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
关键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收购
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加深，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资料，中国于2001年吸收外资446亿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第六大投资吸引国。按照跨国公司对投资企业拥有股权比例的不同，可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形式分为四种：1.同投资所在国成立合资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共担亏损和风险。2.在东道国成立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是指投入企业的资本完全由一国的投资者提供，投资者对投资企业的股权拥有的比例在95%以上的企业。3.收买并拥有外国企业的股份并达到一定比例。按照imF的定义，凡拥有25%投票权的股东，即可视为直接控制。美国规定，凡拥有外国企业的股权10%以上者，均属于对外直接投资。4.投资者利润的再投资。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主要是与中方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如世界闻名的汽车巨头丰田、通用、大众，通讯业的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用品和洗涤用品行业的宝洁、高露洁等跨国公司均在华设立合资公司。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独资或收购我国企业股份这两种形式，特别是收购我国上市企业的股份。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的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调整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的立场，对外商在华的投资领域、投资形式、投资比例、投资规模、经营范围等设置了许多政策壁垒。为适应当时的情况，跨国公司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政策，将一个企业按照功能或生产程序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在不同的地区设立多个合资企业。结果，跨国公司在华的各个企业在功能或产品上往往无实质性的差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其在华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也影响了全球或区域性财务的统筹安排。而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功能、管理上的有机联系，对跨国公司实施总体经营战略、统一管理、共享资源造成困难。譬如，松下国际集团曾采用日本制造业辉煌时普遍采用的“事业部制”，在中国拥有50家企业。这50家企业都是独立法人企业，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各自为政，这50家工厂的经营只能通过电话向日本的事业部请示，松下（中国）的统筹管理作用微乎其微。而还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互为对手，互相竞争，造成渠道重复、品牌冲突和高昂的投入。再如德国大众在中国成立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两家合资公司。这一“以中治中”的模式曾是中国汽车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但现在，德国大众开始为自己“一女嫁二夫”的战略带来的麻烦困扰。一来这两家中方合资公司同时又是别的外资企业的核心合作伙伴（上汽与通用合作，一汽与丰田合作），在资源上总会有所倾斜；二是大众汽车车型冲突和品牌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跨国公司正在对中国业务进行战略调整，以期整合资源，凸现品牌，争取企业的控制权，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和研发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成本。在此过程中，松下、西门子、宝洁等跨国公司直接将原来设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以便更好地协调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进行战略调整，是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形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二、跨国公司通过收购股份可以快速占有市场，取得规模经济，实现战略扩张
随着我国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并购正成为我国wto后的主要经济热点。wto后，大量跨国公司争相进入我国，收购国内各行业的优势企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的重要战略行动。我国加入wto后，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中所占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公司将会选择收购国内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向我国转移具有区位优势的生产环节，实现强强并购。据悉，索尼以超过亿元的人民币，1800万美元的溢价收购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67%的股份，成为索贝的控股股东，其原因在于：一是索贝10年来在多媒体技术上的开发力量；二是索贝已建立起全国营销和服务体系。由于索尼在中国目前只拥有单机销售网，而索贝形成的是系统集成。因此，索尼要实现本土化战略，还必须在销售系统上进行变革。事实上，像索尼这样的境外资本通过向国内企业购买部分股权且实现控股来进行投资的，近来在家电业、零售业、制造业等均有突出案例，如联合利华收购和路雪、中华等国内名牌，伊莱克斯收购东宝，东洋电机收购中意的空调生产线等。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拥有垄断性经济资源，加上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现象相当普遍，相当多行业的进入壁垒仍较高。跨国公司收购这类公司，不仅可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可以为跨国公司打破行业壁垒。另一方面，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处于所属行业的前列甚至龙头地位，经营管理和生产设备等各项经济指标位列行业前茅。他们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致力于熟悉国内市场，重视内部经营管理，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和营销网络，以及知名本土品牌等核心资产。这些公司正为跨国公司所青睐，在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收购这样的公司，技术转移和管理磨合的成本较低，能够实现并购的战略目的。
三、中国市场孕育的机会和中国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快速增长的经济实体。近几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的影响，加上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北美、日本和欧洲经济疲软，增长乏力。但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7%，2003年中国第一季度GDp实现9.9%的增长，第二季度虽有SaRS的影响，但GDp增长也达到6.7%.据多家权威机构估计，中国2003年全年可实现8%左右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回暖的动力，吸引了无数跨国公司的眼光并使得众多的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而中国于2001年年底加入wto以后，将按照协议的承诺，在“入世”后35年的时间内逐步开放非国家经济命脉性质领域的合资壁垒。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打破在中国的“合资瓶颈”的机会来了。因此，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成立独资企业的形式。
四、强化管理，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也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原因
一般说来，跨国公司通过与中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可以与东道国政府、顾客、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有利于当地业务的发展。其次中方公司通常对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经济政治体制及经营环境十分熟悉，有利于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当地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减少判断偏差和决策失误。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合资公司、中方公司拥有各自的立场，而且由于文化、管理、社会传统、价值观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跨国公司通常很难通过成立合资企业来协调并实现它的全球战略。例如有一家叫星海货运码头公司的中泰合资企业，一次公司出现失火，中方经理离开办公室赶去抢险，回来后反而遭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的泰方经理的责备。泰方经理认为他去灭火，不仅不能起多大作用，反而是一种人才的使用不当和浪费。可以想象，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摩擦和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建立独资企业的投资形式，以期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全球战略，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
五、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跨国公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技术的竞争，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大都是专有技术，因此，如何控制和对技术保密就成为跨国公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总结以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越是要对企业控股，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跨国公司越是要采取独资形式。跨国公司在中国采用的技术主要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通常来讲，在独资企业和外方控股的合营企业中，跨过公司转让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国内领先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的技术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控股的合营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大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的技术，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多选择独资企业的原因之一。2001年外商投资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占60%以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2002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进一步上升到65%以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直接投资的形式篇2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直接投资的特征;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环境;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投资者单独或者是共同出资，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扩展或收购企业以进行生产或经营，且拥有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
二战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投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最突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特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投资者对企业所拥有的股份权与其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权是符合的，其持股权与其控制权成正比关系。如果一个企业是由一个投资者单独出资创立的，则该企业的所有权都由此出资者所持有，并且此出资者持有该企业的所有管理控制权;如果创立的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资者共同出资创立的，那么对该企业管理控制权的划分按照出资额的多少来确定。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股权结构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取得有效的管理控制权所需要的股份比例也是有所不同的。
2.目前国际上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所需要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国际货币资金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中曾指出，在被投资的企业中拥有25%或更多的股权，可以作为控制经营管理权的合理标准。许多国家的法律或有关的法规也规定了构成直接投资所需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以区别于不同形式的投资，但是各国的具体解释和标准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日本外汇管理法中所指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对境外企业进行的10%以上所有权投资、对该企业提供的贷款或出资虽不满10%，但同时通过非股权的形式与该企业保持长期持续的关系。
3.国际直接投资与以证券为媒介的国际间接投资有着根本的不同。直接投资是一种经营性投资，无论哪一个行业被投资者投资，取得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一直都被确定为前提条件;而国际间接投资是以取得一定利润为目的的获得境外有价证券的行为，一般不存在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取得问题。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所有权。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
1.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全球发展战略，取得最佳经营效果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发展战略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的一种经营战略，全球战略动机是国际投资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体现。
2.为境外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和林业水产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对外投资，以取得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一直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要开发自然资源只能在存在着自然资源的地方进行投资。
3.企业为利用境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降低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维护或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行投资。从企业经营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类投资大多出于企业防御性竞争的需要，因此，它不属于进攻性的投资动机。在国际化管理中，劳动力的移动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而土地则是不会移动的，于是投资者要利用外国国家这方面的廉价资源，就必须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直接利用低成本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动机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之中。
三、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指能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各种外部情况和条件的综合体。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外国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各种不同类别和程度的风险中，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影响投资安全的风险。因此，境外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和分析首先从一般的政治风险开始，然后扩展至可能影响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各种外在条件。投资环境既包括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方面、文化方面、自然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产生影响。
