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关系篇1
[关键词] 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协调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本质定位
(1)经济法的本质定位。关于经济法的本质，虽目前没有一个完全公认的说法，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学者们基本上都是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下来求证经济法的本质，无论是采用调节、调控、协调、规制还是管制等表述方法，事实上都反映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干预的观念。因此，李昌麒教授的观点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户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当下对经济法最好的本质定位。(2)社会法的本质定位。相对于经济法的本质定位，社会要复杂许多，可以说社会的本质定位还缺乏严谨性和一致性。社会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域，还是一个法律部门，抑或不过是一种新的法律思潮或方法在各领域的适用。学界尚无定论。大致来说对社会法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将社会法视为相对于“个人法”的一种法哲学理论；二是将社会法视为法的一种演进方向；三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法源问题时，将社会法视为一个相对于“国家法”的概念；四是将社会法等同于第三法域，与公法、私法相并列，成为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五是认为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部门。显然，对社会法的不同定位，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也不同。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共同法理念
(1)实质公平理念。就法律而言，公平始终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法律试图体现的一种基本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制度也可被视为是一种追求公平的制度。所以公平作为法的应然规律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即作为法的理念是没有疑义的。经济法和社会法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也就是对经济资源和负担作合理的再分配。可见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公平观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的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因此与民法的形式公平法理念相对，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公平理念是实质公平，(2)可持续发展理念。首先因经济法和社会法都是社会本位法；其次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公平理念中都注重结果公平，力求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福利和发展，以不平等求得实质公平，这从根本上讲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次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与自然发展相对的全新的发展方式需要国家的建构，国家必须积极介入经济社会领域来推动发展。而经济法和社会法的一个共同本质特征就是国家干预，这就从法的本质上契合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最后，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的协调永续发展，包含了经济和社会二元因素的协调发展，而经济法和社会法正好有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功能。
三、经济法和社会法的不同法理念
(1)效益理念。经济法是经济效益，社会法是社会效益。所谓经济效益，一般讲的是指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应当符合宏观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效益又是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可见经济法以效益为法理念是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经济规律与经济学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也越高。(2)安全理念。经济法是经济安全，社会法是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及基本的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伤害的可能性。传统的私法以个人为单位，注重保障私人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和民事交易安全，其实质是微观经济安全观，它对于市场缺陷、政府缺陷、社会体制缺陷等引起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难以发挥作用。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国家整体经济安全，实质是国家宏观安全观。由于社会问题违主导的价值规范，影响社会成员的利益与健康生活，是一种社会失调现象，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产生社会冲突，进而冲击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引发社会动荡。这就需要包括社会法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调适。社会法的相关保护弱势群体的法津制度则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社会经济关系篇2
关键词：法学；经济法；社会法；法治社会
目前，社会法和经济法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讨论和青睐，由于社会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他们的不断改进，也只有不断进步，才能应对内部和外部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法和经济法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的完善自身的，与此同时也会促进相关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而不断去完善立法制度，不断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1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概论
1.1社会法的概论
社会法的本质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社会法的目的是在民法服务市民的基础上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尊重保护个体本身，以及在社会生存中的平等地位。社会法也可以认为是对民法原理运用中的适当补充，它更平衡人民之间的差异性，更具体的保证人民权利，实现平等公正的目的。民法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保护和商品交换关系的认可，人与人的个体之间本身存在差异性，必定产生社会资源占有差异性，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在平等上对待，影响社会稳定性的潜在风险，进而社会法的诞生就为解决这类问题，更注重人格上的肯定，虽然人与人在自身能力上存在差异性，但它更注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平等、独立，遏制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通过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进而实现整体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增强，通过国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对社会法的应用当中，执法机构应当敢于控制那些私权乱用的现象。如果要说民法关注的是人员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法则更加注重具体的个体。
1.2经济法的概论
基本商品生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被称为经济法。经济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经济交易本身参与到个体之间，也会涉及到其他法律范畴内，因此各国在早期时对于经济法所属范畴出现很多主张，可见经济法的设计范畴之广，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重要性。在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当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涉及民法、商法、社会法必然产生互相之间如何协调互利的问题。因此，千万不要只研究经济法，也是为什么在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说纷纭的过程。如果我国的经济法和民法共同调整，称为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法规总成的范畴。假设在与行政法一同调整，那经济法的范畴变化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间的协调，彼此之间法律规范的总成。那么经济法势必要根据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和管理法规相结合去理解，侧重点和应用范围各异。
2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2.1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
为了尽可能满足社会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此时经济法脱颖而出。在社会经济的生活中，国家干预也好，通过市场自身调节也罢，无论这两种资源如何去调配，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确保整体经济的稳定且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法的一种也是行政法的一种。因此经济法的本质是其存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肩负起了社会总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意义，也是经济法本质价值所在。
2.2济法的形式价值层
首先，规范性经济形态的形成是在经济法执行下形成的，是在人们自由自愿意志下，各个经济要素间架构完整、层次分明、有秩序的系统合理排序，从另一个表现形式为理性、规范、规律、可预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经济行为，确保经济安全的形式价值，用以保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系完整性和安全性。
其次，经济过程中各个不同个体间的平衡有序的和谐经济关系，促使更安稳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势必为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个体间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为促进和满足经济个体长久的经济发展目标，从经济整体上目标一致，适当选择长远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取舍，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先进，各个经济主体才有更大利益。
