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1
儒家思想提出“仁”的学说，主张以“爱人之心协调人际关系”，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当时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儒家思想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二、秦朝时期遭到压制
秦朝时期，儒生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但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遭受压制在情理之中.
三、西汉时期获得独尊地位，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正适应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由此便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后来受到一些冲击，但从来没有动摇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相反后来的儒学体现了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也正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四、鸦片战争到，儒学的影响力愈来愈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就曾将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撤掉，发动起义后他们掀起了猛烈的反孔活动，如果我们把太平天国对儒学的冲击看做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狂热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就更为激烈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起猛烈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鲁迅更斥之为“吃人的礼教”，儒学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便一直遭遇厄运。尤其在“”时期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闹剧，对儒学进行了有组织地全方位地彻底批判。至此，把对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推向了一个高潮，儒学的社会影响变得微乎其微了。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音乐教育；借鉴；启发
1儒家思想中的音乐教学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教育方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人于乐”，孔子把音乐教育当做成人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体现。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他同样肯定了音乐教育的重大作用。在当代，音乐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提高学生素质的方式积极开展。研究儒家思想与音乐教育的关系，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良好开展有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音乐教育：通过音乐进行感化教育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内容，《乐记》一书较为完整地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一定程度上来讲，《乐记》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音乐方面，孔子的才艺高超，他精通多种乐器，并专长作曲、歌唱等，他提倡音乐并注重音乐教育。
首先，儒家思想重视音乐教育。孔子曾说，乐是“成人”的重要阶段，他倡导统治者重视“礼乐”，并提出“礼治”的主张。孔子高度重视音乐教育，并把音乐教育作为成人修养的最后阶段，从而把音乐与人的培养结合起来。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人于乐”则完整地说明了成人的几个阶段。其中，音乐教育是最终的重要阶段。在儒家思想当中，乐是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之上的，而“礼”和“乐”都是“仁”的具体体现。其中，“乐”主要体现在审美与艺术方面，属于情感方面的内容。
其次，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儒家思想认为，音乐是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孔子提出把“善”与“美”作为音乐评价的重要标准。艺术能感化心灵，尽善尽美的音乐能充分发挥其教育意义的观点，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这是对音乐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儒家思想中，音乐被看做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具有强烈的社会性。
2儒家思想启发音乐教育
2.1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意义的启发
在儒家思想当中，“乐”与“礼”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所提倡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强调“以礼制乐”“强调礼乐治国”。儒家思想认为，具有教化功能的音乐能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儒家思想的又一代表人物孟子认为，艺术活动对于社会的稳定有促进作用。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乐”在社会与美育方面的功能被论述得更加详备，并指出，“乐”与“礼”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对于社会协调有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十分注重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评价音乐的艺术形式方面，内容方面的“善”与“和”被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儒家以“和”为中心的思想，对我国的音乐有极大的启发。
2.2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启发
（1）“乐教”思想的启发。“乐”是“六艺”之一，是孔子私塾授课的重要内容。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德育、美育、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四大板块。其中，德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因而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其次为音乐教育，由此可见音乐教育的地位。“寓教于乐”是儒家思想中利用音乐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寓教于乐”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对学生三观的形成和培养有重大指导意义。孔子对音乐的作用十分重视，并在教学中与学生一起学习诗歌，学生可弹琴瑟，不擅长者可收到孔子的当面讲授。孔子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了其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和政治统治的观念，曾采用音乐治理人民。当今，音乐教育的作用同样重大，人的全面发展和修养的提高仍然不能缺少音乐的支撑。因此，需要借助音乐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学生优良的品质，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2）“和”思想的启发。“和”是我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和”这一儒家思想的体现。当前流行的音乐中，《爱的奉献》《和谐大家园》等歌曲也都体现了“和”的思想。在音乐教育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欣赏体现儒家“和”思想的歌曲，有助于学生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获得美的感受，最终实现个人的发展。音乐人的品质也有重要的影响，音乐教育除了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力和创造力外，还需要注重在音乐中熏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的教育，对人的精神情感世界有重大影响。在音乐教育中，需要把音乐审美体验价值摆在教学的首要位置，通过音乐教学让学生体悟到其中包含的美和情感，体会其所表达的精神境界。优秀的音乐艺术对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能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智慧，能促进学生养成高尚的情操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因而，当今的音乐教育应当以审美为核心，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与健全的人格。
