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1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况
1994年初中国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中国司法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试点。1996年1月，司法部有关领导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将建立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作为1996年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同年3月，司法部批准成立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以推动全国法律援助试点工作的迅速开展。
1996年3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正式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同年6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迅速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随后着手组织有关人员制定《法律援助条例（草稿》，以总结、规范各地已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同年5月2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月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1月又下发了《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贯彻、落实。1999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草拟了《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旨在供立法机关参考并推动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司法部就此作出答复：已将它正式列入司法行政法制工作五年规划，并将积极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决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
1999年4月2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迈知》）。至此，在中国，法律援助已迈入法制化轨道。
与机构设置相对应，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四级架构的中国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截至2000年5月31日，据司法统计，全国已有29个省、16个省级市、285个地（市）级地方、1152个县（区）级地方先后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其他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在筹建之中，全国的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已超过4000名。
据介绍，199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8万事件，接待咨询298万多件。2000年1－5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含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共62310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了大量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大批经济困难的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下岗职工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几年来受援对象达40万人[注1].六年来的实践表明，法律援助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法》第41条只规定了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而《刑事诉讼法》规定比较详细、具体。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2款又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款还规定：“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上述三款均是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它充分表明：其一，法律援助适用案件的范围是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或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其二，接受法律援助的主体有三种：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其三，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而非其他公民。其四，实施法律援助的方式是由人民法院指定，包括“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其五，法律援助的内容是律师提供辩护，出庭辩护，而非一般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
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律师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9年4月2日的《联合通知》规定：“为切实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根据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现就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2.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参照前款规定办理。”上述规定包括如下几个内容：其一，适用的范围，包括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的民事诉讼以及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其二，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是：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或者本人及其它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其三，受援人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决定同意后，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联合通知》还规定，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人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并规定了具体程序（第2－7条）。
中国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其次是公证处的公证员和乡（镇）法律事务所（司法所）的基层法律工作者。
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1.解答法律咨询和代拟法律文书；2.参与刑事辩护和刑事，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3.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为公民）；4.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5.作公证证明；6.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此外，人民法院还以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级、减、免收诉讼费。
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有三种：1.政府财政拨款；2.法律援助基金，即接受国内社会各界和国外、境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3.专项提取，即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
法律援助基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室统一管理收、支。目前，中国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主要有：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设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2.规定律师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工作量；3律师事务所向当事人减免收费，同时给承办律师一定补偿；4.律师每年向法律援助机构缴纳一定数量法律援助基金；5.律师在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法律咨询；6.人民法院指定律师无偿为被告人辩护。
鉴于中国法律援助处在初建阶段，虽然《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规对法律援助的主体、对象、范围、形式、资金来源等作了规定，但是都很原则，很不具体，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执行起来五花八门。经过五年的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各地在实施法律援助中，初步摸索出相当好的经验。为了规范法律援助，笔者认为，从目前开始，有必要由国家司法部与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联合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总则；2.法律援助的对象；3.法律援助的范围；4.法律援助的形式；5.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管理；6.法律援助的程序；7.法律援助的组织机构；8.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9.法律责任；10.附则，等。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名称，英文为“Legal aid”，中文译名不尽一致，有的译成“法律扶助”，有的译成“法律救助”，有的译成“法律援助”，其中以“法律援助”的译法较为普遍。
如何界定和理解法律援助？中外法学界、律师界的专家、教授、学者观点不一。