最后，受国家干预的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市场环境，有效的防范垄断行为、倾销行为以及非正当下的经济体形式，有力的保护了经济主体，也能有效的抵御来自各个市场方向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确保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和壮大。所有的生产、生活、分配等一系列社会分工下的保障才是经济法执行下形式价值层的表现。
2.3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
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与国家社会体制息息相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换、消费过程中希望的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制度，这时的经济法体现在经济体正义的层面，围绕正义理念的核心环节，保证主体公平分配和公平享有的经济机会。经济正义为后续逐步实现的个人信用制度和企业诚信制度打好理论基石，将经济与道德在法制环境和经济体制下达到统一协调共同发展的局面。经济法的评价价值曾存在明显的社会公德和伦理倾向。
2.4经济法价值体系的中轴――核心价值
和谐稳定，是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经济体的可秩序发展，都离不开全面的、和谐的、进步的这三点，而在经济行为进行中唯有和谐的经济主体关系是尤为重要的，主体对经济行为的信任和安全是促进经济行为的首要条件，又由于主体间的差异性，为保证彼此的公平，经济法在其中扮演平衡的角色。经济法不单单是沦为国家的行政工具，而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方法。
经济法学理论的预判与实践相结合，将原始的研究出入点融合到完整的经济法现象中，经济法的本质尤为凸显。随着经济法的成熟与进步，国家的管理一直日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相互协调的景象，政府经济行为应当具备理性与正确认识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3社会法和经济法之间的联系
3.1共同的法律本位
什么是法律本位，资料中记载，国家权力机关在指定法律的初期，首先要确立法律的目的、基本任务、基本功能，反应了法律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即法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虽然我们从二者自身的法律细节去分析，发现其具体的内容、规定、使用环境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并且实际执行时的不一样，但社会法和经济法的中心是围绕基本的社会利益而服务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主体的利益，也不是上升到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会被称为第三法域的原因。
3.2相辅相成的法律功能
正是因为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服务中心是一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支撑，经济法主要是经济功能为主，同时其兼具社会功能，体现在具体内容中。一旦消费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经济势力或信息高度不对称时，消费主体的权利处于不法侵害的威胁下，国家出面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确保经济活动持续稳定进行，此时会倾向于保护消费主体，对其执行权利本位，而经营者执行义务本位的方式，并建立明确的权益保护法，奖惩制度细化，为的是平衡交易双发之间的经济利益。
3.3社会法和经济法的紧密关系
关于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有3种观点，其原因在于各自对于概念的诠释不同，因为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指向”相异，所以两者之间的定位是谈论彼此关系中的关键。社会法的定义主要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保障个体自身的利益，与经济法并列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法定位于对国家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调整经济活动中瞬息万变带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应对，确保经济体稳步发展，进而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传统的其他部门法相比较，经济法和社会法的现代性有一定的独特，人类文明是逐渐由物质文明变迁到精神文明，从制度进步到观念的现代化转移，在伴随着现代化元素的增加，法作为社会关系中必不可少的调节手段，必然也会随之而进步，适应社会的发展。首先，具有特色的国家背景是法进步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化背景下法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次是法在归属上的转变，因为无论是公共利益之间的因素还是私法契约上的因素，这两个领域都具有重大意义，不能说完全属于哪一领域，因此新兴法律部分的社会法和经济法属于新领域的归属。再者，制度构成上的进化，由于社会法和经济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不受任何一套系统的单独约束而是合二为一的，这使得经济法和社会法在制度构成的现代性上表现特殊。
4结束语
当下，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迅速的时代，社会法和经济法均以适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着，其本源离不开国家特殊背景的，需要明确自身定位和社会化主体，这样一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社会法和经济法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他存在的必然性，当然他们的价值不容小觑，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巩固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晴，姜仁杰.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J].企业导报，2011.04
社会经济关系篇3
表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关键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道德体系；决定作用
示道德的社会根源、社会本质和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从各个方面探究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同样，从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出发，也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道德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对道德体系的决定作用时，应着重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历史形态。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体系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类型。
首先，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胞族、氏族、部落等公共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人们在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关系十分简单和狭隘。
与原始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道德，便是同风俗习惯混为一体的淳朴道德。
其次，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社会不再存在统一的道德体系，而是形成了各自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历史形式的改变，阶级道德也不断更换着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例如：与奴隶主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道德。同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道德和农民阶级的道德。同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道德。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将最终形成作为全人类道德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基础上，是由无产阶级道德发展而来的新型道德。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建立时间较短，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及旧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
2.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这种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对于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首先，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是从一定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或者说都是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区别各种道德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可表现为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于追求整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体利益呢？还是追逐个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从属于个人利益？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都是根据这样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在调整内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基本原则，都是自发地追求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溶于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之中。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虽然也会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但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总是追逐个人或者阶级的狭隘私利，公开或隐蔽地使社会整体利益屈从于他们的狭隘私利。公有制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要求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
