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四）保护个人信息，防止垄断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2
一、转型发展是我省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我省经济依赖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产能增加，实现了总量的快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资源和能源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发展路子难以为继。由于我省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和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链短和附加值低，加上调结构、转方式和动能转换相对滞后，致使经济发展遇到多年少见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全面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是实现我省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数字经济是转型发展的大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其核心要素的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等冲破供需障碍，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强劲势头相对传统产业需求不振、危机四伏的低迷现状，显得异常强劲。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许多省市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取得良好效果。广东省以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部分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9318亿元，同比增长14.2%。浙江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2017年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实现1.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1%。**市制定“大数据行动计划”，使大数据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数据枢纽及产业基地。
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将改变世界面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实现全省经济转型发展。
三、以数字经济促转型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新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重要抓手，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河北省应全力抓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省经济创新发展。
一是着力以数字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新动能。要将制造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整个制造业本身、制造业产业链和智能制造点对点的三次融合，支撑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全面升级，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重点的新型制造体系。要将发展现代农业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建立农业决策系统、农业数据资源系统，不断完善数字农业平台的服务功能。要将数字经济融入现代服务业，以数字技术助力电子商务、金融、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等新业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发展，积极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二是发挥好政府引导和企业主体作用。政府部门要作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将发展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纳入各类相关规划，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项目。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携手京津，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搭建平台培育大数据技术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建设“京津冀大数据走廊”。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办公系统的信息化。企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要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瞄准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充分运用转换企业模式和商业模式提升企业发展的技术层次和质量效益。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3
关键词：数字经济;oeCD;国家战略;iCt
一、引言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网民规模达7.1亿，是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部署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战略，力图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特别是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跟踪数字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政策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哪些主要聚焦方面？显然，以上问题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我国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范围
经合组织（oeCD）是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oeCD各国政府愈加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大部分成员国陆续把数字经济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希望通过战略性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34个oeCD成员国中有27个制定了国家战略。部分国家虽然没有总体战略，但分门别类制定了若干针对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政策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框架。
1.根本目标。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例如日本宣布到2020年要成为全球最l达的it国家。澳大利亚目标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国家。英国则聚焦优势领域，希望通过数字经济重构英国的全球竞争力。德国强调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来实现国家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意大利强调在全社会传播数字理念，提高居民信息化技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丹麦在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信息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基于信息产业下的增长。
2.政策范围。数字经济战略通常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之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等信息产业政策存在交集。例如《奥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瑞典数字议程》同样是基于国家宽带计划、数字政府、数字健康等信息产业政策而建立。然而数字经济的跨部门融合特征，使数字经济战略的政策视角相比传统信息产业政策要更为宽广。政策范围从关注信息产业自身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商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三、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主要聚焦方面
oeCD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包括大力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iCt产业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则包括加强电子政务、鼓励中小企业部门购买信息产品和服务，扩大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老年人、残疾人网络使用率。总体来看，oeCD数字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推动iCt部门发展、建设数字政府、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构建网络安全五大方面。
1.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宽带网络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快速、高效、便捷、低价的宽带网络对于加快发展新产业、促进形成新业态、不断构建新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oeCD宽带战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二是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三是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
在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方面。英国提出到2015年底使全国2mbps宽带覆盖率达到100%，到2017年底使全国24mbps超高速宽带覆盖率达到95%。美国提出到2020年为至少1亿个家庭提供最低100mbps的实际下载速度和最低50mbps的实际上传速度。瑞典提出到2020年实现世界级的宽带基础网络，保证全国90%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享受至少100mbps速度的宽带服务。捷克计划使所有捷克居民的网速达到30mbps，并使至少一半家庭的网速达到100mbps。
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方面。加拿大提出“连接每一个加拿大人”――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能接入高速宽带网络，充分享受廉价的无线服务，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投资3.05亿加元来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让28万家庭享受到至少5mbps的宽带服务。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以前，缩小首都和其他地区网速鸿沟。葡萄牙旨在通过促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民网络访问情况，为此葡萄牙政府启动了五个农村地区高速网络公开招标，项目覆盖超过100万人，投资价值高达1.56亿欧元，力争到2020年前使宽带速度超过30mbps。
