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1
论文关键词医疗纠纷多元化价值分析解决机制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案件之特点
医疗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属于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属民法的调整范畴。较其他类型的纠纷,医疗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较强,它不仅包含医疗科学而且涉及很多相关法律法规,这些都是医疗纠纷的复杂成因。二是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特殊,医患双方关系如果常常处于紧张或者利害冲突关系,就产生致防卫性医疗之虞,不利于医疗工作的进行。三是双方当事人实力相差悬殊,从表层来看医疗机构属于强势一方,不仅有雄厚的资金,而且医生掌握着更专业的知识;同时相关的病历材料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故双方实力存在不平衡。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大幅上升的现状对于社会、患者及医疗机构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医学知识和法制观念的普及促进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维护的渴求,对纠纷解决的要求也不断细致,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医疗纠纷有其特殊性,当纠纷发生时患者一方往往会特别不理智,稍有不慎便会使事态升级,以致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当事人和解;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通过诉讼来解决。但是与当前医疗纠纷产生的复杂性和情况的多变性相比,这些方式还远远不能为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驾护航。
(三)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由诉讼与非诉讼共同组成的医疗纠纷解决整体机制。在此机制中各方式或程序相互独立,保有其自身之特定功能和运作方法;而在体系中相互协调、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从理论角度应当综合协调讼与非讼、公力与私力、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从实践层面应当注重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的相互协调解决机制的重构。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解决机制的匮乏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只规定了以上三种。这种规定凸显出明显的弊端:首先是解决方式比较单一,而且机制没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仲裁机构、调解委员会及专业性调解组织解决纠纷的当时没有规定。其次是对法院调解、诉讼没有相应专业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规定。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医疗纠纷之多样性与解决方式之单一性的矛盾。我国《侵权责任法》及《解释》也只是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无涉其他。更加凸显了医疗纠纷妥善解决了迫切性。
(二)现行解决机制效率偏低
在医患纠纷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医疗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显现不堪负重之态。因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特殊性,法院的判决也很难做到合理准确,举证责任的倒置也降低了医疗诉讼的门槛,剧增的案件与法院的承载能力矛盾尖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程序的公正。再者,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被边缘化。我国虽有重调解轻诉讼的传统,但是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往往倾向于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这种做法很多时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只是非诉讼解决方式效果不明显。另外一个问题是现行的医疗纠纷尚未形成有机整体,诉讼与非诉讼未能较好衔接互补,效率低下。
(三)现行机制的局限性分析
1.和解。即双方协商。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解决方式,医患双方都应优先考虑。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对相关事实和权益的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的基础上。但目前在我国未能形成良好的这一基础,致和解的成功率较低。而医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充分理解,患者也未形成理性的就医观念,当事人就很难选择选择和解。
2.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前,绝大部分医疗纠纷的都是采用此种方式。卫生行政部门解决医疗纠纷基于其职权行为,费用较低。但是,目前社会对卫生行政部门公信力缺乏信心。而许多医疗机构又具有行政性质,所以公众此种解决方式的公正性仍然存在较多的质疑。
3.诉讼。严格的诉讼程序的严格性、权威性与强制性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医疗纠纷的专业性难免造成医疗诉讼成本的加大、诉讼效率的降低;医疗鉴定中双方的不信任甚至敌对,也不利于医患关系的恢复,加剧矛盾的尖锐化。
三、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分析借鉴
美国医疗纠纷主要通过非诉讼(aDR)模式解决。首先,鼓励仲裁和调解。在仲裁方面,先从立法上推进aDR的发展。实务中,仲裁庭聘请专业的医疗和法律人士作为仲裁员,以帮助医患双方准确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解方面,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探索以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其次,专业委员会评估。为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成立“医疗机构资格鉴定联合委员会”,负责评估医院的品质。其还要求医院主动将医疗过失告知患者一方,以及双方讨论有害医疗过失。否则,医院可能丧失合格资格。利用此方式从源头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在德国,首先由当事人对话协商,这是一种主流的方式;其次由调解和仲裁机构解决。调解和仲裁机构是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专门机构,若当事人协商不成,患者一方即可求助该机构。机构的办公费用由保险
公司承担,患方几乎不用支付费用,此方式避免了漫长的诉讼历程甚至医患关系的恶化。最后,诉讼解决。在前两种方式都不能解决时,患方可对引发事故的医生提起民事甚至刑事诉讼。但一般由原告对医方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除非被认定为重大医疗过失。
四、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与应坚持的原则
(一)价值分析
1.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医疗纠纷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医疗秩序而起还会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应该注重主体之间矛盾的真正化解。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化解医患矛盾,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更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有利于人民的医疗利益的维护。建立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机制,患者和医生的利益都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医生进行医疗行为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患者进行救助,而患者在纠纷发生后不再选择“医闹”,从而医生的人身等利益得到保障。通过多元化的方式,纠纷得以迅速有效的解决,双方的工作生活也能快速回到正常轨道。
3.有利于法治理念的更新、促进法律发展。医疗纠纷固然可以通过刚性的判决解决,但是容易产生利益失衡,破坏社会和谐。医疗纠纷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它能够对人们的法治理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司法改革走上更实际更人性化的道路。作为法制的一部分,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以其专业性和社会性实现了法的空间与社会价值观的交流,促使法律规范与社会规则的融合,从而促进法律的发展。
(二)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是大前提。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也一样,不管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还是对自身理念的完善,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只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才能确保医疗纠纷多暖和解决机制的正确性及有效性。
2.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调解制度在我国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和制度土壤。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其最大特色就是克服法律自身缺陷,超越法之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及个体利益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是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然选择。
3.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医疗纠纷的产生很多时候与权益的失衡戚戚相关,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加使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如果在解决此种纠纷的时候不能坚持公平正义的话,矛盾就更不可能得到化解。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公平正义为原则,才能实现正义途径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五、构建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建议
(一)建立健全多重调解制度
1.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11年实施的《人民调解法》设立了“司法确认”制度。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医疗专家、法律专家作为调解委员。不仅能吸收人民调解的优势,而且可以使医疗纠纷得到更专业的解决。
2.改革行政调解。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具有高效专业的优势,也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监督、行政处理,是非诉讼解决的重要方式。建议取消行政调解限于医疗事故的法律规定,并可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只要一方申请行政调解,卫生行政部门就应当受理,在纠纷处理时人员组成、程序等均应满足公开、透明的要求,增强当事人的主导性,提高行政调解的公正性。
3.完善法院调解功能。广义上的法院调解包括法院附设的调解和诉讼中调解。根据我国国情,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这样可以避免讼累、减轻法院的负担,也可以高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二)建立完善医疗纠纷仲裁与诉讼互补制度
仲裁以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一个很好途径,但是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合同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纠纷才可以仲裁。鉴于此,建议把仲裁范围放宽至医疗纠纷或者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部门;聘请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担任仲裁员,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医疗纠纷。同时对于无法仲裁的情形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庭,避免纠纷的拖延与恶化,以判决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加强仲裁庭与审判庭的互通,以仲裁的便捷性推进诉讼的效率,以诉讼的强制力强化仲裁的效果。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2
【关键词】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法经济学；市场
