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1
一（略）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法律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进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街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律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典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宜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贵等诸手段。法律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律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法律的产生明显晚于道德。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愈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进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相同.法律并非对一切社会关系都加以调整，一把地说，只调整那些对建立正常生活秩序有重要愈义的社会关系，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广度上，进德远远超过法律，可以说任何社会关系都或多或少受到道德的调整，因此法律比价干预的一些行为，如不关心同志、不尊重长着等，都要受到道德谴贵。在法律上无过错的行为，不等于不受道德的谴责.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降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井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斌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6，制裁方式不同。法律对违反义务的后果作了明确的规定.当违法行为引起惩罚性后果时，国家强制力就会出现，并按明确的标准对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制裁.道德中对违反义务性的规定的后果并未给予明确的规定，其制裁的手段也限于臾论的谴责，若当事人公然茂视舆论，道德的制裁就显得无力。
(二)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墓木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律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孟子•离娄上》中说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木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实施
道德教育是受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地接受教育者对其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诚信美德教育、家庭关德教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等具体内容。高校学生正处于成才的关键时期，对其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道德教育不仅是关系到高校学生的个人成长，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学生是社会的栋梁，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中流抵柱，是社会中最具理性的人群之一，提高其的道德水准，无疑是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祛码。法律教育是指以传授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体系和培养法律职业为日的的教育制度和途径。现代法律教育一般分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两个基本部分。对于普通高校的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法律教育虽然只能局限于普法教育，但由于他们的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强，菇础条件好，影响面大，因此，对高校学生的法律教育对于提高全民的法制愈识、树立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述，道德和法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不能互相代替，因此，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也不可偏废，不能互书l代替，既要重视道德教育，也不能忽视法律教育。
(一)道德教育的实施
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使高校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成为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佰校学生道德教育的途径主要有:
1.形成全员进行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围。从简单意义上兑，高校是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直接责任者，这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首先要担负起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责任，对高校学’址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中囚传统道德等全方位的教育。高校领导要重视高校学生道德教育，把对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长抓不懈，使全体教职员工能够自觉投入到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中来.一线教师要为人师表，把课_L好的同时，利用课堂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学生工作队伍，能够把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同时，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对高校学生影响很大，也要承担起对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任务，尤其要发挥在家庭美德教育中的作用，通过长辈、兄弟姐妹的影响使高校学生真正体会到家庭美德的内涵.
2.坚持从.荡校学生实际出发，把高校学生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愈见》中提出了六条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原则，其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条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从高校学生实际出发，解决高校学生实际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它同样适应于对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高校学生是一个思想相对成熟但同时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很大的群体，f’我愈识强但独立意识欠缺，突出表现在想摆脱外来力量对个体的束缚但是对外来力觅又有一定的依赖，于是，高校学生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思想_L的波动，或者在生活上碰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在开展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时候，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高校学生思想上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样，高校学生就可以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实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
3.加强对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生需要不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高校要重视并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大学生形成自身独立健全的人格，自信自强、团结协作、乐观豁达、积极进取、勇于挑战、敢于创新.要加强大学生的艺术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学会保持健康的情绪，学会关爱、理解他人。对他人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要苛求他人，学会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法律教育的实施
法律教育达到较好的效果，应该采取以下儿条措施:
1.利用课堂主教育通道，搞好法律教育.《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必修课.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必要的法律知识，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木观点，掌握宪法和法律的主要精神及其规定，这是高校法制教育最基木的途径，也是学生学法、知法的基础。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由浅入深，从法学基础理论到实体法、程序法、有序而进。结合个体、典型、生动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感到有趣、容易接受，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2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专业的法学教育能够有效的培养出学生的法律思维，这对于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是极为重要的，直接决定了法律职业道路的专业程度。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将所有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统一了，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一、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现状