其次，利益决定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各种阶级或社会的道德体系，其原则和规范，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统一的道德行为准则，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内部由于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和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完全一致，所以才有了氏族部落统一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从根本上不存在共同的社会利益，因此，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都是从各自阶级的利益中引申出来。所以，除了某些人类公共生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以外，任何一个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不能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在成熟度上不同的两个阶段，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同样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总的来看，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由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的利益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如果社会不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
3.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内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的。
首先，道德领域内的对立和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
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由于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由此决定了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应有利益，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也形成了自己相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至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道德体系。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表明，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源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也决定了一切阶级社会不同的道德体系，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其次，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了它们道德体系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道德体系，有的居于支配地位，有的则居于被压抑的地位。从历史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总是先后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奴隶、农民和无产者等劳动者阶级的道德体系，则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剥削阶级的道德体系，之所以能够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多么“高尚”，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因此，被剥削阶级只有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4.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兴衰和起落，进步与消长，归根到底，也都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的。
社会经济关系篇4
关键词：社会法；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本位；公共利益
一、社会法中的环境保护
（一）环境保护法律关系是社会法的调整对象
社会法是国家为了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权利，通过国家机关及有关主体干预、调节社会特定关系的立法。社会法自产生以来，关于它的调整对象以及性质就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发展到今天，对于社会法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社会法是区别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第二种认为社会法是调整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就其调整对象而言，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法调整的对象也在不断地扩大，主要有狭义说、中义说和广义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依据狭义说的观点，社会法仅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义说认为，社会法调整的范围除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外，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例如残疾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广义说则认为，除狭义和中义之外，还包括了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法律关系已经成为了社会法调整的对象之一。
（二）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
社会权又称生存权或受益权，它是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社会所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经济权，受教育权和环境权三类。对社会权的概念进行剖析，可以看出社会权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社会权是公民“对社会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会权只能在社会中实现，也就是说公民有依法从社会中获得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权利；二是社会权以国家积极作为为价值诉求，社会权对应他人、社会和政府的负担。在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公民有权要求国家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社会权不同于民法中的人身权等绝对权，排除他人干涉。相反，它要求国家能够积极作为，为公民实现社会权提供条件，充分保障公民享有的社会权。环境权是社会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指人类或其他有关主体对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物质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及由此所承担的在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义务。公民环境权是伴随着生存权的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权，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的。环境权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公民，还包括国家与法人。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于环境权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宣布，但已有对于环境权的法律规定。那么，为了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国家的环境权，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必须注重整合国家、法人企业和公民等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各个主体享有的环境权，创造良好、舒适的社会生活环境。
二、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此同时，人民对于生存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呈现出来的现象却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演变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环境友好的文明社会，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如何更好地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环境保护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一方面，打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不仅关乎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成为社会文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拥有了良好的环境，使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生存的美好环境，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社会的更大进步贡献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随着社会文明成都的提高，人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也为环境保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呈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如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不注重环境保护，必将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了，技术不断地更新，才能促进环境保护，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为实现环境保护提供了条件。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片面地强调一方必须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久发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社会法在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法在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法的宗旨，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维系民生。