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意义篇1
一、全球化语境下，研究民俗文化对中国油画创作空间拓展的意义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油画处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张力所形成的文化情景之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上讲，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艺术都会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并衍生出新的文化。中国油画百年的发展史中，洋为中用就一直被油画艺术家所信奉，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拓展观念。油画在中国越来越体现出本土民俗文化倾向，我们需要把油画民俗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梳理，深入挖掘油画民俗化的文化心理。民俗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又始终保持着内在基因和特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文化的更新，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和人们熟悉的民俗文化受到了冲击和挑战。［1］民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文化之一，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沉淀。近年来，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和人们所熟悉的民俗事项，正在变异为新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婚丧嫁娶和岁时礼仪等民俗事项也开始衍生出了源于旧民俗衍生的新民俗，通过研究这些民俗文化和社会意义，都可以成为中国油画创作上可以深层挖掘的元素，对于探索其在当今油画创作观念和创作空间方面拓展和融合的可能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课题，民族生存面临着与世界对话的文化检验，现实社会结构与文化状况对艺术社会功能的质疑与重建，都使当代艺术无法回归到传统形态。”［2］目前，中国民俗文化在现代文明一体化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了以传统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尽管中国油画创作的基本模式还深受西方传统和现代艺术的影响，它也不可能依照西方传统的样式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研究作为民族基本文化的民俗文化对当前多元化的油画创作的拓展，无疑可以使异域文化物化形态的油画在中国有着新的生长空间，使中国油画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形态的面貌，可以使中国民俗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融合民俗文化性的油画创作状态游离，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成熟性，至今也未能发展为成熟的艺术样式，所以，探讨民俗文化和油画创作的有机融合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空间。二、民俗文化在中国油画创作中拓展的状况分析(一)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中的主题性拓展民俗题材绘画不是民俗的直接产物或派生物，而是现代文化积累过程中对俗文化不断接受与修正的结果。［2］当前中国油画艺术纷纭复杂，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依旧是艺术家油画创作形式，艺术家常通过反映现实生活而表达出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尽管油画创作的题材分类已经淡化，但主题的挖掘仍是现实主义油画家探索的触觉所向。民俗文化中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民族游戏，岁时礼仪、等的民俗事项，无疑是油画主题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表现的重要元素之一。20后叶至今，很多艺术家都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中融入了风俗文化，罗中立的《春蚕》传达出底蕴深厚的巴蜀民俗文化;陈树中的《野草滩系列》表达了浓郁深厚的东北民俗文化;艾轩《穿越狼谷》和陈丹青的《组画》表现和发掘出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段正渠的《东方红》等油画作品，表达出雄浑博大和质朴厚重的陕北民俗文化;另外，郭润文的《天皇皇，地皇皇》直接取材于民俗中的符咒，王沂东的《闹房》《花烛夜》直接取材于沂蒙山区的婚俗礼仪，这些都是对典型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利用。除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传统民俗文化与新的时代文化之间又衍生出包括城市民俗在内的许多新的民俗文化，艺术家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城市民俗文化的关照，其中忻东旺《早点》等作品描绘了现代都市民俗生活场景，刘小东的《婚宴》和《澡堂子》等作品也记录了的新的城市民俗文化。都市民俗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形态与艺术家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都市中，都市民俗作为社会的传承文化，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都市民俗事项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化与生活的一个可资言说的话语有其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和批评中发挥粉举足轻直的作用。”［3］可以说，研究民俗文化并非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在油画的主题拓展上，都市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时代衍生文化，也是我们新时代下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应有之意。无论是传统民俗文化还是时代衍生出的新民俗文化，这些艺术家油画中呈现出的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方式的基本结构，都成为油画创作中泛化的民俗文化形态，拓展了油画创作空间的同时，也由此可以锻造中国油画创作中的民俗艺术气质。(二)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中的语言性拓展民俗文化既包括婚丧嫁娶和等民俗事项，同时也包括木版年画和民间泥塑等民间美术。中国油画创作语言上对民俗文化的营养吸收，更多地来源于民俗观念为载体的民间美术。“民俗题材绘画与民间艺术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民间艺术本身便是民俗观念的载体。”［2］画家在运用民间美术里的一些表现语言时，把它们进行新的创造，给予它们新的内涵，使传统的文化精神或技法以新的形式与风貌展现。［4］民间美术作品的色彩、线条和构图等造型元素和创作技巧都具有直接和质朴的特征。例如，民间剪纸和木板年画等民间美术作品，线条单纯而富有表现力，构图饱满而富于张力，色彩鲜明亮丽和单纯浓烈，在绘画空间处理多因其平面性而更具抽象性和装饰感，从而带来极强的视觉感染力。民间美术这些特征都是经过中国传统生活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积淀之后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特点与西方油画语言上有一定差异性，但更具有东方民俗文化气息和情愫。中国油画艺术家对民俗文化的营养摄取，除了油画主题上的丰富，在绘画语言和技法的融合上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拓展，像顾黎明的《门神系列》和《吉祥如意》等作品中，充分把民间美术中的平面感和抽象元素糅合进现代油画语言之中。在汲取民间美术色彩元素单纯性的同时，排除了色彩浓艳度，以一种温和平静的低纯度色调来呈现出油画创作中的东方传统文化。而董希文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中，在空间处理上，趋于民间美术中的平面化处理;而大面积高纯度红色的运用，充满了“红红火火”的民俗喜庆。这种带有民俗文化性的油画常在造型上承蕴了质朴、单纯、朴拙、饱满和热烈等艺术特质，这无疑是油画处理手法对于民俗文化的借鉴价值的体现。可以说，对民间美术艺术语言的研究和借鉴，在有效拓展油画语言和技法的利用空间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p#分页标题#e#(三)中国民俗文化在油画创作观念性表达方式上的拓展当前油画创作中，形式不再完全服务于内容，更多的要服务于画家的艺术观念，这种观念的表达方式上，我们也可以从民俗文化元素中汲取营养。无论是再现性油画艺术还是先锋艺术，对民俗文化的利用，总以一种不通俗的视角、语言符号和方式来切入。民间美术在表达感情的直接性和单纯性，对油画创作观念的表达上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现实的艺术创作中，人的思维客观化的倾向总是因为各方面的规律和教条而不断突出，这种客观化倾向直接影响削弱了艺术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导致艺术家将视觉与情感分离开来的弊端。同样经常因为过多地重视艺术的经验性与语言性，疏忽了艺术的感悟性和情感性，因此，意识到问题所在的艺术家总是努力追回艺术的原始经验，以求以单纯和直接的状态去感知和创作艺术。民间美术作品多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这些艺人本身作为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他们对美的感知和创造具有最直接和最质朴的天然品质，这是很多附着矫饰性的所谓高雅艺术所最欠缺的元素，也是艺术感染力不足的重要方面之一。民间美术创作中这种直接和单纯的观念表达方式，充满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少则得，多则惑”的睿智，无疑会带给画家创作表达上带来新的启示。观念往往是通过形式和语言来表达，所以这种观念表达的直接性也带来绘画语言上的直接性，而不会过于考究透视、解剖和造型规律的严谨性，可以无视关联性细节、简化空间层次、夸张物象主要特征，打破常规性透视，甚至为了表达观念而坚持一个固定视角来突出艺术表达主题。民间美术自生自灭的延续性传承路径，也为当前油画艺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发。民俗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动力是大众的需求，而非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民俗文化之所以被一再引入油画创作中，固然是油画艺术家的基于油画发展的一种主动行为，但本质上也是民俗文化在新时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一种新的存在和成长状态。当今时代是一个艺术多元化的时代，艺术的题材和门类的边界逐渐模糊，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方向一直是艺术家的困扰之一，但是却疏忽了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哲学，民间美术通过油画形式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并非仅限于民间美术本身，其实也是油画艺术的一种发展。这种传承发展模式无疑使我们对当代油画的发展状态有着积极的认知意义。它不但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生存的自律，也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的综合性和跨流域性的认识。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功能理论；民俗文化；翻译
一功能理论概述
