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主要思想篇1
摘要：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最原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体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就现今看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所以，对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生活。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涵义
要研究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尊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二、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思想核心，成为了以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学说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条件下，去提高人主体性的地位，提出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形成，步入正轨。
（2）汉代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汉代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主流学说，而这一思想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为儒家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种种思想的提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加精，使之成为正统。但是在我看来，他却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都归结为天命的思想，而且把道德的作用，大部分发挥在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使道德成为了君主统治一切的工具。所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其实只是一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工具。
（3）宋明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在汉代以后，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的“正主”地位，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其中以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世界的本原。可是，通过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是和实践脱节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虽然为道德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在思想材料，但是其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4）明清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发展，人们思想进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儒家的思想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有更符合时代变化的思想学说来提升人们的思想，所以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开明进步的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在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符合时代的东西，比如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我们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的唯物思想，改变了宋明理学以唯心主义为主要观点的思想。从这一时期看来，在道德主体方面，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以往思想的检讨，思考，找到了一个适合儒家思想更合理发展的新途径。所以明清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求新，是舍弃不合理迎接新发展的转折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发展更符合社会和个人找到了新的方向。
三、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地位
在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应该都算是处在核心的领袖者地位，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也相应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积极地推进正确的、合理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创始阶段，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便也随之出现，因为作为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也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来源，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出现，使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存在，于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必须的。就儒家伦理学说而言，我认为最主要的思想目的其实就是对人思想的提升和帮助，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善心，有良知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达到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性思想，儒家的伦理学思想可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该使这种善的本性成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种道德自觉性在现代社会中，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融洽，为社会更好的实施道德教育，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明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在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强化下，越来越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个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发展更加完备。
不管历史如何的变化，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会在这一长河中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思想并合理的变化发展，稳定地发挥着自身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儒学主要思想篇2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儒学主要思想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影响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学主要思想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儒家；文化
目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总量已雄居世界第三位。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领域也出现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征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要进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路径
起于人类历史轴心时期的儒家思想历经春秋战国，但是在汉初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文、景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走向主流，固然有其维护大一统迎合了汉朝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心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朝的儒家思想已经博采众长融合了其他思想的精华。董仲舒时期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是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基础。二是儒家思想的弘扬与一批儒生即当时的文化精英的贡献分不开的。三是儒家思想从细微之处入手，逐渐深入人心。四是儒家的道德审判让人明辨是非。
二、儒家思想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混乱都是他们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不足，丧失了信仰，进而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信仰和理想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儒家学派的子贡问孔老夫子：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安定、政治平稳？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是说，国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保障安全，要让老百姓能够吃饱，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孔子认为在这几条中间，信仰是最重要的，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而信仰的力量则可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广大青少年的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出了以下的借鉴。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始终以道德为标准，扎根于周礼，形成了一套理论规范，以此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行为，为整个社会运行指引方向，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发展，儒家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在朝代的更迭中，始终围绕这一标准进行事物的评判，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价值观的评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重要的方面之一，我们要建立好一个评判的标准，确立好事物的属性定义，从而在事物的不断地发展中确立好事物发展的方向，在国民教育中进行贯彻落实。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对行为的评判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据这些具体的评判标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有了行为规范，就有了参考标准，衡量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衡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及时规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方向，及时进行自我的调整。只有依照必要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在实践落实中更好的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据价值体系的性质和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包括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理论教育、社会思潮引领、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文化熏陶和实践体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的责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有效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要通过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的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青年学生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