四、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项事业，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优势，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他各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引进其他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商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
1.直接利用外资，是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的外资，其具体形式有：（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外商独资企业;（4）中外合作开发。
2.间接利用外资，主要是指利用境外贷款和国际证券融资，其具体形式有：（1）商业银行贷款;（2）国际证券融资，包括企业境外上市和国际债券融资。
3.灵活利用外资，是在合同的基础上中外双方就一项共同进行生产或服务的事业所做的合理安排，具体的形式有：（1）补偿贸易;（2）对外加工装配，包括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
参考文献：
[1]王昆成，朱建华.国际直接投资理思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11）.
[2]董梁.对西方投资实践的认识及中国投资策略的选择[J].当代财经，2002（05）.
直接投资的形式篇3
面对蓬勃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势，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加强引导，但是，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立法工作仍明显滞后，存在的缺陷亦日趋显现，既不利于规范投资活动，也不利于防范投资风险，投资管理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更难以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新形势下迫切需要以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为契机来推动我国对外投资活动的繁荣并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现状扫描
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的调整对外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有机体。我国对外投资立法是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79年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先后制定了大量有关涉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并与外国签订了有关投资的双边协议和多边国际条约。为全面把握和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状况，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扫描。
(一)对外投资立法体系的层次结构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采取统一的立法形式，而是由各种专项立法及相关的单行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相互联系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即包括纵向层次和横向联系的各项专门法规规章。
从纵向结构看，根据法律效力层次的高低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性规范、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宪法性规范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层次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成为指导我国一切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最高法律依据；部门规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层次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境外投资企业管理、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外汇管理、海关管理以及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等，如商务部于2009年3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第三层次立法，由国家各相关部委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并，内容非常宽泛，包括境外投资业务管理、财政支持、金融支持、外汇管理、通关商检、国别产业导向、境外权益保障等多方面，如国家外汇局于1993年的《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
从横向结构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体系主要分为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外汇监管制度、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境外投资优惠措施、境外投资税收制度、对外投资促进和服务制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关于用国有资产实物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等。
以上法律体系的层次结构属于国内立法的范畴，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及加入的国际条约，也是我国对外投资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双边协议而言，截至2009年底，我国已经与美、德、法、意、英等127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90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的公约》(即《华盛顿公约》iCSiD)、《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即《汉城公约》miGa)，并作为wto的成员方，遵守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相关协议安排。这些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依据。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模式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依托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的各不相同，世界各国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模式并不统一，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
一是制定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典，作为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来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此种模式以美国为典型，其对外投资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对外援助法》及其多次修订案和1970年的《岁人法》之中，其中《对外援助法》即处于对外投资基本法的地位，除主要对对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规定以外，还间接性的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调整。
二是没有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典，而是制定一个或几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专门法律，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群，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来调整对外投资关系。此种模式以韩国为典型，它采取了制定单行立法的方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对外投资监管、保险、金融和税收等多方面的立法。
从内容上看，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现状接近第二种模式，即在没有统一对外直接投资法典的情况下，依据一些单行的立法及相关法规规章来调整对外投资关系。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存在的问题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引导和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保护企业的投资利益以及对境外投资进行必要的管理。从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方面仍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有制度的因素，亦有立法本身的缺陷。
(一)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缺少基石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应该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为基石，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配套性规范。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现有用以规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只有几部部门规章，重点也只涉及审批、税收、外汇、国有资产等方面。此外，大量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这些文件一般由一个或几个部委制定，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发改委、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存在多头管理或管理空白的弊端，缺乏权威性和透明度。主要依据这些尚不成熟、临时性、应急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来调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环境下，面对纷至沓来的立法需求，结果是章法无存、疲于应付和问题迭出。
(二)立法严重滞后且多领域
空白
从世界重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可以看出，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_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税收优惠制度、融资支持和信息服务与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系统的立法支持，诸如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促进体系也是相当有力度的。而与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则显得较为落后，既没有出台一部针对对外投资促进的基本法律，更没有包括税收、信贷、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性法律法规。例如对外投资保证立法已是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法制的主要内容，而我国尚停留在学者的立法构思层次上，没有纳人立法者的议事日程。对外投资审核立法、境外融资立法、对外投资援助立法以及有关税收法、境外银行金融法等都亟须出台。
(三)结构松散且协调性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主体支撑的，内容宽泛并“法”出多门，由于没有系统及时的清理，要想将这些散见于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汇总分类，是一件非常繁杂的工作，因此，至今尚没有权威的总结。相关部门往往在急需时，把尚不成熟的临时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制成条文，这些文件没有明确的目标，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结构松散，不成体系。
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也缺乏协调。从数量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占明显优势。从效力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优先。从内容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有多方面的不一致，例如有关“投资者”的规定，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内立法规定的过于狭窄，限于经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和对外合作经营权的组织，而在我国签订的某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已将投资主体扩大为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或我国公民；又如有关代位权的规定，我国国内立法根本不存在行使国际法意义上的代位权主体，因此使得国际立法所规定的权利无法在国内立法中得到落实。然而，要行使国际投资法对一国对外投资的有效保护，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必须有力配合，相互照应，具备良好的协调性。
(四)与市场经济不符的诸多瑕疵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很多规范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在摸索中制定的，因此，出现了不少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符合的瑕疵。例如，上文提及的境外投资主体规定过窄的问题，现有的规定不仅与我国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不符，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成为我国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情况不符，许多非法人经济组织包括合伙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
又如，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监管的基点仍然依附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模式，缺乏活力和相对独立性，监管的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商务部负责我国对外投资业务的统一协调管理，但目前对外投资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主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承担起出资人的角色，负责对对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体(总公司或集团)进行管理。二是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监管领域存在漏洞：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健全，民营企业自身的企业制度建设以及诚信度仍有不少问题，因此对其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放任自流，需要搭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应的监管体系，既可以鼓励民营企业正常的境外投资，又能有效防止其成为资本非法外流的一个通道。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完善路径
从国内需求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完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建设在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投资业呈现出强大的自由化态势，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是以保障国际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输出国，我国必须在立法上保持与国际投资法制相一致的变化趋势，需要一个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当前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全面的、先进的、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体系，还应积极参与到国际投资立法活动中，通过缔结双边或区域性的国际投资条约，尽量使国际投资立法对我国投资者更为有利。