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放置进一个市场框架内进行研究，即使对其进行假设，对于医疗纠纷解决法律的问题，也可以假设它们具有与普通市场类似的属性，假设医疗纠纷解决是一个市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相关法律问题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用经济工具分析患者、医疗机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机关、自治组织、社会在医疗纠纷解决法律市场中的活动，并用效率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其也有理性人对收益的最大化追求，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不同主体在激烈竞争，影响资源分配、对利益进行交换、考虑成本支出、供求等关系。
（一）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就是理性的最大化者，即对利益获取的最大化追求者，也被称作“经济人”。该理性人是经济学者在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抽象研究时的理想状态，是经济市场得以完整分析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的理论出发点。
在经济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有其自己对交易标的考量，即市场的供给状态和我的需求程度，或者价格影响，我的支出成本和收益的比例，能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常见的理性人，即每个理性人在作出决策时都会使用经济的分析工具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在医疗纠纷解决市场中，各方也是理性的。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理性的、患方是理性的、医疗机构是理性的、法官或调解人员是理性的、律师也是理性的，各方都能够合理行事，各方都排斥不合理的行为。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是否要进行调解、如何参与调解，都由患方和患方的律师决定。医疗纠纷解决市场同样利用价格问题引导各方最求利益最大化。比如在赔偿金问题上，赔偿责任并不是要求违规者去遵守法律法规或是操作守则，而是强制违规者承担与其违规的机会成本相等的价格。
（二）竞争
市场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因此，竞争充斥着我们的市场生活，小到商贩买卖，大到国家贸易，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调整着市场关系和资源分配。同样，医疗纠纷法律市场也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左右着医疗纠纷法律市场主体的活动，法律市场也要发挥竞争的作用。医疗纠纷的产生主要原因就是竞争，正常的竞争可以导致医疗市场良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我国的医疗市场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恶性竞争导致了医疗纠纷频发。同时，纠纷解决市场也存在竞争，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纠纷解决的第一步就存在竞争，医疗机构和患方在面对医疗事故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很多种，于是就产生了竞争，基于对各种解纷方式的评价和衡量而产生的竞争。
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供给-需求分析
市场经济最有用的分析工具就是供给-需求分析，它可以分析市场中出现的任何现象，提供其产生原因和未来走向。那么，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上，供给-需求同样能发挥很大作用。
（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供给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供给首要的还是政府对法律制度的供给。政府在这一活动中充当调控者的角色。政府服务于全社会公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政策。为医疗纠纷解决市场提供前提和基础，即是制度保障。但同时，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以维护医疗纠纷解决法律市场的同时，又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破坏这一基础。比如说，我国目前关于医疗纠纷相关法律资源不足，大部分都依靠地方卫生部门的文件作为执行依据，其执行力和约束力较低，法律调解的环境不佳，就会导致纠纷双方选择非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通过公共选择作为其基础的，即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情况下制定某一部法律，满足了更多数人的意愿，作为制定法律的垄断机关，它可以比其他社会团体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法律服务，降低制度成本，并扩大适用范围。当然，其满足的范围仅仅是大多数人，并不能造成一致同意的现象，其结果是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一部分人，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法律制度的供给还受到法律体制的影响，受到法律生产技术水平、法律意识、法律生产要素等因素的制约，所以目前医疗纠纷无论是调解还是其他解纷方式都还存在供给不足的状态，所以才会出现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
（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需求
医疗纠纷的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非市场、非物质商品的需求。其根源在于主体期望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按照原有的制度安排或行为模式，社会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而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将更有效率，这时我们说原有的制度安排存在“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存在于制度之中。当主体意识到通过法律改变行为模式或建立某种行为模式可以获取该“潜在利润”时，便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是说，主体之所以选择适用法律，是因为适用的结果给他带来了利益，而不适用将丧失该利益。从制度需求理论上讲，通过法律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是法律需求产生的基本原因。
目前，在医疗纠纷解决市场上，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医方技术失误、误诊、违规操作、费用纠纷、隐私权纠纷等因素，医疗纠纷的量在不断上升。某市医院仅2011年一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和非事故纠纷总共95起，重大医疗事故18起，仅是该医院对解决纠纷的需求就已经非常严峻了。
三、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本
成本是当事人在进行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支出的总和。成本也直接影响着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供给曲线有重要影响。当然，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中，当事人各方支出的成本包括静态的成本和动态的成本，静态的成本主要就是国家法律法规制度这一支出，当然，这一支出已经通过国家税收进行了支付，动态的成本就是我们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支出，即是运作的成本。
以诉讼和第三方调解来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诉讼所耗费的成本总是大于第三方调解。从诉讼的经济成本来看，案件受理费是首要支出的费用；再者是律师费，目前律师费针对涉及金钱标的的案件基本起步价2000元，按照标的的大小梯度收费5%、4.5%、4%......针对医疗纠纷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这还不涉及复杂案件的费用，基本上律师费是高于普通民事案件的；其次是鉴定费用（包括伤情鉴定费用、伤残等级鉴定费用、劳动能力鉴定费用），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鉴定是其决定性的证据，鉴定费用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每个医疗纠纷案件的鉴定次数保持在2-3次，甚至因为双方当事人的不信任鉴定可能超过3次，其费用支出是巨大的；除开前述费用外，勘验费、公告费用、翻译人员费用、证人费用特别是专家证人费用、执行费用等都是诉讼所必须要支出的费用。从诉讼的非经济成本来看，主要是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其中，患方的人力和精神成本是巨大的，既要承受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还要应对强大的医方和繁琐的法律救济程序。从时间成本来看，医疗纠纷诉讼短则数月，长则几年，诉讼一般要经历诉前准备、、立案、保全（财产、证据和行为保全）、调查举证、鉴定、庭审、判决、执行等阶段，同时，程序上还要经历法庭调解、一审、二审，若二审发回重审还要重新进行审理，审结之后可能还有当事人的申诉、检察院的抗诉，导致再审。即是是简易程序，其耗费的时间也不短。所以，诉讼当事人支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当事人都不愿意用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而是借助社会力量，比如媒体曝光、或者武力围堵，通过非法手段解决纠纷。
而第三方调解模式则可以减少当事人的经济和非经济成本。第三方调解模式的成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法律成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法律成本即是国家对第三方调解制度的法律制度保障，国家通过法律条文限定第三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机构的组建、调解结果的效力以及执行保障。当然，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法，现有的调解都是依托《人民调解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出台的文件。经济成本是很低的，无论是哪种机构主导的调解模式，弱势的患方都基本无需支付调解费用，因为调解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在进行，双方当事人都无需再聘请律师；也无需支付专家证人等费用，因为第三方调解机构都建立了医学和法学专家库，调解时随机抽取专家。第三方调解的非经济成本较诉讼也小得多，在时间成本上，当事人可以省去诉讼的很多程序，一般调解的时间跨度都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所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更能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
（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收益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是指通过依法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责任的确认、损害的救济，促进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满足法律主体的最大需要和利益，并促使社会公共生活更富效率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的总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公民生命健康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有时表现为违规违法行为收到赔偿金的否定；有时表现为公民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和就业机会的改善；有时表现为医疗秩序的好转，医疗环境改善，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有时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所受侵害获得的相应补偿等。同时，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收益，还包括政治上的收益、社会上的收益、伦理道德上的收益等。
目前，供给-需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已经广泛运用于法律制度建设、司法和执法过程和评价，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将供给-需求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析将更有利于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缓和医患矛盾。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3
关键词：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机构；医疗纠纷；应用
0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服务领域的全面发展，医院的社会公益性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卫生制度下医院运行的市场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医疗服务的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医疗纠纷也随之而来。
当前“医闹”成了破坏医院工作秩序、影响医疗工作顺序开展；患者家属欧打医生、软禁院长、停尸闹丧等事件屡见不鲜，出现了“职业医闹”原因，主要是医疗纠纷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解决医疗纠纷得法定途径有三种：一是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二是行政处理；三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有很大部分患者认为在医院发生纠纷，医院应当负责不、不鉴定，就找医院；目前这3种机制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关系的和谐。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医疗纠纷，其优点和特殊价值，受到我国许多医院青睐。