基于功能理论视野下的翻译论是在20世纪起源于德国的一种新型的翻译理论观念。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是注重对原文以及译文两者之间进行文章翻译的评价，而是强调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够在对原文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运用一定的翻译原则对文章进行翻译[1]。这种基于功能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方式与传统的那种强调文本等值的翻译原则相较而言具有明显的科学性。
二民俗文化概述
（一）民俗文化内涵概述
民俗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蕴含着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下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状态。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基于时间方面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是在整个人类演进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基于空间方面的视角而言，民俗文化无论是在当下的现代社会，还是追溯到古代的传统社会，都是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产物；再次，从民俗文化关系的视角观察，民俗文化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民俗文化的社会作用分析
1.规范作用。民俗文化的规范作用指的是民俗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些规范对于当地的居民会起着一定的教育以及规范作用，同时，是当地居民得行为也受到一定的约束。诸如，民俗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对居民的道德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这些民俗规范也形成了一个民族重要的对外民族特征。2.娱乐作用。民俗文化的娱乐作用主要指的是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对人们身心健康的放松作用，这些娱乐作用可以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缓、放松，尤其是对于劳作一天的居民可以使其身心得到极大的享受与愉悦。3.维系作用。民俗文化的维系作用主要指的是有益身心健康、良好的民俗文化对于维系民族内部的安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纽带的联系下，民俗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向上的凝聚力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以及国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三）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上文中提到民俗文化中的一条重要特征就是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对于民俗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的海外侨胞更是如此，有的海外侨胞自幼便在外发展，没有机会接触到地道的民俗文化，而我国国力的日益昌盛，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使其在国际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我国的海外侨胞进一步增强了对于我国民俗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同时，对于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也极为重要，进一步的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国立昌盛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国外环境。
三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俗文化在语境翻译层面存在的
语境是不同民族、国家在进行语言交际时的大背景前提，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不同的词汇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释义，同样的，反过来，译者也会根据语言社会教育大背景的不同而对词汇以及译法进行不同的抉择，使翻译尽可能贴切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得译者在进行翻译前要首先对语言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民俗文化所内含的深层意义进行挖掘，接着再对词汇进行一定的选择。但就当前的民俗文化翻译而言，许多译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使得他们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漏洞百出，词不达意的现象常常发生。
（二）民俗文化在文体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翻译时的文体大致有书面文体以及口头文体两种主要的文体形式，不同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译者所翻译的译文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体现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翻译时译文首先要忠实于原味，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正确的传播，使读者了解到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时要十分注重文体的选择，第一步就要对原文的文体进行合理有效的解读，进而再对其进行翻译[2]。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很少有译者注重对于文体的选择，许多译者都只是注重对于民俗文化字面意义的理解，有些庄严的字眼却采用极为随意的词汇进行翻译。
（三）民俗文化在文化翻译层面存在的问题
民俗文化的翻译说到底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正是因为世界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民族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差异才会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3]。因此，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工作时，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民俗文化在文化这一层面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要对所要翻译的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入了解，通过斟酌语句，采用合适的译法以及词汇表达出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留下了数不尽的民族文化瑰宝，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不乏许多晦涩难懂的语句，尤其是古代社会中的文言文，给翻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前要做好充足的事前准备，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许多译者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明显不够。
四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翻译的策略研究
（一）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原则
1.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目的性原则。在功能理论视野下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希望民俗文化在异国他乡进行传播时，国外的民众或旅居我国的游客能够领会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并且通过译者对于民俗文化内涵以及深层次意义的解释、翻译，使国外的游客增强对我国民俗文化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更加认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广为流传。这就要求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翻译时读者要能够对原文的真实含义有所解读，在对原文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其达到原文翻译的最终目的。2.功能理论视野下翻译的忠诚性原则。忠实性原则是翻译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所必须要遵守的基本职业素养[4]。在功能理论视野下进行文章的翻译更是如此，译者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切忌只是对民俗文化的表面意义进行浅层翻译，而是要深入挖掘它的内在含义，采用合适的词汇以及译法对文章进行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还要十分注意要准确的保留民俗文化的文化信息，不能只是为了翻译而翻译，失去民俗文化翻译本该有的意义。
（二）功能理论视野下民俗文化的翻译技巧
1.对民俗文化进行音译。文章在对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曾经指出，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词汇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许多民俗文化中所含有的生僻字、词等，在翻译的词汇中根本很难找到对应的解释。如果强行进行翻译反而会使得读者一头雾水，而此时最好采用音译的办法，既能够使文章保留一定的文化信息，又能够使译文显得简洁易懂。2.对民俗文化进行直译。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国力昌盛，民族凝聚力以及向心力进一步发展的当今，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国外的读者对于我国的民俗文化更感兴趣，他们渴求的也不再是简单的基础文化，而是更希望看到具有浓郁中国风俗翻译。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译者在进行文化翻译时尽可能将民俗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进行直译，但同时要注意，对其中一些直译但不能与原文对等的内容要注意加以注解，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3.对民俗文化进行意译。尽管在对民俗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音译以及直译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体现以及还原我国民俗文化的真实特色，但就实际而言，我们还要注意到读者并非我国传统地道的语言使用者以及民俗文化理解者，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注意对某些文字适当的采用意译的方式，使民俗文化中的某些释义能够最大程度的忠于其真实性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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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洁,田霞.关联理论观照下的民俗文化的预设凸显翻译方法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05):61-65.