因此，适应国际国内投资新形势下的发展，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诸多缺陷，当时而立法，适时而修法，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完善刻不容缓的问题。当然，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体系的建立是由一国经济生活条件、法律文化传统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实践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必须立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有自己的特点。
就立法模式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应该由基本法和若干单行法及其他配套法规组成。基本法可定名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其他单行法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对外直接投资外汇法》、《对外直接投资银行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法》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应当从宏观上把握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作的开展作出导向性的规定，其他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对外直接投资法》的原则和规定。
就立法层级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法应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其他单行法可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即既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也可由国务院制定；除此之外的配套法规可以以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现，即可由有立法权限的国家部委制定或有立法权限的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如此设定的立法层级，一方面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冲突，可以保障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内的协调；另一方面，在维持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法律制度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适时颁布和修订行政规章的方式，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高度一致，体现对外投资立法活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直接投资的形式篇4
关键词：中小企业专业市场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小企业“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由行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在国外设立商品销售专业市场，然后中小企业以专业市场为中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设立营销机构或投资建厂。“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体现在：
（一）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调研不充分，且企业自身对信息获取和信息加工的能力不强，导致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不熟悉，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法律法规等信息缺乏深入的了解。“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则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专业市场先行，成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有利于企业对目标市场进行准确的分析预测，并对投资东道国的各方面情况做充分的调研。中小企业可以依托专业市场开展循序渐进的投资，先利用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打开产品的销售市场，再投资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东道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还可以投资建厂，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就地生产产品，绕过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二）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类型，在国绕专业市场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将大大降低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平均成本的降低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实现。集群内的单个企业可以分享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其他组织机构的产品，减少重复性的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投资效率；集群内企业之间地缘接近，联系紧密，互通有无，有利于技术的迅速扩散，使得每一个企业都能及时更新设备、采用新工艺，调整要素投入组合，普遍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出量；产业集群还能吸引区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经济资源向产业集群集中，降低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成本。
（三）有利于获取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和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特别需要政策的扶持。与单个中小企业开展的投资比较，“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它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和行业的参与。“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东道国设立商品销售的专业市场，而专业市场的产业和区位选择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群，能实现本国过剩产能的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于这一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将为中小企业围绕海外专业市场的直接投资提供扶持，并与东道国就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等展开谈判。
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投资的机理
（一）海外专业市场形成集聚效应
专业市场相对于零售市场而言，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某一种类或多类商品经常、公开、规范的批发交易。作为现代商贸流通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市场将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有机衔接在一起。专业市场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联系中小企业集群的主要纽带之一。中小企业依靠专业市场来销售产品，并随着专业市场流通网络的扩展而扩展。因此，“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在海外设立专业市场，将专业市场的流通网络扩展到海外，并在当地形成集聚效应，为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开展投资
中小企业最初依托专业市场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作用出口产品，专业市场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过渡性的支持。中小企业在产品出口阶段对东道国的市场情况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第二步是设立自己的营销机构。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企业营销机构是专业市场的延伸。企业仍依靠专业市场的影响力打开东道国的市场，营销机构的功能主要有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等。最后，企业开始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利用当地的资源生产产品，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的模式将成功地绕过出口贸易壁垒。其模式类似于国内专业市场与中小企业“前店后厂”的关系，通过专业市场的展示摊位接订单，在当地建设工厂直接供应产品。
（三）在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随着海外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围绕专业市场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中小企业已在国内形成了与专业市场相互联动的产业集群，而这个阶段就类似于将国内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复制”到投资东道国。当然，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将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搬到投资东道国，还有配套设施和配套政策等软硬件条件。例如，浙江省义乌市以小商品市场为依托，大力实施“贸工联动”战略，形成了“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如果将义乌市的“贸工联动”战略“复制”到国外，从而在投资东道国形成“小企业，大集群”，将有力地解决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走出去”问题。
（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将面临发展的“瓶颈”，亟需转型升级。例如，“低价”是义乌小商品的传统优势，而义乌市中小企业的产品出口不断遭受着人民币升值、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工资提高等问题的考验。中小企业围绕专业市场成功“走出去”，并在东道国取得产业集群的优势，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将促进义乌市中小企业的转型和义乌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市场先导模式下的投资区位与产业选择
（一）“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区位选择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投资东道国应具备比国内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技术差距较小，这样既有利于将我国的产业转移出去，又有利于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互利互惠。另外，还应将东道国与我国经贸关系是否密切考虑在内。经贸关系密切有利于在当地设立专业市场以及中小企业开展投资时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正处于中游的地位，不少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长和壮大已逐渐成为“边际产业”，企业在对外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符合“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主要有家电产业和纺织服装业。随着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出现“用工荒”，义乌一些纺织品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与柬埔寨、越南、印尼等国家对接来料加工贸易，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国内低四分之一左右。如果纺织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现投资建厂，将更好地利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三）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的组合选择
从以上分析的“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中可以发现，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不大可能具备全球的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于特定区位来说的比较优势。所以，需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组合起来，如果不能同时存在最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则需要进行衡量选择。“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求某产业的产品在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市场，或者是类似于东盟的一个区域市场，否则就失去了专业市场的依托；反之，在东道国具备了足够的市场条件，但该产业本身不具备投资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一）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海外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如果专业市场迅速衰弱，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因失去依托而失败。我们首先应总结海外专业市场建设的经验，实现海外专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1998年设立的巴西中华商城，虽然于2003年即被注销，但温州先后又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阿联酋、美国和蒙古等国建立了八个境外中国商城，由此带动上百家温州中小企业“走出去”。从巴西中华商城等案例中总结了一些海外专业市场操作性较好的模式，比如专业的建设投资由境外华人负责，有专门机构配合项目在国内招商，双方职责明确，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配合招商的企业还可以参股投资境外商城建设，以便在招商结束后继续提供有效的服务和管理。
（二）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仍需控制风险
虽然专业市场的存在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轻了风险，但是无法弥补中小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在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下，中小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合作。其次，在围绕专业市场进行投资时，中小企业缺乏对目标市场及竞争对手进行准确分析的能力，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而中小企业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缺少战略思维规划，往往选择急功近利的短视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走出去”面临多重风险。为了控制和分散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一方面应加强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和利用融资和保险等政策。
（三）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
“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的中小企业集群属于市场创造型的产业集群形成模式，专业市场为产业集群的形式提供了市场基础和信息条件。同时，它又属于混合形成模式，即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独依靠企业自发的行为很难在投资东道国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相关产业走出去；另一方面要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所需的配套条件。另外，还需将税务、工商、银行等配套设施及各种优惠政策也“复制”到产业集群中，为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因此，促进“市场先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四）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有正负两方面效应，如果对外投资没有注意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对于企业和国内经济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在于，缺乏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如果企业不能将投资收益转化为技术革新和产品研发，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生产能力和技术已转移到国外，东道国已建立起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重合产业；另一方面，企业还没有实现转型升级，只是将原本国内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其效果是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因此，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将对外投资与自身的转型升级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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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形式篇5