当前的法学教育方向大致朝着三种方向发展，第一种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测试方式上都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的。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部的某政法学院，其从大一的课程设置就基本是按照法律职业资格开始设置，课程内容也主要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为主，学术观点也多是以张明楷等出题人的观点为主，测试方式上也以模拟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方式进行，而这所大学每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基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一般的法律职业资格辅导机构的通过率还高。第二种是完全以培养学生丰富的法律素养为主，是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素质教育，这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两所大学在法学教育上并不是十分重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而是以探究法学研究为主，以培养学生丰富的学术素养为主，其课程设置上十分的广泛，比如犯罪心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都被设置为必修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不拘一格，更多的在于客观的介绍中外关于相关研究的前沿观点，比如缓刑制度我国比较主流的观点在和解方面，且普遍认为缓刑撤销制度过于激进，而在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法律实践中缓刑撤销制度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而这些在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高校在开展法学教育的时候则完全不会涉及。同样，在测试方式上，这两所高校更多的愿意通过主观法理分析题来测试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是否扎实，法律思维的深度等。第三种是法学教育是较为尴尬的一种，即其在法律素养的培养上没有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那样专业，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促进上也并没有过多的努力，其在教学上更多是照本宣科，简单的介绍一些主流观点等，其结果是培养的学生是法律素养较低，法律知识面窄，司法考试通过率普遍在百分之三十以下，毕业后继续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也较少，最可悲的是这种模式下的学生可能在大四也未能培养出法律思维。
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中心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都需要法律思维。这点无论在法学教育上还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应对上都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法学教育更多的关注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实体、程序法律方面的训练，而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则更侧重法律条文的考查，这两者之间看似是割裂的，但是其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层面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从法律条文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犯罪构成上，法理方面上进行分析，前者侧重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层面，后者侧重于法学教育方，但是其在客观上都在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认识到了其在培训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方面的欠缺，而法律职业考试也出现了减少客观法律推理，即通过法律条文分析案件的考查模式。近几年的法学实践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趋势都体现出了这些，法学研究生教育多会在研究生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要求学生去公检法机关实习，或者到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法务部门进行实习，这就体现了高校对于培养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能力的重视。同样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在逐渐增加主观题的体量，更多的去关注考生的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并不是单纯的积累法律知识或者长期的法律实践就可以简单的培养出来的，其需要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培养出来。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暴力强制的必要性根植于法律的说理性之中。法与理性在天性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人们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律总是与各种理性概念联系在一起。法律的理性特征和人们思维的习惯决定了未来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只能以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测试为主线来开展，否则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仍是缺乏法律推理和论证能力的理论人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会只会照搬法条，而不是去更多的分析每个法条背后的内在逻辑性和正当性。
法律思维既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也是法律职业能力的核心要素。首先从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法学教育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且在电子图书馆如此发达的今天，法律知识的获取已经变得十分的容易，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更多的关注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让学生理解每个法律背后的价值和精神。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比专业知识更多重要，因为专业知识可以查询，而且会不断更新，其背后的法理和精神则是历久弥新的。而且通过法律思维的培训能够使得法律知识和理论不断的加深巩固。其次，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角度来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中国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品德，这种品德是进行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的基础。所以，作为具有行业准入门槛性质的资格考试有必要对此进行突出，以法官为例，法官的裁判行为抽象来说是将抽象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进行具体化，特殊化的过程。无论从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则的寻找和判决的形成都需要法律解释技术，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能够完整的对应法条的每一个文字的，因为法律的具体化需要法律思维进行指引的。法律知识在法官判决的过程中主要是提供者基础的作用，法律思维则是起着导向的作用。如果简单以法律条文的考查作为法律职业资格的主要内容，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在法律思维方面则是较为匮乏的，可能无法很好的胜任法律工作，尤其是在面对新案件，新情况之时。所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当以考查法律思维为中心，否则这种选拔法律人才的方式是缺乏合理性的。综上所述，法律思维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可以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有效突破口。
三、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模式
为了提高研究的实效性，笔者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当前高校法学教育开展的现状，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际可行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模式，这种法学教育的缺陷是对于法学理论，法条本后的精神研究不足，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其优点在于学生对于法律条文和学界的主流观点掌握较为牢固。对于此类政法类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上，应当尽可能体现法律思维，具体可以在课程的设置上适当增加法学方法论，法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边缘课程，在内容上客观的讲授更多的前沿的观点，而不是拘泥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人的观点。其实对于政法类院校而言，其在师资力量上是可以实现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可以较好的培养出学生法律思维。其次，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类的法学一流院校，虽然其在法学教育中并没有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是其学生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并不低，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浮动。此类院校尽管通过率较高，但是其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参差不齐，在课程设置上可以适当的增加法律实践的环节，并将其增加到必修学分之中。最后，对于法学教育缺乏明显导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上任务较为繁重。因为此类院校的教师自身的层次较低，要么理论功底一般，要么实践经验缺乏，这种情况下要想向政法类院校或者一流法学高校一样介绍丰富的前沿理论和最新的案件细节可能较为困难，而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方面似乎更为容易一些，毕竟法律职业资格的命题人观点较为固定和统一，而且有历年真题可以进行测试和模拟。虽然笔者比较倾向于此类高校培养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法律思维的培养。此类高校可以在培养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就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大纲内容涉及的理论及其背后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此类内容进行相关案例和实践的介绍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又可以提高学生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对学生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有着较大帮助，避免此类高校的学生既没有较高学历，又缺乏法律思维，还未通过司法考试，只能无奈跨专业就业。
