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1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最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与精神面貌。”（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中国哲学是世界诸多哲学中的精华，是人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心灵鸡汤。中国哲学系统严密，内涵丰富，对中国哲学进行探讨与认知，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精神信念上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促进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创造与繁荣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本文试就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精神展开探讨，从而引出中国哲学的时代意义，以期能够为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ⅱ、关键词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精神、时代意义
ⅲ、论文正文
哲学是高度概括了的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使命，就是要寻求天人之道，通过一系列修身的内在调养与致用的外在建设，从而实现个人在社会世界中的定位，最终提升自我的境界，获得智慧的滋养。而中国哲学，无疑地是哲学中的杰出代表。
每一种哲学，都试图对于人生、世界及宇宙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中国哲学亦不例外。中国哲学与其它哲学有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在爱琴海沿岸思考人与神的关系，古印度人在印度次大陆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古中国人则在华夏大地上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中国哲学始终不同于其它哲学。它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从人自身的价值去思考各种关系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世界观与宇宙观同样也是渗透了中国哲学这一人本主义精神的。我们的先祖在思考宇宙的发生、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的问题时，并没有以神或其他外在的物象的角度去思考，而是以人本身去思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中没有神的、宗教的因素，而是说这种神的、宗教的因素没有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在探讨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念。
1、变易之道，阴阳本源
任何哲学的形成，都有其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哪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的思想应当萌芽于商周之际。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哲学思想的著作，就是《易》。《易》分为《易经》与《易传》两大部分。学术界一般认为，《易经》是商周之际的作品，而《易传》（又称“十翼”）是战国后期的作品，这里我们不多加论述。为了方便，将二者合称为“《易》”或“《周易》”。可以这样说，《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易》不仅是“群经之首”，而且是“群经之始”。《易》的基本思想与精神，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的。
在世界观、宇宙观的问题上，《易》提出了一个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根本的概念——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万事万物的总源头，或者说，就是世间万物的根本。所以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太极本身就在发生着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化生阴阳。注意，“化生”与“两分”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太极生两仪”，而不能说“太极分两仪”。生是什么？生，就是化生，就是生生不息。只有生生不息，事物才会有活力，才会富于变化，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化的过程中，由母体化生出子体，子体与母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化生的结果是“合”，“和合故能谐”（《管子·兵法》）。化生所形成的是一种向心力，一种凝聚力，因此可以团结一致、凝聚人心，从而达到亲和人民、协和万邦的境界。而分是什么？分就是分别、分离。分别，就会产生隔阂；分离，就会产生对立。越是这样一步步分下去，就会形成离心力、分散力，最终人心涣散，各行其是。而在分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矛盾不断产生甚至激化，因此冲突在所难免。“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阳，所以老子又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这一点，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人注重内敛，而外国人注重外扩。内敛的价值取向教导我们，要修身齐家，而外扩的价值取向则教导人们，要扩张占有。一个向内，一个向外，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主合，而西方人主分。
阴阳，是从太极中化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体的。因此，讲阴阳是不能分开来讲的。阴阳互动，在整个太极中阴阳变化，才能化育万物。阴阳始终是合一的，一旦分开，阴阳就不再存在。《易》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了“阴阳”与“太极”，“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阴阳不仅合一，而且处于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阴阳如果不互动，不发生变化，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万物，“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传》）。“易”的含义，本身就有“简易、变易、不易”这三重内涵，因此又叫“易有三义”。变易、变化的观点，是整个《易》“一以贯之”的理念。阴阳是变化的，即是说阳可以成阴，阴也可以成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一定同时存在，同时归寂，而且二者地位是平等的。看看太极图就知道，阴阳二极在整个太极图中是“平分秋色”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幼学琼林》）。阴阳相对存在，二者互化互生，才能生生不息。同时在太极图中我们还可以知道，阴阳是处于同一个圆也就是太极之中的。这个圆代表什么？代表运动变化，代表圆通圆熟。只有圆的而不是方的抑或是其它形状的才能不断地变化运动，因此才能圆通圆熟。但是不论圆怎么变动，内在的阴阳是始终是相化而生、相对而存在的，是处于一种相对的不变之中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外圆内方”。所以“易有三义”，其中有两易：一为“变易”，一为“不易”，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阴阳在太极中的这种运动，又叫“外柔内刚”。“阳，高明也。”“阴，水之南，山之北也。”（许慎《说文解字》）“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生之本，本于阴阳。”（《黄帝内经·素问》）阴阳，难道不是万物之根本？
中国哲学是以人为本的哲学。“阴阳”这样一个概念，也是从人本身而来的。古人并没有太多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只要仔细观察万物和人本身，加以思考，就可以从中体悟到宇宙人生的智慧。可见，知识与智慧并无一定联系，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智慧。“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彖传》）天为阳，地为阴，白昼为阳，黑夜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手心为阳，手背为阴。但要注意：第一，阴阳是相对的。天虽为阳，没有了地，天也就不存在了；第二，阴阳合一，没有绝对的区分。白昼为阳，黑夜为阴，但是无论由昼入夜，还是由夜入昼，都是渐变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区分；第三，阴阳平等，阴阳结合，才能化生万物。男为阳，女为阴，但是男女平等。只有男性或者只有女性，世界都会走向毁灭的。因此，男女结合，就是一个“好”字。用 -代表男性，既是象形地表示男性的生殖器，也是抽象地表示男性所具有的阳的气质与特性；用-- 代表女性，既是象形地表示女性的生殖器，也是抽象地表示女性所具有的阴的气质与特性。男女结合，两性相好，阴阳才能互相滋养，化育万物。所以我们看坎卦的卦形就知道，- 为男阳， --为女阴，这个卦恰好就是男女交合的图像。在八卦之中，坎卦代表水，而水，恰好就具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特质。水永远要动，要川流不息，才不至于成为一潭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所以你看，中国人就是这样“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黄帝内经》）“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廪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一点，对我们整个传统文化都有极大的影响。中医的精髓，也就是“阴阳”。屈原在《离骚》中讲：“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我们的人事总是与天事密不可分，天事是和人事并存的。阴阳化生，也就是“天人合一”。
2、天人合一，物我同化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庄子又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人关系中，人是主体，天是客体，在此，人为阳，天为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所以人要积极有为，要掌握自然变化发展的规律；从事理关系上讲，人是阴，天是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所以人要顺应自然，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我同一”之境。识人事，也就是识天事。物与我，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和衷共济的关系。“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在梦中，庄周与蝴蝶达到了“物我同化”的境地。这在常人看来，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梦罢了，但在庄子的眼里，就有了哲学与美学的意义。他正是从此出发，写就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的散文，成为先秦诸子中文学品质与美学素养最高的人。天性就是人性，人性也就是天性，天人合一，才能使自然与人统一，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自然环境高度和谐。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要“相忘于江湖”“两忘而化共道”（《庄子·大宗师》）。那种令人欣然向往的境界，就叫“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
事物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所萌芽并得以发展，但并未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真正提出这个光辉命题的，是北宋的理学家张载：“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在《西铭》中，他进一步阐述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人合一，物我同化，是同样紧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之所以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阴阳的道理，也就是为了弄清楚中国哲学的基本内涵。天有阴阳，人有脏腑，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地有江河，人有经络，中医把这叫做“天人相应”。实际上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具体科学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实质上二者是相通的。天人相应，就是天与人相感应，相适应，相顺应；天人合一，就是天与人相结合，相化合，相和合。自然是人类的父母，我们人类都是大自然的子孙，因此“民胞物与”，天下应当相亲相爱，而不是相仇相恨。可见天人合一、物我同化有着三重基本内涵：一是人内心的净化与升华；二是自然本身的运转与变化；三是在天与人的变化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融合而达到的“物我同化”的境界，用庄子的话讲，就是“外化而内不化”（《庄子·知北游》）。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如此重视人与天的和谐关系，我们中国哲学也如此探求人与天的共生共存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天地宇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现实是真实存在而且可以为我们所认知的，因此世界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发现，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世界。要想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不必向往天堂或者圣地，只要在现世的宇宙之中，就可以“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一个真正的人的博大气象，乃是以自己的生命通贯宇宙全体，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命。这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天人关系的根本，乃是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完成人格境界的提升。“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也就成了个人生命中可以主动把握的动态力量。尽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但正是在这种“无言无语”、心灵相犀、相感相应的过程中，我们真正体悟到了一个生命在宇宙中的重要性。我们个体的生命价值因宇宙而走向丰满，宇宙的玄妙无极因我们而得以展现。
3、同德同体，至人和谐