在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方面。卢森堡尤其关注超高带宽领域，希望保证冗余光纤的使用。挪威通过强化交通运输部、通讯部、供应商、邮电管理局在网络安全上的协作，提高电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本提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iCt部门可以借助冗余的iCt基础设施而正常运转。为此日本做出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提高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的冗余;二是调整数据中心布局，将目前集中在东京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至其他区域;三是推动区域合作，鼓励建设分布式网络。
2.推动iCt部门发展。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普遍提及推动iCt部门的发展，重点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标准制定和推广、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上。各国非常关注新兴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法国计划投资1.5亿欧元支持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德国提出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建立两个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创新在“工业4.0”、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并促进iCt、信息安全、微电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日本强调支持超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软件开发和无损检测、多语种语音翻译系统。加拿大则计划向“加拿大研究基金”注资15亿加元来增强高校科研能力，特别是iCt领域的研究能力。
在iCt标准制定和推广上。欧洲数字议程提出“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概念，以确保新的信息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库和服务之间无缝交互。英国也强调了标准和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出英国政府需要联合标准制定领域的相关机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推进“英国标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提高英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同时，英国还呼吁为“云计算”、“5G移动”、“移动物联网”等现阶段常用概念制定更为准确地定义，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标准和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数字战略中，提高标准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德国主要在“工业4.0”框架下，重点关注iCt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制造业在相关标准上的协同与优化。
在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上。法国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巴黎市13区建设世界级的数字企业孵化器“弗雷西奈敞厅”，规划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1000家初创企业。并拨款1500万欧元用于国际推广，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卢森堡旨在为现有iCt公司保持积极的营商环境，吸引新的数字业务。埃及数字国家战略旨在吸引投资，来扩大现有iCt公司规模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开放公共数据、建立子档案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大重点任务。诸多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里都提出要公开政府数据，例如爱沙尼亚提出开放公共部门数据推动业务创新，促进技术和数据的联合使用。日本提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it国家”，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访问公共部门数据，享受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数字经济策略都提出，要以政府牵头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所有公民的数字身份和电子文档验证系统（包括电子账单系统），提高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信任，来促进电子健康、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4.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人口老龄化是oeCD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iCt部门的快速发展为相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机遇。oeCD数字国家战略提出将iCt创新成果与教育、医疗领域深度融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最终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质量。
推动iCt与教育领域的融合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展开。在硬件方面，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数量。美国每年专项拨款39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宽带网络，以保证各地区学校和图书馆都能享受高速稳定的宽带连接。加拿大计划在四年内投资3600万加元支持学校更新计算机硬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字设备和技能培训终端，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在软件方面，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加在线授课内容。英国旨在促进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来支持iCt学习、劳动力再培训。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提出加快开发新课程，通过促进产业间合作来推动数字化学习，并将网络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在线虚拟学习机会。
数字健康是数字经济战略关注的另一个目标领域。将iCt应用于医疗行业，能够提高诊疗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构建全新的医疗模式。电子健康档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能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使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护理。意大利计划投资7.5亿欧元来减少过度医疗和低效医疗，提高与健康有关服务的预防成本比率。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公民建立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医药处方、发展远程医疗、推动在线预约以优化卫生资源和减少等待时间。奥地利建立全民电子健康系统，旨在协调电子健康财务、互操作性、卫生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简化医疗费用结算手续和流程。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同样聚焦电子档案和远程医疗。计划到2020年之前把老年人、母亲、婴儿、和那些慢性疾病患者能够访问的共享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比率提高90%。逐步推广远程医疗保险计划、全科医生视频会诊热线、孕妇婴儿帮助热线等远程医疗服务。
5.构建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措施也频繁出现在oeCD数字经济策略中。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的《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指南》提出了构建网络安全的几条关键举措：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增加网络弹性、降低网络犯罪率、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研发支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英国反复承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重点在研发和人才方面加大投入。牵头11所高校开展网络安全研究、资助78名博士、为2个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在各研究机构、行业、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流动。德国计划推广使用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安全产业发展，强化在线服务的安全性。澳大利亚的数字战略旨在通过一些专项行动，如“国家打击网络犯罪计划”、“数字公民最佳实践原则”，来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匈牙利拨款1700万欧元用于信息技术安全，以最大限度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电子服务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数字风险管理。
四、主要启示
本文总结回顾了oeCD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政策范围、主要聚焦方面。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些先进理念、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数字经济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顺应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制高点。
第二，高标准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硬件基础，要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人均网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瓶颈。要抢占宽带网络发展先机，加快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商用，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先行。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稻荨吧畈毓胫小笔羌大浪费，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重点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益民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智慧能源、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等十一大领域，在跨界融合中，逐步建立产业组织服务体系，改变产业发展规则和路径。
参考文献：
[1]oeCD.oeCDDigitaleconomyoutlook2015[J]，2015.