笔者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十堰市医疗机构调解医疗纠纷处理的工作情况，进行积极探索、实践、归纳与大家交流，以便更好地对医疗纠纷调解处理。
1十堰市医疗机构情况概况
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上游，是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辖五县、一市、两区及两个经济开发区，总人口350万。笔者对湖北省十堰市28所二级以上医院的进行调查显示，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在解决医疗纠纷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只有市区两家三级甲等医院（市太和医院、市人民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三级优秀妇幼保健院）在运用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医疗纠纷。
2人民调解委员会
2.1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定义、性质人民调解是一种由人民调节组织主持的，通过调解和劝说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来消除纠纷，它是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与处理医疗纠纷其他模式相比，人民调解是一种自治性最强的社会型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基层群众性组织，隶属于其中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则是一种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调解机构。
2.2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律依据人民调解依据1989年5月，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是在2002年9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它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人民调解若干规定》是由司法部的，它具体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行为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与人民调解相关的法规条例，则由中央办共厅、国务院办共厅进行了先后的转发。
这些文件表明人民调解已经进入新的高速发展期，而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也得到了完善，使其在及时化解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中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人民调解的调解权是国家赋予的。
2.3调解的规范性人民调解对调解的申请及受理、调解员的产生、调解程序、调解文书记录、调解协议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规定，可见人民调解对于纠纷的过程已经具备一定的规范性，这为调解结果的公正性做出了一定的形式保障。
2.4调解人员的要求人民调解员是在人民调解委员领导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可以通过群众选举或者招聘的形式来选择人民调解员。为人公正、具有一定的群众影响力，对人民调解工作有热情，并且具备一定发的法律、政策、文化水平，这是人民调解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5人民调解的公信力由于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机关与涉及的医疗机构在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连带关系，使得患方无法信任行政调解，常常认为该调解所做出的调解处理结论缺乏公正性，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利益标准。相对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要更具有公信力，它作为群众性自主组织，代表第三方调解机制，当事人特别是患方在心理上更能够理解和接收，不具备以往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中的“行政”色彩。
2.6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国家司法部制定的《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部解释的形式赋予了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即具有合同的效力。其法律效力表现在：首先，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设立的调解组织。在其主持下依法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应当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其次，如果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既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又不向其他国家机关申请解决，那么该当事人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并由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表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其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优点
3.1人民调解是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进行调解活动的基础是平等、自愿，它所达成的协议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另外，人民调解还必须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独立于“行政、医、患”之外的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4
【关键词】法律意识；医疗纠纷；防范；处理
医疗纠纷可发生在医疗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是医疗活动中特有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确立，医疗纠纷发生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赔偿金额也越来越大。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医院的管理，不断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医疗机构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的能力，来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创造宽松，和谐的就医环境，是摆在医疗机构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意义重大。
1医疗纠纷增多的原因
医疗纠纷的本质特点就是医患对医疗后果的认定有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又在于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引起医疗纠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原因又常常交织在一起，既有医源性因素，也有非医源性因素。医源性纠纷，一是医务人员未能严格执行医疗规章制度，违反或简化操作规程，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少数医务人员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医德医风不正，工作不负责任，对病人敷衍了事，漠不关心。三是有的医务人员医疗保护意识差，说话随便，不严谨，不注意场合而引起医疗纠纷。往往在医疗过程中，必要的医疗保护措施和医疗用语对医患双方是有益的。四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不能很好地耐心，细致的向病人解释和沟通，这是造成医疗纠纷的一个直接原因。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和知情同意权应得到尊重，患者出于对自己的生命或健康的关心，询问与其疾病有关的问题，医务人员有责任，有义务做认真负责，耐心的解答和告之。然而有的医务人员不仅表示不同情，不耐烦，甚至态度蛮横，出言不逊。当患者在治疗护理工作中发生了预料不到的意外事件时，这时患者或家属就联想到医务人员的态度不好，解答不周，告知不全，引发医疗纠纷。五是个别医务人员之间闹矛盾，泄私怨，利用他人在工作中的失误，有意抬高自己，压低别人，挑拨患者，借以挑起事端，酿成纠纷。非医源性纠纷最常见的患者及其家属缺乏对医学知识了解或对医疗制度不理解，对疾病的复杂性不认知而发生医疗纠纷。一是患者不配合医务人员诊治，在医疗实践中，需要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心诊疗护理，同样也需要患者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毅力以及家属的积极配合。有的患者缺乏信心，不予配合，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二是患者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对正常医疗的不良愈后（如合并症，并发症，可能出现的医疗意外）不理解，一旦发生，就认为是医务人员的失职造成的，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因而导致医疗纠纷。三是患者的素质差，有的为了逃避欠款或想取得高额赔偿等个人私欲，无理取闹，把本身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硬要往医疗事故上扯，如达不到目的，就在医院大吵大闹，到处乱告，有的甚至弄些“医闹”在医院聚众闹事，打人砸物，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四是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过强，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过高，如果得不到满足，则患者及家属就难以接受，也很容易引发医疗纠纷。其他社会方面的原因导致医疗纠纷，多见于工伤交通事故及伤害责任的转移，社会变革时期某些制度的不适应以及经济价值观念的转变，新闻媒介对医疗纠纷不负责任的报道，保护医疗工作和医务人员的法规不够完善等。
2医疗纠纷重在防范
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是一项复杂的过程，我们认为必须一手抓防范，一手抓处理，尤其是要在强化医务人员法律保护意识上下功夫，做到以法行医，以法治院。
2.1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素养是预防医疗纠纷的思想基础。要在医务人员中广泛开展以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为主要的医德教育，要引导医务人员树立起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人生观，处处以患者为中心，急为患者所急，想为患者所想，恪守职业道德，千方百计为患者排忧解难，用爱心去温暖患者，赢得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赖和尊重，帮助患者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取得患者治疗上的积极配合和患者家属的理解，这对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起到积极的作用。
2.2加强法制教育，用制度来约束工作，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预防医疗纠纷的重要环节。新修订的《刑法》中明确规定了医疗事故罪，也就是说对医务人员亮起了红灯，因此要在广大医务人员中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业医师法》，《民法通则》，《各种规章制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这就意味着更加注重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容侵犯。只有不断强化教育，使他们懂得在诊疗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如果做了就会触犯法律，要承担法律责任。
医务人员还要在医疗护理等过程中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办事，严格把关，狠抓医疗质量，这是预防医疗事故的最好办法，也是减少医疗纠纷，实行医疗保护的最有力措施。
2.3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技能，是防范医疗事故和差错的重要保证，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三基”“三严”的训练和考核，要大力开展技术练兵和岗位培训，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人才培养工程，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对容易发生医疗缺陷的技术部门，重点岗位查找安全风险点，要重点防范，重点管理，要认真落实《患者安全目标》，建立全面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考核，把提高医疗质量落实到每个医疗环节上。
2.4强化医疗文书的法律意识。医疗文书单纯为医院医学教研服务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在处理医疗纠纷时的原始证据作用及在医保医疗付费时凭据作用日显突出。对医疗文书书写质量的要求不再只是医院加强医疗质量进行内部监督管理的需要，更关键的是医疗文书质量将面对的是来自广大患者及社会的挑剔以及法律的约束。因此医务人员必须要重新审视医疗文书的功能，作用和社会价值，树立法律观念，从法律的高度来看待将其作为证据来对待。
3医疗纠纷的处置机制的探讨