在国外，关于法律援助的概念，从受援者方面看，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指律师无偿为经济困难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等和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提供辩护等帮助。例如，有的称“法律扶助（Legal aid），指法律上对诉讼案件中的伸张正义和维护权利的困难者予以扶助的社会制度。”诉讼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注2]（p.884）。又如，依据《牛津法律词典》中关于《法律援助规则》词条规定来看，法律援助是指律师从公共基金中提取费用并对无力负担诉讼的民事当事人和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注3]（p.285）。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以无偿或少收费为其提供刑事辩护的帮助行为。例如，有的学者称：“英国和美国都有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是作为一项福利措施，由国家支付费用。刑事被告人可以在受审前或审理中向有关法院申请法律援助。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收入低，确实无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资助被告人全部或部分律师费用。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获准后，可以选择任何律师为其辩护。”[注4]（p.340）又如，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注5]（p.210）为何出现上述广、狭二义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究其原因，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基于法律援助初期的慈善模式，即由私人、宗教组织等支付律师费用，律师无偿为贫穷社会阶层（具有英国“穷人法特征”）的穷人提供刑事辩护所作的界定。而广义的法律援助，是基于保障人权的社会化，使所有公民均享有刑事、民事法律援助的基础上所作的界定。
在国内，对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也有广、狭二义之分。经笔者综合分类，广、狭二义界定分两种：
第一，以法律援助主体的不同划分。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注6]狭义的仅指由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注7]（p.243）
第二，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或者少收律师费而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学者称：“法律援助，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法律事务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由律师按照国家规定承担该项帮助义务，向该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注8]（p.404）
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人民法院以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的方式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援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注5]（p.210）
上述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是也有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国情的地方。笔者认为，上述从援助主体方面划分的广义观点是符合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部的《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以及司法部、全国妇联《关于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其中援助主体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笔者注）规定的。而狭义的则不然。上述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的广义上法律援助概念，是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部联合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的，而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则有失片面。
此外，有的学者对法律援助的主体界定也欠全面。例如，“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注9]（p.2）笔者认为，在此概念中，受援主体明显遗漏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还有的学者在受援者得到费用援助方面，明显遗漏了即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律师费的这种主要渠道。例如，认为：“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得以实现，对于那些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各项诉讼费用的公民，无偿提供各种法律上的帮助，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法律制度。”[注10]（p.1）众所周知。诉讼费是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收取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费用，且按标的或者案件类型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而律师费是律师依照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的（律师办案收费办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二者性质明显不同。而该学者在概念中只提“各项诉讼费用”，显然不能包括律师费用。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在学界，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择其要者有：1.法律援助的性质是“一种慈善的行为。”[注11]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慈善性。2.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注12]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社会保障性。3.法律援助是“是受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特殊义务行为。”[注13]（p.10） 4.“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注14]（p.1101）5.“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首先，它是一种法律制度，是社会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它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第三，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注15]（p.1017-1018）6. “从理论上讲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法律援助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都是代表国家对受援人的援助。”[注16]（p.10） 7.“从法律援助行为属性角度，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注17]（p.365）即法律援助具有法律救助的性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以不同的标准来界定法律援助性质的，均有一定的道理。例如，第一种观点，把法律援助界定为是慈善性质的行为，是从法律援助最初由私人律师（在英国）只出于人道和慈善之心，向受审判的穷人被告人无偿提供辩护帮助来界定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现在来看，已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社会保障性质的行为，是以保障受援人能得到社会帮助为标准界定的。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这没有错。但与社会保险制度、老人享有退休金等同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不具特色，因此，不足取。第三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义务行为”，并将“特殊”称为“以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也是有这种“特殊”性有何区别？故此种观点也不能成立。第四种和第六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具有政府行为的性质或者国家行为性质。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由私人律师出于慈善之心无偿为穷人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发展到主要由政府拨款支付带护费用来讲，这两种观点所言确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法律援助的性质，它只表明，是一种责任。第五种观点所说的三点内容，根本未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不仅如此，其中第二点所言“政治权利”，与所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第七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法律救助性。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妥当，但救助中未包括可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用。大凡援助，包括资助、救助、扶助、协助、救济等在内的行为，均有“帮助”之意。在“帮助”行为中，有的只是用资金帮助，如资助；有的是用行为帮助，加救助遇难者（落水之人）和协助（帮助完成某项工作或仔务）；亦有的是既用资金帮助又用行为帮助，如扶助（扶贫）、协助、救济等。要揭示法律援助，就应当以上述这些帮助行为为参照，找出相异之处。同时，就“援助”而言，有军事援助、经济援助、舆论援助、技术援助等等。欲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也必须以它们为参照，找出不同之点。将法律援助与上述那些“帮助”及其他援助行为相比较，笔者认为，其不同之处在于，是采用法律行为帮助。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的性质仍应是法律之助。详言之，是援助人或者人民法院不向受援人收费或者少收费而从法律方面给其提供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它包含三层含义：（1）援助人是无偿地提供法律知识，提出法律意见；（2）法院缓收、少收或免收诉讼费用（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规定对具有11种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免、减或者缓交诉讼费）；（3）受援人得到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和不受非法剥夺或侵犯。
在前述各种观点中，有些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也有的认为是国家行为。当然，从政府或国家拨款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来看，确实是国家行为。但是，国家行为不仅仅指法律援助，例如国家拨专款资助贫困山区及其县、市，拨救灾款援助灾区人民这不都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吗？可见，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与上述无异，故不应将其界定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再者，有的律师在向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时不向受援人收费或少收费，也不向法律援助基金组织（机构）收费，这些行为与政府或者国家无关，怎么能在界定法律援助性质时称其为“国家”行为呢？或称其只有政府或国家行为的性质呢？