[3]杨玲玲.认知文化图式观照下的民俗名称英译[J].怀化学院学报,2007,(12):95-97.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3
（一）教材对民俗文化渗入的限制
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
针对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韩、日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除了语言不通（日语尚存在很多汉字，韩语、朝鲜语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汉字词，很多词汇的发音甚至语法都和粤语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则差别相对较小，可以使用成语、歇后语、典故等具有深层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师可以相应地多讲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礼、请客等关乎生活礼节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是学生关心的，也是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运用的。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虹山圣妈祖信俗；特征；精神文明建设；启示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75-01
虹山民间信仰以“圣妈祖”为主，“圣妈祖信俗”属于民间信俗，是民间信仰圣妈祖各种习俗的统称，本质上是一种民间信仰文化。虹山“圣妈祖信俗”主要包括祭祀（民间大典）、民间习俗（信众日常生活、千米人龙迎“圣祖母”等）、诞辰日以及民间传说。虽然各地的圣妈祖信众会根据当地特色赋予圣妈祖文化以新的形式和内涵，但是洛江区虹山乡圣妈祖文化和信俗，始终拥有最多种形式和最深刻的内涵。此外，圣祖妈信俗列入洛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聚峰宫圣妈祖是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2012年由世界记录协会记载的“香客3200名，启动车辆504辆，世界上最大规模组团谒圣祖妈（法主仙妃）活动”的纪录，被泉州市宗教局列为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因此，将对虹山圣妈祖信俗的特征做出现代性的解读，揭示该信俗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并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一、虹山圣妈祖信俗的特征分析
（一）民俗性、民问性、民族性
按照民俗文化的分类标准，圣妈祖信俗属于民俗文化中的信仰文化，圣妈祖信俗虽然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式，但是其根本上来说是属于一种民俗信仰。
圣妈祖信俗已经与虹山百姓的日常生活水融，世代相传。在虹山地区，历代延续下来的盛大祭祀典礼、生活习俗和民间传说，都是对圣祖妈精神的景仰和礼赞，对人类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虹山圣妈祖信俗的民间性是指当地圣妈祖信俗是基于民众的认同、信仰而白发形成的，这种信俗并不是由官方提倡的，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白发的信俗。
圣妈祖信俗文化的民族性是由信众群体信仰演化而来的整个华夏民族性。圣妈祖具有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不仅为儒家尊为人伦典范，更为平民百姓所敬仰。人间对圣妈祖共同的信仰增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并凝聚了民族精神，这是任何外来民俗无法替代的。因此，可以说，圣妈祖信俗的民族性就深刻体现在其所展现的华夏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
（二）包容性
圣妈祖信俗的包容性可以从两方而进行理解。第一，圣妈祖信俗的包容性是指信俗内容的包容性，也就是指圣妈祖本人的包容心，这是圣妈祖信俗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圣妈祖信俗的包容性是指这种信俗对其他信俗的包容，不排斥其他信俗的同时存在。
二、虹山圣妈祖信俗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笔者认为虹山圣妈祖信俗的这些典型特点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民俗性、民间性与民族性
笔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要学会从民俗中汲取文化营养，中国民间具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民俗文化，很多内容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民俗文化不仅富有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更值得我们去充分地发现和挖掘，进而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民俗文化属于文化糟粕，属于迷信的东西，是历史遗留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吸收民俗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摒弃糟粕的东西。其次，精神文明建设要注重一定的民间性，精神文明建设最大的主体是社会群众，没有社会群众的认同，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那么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能成功。有学者指出，民间信仰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①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把握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精髓，加强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最后，我们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立基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如果没有坚持本民族的特色，那么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包容性原则
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重视包容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开放的原则，允许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鼓励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白主发展与个性的张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各个民族内部之间的文化又存在差异。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甚至有的学者指出，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下可以开展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②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尊重这一多民族特色共存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多民族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特色。
三、结语
在虹山地区，凝聚在圣妈祖身上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以聚峰宫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庙会、习俗和传说等为表现形式的民俗文化，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人伦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世间博爱、大气浩然的华夏民族的道德灵魂。总而言之，虹山圣妈祖信俗的特点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5
关键词：党文化；世俗化；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2）04-0084-06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推进、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管理模式等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与规划，从此开启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纪元，标志着一个以经济文化立国、富国、强国的崭新时代正在向我们阔步走来。
作为中国的领导党、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和框架内，着力推进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即党文化建设，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和客观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文化通常具有党内组织维度和社会大众维度两个基本维度。因此，党文化建设既要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中进行，也要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内展开；党文化既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也要持续地向社会、向民众进行渗透。党文化向社会、民众的这种渗透过程，客观上就体现为党文化世俗化过程。党文化世俗化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尚属学术研究中的空白。鉴于此，笔者以开拓性的理论思维、冒险性的理论勇气，对党文化世俗化的基本内涵、内容框架、价值理性、策略路向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究，旨在抛砖引玉，打开对党文化世俗化问题深化研究的新局面。
一、我国党文化世俗化的基本内涵
研究我国党文化的世俗化首先要界定其概念和内涵，这是我们对党文化世俗化之内涵进行分析的基本逻辑。
（一）世俗化的概念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词汇，而是西方宗教社会发展中提出来的概念。世俗化一词的使用在语义表述上是有分歧的。最初，它用于指代宗教战争结束时被原教会控制的土地财产从教会手中转移到世俗政治社会；罗马教会法规则用其指代教职人员向世俗社会的回归；在反教权主义者看来，世俗化则是现代人脱离宗教保护获得充分自由；在传统教会圈子里，它又作为异教化的代名词而受到传统教会的攻击。但上述关于世俗化在语义上有分歧的表述，却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由此出发，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Shiner·Larry）对世俗化的含义作了更为全面的归纳。他提出，世俗化代表着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逐渐失去其社会意义的宗教衰退；代表着教会价值取向上由彼世向此世、由来世向今生的变化，实际上是宗教在内容与形式上对现代社会的契合；代表着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政治统治性和社会控制，完全成为与人们的信仰相关的个人事务；代表着人们政治思想信仰和行为模式逐渐从宗教绝对主导的铜墙铁壁中突围出来；代表着自然世界和社会逐渐退化其神圣性和神秘性，宗教所营造的超自然因素对人们控制的减弱；代表着传统神权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回归。综合众多学者关于世俗化含义的认识，笔者认为：世俗化意味着现实政治社会逐渐摆脱宗教控制，日益走向去宗教化、非神圣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主要是用于指代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宗教神秘面纱的逐渐揭去、在政治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的逐渐淡化，宗教越来越由一个影响无处不在、权威不可挑战的、凌驾于世俗政治社会之上的权力中枢退居到一个与人们的信仰相关的相对独立领域，其影响逐渐淡出世俗政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从而使得这些领域逐渐褪去原有的宗教色彩，进而还原到其本来面目和角色的过程。
（二）党文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从逻辑上讲，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必须是文化的合成体，也必须作为一种文化状态存在。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涉及到党本身的文化性，也就是所谓的党文化。那么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呢？综合学界观点，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就是指我们党在社会大文化的母体中，在吸收借鉴社会文化、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总结形成的涉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领导、执政等各个领域的具有先进性、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手段性特征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现实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党的运作要求和运作实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必然内含着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文化基因。对于党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作如下概括：有较之于官文化、民文化的更为先进性之特色；是包括党的意识形态、理念体系、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目标方向、制度偏好等在内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体系，其结构、功能、价值评判远不能仅停留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从存在状态上讲，党的思想文化、组织文化、作风文化、制度文化、反腐倡廉文化、领导文化、执政文化总体上构成党文化的基本存在状态。