儒学主要思想篇5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主要思想篇6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儒家思想评价
《文心雕龙》的内容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儒学思想对刘勰的一生都有着深厚的影响，他的儒学思想重要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全书贯穿着儒家思想。纵观全书五十篇，都体现了儒学的内容。
一、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二十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从齐建国到永明四年刘勰二十岁的六七年，正是刘勰笃志好学之际，当时的儒学大振和文学渐兴，对他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从事文学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以上得知，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体现
刘勰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文心雕龙》全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序志》篇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后世文章讹滥，就是因为离开了儒家经典的本源所造成的，因此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教导来写论文。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确是以征圣，宗经的思想为依据，也说明刘勰崇拜的是儒家圣人。
《文心雕龙·风骨篇》从创作过程强调了“风骨”作为文章内在生命力的特点和重要性。“风骨”所强调的“刚健”、“遒劲”、“有力”正是儒学对真正人格的要求，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风骨”是古代的一种诗学精神，它的文化根源是儒家对于刚健中正人格的强调。儒家思想的中心即是“人”，在儒家看来，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文人精神品质非常可贵的一面。《征圣》篇中，“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主张写文章要以“圣人”为师。这个“圣人”，即周公、孔子。所以，他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刘勰认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要以“圣人”们为学习榜样，以“明道”为己任，以教化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三、刘勰对儒家思想中文学理论的继承
刘勰继承了儒家的文论观，突出文学的教化功能，提出文学对人的性情有陶冶功能。在《明诗》篇中，刘勰阐释了诗歌的意义和作用，“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无邪就是没有邪念，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儒家思想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这和刘勰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刘勰赞赏子夏监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肯定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主张诗歌要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刘勰继承前人“诗言志，歌咏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
《文心雕龙》继承了儒家以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文学内容与形式，《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它主张文质并重，以质为主，强调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在《情采》篇中：《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四、对《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标榜儒家经典为样板，举出儒家思想的旗帜，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部作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经历了很多发展变化的儒家学说来讲，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孔子的学说，部分方面是落后的，但是又含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强调文学的现实功效等，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孔子的学说补充进新的内容。
我国封建社会的作家思想家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支配，刘勰也不例外，对于刘勰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好学，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是深远的，刘勰面对当时战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深为统治阶级担忧，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为本阶级寻找出路，所以他希望用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施行仁政。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多思想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许多观点，并把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刘勰征圣、宗经，并非泥古不化，言必经典。刘勰批评纬书其伪有四，无益经典，但由于它事丰奇伟，有助文章，并没有否定它，而是推崇它，成了他论文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勰的征圣、宗经以及崇拜儒家经典，其目的是为文章服务，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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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主要思想篇7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学主要思想篇8
【关键词】新儒学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建设哲学【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革命性内容，又有建设性内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内容较多，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需要更多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思想武器，而新儒学则在继承这一宗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现代的民主、自由等元素，更加适合我们党在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通过融入新儒学，实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出的最有说服力的应答。
融入新儒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的必要性
党维护执政地位的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以民为本，因此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假如领导者的统治政权不是民心所向，就不可能受到民众的爱戴，就不可能拥有稳固的国家政权。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一条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只有党领导人民来管理国家的方方面面，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家的政权才能长久稳固。所以融入新儒学，是我党维护执政地位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延续生命力的需要。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其注入新的血液，推动其向前发展，焕发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们需要融入新儒学，注入新的血液，让其焕发出时代的精神和力量。
新儒学获得大众承认的需要。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主要的思想学说之一的新儒学，在传统思想转换到现代思想的过程中解Q了很多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它保守的一面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学习我国民族文化以及传入的外来文化时，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立足我国的具体国情。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批判地继承传统民族文化，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发展特色的道路。当然，这就要求大众承认新儒学的地位。
全球化、网络时展的需要。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努力把新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新儒学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国新儒学中的思想，使其成为一种潮流，成为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会悄然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必须让我国的新儒学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中来。如果我们的新儒学文化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就很有可能被其他文化打败，得不到更好发展。
融入新儒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遇到的困阻
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转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抵触心理。目前我国有很多种文化思想潮流，它们通过媒体中介等传播路径进行宣传，这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新儒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目前情况来看，推动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当中，以这样的方式来引导人民的思想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如果我们想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快接受这一思想，就需要融入新儒学思想。然而现实中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的还存在抵触心理。
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的污名化影响还未彻底扭转。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驱者大都以过激的思想来打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儒家思想，而且使用一种不正确的思维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抨击。打着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旗帜，毫无顾忌地揭示封建文化的丑陋，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化冲突。目前个别人在心里上已经对儒家思想感到反感，在理解方面都是带着批判的心理去认识。如果从学术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对儒学知道得非常少，对儒学的精华之处更是知之甚微。
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的契合度担忧。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三大思潮主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新儒家以及倡导自由的西化派，然而这三种思想的立场角度以及分析社会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交集部分也有排斥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思想都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传统的儒学现代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现实过程中，一些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的契合度上存在担忧，担心不能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融入新儒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的措施