[2]oeCD.oeCDinterneteconomyoutlook2012[J]，2012.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重点项目：国家统计局2012投入产出研究课题“从投入产出表来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项目号：io12-ZD06）。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4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身处最偏远地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同样的优质内容，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5
1888年创刊的《金融时报》作为经济、商业信息的专业报纸，在世界经济界影响巨大，近年来更在加强纸媒的同时，大力发展电子网络。其70%的发行量是在英国以外的国家，而由该报创立的伦敦股票市场的金融指数更是闻名世界。虽然按照培生集团的发展战略，《金融时报》易主是早晚的事，此前就有媒体揣测，《金融时报》的买家可能会是德国出版巨头斯普林格集团、英国的路透社或美国的彭博新闻社，但花落日本，着实让国际新闻界吃了一惊。
《日本经济新闻》也不断加强在亚洲的国际信息能力。迄今两社在报纸版面和网络上已经开展信息合作。今后两媒体将通过加强记者、编辑的人员交流，在经济信息、权威解读等方面巩固现有的读者层，提高全球信息能力。
日本经济新闻董事长喜多恒雄称“我们将与金融时报这一世界最负盛誉的报道机构合作，共享报道使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英国培生集团Ceo约翰・法伦称“在媒体变革的大势面前，提升《金融时报》价值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全球化的数字企业合并，坚信本报在日经旗下会更加繁荣”。合并案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培生公司股票当天上涨2.4%。
为了解释此次并购的目的和今后的运作方针，日经董事长兼集团首席执行官喜多恒雄和日经社长冈田直敏联名致信金融时报的每一位员工，保证后者将继续享有完全的编辑独立性和自由，希望Ceo李尔庭（JohnRidding）和他的管理团队继续领导这份值得信赖的粉红色报纸走进新的篇章。承诺带领新集团取得最佳的盈利，并希望通过投资（而不是裁员）实现这一点，认为未来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客户和令人激动的新产品。信中坦诚日经是一家私人、员工持股的公司，没有追求短期财务业绩的压力。行事风格是基于远见做出投资，希望投资金融时报后实现其全部潜力。特别希望金融时报和日经实现优势互补，因为金融时报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建立了无以伦比的声望和影响力，而日经则在整个亚洲拥有庞大的记者和编辑队伍。称日经不再是一家针对日本读者的日语报纸，正借助《日经亚洲评论》（nikkeiasianReview）发展为一家泛亚洲媒体。
此次媒体合并的特点和给世界其他媒体的启示值得关注。首先它反映出数字化是媒体发展的方向。《金融时报》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合计发行量为73.7万份，拥有约50万人的收费网络读者及640万人的免费读者。2014年的集团营业额达644亿日元，堪称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发展的成功典范。日本经济新闻诞生于1876年三井物产旗下的《中外物价新报》，吸收多家经济类报纸后于1946年正式改称《日本经济新闻》。该报早刊发行量273万份，晚报发行量138万份，电子版收费读者达43万人，免费读者232万人。
日本由于人口减少及电子化的发展，报纸市场在逐渐萎缩。据日本新闻协会统计，截止2014年下半年，日本报纸总发行量为3970万份，13年间下降15%，《日本经济新闻》的发行量也下降了11%。日本经济新闻正是看到了《金融时报》电子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才毅然决定怀抱金融时报。今后其倚重的不仅是《金融时报》的社会影响力和读者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吸收后者的经营发展理念和雄厚的数据库资源，使2010年才起步的日经数字化迎头赶上世界媒体电子化发展的前沿。
其次是日本经济新闻旨在向世界经济信息中心发展。《金融时报》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首屈一指，其所提供的最大限度的信息量、独家内幕、对经济事件的深入解读等广受经济、金融界及研究机构的欢迎。因此网络用户才愿意支付近500美元的年费订购其电子版。虽然其总部设在伦敦，但其订户的70%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多年来形成的其庞大的经济信息库更是日本经济新闻所看中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6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7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数字媒体；应用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7）08-0032-02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均收入的逐步提高提升，现阶段，我国人民，从经济的角度上讲，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和要求。这一要求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体现就是，中国人民希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网络和计算机的出现。正好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这一生产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靠的数字媒体应运而生。数字媒体的出现，改变媒体行业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方法，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在计算机和网络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数字媒体如何跟随网络和计算机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中国媒体行业和中国人民普遍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1计算机与网络背景
在谈及计算机与网络的发展对媒体行业的影响时。我们首先要对国内的通信网络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识。目前我国国内主要有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网络。在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下。我国网络开始了三网融合的相关工作。所谓的三网融合指的就是以现有的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互联网等主要网络为基础开始逐步的向数字化电视网，宽带通信网，等新的，服务能力更强的网络形式转变。三网融合的目的就是，为客户提供更强劲的语音通讯，图像和视频传输等多种综合项目。我国的三网融合不仅仅是服务项目上的整合和改革，更是一场技术的改革和革命。互联网的运营，传输电视节目，传输语音通信。等综合性业务的开展都是以三网融合为基础的。媒介和信息是数字媒介所包含的最主要的两个部分。数字媒体指的是通过二进制数的形式进行存储，传输，和处理信息的新的一种媒体形式。在数字媒体当中，所涉及的媒介就是指，数字媒体之中所涉及的二进制信息在存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一场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即将在中国电信，广电，互联网三个方面展开，这场革命的原因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之中的更强烈的需求。