随着社会法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一法律部门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由于它本身立足于社会，是关注社会问题的法律，所以，社会法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社会法在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方面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人类社会向前飞跃了一大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从立法层面来看，近年来，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不断出台。由于环境法律关系是社会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所以，这些法律都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实施，为保护环境，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立法依据，使政府各部门、企业以及群众能够做到有法可依，能够及时地预防环境污染，加快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进程。另外，社会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民主社会。这就要求正确地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关系，而社会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本位，尊重公民个人权利，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解决社会问题主要依靠，社会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和谐社会相契合。总之，社会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也为保护环境提供了立法保障，在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必然发挥关键的作用。
四、社会法视阈下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涌现出来。当前，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而社会法的目标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在社会法的视角下协调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其中，不仅要坚持权利本位；又要坚持社会优位，处理好社会整体和公民利益的关系，确保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坚持社会本位，着力解决环境问题
社会本位原则是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时，要坚持社会本位，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我们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的方向。另外，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做到统筹兼顾，使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推进社会和谐，真正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社会。
（二）保护公民环境权，切实维护公民环境权益
环境权作为社会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必须受到足够的保护。结合我国目前的现状，必须重视公民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人民在环境良好的社会中生活创造条件。另外，要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对于由于环境问题引起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及时处理、化解。对于侵害公民环境权的行为，要运用民事和司法途径加以救济，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和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三）建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环保新机制
社会法是国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力救济的法。政府干预是社会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政府部门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严格贯彻《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要进行政策上的引导，鼓励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外，保护环境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立法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使公众参与到保护环境的大潮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新型环境保护综合机制，从而为环境保护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形成环境保护的最大合力。
五、结语
环境保护和社会及经济发展既对立统一又可以协调发展。在处理环境保护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时，要坚持社会本位原则，树立社会整体观念和社会全局观念，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另外，在协调这两者的关系是要充分地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将《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总之，环境保护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引导，其次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指导，更重要的是发挥群众的力量，使人民群众和各个企业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真正地行动起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这一社会问题。我相信，在当前建设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只要社会各个阶层都为保护环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必定会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2]董保华．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吴晓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代营销．2012(10)．
社会经济关系篇5
关键词:交通运输;社会经济;发展;运输经济
中图分类号:F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16-02
1交通运输是社会生存的重要基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大战的重要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防巩固、人民生活富裕繁荣重要前提。所谓交通运输业,就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资料比如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劳动对象发生位移改变的产业。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的巨大的支撑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交通运输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2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交通运输量是交通运输业产品的产量,它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反映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适应这种需求的程度。这种比例关系同时也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依据。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普遍都认为运输量的增长受各种因素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增大,运输量也就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是成正比的。我们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做运输弹性系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输业的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的程度,要想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就必须要理顺产运关系,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增长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两者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经营以及交通运输自身的产值方面,即直接效果。还表现为与此相关的加工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以及与之有关的其它行业等产值方面,即所谓的波及效果。
交通与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还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将带来更大的交通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体现为交通的发展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改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人口质量的提高,改善城乡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人口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变政府救济式扶贫为投资式扶贫,提高全社会生产质量,能大大缩短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推动人们生活质量进入高层次阶段。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因此通过分析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可以清楚地看出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交通运输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复杂而密切,两者在多方位、多层次上相互作用。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整体,与一定空间范围相关,并由经济单元相互联系而构成一个具有结构特性和空间特性双重属性的有机整体。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对于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区域经济交通条件的好坏常常是重要条件之一,没有良好的交通运输系统作保证,再好的资源,再多的劳动力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最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开发很难成功,就更谈不上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光交通运输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对它也有着反作用力。区域经济是交通运输子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服务对象,区域内的各经济部门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人员的流动等都是由区域交通运输子系统来完成,区域经济水平决定了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区域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水平是相适应的。在曾青的“区域经济与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中将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的,通过区域内部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动,促进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中,由于地区间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造成了各地的需求的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是运输交换不同的资源成为可能。