（三）法律援助的特点
一般而言，特点是指人或者事物具有独特的地方。具体到法律援助而言，其特点应当是指它具有独特的内容。至于法律援助有何特点，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有三个特点：1.“国家性”，即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门拨款资助，以尽国家之义务和责任）。2.“福利性”，即减、免受援人的费用，以满足其行使界定的权利。3.“专业性”，即法律援助主要是通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依照法定程序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注18]（p.21-32）。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三个特点应是：1.“国家行为性”，即国家划拨巨资并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组织领导，以法律确定的形式确立并组织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具体实施。2.“社会公益性”，即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受援人通过减免服务费用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既让其与其他公民一样能享受到法定权利，也不增加经济负担。3.“司法救济性”，即在诉讼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人员为处于不利（劣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提供法律帮助这种救助形式，帮助其行使法定权利，以维护司法公正[注17]（p.366）。通过对上述各种观点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特点包括：
1.国家、社会承担援助资金的公助性
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方面讲，世界各国都是由国家划拨专款支付，或者由社会集资，极少数由律师机构捐资。前面已述，中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由政府从财政中拨款。此外，还有法律援助基金（接受国内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资金构成）和专项提取（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这些资金具有公助性质。
2.受援人享受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优惠性
虽然接受援助的公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帮助，但是，他们无需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义务，如无需交纳服务费用，或付出其劳动等，而这笔费用由政府支付。在中国亦如此。除此之外，在中国，对经济困难的民事当事人，人民法院还用减、免诉讼费的办法，为他们顺利参加诉讼提供有利条件，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也是一种法律援助的形式。上述这两种形式，既充分体现了接受援助的无偿性，也体现了参加诉讼的优惠性。
3.律师、公证员等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无论是律师还是公证员或者是其他人员，服务的前提是他们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或解答咨询、文书等经验，其职责是：在诉讼中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为他们进行辩护（与对方辩论）。撰写法律文书等；在非诉讼活动中，为受援人解答法律问题、法律意见书等。除此之外，在中国还包括公证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公证帮助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人员甚至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主治医生、作家、哲学家等都做不到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律师、公证员等人员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三、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需要各方面的基础，如法学理论、资金来源、法律制度、律师制度以及法制社会环境等。限于篇幅，在这里只探讨诸多基础中的法学理论基础。所谓法律援助的法学理论基础，是指确立和形成法律援助的理由和根据，即法律援助存在的根基。现略述如下：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78-01
在我国，法律援助起步比较晚，近几年虽有一定发展，但是仍无法满足我国公民日益增加的法律保护需求，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其实效性比较低，因此应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使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更好为人们服务。下面就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这一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1.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内容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援助制度属于一项重要制度，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司法制度得到不断完善。所谓法律援助制度，其所指的就是政府以及社会志愿人员为能够保证公民实现其合法权利，提供给经济上比较困难的一些当事人免费法律服务，从而帮助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2.法律援助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得以完善，并且法律援助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该制度产生以及发展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着十分重要作用与意义。
第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传统道德价值的体现。法律援助制度所提供帮助的对象为经济较困难以及老弱病残等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保障其合法权益，该制度是对仁爱与尊老爱幼等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并且以此为基础，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不断进行探索与发展，在我国法治建设方面属于一项重要内容。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及发展有利于营造正义、公平及和谐社会环境。
第二，法律援助程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程序的公正。司法公正就是应在司法程序过程中使得当事人受到公平公正对待，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经济较困难人群、未成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群可能无委托辩护人，而这些人通常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无法对自身应有权利较好行使，从而无法有效保障自身权利。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在诉讼过程中若未给予其一定法律援助，那么必然会导致司法程序不公正，因此通过法律援助能够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帮助，使其能够有效保护自身权益，进而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属于重要环节。在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很多法律法规的存在保证司法程序能够公平公正，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大量弱势群体存在，这些群体有些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有些是经济比较困难，对于该类人群若无相关制度进行保障便无法使司法公正得以真正实现，因为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法律援助制度属于重要内容。
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策
1.健全内部机构设置
依据我国当前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现状，使法律援助的内部结构建立并健全，在法律援助方面设置多种模式，发挥我国法律事业应有功能。首先，可由专门律师执行法律援助，能够使法律援助提高工作效率；其次，要重新调整内部机构相关规定，规定相关的工作制定程序。将法律援助的内部岗位进行简化设置，对法律工作流程进行精简，给予广大民众尽快帮助，使其完成法律诉讼，尽量较快地利用法律援助使自身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2.加大力度宣传法律援助制度
社会上弱势群体大多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当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由于未充分了解法律，造成无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甚至选择一些偏激方法进行问题解决，导致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此外，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资金来源较单一问题存在，导致在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时受到限制，而这些问题最终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上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关注度不足，社会上还并未对法律援助制度有广泛了解，导致群众有问题出现而需要帮助时并未考虑到法律援助。因此为能够使法律援助能够对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进行切实保护，应当对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宣传，可利用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以及电视与网络等方式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并且可利用法律下乡与法律咨询等方式对法律援助进行大力宣传，使人们对法律援助能够广泛了解。通过对法律援助加强宣传，一方面能够使社会弱势群体更多了解法律援助，当需要帮助时能够考虑到法律援助，通过合法方式将问题解决，从而使由于权益受损而导致偏激行为减少，另外一个方面，通过宣传法律援助，能够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并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不但能够使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得到解决，并且能够利用社会力量对弱势群体进行关注与帮助，使其在寻求法律援助时更加及时有效，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3.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根据国外关于法律援助立法的案例，其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是在宪法中对法律援助进行确立，然后通过诉讼法与律师法以及其它法律进行规定；另一种是在宪法中对法律援助确立，然后选择统一《法律援助法》全面且系统规定法律援助。在我国，法律援助立法所选择的为第二种，但是目前仍未有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且内在联系紧密的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形成。因此，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对法律援助的法律体系进行构建：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属于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法律援助制度具备宪法依据；其次，使法律援助提高立法层次，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援助法》，并且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方面的基本法律，将在各种单行法律、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规中有关规定进行集中，并进行统一规定，重点规定法律援助范围、机构以及经费，使得法律援助制度保障统一性与协调性；第三，由于制定出《法律援助法》，因此在单行法律中对于某一内容或者某一方面法律援助最好不要再具体规定，仅进行原则规定便可；第四，地方人大以及政府可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依据制定出在本地实施的法律援助办法，但是应当对法律等级效力原则严格遵守，不能与上位法之间产生冲突。