（3）“有教无类”思想的启示。“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理念，也是儒家重要的思想之一。当今所提倡的教育均衡与公平，与“有教无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呈现出城市显著优于农村，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的现象。在音乐教育方面，依然呈现出如此特点。音乐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和谐社会的艺术，将儒家思想与当前的音乐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音乐教育充分汲取儒家思想文化的养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促进学生成长。
3儒家思想对音乐教育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中，音乐教育作为整个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人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在现代教育观念中，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依然十分重要。长期的应试教育的发展，导致我国的音乐教育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问题多多。但是，儒家的“寓教于乐”“和”以及“有教无类”等思想，对于当今的音乐教育仍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应重视音乐在学校教育当中的作用，提高音乐教育在整体教育中的地位，广泛而深入地开设音乐课程。随后，不断优化音乐课程的设置，提高音乐教育的针对性、连续性和目的性。其中，针对教育的目的，应借鉴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品质的培养。在音乐教育中，要教授学生乐理知识、技巧，同时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爱，使其获得愉悦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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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3
【关键词】儒家领导伦理为国以礼为政以德
【作者简介】李军，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领导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的领导理论与领导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6-0038-03
领导伦理如同领导现象一样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创立并形成于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领导伦理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持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因此，深入研究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对于提升当代领导者的领导力，增强领导的有效性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形成的动因
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孟子和荀子为主要继承人和发展者而创立的一套系统的关于领导活动应该遵循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是倡导领导活动要讲究人伦和道德理性，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其核心是“仁”，即爱人。这一领导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这个“治国安邦”的主题而展开思考的，其具体形成动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变迁的推动。伟大的思想往往产生于社会变革的时代。作为儒家领导伦理思想创立宗师的孔子及其继承者孟子和荀子，其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轨过渡的时代。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致使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各诸侯国趁机竞相争霸，战争不断，此起彼伏，致使西周的各种制度、规范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已然名存实亡，国家出现“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面对“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救时治国方案，以期构建一个理性有序的理想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仁学礼治”为基本精神的儒家领导伦理思想的诞生。
二是民本思想的促动。孔子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理性地分析了当时新兴封建领主阶级在同贵族旧势力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诸如敛聚民财、权力倾轧、生活奢侈、压榨百姓等现象，认清了民心是政权的基础、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这一真理，自觉地发展了萌芽于商、周时期的“敬天保民”和春秋时期重人、重民的民本思想，要求当政者在制定具体的“使民”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不过度的“伤民”、“害民”而是尽可能地“利民”、“惠民”，指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以其薄。”在回答“如何从政”时，提出要“因民之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的“役民主张”。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正是在民本思想的引领下，孔子提出了“德治”思想，孟子则进一步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思想，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爱民”思想，因而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儒家领导伦理思想。
二、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的基本主张
以“治国安邦”为主题，以实施“仁政”为手段，以建设理性有序社会为目的的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把领导过程伦理和领导者素质伦理有机地整合起来，其内涵极为丰富，其要义极为深刻，其主张系统完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为国以礼”
礼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产生于祭祀，后延伸到道德和政治领域。西周和春秋时期，是一个礼法不分的时期，“法”包含于“礼”之中，因而礼几乎是无所不管，违礼就是违法。
孔子针对西周时期各种制度规范遭到严重践踏，出现“礼崩乐坏”局面的社会现实，提出“为国以礼”的“礼治”主张，力求构建一种心中渴望的人人仁爱守法、尊长爱幼的社会秩序。因而积极倡导所有人都要按照礼所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行事，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荀子则进一步认为：“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碉矣。”在儒家看来，礼就好比车的牵引，没有礼，治国将寸步难行。特别是作为领导者，只有依礼行事，才能树立威信。“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孔子强调“正名”，就是不同等级的主体按照礼仪所规定的名分各安其位，相安无事，要求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国君要有做国君的样子，臣属要有做臣属的样子，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有做儿子的样子，尤其强调君臣之间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礼最有价值的作用是使不同主体达到和谐，即“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强调“礼治”的领导伦理思想，旨在通过恢复和构建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典章制度等来改变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混乱无序状态。虽然这其中既有重视道德建设的成分，也有制度建设的内容，但重心在道德建设。从领导伦理的视角看，儒家的礼所要标示、所要体现、所要维护的就是组织内井然有序的角色定位。
2.“为政以德”
针对春秋时期诸侯无道的暴政，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先富后教，先惠后使，先教后杀，使“天下之民归心焉”。孔子认为为政的主要手段有两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政令刑罚来管制民众，民众只会被迫克制自己不去犯罪而无羞耻心；用道德礼仪教化民众，民众就会有羞耻心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孔子赞成后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以教化作为为政主要手段，就会收到如草受风必倒的效果。