在袁长伟,吴群琪老师的“基于运输需求的运输经济区域研究”中把这种交换的需求称之为“运输的最原始动力”。他们认为:在运输需求源动力的驱动下,各地区间进行着运输交流。随着交流的进行,长期交易带来的好处,如信息费用的节省、交易费用的降低等,使得这种运输交流固定下来,成为地区间固定的运输需求。同时,由于这种运输需求的存在,促进了相关支撑系统的建设、发展,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配载中心的修建等。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输区域。
4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不断扩大、运输生产效率和运输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运输费用水平的相对降低,交通运输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同时,交通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运输规模的扩大、运输方式的改变,还是运输技术的进步等,都始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从交通运输业的巨大作用来看,我们称其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但从运输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方面看,也可将其看作一个依附性很强的部门。因此,既要重视运输业的发展,还需要视运输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研究运输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遵循运输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交通运输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为需求的满足而存在,在运输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中而发展。任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生产的对人、物空间位移的需求,正是运输业存在和发展的市场基础。没有运输需求,或者说缺乏运输劳动对象的运输业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加速时期才相伴而产生了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高潮阶段。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业的需求规模适中是运输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界限。我们众所周知,运输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力,发达国家先进的运输系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运输系统相形见绌。人们往往通过对比,把发达国家的人均道路长度等指标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先进的运输系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技术、资金和雄厚的资源,而这都需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条件。交通运输业毕竟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发展的产业。它的历史十分悠久,今天,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化的管理系统的出现,无不与技术的日新月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运输使社会经济发展,而社会经济同样也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关系篇6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广义社会法/狭义社会法/相互关系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时兴从社会法的视角讨论经济法，（注：可见诸下述文献：郑少华。社会法的勃兴与中国社会法之使命[J].政治高教研究，1997（3）。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83-288 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85-87.程信和。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5-340.史探径。中国社会法发展研究[J].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董保华等。社会法原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J].法商研究，2001（4）。单飞跃，阳永恒。社会法：一种经济法研究的进路[J].湘潭大学学报，2001（5）。）然而，对诸如何为社会法、何为社会法的理论依据之类的问题缺乏研究；不仅如此，对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在一般法理上更少涉及。（注：日本学界亦然，参见张世明。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16.不过，我国学界仅对经济法与劳动法、环境法的关系曾有所探讨，而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一般关系则未曾论及。参见许明月。经济法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1-288页。）在此背景下，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甚为必要。
一、社会法的演变和界定
（一）社会法的演变
社会法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经济法是社会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会法从其内容扩张的角度看，其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工厂法阶段，以英国1802年《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开端。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者处于“血汗工业”与“饥饿工资”的悲惨境地，劳资矛盾恶化，既危及资产阶级统治安全，又导致劳动力资源萎缩与枯竭，故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现象最先表现为劳资关系领域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于是，出现了最早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私法社会化精神的工厂立法。英国率先于1802年将劳工问题纳入立法，此后，法国于1806年制定了《工厂法》、1841年制定了《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普鲁士于1839年制定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1845年颁布了《工商管理法》；等等。现代劳动法就肇始于这一阶段以国家干预和偏重保护劳动者为特征的“工厂法”。
第二阶段即社会保障法阶段，起始于德国1883年《劳工疾病保险法》。此期间，随着雇佣劳动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贫困群体日渐扩大，贫富差别加剧，社会风险因素日趋增多和严重，社会安全和个人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国家干预由对劳动者的保护扩展到对贫困者的救助。“铁血宰相”俾斯麦政府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儿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现代社会保障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宪法为依据，以劳动法为基础，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兼有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和社区服务法等内容的一个法律部门。
第三阶段即经济法阶段，起始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垄断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于是，在社会法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内容的经济法，如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全国产业复兴法》（1933年）、《证券交易法》（1934年）、《公用事业持股法》（1935年）等法律；德国制定了《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5年）、《确保战争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6年）、《钾盐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卡特尔条例》（1923年）等法律。
第四阶段即环境法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阶段，工业化和市场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使环境和资源问题日显突出，人类日益临近生态危机。于是，保护环境和生态被各国纳入了国家干预的政策目标体系，国家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与此相应，社会法域中增加了环境法这一新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掀起了环境立法的第一次高潮，不少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如1967年日本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和保加利亚的《自然保护法》；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瑞典的《环境保护法》；1973年罗马尼亚的《环境保护法》。