【关键词】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外资利用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经济一直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部分。但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过程中，长三角区域内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形式和科技的进步而得到改变。在长三角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也会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但是由于国外对中国投资的挤入效益推动资本扩张，因而尚未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显著的效果。
一、长三角经济和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优势和矛盾点
长三角经济作为国内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形成和增长的标准范本。在长三角区域内，国内外的企业高度密集，总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处于最强的开放前沿。自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商贸资本便大量地涌入长三角，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国内外资源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长三角原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约束性的瓶颈。在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有提升该区域内的生产技术，完善生产制度，才能解决产三角经济发展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问题。
外资就是国外资本在本地进行技术、行业、产品性的投资。外国商贸直接投资具有“一体性”，即外国商贸的直接投资并非只是资金流入国内的市场，还会将投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脉络带入本土的市场中，由此也会引发区域性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等）的重新分配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比如在深圳的电子产业园当中，当iBm入驻后，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对于计算机软件的研发、电脑市场的分配和各类零部件厂家的客户名单的调整等。因为长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本区域内的外国商贸资本较多，在为长三角经济增长带来贡献的同时，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区域内的国内资本供给由先前的短缺转变为过剩，生产的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并且国外的生产技术领先国内的水平，过多的国外资本的入驻只会排挤国内的企业，造成很多国内企业无法生存的现象，并不利于长三角经济的增长。
在长三角劳动力市场饱和的情况下，想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将增长的重心转移到国内的投资上，那么就要从外国商贸投资的技术、资本、就业等效应方面深入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国内的专家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外国商贸资本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提升生产的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研发效率。并且长三角属于两省一市的结构，当外国商贸资本挤入时，会明显提升区域内的制造技术，降低成本，更具创新性。所以可以借鉴其投资的优势，对国内的投资进行整改，让其更具系统化、技术化，为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二、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
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根据经济增长定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除需要增加投资外，还需要新产品（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人力资源的储备、金融的创新、对外开放的程度、外国资本及制度的变迁等方面。为分析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可行性，本文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是指投资要素以外的技术、人力等要素的统称）的特性，将长三角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资本增加、劳动力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前两个都属于资本的投资要素，这是固定的，能够变化的只有后期的创造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式
要实现长三角经济的增长，就需要改变现有的运转体制、生产技术、资本结构和劳动力的投入等，要想将这一过程变得更为科学合理，那么就需要采用适合的方式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科学合理性，本文采用的是索洛剩余法进行测量计算，索洛剩余法主要是通过道格拉斯研究的经济结构函数计算式估算企业产出的资本弹性（α）和劳动的弹性（β），再根据计算公式：算出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计算公式当中所表示的是某个时期的经济产出，而K和L则是表示那个时期入驻或者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以2000年的国内经济增长为标准，采用经济增长指数将理想数值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以此求出长三角的产出。通过结合当年所有的资金投入（包含国内和国外的资本投入）和劳动路的投入，和当年资本存量=前一年资本存量-前一年资本折旧+当年资本形成额度，折旧率统一为5%，那么新增加的资本的增长率就可以按照基年的资本存量（2000年）进行估算。
（二）测算结果分析
将周期内的（一般以十年为一个周期）长三角经济增长率计算出来后，就需要对投入数据、增长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以此获得本区域内的资本产出的弹性和劳动产出的弹性（增长和减小的范围）。纵观2000～2010年上海市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得出，长三角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特点，并且资本的撤出和入驻对经济增长和降低的变化幅度影响较大。由此可以说明，长三角区域内的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不一定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三）推导出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计算出目前长三角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但是在一个周期内的变化并不能说明该区域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变化规律。目前需要解决的就是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机制推导出来，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投资事项经济的增长。从全球经济增长角度而言，能够实现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有生产率、资本增加、劳动增加三个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就是要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充分利用投入要素，提高生产效率。
三、从实践角度分析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有不少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到长三角地带。因此，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从理论角度讲，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能够推动区域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引入等方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的要素生产率。除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之外，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形式还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贸易制度、资源等多种因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而言，贸易开发会促使生产结构朝着密集型和集约型的方向转变。此外，还可能形成开放性的竞争局面，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自主创新模式是利用了新产品的研发和质量的改善，直接影响生产结构。从制度上讲，长三角的地方政府也比较趋向于对GDp进行干预，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式偏于粗放。在长三角地区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把自主创新能力与贸易依赖程度视作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诠释变量，并建立计量模型实施研究。
通常情况下，可以挑选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将其当作评估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可用qit表示。FDiit则是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量所占总资本量的比例进行计算。例如，先将1990到2007年之间各大省市的外商投资成本利用率整合起来，根据平均人民币减去美元规律转换的方式，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将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转变成实际数值。假设折旧率是5%，用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就可计算出各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而patentit表示的是历年来专利授权数量的变化情况，openit表示的是进出口总额占据GDp的比例数据。
长三角地区包含了两个省和一个市，其在产业结构、所有制形式、资源情况、国际化条件等多个层面上，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点。根据面板数据对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分析，同时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固定效应模型的运用是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加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及贸易开放性不断提升，这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会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从分析结果还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固定资产的形成分析
从上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长三角地区中，资本的构成具备了主导性的作用。在该地区内，资本的构成速度大大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也是长三角经济增长模式很难以集约型状态呈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就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固定资产造成的影响实施研究，以便更好的诠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功效难以全面发挥的这一论点。
借用相对挤入挤出模型，先假定影响区域内总投资的核心因素是本期与前几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前面几期中总投资的情况和经济增长率，建立以下式子：
it=b0+b1FDit+b2FDit-1+b3FDit-2+b4it-1+b5it-2+b6gt+b7gt-2+μt
在此之中，it代表的是t期实际总投资数据，FDit代表t期外商直接投资数据，gt则代表t期经济增长率，μt是随机误差数据。当b1到b5都是确切数据时，按照B=（b1+b2+b3）即可看出当地资本是否存有明显“挤入”或“挤出”效应。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未能替代本国的投资，甚至还刺激了有关企业增加投资。如果B小于1，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使得国内投资逐步降低。
依据上述式子的数据，可以算出B的确切数值。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企业投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B=3.261，也就是说每当有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总体投资就会上涨3.261个单位。按照这一结论，又可以推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资本构成产生一定积极效用。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之下，资本扩张会使得长三角地区经济出现增长势态，大部分区域都会依赖于资本投入所带来的影响。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资企业的投资，使其出现进一步增长。长三角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和外资企业相搭配的内资企业的进步，使得内资企业加入到国际生产链分工行列中。
五、促进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
通过对外商投资的效用进行分析，发现外商投资对长三角经济增长虽然存在一定的积极效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需要结合其他方式，互补联动，共同促进长三角经济的增长。例如增加自贸区、开放口岸、进行税收优惠等等。2014年国家提出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长江新经济支撑带等带状经济发展思路，自贸区的建设，将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推进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轴线开发，带动更大范围内的长三角腹地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占据了众多轴线的枢纽位置，国家对其辐射服务全国的功能势必会提出新要求。自2016年2月起，上海各开放口岸以及江苏省南京航空口岸、浙江省杭州航空口岸对51个国家人员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现长三角相关口岸过境免签政策联动。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物品的流通速度。同时，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谋生存求发展，特别是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创业热情。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所以，在谋求长三角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保有固守模式，应采取多种途径并行的方式，使之对提升产业能级、促进区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结束语
本文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高，但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也会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技术进步，但由于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推动了资本的扩张，因而尚未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显著的效果。