四、结语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当前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方式，其核心都是法律思维。实践中高校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冲突完全可以法律思维为中心进行协调和互动。但是由于各个层次高校的师资力量的差异，如果让所有的高校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法律思维的培养终会走入形而上学的泥淖。所以，笔者就当前法学教育中的三类现状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模式分析，尽可能保障在各自师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做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良性互动，保障法律思维得到有效的锻炼和培养。
【作者简介】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3
关键词：教育民事关系 教育行政关系 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4
关键词：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
1前言
当今社会对体育教师劳动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其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直接导致体育教师的合法权利不受重视、甚至常常被忽视，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羁绊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述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在聘任制过程中，教师的法律地位发生变化，目前的法律规范对其尚无明确规定，学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教师与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出现混乱，不仅有上下级的行政法律关系，还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采取的法律救济方式不同，这给教师权利救济的法律适用造成诸多不便，法院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互相推诿，致使教师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研究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探讨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有助于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领域以及我国的教育法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法律主体，其法律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关系和权利的法律救济理应成为教育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次，只有明确公立学校体育教师的法律地位，才能规范学校和的教育行政机关管理行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探讨教师的身份问题，在于不同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决定了适用法律不同，不单是决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资格任用以及工资待遇等，更重要的是当教师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会截然不同。”
最后，研究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和权利救济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教师聘任制改革，规范教师聘任制度。
2文献综述
法律地位（Status），在英语上与法律身份是同义语。根据《法学大辞典》的解释“法律地位，即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实际状态。关于教师法律地位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种是专业人员说。该观点认为依据《教师法》的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教师必须从教于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具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教师是专业人员。
第二种是雇员说，认为根据《教师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并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教师和学校之间在聘任合同的基础上形成劳动雇佣关系，是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教师的法律地位应为“雇员”，其地位与一般的雇员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种是公务员说，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师仍处于公职人员的地位，与国家构成公务关系。教师要履行国家指派的教育教学职责，按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包括教师工资在内的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直接划拨，教师的职务具有很强的公务性。国家对教育实施严格的行政管理，在教师任命上学校依然没有完全的自，还要受到定岗定边的限制。因此，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仍属于国家公务关系，教师的法律地位类似于公务员。
第四种是公务雇员说，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师兼具雇员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该学说主要是受英、美两国公立学校的教师任用制度影响。主张公立学校的教师应由政府任用，教师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并依此合同调整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教师与学校签订雇佣合同，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3文献评述
专业人员说和雇员说是从现行教育法规的解释出发，对教师的法律地位进行论述。从严格意义来讲，专业人员只是对教师工作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术语，并没有真正描述出教师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而不能清晰地界定其法律地位；雇员说，描述了聘任制下学校与教师之间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聘任合同的主要特点。但是该说忽视了聘任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校与教师之间上下级的隶属、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依然存在；而公务员说和国家工作人员说，考虑了教育的公务性质、教育经费的来源等问题，但过分强调公务员法律地位的稳定性对教师的保护，却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整体趋势就是要“去行政化”，其目的是加强教育人才的流动和优胜略汰，达到优化教育资源的目的。
4结论与建议
我国公立学校体育教师法律地位不确定，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之后，教师由国家认命，是国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干部，教育改革使教师的法律地位发生改变。而我国现行的《教师法》和《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的法律地位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体育教师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其与其他教育主体之间法律关系混乱，既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有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直接导致在其权利受损时法律救济的适用上，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与法院互相推诿，致使教师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笔者认为，教育改革20多年来，《教师法》、《教育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程了，应在今后的教育法制建设中对教育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对不合理的法律规定进行废、改、立，重新构建合理、有效的教育法律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在聘任制过程中，合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教师定位为“公务雇员”，既能体现教育的公务性，又便于教师聘任，提高竞聘上岗和教师的流动性。