网络融合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比如当网络融合实现之后。普通百姓家中，一根网线就可以实现人们日常看电视，打电话上网等一系列需求。这将使得普通百姓家的生活无限的接近数字化。除了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外，网络融合和数字媒体的集成，还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网络融合的过程中，由有是同一产业内不同环节的融合，这有利于形成新的服务性产业从而带动就业，创造更多的产业价值，网络融合还有助有助于带动上游的通信网络设备生产商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网络融合之后。相关行业在开展数字化，双向化业务的过程中，也会带动下游的硬件设备的消费，为下游设备制造商带来可观的收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网络的融合将有助于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从事于数字媒体终端市场上的获得更大的利益。从目前网络融合的态势来看。国家是网络融合的推动者，我国政府推动网络融合的发展是有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媒介的影响力，和网络通讯技术对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重大作用。从目前的网络融合和数字媒体整合的现状来看。先前从事于网络计算机以及数字媒体等行业的个人，企业，在融合和整合的过程中都获得了更大的利益。网络的融合和数字媒体的整合为许多新的产业的发展和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结合当下的现状以及对于未来技术发展的预判，进行网络融合和数字媒体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必将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的产业联盟，互动媒体产业联盟认为。国家应出台相关的措施，积极地鼓励大家勇于改革创新，为未来的，新媒体的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空间。同时，媒体行业之中，新媒体与新媒介应该加强相互的配合，共同提升服务能力，拓宽服务范围，为媒体行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媒体产业应凭借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优势，运用积极推动自身的改变，使媒体行业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民生。加速媒体产业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化。这里的新媒体主要指数字媒体和新媒介。数字媒体在文中已经有过相关的解释了，新媒介就是指网络融合之后形成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8
数字生态城的内涵
“数字生态城”是数字与生态两方面的深度融合。数字生态城并不简单等于“数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是指一个复杂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需要城市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良性循环的生态、繁荣昌盛的社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安居乐业的人民，需要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且失业率低，高新技术占城市经济主导地位，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数字城市是信息化技术在现代城市集成创新应用的综合体系，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对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进行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而数字生态城则是数字理念和生态理念在城市复杂系统中的融合应用，主要结合了三方面基本理念：一是运用数字理念高度整合服务和管理。
主要涵盖卫生保健、教育、商业、智能化运输、物流与建筑、城市管理和服务供应等领域，实现数字化与可互动的信息服务。二是运用生态理念确保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落实。生态理念将涵盖城市建设、发展的各个层面。这些措施包括产业的生态化建设、经济的生态化运行、能源的可再生利用、废弃物的循环处理、资源的产出率不断提高等。三是运用城市理念实现多样化功能。数字生态城严密的城市结构将有助于抵御因社会变化和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高效物流，创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以及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城市数字生态化建设需要对城市系统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经济结构、人文景观、生态环境、人口分布、社会和经济状态等各种信息进行有机整合；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动态监测与处理；在生态化和数字化理念方面进行深层融合与挖掘，对各种关键问题进行有效识别、动态模拟、准确预测。数字生态城的建设和标准设立应具有区域发展特色。
数字生态城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新趋势，自江西省共青城市首次提出后，北京门头沟、江苏省丹阳市等地也陆续提出建设目标，天津中新生态城、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上海崇明岛生态城等也不断融入数字元素。“数字生态城”的建设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有南方、北方、东部、西部等来自不同城市发展基础的因素，其建设过程和标准设立只有融合当地的城市建设基础、产业布局基础、人口分布基础才能构建出适合地方发展的城市需求，才能引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生态城的特征要素
城市系统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即为社会提供物资和信息产品；二是消费，即为城市具有利用域内外环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生产出各类“产品”（包括各类物质性及精神性产品）；三是调节，即保证城市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能力，使城市综合系统具有消除和缓冲自身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能力。围绕这三个方面基本功能，数字生态城将建成以下7个要素平台。
（1）城市综合环境管理监控平台。由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使城市“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在政府与居民、企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循环的新型关系。
（2）城市土地生态功能监控平台。土地生态系统是土壤、地形、水文和空气为环境气质和一定相应的生物群落组成一个紧密实体的生态系统，科学技术、政策导向等因子对土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对每个用地单位所占土地的物质生产力、自然生态服务和社会生态服务效果进行年度生态监控，促使可更新能源利用率、环境净化能力、废弃物循环利用率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等自然生态服务功能优于或至少不低于原土地的功能。
（3）城市生态系统监测信息化平台。建立多个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生态监管和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发展平台。依托现代通信技术，构建环境公共信息网、环境质量预警网及环境决策支持系统，及时实施对自动检测、远程监控、信息、决策分析等功能，为城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整合城市规划、建设、城管、公安、文化、卫生等部门的相关信息资源，建立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逐步在决策分析、任务派遣、目标考核等方面实行数字化管理。架构上分为两个层级。一级指挥中心主要负责事件受理派发、应急指挥调度、工作绩效考核、辅助决策分析等工作；二级指挥分中心主要负责信息上报、事件处置、应急响应等工作，耦合执法、应急、服务等政府职能部门。在功能上，主平台下设城市常态综合管理、应急管理协调、统计分析及辅助决策、综合应用支撑四个部分。
（5）城市生态保育发展平台。严格遵循自然规律，依据城市自然环境基础条件，找到当前的城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状态下的城市差距，建立发展水、土、气、生、矿的自然生态修复、涵养、保育业。