从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总体而言呈现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征。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开始逐步转化成集约型模式。如何加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成为了这一阶段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提高当地企业创新能力，增加科研投入成本，构建创新型体系，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获得更加快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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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形式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投资区域网络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25-03
引言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等投资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浙江以万向、雅戈尔、吉利、华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积极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初步显露出浙江本土跨国公司的雏形。截至2009年10月底，浙江省累计核准境外投资企业3830家，总投资40.7亿美元，境外投资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在海外建立销售市场或营销网络，扩大浙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并购具有全球营销网络的知名品牌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此外，浙江产能过剩的产业为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避开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因此，加强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从全球范围内引进稀缺的战略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评述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他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美国哈佛大学刘易斯・威尔斯（wells，1983）教授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主要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就地取材优势以及接近市场和低价产品营销的优势，这也使得他们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日本小岛清（Kojima，1973）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学者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德新（2006）认为，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活动方式选择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企业的制度环境变化紧密相关，其核心是充分获取网络效益。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寻找低成本型、扩大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利益驱动型。邱立成（2008）认为，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上述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以及类型等方面做了比较详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尚缺乏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以及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实现持续成长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目前，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由主要设立贸易公司和办事处为主，向设立境外生产企业、资源开发、研发机构、营销网络以及商品专业市场等转变。浙江民营企业已经从参与低层次国际分工向高层次发展，从市场国际化向要素国际化发展，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1.建立境外加工基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浙江传统优势产业如纺织业、机械业、服装业、建筑业和矿产开发业等不仅在国内占有主要市场份额，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基础。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开展境外生产加工也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截至2009年3月，浙江已成立了831家纺织服装类境外投资企业，境外投资7.63亿美元。例如，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2.构筑境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浙江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如康奈集团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开设了100多家康奈皮鞋专卖店，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国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如万向集团在欧、美等八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9家公司，构建起涵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到2012年，浙江拟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3.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绕开知识产权壁垒，迅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资源。截至2009年3月，浙江民营企业在境外设立31家研发机构，总投资1.12亿美元。如温州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建立战略联盟，并在美国硅谷建立了电气前沿技术研发中心。
4.实施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例如，雅戈尔集团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美国五大服装企业之一Kellwood公司旗下两家公司100%的股权，成为世界最大的男装生产企业，壮大了企业自身的实力。
5.进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产业集聚效应。所谓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政府引导下，通过资金补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鼓励这些企业在国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以避免企业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对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如浙江华立集团、康奈集团、温州协力皮革和吉利控股等已经分别在泰国、俄罗斯、越南和墨西哥建立四个部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占全国总数的20%，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的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推动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带动一批与其有着密切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如供货商或客户等）跟随迁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动机会日益强烈。
三、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战略学家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策略，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实施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宽松的环境管制以及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等，实现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民营企业建立境外加工基地等。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动因源于本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成本以及狭小的生存空间制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企业更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
成本领先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成本领先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特定资源优势之上的，随着投资地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此外，对外投资企业与当地区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建立等本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隐性成本也会不断涌现出来，因此，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往往面临着诸多困境。
2.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区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等，获取战略性资源，构筑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实现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扩张性策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个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进而谋求价值链增值，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中设计、生产和营销等各环节具有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民营企业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和实施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形式都是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具体体现。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可以拓展市场空间，树立国际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建立境外研发机构则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创新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而实施海外并购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金、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3.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是指民营企业为了寻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合作、规模经济、创新扩散效应以及交易成本节约等企业集群竞争优势而进行的群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已经逐渐由个体投资向群体投资变化。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近几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业、医药制造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趋势使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发生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产业集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共享；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等效果（衣长军，2008）。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地增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四、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发展对策
1.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通过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工业园区等，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环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应将价值链的部分环节嵌入当地价值链，采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当价值链环节充分嵌入当地环境以后，应向更深层次发展，逐渐形成区域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能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构建融入当地创新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应在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营销网络等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最终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分享的动态创新网络。此外，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或工业园区为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搭建了有效的平台，通过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原有的创新合作关系仍然得以维持，并在当地开始拓展新的创新网络关系。创新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在地理上的集中，不仅有利于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累积，而且由于沟通的便捷性，如现场参观、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使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在这种环境下，各行为主体更容易通过创新网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此外，网络成员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习惯、相近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社会准则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信任，增强企业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3.构建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当地社会网络。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关系、社会纽带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对民营企业外直接投资具有深刻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缘和地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然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很难直接从当地社会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浙江民营企业对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的认同，使得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从家族关系扩展到同乡关系，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信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随着民营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拓展至当地特有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从中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资源，进而实现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
结论