由于引起医疗纠纷的原因很多，表现的形式各异，要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回避矛盾，要通过全面调查，多途径，多渠道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力求做到坚持原则与理解同情病人处境相结合，现实处理，与长远影响相一致，依法公平处理，使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不致受到侵害。
3.1医疗事故鉴定机制。正确分清医疗纠纷的类别，对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有着积极的作用。医疗纠纷又分为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通过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划分医疗机构有无过失，确定医疗事故等级等，医学会对待医疗纠纷要在全面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按照程序组织专家认真分析，以国家政策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科学准确地判定纠纷的性质事故的等级。
3.2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机制。在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应及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请求协助处理，必要时向患者的单位，街道办事处，派出所讲清情况，求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同时要向家属讲明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具体办法和医疗事故鉴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以便能按法律程序办理。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中存在着缺位现象。应借鉴交通安全事故处理模式，建立“医疗争议处理办公室”，配备专门人员规范医患协商解决医疗纠纷。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为有效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应在法定的解决纠纷渠道中，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在医疗纠纷调节处理中的作用[2]。
3.3医患双方协商调节机制，协商调解是解决纠纷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无论在处理前和处理后都要做好调解工作。当医务人员的行为构成医疗事故时，或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双方意见有分歧，不能达成共识，又不同意申请医学会鉴定时，不要一味地姑息迁就，或用私了的办法求得解决，这样不仅会助长了医疗纠纷处理的不正之风和滋生腐败，同时也会给医疗机构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事与愿违，如果协商不成，医疗机构应主动求助于法律，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医疗纠纷，以保护医疗机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然而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对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的过失行为，给病人带来了不良后果，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在双方同意协商解决的前提下，对患方提出的经济补偿的要求，适当给予一定补偿，使患者在心理得到一定的平衡和安慰，从而有效避免医疗机构更大的经济损失，但要考虑防止今后再有矛盾的发生，要签定文字协议资料，经公证处公证并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对没有医疗过失的医疗纠纷，要坚持原则，必要时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3.4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在保留双方协商解决，行政部门解决及司法调解或裁决的前提下，明确医疗机构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设立医疗纠纷理赔部门，并由医疗纠纷理赔部门以第三方介入形式把纠纷从院内转移到院外进行处理[3]。
3.5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实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明确设立各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专家库，具体负责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并对工作职责，程序，时限做了明确规定，从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处置途径[4]。形成具有特色的“政府主管，部门配合”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处机制。
参考文献
[1]韩松，刘成勇，王焕春，等.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件审理适用法律现状与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8，24（12）:828-830
[2]蒋士浩，高峰。强化卫生行政调处医疗纠纷的作用。健康报，2010，10，（13）：7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5
【出处】《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摘要】发生的不可控性、社会化的极易性、原因事实的竞合性和化解依据的渐趋合理性是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我国各地目前正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来化解医疗纠纷这一世界性难题。浙江诸暨和宁波两地的实践模式表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之实践模式经由立法表达出的制度理性将很快被共识性的认知并被配置大量的制度实现资源，但不考虑区域差异的划一型官方推动可能会带来欲速则不达的后果;采取实地调查的路径提升纠纷解决学的研究品位时，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来确定样本。
【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模式;区域差异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医疗纠纷属于世界性难题，是指法律地位平等的医患双方对医方的医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出现分歧而引起的有关权利义务的冲突，主要有医疗技术损害纠纷、医疗伦理损害纠纷、医疗产品损害纠纷和商业性浓厚的医疗服务纠纷四类。与医方庞大惊人的门诊量相比，医疗纠纷的绝对数量很小，但其对秩序、社会关系的破坏力不可小觑，其消极效果与负面作用比较明显。正处于利益多元、矛盾叠加、纠纷多发之社会变革关键期的中国对医疗纠纷的化解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当前，以切断介入的第三方与医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来赢取生命力与口碑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方兴未艾，各地的相关实践不尽相同。以当前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为基点，对具有典型性的诸暨模式和宁波解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有助于在制度运行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获得有益启迪。
一、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
医疗纠纷诸特征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囿于特定时空，概括提炼出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便于对医疗纠纷形成准确、清晰的认识与把握，进而可为分析和阐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模式提供智识上的支撑。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发生的不可控性
医疗纠纷在发生层面的不可控性是由医疗损害的不可控性所决定的，而医疗损害的不可控性和传统医学难题的众多性、医学发展的未知性与渐进性、医疗过程的多样性、医疗结果可理解度的偏低性、医务人员认知水平的相对有限性、患者疾病机理的复杂性、患者体质的个别差异性这些因素综合性的紧密关联。整体来看，医疗行为与疾病好坏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被社会公众不当的高估，不小的偶然性却被非理性的忽视。此一状况致使医疗行为的效果与患者一方的预期之间时常不出意料的出现或大或小的距离。面对如此距离，患者一方对医疗损害构成要件及责任的判断并不更多的严格依照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而是更多的主观性依照医疗损害是否存在、程度轻重、损失多少来进行。概括而言，正是医疗行为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偏离和医疗损害判断依据的不同导致医患双方的相关认知呈现难以消除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认知以外在化的方式表现为“利益冲突”，便会使得医疗纠纷的发生成为客观性事实。
(二)社会化的极易性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借助自身的力量通过提醒、唤醒、压服、和解这四种方式实现纠纷的自我解决，无疑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医患双方主观上已展开的实质性对抗”让提醒首先退居幕后;“医疗纠纷成因的非道义性”让唤醒继而难为“无米之炊”;“医方不具备暴力性强制力量”让压服进而失去哪怕丁点的用武之地;“患者臆测医方敛财、医方臆测患者闹事的趋恶假定所诱发的信任匮乏”让和解这种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自我解决方式最终也束手无策。
当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自我解决方式均不能奏效时，医疗纠纷的社会化便不可避免。医方选址多在城区中心位置，毗邻交通繁忙、商业繁华地带，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易引发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众围观。医疗纠纷的社会化引发的对医方场所三番五次的冲击和对医务人员并不鲜见的杀伤，构成对医疗秩序的严重破坏，医疗职业对从业人员的吸引力因此大幅削减。依常理推断，医方应积极尽力的避免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扩大化。但“刻意让步即认错，息事宁人即理亏，道义补偿即心虚”之有错推定逻辑的大行其道、“患者恒定为弱势一方，医方恒定为强势一方”之大众看法的难以撼动、“不加区分的同情弱者”之社会心理的根深蒂固、“人人都可能成为患者，此纠纷中患者面对的一切，明天你都可能面对”之普遍意识的深入人心、“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有闹必赔”之奇怪现象的由来已久与强势持续、以追求眼球效应为依归之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恶意炒作与不恰当声援以及医闹队伍的职业化、规模化、专业化，使得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成为易如反掌之事。
(三)原因事实的竞合性
医患双方都得尊重对方意志的自主性，任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的作法都不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患者可以自主的选择医方，医方在未经患者一方同意的前提下原则上不得实施任何诊疗行为。这些核心要素说明医患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平权型法律关系，而非隶属型法律关系。作为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基本表征的民事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通常表现为患者一方对医方的债权请求权，此种债权请求权可能基于合同而发生，也可能基于侵权而发生。从过程上看，患者一方就诊和医方同意接诊与合同成立需经过的要约、承诺之要件相符合，承担各项医疗费用是患者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是医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尽管这种合同多不具备书面性且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多不具备合意性;从结果上看，作为高度注意义务的负担者，医方理应为医疗过程中违反此义务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行为、医疗损害皆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结合，所以医疗纠纷的发生原因具有二元性，违约和侵权作为医疗纠纷的原因事实都不会缺席，可能的医方责任便会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患者一方便会获得确定其诉求之性质、范围、保护手段的自主权利。
(四)化解依据的渐趋合理性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模式
从机构的设立时间上看，虽然浙江诸暨与宁波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要比江苏苏州和陕西省略晚，[2]但从规则建设、运行状况与效果、可资学术分析的材料、外在评价来看，诸暨与宁波的作法更具研究价值。
(一)诸暨模式
(二)宁波解法
三、启示：纠纷解决与区域差异
(一)欲速则不达：忽视区域差异之划一型官方推动的可能后果