（三）何谓党文化的世俗化？
将世俗化与党文化联系起来，把世俗化关于去除宗教神秘色彩的基本要义引申到党文化的运作之中，就出现了党文化的世俗化的概念。那么，党文化世俗化的内涵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系统的研究。不过根据对世俗化和党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不难形成关于党文化的世俗化之内涵的认识。所谓党文化的世俗化，就是指党的文化体系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走出党内政治运作的神秘舞台，日益走向公民社会、世俗社会之中，溶入现实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为社会民众所认识、熟悉、接受，进而在社会民众的心中得到内化的过程。
我国党文化的世俗化在本质上是党与社会、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主动适应日益发展壮大的公民社会所应该采取由对民众绝对控制到相对控制的重要方式，是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进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方略。
我国党文化的世俗化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去魅性。党文化的世俗化意味着党文化从党内向党外的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对于8000万党员所认同并受其左右的党文化，13亿人民群众将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体验。这就意味着，在普通群众眼中一直以来感觉神圣、神秘的党文化，将走下神坛，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为人民群众所认知。（2）手段性。党文化的世俗化是将党文化推向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是党文化走向社会的重要途径。不经过世俗化的过程，党文化也许将长期停留在党内层面。果如此，则与我们党这样一个领导党、执政党的身份地位是绝对不相符合的。而且在中国，党文化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政治社会化过程，能够为我国政治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有利于不断提升我国政治社会发展水平。所以，对于政治社会化而言，党文化世俗化的手段性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3）主导性。党文化的世俗化实际上是党领导社会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的中心始终由党在主导。也就是说，党文化的世俗化不是一个盲目随意的过程，它必须在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控制之下展开。如果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离开、否定党的领导，就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向虚无化和庸俗化。（4）政治性。党文化的世俗化表面看来是一个文化的传输过程，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运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文化向社会领域内的渗透是以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为导向的。政治控制的需要越是强烈、迫切，党文化世俗化的力度、广度、深度就越应该不断加大。（5）有限性。党文化世俗化不是一个无限宽广的概念，它不能涵盖党文化的所有层面和内容。比如，有些在党内属于保密范围、期限内的文化资料必须严格控制其向社会的流动，有些出于政策、策略等原因不适宜向社会公开的文化资料，都不能随着党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流向社会。否则，就会犯政治性错误，造成无法估量和挽回的损失。所以，党文化的世俗化是一个限定性、相对性概念，不能将其范围和领域无限扩大。
二、党文化世俗化的内容框架
根据党文化的主体构成，党文化的世俗化在内容架构上通常包括党的思想文化的世俗化、党的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党的组织文化的世俗化、党的作风文化的世俗化、党的制度文化的世俗化、党的民主文化的世俗化、党的反腐倡廉文化的世俗化、党的领导文化的世俗化、党的执政文化的世俗化。
（一）党的思想文化的世俗化
党的思想文化主要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其中，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思想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党的思想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当前最核心的思想文化，也是最基本的党文化。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自以来所确立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是贯穿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精髓。党的思想文化由党内延伸到党外的世俗化过程，意味着党所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科学指导思想逐渐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思想指南和行为准则。党的思想文化的世俗化主要借助于党管控下的舆论媒体的反复宣传教育，无处不在的思想引导来实现的。最终，党的思想文化的世俗化要达到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应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之伟大目的。
（二）党的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党的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具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上来看，由于党文化本身是一种政治文化，因此党的政治文化世俗化就是党文化世俗化的另一种表达，与党文化的世俗化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而从狭义上看，党的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党文化世俗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重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侧重指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纲领的世俗化过程，实际上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逐渐为社会民众所认知的过程。二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世俗化过程，主要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好的原则要求，所营造的团结、和谐的政治生活局面被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的过程。“以党的团结统一保障国家社会的团结统一”、“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通常认为是党内政治生活世俗化的典型表现。
（三）党的组织文化的世俗化
就其现实表现来讲，党的组织文化的主流体现为党的基层组织的服务型文化、党员干部的公仆型文化、广大党员的模范型文化。（1）党的基层组织的服务型文化。当前，党的基层组织的文化正在经历转型，建构在基层组织的传统领导功能基础上的领导型文化就开始逐步演变为服务型文化。党的基层组织的直接服务对象就是广大的社会群众，所以基层组织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功能这本身就是组织文化世俗化的重要途径。（2）党员干部的公仆型文化。根据“权力来自谁就应该为谁服务”的权力运行法则，党的干部和国家干部为党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必须强化。与此相适应，党的干部中潜存的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老爷型”文化必须让位于为党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公仆型文化。这种公仆型文化说到底是一种良性官文化，它的直接作用对象就是民文化。而在官文化作用于民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民文化对官文化的争论与认同。这种民文化对官文化的争论与认同，实际上就是党文化世俗化的一种形态。（3）党员的模范型文化。执政党的党员必须具有强烈的执政党党员意识。这种意识要求党员始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鲜明的党性，体现党员先进性。因此，强调党员先进性的模范型文化将成为党员文化的主流。从古到今，我国社会都是一个高度重视榜样示范效力的社会。因此，党内重视党员模范型文化引领作用的意识和做法，也会带动社会领域内对榜样文化的推崇。这在形式上则是党员文化世俗化的典型表现。
（四）党的作风文化的世俗化
党的作风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所以，党的作风可以归属于文化的范畴，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党文化。具体说来，党的作风文化侧重指拥护和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的党文化。党风与社会风气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党风是社会风气的总根源，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也好不了。党风与社会风气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先后相继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无论在学术界、党的领导层还是在人民群众中都是形成共识的。而党风作用、影响甚至决定社会风气的过程，实际上恰又是党的作风文化逐渐为社会民众所接受和认同的过程，是党的作风文化逐渐向民众思想深处渗透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党的作风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是党的作风文化从党内的大雅之堂顺理成章地进入世俗化社会舞台的过程。
（五）党的制度文化的世俗化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制度建党，突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布局中的中流砥柱地位，由此逐步建构了我们党的制度文化体系。党的制度文化突出强调了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特征，主张将依法治党、依靠制度建党的理念溶入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保证党的制度和规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驱除人治因素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影响，使党的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党的制度文化中最基本是强调民主集中制、按照党规党法办事，而这两方面的世俗化过程实际上都已经展开。民主集中制注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特别突出了发展党内民主在推进党的建设中的价值。而且，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内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还同时成为宪法确立的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准则。按照及其他党内规范办事，类推到国家社会生活领域内就强调了要按照宪法法律办事，使法制观念、法治精神成为公民社会的行为准则。所以，无论是民主集中制的应用向社会领域的拓展，还是党规党法对法治精神的呼唤，事实上都体现为党的制度文化的世俗化过程。
（六）党的民主文化的世俗化
我们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党一成立就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行为特色。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内民主在进入21世纪的新阶段，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政治命题，确立了“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使党内民主走出了自我发展的狭隘圈子，承担起了发展自己和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的双重使命。这是目前党内民主文化的基本态势。这种党内民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党的十六大把党内民主的地位无限提升到生命高度的所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命题，党的十七大进而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命题。二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其本身就是一个党内民主文化作用影响于人民民主、社会民主文化的过程，体现了党内民主精神向社会领域内的渗透。
（七）党的反腐倡廉文化的世俗化