本文剖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如建立境外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境外研发机构、实施海外并购以及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等。提出浙江民营企业可以采取成本领先、差异化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获取国外的战略性资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且认为民营企业需要嵌入当地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跨国经营，逐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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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形式篇7
关键词:国际投资;新特征;利用外资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025-02
1引论
利用外资已成为湖北经济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国际投资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对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可为湖北今后利用外资提供依据。
2国际投资的新特征
2.1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势头有所减缓
FDiinflows,globalandbygroupof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ofdollars)(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
国际资本流动是从流通领域逐步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的,这一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趋势。由上图所示,从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直成扩张的趋势,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存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带来的。虽然从1999年至2003年,国际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势头再一次显现。
2.2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双向渗透仍占主流,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一直偏向发达国家。无论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看,还是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看,发达国家都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对大的比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吸收外资国家,其对整个国际投资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重心偏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较少,且在区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许多非常贫困的国家得不到跨国公司的青睐和惠顾,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正日益边缘化。
2.3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受到青睐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87年到2005年来,FDi对第一产业的直接投资明显萎缩,对第二产业的直接投资亦呈现相对下降趋势,而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各国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国际直接投资的重心明显向附加值高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
2.4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灵活多样,国际战略联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断变换投资方式,相互缔结国际战略联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联盟,互补式联盟和项目式联盟。战略联盟,为跨国公司增加新的市场机会,提高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地位。这种战略调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使用。
2.5国际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增强
随着国际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复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资的同时,先后开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使现代国际投资具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世界各国之间有效配置资源、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2.6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成为大趋势,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的投资协调合作取得新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政策进一步趋向宽松和自由化,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和领域拓宽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以国家为主的单边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改革不断深入,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的投资协调合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2.7跨国并购投资潮起潮落
跨国并购投资金额巨大,涉及领域广泛,区位分布不平衡,以欧美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购较多。而且并购动机趋向长期化,方式多样化,善意并购的数量不断上升,“强强”联合逐步取代“强弱”联合。
3新特征对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不断涌现出新的特征,势必会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湖北省对FDi的利用。3.1有利影响
(1)弥补了湖北省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快速增长。
长期以来,建设资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约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时期里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从流通领域逐步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的,FDi的数额不断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机会积极引进外资,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基本设施建设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2)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跨国企业的不断扩大,最主要是因为其凭借很强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的管理团队,通过复合式一体化战略及其网络式组织结构将各国经济聚合在一起,开创出一个以高级的公司内分工为基本框架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如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的扩张,将其先进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促进湖北省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业管理人员,这对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有利于扩大出口,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
省内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外资,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生产出适销对路、质量高的产品,进而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已成为推动湖北省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4)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变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已出现了战略性的转移,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受到青睐。这些特征为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方向。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湖北省不断地调节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根据已有的统计发现,房地产业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有利地推动了湖北省经济的迅猛发展。
(5)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湖北省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为全省带来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观念,这有利于打破垄断,有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深入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不利影响
(1)丧失了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素质比较低),潜在的巨大市场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资的最主要优势。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逐渐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质的科技型劳动力、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高效运转的管理体制、顺畅的市场营销网络,良好的投资软环境、自由的市场准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资的优势。
(2)引进外资方式落后,脱离了国际惯例轨道。
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并购金额在国际资本流动即国际投资中占了80%以上的份额,其他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形式如合资、合作等已不足20%,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是“三资”,即合资、合作、独资,近年来又有了合作开发、国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在沪深股票交易所开设B股作为补充等。这些方式明显和90年代后期国际投资的新特征不一致,导致湖北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投资区域选择的范围之外。
(3)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资的兴趣。
湖北引进外资过分重视引资的规模,却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没有将外资投向和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行业选择上,外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也是我们发展的薄弱环节的高科技产业、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农业等加工项目投入较少。根据199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中,50%为加工项目,30%为饭店、旅游一般服务业,10%为基础项目,仅仅不到10%为农牧业及其它项目。而当今社会,外商投资的重点偏向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下降。
4对策及建议
根据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条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适应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
(1)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放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
传统的合资、合作、独资利用外资形式虽然不能放弃,但是和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必须采取国际通行的方式,即跨国收购和兼并,与国际接轨,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外商投资的选择权。
(2)完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区,要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兴农,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一方面培养市场,另一方面吸引外资投向农业,以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电信、银行、保险等增长最快的行业,以吸引外资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有为数众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变革,特别是允许外资参与其中,将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积极借鉴东部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的经验和措施,把获得的一系列新机遇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增长优势,把潜在的可能变为发展的现实,走出一条高速稳定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中心。
(3)改善投资环境和法规。
投资环境和服务质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资的“瓶颈”。为了提升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可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开放的投资服务环境。改善环境要作为吸引投资的关键环节,从改革体制和机制上下功夫,努力营造公开、公正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使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更加自由化。
参考文献
直接投资的形式篇8
关键词: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
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该利用国外储蓄(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认为应当利用外资的直接、间接利益来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1960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给出:资本输入可以帮助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有效投资率达到10%或10%以上的条件。而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即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诸多理论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诸多实践同时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优秀业绩,但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极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形成
(一)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总量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