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只有高扬起“圣德”的旗帜，施以“德政”，百姓才能受其“圣德”之感召而遵其道，天下自然归于太平。因而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从星共之。”孔子反对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苛政”，主张实“养民以惠”的轻徭薄赋政策，通过“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使民以义”，实现爱惜民力。儒家“德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富民利民。执政者应为百姓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富足，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二是教化民众。执政者要对富裕后的民众进行教化，使其“富而好礼”。但孔子不反对刑罚，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刑并用。他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在处理德与刑的关系上，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教化在先，刑罚在后，刑罚乃不得已而用之。“不教而杀谓之虐，不诫视成谓之暴。”三是取信于民。领导者要坚持“言必信，行必果”，更应懂得“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
3.“正身”“举贤”
基于“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思考，儒家主张圣贤政治，极为强调领导者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贤人才有资格成为执政者。儒家的圣贤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执政者要正身、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之本，执政者要加强品德修养，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也十分严肃地提出领导者的素养问题，认为必须“修志意，正身行”他指出：“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磐也，民者景也，磐圆而水圆。”儒家“正身”、“修身”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尊礼、处恭、有信、敬事、俭用等；其目标指向是按仁、义、忠、孝、智、信等道德规范行事；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是靠严于律己，通过“白省”、“自戒”、“自讼”、“自责”、“克己”、“修己”、“求诸己”等来达到目的。二是强调执政者要善于举贤用能。儒家的用人主张集中体现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因而十分强调进贤退不肖，认为：“见贤不能举”，“见不善不能退”，“过也”。“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直错诸直，则民不服。”即正直的士位于奸人之上，民众就服从，反之则不服。孟子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不用贤则亡”“不信任贤则国空虚”，主张“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则进一步指出：“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即让小人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用非法的手段向人民搜刮勒索却十分巧妙，这是危害国家的重大灾难。想用好贤人还要：“去谗远色，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就是说，执政者必须杜谗佞，远美色，轻货利，行忠信，还要给予人才丰厚的待遇。不仅如此，孟子还强调选贤用人还应听取民众的意见并给予严格考核，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三、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
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虽然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所关注的人之本性时至今日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且这一思想形成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特征与当今时代相比有一定的类似性，因此，先秦儒家领导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的世界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有助于推进现代领导方式的变革。领导者要增强领导的有效性，就必须使领导活动有利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有利于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的民本领导伦理思想启示我们，现代组织的领导者要想实现有效领导，不仅要在要素配置的技术层面以及管理制度层面下功夫，更要在领导伦理层面下功夫，牢牢夯实领导伦理这一领导活动的重要基础，以儒家领导伦理思想推动领导方式和行为方式向道德性和伦理性兼具的范式转换。
第二，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变革的世界，也是一个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摩擦与冲突不断的世界。先秦儒家重视关系和谐的领导伦理智慧启示我们，如果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能够从儒家的互相尊重的角度而不是从极端个人主义的角度思考、解决共同面对的各种各样影响世界、影响人类的问题，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并非只是梦想。
第三，有助于净化人类的灵魂。人类的道德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始终的，无论文化模式、社会关系以及人类道德建设本身的内容如何变化，道德作为调节人的行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永远无法放弃的。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它毕竟凝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观，只要善于发掘与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一思想必将对净化人类的心灵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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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法制；影响；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9-00-01
一、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研究
（一）对于法律指导思想存在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家法律思想，大致传承发展了自西周时期以来的“礼制”及“明德慎罚”思想，系统提出了重视人治，维护礼治的法治观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孔子的“仁治”观念，明确提倡了“为政在人，德主刑辅”法治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步伐的前进，儒家思想经历了大的变革，但是“德主刑辅”这一法律思想却一直得以保留传承下来，自汉朝其的“大德小刑”至唐朝时期的“德刑并用”在至明清时期的“明刑弼教”再至现代法律，无一不提倡着中国法律所提倡的自然和谐精神及以人为本思想，这也是中国法律所区别于西方国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定产生的影响
1、刑法制定方面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制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制定中均坚持了以德主刑辅的原则，秉承了以“恤刑慎杀”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即肉刑的废除，这是儒家思想人治思想的切实影响。此外在刑名方面经历了大幅减少，封建制度下的刑罚体制不断确立完善，死刑复审制度的创立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当政者在法律层面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儒家思想。
2、民事法律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存在着不发达的情况，这同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息讼不无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法发展方面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意义作用。孟子是儒家学派体系中对于法律及经济关系把握十分到位的一位，其提出了“制民之产”及“薄税产”思想，告诫了统治阶级应收敛暴税、重赋。后世发展中贤明的君主均将该思想，作为了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及强兵富国的主要对策。如土地所有制度范畴内的户籍赋税制度及重农抑商原则等，均是古代民事法制层面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载体体现。