《《教师法》、《教育法》、《体育法》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应对体育教师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权利救济等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5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6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7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应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体，主要包括目标体系、计划体系、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一）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是指根据目前新形势发展需要，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大学生特点，制定的法律教育与咨询各个具体实施环节目标的集合体。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总的目标是通过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应用能力，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提升。具体而言，法治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依法治国的观念，法治观念的实质是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意识与精神。法律应用能力就是在了解熟悉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应用法律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集合体，主要表现为对实际法律问题具有较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等。高校在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时，必须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学生个体群体差异、专业差异、学习阶段性差异，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熟悉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素质要求而确定。
（二）制定和完善相关文件，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计划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高校应根据维护大学生权利、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实际需求，制定和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有序开展的各种计划性文件。例如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学校课外法律实践活动规划及活动实施方案、法律咨询中心建设规划及活动开展计划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完善。
（三）以实施效果为抓手，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效果好坏，需要严密的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高校应以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实施效果为抓手，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健全由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参与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加强对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过程的管理，切实抓好各个环节，保障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的成效。通过实施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对活动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形成定性或定量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整改，形成保证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质量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
二、完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一）因境而异，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高校在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时应因境而异，即以学生的个体实际差异、专业的差异、课程的差异、阶段性目标差异等多种因素，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并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创新的方式方法。例如，可在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的法律教育目标任务和重点，对低年级学生侧重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高年级学生选择适量的实践活动，侧重体现法律应用能力、法治观念的培育。
（二）深化改革，发挥课堂教学的最大功效
法律教育的方式可以分为课堂教学与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两大模块。课堂教学是传授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质的基础性环节。目前高校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与法律教育相关的必修课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按照教学计划，其中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时数十分有限。此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主要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此时的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还不很成熟，若对之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则可能会因对法律教育内容的不理解而影响实际的教育效果[1]。因此，在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教育功效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体现学生实际需要多开设一些法律类的校内公共选修课，并可与学生学分修习挂钩，以体现法律课堂教学的应有功能。同时，目前高校法律课程课堂教育普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法律教育在实践中被演化成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缺乏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从根本上来看对学生法律素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课堂教育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深化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应以教学效果为根本依据，要综合考虑课程内容、学生发展水平、学校物质条件的实际等诸多因素。根据课程实际可采用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基础上能潜移默化地理解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运用能力。
（三）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
法律课堂教育方式由于课程设置、教学任务、时间保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凭课堂教育平台提升学生法律素质显然是不够的。高校还必须利用自身及相关校外资源，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社会调查、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演讲或辩论赛、法律咨询、法庭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活动等多种形式。依据笔者所任职学校的践行经验及所取得的成效，高校可以利用法学专业的力量，定期举办法律文化节，依托法律文化节这一平台，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活动。
（四）依托相关机构，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高校应重视法律咨询机构设置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可设置与法律教育功能相结合的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还可利用法学专业力量开办法律援助机构。并在相关机构中设立专门针对在校学生法律咨询服务日常事务的办公室，专门负责学生的咨询预约接待工作；同时适当安排法学专业教师为学生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一方面，在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服务和正确引导；另一方面，通过解答学生关于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2]。
三、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及队伍建设
（一）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建设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平台载体，高校应创造条件加强相关平台载体建设。学校建立的模拟法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等是主要的校内平台载体。应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校及相关院系资源，建立高标准的模拟法庭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其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可以与学校团学工作紧密结合，作为学校的法律宣传载体进行建设。学校要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场所，用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开展法律普及教育、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等活动。同时应寻求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的帮助，加强校外平台载体建设。可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实行平台载体共建，签订共建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平时应加强具体联系，以充分发挥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对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作用[3]。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8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央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针对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继出台了若干政策性文件，总体上看大致可分为探索和发展完善两个阶段。