1.总量不平衡。地区间利用外资总量不平衡指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总量的水平不一,主要是量化指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3倍多。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升6.28%,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中的比重为90.3%;中部地区占比为6.2%;同时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比2005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2.效率不平衡。利用外资的效率,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业绩,这里引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显然,东部地区吸收的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二)产业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利用外资产业不平衡主要指外资流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以及在各个产业中的行业分布也不平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资虽然稳步增长,但是整体比重较少;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其次是第三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虽然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上升较快,其中,批零贸易及餐饮、金融和保险业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8%和0.2%上升到2006年的4.2%和0.5%,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业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6.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2.3亿美元。但整个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3.92%。由此看来,外资的投向与我国的引资目标存在偏差。
(三)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
我国现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两大类,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等三种主要形式,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一般有利用借款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利用外资形式如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这里所说的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是指少数方式占了总外资额的大部分,经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年年所占比重都达90%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则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变。1997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合资为主,独资虽然在所占比重上不如合资经营,但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外商独资企业均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2.81亿美元,而合作经营类型一直不受青睐。外商间接投资发展缓慢,份额较少。
二、形成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因素
(一)政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广东、福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试点“窗口”。1984年又开放沿海多个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带。1985年,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划为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初,国家又决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由点及线至面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可见,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我国利用外资“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产业的失衡也与政策的长期倾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2006年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为96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为9161亿美元,占94.5%。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服务业的改革,扩大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
(二)区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具备的,而区位优势是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从狭义的角度看,区位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需要相对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交通发达,海运、陆运、内河运输相当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进入我国的“东部大门”。交通部2004年10月26日公布的全国主要港口和内河港口,三大经济区覆盖了95%以上。根据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高速公路网5万~5.5万公里,其中,东部地区约1.8万~2.0万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主要港口,对外交通联系不太方便,吸引的外商投资一直较少。
(三)要素禀赋因素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的富存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投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但是,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数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三大地带之比为1118∶615∶464,70∶46∶30,80∶53∶27。这说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加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四)国际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主流,我国利用外资来源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进展,为亚洲各国经济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使得我国在apeC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成为亚洲国家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原来就与内地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2003年,Cepa出台以后,这些地区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进一步加深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成为主体,占9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也有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少,而主要是来源于华人经济圈。
三、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不平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利用外资上,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1.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外资的区域投向进行引导,针对“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战略”等不平衡性政策,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万商西进”等战略,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国家在产业引导上要偏向服务业和农业,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上来。我国服务业本身基础弱,加之门槛限制,发展缓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如实施“两税合并”,2007年3月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服务性的外资企业由原来承担33%的税率下降到25%,就十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另外,要针对我国农业大国、农业古国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为农业吸引外资提供条件。
3.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利用外资不平衡的状况。
4.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加大引资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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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形式篇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 产业 区位 模式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根据商务部的《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累计净额为572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以及模式选择十分重要。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区位优势，适合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也需要不同的投资模式。本文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与模式组合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哪些产业应选择何种方式，投资哪些区域。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产业分布的现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传统服务业、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加工业。2005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比重最大的五个行业是：商务服务业，占28.9％；批发和零售业，占20％；交通运输、仓储业，占12.4％；制造业，占10.1％。
2、区位分布的现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十分集中，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2005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其中亚洲地区占71％；拉丁美洲地区占20％。
二、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目前，我国资源缺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瓶颈。通过资源开发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不仅可建立稳
定的资源供应基地，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还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
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应根据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引资政策及我国的比较优势等因素来选择。我国应主要选择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源开发业的投资区域，因为大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缺乏资金和技术，我国相对它们来说，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目前，适合我国资源开发业投资的区位有：
1、亚洲地区。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和中亚的石油、铁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我国在亚洲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有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利因素。
2、拉美和非洲地区。拉美地区的石油、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地区的石油、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而且为了发展其资源开发业，颁布了引资的优惠政策。
资源开发业的投资模式包括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和中小企业投资模式。前者是指为获得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战略意义的能源，由政府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重点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方式可以是新建海外企业，也可通过资产或股权收购设立海外企业。对于森林、矿业等资源的开采，可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目前，一些有实力的民企已开始进行资源投资，如宁波兴隆、长青实业等公司到非洲刚果开发铜矿、钴矿等。另外，对资源的投资可采取在东道国进行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再运回国内进行精细化深加工的方式，这样可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
三、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目前，我国的纺织、电子、家电等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的国内市场饱和。同时，我国在这些产业上拥有
成熟的适用技术，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比较优势。
适合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投资区域有：
1、亚洲地区。亚洲国家（地区）与我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相似、经济活跃、市场潜力大、引资的优惠政策多，而且我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紧密，特别是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等国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存在一定的梯度，因此亚洲地区十分适合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投资。
2、拉美和中东欧地区。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的工业基础、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比我国差，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同我国具有相似性和承接性，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多。另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我国企业运行规模与拉美和中东欧企业更接近，且更能适应拉美和中东欧的不规范市场，因此投资的竞争压力较小。同时，目前拉美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大多与北美国家和欧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我国投资拉美和中东欧地区，可使产品更容易进入发达国家。
3、非洲地区。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不高，其产业结构与我国形成梯度，为我国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提供了投资机会。并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开放市场，为外资提供优惠政策。非洲作为新兴市场，能为我国企业带来丰厚回报。
成熟适用技术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我国企业具有技术优势，且资金要求不高，因此可采用独资新建工厂的方式。我国企业可在境外建立生产或加工基地，投入较少资金，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开展生产或加工装配业务，生产或加工组装的制成品就地销售或出口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和零配件的出口。