中国哲学中“阴阳”与“天人合一”的观点，是阐述“同德同体、至人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什么是“同德同体”呢？我认为，同德同体，就是指人类道德行为准则与天道相合。同德同体，是中国哲学的一大境界。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其“贞元六书”之一的《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大境界之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与此同时，冯友兰先生还提出了“觉解”的概念。一个人的觉解程度，决定了他所处的境界层次。自然境界的人，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人，所作所为并没有完全的觉解；处于功利境界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在动机上是为己，但已有了一定的觉解；而道德境界的人，他的行为皆会产生道德上的意义，并由此引申出道德价值，换言之，处于道德境界的人，是真正觉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体察到了人之所以为人，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因而能够在由内而发的道德观念的支持下去完成各项事业与工作，赋予了他的行为以道德的意义；处于天地境界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皆会产生宇宙上的意义，并由此引申出宇宙价值或者说超道德价值。他真正觉解了宇宙与人的关系，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作为宇宙中的一员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是具有宇宙终极关怀的超道德的价值体验。对于宇宙生命的关注与抒发，不仅是中国哲学独特的关怀与取向，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一个人的生命格调，能够提升到与宇宙对话、与天地同息的高度，那么他的个体生命便不仅仅只属于他个人，也不仅仅只局限于社会与国家，而是为天地宇宙之一员。“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什么呢？孟子自己也说“难言也”，但是孟子接着给我们描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形有不慊之心，则馁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给予“浩然之气”以明确的定义，但是它却“至大至刚”，充盈于天地之间，与我们个体的存在相始终，“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因此修身养性，坚持自我，就是要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而这种自我的精神天地，是与天地之气相通相和的。只要我们能够立足于当下，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做起，努力完善自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通过自我内心的净化与创造，使天地之性具呈于我，那么“我”这个个体生命就在茫茫天地之间找到了立足的根本，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时空宇宙相通，达到永恒同化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外在的迷惑、忧虑与困扰，便都不能使我内心有所变动，从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全书·卷十二》），个人的气质，也就在此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同德同体，是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的具体体现。中国哲学是具有光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哲学，中国哲学家们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最终的目的也是要塑造真善美高度和谐统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因此，“至人和谐”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要义之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中国哲学正是在天与人交相感应、互化同感的过程中，孕育了“和谐”的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正是礼乐文明的核心。因为能“和”，所以能兼容并蓄；因为“和”，所以能海纳百川；因为“和”，所以能多样统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和，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相互吸收借鉴并加以糅合共进的精神之源。同时，也正是这种和谐的思想，使得我们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使得天与人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哲学的精神，是哲学的灵魂所在。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基本内容中形而上的理念，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一把钥匙。
1、以人为本，家国一体
以人为本，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精神。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也。”人为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中国哲学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与功能，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文化都坚持了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因而中国的哲学、中华的文化也是人的哲学与文化，是世俗的而非神话的抑或宗教的。阴阳与天道，归根结底是为人而服务的，人才是天人之本。中国古代思想有“三才”之说，认为天有天才，地有地才，人有人才，而天、地、人三才，其核心是人。人者，仁也，仁者，二人相好也，二人相好，是阴阳也。所以，人是天地万物的灵气聚会而成的，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你看唐朝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李白之诗，飘逸天然，是天才之作；杜甫之诗，忧国忧民，是地才之作；王维之诗，诗画相映，是人才之作。一曰“诗仙”，是道；一曰“诗圣”，是儒；一曰“诗佛”，是释。天地人三才，合儒释道三教，大唐风流，便尽在于此了。
以人为本，是要努力发挥人作为天地之主体的能动性，积极践行个体生命的诺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中国哲学中，儒家尤其重视人的价值。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总之，是要与人同乐，在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为自我臻至善”（鲍鹏山《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正因为孔子具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当马棚被火焚烧时，只是问“伤人乎”，却“不问马”（《论语·乡党》），对人的生命价值给予了高度的尊重；当季路向孔子询问鬼神之事时，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现实世界给予充分肯定，对人的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给予高度赞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天为人之父母，值得敬畏；大人、圣人，是人中之杰，也应有所敬畏。而在敬畏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对人生价值、人生信仰的尊重与赞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是实现“仁为己任”的最主要力量。把握了“人”的力量，也就掌握了“仁”的可实现性，便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以人为本”和“家国一体”是相通的。正因为以人为本，所以我们的哲学是世俗的哲学，是人间的哲学，也正因为这种世俗化的倾向，所以我们中国哲学注重现实世界的价值，而不是消极避世，向往来世或虚幻世界。注重现实世界的结果，是让中国哲学蒙上了浓厚的“家国一体”的世俗色彩。
“家国一体”格局的出现，是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结果。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大都是以奴隶制的国家的形式代替以氏族血缘为关系的宗法社会而走进文明时代的。体现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是以地域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代替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民族代替了氏族。古希腊历史的发展，即是以强有力的商业文明为支撑，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成为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有其特点与道路。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家国一体”观念，即是由中国的历史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历史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导致中国社会在从原始社会走入文明时代时，并没有完全脱离以血缘世亲为基础的宗族关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有了这种关系，进而形成了宗法制度与宗法社会。西周，就是宗法社会的典型代表。封邦建国，制礼作乐，就是利用一整套的宗法制度，使得家国同构，以血缘和姻亲关系来维持统治。家国一体，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国与家同构，家与国同体，所以儒家讲“修齐治平”，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来“治国平天下”，就是“家国一体”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哲学中，家与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家族发展为宗族，宗族再联合成为国家。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既要“齐家”讲求伦理，又要“治国”遵守纲常。孟子又讲：“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把“保四海”与“事父母”并提，也是“家国一体”的表现之一。中国社会的历史地理特点，还决定了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得以长期保存，根深蒂固，并深刻地反映到中国哲学中来，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2、贵和尚中，求同存异
中国哲学在天人关系上表现出合一的趋向，而这种“合”，即是“和”的内涵之一。中国哲学讲求和谐之道，其基本内涵有三个：一是人与天和谐，一是人与人和谐，一是人与内心和谐。人与天和谐，就能天人合一，保持生态平衡；人与人和谐，就能肝胆相照，维护社会稳定；人与内心和谐，就能内心充实，实现个人幸福。《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与“同”不同的概念。和，强调多样统一，既能异彩纷呈，又能高度协和；同，则是强调彼我无异，归于一物。可见，和，是在保有个体价值与个性特色的前提下，对诸多个体事物进行整合加以创新发展的结果，因此“和而不同”成就的是君子。这种既注重个体，又注重群体，并力图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方法，就是“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讲求协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正因为“过犹不及”，才需要“中行而与之”。贵和尚中，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和与中，就是阴与阳。和为阴，中为阳，和为少林武功，中为太极文柔，二者相配，恰好就可以达到“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目的。由此可见，《易》所提出的“阴阳”的概念，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贵和尚中，重要的是以“中”为尺度，以“和”为目的，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哲学又发展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既然和是多样统一，那么要想在多样之上保持统一，就必须“求同”；要想在统一之中保持多样，就必须“存异”。同与异，也就是阴与阳。当同为阴，异为阳时，阳为引导，因此“同”要有统一的旗帜，才能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阴为配合，因此“异”要有不同的色彩，才能五光十色，晕染出虚实相生的效果。所以贵和尚中、求同存异，本身就是阴与阳的关系。阴阳相合，虚实相生，和中共济，异同并存，“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3、刚健自强，奋发有为
人是具有主动的内在与外在探求之欲的万物之灵。中国哲学在“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支配下，力求探讨人在向内与向外的求索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体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彖传》）天为乾道，是阳，代表奋发有为，因此天的品质是“行健”，人与天相应，君子要“自强不息”；地为坤道，是阴，代表稳重持成，因此地的品质是“势坤”，人与地相应，君子要“厚德载物”。君子兼备了天的“自强”与地的“厚德”之道，就是“三才兼备”，就能顶天立地，从而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刚健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可以说是流传千古，激励了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曾子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孟子讲：“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刚健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深深地融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肉之中。愈是艰难困苦，愈是遭遇挫折，愈是奋起抗争，愈是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正是缘于中国哲学中内在精神品质的外在表现，正因为以人为本，所以人生于天地之间，必欲造就一天地人格，并为实现这种道义与理想而不懈奋斗。中国哲学中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哲学趋于实用性，带有极其强烈的务实色彩。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就是强调“务实”的重要性。要自强，要有为，就要务实，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真正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华而不实，浮夸自矜，都是不可取的价值态度。中国哲学的务实精神，的确有它精湛实用的一面。
三、中国哲学的时代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全球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引起资本、技术、人口、服务、知识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物质层面的恶果。物质层面的消极方面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就造成了个人信仰、精神道德、社会关系的危机。有人曾经这样概括当代人的荒谬处境：“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我。”如何在全球化的大势之中正确处理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哲学面向新世纪得以发展的契机之一。也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之中，才能顺利完成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1、个体生命价值与群体利益的构建
前文已多次说过，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人本主义观念。但是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和万物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在于，动物只有兽性，而人不仅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性，而且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性，因此，人始终是处于社会中的人，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人必然要与他人合作，产生群体的概念与实质，从而在群体之中实现个人价值。谈人本主义，也离不开个体生命价值与群体利益这一层内容的探讨。