作为联合性部门规章，《意见》特别申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应遵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这说明作为该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主导性制定者的司法部清醒的意识到，限定设立时间、统一设立标准与机制构造的作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卫生部却硬性要求各地2010年底必须启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否则在平安医院考评中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系统内评优资格，以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在地方的普遍设立。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各地的构建，司法部强调区域差异的平和举措与卫生部强调划一推进的强硬举措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维护部门利益并争夺制度运行所需之支撑性资源的轮廓已然存在并愈发清晰。在实现制度化之后，能否妥当的控制乃至消弭部门之争，将实质性的决定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规范化程度和实效化水准。
身为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卫生部对医疗纠纷带来的负面后果有切肤之感，其对妥当化解医疗纠纷之机制的期望比其他权力部门更为强烈，其以极大的热情、略显操之过急的划一型推动这一机制的动机可以理解、值得肯定。笔者指出这一不考虑区域差异之作法可能存在的问题与风险，意不在否定与批评，而在防止难题克服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好心办不成好事”和“出力不讨好”的现象，期待大量资源的耗费能够换来医疗纠纷的有效破解。
(二)慎之又慎：实地调查之样本选择的应然态度
在我国，2000年以来针对诉讼万能主义的检讨性反思从未间断、次第深入，解纷机制须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观念深入人心、几成共识，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如火如荼、日趋理性。与之相随，纠纷解决学逐渐从诉讼法学、仲裁法学、人民调解法学、律师法学等部门法学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面向更强的新兴交叉学科，并产生了不少代表性成果，如范愉的《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2007)、左卫民等的《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法学与社会学的初步考察》(2007)、徐昕的《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2008)、赵旭东的《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从成因到理念的深度分析》(2009)以及范愉、李浩的《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2010)。时至今日，纠纷解决学若想获得更好的独立品格，就得注意保持其与规范法学之间的一定距离，就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现象解释和事实关注上，离不开归纳推理的方法和实地调查的途径。
归纳推理在量的方面需要较大规模之上、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否则就很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周延。获得经验事实的途径虽具有多样性，但实地调查整体上无疑是可依赖性最高的。样本的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实地调查的效果有无及好坏。同为有效化解医疗纠纷，同处经济发达的浙江东北地区，诸暨和宁波的作法却截然不同。这说明，实地调查之样本的选定不仅要宏观的考虑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间的差异、城乡区域间的差异，还要微观的考虑同一地区内部的差异。不经谨慎考量而确定实地调查的样本，会带来研究成果的说理无力，会削弱乃至动摇纠纷解决学对现象事实的解释力与概括力。即便是慎重的确定了实地调查的样本，研究者对由此得出的成果也不能过于自信或长时间的不加修正，因为未知样本可能存在、已知样本可能变动。
【作者简介】
刘加良，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
[3]余钊飞：《人民调解的历史形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6
在实施人民调解制度的过程中，我国普遍所采用的是评价式调解方式，该方式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在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引入被国外广泛使用的促进式调解方式，不仅可以克服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单纯采用评价式调解方式的弊端，而且可以促进我国调解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促进式调解；评价式调解；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日本医疗纠纷调解制度
在我国医疗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人们较多地使用了评估式调解而忽视了促进式调解，而根据国外相关研究及其实践经验显示，促进式调解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评价式调解”与“促进式调解”的概念解析
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医疗纠纷调解可以分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从调解所分布的领域来看,医疗纠纷调解又可以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调解。“诉讼调解”所指的是由法院主持的以及在法院授权下进行的调解,其他均属于诉讼外调解。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诉讼调解具有较强的规范性约束力,而诉讼外调解则比较灵活,规范性约束力不强。根据调解风格，卡提娜•福斯特（KatinaFoster）将调解分为评价式、促进式、转化式、叙事调解等模式。[1]学者王玮则把调解模式分为评价式、促进式、转化式、修复正义式和融合式等不同类型；[2]范愉教授则按照中立第三方调解人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将其划分为评价式调解与促进式调解[3]———前者也称为“评估式调解”，是指居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调解人，根据其经验、专业判断为当事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使其尽快明确自己的法律权益以及处境的优劣，抛弃不切实际的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从而迅速解决纠纷；后者则是指作为中立地位的第三方调解人主要是发挥中介作用，以促进合意为基本目标，一般不向当事者提供意见、判断和建议。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作如下界定：所谓“评价式调解”是指医疗纠纷调解员提供与争议有关的法律规定、事实依据，以及提供相关意见，试图藉此说服医患双方解决纠纷；而所谓“促进式调解”则是指医疗纠纷调解员为了消除医患之间的认知分歧、促进自主对话，为医患双方构筑一个平等沟通和感情宣泄的平台，并在调解员的帮助下，找出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实现修复医患之间良好关系的目标。
二、评价式调解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的成绩和困境
通过对香港的促进式调解考察后，有着丰富实务经验的王玮认为，内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都应当归属为评价式调解，它在医疗纠纷化解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4]原卫生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三部门于2010年1月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文件，正式联合推动新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从该制度推行至2014年5月，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已发展到3396个，人民调解员达2.5万多人；2013年共调解医疗纠纷达6.3万件，调解成功率为88%，有力地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5]
在实践中，作为评价式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将医疗纠纷及时引导到院外处理，避免患者与医院的直接冲突；二是第三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通过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等对医疗行为的评鉴，依法进行理赔，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重要依据；三是具有快速、中立等优势，如“南平解法”最长不超过一个月，最快3天结案。[6]可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目前国内的医疗纠纷仍在激增、暴力伤医事件依旧频发。据统计，2013年全国医疗纠纷12.6万起，每年以11％的速度递增；2003~2013年恶性伤医事件共计56起（2013年就达到16起；医生被杀的新闻报道也常见于报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医疗纠纷发生率必将大幅增长。这些都将对我国医疗纠纷解决能力带来极大的考验。面对艰巨的医疗纠纷调解任务，使用单一的评价式调解方式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了，范愉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家和社会公众以及主管机构对于正式的准司法化调解过于倚重，过多地强调依法调解和法庭化调解；而对合意促进型及基层社区自治性民间调解有所忽视。”相对于范愉教授的“准司法化调解”，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先生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侧重于司法的这一特性，定义为“准审判过程”，认为缺乏对情感诉求的应对。[7]目前，作为评价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遭遇以下困境：一是采用评价式调解解决争议，难以慰藉感情上的伤害。医调委调解普遍采用人民调解与医责险相结合的模式，通过调解评估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进而认定医方是否承担责任而解决纠纷，保险公司认同医调委的调解而支付赔偿。这种调解方法，所涉及的仅仅是对错和责任大小以及金钱的赔偿等三方面。但是，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所追求的不单单是金钱的赔偿，还有感情上的诉求。这种“非黑即白”的对抗模式，难以抚慰感情上的伤害，难以实现医患双方对感情、人际关系修复的需要。
二是评价式调解模式阻碍了医患对话和情感的传达。医患纠纷调解的主体应是医患双方，无论宁波解法、南平解法，还是山西模式，目前普遍的解决模式主要采用是评价式调解模式。调解机构受理医疗纠纷调解后，医方把几乎所有的解释沟通工作都交给了调解员。按照现代调解理论，只有当事者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调解员只能帮助当事者解决问题而不能代替当事者解决问题。这种调解方法，尽管能够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但这未必能消除患方对医方的不满及愤慨。三是评价式调解模式忽视了对医方的心理关怀。在医疗纠纷个案处理过程中，往往认为患者才是弱者，才是受害者，需要同情与关怀，需要感情慰藉，存在这样一种向患者倾斜保护的思维定式。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医务人员希望医疗纠纷发生，处于医疗纠纷折磨中的医生同样也是弱者和受害者，往往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茫然中难以自拔，因此也需要得到心理关怀。如果当事医生知道自己的医疗行为存在过失，他会深深自责。如果医疗事故发生后，没有去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当事医生在下一次面临同样的场景时，会茫然不知所措，担心出现同样的过失，这是对医生的极大的伤害。所以，医疗纠纷发生后，不仅仅患者是受害者，医师也是受害者，也需要提供心理的关怀。