（6）生态环境社会监督平台。建立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的公开力度，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7）区域产业共生发展平台。把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平衡协调、和谐共生、生态资源可持续性作为重要尺度，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建立城市产业共生发展信息平台，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缓解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破坏而造成的生态脆弱和生态失衡，使城市最终走向产业良性循环轨道，最大程度上从源头减少排放量。
数字生态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城市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角度来看主要是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动态平衡；从资源角度看是城市资源的保护、开发、循环、修复及再利用的动态系统平衡；从环境保护角度看主要是强调利用生态规律和数字化技术手段来科学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城市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其主要着眼于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生态质量两个方面，其核心是协调处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城市化速度与质量、城市管理手段、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及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产业率等。
1具有相关协调性数字生态城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两者有着共同的作用对象，那就是实体城市，但两者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概念和研究背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而数字生态城指的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生态系统理念构建低排放、高循环、高智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思想必须始终贯穿整个数字生态城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1）数字生态城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
数字生态城建设体现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及最系统的思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新兴动力。数字生态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对城市传统产业进行产业生态化和产业信息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创造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数字生态城作为高新技术集成应用的基础平台，其建设和发展过程本身会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活力。三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数字化的管理为城市综合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四是协调城市可持续发展。数字生态城可以在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更加有利于解决城市可持续问题。数字生态城建设通过信息化和生态循环技术及产业共生理论改造城市传统发展模式，优化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三废”排放，将改变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原有的矛盾性和不适应性，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平衡。
（2）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保证。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最基础的支持。首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其次，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经济基础为数字生态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美化的城市为数字生态城健康运行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基础。
2具有偏好冲突性
数字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动力和社会的信息化转型，引发短期产业发展冲突性。传统城市各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均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进行数字生态城建设转型中，这些组织和管理形式及产业形态可能已经不能适应城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一些曾在城市发展中起过支撑作用的大型企业，可能由于不能实现转型而丧失竞争力。同时，由于数字生态城的经济将从规模经济向效率经济转化，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化，城市人口的显形失业和隐形失业都会相对上升，部分产业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建设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数字生态城建设对这种冲击就显得尤为严重。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9
根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是指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美国几乎成了惟一的贸易逆差国，而世界其他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到2005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8050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有208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其中中国有14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共有328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则有1530亿美元的逆差，欧元区则只有240亿美元的顺差，世界其他经济体顺差920亿美元，这样美国成为全球顺差的来源国。（见图1）
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自然是全球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东亚国家储备过剩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特点，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资本流动悖论：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测算外汇储备收益率只有2%）。到2005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主要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新鲜事。自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就是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为基础的，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态，但一般性的赤字并不可怕，最令人担心的是持续性、大规模的逆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大量顺差和全球美元过剩，虽然各国联合起来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无济于事，最后美国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解决之办法。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工业化国家逆差，出现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好在这些石油美元又回流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双逆差，顺差国主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解决的办法则是“五国集团”通过广场协议，要求顺差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降低税收，刺激内需，干预汇市，使本币升值。