3、行事法律
中国官僚机制是封建社会法律所具有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即包含了浓郁的儒家思想特色。首先自管员的选拔制度来讲，汉代时期的举孝廉制即强烈的呈现着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思想，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重视门第观念，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就儒家“为政在人”思想进行了体现，同时科举制度本身也有效促进了儒学思想的发展，巩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为国家科考以儒学为主，所以举人皆是儒学致世。在为官方面，儒家思想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无论官员等级多大，父母离世皆需弃官守丧，否则即会有驳纲常，遭世人指点。
（三）儒家思想对于司法实践及法律解释的影响
1、法律解释方面
儒学并非开始即处于统治地位，其于法律层面的确立也经历了诸多过程，而其中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其根本的地位。诸所周知，一类学说衍变为法律思想，不单是一部法律便可实现的，其必须要经过合理的解释，使得多数人进行了解接受，并通过此来促使法律得以良好的实践运用。儒学自汉代确定之后，便是通过以经注律与经断律促使儒学法律化，而又经过后世人纳理入律，最终至《唐律》时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告成。
2、司法实践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于司法实践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体现便是《春秋诀狱》，其将儒家的经典直接作为了法律条文，进行实际案例的指导。此外儒家将就天人合一思想，运用至司法实践内，从刑狱时令至灾异赦免，均存在着浓郁的自然和谐因素考虑。另外儒家一贯秉承等级观念，而封建的法律体系中也多规定了特权制，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不平等条款，且行政同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具有的一大特色。
二、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影响的利弊研究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积极影响十分显著，对于此方面，能够从以下内容进行探究，首先其主张了“礼主刑辅”，促使了法律同道德感化与思想教育三者的紧密结合。其次儒家思想还主张了以“礼乐刑政”并举，这些思想对当今法律体系的建设均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再者儒家思想中一直教育人们经世致用，彰显着一类“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大无畏奉献精神，这些思想精神即是当前社会中所应继承发展的瑰丽部分。
自然谈及积极部分，那么必然不能够避免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对其消极一面，可以从其思想的保守落后和其对于法治精神的破坏来讲。具体显著的两个方面即是：首先其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及对诉讼产生惧怕的情况出现，儒家思想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使得人们常常崇尚礼节而鄙夷法律，尤其是在诉讼方面，人们因为畏惧官员，由此不敢为了自身的权利而诉诸法律。其次儒家思想是致使中国传统法制不够发达的一项重要因素，因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未能形成独立意义上的民法典藏，民法依附于刑法之上，而民事法律关系也依据“礼”来进行调整，一旦触犯了“礼”的标准，那么便可处以刑罚。
因此从根本来看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有褒有贬，所以基于其广泛深刻的影响性，在当前法律的构建中，应做好良性的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至现代法律范畴中，再次彰显其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守慧黄楠.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2011（8）：3-3.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5
论文摘要：儒家的法律学说侧重讲求“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综合治世艺术，董仲舒在孟，苟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说，并对儒家思想改造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加强专制，使其成为了社会正统思想和法律思想。后世儒学随社会发展不断改进，一直统治中国千余年，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在各方面均有体现。正视这种影响对了解我国法律思想发展脉络和当今法制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6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7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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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8
关键词：儒家现代化调适
儒家对现代化既有反抗，又有调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新儒学”形成以前的传统儒家对现代化以反抗为主要形式，此后的儒家以调适为主要形式。“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1]
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
（一）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19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2]，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迭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二）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越来越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一）“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
五四以来的儒家调适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9年到1927年，是儒学的解体时期。儒学遭到全面批判，旧儒学走向消亡，儒学发生重大蜕变，“新儒学”开始萌芽和成长，儒学的解体派（“破坏主义者”）和重构派（“建设主义者”）同时登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儒学的主要解体派，“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是儒学的主要重构派。儒学破坏与儒学建设交相辉映，形成学术争荣之局。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力主先破后立，因而儒学破坏派占据主流。他们积极输入儒家稀缺的自由、民主与科学资源，高扬着思想启蒙的精神。但他们对传统全盘否定、对西学完全照搬的做法，又暴露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机械，有着严重的“启蒙心态”[3]（惟物质主义或物质利益至上论、惟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万能论、竞争与进化中心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是严重的“启蒙心态”，“启蒙心态”是“启蒙精神”的极端发展形式或变态形式）。对文化深层的心灵建设关注不够是他们的致命缺陷。儒学的建设派也在这时顽韧崛起，为了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重寻民族文化的老根，他们积极呼唤和致力儒学的新生，但不可否认，儒学破坏的声浪汹涌澎湃，儒学建设的辨说几至湮没。此时，儒学的“现代化共识”（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基本形成。