在个体生命价值与群体利益构建的问题上，中国哲学中的不同流派存在较大分歧。总的说来，儒家更重视群体利益，道家更重视个体价值。注意，这并不是说儒家不注重个体价值，道家就不重视群体利益。二者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对立。他们都是从人的价值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传统选择了以儒家为主导、以道家为补充的意识形态学说。这种选择是必然还是偶然？我认为是必然。在学习和研究文史哲等学说理论时，我个人非常注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去寻求思想与观念产生的生态与人文基础。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我十分赞同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观点：“我们在黄河流域，在这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话就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这种伦理观念、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精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正是中国历史地理所形成的相对闭塞性与内在的忧患性，才使得我们的文明立足于农本，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多了一份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正是中国哲学留给今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我们说过，“和”有三重内涵：一是天与人之和，一是人与人之和，一是人与内心之和。天人合一，是人与天之和，而个体生命价值与群体利益的构建，就是人与人之和。孔子讲：“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对自我多加反省，“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伦理道德实践的主体是自我，因此要想施行仁义，塑造人格，就要从自我做起。“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强调的正是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尊重他人实现个人理想的意愿，去寻求“成人”之道。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又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在群己关系的处理过程中，要努力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既要“成己”，又要“成人”，在“成人”的过程中“成己”，在群体价值的构建中追求个人价值。最后的结果，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在“大我”与“小我”之中，寻求中庸的切合点。以和为贵，努力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与群体利益的相融相成，逐渐形成中国哲学中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这一责任感的形成，是与中国哲学“以人为本，家国一体”的意识密切相关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发展到后世，就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张，有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的疾呼，有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呐喊……这些往圣先哲的思想，毫无疑问地对中国哲学之精神的普及与深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儒家主张不同，道家则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的价值，更加注重个人的自我认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明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主张以实现自我认同作为人生准则。庄子则进一步阐明了对个体生命与自由的尊重：“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师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一字一句，都在告诉人们要顺应自然，顺应本心，顺应自我，循天道，求自我。在我们这个以群体利益为本体的国家中，注重个体价值的道家思想，实在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因为我们在强调群体利益时，往往会忽视甚至践踏个体价值。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于个体人性的追求，是我们中国哲学中较为缺乏的东西。中国哲学要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世界有所贡献，应当在群己关系上给予进一步的定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问题，亦即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两个方面，亦即究竟以群体利益为重，还是以个体价值为重。群与己，同样是阴与阳的关系。阴阳是相对的，因此当群体为阳的时候，个体就是阴，我们需要集思广益，共同创造，个体生命价值应当尽力服从群体利益；当个体为阳的时候，群体就是阴，我们需要维护个人权利，实现个性的多样化发展，群体利益的构建要更多地倾向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与尊重。尊重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是尊重的保障。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应当有所贡献。
2、义与利、理与欲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辩、理欲之争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对人应有的价值取向展开讨论与探索。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墨子也讲：“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孟子更是强调：“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但是应当注意，儒墨两家讲“义”，但并不反对“利”。当冉有问孔子“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表示：“富之”（《论语·子路》）。墨子则进一步明确表示：“义，利也。”（《墨子·经上》）只不过在儒家那里，强调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符合道义、正当的利，是可以也是应该追求的。而在墨家那里，强调的是“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认为利要符合双方的需求，对社会关系中的双方都要有合理性。在先秦的儒墨两家之中，义与利，不仅不矛盾，反而相反相成。义利之辩，同样是“小我”与“大我”之辩，义亦即利，当“利”能为“大我”所用时，“利”，便具有了“义”的意义。
当然，在先秦诸子之中，也不乏有将义利之辩推向极端的代表，韩非及法家就是其中之一。在韩非和法家那里，义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臣尽死力以与君，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在韩非的眼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全是由毫无遮掩的利益来维系的。他还举例说，父母生了儿子，就会高兴；生了女儿，就会懊悔。因为男孩子是“劳动力”，女孩子是“赔钱货”。父母子女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恩情义可言，父母生育子女，也是为了利益。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算计与被算计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不过是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罢了。必须指出的是，韩非及其所代表的法家，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君王谋划的谋士，他们的理论是为君王掌握生杀二柄而准备的。换言之，如果我们站在君主的角度去看这些言论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就是如此。但是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君主的那一套专制理论也早为历史所抛弃，韩非把人与人的关系彻底功利化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与实际，是应当予以批驳的。然而我们对历史上的哲学乃至哲学家们的思想，须有一种灵活的思辨态度。韩非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定位为利之维系所生，当然是不对的，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中国哲学不是一味地反对利的。相反，它在某些时候、某些流派中，还特别注重利的价值。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思想。
“义利之辩”，主要是在先秦时代，而“理欲之争”，主要是在两宋时期。“理欲之争”的实质，是对“义利之辩”的引申与发展，因此，二者绝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外在形式下的继承性。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行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追求的是集义所生的道德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颜之乐”，并不因外在的物质贫乏而感到忧伤，反而因内在精神上的超越本体而感到高兴。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种“孔颜之乐”。然而这套理论一旦为统治者所利用，“存天理，灭人欲”也就变了味。理学家的本来用意，是要摒除自我内心的私欲杂念，达到“穷天理、明人道”的境地，亦即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但是我们务必注意，哲学一旦为现实政治服务，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之时，学术就只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务必要注意“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学术可以为政治提供借鉴，却不能仅仅为政治服务，更不能为了政治而服务。失去了独立自由之精神的学术，是无法正常发展下去的。这一点，是我们学习和研讨中国哲学时必须注意的。
义利之辩、理欲之争，最终在中国哲学的整体意识形态中，是形成了“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这其中，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并不是说，它们对于当今时代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代社会中诚信的危机，人际关系的冷漠，不正是需要这种“重义轻利”，以“天理”灭人之“私欲”的精神么？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3、内圣外王与逍遥境界
除了义利之辩、理欲之争，中国哲学还十分推崇“内圣外王”之道。什么是“内圣外王”呢？这个词出自《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内圣”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外王”之业。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是“内圣”，“兼济天下”是“外王”。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仍然是阴与阳的关系。那么，内圣与外王，哪个是阴，哪个是阳？答案是：外王是阴，内圣才是阳。为什么呢？《大学》讲：“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内圣。换言之，只有达到了内圣之境，外王之道才可能到达。内圣，就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培养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质，重视人伦关系的构建，在此基础上才能追求外王之道，“经纬天地”“裁空万物”（《荀子》）。但是，内圣始终是“本”，外王只是“末”。这在理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心学强调的，正是“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杂说》）。我们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所在，它进一步强调了哲学对于人身的意义。走进内圣之道，也就是君子成仁之道，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是提高个人修养，强调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内圣外王”主要是中国哲学中儒家的思想，而“逍遥”主要是中国哲学中道家的思想。儒家重群，道家重己，因此儒家在“内圣”之外还有“外王”，而道家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逍遥”境界。庄子在《逍遥游》中开篇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在这里运用了极其诙谐浪漫的手法，将深奥的哲理如泼墨山水画卷般展现于我们眼前。在庄子看来，逍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逍遥，就要“无所待”，达到坐化两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庄子·齐物论》）的地步。人格要与天道相通，内外兼修，天人合一，最终结果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这种“澄心万虑忘”、物我同化的境界，不正是深处喧闹繁华的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所需要的吗？我们终日为世俗之事而操劳奔波，话不出自真心，行不出自本真，身心俱疲，最终造成了诸多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中国哲学中“内圣外王”与“逍遥”之境，正是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的一剂良方。
4、走向世界的民族哲学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视程度，对我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代表性问题进行梳理，进而能够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为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及基本问题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我国现代化以及民族复兴的要求，是国人长期寻求救亡图强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质疑的声音，只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图和目的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的渗透到我国的优秀文化当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根源和保证，积极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规律，便能够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并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发展和需求，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性，并创造具有科学理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解答，同时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的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
（一）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角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途径应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只是在某个国家和民族内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精神把控，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现代产物。由此可知，如果我国没有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没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人类历史只有转向了世界历史，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的可能，才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文化的结合，进而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并为我国的蓬勃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
（二）运用微观或个案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还应运用微观或个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可以对伟大领袖进行分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李达等领袖，其中，尤其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既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次，对于如艾思奇、冯契、金岳霖、熊十力、冯友兰以及张岱年等专业的学者来说，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开展大量的学术理论活动以及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文化条件等进行深入分析，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积累的实践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同时，还对当代学者提出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进行深入讨论，并通过总结和讨论得出更适合我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属于中国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促进我国的发展。
（三）现代解释学研究方法
对现代解释学研究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之一。在现代解释学看来，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主要不是因为心理方面的相互感应和感受，更非来自上帝的启示，主要是人们有相同的生活境遇，在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对象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行有效理解，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充分结合，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促进我国的繁荣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一定要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國化的重视程度，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而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促进我国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3