然而，美国贸易逆差这一次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见图2），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如果没有多方的实际性行动，这一数值到年底将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取得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元成了中心货币。美国人通过其经常账户逆差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流动性，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赤字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美国人对于如何维护美元的稳定却做得不多，关键时刻做出了让货币体系崩溃的单边行动。进入牙买加体系后，美元更是自由，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中心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之义务。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权，支撑了美国从联邦政府到老百姓都大手大脚的习惯。美国发生了国际赤字逆差，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寻求外汇储备来支付。
本轮全球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东亚经济体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是出于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奈选择。根据既往经验，东亚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在贸易上维持顺差，并且保持着较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与石油输出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得并不容易。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国内资源品的过低定价以及恶化贸易条件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政策的扶持来获得大量的外汇，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正当东亚经济体准备调整战略之时，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了当头棒喝。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有了一定的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其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游资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兴风作浪，冲击东亚地区货币，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许多经济体用去了大量外汇储备，结果还是远远不够，最后不得不乞求受美国控制、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东亚经济体痛定思痛，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复苏经济，力求保持较多的外汇储备。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非常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这些国际游资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那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产品最为丰富，许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富可敌国，金融操作手段娴熟，如果没有保存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威胁力量，东亚经济体担心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虽然理论上，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或大量逆差都不太好，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宁愿保持顺差，如果顺差之趋势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逆转，而真正发生大量逆差时，显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调节手段和国际融资能力。何况还要对付隐蔽其中、伺机而动的国际游资呢。
这一次经济失衡的另一来源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本轮石油涨价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2003年加速上扬，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见图3）。2006年4月21日，就在imF成员国、七国财长央行行长聚首商量对策之时，油价也毫不给面子，竟然冲至每桶75美元的新高。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至少两个因素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关。一是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而美元的实际汇率这些年一直走低。二是与国际游资有关，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本身又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这是国际游资容易进入兴风作浪的领域，石油价格上涨就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新广场协议”之忧
虽然本轮经济失衡亦有时日，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轮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失衡的格局并不真正在意，除了从2003年起不断地要求中国等国家货币升值、不停地要求中国派采购团到美国交出大量飞机采购之类订单之外，对自身却没有反省之意，美国减税政策一直延续，宏观税负从20%降低到现在的10%，而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居民净储蓄率几乎为零。他们明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经济具有种种好处，如，低成本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资金，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等等。
然而，当问题开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有可能影响到各国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对美元产生不信任而转换储备时，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明白，美元的特权是不能滥用的，如果过分使用并不负责任的话，一旦市场失去信心，美元贬值过多，外国政府或投资者就可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允许一定的贸易赤字但不能过多，这是美国人对纠正经济失衡的平衡战略。