三、结语
在现代社会上，法律援助的出现以及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若无法律援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便很难得到保护，司法公正也就无法得到真正实现。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因此应当不断采取措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其能够真正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参考文献
[1]查宇东.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探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5（2）.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3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案件事实司法救济方式
从法律援助的产生、发展来看，法律援助被赋予保障人权的性质，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向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常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也即法律援助概念和制度确立之前某种意义上的法律援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并基于这种观念，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常常表现为律师个人的自愿行为，以此树立自己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后来，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一定范围的法律援助，成为律师的职业道德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作为经济困难的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的观念得以确立。与此相应，法律援助开始了两方面的发展模式：一是各种民权组织的奋斗目标之一。例如，美国的“全国促进有色人地位协会”通过一系列法律援助案例，唤起了法院对种族歧视的存在、性质及其法律含义的关注。二是由国家采取积极行动（通常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补偿人的方式），以帮助经济困难的人实现其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基于此，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认为“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是国家基本任务的一个方面”。有些国家还将法律援助纳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公民个人的一项接受国家福利救济的权利。由此可知，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与其人权结合之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
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旨是保障人权。现代社会的人权是指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这些权利都体现在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各项法律之中。人权，说到底是“法权”。在一定意义上讲，一国的宪法就是一部人权法，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一切平等和自由权利。而宪法只是对各项权利加以原则、抽象的规定，具体体现还必须在其他基本法律之中。这种形式意义上的人权保护是一种来源于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立法上的确认，而实质意义上的人权保护则取决于这些写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否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公民的法定权利能否转化为现实权利。一般来说，公民实现权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首先是在社会日常生活交往中，对法律赋予的各项实体权利通过自己一定的法律行为来实现；其次是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诉讼来实现实体法所赋予的权利，从而受到司法的平等保护，实际上这也是实现实体权利、保障司法公正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法律日趋完备的社会，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活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专门性的职业活动。权利的实现必须具有专门性的法律帮助，而客观上法律服务的有偿性又成为公民实现这一需求的有效保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人来讲，他所需要的法律帮助会因其支付不了必要的法律服务费用而落空，而其享有的权利只表现为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保障。法律援助正是为填补这项漏洞而设立的，其宗旨就是使那些经济困难的人也能享有专业的法律服务，保证其在权利实现中的公平待遇。只有当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才具有实现的可能。
法律援助不仅是保障人权的手段，而且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由于法律援助在保障人权中的特殊作用，法律援助本身又成为公民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写入宪法或人权法（案）中，作为保障人权的配套法律制度。法律援助还作为一项人权标准在联合国有关人权保护文件中所规定，有关人权方面的公约多次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予以规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此公约中，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被视为刑事被指控人应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证。
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人权保障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人权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公民所享有的人权被广泛地规定于《宪法》和各项基本法律中。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在逐步完善和实施。自我国于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该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特别是对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被追诉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也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将法律援助作为当事人权利和国家义务的思路。但由于法律援助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历史传统、律师队伍、法律援助资金状况等多种因素，建立全面的法律援助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2012年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律师队伍的现状相适应的，是在现实条件基础上的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一部分。这也让我们看到，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远来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实施制度，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2012年刑诉法修改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到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但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或者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以及在申请或指派后如何援助，目前除了参考《法律援助条例》外，则没有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何在具体操作需制定较为详细的标准，这样有利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在诉讼中能够及时保障自己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
其次，应持续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旨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证不同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关怀。目前，法律援助的范围虽然扩大，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被害人没有被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即使其权利受到严重受损，而自己行使权利的能力严重不足，也无法获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能导致法律援助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如果再次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应当考虑以当事人对法律援助需求的迫切性为依据确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从保障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考虑确定法律援助的范围，最后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覆盖。