（一）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探索阶段（1980年—1993年）
1980年4月，教育部、联合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院校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当时的道德教育局限性强，视野相对狭小，而法制教育更是无从谈起。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指出：“学校是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阵地，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其他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设置法制教育的课程，或者在有关课程中增加法制教育的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并且把法制教育同道德品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该文件明确要求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这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但是，决议并没有提出如何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的具体要求和措施。1986年9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法制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推广。1987年10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高校设置5门思想教育课程：“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前两门为必修课，后3门可因校制宜，有选择地开设。1992年9月和1993年6月，国家教委思政司组织召开了两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研讨会。会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思想品德修养”、“人生哲理”整合为一门“思想道德修养”。此后，思想品德教育课程逐步由5门演变为3门，课程体系也开始逐渐走向规范化。
（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发展完善阶段（1994年至今）
1994年8月，为尽快适应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要重视培养学生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力加强法制教育特别是宪法的教育；要有计划地进行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1995年底，国家教委等3部门联合《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指出：“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学校的其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融法制教育于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之中，要与全民普法教育结合起来，着眼于现代人才基本素质的培训。”采用文件形式对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进行强调，说明国家对这两种教育的性质、定位和联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1998年，教育部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规范了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通盘考虑，统一规划设计，要求思想品德课应当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2002年，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坚持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努力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坚持知行统一，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把道德实践活动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之中。”
2005年，、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意见实施方案，要求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大力推进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把思政必修课统一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至此，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合二为一，承担起了新的教育职责和历史使命。从上述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政策发展轨迹来看，二者都是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一路发展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需要，对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不管是道德教育，还是法制教育，均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差异与和谐：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与目标定位
（一）对道德与法律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
道德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及人们行为规范的手段。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两者自产生之日起就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及行为准则。“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观中，法律和道德拥有共同的基础。对法律来说，具有社会约束力的道德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不仅如此，道德还是法的目标，法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服务，法应当以国家强制来实现作为道德基础的核心价值，或者保护它不受侵害。”[1]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道德则是不成文的法律。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会形同虚设；而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道德也会苍白无力。道德收敛我们的激情、欲望和习惯，使我们服从法律；法律则维护社会的正义、秩序，解决社会矛盾与对抗，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用无形的束缚帮助人们提高道德标准。尽管法律和道德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性质不同，且受历史的、阶级的以及经济文化、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两种规范仍然存在着种种差别、矛盾乃至冲突。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的触角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大量的社会生活领域，法律并不加以干涉，而是让渡于道德。法律以权利义务的机制安排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德则宣扬责任和友爱促进人际和谐；法律以他律的方式关注和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对人的内心思想却束手无策，道德则以自律的方式审视和约束人的内心活动，依靠社会舆论和宣传教育来实施；法律具有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道德则通常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习惯和社会舆论中。法律和道德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维护国家安定、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二）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样，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之间尽管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但更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动态关系。然而，在两者的目标定位上，学界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虽然法制教育有思想教育的成分，但法制教育不能等同于思想教育，如果完全按照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目的内容等牵强附会地冠之以法制教育，其结果只能将法制教育工作的开展误入歧途。”[2]还有研究者认为，“法制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二者在作用机制、形式、效果、范围诸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必然导出法制教育就是道德教育或德育必须包涵法制教育的结论；二者的区别远大于联系……人为地放大法制教育的内涵进而以此取替道德教育，必然会使德育难负其重，导致德育边界突破，概念泛化，无所不包，从而使德育沦为一种大杂烩。”[3]