[关键词]“问题”意识；哲学本性；研究性教学；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8-0026-03
在本文中，笔者以自己从事哲学教学的一些实际经验或体会为基础，并结合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对哲学教学中如何突出“问题”意识、深化改革的问题作出探讨，希望能借此与从事哲学教学或相关课程教学的同仁交流。
一、“问题”在哲学教学中的优先地位
本文研讨的主题是关于哲学的教育与教学问题，更直接地说，是关于哲学的教学方法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与教学方法问题。在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我们先谈谈问题与哲学的一般关系。笔者认为，所谓“问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或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问题”即是根源于现实中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二是指哲学自身产生的问题，即在对有关哲学理论的理解中所产生的各种学术性问题。当然，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是表现在哲学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在问题与哲学的关系上，“问题”具有基础意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形式。
事实上，各门学科或课程的教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一定“问题”或“问题”意识，然而，基于某种“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在哲学教学中却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哲学本身正孕育于“问题”，哲学即起源于对“问题”的“惊异”与“探索”。在古希腊，哲学(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在提出“爱智慧”即哲学理念的同时，苏格拉底提出并运用了“问答法”。“问答法”是一种在问题的预设中(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来寻求事物或概念本质的理性思辨的方法(亦即“辩证法”)，苏格拉底将其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问答法”或“精神助产术”表现出人们对问题的“求知”与“惊异”情绪，“惊异”与“求知”由此成为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最初动因。
在确立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可以说，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问题进行“学术探索”，而哲学由于具有“自由学术”的根本精神，也就与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鉴于此，我们就应当依据哲学的本性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凸现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我们的教学目的虽然直接说来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根本说来还是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应该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理解中体悟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或哲学本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讨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教学来说，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已形成了从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教学目的也是掌握原理，教学过程也是从原理到原理，学生可能掌握了一堆概念、范畴和原理，但却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本质联系，更不能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因而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分离。
“原理”作为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当然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原理?可以说，“原理”或“原则”都不能构成我们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原理”本身只有在与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时，才能显示其意义而得到深人理解。因此，我们只有将从既定的教科书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与思维定势，转变为从现实中和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发现与提出问题，并在对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中，去引导学生加深对有关哲学原理的理解。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来思考原理，不仅能促使学生达到对原理的深入理解，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本科通识选修课)时，笔者在“引言”部分也强调了强化问题意识，说明西方哲学史的演变就是“哲学问题的深化”，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部“问题史”，即一部哲学家提出问题与解析问题的思想史。笔者尽力启发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读一定的原著与文献，进而达到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本质上也还是我们提出问题来同文本交流、沟通，从而达到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现代解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曾提出“问题在诠释学里的优先性”。事实上，在我们对任何一门学科或对象的认识中，“问题”都具有优先性，而哲学研究或教学就更具有这种优先性。
二、应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始终，并成为推进教学的动力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也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热情与兴趣，从而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因此，“问题”意识也就成为推动整个哲学教学的重要动力，并成为联结各个教学环节的重要纽带。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总是尽力在课堂上提出或鼓励提出问题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讨论，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对完成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发挥“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贯穿在教学活动的始终，笔者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或措施。
(一)精心设计课程思考题，并在课前发给学生。多年以来，无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讲授“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或“历史哲学”课程，笔者都注意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以及本人的研究体会，用心设计各课思考题，并尽量在开课时与教学进度表、阅读书目等一起发给学生，或在讲课过程中提供给学生。学生看到思考题就会形成一定“问题”意识，也会带着一定问题听课、思考、讨论，从而使教学具有一定针对性，也具有一定开放性。这也如加达默尔所说：“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而“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
显然，“问题”意识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保障这种“问题――探讨”型教学的实现，教师就需要下很大工夫来精心设计思考题和各个教学环节。笔者体会到，设计好思考题并使教学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思考题的思路进展，确实能
起到精简与集中教学内容、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发挥教师自身研究优势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多方面的好处。
(二)建立教学模块，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在各门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尽力依照自己对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而设计出一定教学模块或板块，这样既涵盖了有关教学基本内容，也发挥了教师讲课的优势或特点，同时也把“问题”意识凸现出来。
由于教学模块作为教学基本内容是教师自己梳理、提炼出来的，因此运用一定教学模块就能促使教学内容更为简洁、集中而明确。例如，几年来笔者在“哲学概论”教学中，设计了七大部分(亦即七讲)的教学模块，这七讲标题是：“哲学的本质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哲学探索方式与发展模式”、“传统哲学的本质及其与非传统哲学的区别”、“比较哲学的概念与中西哲学差异”、“宗教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现代哲学发展特征概述”。这七讲基本形成了“哲学概论”的教学模块，其基本框架也大致涵盖了这门课程应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任课教师自己研究哲学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成果，由此也为教师重点阐述有关问题留下了较大空间，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哲学教学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教学中，笔者注意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调整或改革，同时也把有关教材基本内容提炼或归纳为几个具有基础性或前沿性的讲课专题，从而形成了一定教学模块。这一教学模块的总题目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与反思”，主要包括：“第一讲哲学本质及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探讨”、“第二讲世界观问题及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第三讲辩证法本质与实质问题探讨”、“第四讲唯物史观本质及历史意义探讨”、“第五讲社会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探讨”、“第六讲阶级国家革命理论反思”以及“认识论方法论探讨”等内容。这种依次递进的专题研究或板块式教学，也即是一种“问题――探讨”型教学。它一方面以教材和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有关哲学前沿或疑难问题的探讨，给教师在授课中发挥自身特长、加强研究与课堂讨论留下了更多空间与时间，因而起到了整合与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作用。
(三)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尽量在课堂上进行解答或讨论。鼓励学生提出并探讨问题是发挥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根本途径。坚持提出与研讨问题不仅能恬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能促使师生共同深入地思考问题从而加深对有关内容的认识。如在“哲学概论”课上，有的学生对“比较哲学”的概念与方法存有疑问，提出“比较哲学研究应是本质相同的还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的比较”。笔者就此组织了即席讨论，并与学生一起作出推论，最后作出一定小结，明确并阐释了“正、反”比较即“正比”与“反比”思想，指明本质相同的比较即为“正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不同特点，而本质不同的比较则为“反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本质区别(如中西哲学因为同属传统哲学，二者比较就属于“正比”，而传统哲学与某些现代非传统哲学的比较就属于“反比”)。学生也提出过“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既是又不是如何理解”乃至“人生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等许多问题，笔者也都尽量在课堂上开展讨论，并作出推论、解答，同时也完成了相关教学内容。
有针对性地就一些问题进行课堂或课下讨论，是促使哲学教学具有广度、深度与一定灵活性的有效方法。哲学教学理应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是离不开对问题的探讨的。加达默尔也说：“辩证法的进行方式乃是问和答，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一切通过提问的认识的过道。提问就是进行开放。”笔者也体会到，哲学上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或一定思辨性。因此，对哲学问题常常不能直接解答或依靠经验来回答，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对哲学问题只能通过思考、分析与推论来给予“辩证的理解”。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但问题包含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对立。”例如，“既是又不是”的问题就具有矛盾性或两重性思维的特点而属于“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这一问题也是一个教学难点，为此，笔者特意提出了一个具体命题来加以讲解，即：“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其意是说：一方面，哲学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广义含义即知识体系，因而哲学可被包含在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哲学又不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狭义含义即实证科学，因而哲学就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或者只能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这一命题即属于辩证逻辑，既包含又超越了形式逻辑，提出并讲清这一命题也就讲清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应看到，由于哲学及哲学教学具有“思辨”、“论证”以及“把论证进行到底”的特性或精神，因此，哲学教学一般不宜依靠或更多地依靠“课件”(“课件”可能会遮蔽“问题”而有碍论证、思考、即席发挥以及深入讨论)。相反，哲学教学应更多地运用一些传统教学的方式，也应更多地在课堂上及黑板上进行“论证”、“推演”。哲学教学也只有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返本开新”。
三、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这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首先，教师要借助问题的导引作用实现由单纯授课型教学向研究性教学的转变。研究性教学需要把教学和科研紧密地内在地结合起来，教学要以科研为依托，科研也要以教学为基础，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笔者体会到，所谓“研究性教学”，应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与导向的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课堂教学，也应是以教师的学术研究为依托的有深度、广度及高度的教学。与此相反，所谓“应试性教学”则是以课本的现成结论及考试为中心因而缺乏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教学过程虽不能废弃考试，但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即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也即是教学过程，由此才能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其次，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转变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改变上课只是被动听讲、记笔记的状况，把单纯学习过程变为主动思考与研究问题的过程，进而实现由课本性或应试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为实现研究性学习，还应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多年以来，笔者在“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等选修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必修课教学中，都尝试把“问题”研究引入考查内容，增强试题的研究性质或研究力度，同时一般又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这就既改变了“考前背课本，考完都忘记”的状况，也减轻了学生负担，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研究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把更多时间与精力用在研究与思考问题上，从而收到素质教育的一定效果。