参考文献：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4
一、切实做好农村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大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主动，及时地调解农村涉及征地、补偿、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化解在萌芽状态。健全和落实纠纷信息反馈机制、重大情报报告制度和快速反应制度，组织人民调解员进村入户，了解群众情绪，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早发现、早调处、早解决，防止个体矛盾演化成群体冲突。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农村平安建设，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贯彻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突出加强对农村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法律援助宣传，继续在全县农村装挂法律援助指示牌，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知晓率。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当放宽法律援助条件，降低经济困难标准，提高法律援助在农村的覆盖面，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积极推行“一站式”法律援助模式，着力打造“一小时法律援助圈”，方便农村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畅通法律救济渠道。组织、引导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进企业，为企业开展“法律体检”，运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防范、弥补经营与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升企业管理人员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水平，从源头上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益行为的发生。充实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力量，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做好农村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条件初审等工作。
三、拓展和规范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全面推行“乡（镇）村法律顾问制度”，组织引导法律顾问以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帮助制定修订村规民约和合同、协议以及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等方式，积极为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民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进一步推进律师、公证工作向农村延伸，为农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重组重整防范化解债务危机和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等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5
【关键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服务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6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写作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年毕业于*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
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7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201701）
摘 要：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逐渐增长，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由于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不够重视，导致这一制度存在着立法规定少位阶层次低、主动申请少指定辩护多且指定辩护存在不足、法律援助机构欠专业化、执行位阶缺位后续保障不足等问题。需要提高立法层级建立专门的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相关配套措施和监督评价机制以及全程强制性介入法律援助以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关键词：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45-02
1.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分析
1．1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的犯罪是一种“错”，而不是一种“恶”。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在尚未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下做错了事。而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他们的身份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还是未成年人，面对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成人尚且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一般的诉权他们都不懂得维护，如果出现司法机关的侵权行为，他们根本无法招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给予未成年人充分及时的保护和支持，那么对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使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正确的引导，有利于其日后重新回归社会。
1.2体现未成年人双保护的原则
未成年人的双保护原则是指，在处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案件中，一方面要注意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兼顾二者利益，实现双向保护。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其实施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由于身心的特殊性，可塑造性强，理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他们，矫正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从而也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1.3体现与国际潮流相符的趋势
我国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的批准生效国或签署国，这些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未成年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制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法定范围内实现这些基本人权的有效措施，既是我国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应尽的国内法化的国际义务。有利于树立我国人权保障的良好形象，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我国人权状况的不实之词。
2.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困境
2.1主动申请少，指定辩护多
《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从上述的法律和行政条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之前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和近亲属可以代其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在实践中却鲜有人这么做，更多的是通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指定辩护。
2.2立法规定少，位阶层次低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大都以《通知》、《条例》、《办法》等形式出现，法律效力低，更不用说专门针对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了。虽然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以专章的形式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的规定，但是关于法律援助的内容也不过仅仅几条而已，且都是原则性规定。
2.3执行阶段缺位，后续保障不足
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阶段都或多或少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但是却没有对执行阶段进行规定。实际上，未成年人罪犯在执行阶段仍然遇到诸多的法律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上诉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员的法律帮助。除此之外，对于未成年犯被判决之后，如何与其他司法部门之间的有效衔接也需要法律援助的介入。
2.4法律援助机构欠专业化
实践中法律援助的案件主要是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来处理的，但是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偏向于公益性，这两个机构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着律师人员素质不高、资金保障不到位以及后续的监督、评价机制的缺失等等问题，可以集中归纳为专业化不强的方面。
2.5指定辩护存在不足
刘文福认为，指定辩护不利于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行使职能，易引发争议。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那么，指定辩护的职责主体到底是谁？是人民法院还是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应当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时，由谁撤销法律援助？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由合议庭决定是否同意。那么，在开庭审理前，若被告人拒绝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是否可以同意？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权又应当由谁来行使？等等。都是在实践中易生争议的问题。[1]