四是评价式调解未能很好地贯彻当事者的意思自治原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临床伦理调解课程创立者爱德华•伯格曼在2014年太原国际医疗纠纷调解研讨会与培训班大会上发言中提到“患者的自主决策权比被强加的决策赢得更多的顺从”，[8]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中，虽然也要求尽力做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但是，在该问题上，评价式调解与促进式调解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与评价式调解相比，促进式调解是以当事者之间的合意为基础的，更能彻底地体现当事者的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只要当事者的合意内容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也不会对第三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当事人就可以自愿地选择调解方式结案，在此基础上，自由地处分自己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说，在具体事实的认定和是非的明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不必强调一定要实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经过分析利害、权衡得失之后能够达成合意即可，不然反而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三、促进式调解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地，促进式调解逐渐都得到重视。2008年，台湾地区仲裁协会通过了《仲裁协会争议调解中心调解规则》，该规则共计32条，同时采用促进式和评价式调解模式：调解人应就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考虑，力促当事人达成和解；如调解成立，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与法院确定的判决有同一效力。倘若调解不成立，经双方书面同意亦可另行进入仲裁程序。在此制度的指引下，促进式调解在化解台湾的医疗纠纷方面得到了一定发展。不过，台湾地区仲裁协会争议调解中心副执行长兼调解员李纪宏认为，在台湾，不管是民事纷争方面的法院调解、依据乡镇市调解条例进行的调解，还是各种劳动争议以及消费者权益保障争议，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下，基本上都属于评价式调解。在我国香港特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调解规则》第一条规定：“按本规则所进行的调解，是一项保密、自愿、非约束性和私下的解决争议的过程，透过一位中立人士（调解员）协助当事人协商达致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香港规定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中立，只做程序的主持者，不需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清是非责任，也不能提供任何一方以法律判断，更不能对双方的纠纷给予解决方案或建议，只需要引导双方当事人放弃各自所坚持的立场，寻求共同的利益点，以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9]在美国，诉讼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包括无过错救济、早期中立评价、监察员制度、事实调查、仲裁和调解制度等，而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又分为芝加哥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模式、宾夕法尼亚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以及密执安大学危机管理模式。其中宾夕法尼亚医疗纠纷处理模式特别强调事后的关怀；而密执安大学危机管理模式则重在促进双方自主对话和修复良好的医患关系。这与日本的医疗纠纷调解员制度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树立了促进式调解应用的良好范例。在日本法学界，学者棚濑孝雄很早就提出了促进式调解理念，他强调：调解是指具有中立性的第三方，通过当事者之间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者达成合意的场面……像这种第三方始终不过是当事者之间自由形成合意的促进者，从而与能够以自己的判断来强制当事者的决定者区分开来。因而调解中中立性的第三者是调解的促进者而非决定者。[10]今日，体现促进式调解理念，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和田仁孝为首建立的日本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上述各地相比较，我国在推进促进式调解方面则显得进展滞缓。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法制建设滞后。《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目前，我国国民的权利意识正在增强，依法治理的理念正处上升阶段，凡事都讲究依法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曾指出，“有困难找警察”、有纠纷上法院的做法容易使民众患上“吉诺维斯综合征”，使社会失去自救能力和自治能力。[11]二是公民社会不够成熟、社会自治能力低。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区共同体观念缺失、社会自我整合不力、社会自治程度不高，成熟的公民社会远未建立，因此，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并不高，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并不高。但是，评价式调解这种“非黑即白”的纠纷解决对抗结构只能息事宁人，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得到修复。调解的本质是中立第三方引导当事人双方自主解决纠纷，从而达成共识并形成调解协议。因此，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社会资本的充裕，培育社会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四、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引入促进式调解的路径选择
促进式调解是以当事者双方的最大利益为目的，因其自主参与程度高，彼此对抗性及攻击性最小；参与者通常会克服冲突情绪，学会宽宥对方，并提升当事双方的自身责任感以及他们对话、合作和塑造合意的能力。促进式调解的上述优点，可以克服准司法化的评价式调解模式常常以法律的论点，只一味地诉求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力图彻底否定对方的可靠性和正当性，进而会扩大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情感对立的非人性化的一面。[12]而且，评价式调解模式片面强调抽象规则与权利，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关怀，在处理案件时只抽象地考虑与法律相关的事实而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境、当事人的具体状况和当事者所认为的重要情节，片面强调公平地适用法律而忽视了案件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破坏等。其实，医患双方在要求查明事实真相、希望得到对方的真诚对待、建立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同的需求。促进式调解能够以医患双方深层次的共同需求为前提，通过对话促进信息的共享和认知的改变，不仅解决纠纷问题，而且增进医患理解，慰藉被伤害的感情。医疗纠纷的解决不能只是“息诉罢访”，医疗纠纷的解决也并不意味着医患双方沟通的终结。医疗纠纷发生后，下一次患者能否坦然面对该医生，在对患者进行心理关怀的同时，还应注重加强对纠纷中的医生的心理关怀，这是促进式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更高目标。所以，促进式医疗纠纷调解更重在良好医患关系的修复。
鉴此，建议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引入促进式调解模式，把它看作是医疗纠纷调解的第一阶段。而评价式调解，可以看作是医疗纠纷调解的第二阶段。当促进式调解达不成合意时，在医患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入目前普遍所采用的评价式调解模式。笔者认为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逐步形成适用于我国的促进式调解制度，根据实际需要边实践边完善，不失为一条合理路径，也符合国家卫计委提出的“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体，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体系”的政策性要求。同时，建立促进式医疗纠纷调解也是符合我国调解制度的现代化转型的需要。长期以来，各地形成了行政、司法、卫生、公安、保监、财政、医调委等部门通力协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医疗纠纷调解机制。[13]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家政治控制的范围终将逐渐收缩，国家垄断纠纷解决将逐步显示出其弊端。如何让促进式医疗纠纷调解在我国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自发性权威？促进式调解队伍的职业化是关键，以下为实施要点。
（一）建立严格的调解员职业伦理规范1.做自主对话的促进者。医疗纠纷调解员不是相互传达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代替双方当事人进行对话，而是努力提供双方当事人对话的场所，促成他们之间面对面的自主对话2.并不发表自身的判断、见解和评价。医疗纠纷调解员站在中立立场，倾听来自医患双方的诉求，理解和感受双方的处境，不压制双方的对话。3.医疗纠纷调解员的工作目标，不只是医疗纠纷的解决，而是重在良好医患关系的修复。医疗纠纷即使解决了，医患双方仍然有很多地方希望得到对方真心诚意的说明。医疗纠纷调解员的使命，正是将这未完的对话努力向前推进。[14]4.医疗纠纷调解员要富有同理心，用心倾听来自双方的倾诉。切身感受双方的处境，设身处地地理解双方的苦衷，敏锐捕捉住问题背后纠纷产生的真正原因。上述职业伦理规范可以概括为坚守“三不”及“三要”原则：“不表示个人的价值或是非观、不介入评断当事人的是非、不表露对案件的情绪。要引导双方了解各自的利益点、要引导双方一起来寻找共同的利益所在、要用中立的态度控制场面。其优点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程度高，易于修补彼此的关系；以当事人双方的最大利益为着眼点，容易达到医患双赢的目的”。[15]
（二）开发系统合理的促进式调解员培训教育体系医疗纠纷调解培训教育制度应在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以叙事医学为核心，结合谈判学理论而创建。在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作为评价式的人民调解在实现复兴的同时，出现了与司法权威相融合的趋势，只针对案件本身依法形成解决纠纷方案，一般不考虑对纠纷不产生直接影响的隐藏在纠纷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促进式调解考虑的因素很广泛，它不仅要接纳双方的感情诉求，要注重挖掘当事者背后心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更要寻找当事者深层的共同利益点，努力促成合意。所以，在课程开发过程中，要加大叙事医学引入课程的力度充实课程的人文关怀理念。同时，要注意与传统人民调解技能相区别。现阶段评价式人民调解重在寻找纠纷解决方案时，讲究“法、理、情”交融，调解员要进行感情渲染、划分责任、平衡双方利益。而促进式医疗纠纷调解则要求不预设立场，放空、放下自己的想法，不表明好恶，充满好奇、专注倾听、温柔地陪伴。当技能贫乏时，传统人民调解的技能便会乘虚而入。所以，针对评价式人民调解的“东方经验”，开发出技能比较课程，加强促进式调解技能的专业化、规范化训练更显重要。
（三）开展包括促进式调解员资格认证在内的行业自治管理为了进行医疗纠纷调解员的资格认证以及对培训机构举办相关课程时进行课程质量的认定，多地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员协会来承担该项职能。资格认证是促进式调解得以职业化的必要前提。建立调解员的资格认证制度，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能够提高从业人员的进入门槛，防止参差混杂的现象。对于在职人员推行资格认证制度，能够改变对工作绩效评价模糊状态，使有贡献、有责任心的调解员快速成长起来。资格认证意味着要有一个具体负责创设调解员资格标准的组织或机构，为符合标准的人颁发执照，并负责对调解员资格、培训和评估进行审查。我国也有必要针对促进式调解的特点，单独设立行业自治组织—促进式调解员协会，采纳申请人资格证书和考试制度，公民个人申请后进行必要的培训，并经过促进式调解员协会认证后，方可列入促进式调解员名册，供当事人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时使用。
五、结语
促进式调解作为一种全新的贯彻当事者意思自治原则、弥补人文关怀缺失的调解模式，受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广泛关注，今后能够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值得研究和逐步实践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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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平市创新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eB/oL].（2015-07-24）人民网专题策划2015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官网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因医疗纠纷引发的，严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而我国现有的解决渠道不畅通，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显得捉襟见肘。医学界和法学界正积极探索建立公正、高效、低成本的医疗纠纷解决路径，其中人民调解日益受到重视。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积极化解医疗纠纷，对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入人民调解化解医疗纠纷的原因
人民调解具有传统文化基础。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引礼入法，认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应是礼法教化，提倡要以一种互谅互让的调和方式解决纠纷。秦汉以后，调处制度被广泛运用。至宋元明清时期，形成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司法运作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法律制度，多年来一直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具有中立性和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与当事双方没有隶属及利害关系，确保了调解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合情合理合法。人民调解员由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律界人士组成，确保了医疗纠纷调解的专业性。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为医患双方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双方特别是患方往往情绪比较激动，处理问题不理智，稍有不妥就会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所以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的难度很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为医患双方搭建了一个平等沟通、对话的平台，”①提供了一个矛盾缓冲带，将医疗纠纷纳入到一个正确、及时、合理、合法解决的途径上来。“调解员坚持情、理、法三者相结合，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本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的原则，对他们合理疏导、耐心说服、情感感化，得到了患方的信任”②，有效地消除患方对医院诊疗行为的盲目猜疑，并使双方步入法制轨道。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具有高效性，节约社会成本。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程序简单便捷，解决纠纷周期短，不收取费用，为当事人节约了时间、金钱和精力。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非对抗性氛围中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主张并提供证据，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医调委的调节处置能力有待提高。调解中往往涉及复杂、专业的医学知识与法学知识，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如何选择热爱调解工作、有社会责任心、有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民调解员就成为提高调处能力的前提，选入之后定期的学习、培训和考核也必不可少。目前缺乏完善的体制机制吸引并留住人才，“如温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缺少资深医学专家、资深法律专业人才，在职人员也无住房公积金等基本待遇。”③这些制约着人民调解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