作为一个依靠人民群众帮助取得国家政权的政党，我们党执政以后历来强调必须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时刻警惕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问题。由此出发，党在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开创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格局，并创立了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这一党的建设的新要素。这是目前党的反腐倡廉文化建设的主流。由于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寄予厚望，所以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不仅在党内引起关注，也引起社会民众的广泛深刻关注。所以，反腐败的战场自然就从党内扩展到党外，参与者的范围由党员延伸到群众，关注点也从办事廉洁深入到做人做官。如此以来，党的反腐倡廉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就走向了世俗化。而且，随着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越来越上升的、高度的、持续的、热切的关注，党内腐败与反腐败的公开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也将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反腐倡廉文化无疑将日益走向社会、溶入社会文化体系之中。
（八）党的领导文化的世俗化
党的领导主要是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领导，是党直接领导社会的过程。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党领导社会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党的领导文化向社会进行渗透的世俗化过程。党的领导文化的主体是领导方式的文化形态。所以，分析党的领导文化的存在状态必须从分析党的领导方式入手。我们党的传统领导方式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大包大揽的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是典型的人治型的领导方式。与传统的领导方式相适应的党的领导文化，是领导者个人色彩的文化、人治型的文化、“全能党”的文化。随着我们党对领导规律认识的深化，改革党的领导方式的呼声高涨。据此，我们党提出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依法治国”等新的领导方式。与这些新的领导方式相适应，党的领导文化自然也发生了转型，于是出现了法治型的领导文化、总揽而不包揽的领导文化。从十六大以来的实践过程来看，采用法治型的领导文化、总揽型的领导文化，既是党的领导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也是党的领导文化世俗化的结果。
（九）党的执政文化的世俗化
党的执政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是因为党具有鲜明的、民本色彩的执政文化。从当前我们党的执政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应该凸现执政意识和执政理念两个侧面。执政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时，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个大的前提和思路出发思考分析问题。执政理念是党围绕执政目标所确立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行为准则，是党的执政宗旨所在和价值取向，核心是要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文化的接纳和认同的过程，就是党的执政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意识越是“务实”、党的执政理念越是“为民”，执政文化越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执政文化的世俗化程度也就越高。
三、党文化世俗化的价值理性
推行党文化的世俗化，必须对之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越是准确到位，党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越会进行得比较顺畅。总的来说，党文化的世俗化，在增进社会民众对党文化的认同，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检验党文化的优劣，更好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文化体系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推进党文化的世俗化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我们党是领导党，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在社会领域内，党的领导作用的实现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要通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达到的。从终极意义上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落实者是广大人民群众。而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及时、准确、到位，就必须使人民群众首先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单纯局限于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身的认识，必须使群众在整体上、宏观上对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认同。这种认识和认同通常要从党文化入手，最后也要归宿到对党文化的把握上。而在现实中由于主客观因素，普通群众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党文化，更谈不上对党文化的认识和把握了。因此，要使党文化进入普通群众的视野，就必须架设党文化延伸到社会群众中的桥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党文化的世俗化实际上就充当了党文化向社会群众中延伸的桥梁之作用。通过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社会群众眼中高不可攀的共产党走下神坛、党文化的神秘面纱被揭开，社会群众通过对党文化的了解，加深了对党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前景的把握。由此会建构社会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更深刻认识，进一步提高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准确性，从而更能切实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也就意味着党的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目标得到实现，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保持和巩固。从上述论证逻辑中不难看出：党文化的世俗化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显然是基础性的。
（二）推进党文化的世俗化有助于检验党文化的适应性
党文化在适应性上的高低优劣，固然要靠党自己去检验和判定，因为毕竟“鞋子是不是合脚，穿鞋的人最清楚”。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因此，检验党文化在适应性上的高低优劣，有时需要跳出局限于党内范围的狭窄视野，将党文化置于更宽广的领域中去考察。况且由于我们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检验党文化的适应性自然不能就党文化而谈党文化，必须坚持开放性思维，将党文化同时置于官文化、民文化的语境和体系中去考察。重点是要看官文化、民文化对党文化的接纳和认可程度。一般说来，官文化、民文化对党文化的接纳认可程度越高，党文化的整体适应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则相反。要提升民文化对党文化的接纳认可程度，前提是必须使党文化为更多的社会民众所认识和熟悉，否则就谈不上接纳认可。而要使党文化被更多的社会民众所熟知，就必须采取一项重大的战略性举措：推行党文化的世俗化，将党文化的血脉接入到民文化的肌体之中。总之，从上述所论及的“检验党文化必须借助民文化——民文化要检验党文化就必须熟知党文化——民文化要熟知党文化就必须借助党文化的世俗化”的逻辑来看，党文化的世俗化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检验党文化适应性水平高低优劣的重要尺度。
（三）推进党文化的世俗化有助于完整展示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按照对党的根本性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性质表明，我们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党是不是有资格充当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是党说了算，要靠人民群众说了算。而人民群众的判定不是也不应该盲目，必须建立在对党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首要的是建立在对党文化的深刻洞察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这就离不开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此外，在党的性质中，党要代表好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好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客观上都要求在党文化建设上必须走出仅局限于党内的相对封闭状态，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发展的需求，努力建造民主的、大众的、开放式的党文化体系。显然，这种党文化体系的建造，就需要借助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来完成。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执政条件下体现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样，党的宗旨在执政实践中贯彻落实得怎么样，党自己无权判定，必须以党的服务对象——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基本的判定标准。因为在有的时候，一些党组织自以为为人民群众做了周到的服务，但是群众却不这样认为。所以，党的宗旨是不是落到实处，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人民群众对贯彻落实党的宗旨的判定，实际上就是党的宗旨观念的群众化过程，它显然属于党文化世俗化的范畴。
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宏伟巨大的全面工程，单靠党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必须充分调动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参与富有成效，就必须使人民群众深入党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如何确立下来的、党为此设定的主体内容和发展目的是什么等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个过程既要借助人民群众对党内事务的自发性关注，更要借助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以便为人民群众把握党的主要任务提供更厚实的党内论据支持。
四、党文化世俗化的策略路向
推进党文化的世俗化虽然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是这项工作在党的工作实践中已经探索了91年，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有效的好做法。在当前党的历史方位、执政环境深刻变化的态势之下，要使党更好地承担起领导党、执政党角色，切实领导好社会、真正融入社会、保持和发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须在现有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为推进党文化的世俗化设计规划出更为科学可行的策略路向体系。
（一）着力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大众化过程
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略。从党文化世俗化的视角来审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是党文化世俗化的一条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既属于党最基本的思想文化，也是最根本的党文化，更是党文化的灵魂所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塑造党的基本原料，是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地坚持，而是一方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另一方面又敢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和国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党91年来，我们党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今后要仍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是无止境的，是我们党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战略。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在党的领导和执政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党内走向党外，成为全体人民都信奉的思想指南和高举的战斗旗帜。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更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坚强武器。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根本的、灵魂性的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而要使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和熟悉，就必须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使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从深层次和实质层面上讲，最基本的方法论指导还是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思想。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系统论述了“灌输论”的思想。他在论述“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时候深刻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29他还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76因此，在列宁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也好、阶级政治意识也好，都是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自觉的性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通过一定的形式灌输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去，使人民群众的头脑中不再是真空一片，而是首先信奉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向党靠拢。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借助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标语及册子等多种形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最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改造群众，将广大人民群众都高度整合在党的思想旗帜之下。显然，这个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这个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人民群众头脑中去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党内走向社会群众的过程，就是党文化的一种世俗化路径。