因此，有研究者主张，法制教育需要一个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制度来进行，其与道德教育应该并行不悖，互不干扰。上述观点多半是混淆了法制教育和法学教育或法律教育的概念。法学教育或法律教育可以视为一种职业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适应法治社会需要的，具有系统法律知识、高尚职业道德、严谨法律思维和专业法律技能的专门法律人才，而法制教育的目标则与前二者截然不同。“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目的不仅仅在于使学生了解一些法律知识，根本目的是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4]教育部、司法部等联合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学校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依法治国的百年大计。”法律的优良品质所产生的强大内在影响力使法律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添加了法制教育的元素之后，可以克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人治化和随意化的弊端，使思想政治教育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中国的法制教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这是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属性和特色决定了法制教育不会也不应追求法学概念的精细化、法律知识的全面性和法学体系的完整性。与法学教育或法律教育相比，法制教育更像是一种启蒙教育，它更多地强调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
狭隘地以法学教育或法律教育的视野和思维来考量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就难免偏颇。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都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趋同性。从当前和微观来看，二者的价值目标主要是通过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长远和宏观来看，两者都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石。通常意义上理解，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活动、能力、个性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充分与和谐发展。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高度关注，乃是因为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摆脱单向度社会的束缚和羁绊，也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实现个人价值。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是一种恰当的、合理的、科学的选择和定位，是对时代诉求和教育目标的积极呼应与准确契合。
三、互动与融合：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发展路径
发达国家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国家重视德育工作的领导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促进德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而我国长期以来对道德教育重视有加，对法制教育认识却有偏差，以至于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发展不均衡。“各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重视道德教育，而忽视法制教育，表现为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后果是‘站得高、行得低，说得多、做得少，口气大、效果小’。”[5]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必须同等重视，平均用力，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无缝衔接，而不应重德轻法，厚此薄彼。在发展路径上，应当以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和认知规律为逻辑起点，以民主法治和人本主义为教育原则，以发挥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优势为结合点，以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为着力点，使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得到充分实现。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9
【论文关键词】司法制度高校学生管理对策论文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并依此提出了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iy具有先i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更是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思想适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而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当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上存在的法治意识缺位问题，积极探讨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构建。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依据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依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等级可划分为先法、教育基本法、单行教育法、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教育行政规章等，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先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先法第19条关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定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依据。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先法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勺_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有人称之为“教育的先法”，即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教育法主要是指依据先法和教育基本法，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教育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等。行政法规是指根据先法和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制定、批准的法规，如《学位条例祈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祈行规定》等等。地方教育法规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只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的法规，如《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等等。行政规章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的授权，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祈行实施办法》等等。我国高等学校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学生的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转专业，转学、体学、停学、复学与退学，毕业)、课外活动管理(文娱体育、勤上检学、社会活动)、校园秩序管理、对学生的奖励与处分和对学生的安全管理等。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仅是教育界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也是防治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法律纠纷的前提。1.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内涵一是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我国教育法中关于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中对高校学位授予权的规定等，都体现了这种性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高校代表国家或者说高校受国家的委托，对有关学生教育的事项进行管理。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一是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自费(国有公办高校学生部分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通过学费这一媒介，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或趋向平等的)，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很难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但是，从理论上讲，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一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法律关系讲，高校必须依法行政;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特别是高等院校，不能逃避自身的基本义务。2.