几年以来，美国人一直拿人民币“说事”，一会儿说汇率操纵，一会儿说汇率失调。每说一次，中国就总是派出强大的采购团，这一招屡试不爽。其实，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汇率更在直接作用于贸易关系。尽管有人算过中国人民币升值20%，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00～800亿美元。但是，这种算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间大部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另一方面升值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但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量，因为形成美国进口的本来就是美国已经实行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美国进口的将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而是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
但是，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一直比较坚决，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所以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像去年一样邀请中国等国家与会，结果通过了一个要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声明(“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本币必要的升值非常关键；同样，应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战略的依赖，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而在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春季会议，也有类似的语言，不过没有指名中国（“关键之处包括：美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刺激私人储蓄的措施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在欧元区或其他国家，应进行结构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和扩大需求，日本应实行包括紧缩财政在内的进一步结构改革；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应让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石油输出国应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升石油收入的使用效率”）。从美国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点出中国的名字，通过imF来向中国施压。虽然没有点出中国，但imF中期改革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拾imF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河山，可能将在制度层面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即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储备较多的国家加以监督。东亚经济体可能比较担心，因为逆差问题刚刚受到imF的管制，而现在有了盈余，还是摆脱不了imF的掌心。
这次会议似乎看到了一个没有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然而，不同的是广场协议之时西方五国财长聚首的各方基本上就是当事人，然而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的声明，对于非与会者应当没有约束力。但是imF的声明，也不会不引起关注。
除了汇率改革需要稳健推进之外，imF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接受的。而汇率机制如何才能保持灵活性，升值后的风险如何，难以正确评估。由于imF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革，可能会调整份额，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来迫使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范。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想的，而美国拥有imF17%的份额，在有关调整imF份额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85%的超多数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否决权。这对东亚经济体当然是两难，不这样做，在imF的份额就难以提高，就难以有效地推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如果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各经济体尽管是盈余方，但仍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美元本位暂时难以替代。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这种局面，很快又渐渐回到了美元本位。就当前来说，尽管欧元处于升势，但欧元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目前不太景气，而且欧元区保持货币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采取统一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像美国那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有大量的逆差存在，同时欧元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所以试图减持美元、增持欧元，这只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策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顾及的是，作为主要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东亚经济体动作稍大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元的下跌，这并不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
当然，东亚经济体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向更为内需型的自我发展机制。除此之外，现实的选择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应推进金融改革和地区金融合作。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本身说明，经济体内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东亚地区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目前需要大力发展债券、股票、保险和基金市场，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吸引本地资金投资本地金融市场。为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提高融资效率。
东亚金融合作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原来的那种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经济失衡引发的风险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摩擦，减少金融损失，需要进一步深化业已存在的合作、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汇率合作。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东亚国家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则会造成内部竞争关系。因此，亚洲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从长远看，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也许是有效的。由于亚洲内部贸易比率较高，2005年已达55%，如果内部贸易都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对区域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篮子，也许对未来亚洲货币单位有着良好的探路作用。