四、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能要求把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我国不仅可扩大市场，增加收益，更重要的是可汲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另外，我国在生物工程、材料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等具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区位主要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高水平的技术和研发能力、优越的产业条件和丰富的信息资源。在发达国家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时跟踪国际先进技术，提高研发能力，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而且，在发达国家投资，产品能绕过贸易壁垒，在增加销量与利润的同时减少贸易摩擦。
在发达国家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可有多种模式。对于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若干企业，可选择在发达国家设立办事处，或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建立企业，共同生产研发。而更多的企业应采取通过股权和并购方式进入当地企业，快速获取其技术。另外，近年来，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已成为我国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五、服务业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其对外直接投资更处于初级阶段。从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应把贸易业、旅游餐饮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服务业作为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从世界投资的趋势看，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信息等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于我国已形成比较优势的贸易业、旅游餐饮业、对外承包工程等传统服务业，我国可选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对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我国应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发展。
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采取绿地投资也可采取跨国并购。由于我国服务业单个对外投资的规模不大，所以可采用集约式投资方式，即众多的中小型跨国公司一起到某一个地区投资，形成配套服务，获得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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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潜在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从资本形成、技术扩散和促进竞争等途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效地弥补了我国国内资本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促进国民收入提高。与此同时，随着FDi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开始显现，一方面每年流入的巨额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资本项目带来大量的顺差，外资企业的出口也带动了我国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我国国际收支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引资政策的不慎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往往是一国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导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风险，防范国际收支危机。
FDi影响国际收支的渠道
从外汇流入看，在外商直接投资成立时，以汇入资本金形式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形成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立后，在企业“差”之内可以自行借用直接外债，流入的外债将扩大资本与金融顺差。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本身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中国部分进口产生的替代效应，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带来贸易顺差。而从外汇流出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立初期的设备进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进口、支付外方的技术转让费等服务贸易项下支出、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利润、股息、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撤回等，都将减少相应项目的顺差甚至形成逆差。
由此概括FDi对国际收支具有正、负效应：FDi流入造成的资本流入、FDi利润再投资造成的资本流入、FDi流入引致的外债流入、FDi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外资企业生产进口替代品造成的进口减少是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正效应。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原材料进口、服务贸易项下支出、投资利润汇出、FDi的资本回流、对国际收支的负效应。国际收支的净效应将取决于上述各项金额的对比。
FDi对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的影响
（一）FDi对贸易账户的影响
贸易项目余额反映一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表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我创汇的能力，是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基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贡献是显著的。1986-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11.8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累计进出口6.1万亿美元，占比达52%。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累计3.2万亿美元，占比50%，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每年出口占全国贸易出口比重均超过50%，2004-2007年出口占比更是达57%以上。
（二）FDi对服务贸易账户的影响
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总规模2523亿美元，较1985年增长约43倍。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经历了从较小顺差到较大逆差的过程。1985年服务贸易账户顺差6.22亿美元，2007年，逆差79亿美元。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本来就较为薄弱，而因为加入wto，电信、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贸易逐步开放，导致服务项下逆差扩大。
（三）FDi对投资收益账户的影响
FDi规模的扩大导致投资收益逆差增加。投资收益相对于直接投资具有滞后的变化特点，因为正常的收益要在生产经营若干年内才会产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投资收益在连续10年逆差后，出现91.15亿美元的顺差，主要的原因：一是在于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使得投资收益滞留在境内，推迟汇出。二是2005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部分行业出现过热现象，资本市场发展较快，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境内再投资增多。而滞留在境内的利润以及利润再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后和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迹象时，将可能导致集中汇出的情况，给国际收支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为13%—15%。与此同时，1985-2007年，我国在国外直接投资存量仅1076亿美元，仅为同期外商直接投资的14%，存在严重失衡。而且由于国际化经营水平较低，境外投资企业投资效益普遍偏低。总额偏小加上收益率低，使得利润汇回远小于我国的利润汇出。从官方储备看，外汇储备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外汇资产，2007年底，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从外汇储备经营的安全性考虑，我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为3%-5%左右。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外投资都是低收益，与外国在华企业的高回报相比，投资利润流出大于投资利润流入，导致了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项目出现逆差。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潜在风险的影响
（一）抵销经常项目账户顺差
长期的、由FDi资本流入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最终会导致经常项目的逆差，FDi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方式，其存量为债务，所得利润可以被视为借款利率。长期资本形式进入的资本最终会汇出所得利润，也会影响经常项目。从国际经验看，比如2007年底蔓延的金融海啸中，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原来投资在冰岛、中东欧等国家的外国资本迅速回流，海外资金大量撤离，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面临财务困境，国家外汇储备下降，汇率大幅度贬值，国际收支严重恶化。从目前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看，由于FDi大量流入，该项目持续顺差，从1985年开始，有12个年份超过经常项目顺差额，从长期看将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平衡和主动性平衡。
（二）逆转国际收支差额
进行国际支付的主要项目包括进口付汇、服务贸易付汇、投资利润汇出、外债还本付息及资本撤出。国际支付能够顺利进行的最终条件是国家具有充足的外汇，这就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而由于FDi的大量流入，造成经常项目顺差减少，FDi流入也下降的话，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就会发生逆转。首先，随着每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将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存量决定了未来汇出中国的利润的数量。其次，FDi成立初期，通常需要进口设备，对东道国国际收支显然是负效应。第三，如果FDi企业面对国内市场或投资于第三产业，企业出口很少甚至没有，则不能增加东道国的出口，而仍会有一定的服务贸易支出，进而使得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最后，对于已分配的利润中的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可能选择境内再投资的形式，随着利润再投资的滚动效应，将对国际收支造成更大的潜在风险。转贴于
（三）影响国际收支顺差结构
外汇储备是一国国际储备中最重要的形式。外汇储备源于经常项目盈余的比例越大，其基础就越稳定，源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外汇比例越大，其基础则越脆弱。因为资本流入后，其特质决定了将要还本付息，而且从长期看，这种长期资本最终的还本付息额也将大于其最初的流入额。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严重失衡，一旦发生金融事件，外资大量流走，极易给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带来风险。
（四）加大人民币汇率稳定风险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FDi的大量流入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却具有潜在风险，一般表现在外资流入时会带来本币升值，而在流入减少或流出时，则伴随着本币贬值。2002年底以来，在国内经济发展良好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两方面作用下，外资流入境内的迹象加强，外汇供给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应对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引资战略，优化引资结构
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导向，制定引资政策。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调整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强管理，严格评估，对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对高能耗、高污染及生产能力过剩行业进行严格控制，通过加大对外商投资选择的政策导向力度，引导外商投资企业改善投资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以规模适度性为原则，调整引资观念。利用外资的规模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综合考虑当年国际收支状况，对利用外资的规模进行宏观控制。改变传统的以数量为主的外资政策，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任务进行考核的模式，避免单纯为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为完成指标而引进外资。
以培育自主创新为目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将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技术进步，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二）均衡国际收支管理，支持企业“走出去”
可以推动国内的母公司产品出口，增加内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可以取得一定的服务贸易项下收入，抵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额不断扩大，投资收益汇回额度也在不断增加，会缩小投资收益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我国的外汇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综合运用多项政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是降低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的重要举措。
（三）依托科技手段，完善统计监测
调整统计口径，实行外债全口径统计。由于外资的留存利润实际上已具备了外债的各项特征，因此，在考虑到偿债能力时必须将这部分准外债统计在内，明确规定“未分配利润”的不分配最长期限，超过期限时，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并及时调整账目，记入企业外债，纳入外债规模管理从而在引资规模上结合我国外债规模进行考虑，保证引资的安全性与流动性。
依托科技手段，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2008年，外汇局在全国推广运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系统，已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纳入系统管理。当前要继续完善直投系统功能，增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分配流量和存量变化的统计监测，对外商投资利润留用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加强对利润汇出情况的分析，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比较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汇出利润的水平，控制利润汇出水平。
建立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资本金流入、企业外债存量、企业外汇年检数据和企业国际收支申报数据为参照对象的预警防范体系，加强数据的比对分析，对企业经营情况、利润分配及汇出情况做到及时准确把握，强化对利润存量和流量异常情况的分析监测。
此外，还需要保持币值，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企业稳定商品价格，开展对外投资，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因此，应渐进性推进我国目前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转变，大力推进外汇市场，逐步形成更加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