第二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是儒学的建设时期。从总体上看，儒家解体派的批评声浪已经削弱，虽然还有因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引发“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再次论战，但儒学的解体派已是强弩之末，接续传统，重建传统，甚至复兴儒学的观点已经普及于世。儒学的建设派已经从后台转向前台，由弱势渐趋强势。“新儒学”的系统建设已经开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流派纷呈。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已然成形。1932年熊十力删定《新唯识论》。1934年冯友兰刊《中国哲学史》，接着有1939年的《新理学》、1940年的《新事论》、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1946年的《新知言》、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美国版）等问世。1938年贺麟发表《知行合一新论》，创“新心学”。钱穆1928年成《国学概论》，1937年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成《国史大纲》。与此相呼应，学术界要求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关注中国文化精神，建设中国新本位文化的呼声不断加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政府也发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要求，愈加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第三时期，从1949年至今，是儒学“融和性再重构”时期，这一时期还远未结束。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政治取向的、是异常严峻的，儒学基本上没有栖身的余地，“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使儒家命运更是雪上加霜。在高校也只是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对其进行学理性的研究，更没有信仰的同情，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人的儒家心态并未得到超越。在海外，尤其在港台，儒学保留着一份席位，但花果飘零的局面并未得到改观。随着政权在大陆的溃败，港台的自由主义对开始了对儒家新的攻击，大破坏又空前高涨。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新儒学”的提倡者和同情者，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事儒家传统的艰难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杜维明、余英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林毓生、金耀基、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思想解放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儒学又从海外回到大陆，海外儒学对大陆儒学起到了激活和换血功能，儒学的“合和性”建设重新启动。大陆“新儒学”也发出声音，如蒋庆、盛洪等。二十一世纪以来，儒学的“一阳来复”似乎可期。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已经表示了对儒家传统的同情理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做新时代的韩愈、朱熹，接续儒学道统，让中国重回儒学世界。我们也不太可能全盘西化，遂了西化派的心愿，一成不变地沿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与人文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全然认同佛教要义，来个佛教复兴，是中国成为佛教国家。中国文化建设的前途只有一个，在对传统进行再重构的前提下，进入文化融构的新时代，完成文化融构的光荣任务，建设别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我们当然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超越儒学的旧形态，使儒学在中国文化大融构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儒家调适的新特点
五四以来儒家调适的新特点如下：第一，传统儒家彻底消亡，新儒家不再全盘地、盲目地抵制西化和西学，相反，新儒家恰恰喜欢用西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来诠释儒学。第二，新儒家在对传统儒家的批判的同时，重点在于接续儒家传统，但由于对儒家的偏爱，对儒家的深度反思往往不足。第三，尽管“现代化共识”形成以来，中国人要求建设“中国本位”或“中国特色”的呼声越来越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但儒家的命运并未得到改观，相反，对儒家厌恶情绪未能摆脱，对儒家的政治批判反而越来越严厉。似乎谁对儒家略有同情，就是思想保守的表现，就是中了封建余毒。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态度并未改观，政治批判压倒了学术反思。如杜维明所观察到的：“‘五四’以来的困境是：该抛弃的没有抛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4]第四，儒家调适的根本走向，在1949年以前是走向自成独立的体系，形成系统的新儒家理论，如“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在1949年以后总体走向是融入其他的思想之中，或者说化解于无形（当然不否认有个别的系统理论）。种种“会通论”、“和合论”、“融构论”为此做了注脚。
（二）儒家调适的动因
关于儒家调适的动因，我们认为主要是两大压力：第一是民族主义压力，即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外在压力。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侵略不断升温，儒家内部的“经世意识”、“忧患意识”、“反叛意识”和“抗议精神”得到张扬。儒家是入世的，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认同来源，儒家在民族危亡和认同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实现自身的蜕变，才能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而只有实现了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儒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第二是工业主义压力，即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压力。工业主义自18世纪以来就“以动力横决天下”，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也横行世界。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成本优势，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网笼。以农业主义立论的儒家思想只有在工业主义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才有根本出路。
（三）儒家调适的性质
儒家的调适，从其本质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是由以农业主义立论过渡到以工业主义立论。当然，其立论不仅要遵循工业主义的逻辑，还要注意避免工业主义的陷阱，如过度的物质信仰，过度的外在诉求和人的异化。因此，儒家的解体派（即破坏派）和建设派（即调适派）之争，并不是传统语境中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共同希望中国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
三、儒家调适的方式、方向与前景
（一）儒家调适的方式
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的方式至少不下十几种，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新儒家”形成以前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方式，此后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这两种调适方式。
1、“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学调适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
“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被“中西会通论”取代。
2、“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调适观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惟一出路是开出自由和民主。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是可以和儒家思想发生亲和和化合作用的。“儒家‘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借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美好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同理，“虽然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5]
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调适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儒家调适的实践上来说，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运用的转化武器就是“西学”，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再三致意，目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他们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以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而不会功亏一篑。因为社会整合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