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特点从高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做出了规定;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高等学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直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的为保证其机构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是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是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二、建立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的策略随着依法治校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坚持以人为本，加快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建设，是履待解决的大事。1.坚持“德法并蓄，宽严并济”的高校学生管理原则德法并蓄，就是要实现德治和法治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尤其是实施惩罚时，要以教化为前提，即教化在前、惩罚在后。新生入学时，应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校规校纪教育，要让学生懂得哪此纪律需要遵守，违反要受到何种惩罚，做好这项工作无疑会大大减少学生违纪现象的发生。对受处罚的学生，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其思想政治上作，帮助他们寻找错误根源，鼓励他们自觉纠正错误。要通过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进一步强化遵规守纪教育，真正达到惩一做百的效果。2.不断完善学生管理制度要搞好法治化学生管理必须建立和充实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制度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治化管理体系。目前要做好以下儿件上作:一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立法，尽快出台目前高校大学生管理所急需的法律法规，以便指份学校“立法”;一是尽快整理现行的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有悖于上位法的或相互冲突、抵触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正，对不符合现行学生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废止;三是搞好学校“立法”，学校应根据法律授权制定好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学校“立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遵循统一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与之相冲突，不得与先法相抵触;一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三是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即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使规章制度科学化、合理化、有可操作性。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法治化育人环境尽管大学生法治教育已经进入课堂，然而部分学生“学用分离，重学轻用”，法律意识淡薄，更谈不上用法律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使它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他们在学习期间监督督高等学校依法办学的意识，从而有利于高等学校依法办学进程的推进，同时也为大学生打下牢固的法律基础，使其养成良好的学法、守法和用法的习惯，为他们毕业后步入社会发挥不范作用，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奠定基础。法治化育人环境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中，高校学生管理上作人员是否具有法律意识也是法治化学生管理育人环境构建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上作者必须学法、懂法，重视强化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论日常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还是处理学生违纪问题，都要依法行政、依法育人，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与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既要严格教育、管理学生，又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学生，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篇10
关键词：调整对象：立法目的：价值理念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2-0013-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被立法机关提上议事日程，职业教育界备受鼓舞。学者们对《职业教育法》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对现行《职业教育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诸多有益的立法建议。职业院校也希望借此契机，以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实现十报告所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目标。
从当前学界针对《职业教育法》修订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来看，似乎呈现出一种实证研究有余而反思性的理性思考不足的倾向。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分析，反思性的理性思考应当先于针对实际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对于《职业教育法》的修订问题，不仅需要从“实”的层面展开对策性的研究，更需要从“虚”的层面予以反思性的法理分析。
一、《职业教育法》的调整对象
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标准是调整对象，即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领域，主要存在如下几类社会关系：一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政府与教育机构（学校）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府与教育者（教师）之间的关系；四是政府与受教育者（学生）之间的关系；五是政府与相关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六是教育机构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七是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八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其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与教育者之间存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两类社会关系属于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政府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在义务教育阶段，不仅政府负有保障受教育者接受义务教育、保障受教育者进入合格教育机构的义务，同时受教育者也负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而言，政府没有强制受教育者学习的权力，但却负有保障受教育者进入合格教育机构接受正规教育的义务。政府所承担的这种义务，相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即表现为一种监督、管理的权力。可以肯定，就政府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都是一种抽象性的而非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关系。教育机构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性，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有一定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两者之间为一种平等的关系，此种关系属于带有一定管理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为一种道德关系，而非法律关系。政府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属于《教育法》最主要的调整对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一方面，政府作为公立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对教育机构享有管理、监督的权力；另一方面，教育机构享有办学自。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政府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但相对来说要简单些，即政府有权要求相关的社会组织对受教育者承担一定的教育义务（如接受学生实习）。
《教育法》的调整对象是否都属于《职业教育法》的调整对象呢？显然，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定位《职业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关系。对于《职业教育法》和《教育法》的逻辑关系，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属于同位阶的法律部门，因为两者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职业教育法》和《教育法》的逻辑定位显然必须以职业教育和教育之间的逻辑关系定位为基础，而职业教育和教育之间的逻辑关系定位实际上也就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关系的逻辑定位。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曾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属于与普通教育相平行的独立教育类型，两者在逻辑关系上属于包含和被包含的种属关系。对于教育部的这一主张。笔者持赞同态度。既然职业教育属于教育的下位概念，属于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由此，就可以逻辑地推论出，《职业教育法》属于《教育法》的一个分支，属于《教育法》的二级部门法。