上述过程表明，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诱因。虽然从时间维度看，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是相继而生的，但它们所对应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全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并存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显时才被政府所认知并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对于这一过程作理性思考，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肯定：（1）在显性和潜在的多重危机因素并存的状态下，与各种危机因素对应的法律可以在不同危机因素之间起着“隔离带”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隔离带”，势必导致在某一危机出现时，会带来多重危机并发，整个社会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跳跃式前进形成了压缩发展阶段的“速成班”状态，[1]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历史上那样的时序性。因而，与社会危机所对应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与经济危机所对应的经济法和与生态危机所对应的环境法，都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2）在西方国家社会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法中的“社会”呈现出“部分社会”转向“全体社会”的趋势。[2]“部分社会”中的社会立法，其动因往往是保护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及协调不同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冲突，从而表现出“被动立法”的迹象。“全体社会”中的社会立法，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增进，能够获取全体社会成员的支持，立法者往往处于“主动立法”的地位。（3）社会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并逐步扩展其适用范围的过程，现在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是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知和未知的危机因素会不断增多，社会法域中还会增加新的成员，社会法体系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
此外，社会法从其适用空间来看还存在着一个国际化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还是经济法和环境法，都经历了国内法向国际法的扩展。
（二）社会法的界定
上述表明，社会法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思潮与立法实践，它以其“问题取向”（problem-oriented）形成了一种“行动取向”（action-oriented），以突破法律部门间旧有的疆域，并将从不同的传统法律规范（尤其是私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各种原理重新组合而成的有机体。正因为如此，法学界对社会法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要者有：（1）部门法视角上的解释，如德国学者察哈尔认为，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如社会救济、困难儿童补助、医疗津贴等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社会法的范围。”[4]在德国，社会法和社会保障法二者等同。（2）法律演讲意义上的解释。一是如法国学者狄骥所主张的与个人主义的私法相对称的社会法，二是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主张的与自由主义的私法相对称的社会法。[5]（3）法律体系分类上的解释。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所主张的社会法，是指“修正以个人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市民法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6]
从社会法的发展过程看，第一种观点失之过狭。由于个人主义的私法与自由主义的私法都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所作的定位，第二种观点可以被第三种观点所包容。我们认为，对社会法的界定，如果着眼于法律体系上的分类、法律功能上的分工和探求法律演进的轨迹，并凸显法的“回应性”，[7]应采纳第三种观点。对社会法的定位，不应当将社会法与公法、私法视为平面的三分天下，而应遵从社会法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难怪陆季藩认为，“社会法乃民法原理转变中之产物，在形态上，虽与民法立于反对地位，而其实质并不否定民法，不过与以限制耳。在其效用上，与民法互为表里，以达维持现代经济组织之目的。”[8]在这种基础上，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即强调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摒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即社会是代表具有同样特征的许多人的名称，是空名而非实体。[9]
当然，对社会法中的“社会”还可以其它角度理解。如：（1）当把“社会”与政治、经济等并列使用时，“社会”则有非政治、非经济的含义，如“社会效益”所强调的是非经济的效益，不能只追求利润，而应当追求非营利目标。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现象较为普遍，故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界限模糊。（2）当把“社会”与国家（政府）、私人或个人（自然人、家庭、法人等个体）相并列时，“社会”则有非国家（政府）、非个人和公众的含义，如社会团体、社会责任等用语中的“社会”。由于国家（政府）一贯以全社会的代表自居，就使得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交叉。（3）当把私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列时，“社会”，则有非私人（个人）和公共的含义，表示公私对立中的“公”，其中包括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公共机构和全体社会成员。（4）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表述中，“社会”则有超阶级、各个阶级、全体居民（国民）的含义。因而，社会法只可能是一个模糊性概念。
可见，在外延上，最广义的社会法，即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有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公共事业法、科技法、教育法、卫生法、住宅法、农业法等。狭义的社会法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如我国立法机关所设计的法律体系中的“社会法”。中义的社会法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如陆季藩所主张的包含劳动法（含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10]
二、经济法与广义社会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11]这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法是经济领域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所谓法律社会化，就是基于由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再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内在结合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变革，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并与此对应由要求政府干预到限制政府干预的时代精神变革，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变革，所发生的私法社会化与公法社会化的法律变革过程。其中，私法社会化包括从主体抽象平等发展出主体具体平等、从绝对所有权发展出相对所有权、从契约自由发展出契约正义、从过错责任发展出严格责任等内容；公法社会化包括从行政命令发展出行政指导、从行政管制发展出行政合同等内容。[12]“如果要用法律来表述我们所见证的社会关系和思潮的巨大变革，那么可以说，由于对社会法的追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法律领域”。这种法律社会化过程发生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就产生了旨在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协调政府与市场互动，以市场规制规范和宏观调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换言之，“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而这种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可能在社会学运动中有效干预的社会学事实。”[13]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经济法的性质既不属于传统公法，也不属于传统私法的范畴，而是带有两种法律的混合形态特征的法。经济法这个新的法律部门已经处于社会法的一部分的地位。”[14]
（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行政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集中地体现在：（1）崇尚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内的利益体系，由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其中，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大多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化；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则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该利益体系中的各种利益形式都纳入经济法的法益结构，而社会公共利益则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限制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以公平竞争秩序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2）追求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层次上无差别意义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层次上有差别意义的公平。这两个层次的公平都受到经济法的重视。例如，竞争法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来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者都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政策法通过有选择性的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保障强质产业和弱质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来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公平交易。