只有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哲学教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根本转变，才可能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创新”首先应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观念、理念的创新，没有这方面的创新，任何其他方面的“创新”都终究不可能持久。“创新”需要对问题的敏锐洞察与长期思考，因此，“问题”意识会导致“创新”，会有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加达默尔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我们还应当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创新”。
总之，哲学教学应成为一种“提问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或“进行某种真正谈话的艺术”，而“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也理应具有优先地位与重要作用。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既符合哲学学科的本性，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笔者确信，把树立与强化“问题”意识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取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从长期教条主义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才能使哲学教学真正发挥“爱智慧”的引导作用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文献：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5
关键词：发展哲学；对象；特点；范围
中图分类：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9―04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发展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研究发展哲学意义重大。“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1956年以美国学者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为标志产生了发展经济学，此后各种发展理论及发展观相继应运而生。1983年以法国学者佩鲁的《新发展观》为标志产生了发展哲学。2003年我们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发展哲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关注。但是目前发展哲学还处在初创时期，国内哲学界对它的研究对象、特点和范围都存在较大争论。笔者拟就此问题引玉之砖。
一、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已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尽管哲学界对其研究对象尚存分歧：有学者把它看作是介于元哲学与具体发展学说之间的应用哲学。有学者认为它是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介于元哲学与具体经验科学之间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一门应用哲学学科。分歧最大的是“反思说”和“统摄说”，但二者又有统一性。
“统摄说”认为：第一，发展哲学是关于发展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发展观就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观点和看法。发展存在与发展意识的矛盾关系是发展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二。发展哲学是从具体的发展学科知识中概括出的最一般的发展知识，是统摄发展理论各个具体学科(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等等)的哲学研究，因此它高于具体的发展学科。
“反思说”认为：第一，发展哲学首先和主要是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批判和反思，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概括和抽象。通过批判和反思，发展哲学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不是提供行动指南，而是起纠偏、校正、调适的作用；不是提供总体思维框架，而是合理调适和帮助完善总体思维框架。第二，发展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发展理论是一个包含众多学科的理论群，发展哲学只是这个理论群中出现较晚的一个学科。发展哲学只能是对着眼于一般性、跨越性问题作更多的哲学反思和哲学批判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能再是统摄发展学各分支学科的哲学概括。
笔者认为，“统摄说”和“反思说”都是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二者分歧很大，实质上二者也有统一性。它们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正如在韩树英的《通俗哲学》中方成先生配的一幅画一样：画面的中央写着一个阿拉伯数字，站在南方的人说是“6”，而站在北方的说是“9”。其实，二人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也正如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的庐山景象。“统摄说”的理论视角是哲学的性质或根本性质，即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而“反思说”的理论视角是哲学的功能或根本功能，即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是通过反思和批判使人变得更聪明的学问。此其一。其二，从发展哲学的产生来看，在时间上它后于各门具体发展学科产生，的确不能说发展哲学是统摄各发展学科的理论，但从其长远发展来看，发展哲学要发展就不得不反思和批判各门具体发展学科理论并对其进行抽象和概括。
所以，笔者主张，发展哲学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同时又是反思和批判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哲学学说。如果仅仅只承认其中任何一种观点，就不能全而把握发展哲学。如果把二者统一起来给发展哲学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发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广义的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哲学。这里，社会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及其他各个方面、各领域的发展。因此，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广义的社会发展(以下简称发展)及其规律。
那么，在发展哲学看来，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简言之，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但笔者更倾向于刘森林对发展的理解：发展概念是多种理论中关于方向性变化观念的多义合成，“发展”必定蕴含着一种趋向更“好”目标的方向性含义，“发展”显然是一个以现代价值为预设前提的现代语词。具体说：(1)发展不仅是规模与量的增长，也是结构的优化和制度的合理创新与改进；(2)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增长，更是社会在多方面、多领域的改善过程；(3)发展不仅是在众多的方面与国际接轨，而且．也是国家自主性与安全的增强、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弘扬；(4)发展不仅是理性化的扩张，也是某些自发性的被认可及其与理性的融合；(5)发展不仅是物和组织建制的“现代化”，也是人本身的“现代化”；(6)发展不仅是经济量的增K，电是公民民主参与、民主管理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维护良性生态环境这些做法的确立、巩固和改进；(7)发展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自由、藐视暴力而尊重协商和正义等现代价值更多、更真实地被尊崇和获得实现的过程；(8)发展并不仅仅是现代化，它还有更高的目标，发展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应当说，这是对发展的相当全面的解释了，但是，仍有不掩瑜之瑕，那就是在解释发展时只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忽略了发展的重点和核心。发展的重点和核心是人的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和发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发展哲学的研究特点
这主要是指同元哲学(如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哲学(如唯物史观)、具体发展理论学科(如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哲学在研究方式上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元哲学式地对发展进行纯哲学抽象研究，也不是社会历史哲学式地对社会及其历史进行全方位研究，又不是发展理论：学科式地对发展主要作实证研究，而是对社会历史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介于本质层次与运行层次之间的中层理论研究、准抽象研究和单维度研究。具体讲：
第一，它有区别于“哲学”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与元哲学的区别在于对象上的整体与部分的不同。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当说发展哲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而是一种应用哲学。发展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因此不应在发展哲学中把哲学分析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析完全区分开来。对此，发展哲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启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理论，除了《反杜林沦》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重要著作没有哪本可以明确地界定为纯粹的哲学或经济学、社会主义专著。《资本论》既是经济学专著，也是哲学专著。在我国许多大学里，《资本论》既是经济学研究生的必修课，也是哲学研究生的必修课。因此，发展哲学应当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具有较明显哲学色彩的应用哲学理论。发展哲学对发展的研究，首先必须坚持以反思和批判方式进行哲学分析为主，其次也不能不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或者说，它应当把形而上的纯理论抽象与形而下的实证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发展进行准抽象研究。
第二，它有区别于唯物史观的特点。有人试图通过抽象一般(规律)与现代社会的特殊(规律)的区分把唯物史观与发展哲学区分开来，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发展哲学虽然都是具有哲学色彩的礼会理论，具有内在联系，但是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根本不同。前者着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后者着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和合理性问题，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而发展哲学侧重于对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单方面研究。当然，这并不排斥发展哲学必要时也会联系社会的其他问题来深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第三，它有区别于其他发展理论的特点。其他发展学科对发展主要是进行实证分析，而发展哲学只能是对发展的抽象分析。前者是根据发展的基本原理制定各项发展方案的科学，后者则对发展理论依据的原理进行探讨、分析和批判；前者只研究发展过程本身，后者的研究则涉及人、社会与自然发展的哲理问题；前者的范围在于分析和叙述各种发展事实，并根据实证知识提出实现发展目标的原则，后者的范田则在于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发展的各种因素，并根据哲学原则来决定发展过程的归宿和评价发展结果的价值。此其一。其二，哲学参与发展秩序构造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反思与批判。反思与批判是保证一种探讨具备哲学性质的基本前提。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正是发展哲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究，发展哲学对发展话语和发展实践展开分析批判，并在这种反思批判的基础上，以特有行动方式参与和影响对现代社会发展秩序的构造。所以，发展哲学的特质就在于：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批判，并通过这种反思和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跟其他发展学科的理论相比，发展哲学感兴趣的问题可能更抽象、更一般些，但它与其他发展学科之间是一利r平等的互助关系。对发展进行哲学分析的素材和基础，是其他发展学科和发展实践提供和呈现的。发展哲学依赖于具体发展学科和具体发展实践，而不像历史的哲学那样是哺育具体学科的劳苦功高的母亲。就是说，发展哲学的哲学特质就是反思和批判，但是离开了各门具体的发展学科及其山以产生的发展实践，发展哲学就会因为失去源头而丢掉自己的特质。
第四，它是一种中层理论。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域是介于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礼会发展问题，是一种中层理论。其一，发展哲学不能再是站在宇宙空间俯视自然、社会和思维之普遍规律的宇宙人哲学，而仅仅是关于社会发展以及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的哲学。其二，发展哲学既不能依偎于抽象一般，也不能依偎于经验个别，而应该在“与两者都保持适当距离、并偏近于一股一边的地域”安营扎寨并建构自身。但是，在中国，发展哲学除了要对所有社会发展的机制、规律和合理性作必要探求外，必须更加关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以此为中心和切入点牵涉到超出这一关注范围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即必须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参考系，确定自己的立论基础和角度。笔者基本同意刘森林关于发展哲学是中层理论的基本观点――发展哲学研究是一种准抽象研究，但是把发展哲学仅定义为中国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这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
三、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
谁都不会否认发展哲学是以哲学方式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说，发展哲学的总体研究范围是确定的。但是，其具体范围包括哪些内容?哲学界却没有定论。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只研究发展观。有学者主张只研究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只是研究社会发展方法论的应用哲学。笔者主张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其范围。