（二）儒家调适的方向
儒家调适的总体方向，我们认为是朝着以下几条轨道：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罗荣渠教授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6]
（三）儒家调适的前景
我们在前文谈到儒学的生命力的时候，已经对儒学的现代化前景做了一定的分析。分析儒学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它可能转化性创造出的精神资源和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就大致可以看出儒学的生命力，即儒学的发展前景。
话又说回来，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学的发展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调适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信仰的需求。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看，儒家调适的前景大体不出五种可能性：其一，自成体系地发展，成为多元思想和信仰的一种，但不会是主导性的。其二，自成体系地发展为一种吸取其他思想文化之长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其三，为其他的思想和文化所吸收，消弭于无形之中。其四，与其他思想和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主导性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其五，彻底消亡，为其他思想文化覆盖或取代。第一种和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第四种的。
要言之，如果说世界真的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那么中国的新轴心文化将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为“轴”，以新儒、释、道和其他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为辐辏的新组合和新融构。
[1]关于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我们另有文章讨论，此处不论。
[2]关于东亚文化的内核和外缘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内核转型之难的考察，可参考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3]杜维明主张“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关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的分梳，参考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二十一世纪》（香港），1989年创刊号。
[4]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文化;融合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要想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建设，就必须要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即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融合。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的主流文化无疑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可融合性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文章接下来将对此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学说的思想理论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其奋斗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事物和问题的普遍性分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要完成的任务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本质上是广泛适用于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而这一本质性的特征也就为其根植于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儒家文化就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文化派别，而儒家思想在内容上以人伦思想为基础，进而衍生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等，同时在指导原则上又主要以孝道原则为基础性原则，以和谐原则、仁爱原则和忠恕原则为主要指导原则。而儒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兴起的一种文化流派，即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如艺术文化、哲学文化、人际交往文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化和教育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概括地讲就是“内圣外王”。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可融合性
（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科学理论学说
如前文所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辩证唯物主义对具体事物和具体问题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状态的分析，还有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论述和人民大众在历史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都是科学的、辩证的，更是着眼于我们整个物质世界的，也是广泛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而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落后和腐朽的性质，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未来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全世界将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代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论。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既然是一门广泛适用于各国的世界性科学理论，那么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一普遍性的特征就为其与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二）中华文明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四海的胸襟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文明，当汉朝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北逐匈奴之后，西汉使者张骞得以开陆上辟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同西域、中亚、阿拉伯乃至欧洲交往的大门，随后，历经东汉和三国时代，再到唐朝、两宋时代和元朝时期，又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系列的对外交往中，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最典型的莫过于自东汉时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并与儒家文明融合的例子，虽然自两晋时代之后儒释道三派之争不断，但迄今为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已经深度融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在食品、工具、牲畜以及生活习俗方面，域外文明中优秀合理的成分在海陆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以及在诸如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和汉唐元明清时中国疆域逐步扩张的年代，都相继地传入了中国，并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近千年的封建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和而不同”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的引导下尚能够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明以发展充实自己，那么在封建社会之后的新时期，对于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儒家文化也必定能够与之相融合，从而实现其自身的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内容上有许多相近的观点