加强区域清算体系建设。目前，65%以上的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美元，还有一部分使用欧元等非本区域内货币。使用这些区域外货币，既增加了贸易商的结算成本，又增加了汇率风险。面对着区域内贸易不断强化的趋势，应鼓励在区域内贸易中使用区域内货币。鉴于东亚13国中，有些货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故需要分步推进：第一，建立多个双边基础上的清算协议，以推动本区域内货币清算。第二，建立区域性的多边清算支付体系。考虑在本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或新加坡建立区域清算中心，本区域货币最后在此集中清算。第三，在亚洲货币单位成熟时，考虑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计价货币或计价基础。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篇10
现代经济已变得光怪陆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时常谈论的“经济”究竟是指何物不明所以。如果我们对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实现形式所隐含的一些基本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么，对现代经济问题的各种所谓研究都将成为无的放矢。本文试图剖析现代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上所内含的基本矛盾，揭示这些矛盾的本质，并提出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已有研究及其不足
按张晓晶（1996）的说法，对现代经济实现方式作明确区分的首推彼得。德鲁克在1980年《未来经济学趋势》和1986年《管理的前治》两书中，把现代经济一分为二：实体经济与符号经济。在定义上，实体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流通，而符号经济是指资本的运动、外汇率及信用流通。前者以货物、工作、劳务为构成要素，后者以货币、信用、贷款为构成要素。张晓晶正是循着这样的认识基点。论述了“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1996）。他认为，符号经济开始于货币产生后实物流与货币流的分离，而股份公司的兴起，两权分离使符号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所有者远离以其资本购置生产的机器、厂房和材料及产品，但运用股票、债券等符号能有效的控制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资本市场上，符号经济斩钉截铁地引导着资本流动进而直接影响各个上市公司-实体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符号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信用支持，使迂回的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运作效率。同时，符号经济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实体经济所产生的个别性风险，大大地减少了实体经济领域的振荡（破产倒闭），促进了资源配置与运作的健康发展。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运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此，阿伦。格林斯潘1994年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作了如下结论：“本委员会认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批衍生金融工具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些合约的经济功能是使以前被绑在一起的风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把每一部分风险转移给那些最愿意承担和篮球管理这些风险的人。”不过，符号经济往往又会扭曲反映实体经济，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导致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追求高分红，追求高增长率，以换取市值的上升，这容易使企业陷于经营行为短期化的陷阱。
无独有偶，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也曾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现代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1.金融和货币过程；2.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包括技术进步。按他们的看法，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底层是实物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与贸易，再上层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务、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最上层是衍生期货和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他们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提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失衡（何清涟，1998）。
由此可见，对现代经济发展实现方式，经济学界已形成了两分法，即把经济世界分成两大紧密相关的领域：实体（实物）经济与符号（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占主导统治地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分析，为深化对现代经济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过，这种分析仍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无论是认识实体经济，还是认识货币经济，或是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都是借助于一系列数据进行的，离开了这些数据，所谓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皆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这表明，我们所认识的，首先是数据表现的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本身。数字表现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与客观存在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虽然是后者决定着前者，但前者又往往偏离后者，所以前者在存在形式上具备了相对独立性。我们对现实经济的认识和分析决策，一般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我们把数字表现的经济世界，简称为“数字经济”，是人类认识现代经济的第一世界。现代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贷币经济，首先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并为我们所认识和管理。如此，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三重形态：实体、货币、数字。两分法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看到并在理论上肯定数字经济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大作用。正因如此，两分法不能为正确认识、研究并控制现代经济提供一种比较完善和实用的分析方法。本新闻共7页,当前在第1页12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