（三）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
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治理的治道。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垄断性和纵向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兼容。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结构呈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经济法顺应这种趋势，特别重视社会自治。这突出表现在：（1）确立社会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机构）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中间层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2）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结社权，授权市场主体团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等）参与政府经济管理、管理团本成员、与利益相关团体交涉，以维护团体成员的利益、辅助和制约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3）法律和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行为设置社会基准，以行政合同、团体契约、公开听证等吸收公众参与的方式，实施社会基准。（4）设立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得到有效救济。
（四）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
市场和社区都是由相互依存的众多成员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企业作为市场和社区的成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仅应当对作为其交易相对人的当事人负有责任（即私人责任），而且还应当对当事人以外的不特定利益相关人，即共同体及其成员负有责任（即社会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以具体义务为内容的，既包括原始义务（即通常所称的义务），也包括派生义务（如通常所说的法律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必备特征，[15]企业的各种活动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因而，私人责任往往同时也是社会责任。例如，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义务，既是保护劳动者个人安全和健康的义务，也是保护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义务；企业的产品质量义务，既是对购买者和使用者个人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构成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也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也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社会责任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对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公益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目标的责任，具体言之，包括产品质量、信息安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就业安置、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文化事业、公共秩序、宏观经济均衡等方面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其主要措施有：（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由于社会责任难以象私人责任那样以合同的形式具体落实，在立法中就以强行性规范将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法定义务，防范企业利用合同来淡化和规避社会责任。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第18条、（注：2001年“东芝笔记本事件”也暴露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外国商品说明书使用语言规定的疏忽和对于经营者警示义务的明确提示的遗漏。）《产品质量法》（1993年）第15条、《产品标识标注规定》（1997年）第16条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某些警示义务，即使用不当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酒类广告管理办法》（1995年）甚至禁止广告鼓动、倡导、引诱人们饮酒，规定不得出现饮酒的动作。（2）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由于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人属性存在冲突，难以指望企业自觉履行，在立法中就把社会政策目标纳入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机构）干预市场的目标体系，赋予干预者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职责，从外部促使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例如，我国《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规定，外国商会的活动应当以促进其会员同中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为宗旨，为其会员在研究和讨论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方面提供便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赋予消费者会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并采取各种方法保护消费者权益。（3）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资产，应当以全民利益至上，并且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往往多于非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由于其市场支配优势，往往比中小企业易于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因而，根据权责对称原则和承受力差别原则，在立法中应当要求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比其他企业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8年）规定，国有独资盈利企业和国有参股、控股企业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原则上都由本企业负担；《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1999年）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任务指定给国有四大商业银行。（4）针对社会责任设置特别的法律责任制度。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产品质量法》（1993年）规定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并强制企业投办产品责任保险。
（五）经济法需要“社会化”的程序法支撑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实体法决定着程序法的设计，程序法制约着实体法的实现。公法、私法传统上都有与其对应的诉讼法，即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但这两种诉讼法分别与公私法相融合的社会法不完全适应。目前，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在法院由民庭受理，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法》对劳动诉讼的不完色适应已有许多表现。[16]以《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为例，（注：《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该条款对损害劳动权益的行为可否支持起诉、由谁支持起诉、如何支持起诉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可操作性不强、法律约束力不足，工会和劳动者都感到无所适从，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没有起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应有作用。这种不适应，迫切需要程序法的“社会化”。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二种，一是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基础上发展出特殊诉讼制度，如团体诉讼、公众诉讼、集团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诉讼保险等；二是建立独立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之外的社会公益诉讼。无论作何种选择，下列几种程序制度尤其值得重视：（1）团体诉讼，即特定社团针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社会公共利益、团体及其成员利益，以团体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来抵御政府部门和厂商的不法行为。（2）公众诉讼，即任何人都可基于社会公益的维护，对政府部门与厂商的不法行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3）社会参与审判组织，即仿照国外劳动法庭（或法院）和我国劳动仲裁机构的“三方原则”，即由劳方、资方和官方三方共同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的原则，建立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审判组织的制度。
社会经济关系篇7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研究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是和我国改革发展状况有关，因为中国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却明显滞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和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就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冲突从而制约和谐社会的建构。而经济法和社会法具有突出的社会整合功能，怎样发挥这两个法部门的功能来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因此讨论两者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的涵义