其次，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受限。医调委调解不收费，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规定，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是财政补贴数额如何确定，各地对于医调委的经费获得没有统一标准，许多落后地区财政紧张难以保障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费用，使得医调委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资金短缺导致调解工作难以正常运作和发展。
最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流程有待规范化和制度化。如何在法律层面上规范调解受理范围，目前有地方以纠纷数额为标准，一定数额以上的要交由医调委处理，否则医院就要面临一系列处罚，比如降级、财政拨款一票否决、院长解聘等等。医疗纠纷的责任认定、赔偿数额的标准等问题也是在调解实践中亟待解决的。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要做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需要在调解员选任、调解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等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工作制度。一是拓宽调解员的选任渠道。做到选举与聘任相结合，注重吸纳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二是组织学习和培训，提高调解员调解技能。注重医疗规章制度、医疗技术操作常规、法律知识、心理学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调解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使调解员熟悉掌握国家法律政策，提高工作能力。三是规定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按调解纠纷的数量、纠纷的难易程度、社会影响大小以及调解的规范化程度制定相应的标准，通过补贴体现对调解员的激励考核，以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规定。我国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处在逐步完善当中。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施行，提高了人民调解规定的法律位阶，标志着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规定强化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了医疗纠纷解决的效益和效率，节省了社会资源。但各地方的规定仅立足于本地实践，有待于整合统一，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立法积累经验，逐步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管理。
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管理。一是加强工作流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合理的调解程序是充分发挥调解效用，获得公正结果的形式保障，因此应注意规范调解程序的各个环节，把群众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确保工作的规范和有序。二是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保监等部门从法律、政策、制度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施科学的指导，帮助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到依法、规范调解。三是把调解作为诉讼前置程序。“2000年2月，台湾‘卫生署’起草‘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首次确定了‘调解强制，仲裁任意’的医疗纠纷处理基本原则，规定了医疗纠纷案必须先行调解。”④对医疗纠纷实行调解前置，当事人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的，其书视同调解申请。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资金保障机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离不开政府的认可、指导和帮助，政府应加大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经费投入，为人民调解组织预留适当比例的财政预算，并做到专款专用，以保证医调委能够专心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医调委吸纳社会捐赠、公益赞助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渠道筹措资金。
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衔接。“保险理赔与医疗纠纷调解有着基本相同的工作内容，如纠纷损失产生的原因、损失的大小、医疗机构是否应承担责任等。涉及有关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可吸纳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参与调解，调解与理赔合二为一，同时启动，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又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超出保险责任范围的赔偿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⑤形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保险理赔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从而使医疗纠纷得到更好的解决。“在保障保险公司医疗责任保险不亏不赢的情况下，建议保险与利润脱勾，配合国家税制改革，研究解决对从事和承担公立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业务及其保险保障服务的机构，给予减免税政策和配套支持政策的问题。”⑥医疗纠纷发生后，由调解员、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的人员集体裁定责任并作出赔偿决定，最大限度地兼顾各参与方的诉求和利益，以期公平、公正解决医疗纠纷和保险理赔问题。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河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河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研究”和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课题“我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路径选择”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HB12FX031，201201186）
注释
①韩学军：“运用人民调解机制-构建医疗纠纷处理第三方援助平台”，《中国医院》，2009年第2期，第9页。
②③④陈翰丹：“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7期，第70页。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8
【关键词】医院管理；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为了进一步建设和谐的医患关系，本文立足于众多医疗纠纷案例，分析了引起医疗纠纷的源头，从源头上加强管理，采取各种方式堵塞医疗纠纷漏洞，积极引进新的调解制度，共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1引起医疗纠纷的源头
通过分析我院及周边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案例发现，医疗纠纷的源头是多方引起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1医疗方面
1.1.1双方沟通不足最近几年医院加强落实服务观念由“以病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但是仍然存在“看病不看人，治病不知心”，医护人员与患者及患者家属间沟通意识不足、不注重沟通技巧、服务态度差，给患者及患者家属留下不负责任的印象，当出现任何问题，就理所当然认为是医院的错误。另外，有些医护人员现有的医疗知识水平有限不能准确地对病情做出认定，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或者沟通水平不足，使患者对病情不能很好地理解，有时还会在沟通过程中出现错误的理解。医患双方沟通不足是发生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
1.1.2医疗水平有限近年来，虽然我院加大对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但是在医疗急救能力方面的服务水平还是有限，一些突发的急危重症患者不能很快得到救治，即使快速到达医院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而不能救治。加上有些医务人员临床时间不足，抢救知识不足，即使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满怀救死扶伤热血，但是操作水平不强，应付突发事件没实践经验，容易救治失误，从而点燃患者方的不满怒火。
1.1.3应急处置措施不足医院不仅预防医疗纠纷的能力和措施不足，而且处置医疗纠纷处置措施准备不足。医疗纠纷出现苗头时，医院并不引起重视，反应迟缓，处置的措施极为简单，仅仅是一味地强调自身的医疗行为正当、无任何误诊行为、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情形，而不是采取积极有效的解决措施，主动与患者方沟通解释，消除误解。当医患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只能向公安部门求救，往往错过了合理处理纠纷的最佳时机，更严重的是冲突升级，影响了医院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1.2患者方方面
1.2.1医疗知识水平有限患者及患者家属因为对基本的医疗知识缺乏，对医疗风险了解不足，一味地认定病人只要进了医院就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不会有任何的风险。一旦治疗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出现了病情恶化现象，就理所当然地将责任归咎在医院。
1.2.2法律意识淡薄虽然我国法制化的进程脚步不断加快，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但仍然还是有些群众的法律知识匮乏，法制观念不强，不知道保留相关证据和依法维权，也不愿意走正常的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去化解矛盾，更不愿意冒着法院判决败诉的风险和结果，而始终认为到医院吵闹才能达到赔偿的目的。
1.2.3认知上的误导患者放在处理医疗纠纷事故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误导，盲目地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医疗纠纷处理模式，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患者方热衷于此方法的原因。患者方认为直接上医院闹可以自己掌握主动权和决定权，不仅仅能引起社会强烈影响、取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还能引起政府的重视，迫使医院立即解决，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仅成本低，而且收益高、见效快。所以才导致那么多人一发生医疗纠纷就牢牢“咬”住医院，甚至经常使用纠缠、暴力手段相威胁，最终达到其赔偿的目标。
2解决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措施
2.1加强医院自身建设
2.1.1医院的内部管理医院要逐步完善制度，确保医疗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贯彻落实，尽量减少医疗失误，预防医疗纠纷。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与患者方的沟通协调，高度重视，控制事态扩大。另外严格制定责任追究制度，对失误的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定处置，充分发挥责任追究机制的警示作用，从而提升医护人员的责任感。