第一，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刘森林主张：发展哲学只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参考系，确定自己的立论基础和角度；应当以中国发展为问题域，要把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必须随时注意同中观和微观研究作对照，对自身保持足够的理性的自我批判。笔者认为，强调发展哲学研究必须把宏观研究与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这是对的。但是把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却经不起推敲。对此笔者更赞同庞元正的观点。庞元正把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门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对我国的发展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是当前发展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三是对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这三个层次的研究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显然，我们只能说“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是中国的发展问题，即便如此，为了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比较研究。更何况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总不能只有“中国特色”，外国的发展哲学也必然具有“外国特色”，从长远看，最终的结果是发展哲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具有世界性。
第二，发展哲学研究的领域范围。从总体上看，发展哲学的研究领域仅限于以反思和批判的方式研究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但是，哲学界对其研究的具体领域却分歧较大。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研究应涉及到如下与理性或合理性问题相关的论题：“规律与机遇”、“必然与选择”、“自然性与主体性”、“二分与多元”、“矛盾与制度”、“理性与自发性、非理性”、“民族自主与全球化”、“力与德”、“个人主义”等等。有学者主张发展哲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理论和问题两个层面。前者包括：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主体、发展的价值、发展的规律、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机遇、发展的跨越、发展的战略等内容。后者包括：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与政治秩序、发展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发展与国民素质、发展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等等。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发展哲学的研究系统：发展的含义和特征、主体和客体、结构和功能、现实和趋势等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系统。这表明，发展哲学的具体研究领域是一个尚未确定的问题，还需要哲学界同仁们的大力探索和研究。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6
关键词：新时代；科技哲学；创新；发展
引言
作为对科学技术时代出现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科技哲学既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又与近代以来哲学的演变相随相伴。作为对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理应对此予以关注。科学技术哲学既属于哲学体系，也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科技哲学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其规范性正在不断增强，有着特别巨大的研究与分析价值。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
一、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
（一）学科定位
认识科技哲学具有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认识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分学者认为，科技哲学属于哲学学科，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统一起来。部分人认为科技哲学尽管是独立学科，但并非属于哲学学科，而是综合学科或者边缘学科。认为科技哲学是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学科边缘的学科，体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特点；或者认为科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两种学科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出现的独立学科，其既非哲学，却和自然科学和哲学有重要联系，是体现双重性质的学科
（二）理念体系
我国学者对科技哲学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其理论体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吴国盛认为，科技哲学的内容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陈其荣指出，当科学技术逐步发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会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进而建立起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即科学技术哲学，其内容包括社会与科学技术、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张明国等学者将科技方法论列入到科技哲学结构中，指出其应该包括科技方法论、社会与科技、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科技哲学不断分化，并形成专门的方向及学科，如，科学社会、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未来学等。虽然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学的内容基本包括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建立起产业哲学、工程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区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理念，将传统的技术、科学二元理论进行拓展，使其成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理论，指出工程活动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学是区别于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兴学科。现在工程哲学开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历史、工程共同体、工程人才、工程创新、工程设计和决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ι缁岷腿死嘧龀龅墓毕祝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学。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三、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一）自然将列入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就科技哲学而言，其内容涉及到多种观念，如，马克思哲学论、方法统一论、
世界观等。科技哲学可以分析与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传统理念中，对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科学哲学的正宗，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或者边缘问题，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自然科学
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涉及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科技哲学会逐步增加对自然界的研究。进而建立起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可以建立起有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切入点来区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为发现、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全面、完善的理论依据。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科技哲学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多元化
发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让科技哲学的分析与探索更加具有层次性和价值性。科学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是多元化、层次化和歉收并蓄的体系。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哲学性、方法论、规范性及逻辑性等方面，自然科学哲学重视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前者是理性升华而后是实践基础。就人文科学问题而言，重点在于对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深入思考，对人生意义进行研究。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认识到洛克菲勒家族为何会贡献家产来建设学校、办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层面上，此行为是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行为。同时该家族捐献私有财产支持学术研究，体现出人文、社会与科技哲学的有机融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科学进行全面融合，可以让科技哲学具有扎实、稳定的科学基础。另外，在新学科不断出现的前提下，会出现对分支学术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
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哲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着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结语
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要明确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以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科技哲学若想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要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内，积极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外要创新科学哲学、建立和发展技术哲学，丰富科技哲学的涉及领域和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提高科技哲学的价值。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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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7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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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8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某种”实存，即它作为一种“蕴含”（“孕含”）的隐性形式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需要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进行发掘性建构。这种形式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这与探讨某种完全形式存在的哲学形态的内涵的学术工作相比较，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其哲学史的蕴含式存在形式之外，至少还有实践与现实的存在形式、文化传统的存在形式等。就前者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蕴含于或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中，在理论上表现为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样的存在形式也不是现成的文本，同样需要哲学的提炼和建构；就后者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集中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和态势中对哲学的新诉求，期望作为文化灵魂和精华的新哲学形态能起到引领、整合和感召的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对应于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深厚的文化与思想属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民族价值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哲学，它必须具有鲜明的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特征。此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也因其建构需要批判地吸取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法、资源和素材而具有世界哲学与文化的某些色彩。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哲学史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其内涵的发掘过程，其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方面，可从哲学形态学角度书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并进行哲学评价，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继承与超越中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与“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总结新形态建构的经验，以供当下参鉴；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当代哲学史的内在联系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创造经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厘清其基本特征。与其它整体实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比，“新形态”的基本特征需要更加自觉地界定、分析和建构。一方面，从普遍共性角度看，作为部分的蕴含实存或作为继承与创新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新形态”，对其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可以通过其同类型哲学形态的性质和一般理论特征的观照而获得，因而深入进行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是基本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需要探讨和建构的目标形态而言，具有“理想”特性，需要通过辩证的方法与思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进行哲学反思，同时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实践、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行哲学提炼与概括，在这一哲学运思过程中要始终辅以“描述”，使之具有思想的丰富性和鲜活的时代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基本特征的分析和界定，需要建立在充分的哲学描述基础上。②同时，充分的“描述”仍需与“规范”构成合力，形成辩证分析的理论态势。无论如何描述，其目的都在于导引或表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精神、灵魂和核心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形神高度贯注和蕴含哲学精神。“充分体现”是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而言的改进与创新。因此，无论是片面地表现还是从根本上否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核心传统，都不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想性诉求。