首先，世界观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是唯物的，物质是第一性，客观规律不以人的物质为转移，但是人们可以在认识规律和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以造福于人类。而儒家学派的荀子大师曾经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眼中的天不同于孔子的命运主宰之天和孟子的道德义理之天，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之天，唐代大儒柳宗元在论述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时也提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即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要遵循客观的必然趋势，这种“理势合一”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其次，在民本思想方面，孟子大师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荀子大师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即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保障好人民的实际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在如何对待人民大众方面，二者极为相似。
最后，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儒家文化中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人伦思想和生态思想下的诸如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知行合一、重于应用、社会本位、爱护自然、敬爱他人以及富民等思想，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两者在方法论上的相通之处就为它们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儒家文化的最终理想则是大同世界。学术界对此比较流行的看法则是由于儒家大同思想本质上是封建农业文明的产品，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观点来看的话，此种观点或可成立，然而若从哲学角度解释，则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首先二者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家天下。其次，大同世界的生产力程度或许无法和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状态相比，但是那个世界的人们一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一样，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够实现按需分配，过去存在的剥削现象和人民对物质需求同生产力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矛盾将基本消失，也许，大同世界的工具不如共产主义社会先进，但是对于那个世界来讲，人民是满足的，也是幸福的，从这个角度看，但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来判定其本质上不相同未免有失偏颇。最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人们精神境界极大地提高，但是究竟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其标准又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度，这个标准无疑就应该是儒家文化中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思想，一方面是儒家道德思想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普世性，即只有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平等、和谐和仁爱，这个社会才不需要国家政府以及诸如军队警察和监狱之类的暴力机器，每个人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而又全面的发展。站在哲学的角度，作为儒家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基本一致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从本质上再一次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扎根生长，就必须要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和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而与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融合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只有实现了与儒家文化融合和自身的中国化，才能够真正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标准，也才能够从心理上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另外，中国共产党身为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指导思想必须要符合本国的国情，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可以使得党的指导思想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从而更好地指导党的工作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其实也是实现二者本身发展的需要，二者的融合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过程，通过融合，马克思主义可以实现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拓展，而儒家文化也能够在新的时期立足于新的国情实现其自身的新发展，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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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觉.卷十一，天论第十七――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孟子.尽心下――孟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4]张觉.卷五，王制第九――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本书编写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篇10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官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022-02
传统民本思想启蒙发端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30。“民惟邦本”就是对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随着民本思想的发展，儒家、道家和墨家都有民本的思想观念，但最终能够形成系统的思想理念并且对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儒家，民本思想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具体来讲，儒家民本思想由孔子开创形成，由孟子完善充实，由荀子在理论上完成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的结合[2]。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肯定百姓的地位。首先，认定民意就是天意的体现。三代统治者政权“受命”于天，并且是代替“天”来履行天意，然而“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文王》），“天”如何做到执行政治功能、如何监督考察统治者是否“履行天意”了呢？儒家直接肯定地指出：民意就是天意的体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384天就是通过民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因此，民心向背就是天命所归的依据。其次，凸显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孟子“以民为贵，以君为轻”的思想，肯定了民众对于君主的重要性。执政者只有得到“民”，才是得到天下，也才能够成为“君”。荀子也比喻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再次，认可民众舆论对政治的监督。召穆公曾经进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3]统治者的政权要想长久稳固，就必须关注民众的舆论，体察民众对政治的不满，做到顺应民意，满足人民的愿望，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这也与儒家提出民本思想的初衷一致，即指导和规范统治者的行政。