认识、认可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的必要性。革命哲学是指我党在革命战争时代所坚持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适合搞革命，而不适用于搞建设。建设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坚持并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要成果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突出，也体现在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对我们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深刻认识传统儒学的巨大价值和新儒学的时代性，为儒学正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引导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我们要大力传承与发扬新儒学，并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回应时代的挑战，使新儒学在理论上得以创新，在实践上得以普及和广泛应用。新儒学保持和发扬着我国优秀传统，探索着我国现代社会和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发展道路，对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杰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抛弃儒学，要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承认它的历史地位。
找到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的契合点。新儒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为基础，紧接着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展开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及时总结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可靠基础和未来前景。批判地继承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思想方法。分析、批判新儒家理论的得与失，与我们反思、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基本点上，它们都未脱离寻求传统与现代化结合点的目标，没有松懈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孜孜追求。
以当代儒商、循吏、贤士为典型，逐步推广新儒学。儒商在经营管理中的价值观和思想方式体现着东方特色，讲究实效与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可以通过将新儒学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探索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循吏在古代是代表着德高望重、清正廉明的好官。融入新儒学，弘扬循吏文化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贤士是中华文明道德精髓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将有德有才之人称为贤士，贤士教会我们如何做人。正如所说：“我国的传统美德是我国的文化精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所以我们要融入新儒学，以当代儒商、循吏、贤士为典型，推动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型。
（作者为中共朝阳市委党校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恭敬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转型论纲》，《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
儒学主要思想篇9
魏晋儒学是什么？《新论》认为，儒学的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两重角色之间是一种互相借助，同时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两重角色互相纠葛了近400年，从而引发出儒学在两汉以降的第三重角色——文化传统。儒学作为文化传统，成为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永远的背景和底色。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儒学并不是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三者的简单相加，它是兼三重角色于一身，而三者又非独立、静止，而是纠缠难解、互动激荡的关系。
学界在魏晋儒学的衰落还是强盛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的观点。持衰落观的理由是，此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名法道等家兴起；持强盛观的理由是，此时期儒家礼教较两汉远盛。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魏晋儒学的衰落或强盛呢？《新论》所提出的“三重角色说”为这一重要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论》认为魏晋儒学的衰落与发展是交织共存的。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诸子学派重新活跃起来。名、法先后崛起，互相结盟，在构成对儒家挑战的同时，又分别走向与儒学的融合。以政治思想的嬗变来看，先是名法和名教思想形成，然后是名教与名法的斗争与融合，最终形成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吸收了名家的礼法思想（王肃在礼法政治思想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魏晋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面对汉末流弊（名实相乖、法治松弛、政治思想僵化等），儒家在应战中，因为礼兼具教化、规范与可检验的特点，最终成为将儒、法、名三者融合的中介；二是在汉末流弊的刺激下，儒家调动自身固有资源以应对流弊的结果。此外，亦有魏晋时期重整礼制的现实需要等，共同汇聚而流为魏晋礼学的兴盛。
两汉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对儒学能够占据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以两汉的奠定期为参照，《新论》揭示了魏晋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首先，魏晋是奠定期后儒学三重角色互动期的起点。魏晋以降至民国前，中国儒学史嬗变的主线之一就是儒学以文化传统的身份，对其作为学术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两重角色的涵摄与支撑，以及反过来，儒学作为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扩充和夯实作用。其次，魏晋是儒学奠定期后的第一个变化期。从文化史的视野来看，魏晋儒学中诸多与两汉不同的历史现象，都是魏晋人应对时代转换的产物，其实是一种历史断裂中的连续。这个变化期启示我们，中国儒学史是在高低起伏、分流转合中变迁着。
儒学主要思想篇10
关键词：高中语文；儒家人格思想
前言
孔子创立了儒学，儒学就是儒家思想，也叫儒教，它的原本的含义是指司仪，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在中国古代具有很高的地位，时至今日，部分儒家思想仍然对人们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分析高中语文中融入儒家思想的意义和儒家思想在现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应用和借鉴。
一、高中语文中融入儒家思想的意义
（1）利于培养学生正义感
儒家倡导义利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赞成重义轻利，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起到培养我们高中生的正义感。另外，当今社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强调“以见利忘义为耻”，可见重义轻利是多么的重要，儒家的义利观能够对学生起到告诫作用，让我们时刻谨记责任和正义的重要性。
（2）传承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
《论语.学而》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强调与人交往要讲信用；孟子也曾说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孟子还说过：“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思是一个人懂得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就会得到最大的快乐；《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诚信是根本不可以的。这些倡导诚信的儒家思想直到现在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作为学生的我们，更要讲究诚信，这是作为高中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讲究诚信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讲诚信的人才能被社会所接受，才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
（3）有利于学生完善自我，具备健全的人格
儒家思想的“孝、悌、衷、信、礼、义、廉、耻”对高中生的人格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学生懂得忠恕之道，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在高中语文中渗入儒家思想，能够起到激励学生努力成为优秀青年的作用。
（4）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很多理念与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相承相融，这也是在当代儒家思想却依然对我国学生起着教育意义的重要因素之一。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儒学理念都是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符合的，有助于培养高中生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形成。
二、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中的体现
（1）很多《论语》、《荀子》、《孟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被引入高中语文教材，比如《论语・为政》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得，只空想而不学习，就会导致精神疲惫而无所得；《论语・述而》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是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延伸意指要不耻下问，虚心向别人学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说在温习旧的知识的时候，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要忘记其他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要忘记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意思是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荀子》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说如果做事情不懂得坚持，那么腐朽的木头你都不能轻易折断，如果做事情能持之以恒，那么即使是金石那么坚硬的物体都能雕刻出美丽的花纹；《学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意思是说玉质虽美，不经雕琢，不能成为精美的容器，人有天赋，但不学习，就不能明白至道
（2）其他的文言作品中也体现着儒家思想
如出自《公治长》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出自《述而》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出自《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等。
教材中的这些儒家思想理念具有重大价值，能够对高中生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启发高中生做一个正直、正义、文明、有道德的优秀的人，有助于高中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学习充满信心，对祖国充满热爱。
三、结语
儒家思想源于两千多年以前，在我国封建君主制社会的时候，它是主流思想，一直到今天，儒家思想中的很多理念任仍然对人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将儒家思想融入高中语文教材中对于我国教育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能够利于培养学生正义感、引导学生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有利于学生完善自我，具备健全的人格、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等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