第二，它充分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造性这一特征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克服各种历史形态的局限与不足，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反映民族及时代精神方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特别要指出的是，创造性虽然包含方法的创新，但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研究对象及内容决定方法的创新与取舍，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及方法保持批判性立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合理地吸取其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因素。
第三，它充分展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继承和充分体现的哲学特性。思想和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保持几千年生命力的秘密和优势所在，是中国人安顿心灵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排斥这一点也许可以在政治及实践领域获得一定的成功，但难以渗透进文化深层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就不可能彻底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文化层面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意识的真实内涵才算真正完成。第四，它充分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所有哲学的理想与超越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它要实际完成的超越历史形态的哲学任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内在矛盾转化的表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现实性，也有两方面的内涵，即它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部分实存性，以及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况对哲学的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涵，这后者也是一种实存，只是需要哲学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性概括。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与“新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形象。”［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现实、文化及实践的需要和根据之外，作为哲学，它从哲学的传统中孕育发展而来，作为哲学史，它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线索和过程。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既是对中国现实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问，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提问，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诉求，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与前瞻性超越，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向前发展，并使理论内容及体系更加科学合理、理论形式深度中国化，向着完全彻底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及心理结构的深度与广度推进。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均应从其历史形态中寻找线索并捕获学术灵感。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学审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才得以在“理论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且也主要是在分析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牵引而出的理论问题，散见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或“史”的著作之中，专门的系统研究论著不多见［5］。从哲学形态学角度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包括形态的内涵、分类、方法论、内外关系、发展史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还应与其它形态，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等等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思想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基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逻辑线索依次排列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并伴以分析与评价。这样以历史为唯一标准的“依次排列”，忽略了其它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化等这样的分类标准，遮蔽了丰富而复杂的“形态”存在。这样的写法，其优势在于历史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突出了各主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和作用，但对不同个性人物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分析不足，还可能遗漏在思想学术界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如多数的这类著作没有将鲁迅的哲学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进程，不仅是追求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所谓创新，而且更完整细致或更具体充分地反映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发掘新形态的线索和因素，将这种隐性蕴含式存在整理和表述为显性的理论叙述形态根据“哲学即哲学史”的方法提示以及哲学的超越性品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症候”包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这就需要深入哲学家的思想文本，具体细致梳理超越时代和自身的某些论述或暗示，并理清和分析其逻辑，以明确的语言阐述其基本观点、内在联系等，对其哲学意义价值予以正确合理的评价。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如此分析整理出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因素之后，还需要发现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共性的因素和个性的特色，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看待。这一工作是建立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将证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其哲学史的基础和根据，不是纯粹虚构的哲学理想，而是一种至少是部分的实存形式，它的存在标示和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建构的出发点、基本方向和目标。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要在它的哲学史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言说即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掺杂超过个人合理限度的过多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因素，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已经提示出了的某种“弱纲领”基础上的理论实施和深入细化；也不可能停留在为何需要及如何可能等的前提性问题的抽象思辨层面，而必须是深入细致的哲学史研究；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即颠覆否弃传统的随意言说，而是一项艰苦而严肃的哲学创造性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营造和价值反思准备了学术基础。作为这些问题的逻辑延展与升华，它最初蕴涵于相关的附带性议题当中。例如，在讨论“文化背景”时，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上有重大的意义价值，也发现和邓小平哲学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中国形态”，从而证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时，部分学者视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邓小平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近代哲学范式［6］。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的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形式的“合法性”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正统性”或单一性，至今产生了各种各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加“定语”或“前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用哲学形态概念进行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能造成哲学评价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多样化事实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而曲折的道路。④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承认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事实，并不断反观自身，论证和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形态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待深化认识，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性质与内涵、地位与特征、内外关系、意义与价值等；面对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形式，将会产生怎么样的积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术交流的机制如何建立？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新反思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何坚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形态？等等。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式的“合法性”的分析与论证是一个大课题。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价值生成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2］，但它有哪些表现、生成的过程和机制如何、对其如何评价等问题均需要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及思想进程中予以梳理、分析和建构；从哪些方面、角度、主题和问题切入，运用什么方法，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等，都还有待审视与探讨。仔细梳理起来，大体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到底什么是“意义”，除了立足于本科学的理解阐释外，还须参鉴分析哲学的方法；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等多方面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与建构；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未来乃至世界及人类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这些意义和价值应该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等等。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合法性”哲学评价是建构哲学意义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方式和环节。首先，方法上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客观的生产力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性质与状况，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变迁；其次，内容应从社会结构基本方面入手，评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所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的历史性积极效应；最后，回应各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评价，批判性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意义系统。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认识，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畴内进行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内在性论证的基础研究之外，也须从外部相关性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文化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与建构，以衬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在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判。如张东荪的“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得不可救药”、叶青的“黑格尔后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化”、贺麟的“割治外症的马克思辩证法”、熊十力的“物质本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俗见”等。⑤历史地看，虽然对这些批判性观点有过阵营对垒的反批判，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反批判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简单化的不足，解放后至今又少见对这些纯学术观点全面、系统、深刻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因此，当前须要重视对历史上的一些“对立面”或“不同的声音”的再认识，同时展开与国外其它类型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近年来已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问世。⑥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而走了许多“弯路”，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无关，认为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从实践层面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假问题。这表明，评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应注意其整体性［7］，将其分割或断裂为革命进程与改革进程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且不论评价的立场和方法，本身也不符合历史实情。因此，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应视作一个整体，不同的阶段形成历史的辩证法，对其准确的评价既应在理论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以确切的事实为根据，论证上注重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9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哲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篇10