（二）将党文化融合到建构完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13亿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是全体人民群众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的基本内涵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党管意识形态、党管文化、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导态势之下，建构、完善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担应该由党义不容辞地担起，党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也应该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示。为此，党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必须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努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社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必须大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努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而在党主导和领导建构、完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党文化的活性基因很自然地会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进去，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接纳，成为民文化的崭新内容。如党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推崇、对理想信念的重视，就很容易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从而更容易为群众所认可。这种党文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渗透进而向人民群众中渗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具有完整链条的、相对闭合的党文化世俗化路径。
实现党文化的世俗化，党文化的示范带动作用不可小视。从现实的文化发展态势来看，党文化无论是在发展水平、层次上都高于社会文化和民文化。因此，基于文化的相通性，以党文化示范带动社会文化在逻辑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而鉴于党文化的强势地位，党文化在示范带动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基因会潜移默化地对社会民众产生影响，在触及到民众的兴奋点、使民众产生共鸣的地方，一些党文化就很容易为社会民众所接纳和认可，从而完成世俗化过程。因此，以党文化示范带动社会文化是实现党文化世俗化的重要途径。以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示范带动作为党文化世俗化的重要途径，可以在两个向度上展开。（1）以党内优秀文化带动社会优秀文化。比如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发展、以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国家社会的团结统一、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动作用引导群众前进等等，所体现的都是这一向度的基本精神。（2）以批驳党内腐朽没落文化拉动批驳社会腐朽没落文化。比如以惩治党内腐败拉动对社会腐败的惩治、以批驳党内不正之风拉动对不良社会风气的批判等等，所体现的则是这一向度上的基本精神。
（三）以建设学习型政党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文化的传输需要借助于学习，不注重学习再好的文化也不能为己所用。党文化的世俗化，说到底是党文化向社会民众头脑中的渗透过程，说到底是社会民众对党文化的接纳认可过程。而社会民众要认可接纳党文化，前提是必须认识、理解、掌握党文化。这就需要借助于学习的力量。不进行关于党文化的学习，社会民众对党文化将永远是陌生的。
要提升社会民众的学习热情，形成主动学习、自觉学习、深入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必须努力构建学习型社会。而在当前我国依然是党领导社会发展的政治大势之下，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真正取得成效显然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这种领导的实现通常不是靠发号施令的形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党员干部队伍以推动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就会通过党对社会领导功能的发挥，带动引领学习型社会建设，以形成全社会学习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浓厚氛围，进而接纳认可党文化，助力完成我国党文化的世俗化过程。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扑灰年画；民俗符号；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K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86-01
一、高密扑灰年画概述
扑灰年画是山东高密独有的年画品种，已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高密扑灰年画起源于明朝初年，至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据传，扑灰是经高密大栏乡公婆庙村王姓人家发展创新而形成的。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工艺制作过程，被誉为“中国一绝”。
所谓扑灰，主要是根据生产制作技术而言。根据作者所构思的内容，先打腹稿，用柳枝烧制成的碳条勾出轮廓，即粉稿，然后扑抹在另外的白纸上，一稿可扑数张。为了增加数量，还可在扑好的一张画稿上再用柳枝碳条描一遍，重扑。这样不但增加了数量，也使同一张画稿成了对称的两张。这完美的对称性也成为高密扑灰年画甄别于国内其他年画品种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整套制作工序都带有抹的味道，民间艺人又称为“抹画子”。
二、乡土情境下生活与艺术的结合
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来表现或表示它所能表示的对象，最后由相应背景中的人们对其做出公认的解释，即指明它的含义或概念。在符号化过程中，表现体、对象、背景性的概念三者相互作用，表现体在特定背景下传达某种含义。
扑灰年画的图案从其本身所呈现的存在状态来看，属于单纯的事物表象，但每一种物象作为图案符号都传递着某种文化信息，隐喻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着民众祈吉求祥的愿望。扑灰年画多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知识体系，并冠以民众的创造灵感和丰富的想象。造型多样的扑灰年画对当地民众来说，不仅是谋取生计的实用物，更是一种意义的传递与表达，是民俗符号的物质载体。
扑灰年画所呈现的图案符号是象征系统的表层结构，是物化的符号，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深层意义才是真正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扑灰年画图案象征系统的深层结。符号和意义二者相互依附，相互作用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姑嫂闲话”作为扑灰年画的重要题材，是作为民俗符号中的“能指”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是民俗意义的表现体。它隐喻、传递着的民俗含义，就是民俗符号中的“所指”。在扑灰年画中，民间艺人捕捉姑嫂关系这一在乡土情境下普遍又重要的家庭矛盾关系，使得“姑嫂闲话”不仅是一种家庭和睦的现实关系的简单映射，更成为具有教化意义和功能的书写。
三、高密扑灰年画的民俗符号意义建构
民众的心理与其外化了的表现符号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民众一般都会选择和自己生活密切相连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理想。通过对具体物质事物的筛选，使其心理、情感的内蕴从无形无色到有形有色，从抽象状态到具体物象，最终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符号系统。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高密扑灰年画中有大量的神话题材或世俗化了的仙话题材。例如，灶神民间也称灶王、灶王爷，是掌管一户福运的家神，它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自古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是最贴近民俗生活的三大民俗神之一。
在山东民间，供灶神是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家家户户都会“请”灶神。灶神年画在灶神崇拜的民俗活动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媒介，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的文化心理需要。其主要功用不在于提供审美愉悦，而是提供一种现实的文化功能。它作为民众社会交往的手段和中介，有助于在共同的文化心理下采用相同的文化形式构建社会。
民众从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出发，将那些极为普通的生活场景、行为、关系通过巧妙、美观的色彩、造型组合配置，融入民众情感和生命意识，实现了扑灰年画与民众心理的律动。
四、文化视觉符号的存在形式
扑灰年画是在写意国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以其硕大丰满、动感十足、兼工重写的造型特色带给人们独具魅力的视觉享受。它作为一种可视符号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扑灰年画艺术的思维具有单纯视觉思维的原始性和象征性，比如以石榴果实多子来象征传统社会中“多子多孙”的愿望。
其次，扑灰年画艺术的装饰特性给人以完整的视觉感受。在主题形象的周围，以特定象征含义的动物或植物花草填充，给人丰满完美之感。为了追求这种构图，民间艺人采取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的艺术规律，加强了年画艺术形象的装饰感和完美感。
作为视觉符号存在的扑灰年画，早期对视觉的冲击力较弱，但随着形式与功能的互动，形成了以色代墨、形象动感、线条豪放流畅的特色，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7
一、思想上重视民俗精神的德育作用
1.充分发挥民俗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的教育作用。爱国主义教育是高中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信念,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不变主题。我国众多的古代典籍都充溢着先贤们的爱国思想,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文,让学生接受爱国思想情感的熏陶。我国古代着名文人大多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章着作都可以作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屈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创作的《楚辞》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如“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操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信念。屈原作品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坚忍顽强的意志力教育。现在的青少年生活在和平年代,人生道路相对平稳,经历的事情太少,这使他们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较差,不能正确面对挫折和磨难。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应有目的地加强学生的意志力教育。如教学《史记》时,让学生收集有关司马迁的生平资料,通过阅读《报任少卿书》进一步了解司马迁的生平。他在遭受宫刑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选择奋起,以超人的毅力完成《史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顽强意志的精神财富。