3.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措施
3.1整合分散条文，建立专门立法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律援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中，形式比较分散，而且条文之间也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部具有高层级效力的专门法律。笔者认为，可以将立法级别提升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高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在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整合分散的条文从而确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用专章的形式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具体框架可以分为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启动程序、执行机构、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监督机制、法律责任。
3.2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机构机制
法律援助需要专门机构的落实，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主要是依靠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两大机构。而这两大机构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费来源、人员素质、评价机制以及质量监督四个方面。
首先就经费来源而言，叶青指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虽然也有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财政开支，仅靠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导致我国法律援助资金不够充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政府财政收入较少的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所给予的补贴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自己贴钱办理完案件后，拿不到补贴，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2]对于此类问题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来源以政府的专项拨款为主，以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为辅，设专款管理部门双管齐下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营。其次，就人员素质而言。在实践中参与辩护的律师除了较少特殊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之外，大都是有资质的执业律师，因此就其专业资格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转变他们应付了事的观念，可以引入奖惩机制提高其积极性。最后，评价机制和质量监督这两个方面，既适用于援助者个人也适用于援助机构，建立评价和质量监督反馈信息平台，由司法机关和受援人（包括其监护人、法定人以及近亲属）对其进行评价，对于评价差的机构，由司法部门取消其担任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格，好的机构予以奖励和表扬。
3.3建立强行制度，全程法律援助
柯志欣建议，尽早将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并付诸措施。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只要未成年人及家属没有委托律师的，国家应义务对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时开始，在侦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护，在公诉案件一、二审阶段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即在我国刑事诉讼各阶段全过程中，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联系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3]
3.4积极延伸领域，加强辐射功能
秦静建议，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及法律援助律师在做好法律服务工作的同时，积极延伸法律援助的辐射功能，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和判后帮教工作，积极到社区、学校、未管所等开展未成年人权利保护讲座，跟心理专业人士一起开展诉讼法律心理帮助工作等。如贵阳市南明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区法院少年审判庭，通过开通未成年人心理帮助热线、定期开办讲座、建立未成年人诉讼法律心理帮助制度和构筑社区法律援助心理网络等方式，对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心理帮助。[4]
参考文献：
[1]刘文福.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62.
[2]叶青.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新发展[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1）：85-86.
[3]柯志欣.浅议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完善[J]//贾午光.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与发展——2009年度全国法律援助研讨会论
文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55.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8
关键词：基层法律法律援助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64-01
引言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指的是给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法律支持的过程，例如当事人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政府要为其提供低于常规收费或者免费的专业法律帮助。狭义上讲，法律援助指的是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的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例如没有资格聘请律师或者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的人，都属于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产生至今，其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务，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法律的保护。
一、基层法律援助的特征
第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应该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制度是从西方产生的，并且逐渐传入我国，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纠纷问题进行解决。我国逐渐将法律援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中，建立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保障制度，有助于法律援助的实施。
第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从法律援助的概念来看，主要是为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例如一些经济困难的人，伤残者，鉴于一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处于弱势地位，而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则必须要及时进行法律援助，确保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
第三，法律援助机构减免案件的服务费和受理费。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一般参与法律援助的机构多为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通常要根据受助人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减少案件的服务费用，或者完全免费，从而确保受助人能够充分享受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的现状
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兴起时间不长，尽管近年来快速发展，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健全，基层法律援助体系也越碓酵晟疲但是要想实现高效的、真正的法律援助，还需要不断发力，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当前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不容乐观。例如某地在发展过程中统计，多数法律援助案件都是民事案件，基本占当地法律案件总数的80%，从受助对象来看，老年人、残疾人居多，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较小。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援助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必须要设立相应的法律援助点，但是当前我国法律援助点的设置工作并不完善，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有法律援助点配套建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点的建设不够完善，一些定点的组织或者机构中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时候一人身兼数职，对法律服务水平产生影响。
第二，法律援助力量薄弱。针对当前法律援助情况而言，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还没有全面普及，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服务人员有限，而案件数量较多，因此少量的法律服务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所以导致一些案件被搁置，法律援助的力量不足。
