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面对着又一个重要“门槛”,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正是由于我国一直是以低水平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始终居高不下,而且大部分投资的技术含量不高。出口的产品也基本上都是对生态和环境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和污染较重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当前我国经济增长GDp虽然高,但增长效率比较低,能源、资源消耗都比较大。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进,我国经济受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所以,不论是为了防范国际能源价格风险,还是从资源约束和环境的承载压力上来说,投资需求大幅度提高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目前,以高效、低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正成为全球热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以高效能、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能源、产业、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大势已定。
而目前我国的现实是,我们正处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伴随着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碳经济发展阶段。所以,面对西方国家竭力倡导的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又处于不利地位。可以预见,在今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会打着发展低碳经济的旗号,通过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高碳产品征收的关税将呈增加之势。国外有的媒体表示,一场低碳经济的争夺战正悄悄逼近中国,中国将再次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