关爱百姓的生活。对于百姓的生活，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二字上。“仁”就是要以仁心对待百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是孔子对“仁”的阐述。孟子则更加细致地指明了“仁”、“爱”的施政方案，孟子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孟子对关爱百姓生活这样细致地描述道：“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君主要与民同乐、与民同忧，这是统治者关爱百姓生活的最高境界。荀子认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统治者只有首先做到“亲民爱民”，才能得到百姓的“亲和爱”，最终才能达到“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的目的。
维护百姓的利益。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反对执政者对百姓过分地压迫剥削。孔子希望执政者能够“敛从其薄”（《孔子家语·贤君》），孔子还曾赞扬郑国的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阳货》）。孟子也强烈反对虐待百姓，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这就明确要求统治者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需求，“民事不可缓”《孟子·滕文公上》则要求与民众利益相关的事，统治者要及时解决，不得拖延。只有维护了百姓的利益，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才有保障，政治才能稳定和谐，因此，儒家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要考虑人民的利益，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孟子提出“制民之产”、荀子主张“节用裕民”，这些举措都是以维护民众的利益为目的，希望执政者减轻民众的负担，保证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当然，特定阶段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儒家“民本”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能避免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儒家民本思想的实施没有制度保障。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是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念与理想追求，主要作用是进行政治劝告和警醒，但是民本思想是否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了践行以及如何践行，都没有任何政治和制度上的保障，民本思想是否得到体现主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素养。其次，儒家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君主专制的前提下提出的，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并且，“民本”最终仍然让位于“官本位”。“民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为执政者统治政权的存在而服务。
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讲，在儒家“民本”思想理念中，肯定民众在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反对统治者过度压迫剥削民众、主张爱民利民惠民养民，这些思想对于保护民众的利益、提高民众生产的积极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仍然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儒家民本思想对当代官德建设的启示
儒家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联系当代的官德建设，儒家民本思想也有着众多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儒家民本思想认为，统治者必须保障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要让百姓有饭可吃、有衣可穿，做什么事情也要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百姓，制定国家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百姓。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代的领导干部也必须重视人民的利益，在工作中要踏踏实实为百姓办实事，要将百姓的吃穿住行放在心上，只有当领导干部真正重视和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和谐的干群关系才能得以构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集中体现。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出发点，领导干部的各项工作，都要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人民群众满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才是衡量领导干部工作的标准尺度。
把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放在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冉有曾经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富之。”孟子也曾讲“有恒产者有恒心”，儒家强调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是治理好一个国家的基础。儒家民本思想中的“富民”理念，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非常大的启示。清代唐甄也认为“立国之道在于富民”，国家国库里有钱，而百姓很穷，这样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要长久维护国家执政者的政权，就必须要让百姓富裕。在当前，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经济，把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放在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国家也才能够富强兴盛，社会也才能安定和谐。
把“以民为本”作为领导干部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人民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比土谷神、比国君都重要，肯定人民是最重要的根本。荀子同样深刻认识到了人民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君好比“舟”，而民则是可以载舟覆舟的“水”。历史也一再表明，尊重人民群众的时代，大都是社会安定、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统治阶级如果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存在，在执政的过程中，不能做到“以民为本”，结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政权就很有可能被颠覆。当代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民为本”，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执政的过程中，坚持把“以民为本”作为首要的理念。损害群众的利益、漠视群众的主体地位、滥用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这样的领导干部最终将受到应有的处罚。
把“民惟邦本”作为领导干部树立群众观的认识基础。“民惟邦本”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在孟子的理念中，人民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存在与否有着不可替换的重要作用，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君主是可以变换的，国家存在的基础就是是否以人民为根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古代的官民关系在当代就是干群关系，能否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关键就在于领导拥有怎样的群众观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群众观点”，号召走“群众路线”。借鉴“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在领导工作中，以服务群众为目的，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当代的领导干部也只有坚持事事走群众路线、处处为群众谋利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良好的干群关系，才能建设成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和谐富裕的中国。
三、结语
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和看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用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丰富和启示当代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朱璐.儒家民本思想释义[J].岭南学刊，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