第三，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是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很多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因此遇到纠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通过法律手段对问题进行解决，这对于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的义务，为了实现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法律的保护，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法治社会的建设，对各种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从而使得我国社会实现规范化发展。针对当前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法律援助体系进行完善：第一，加强法律援助点的建设。为了及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我国必须要积极加强对法律援助点的建立与完善，要建设更多的法律援助服务点，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地区，更应该要积极加强对法律援助点的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第二，要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该要充实法律援助队伍，招聘更多的专业人员，及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法律问题。第三，加强资金投入。在法律援助服务完善过程中，政府应该要加强资金投入，为建立法律援助点，招聘人员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应该要加强社会资金的引入，拓展资金渠道来源。
结语
法律是人的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保障人民基本权益而设定的，法律有多种作用，其中法律援助是最基本的作用之一。我国必须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确保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借助法律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
参考文献
[1]胡文祺.浅析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现状[J].山东青年，2015（09）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9
法律援助倡议书
县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省、州驻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县法律援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加大法律援助避免群众因案致贫，依法合理解决利益诉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砚山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00年12月成立以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0余件，共帮助5000余位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2千万余元，每年为老、弱、病、残、孕、妇女和儿童等广大困难群众免除律师等法律服务费达近百万元，为切实维护广大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县部分群众由于经济原因还面临着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困难。为推进全县法律援助事业向前发展，省法律援助基金会于2014年12月25日在县司法局挂牌成立砚山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其宗旨是通过国家拔款和社会捐资设立基金，以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主要来源为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通过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开展各种法律援助项目、支持办理各种法律援助诉讼案件、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提供物质支持。
目前，法律援助基金有三个基本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但法律援助案件的快速增长，使得现有基金无法满足服务的需求，致使很多经济困难的群众和特殊群体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成立有效缓解了近年来我县部分群众因经济困难，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因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只得忍气吞声，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公平正义望而却步，从而无法安心发展的尴尬困境。但由于现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数量的快速增长，现有基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致使许多经济困难的群众无法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在此，我们特发出倡议：诚恳希望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参与行动，伸出援助之手，为那些亟需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献出一份爱心，汇聚爱心力量，积极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解决诉讼纷争，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伸出援爱之手，竭尽所能，积极捐款，为那些需要法律帮助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献出您们的一份爱心，在他们的头顶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天空。爱相伴，法相随，风雨同行。为关注弱势群体，弘扬法律援助正能量，构筑和谐法治砚山，让公平正义的种子播撒在砚山的每个角落，让公正司法的阳光普照在壮乡苗岭儿女的心中。
我们郑重承诺：倡议收到的全部捐款将统一汇集到云南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帐户上。同时，我们还将建立捐款人档案，以适当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公布捐赠人的善举，对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此次倡议将作为一项长期的活动坚持开展。
让我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筑建砚山和谐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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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依法获得的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主要为经济困难的人员提供。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或经人民法院指定而获得法律援助。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案件中不需要支付任何法律服务费用，并可以从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获得司法救助，即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
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
1、有合理的请求及事实依据;
2、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
3、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法律援助范围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关系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
6、因身体遭受严重损害请求赔偿的;
7、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
8、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对方重婚或者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的;
9、因被刑事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而请求法律咨询、、辩护的;
10、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事项。如：请求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下列人员应当被认定为经济困难无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1、农村五保对象;
2、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3、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
4、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5、总工会核定的特困职工;
6、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的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
3、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法律援助的救济途径及期限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申请人如果对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局)提出。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司法行政部门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1、了解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
2、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予以更换;
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篇10