作为《教育法》的二级部门法，《职业教育法》的调整对象相对《教育法》来说具有特殊性，即只需要对职业教育领域特殊性的社会关系（问题）进行规范，不属于职业教育领域所特有，而属于教育领域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调整。那么，在教育领域发生的社会关系中，哪些社会关系相对职业教育来说具有特殊性呢？换言之，《职业教育法》需要对上述社会关系中的哪几类社会关系作出特殊性的规定呢？首先，可以肯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政府与教育者、教育机构与教育者以及政府与受教育者之间并不因为职业教育而有特殊之处，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不需要《职业教育法》予以特别规范。其次，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具有特殊性，特别是现阶段职业教育还没有取得与普通教育平等法律地位的情形下，职业教育的基本法律地位需要《职业教育法》特别予以规范。最后，由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环节与普通教育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职业教育机构自身难以独自承担此种教学任务，由此决定了政府与相关的社会组织之间以及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职业教育法》予以特别规范。总之，从法理的视角宏观思考，《职业教育法》主要调整职业教育基本法律地位和保障实践性教学环节实施两大问题。
二、《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
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必须思考的另一个宏观上的问题是修订动机，即为什么要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从存在（本体）论的角度解释，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的理由在于，现行的《职业教育法》已无法满足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立法者来说，希望借此契机，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基于这一认识，理论界对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动机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是分层次的，法律部门有立法目的，法律部门内部的某个具体制度与具体法律条文同样有立法目的。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必须与具体制度的立法目的相协调，具体制度的立法目的必须与部门法的立法目的相协调，三者之问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总体目的是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体目的是确定国家的教育基本制度，包括教育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和社会相关组织的教育责任（如政府有提供教育经费保障的义务）等。作为《教育法》的二级部门法，《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是对《教育法》的立法目的的进一步具体化，需要与《教育法》的立法目的相衔接、相协调。从实证层面分析，南于在职业教育问题上，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三法鼎立的模式，所以，对于《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来说，或者说对于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规范设计来说，存在一个如何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相衔接、相协调的问题。
应当承认，对于《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现行《职业教育法》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出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限制，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导致对《职业教育法》中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有悖于立法目的。例如，由于对《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关系未能准确理解，导致在实践中将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类型。既然在实践中将高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属于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而且是比较低的一个层次（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当然也就无法取得与普通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不可否认，虽然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类型缺乏应有的认识，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相对普通本科类型的高等教育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抑制。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己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受到抑制，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必然要受到影响。由于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会受到影响。正是迫于现实的需要，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并不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而是一种独立的类型。法律修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经过实践检验、切实可行的有益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所以，此次《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在法律条文上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为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一个层次，以便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占有较大比重，由此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并不能完全由职业教育机构承担，相关的社会组织必须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职业教育基本上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机构属于企业的一个组成部门。在职业教育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机构为企业一个组成部门的情形下，并不存在当前职业教育领域所谓的“校企合作”难题。职业教育与企业分离后，由于职业教育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还是需要企业承担，自然就会产生校企合作领的难题。此时如果企业不愿意承担实践环节的教学任务，对于职业教育机构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力来要求企业与自己合作。校企合作问题只能靠政府出面解决，政府出面解决校企合作难题有行政、法律两种手段，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法律手段。因此，此次《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对于职业教育界来说，最迫切的愿望是希望对校企合作问题进行规范，形成相应的法律制度，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
三、《职业教育法》的价值理念
从法律制定（修订）的视角来看，法律的价值理念不同，也就意味着立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不同。《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应当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这显然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职业教育法》作为《教育法》的二级部门法，与《教育法》的价值理念具有同根性。也就是说，在法律的价值理念问题上，《职业教育法》和《教育法》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教育法》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职业教育法》的价值理念。法律部门的价值理念由其部门法属性决定，《教育法》当然亦不例外。《教育法》如果属于公法，则必须体现管制性的价值理念；反之，《教育法》如果属于私法，则应当体现自治性的价值理念。
对于《教育法》的法律地位即部门法属性，理论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教育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二是认为《教育法》与科技法属同一法律部门；三是认为《教育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一种观点对于《教育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非常明确，即认为《教育法》属于公法范畴，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后两种观点没有对《教育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作出说明。一般来说，法律部门的公、私法属性由其调整对象决定，确定《教育法》的部门属性同样应当考虑其调整对象的特征。从前面对《教育法》调整对象的分析可知，《教育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复杂性，既有行政性质的社会关系，也有民事性质的社会关系，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以行政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主。因此，本文认为《教育法》的部门法属性为公法，属于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教育法》虽然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相对一般的行政法来说，《教育法》有较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作为行政相对人享有办学自，这是一般行政相对人所不可能拥有的权利。由此可见，相对一般的公法来说，《教育法》的价值理念具有混合性，既要体现公法管制性的价值理念，又要体现私法自治性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的《教育法》，相对于其他部门行政法来说，价值理念的特别之处即在于教育机构作为行政相对人享有办学自，《教育法》必须对教育机构所享有的办学自的保障做出应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