二、在课堂上发挥民俗知识的智育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重视民俗教育,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文学知识。在阅读课上教师应注意把民俗教学作为分析课文的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以学习《孔雀东南飞》为例,这篇课文内容比较丰富,情节较为繁琐,学生往往学习兴趣不浓厚,这时教师可以利用文章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刘兰芝和小姑告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指七夕,也可称乞巧节、女儿节。教师可以顺便讲解七夕节的风俗,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七夕节大概起源于西汉,每逢七月初七,人们会举行节日活动。按汉朝习俗,这一天要晾晒衣服和书。乞巧节的习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而来。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课文中。另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刘兰芝被遣回娘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求婚?教师就可以介绍汉朝的婚俗:汉朝时对妇女的贞节不是特别看重,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对女子是否曾经结过婚不是特别在意。如我们熟悉的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才女蔡文君也曾改嫁多次。汉末有些不仁的叔伯、兄长为了钱财或者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这些寡妇为了抗争甚至被逼死。刘兰芝以死抗争兄长的逼嫁,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可见,教师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对语文教育教学是非常有益的。
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地方民俗资源的教育作用
课本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教师应把对学生民俗文化的培养延伸至课外,因为民俗文化产生于民间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民俗课外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的民俗文化,这种形式比简单讲授教材知识更有趣味性和生命力。因此,教师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收集和整体由广大劳动人民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各种物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各种神话传说、有趣的俗语、俚语等。如河南地区各种有特色烙印的民俗文化:刚健勇猛的少林功夫、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司马懿得胜鼓、三门峡地区的百佛顶灯、淮扬的太昊陵庙会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调查,并采用讲座、报告、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报告汇演、征文等形式对所调查的民俗文化做总结,让学生真正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师还可以通过传统节日进行节日文化教育,使学生真正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如清明节有扫墓的习俗,目的是表达生者对祖先或者死者的深切怀念,找回民族之根;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还可以搞一些采风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民俗特色节庆活动,体验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既可以深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效果显着。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所以,民俗文化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关注和利用。
参考文献: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8
关键词：周作人；人本主义；民间立场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22-02
周作人的民俗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理想的人性的诉求，即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民众关怀。同时，笔者认为，人本主义也是现代民俗研究所应秉持的态度。
一、从自然人性论说起
人本主义，在周作人看来，就是要提倡人的自然本性。首先，他所说的人的概念，“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既有动物的属性，又有超越动物的灵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他肯定人的本能生活，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有兽性，否则他就是神了，“人生有一点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的重要。”同时，他也不否认人还应当具备超越兽性的一面，那种“死便埋我”，妄求快乐的做法也是“趋于极端的”。
因此，周作人主张的自然人性论，是一种内在与超越相结合的人性。对人的本性的肯定和关怀，造就了周作人无法割舍的人本主义情结，成为其思想的根底。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在追索这种自然人性，他的文学理论在呼吁“人的文学”。同样的，作为一位民俗学先驱者，其民俗思想的深处也流淌着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的关心和爱，他关于民间文化的论述是自然人性论的一种表达。
二、关注吾民之精神
民俗学是关于普通民众的知识和学问，对民俗学的关注，也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早在《诗经》年代，中央就在地方以采风的形式从民间收集歌谣，观察其政治得失，到了汉代还成立了专门的乐府机构。清末，国家处于危亡之间，严复等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治国化民以救国的保种策略，提高民众素质、改造国民性成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从而民众又被纳入学者关注、研究的视野。现代民俗学，一面继承着中国采风传统，“20世纪民俗学的研究机构、大宗资料记录以及田野考察活动，关注大众歌谣和故事的社会与艺术价值，是继承了长期延续的中国传统”；一面继承着清末知识分子的启蒙理念，关注国民性并力图改造之，以救国保种。
周作人对民俗学的兴趣，自然和民俗学发展趋势不相违背，但倾注其中更多的是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普遍关怀。而改造国民性于周作人，更多的是帮国人重塑自然健康的生活和灵魂。在他看来，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如他所言：“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可见，周作人的民俗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人自身出发的。他研究礼俗，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他研究神话，是为了体会原人的感情：“所谓神话等……本不是存心作伪以欺骗民众，是在只是真诚地表现出他们质朴的感想。”他致力于收集民谣，因为他相信：“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
可见，对人的精神、思想以及情感的普遍关注，是周作人民俗学的出发点。而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关注，又与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观是一致的。在周作人看来，人都是兽性和神性的统一体，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也值得重视。因此，周作人的民俗学是以研究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本主义的印记。
三、性灵自然之美
周作人的人本主义立场也体现在他对神话、童话、民歌等民俗文化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上。
受安德路朗的神话学思想的影响，周作人首先以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神话传说和童话，而摒弃了历史学派、譬喻派、神学派以及言语学派对神话的解说。相对于这些学派，周作人的神话观更具人本主义立场。前者或认为神话是历史的讹变，或认为神话本是道德训诫的故事，或认为神话源于旧约故事，或认为神话源于语言疾病。在这些观点中，人始终是被抽离的不在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神话的生成和发展并不起作用。但在周作人看来，人恰恰是神话产生的根本动因，“神话是原始人的文学，原始人的哲学，――原始人的科学，原始人的宗教传说”，是“人民信仰的表现”[1]。归根结底，是人类思想、精神、情感的外化和对象化。由此可见，周作人的神话观是强调人的因素的，因此是人本主义的。
正因为周作人把神话看作是人自身的产物，他也十分赞成童话有美育作用。传统观点认为，童话中包含了大量的对世界的错误的认识，儿童读了会受影响，“终身迷信”，因此百害而无一利。周作人对此说嗤之以鼻，他认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是顺应自然，发达具足……”儿童的思维和原人思维是同构的，因此儿童阅读童话，是顺应并满足儿童的“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助于培养其天真的想象力。相反的，那些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旨的儿童教育，是对儿童“自然之本相”的抑制和对其想象的压迫，“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因此，周作人认为“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
由此可见，周作人的民俗观充满了人本主义的关怀，他认为，神话是人的精神禀赋之外化，童话有助于人的自然性灵的发展，民歌体现了真实自然的人性美。他的所有民俗研究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民俗文化的价值也在于揭示了人的思想、情感和自然本性。
四、人本主义的理想
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得回归到人自身。在对遗风旧俗的考察中，周作人深刻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旧道德、旧风俗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意图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道德观”，可见其人本主义的立场和决心。
周作人在批判国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通过对歌谣的研究，他看到了中国人人性中的“卑怯”，“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地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数千年来，人们只凭着习惯而生活，却不曾“真挚热烈地生活一天”。在这里，周作人呼唤的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真真正正的人，而不是墨守成规的非人的机器。这是对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诉求，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通过对婚姻家庭以及妇女风俗的研究，周作人坚决批判了所谓“殉节”“守节”的畸形观。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这在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不可不谓是振聋发聩的一声。由此也可看出，周作人所说的人的范畴，不仅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他的人本主义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人，而非阶级的、性别的。因此，他竭力为女性夺回做人的权利，承认女性本能需求的合理性，倡导男女平等和灵肉合一的爱，将人本主义的光芒照射在生活在黑暗中的广大女性身上。
通过对祖先崇拜、家族制度的民俗研究，周作人提出，祖先是为子孙而生存的，而不赞成当时社会流行的子孙为祖先生存的思想。他认为子孙是有独立人格的，而不是家长的所属品，因此，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是将自我从他者身份中解放出来，是对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的肯定。
由此可见，周作人以他的自然人性论的人本主义立场，冷峻地审视着传统社会中种种压迫人性的风俗，并热切盼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充满生机的人的社会，这也是他从事民俗研究的终极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民间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2]
纵观周作人的民俗学著述，我们发现，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内容相当庞杂，对民俗学的学科阐述却寥寥无几，更难建立一个属于他的民俗学体系，可能这也并非他从事民俗研究的本意。如果一定要对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做一个概括总结，我想那只能聚焦在人本主义的民间立场上了。因为，从他的民俗研究的出发点，到具体而微的民俗观，再到研究的最终目的，人本主义是他一以贯之的原则。而我认为，这正是周作人作为现代中国民俗学先驱的意义所在。他的功绩不只在于他引入了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本土的民俗学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让后来者认识到民俗学的初衷在于人，目的也在于人，它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今天的民俗学发展依然需要这样的情操和认知，脱离了对人的热忱和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民俗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门工具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平，邱明一.周作人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程光炜.周作人评说80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9