关键词：高校农民工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农民工是我围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尽管他们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比如雇主拖欠民工工资、民工超负荷劳动、民工遭遇工伤事故而得不到应有赔偿、休息权受到侵害、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等。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当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后，许多农民工不会用法律程序来维权，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往往不知道如何收集、保全相关证据，同时也往往无法掌握有利证据，特别是作为证明劳动关系的最重要证据的劳动合同。对于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社会上的法律机构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通过法律来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一、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把农民工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之后，我国各地法律援助部门都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国务院规定，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案件放宽审查标准，只要提出申请，都给予相应的法律援助。这些有效措施的实施，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条件要求较高、审查程序繁琐、法律援助范围较窄等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很多不足：1、宣传不到位，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不强。在实践中，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的一个新生事物，对其宣传的力度还很不够，致使很多农民工对其缺乏了解，或者根本不知道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目前多数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很多人尚未形成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思想。大部分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使用暴力，很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2、法律援助经费欠缺，妨碍法律援助服务的发展。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经费基本没有保障，在法律援助经费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大幅增加，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或本又普遍较高，各地法律援助机构面临更大的经费压力。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也面临困难。3法律援助人员不足，办案质量有待提高，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案件的需要。法律援助人员现状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尤其是在农民工输入地。部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难以适应对农民工提供专业化法律援助的需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民工实施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4、维权成本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通常涉及劳务输入、输出两地，如果异地协助机制欠缺往往就会导致法律援助申请人和办案人两地奔波、疲于奔命，致使农民工维权的成本较高。
二、高校参与农民工法律援服务独具的优势与意义
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钵、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是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鼓励和倡导下，各高等学校利用自身资源设立的以学生为主体、依托学校设立，面向社会开办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组织。高校开展的法律援助活动是我国法律援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弱者扶助体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可以更好地利用高校的资源和发挥其目身独具的优势。
1、独特的人才优势和知识优势。我国高校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人才资源，许多高校法学院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具有较高的专业职称，很多人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条件的经验。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和办案技巧的指导。高校法学院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有着较高的社会信誉。高等院校还拥有大批热情洋溢愿意充当法律援助志愿者的高素质的大学生。他们经过理论学习和经过相关的培训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完全可以担当起法律援助的责任。高校风气纯洁、崇尚公正的形象更能吸引更多的求助者。为贫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为数庞大的法律人才支持，高校的法律人才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援助供求紧张的局面。
2、运作机制灵活，服务成本低，质量高。高校法律援助潜力是巨大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以学生为主，通过法律援助的实践活动学习知识锻炼能力，一般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需支付工资，能低成本实现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的援助作用。高校在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探索中应走一条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学生实践和科学研究四位一体、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法律援助运行模式。而且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社会性组织可以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去争取社会团体、企业等的赞助来筹集资金。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看，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复旦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刑事法律援助部等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是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我国法律援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弱者扶助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进一步促进了基层法制建设，完善社会弱者扶助体系。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提前化解了社会矛盾，它对于促进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弱者扶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增添力量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2、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依托学校设立，面向社会开办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集宣传、研究、咨询、司法救助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公益性组织。据调查，高校法学专业的大多数学生愿意参加法律援助活动。充分发挥这一人力资源的优势，对缓解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的状况意义重大。
3、有利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因为无钱而无法维权的窘境，帮助他们解脱困境。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普法宣传、讲座、社区咨询、街道服务、校际合作、诉讼等多种形式为社会提供无偿法律服务。通过普法宣传活动的开展，更好地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种直接的法律帮助也起到了宣传法律、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作用。同时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有助于维护其在城市的合法权益，确保其劳动收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高校在参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过程中，依靠学校的人才优势，通过各种形式，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4、有助于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法律援助这个平台为参与法律援助的高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的机会和实习场所，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避免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的脱节。高校法律援助运行模式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进行深入地探索和实践，必将促进高校教育教学的改革。不仅能锻炼一个法律职业人的各种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组织、协调、管理的综合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毕业以后将更为关注社会公益，从而达到一种良性的社会循环。
三、促进高校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思考
1、加强专业化建设与人员业务培训。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应选择并确立一些专业法律服务项目，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服务的水平，保持优良的法律专业服务品质，赢得社会的充分信任。要特别注意结合本校的优势，组织动员法学专业学生积极参加，让其发挥骨干作用，充分利用社会和学校资源开办专门的实践法律培训课程，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此外还可广泛吸收社会上的优秀志愿者，适当引进法律专职服务人员，包括热心法律援助事业的律师、教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壮大充实法律援助服务队伍。
2、多渠道筹措资金，为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证。资金问题是法律援助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缺乏资金是目前制约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大障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的财力支持。其次是通过其他渠道募集援助资金。比如利用自身特点争取本高校的拨款；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宣传和发动社会的富裕人士和企业单位捐助法律援助资金。再次，高校的法律援助工作者特别是参与的教师，可以通过科研立项，申请专项资金。总之，高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多种途径来缓解资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