一、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哲学”的“名实之争”和“言意之辨”由来己久。从胡适、冯友兰等人以“中国哲学”之“名”来指称中国思想中(主要是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和理学)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和“哲学”一词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或“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在翻译“哲学”一词时，曾对“中国哲学”一词做了明确地界定：“哲学一词的原语……是从希腊语的phil〇—爱‘智’者之意、'opy一贤的意思传来的。在爱贤者的意义上，其学叫做'phioohy是周茂叔所说的所谓士希贤之意，后世习用上专门指讲授理之学问，直译为理学理论。但这一译法引起许多其他纷争，现译为哲学，以示与东方儒学的区别。”111(p1)正因为如此，西周在《百一新论》(874年)中进一步地“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ascph3译名为哲学。”所以，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哲学”也就是以“知人”为旨归，以“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学问。
现实地看，“中国哲学”一词，在现代哲学的学术语境中又具有多重的含义：其一，是指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按照西方哲学范式建构起来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其三，是指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其作为涵盖古今的中国人的哲学而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传承，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强烈地未来意识，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点和思考方式，是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未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思想体系。而就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言，其“合法性”随着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和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和颠覆，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拷问。不过，这种挑战和拷问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而不在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上。所以，就其作为古代的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身份：其一，是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其二，是指作为历史存在的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而就其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而言，它生产于20世纪初年是追求着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地存在和现代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不过，与作为现代学科门类的“哲学”一样，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之成为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体系、理论和方法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与西方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相近的思想材料的有机整体。
按照刘笑敢先生的观点，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而建立的。其直接对应的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学科，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根据这种理念，中国哲学应该是现代学科，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基本上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必涉及现实、社会、人生及个人信仰。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学术”身份。而如果就其“实质上的系统”而言，即从普遍性观照之下的特殊性视角来看，其作为对自己民族生存境遇的理论回应和终极价值的形上之思，所体现的这一角色，可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身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因为，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来看，所谓中国哲学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历史。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范式和形态是我们进行古今、中西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外在于现代的中国哲学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既与何为中国哲学相联系，更与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相联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除传统的“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三：其一，是“天人关系说”。“天人关系说”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滥觞，而以董仲舒的“天人相与之际”说和宋代哲学家邵雍所说的“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为依据，正可谓传承有序。其二，是“性与情关系说”。“性与情关系说”常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不过，梁先生所说的是“情与理”关系，而不是“性与情关系”。他说：“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11“情理，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得自物观观测;观测靠人的感觉和推理;人的感觉和推理，原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尽其用。因此科学家都以冷静著称。但相反俩者)之中，仍有相同之点。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同样也是人类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2|(p50)其三，是“义理之学”说。从重写一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的视角出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的原型”。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积极人生的意义体系的理论，意义追求始终是义理之学的根本目的。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义理之学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一经学中发展起来的，经学是义理之学的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尽管每一时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学术特色，但由于义理之学均是一种注疏、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故而决定了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义理之学都得依赖于同样的儒家经典，都得通过探索圣人的本义为其推崇的义理寻找合法性依据。作为知识依据的经典总是源源不绝地为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义理”提供最终的知识准则与权威依据。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地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
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又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其最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就是：他们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而道家，尤其是先秦道家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事实上恰恰正是道家在“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或统摄“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的一个以“道”为本原、本根、本体和境界的“道论”哲学形上学体系，从而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思路历程。可以说，无论是《易传》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还是玄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抑或是佛学本体论哲学范式的建构和作为儒家“道统”的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综合创新，其实都是在老子及其道家所创建的“道论”哲学的框架下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天人关系”关系问题虽然也是先秦时期各派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就其作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或“生活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主题，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高度。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的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则是经由了道家本体论哲学、《易传》、玄学、佛学本体论哲学的洗礼而由宋明理学家来实现的。而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和综合创新，既与经典文本的转换有关，又与经典诠释方法的改变密切相联，而隐含在经典转换与方法改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先秦道家所创构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成熟与“得意忘言”的经典诠释方法的理论自觉。所以，无论是从本体论，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儒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都与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内在而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天人关系”或“天道与人道”关系，“心性”关系或“性与情”关系、“义理”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显然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那么，哲学的思想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哲学的主题是哲学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问题。哲学主题作为对自己时代问题终极关怀和形上之思，既是哲学作为哲学价值指向，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13而所谓“时代问题”，即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生存境遇问题。哲学的形上之思域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生存境遇问题的双向互动，既是哲学作为哲学存在的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也是哲学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生存实践、引领生存实践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中，完成对人之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哲学建构哲学之为哲学的使命，也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主题。
哲学主题是现实实践中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哲学主题与哲学基本问题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哲学主题是哲学所要解决和回答的“时代问题”，即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这既是哲学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也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哲学作为哲学始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内在于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展开构成，也就是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建构构成。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哲学之所以区别于宗教和科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一是不同的哲学体系之所以不同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道悖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则无疑是“礼崩乐坏”基础上的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中国哲学是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的形上之思，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是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主题的确立肇端于先秦的“礼崩乐坏”时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其所面对的生存境遇和时代问题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而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生存境遇基础之上的“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事实上，正是基于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原因的理性反思，而有诸子的“百家争鸣”和学派分系;而有中国“哲学的突破”和中国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以及中国哲学的原创建构。尽管诸子百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归因不同，立说不同，但思想主题则是相同的，这就是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
事实上，正是从社会治乱问题或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等时代问题和思想主题出发，而有人的问题提出和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人，核心也是人。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是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15(46〇)而之所以如此，正与“礼崩乐坏”的现实归因密切相关。按照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理解造成“礼崩乐坏”原因，既不在于作为外在必然性的“天”或上帝，也不在于礼乐制度本身，而在于当下的人心、人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