关键词：民俗学研究者；被研究者；学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261-01
一、民俗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民俗学是一门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当代学。民俗与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俗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民俗学的意义上，民俗是被民俗学家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它们被选中是因为它们符合特定的体裁（genre）或文化形式。
民俗学的对象既要从民俗事象来界定，还要从民俗主体来界定。中国民俗学界在借助日常生活概念，把对象从奇风异俗转向生活整体的同时，还把对象从农民扩展到普通国民。
“民俗学是调查日常生活的，我们的思考有必要在‘民俗’与‘日常生活’之间来回游走，而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民俗之后就置日常生活于不顾了。”
二、关于学术伦理
学术伦理是晚近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所谓学术伦理，就是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规范，举其要者，如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学术成果，通过注释、征引等，在有序的继承和创新中推进学术。
但这里所提出的学术伦理又有别于上述定义。而是特指从认识论、方法论转换而来的知识伦理学，特别是指从现象学方法论的立场经现象学本体论的“格式塔”目光转换而生成的解释学伦理学。
三、通过性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解读
传统的、经典的形而上学知识论、方法论所给出的只是在物、在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中的适当位置，而物以及个人在该逻辑体系中的位置就是人在形而上学逻辑知识中被给予、被给定的性质。
“个体的、主体的人在‘自己的’即‘先验自我’的位置上的自我选择、自我给予的自在的、自由的存在意义。”
与人赖以生存的性质世界不同，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世界之所以是意义的世界，就在于意义是由个人的存在“自身”在超越经验的存在状况下自我筹划的、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任何共同体都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对每个人的先验的意义世界有所规定。
马克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而上学本是出自人的理性的最伟大的创造，现代学科、现代学术视人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推动者，但也恰恰是形而上学把人置于被给予、被规定的位置。
“后现代学者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诉求就是一反形而上学的本质决定论和普遍决定论，试图重新把个人置于自我筹划、自我规定的个体‘存在’的主体境地，重新将个人置于自在的、自为的、自主的、自律的，就是让人重新成为个人，让个体的人真正成为主体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拥有绝对的不可让渡的自由的存在权利和存在尊严。”
对于民俗学来说，民俗学者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民俗中的人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被规定的、被给予的“俗民”，而是作为具体的个体和主体所自我筹划、自我规定的自由存在的个人。
四、反观中国民俗学
“民俗学的对象首先是民俗，但不仅是民俗。那么还有什么呢？我相信对此的回答不止一种方式，不止一个答案。在此，我的回答想增加的是民俗学者自己。民俗学要把民俗学者自己、把民俗学者自己的学术活动纳入学科的对象。”
2004年8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其中那些原本坚持田野研究、语境研究的学者不再把田野、语境看做是纯粹属于被研究对象的客体性范畴，而是突出地把研究者本人的因素加入到田野、语境当中。
田野不是检验科学假设的主体场所，而是主体之间的对话空间：田野不是仅仅环绕着被调查对象的单层次的语境空间，而是把被调查者和调查者都包括在内的双向度的语境空间。与工具理性的真理观不同，根据沟通理性的真理观，真理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互协调的结果。真理最终要落实为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沟通理性体现了一种顾及沟通效果的关怀伦理、责任伦理。
其实，无论怎样的自我反省和“了解之同情”式地理解他我，自我都不可能达到对他我的充分绝对的理解。要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方法过渡到建立在新的学术伦理基础上的新的研究方法即新的整体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学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民俗文化的意义篇10
民俗符号是运用设计思维方法对地域民俗文化的精炼概括之后产生的图形符号，具有强烈的文化性、独特性及识别性。本文以长白山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为媒介，探讨在长白山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当中如何提炼应用民俗符号，进而阐释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俗符号；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应用
1民俗符号与旅游形象系统设计范畴界定
1.1民俗符号范畴界定
符号是一种以具体表达抽象，以简单表示复杂的视觉形象。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也是信息外在的物质载体和形式。它承载一定的内容和意义，常用来代表一定事物，不但是我们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基础保障，也是我们认知活动的途径与手段。民俗符号是指用设计的思维、方法提炼出来的能够代表某一地域的特色事物或称谓的视觉形象。例如在器物上，可以提炼民俗符号的地域产品包括景德镇的青花瓷、天津泥人张彩塑、南通的蓝印花布等。民俗符号来自特定区域、特定的民俗风情、特定的地产资源、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所代表的不是单一事物，而是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更多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
1.2旅游形象系统设计的范畴界定
在设计实践中我们把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内容归纳为：以空间景观为主的环境形象设计；以标志与传播媒介为主的视觉识别符号设计；以活动演出为主的动态化的形象宣传设计；以特色礼品、纪念品、展览为主的记忆推广设计。新形势下，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不仅是市场经济下地方发展的一种新需求，同时也是区域之间旅游发展的竞争工具与战略武器。
1.3民俗符号对旅游形象设计的意义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在塑造自己独具特色的旅游形象，如上海的时尚之都、三亚的休闲之都、青岛的帆船之都等，这些旅游形象的定位都是建立在一个自然地理环境、特色人文历史的概括之上，因为缺少具体化视觉传播符号而显得空洞。而民俗符号是人们审美发展的印迹与造物精神的缩影，它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宗教及历史，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民俗符号与人们生活距离更为接近。将民俗符号应用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既是当今文化产业视域下对地域文化开发的一种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是对其保护与传承方式的创新，更是增强地方旅游形象鲜明性、识别力、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2如何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民俗符号
2.1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基础设施设计当中的应用
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要有一定的媒介载体，这种媒介载体包括物质静态层面和影像动态层面两部分。依托公共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及相关建筑工程媒介载体属于静态层面的。基础公共设施体系建设包括景观路段、公园广场、标志性街区建设等。民俗符号在这部分领域应用主要表现在导视系统设计，在精品文化设施项目上积极探索民俗符号在导视系统中的应用，例如“三馆两场”建设、长白山博物馆建设、长白山东北亚植物园项目建设等。在文化创意宣传层面上，积极探索美术、文学、表演、摄影等门类中民俗符号的应用。
2.2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
根据数据调查结果显示，长白山目前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体收入的比重大约在2.1%左右，旅游特色纪念品开发已成为长白山旅游发展中相对滞后的一部分。例如实地考察发现长白山西坡有一家名为中国民俗文化饰品商店，里面销售的花布缝制的小东北虎、山核桃拼的花瓶及用养殖梅花鹿毛皮制作梅花鹿模型都很有地域特色。但是这些旅游商品没有品牌设计，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产品相比较，例如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钥匙扣，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耳坠，日本东京的和服娃娃，韩国汉城的小腰鼓，我国湖笔等，长白山旅游商品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市场。
2.3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商品包装设计中应用
民俗符号在旅游商品包装设计的应用主要可以从地域性、文化性、环保性角度进行探讨。根据实地调研发现长白山旅游商品包装存在没有文化内涵，华而不实的浪费现象，例如长白山的土特产品人参，现有的该产品包装都是从保护功能角度出发的木盒，而且人参使用之后其包装只能作为垃圾处理掉。基于这类现有产品包装的问题，同时考虑旅游商品的独特文化性，需从新设计方案，设计出发点围绕挖掘长白山已有的天然材料，结合环保、人性的理念为长白山的旅游商品做包装。在装饰上采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符号，例如传说故事中的人参娃娃、萨满图腾、长白山满族剪纸等，这样旅游者购买回去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化。
3民俗符号在长白山旅游形象设计中应用研究重要意义
3.1具有重要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探索意义
将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精炼为一种视觉符号应用到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当中去，对民俗符号挖掘、整理、应用这些实践环节，既是对以往地域文化研究成果的学习与继承，也是对其研究的创新与突破。通过对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应用研究，将对我们重新认识发展中的地域特色文化，奠定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
3.2完善旅游形象设计中对地方文化资源利用体系
民俗符号在旅游形象系统设计应用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民间地域特色艺术资源挖掘、整理、提炼，另一部分是旅游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两个部分都是在旅游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操作，是在现代设计中融入传统民间文化元素的再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它不仅补充和完善城市旅游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对地方文化资源利用方法，同时使其研究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3.3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塑造民族品牌文化
民俗符号可提炼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例如绘画、建筑、剪纸、皮影等，还包括传统习俗、工艺、节庆等非物质形态遗产。民俗符号在地方旅游形象设计中的应用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在原有的的内容上提炼，再创造新的视觉元素，再以视觉符号的形式采用设计的语言融入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中基础要素和应用要素当中。通过旅游形象系统设计，成为区域间可以传播交流的视觉符号，这种符号对宣传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4结语
目前旅游形象设计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竞争的重要手段，对于长白山旅游发展来说在原有自然优势基础上进行旅游形象设计是旅游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以长白山旅游开发为媒介，探讨如何构建长白民俗符号并将其融入旅游视觉形象设计系统中去，对彰显长白山地域、文化特色，塑造长白山品牌形象，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旅游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谨男单位：北华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