2.1.2加强队伍建设医院要重视自身医疗队伍的建设，通过培训和自身学习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要引导全体医护人员树立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多体谅患者难处，用真心换真情，最大程度上争取患者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2.1.3严格控制医疗收费众所周知，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是导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医院要注重对医疗费用成本的核算，降低医疗费用成本。加大对医疗过程中用药、收费、住院情况惊喜监督，推行“阳光用药”，要求医务人员廉洁自律，不得乱开药、乱手术、收受红包等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另外，加大收费标准的透明度，设置公示台，依法收费，让患者放心就医。
2.2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依法处理纠纷
2.2.1加强普法宣传医院注重对广大群众进行普法宣传，尤其是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大力宣传，切实增强患者家属的依法维权的意识，从而有利于双方心平气和、依法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
2.2.2正确引导对于一些错位的舆论引导，医院要及时修正，澄清医疗纠纷解决真相，有效纠正医疗纠纷的不实之风，公布真实的依法处理医疗纠纷的事件。并呼唤全社会对医务工作多一些理解和关爱，少一些误解和冷漠，重塑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积极引进独立于医院和患者的第三方调解机制，构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事件，当事人可到调解处调解，调解处要注意安装监控设备，将调解过程全程记录，这将为有效解决纠纷提供充分证据。
面对严峻的医患关系，共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工作使命异常光荣而艰巨。医院必须加强管理，使全体医务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医院的改造事业中来，切实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全心全意为患者、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9
医疗纠纷频发，化解渠道乏力
近年来，以医疗纠纷为主的医患矛盾日益严重。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4家医院调查发现，平均每年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起，打伤医生5人。
据介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国法定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三种途径，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缺陷：一是“私了”，即由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但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他们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最终患者只能通过“闹”来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医学会等组织进行鉴定解决，患者通常认为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三是法律解决，由于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医患双方都难以承受，同时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其审理案件也有一定难度，判罚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除了法定处理方式，我国各省市处理医疗纠纷还有医疗责任险、仲裁、民间调解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也都存在着缺乏公正、加重患者负担等弊端。
人民调解：化解医疗纠纷的新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既懂得专业知识又超脱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调解机构，这样才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山西省医调会应运而生。
山西省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单位是山西省司法厅和基层人民法院，受山西省科协的下属单位山西心理卫生协会领导，由包括医学专家、律师、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50余人组成。法律事务部主任闫强介绍说，当发生医疗意外时，医疗机构或患者可向省医调会提出申请，省医调会受理申请立案，按照规程进行医学技术评估、法律援助、调解工作，督促医患双方达成并履行协议。若调解不成，再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结果以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判决为准。
山西省医调会负责人说，医调会与其他调解途径存在三个不同之处，这保证了其公平公正性。一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之外，且不向医疗机构和患者收取任何调解费用；二是在我国没有《纠纷调解法》的背景下，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有了法律效力；三是其调解调查人员皆为医疗系统的离退休专家、具备医学知识的法律专家以及媒体工作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超脱于纠纷中的各利益团体，同时还将自身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医调会运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及患者的一致认可。
首先是切实解决了部分医疗纠纷。截至目前，山西省医调会已受理了120余件医疗纠纷案件，其中成功调解13起，正在调解中的有36起，已经调解的案件经多次回访无反复迹象。
其次，有效预防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在处理纠纷的同时，还就调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医疗机构进行善意反馈，一些医疗机构由此加强管理，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向受调解医院提出改进医疗行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合理化建议30余条，有针对性地为医院撰写了预防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知识的稿件。
化解医疗纠纷亟待谋求治本之道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虽然山西省医调会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其发展还面临两大困难，即经费和政府支持问题。
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机构经费主要由保险公司提供和自筹解决，这一方面制约了正常调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此外，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对医调会的工作表示认可，但实际的支持措施却很少。
事实上，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不管采取何种化解方式，医疗纠纷仍然在频繁地发生着。有关专家认为，要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在创新化解途径的同时，还应当谋求治本之策。
解决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篇10
关键词：医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调解机构
一、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的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十分突出，一旦患者和医院之间产生矛盾没得到及时和解，患者方动辄纠集人员对医院进行围堵、漫骂，影响恶劣，医疗纠纷对于辖区内的治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出现医疗纠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患者和医院尖锐对立以及互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导致矛盾纠纷处理陷入僵局，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就容易进一步激化事态，演化成恶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业“医闹”的现象。这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较为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建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人民调解机制调解医患纠纷，将调解室办公地点设立在医院，同时设立的还有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当医患纠纷发生时，以调解室为主，与警务室和综治工作站形成联动，争取在第一时间将纠纷解决在院内，解决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矛盾纠纷的进一步激化。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就像为医患双方建立起一片“缓冲带”，从而为解决纠纷创造更多的转机。
这种调解机构的设立能够兼顾公平与权威，受到诸多省、市的青睐。江苏、天津、浙江、上海、深圳、广东等地纷纷进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探索。在某些医患冲突较为频繁的地区，第三方模式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实际上第三方调解这种尝试是形势所迫。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当中，3条途径都存在问题。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的质疑，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至于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到质疑。因此，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
虽然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颇多的困难，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权威、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还是被各方人士寄予厚望。
二、司法所驻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室发展的优势
（一）离纠纷发生地近，容易了解实际情况，以便迅速作出反映医疗纠纷调解室因其工作地点就在医院，因此对医院与患者发生的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资料。比以往的被动调解更能阻止纠纷的产生。调解人员也更容易了解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反应。将可能产生的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
（二）组织结构上完全独立于矛盾双方
调解室的调解人员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派出所责任区民警、相关社区调委会主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组成，是完全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在组织结构上，从各地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或隶属于司法部门，或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多数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严格遵守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这样不仅受到了医患双方的欢迎，同时因没有利益驱动，确保了调解结果的公正、公平，也确保了医调委独立的第三方作为医患之外的第三方，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既不袒护任何一方，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消除双方顾虑，赢得信任，利于纠纷的化解。
（三）人员配置专业化能够给矛盾双方提供专业意见
在人员上，大多数地方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都有自己的专家库，遇有医疗纠纷时，随机抽取专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调处纠纷时能够对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同时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从而赢得当事人的信赖，为解决纠纷奠定良好的基础，调委会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调委会还专门选任了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从事调解工作。负责医疗纠纷调查、评估、鉴定的理赔处理中心同样配备了具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人民调解的便民原则，是其深受群众欢迎的亮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结合医疗纠纷突发性强、不稳定因素多等特点，打破8小时工作制常规，遇到突发纠纷，中午、夜间、双休日、节假日都不休息。在查明事实、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做到快受理、快调解、快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