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法律文化背景。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为这种社会整体利益、公正提供有力、有效的公权力保障。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国家干预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基本内涵。为纠正“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国家干预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生活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要适度，而经济法无疑是国家适度、谨慎干预的基本法律保障。
二、社会法的涵义
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德国对社会法的定义与社会保障法类似，因此是一种狭义的社会法。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就比德国要略微宽泛，除社会保障法外还包括了劳动法。而在英美国家，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由此可见，社会法的内涵不甚明确，根据国家地区、不同学者的理解，其内涵、范围亦不同，可以说尚未形成公认的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本文为了明确研究内容，认为社会法是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基本法律形式，将其与经济法的概念加以区分，即采用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并行的部门法，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三、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区别
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都是具有独特调整对象的部门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公平观念等方面仍有许多差异。
（一）规范内容的差异
尽管社会法与经济法的本位都是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上，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其中，社会法内容中体现的社会利益主要包括弱势群体利益、社会整体的稳定以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公共利益的保障与调整，保护由于人们在能力、天赋等自然条件方面天然存在的差异和财富差距的增大等原因导致社会不安定重要因素的弱势群体，通过对这些群体的偏向性保障，达到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而经济法体现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维护经济运行的秩序、安全和稳定发展，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对经济运行的不良影响，从而达到经济的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二）公平观念的差异
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作为法律的重要性质——公平观念的差别上。经济法体现出的社会公平观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社会公平观，虽然在其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中，也存在着保障弱势群体、推动社会福利增加与合理配置的内容，但是其主体思想是通过引导经济利益主体，在双向而非单向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在权责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与之相反，社会法在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优化社会福利的配置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公平观，即通过建立一种后发性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利益的平均分配为原则，对已经形成的社会问题起到一个纠正而非事前预防的作用。社会法与经济法之间这种社会公平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调整方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调整方法的差异
社会经济关系篇8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经济绩效；沃森生物
一、引言
经济高速发展也带来副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是一表现。企业诚信危机归责于政府部门的同时，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重要关系。企业若仍然对资源掠夺式开发、任然对环境严重污染、企业造假贩假活动任然猖獗、员工合法权益任然保护不利，中国经济在追求可持续发展上会受到重创。因此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理论，以沃森生物为例，分析了其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问题，发现沃森生物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看似完美，却存在没有企业对客户的责任，公司对于客户的社会责任为零，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产品质量安全也只是纸上谈兵的问题，此外，企业社会则责任履行情况中也未将子公司纳入其中。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般分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就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两者成正相关关系；HomerH.Johnson在2003年通过实证研究也提出，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履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帮助企业增加利润、提高公司价值，反之将对企业财务报表产生负效应。国内学者朱瑞雪等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强企业的差异化优势，提升企业的信誉度，有助于企业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国外的理论研究和我国近年的实证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关系都多有研究，而且都证明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沃森生物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情况
云南沃森生物是一家业内闻名的疫苗生产商，主要从事人用疫苗产品研发、生产。其研发能力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1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13年，出于扩展销售渠道需要，沃森3亿元收购山东实杰生物有限公司，为沃森生物促进疫苗制剂销售，提高公司利润创造了便利条件。但今年3月18日发生的山东疫苗事件使涉案、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实杰生物从新三板退市。控股母公司沃森生物早日还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疫苗产品销售合理合规，现在却形成鲜明对比，业绩遭遇大幅下滑、宣布紧急停牌。疫苗贮存需在2～8℃恒温环境，而问题疫苗未经冷链运输，造成生物制剂污染。失效疫苗会大大增加疾病爆发或流行的风险，这也是本起恶性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企业越大，社会责任意识应更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义务越大。沃森生物作为我国生物制剂行业的领头羊，如今却让人唏嘘，同“三鹿事件”、“兰州水污染”一样让社会公众寒心。忽视社会责任终给沃森生物带来严重危机，各项指数暴跌反应企业经济效益负增长，更重要的是沃森生物已失去公众信任，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四、对沃森生物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深度分析
曝光事件使民众对山东实杰和其母公司沃森生物深恶痛疾。但分析可知此次事件是中间商在运输过程冷藏导致的污染，即子公司山东实杰公经营存在的问题。但子不教父之过，此次事件暴露出沃森生物在公司管理上、内部控制上的缺失，所以沃森生物受株不值同情。在沃森生物“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可以找到对公司内部控制严重缺陷的描述，山东实杰和圣泰（莆田）被吊销了《药品经营许可证》，沃森生物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因并购山东实杰，合计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4.8亿多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8千万元。同时，母公司财务报表反映对山东实杰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3.13亿元的减值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信息在第17点“信息化管理”中披露出来，而在报告中的第3点“企业社会责任”中只字未提，可见，沃森并不把这次严重威胁企业生存的危机上升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高度上来，认为仅仅是公司管理上的漏洞。报告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部分，通篇都在赞扬企业做出有益社会的贡献，涉及企业在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员工的合法权益。但“毒疫苗”事件就暴露了该企业在把控产品质量、积极主动承担各项社会公共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遵纪守法这几方面的缺失。报告中说“企业严格遵守外部监管机构的规定，对日常监管检查、风险检查、专项检查、跟踪检查等各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严保产品质量。”但事实上却是日常监管检查不到位、跟踪检查严重缺失。报告中说企业在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等问题上积极主动承担社会公共责任，但事实上，企业在最基本的保障受种疫苗者人身健康安全上就没做到，本职工作是缺失的。报告中提及公司经营中全面落实了安全生产责任制也是纸上谈兵，安全生产责任制若真正全面得到落实，企业何故陷入到这么大的漩涡中无法自拔。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沃森生物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缺少对顾客的企业责任，这一部分的企业责任为零。企业规避社会责任会反作用于企业经济效益，后续沃森的业绩严重下滑也就不足为奇。
五、结论与启示
分析沃森生物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更加印证了两者协同作用，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得到的结论与启示如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必然涉及股东、员工、环境资源、产品质量安全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过去的三鹿集团视产品质量安全为无物不但使自身灭亡，更给中国所有乳制品企业带来沉重打击，消费者至今仍对国内乳品不抱信心。现在的“毒疫苗”事件也是如此，沃森生物忽视了公司对客户的责任，使行业受到了重创，同时势必会使行业遭遇寒冬。危机事件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应立即开展公司缺陷整改工作，全面配合相关监管部门的检查工作、进行全面自查、开展自纠工作。全部检查冷链保障管理系统，着重对在库生物制品冷链存储保障情况检查。全面梳理公司上游供应商、客户资质，下游销售商，对现存的所有购销合同进行全面整理、复核，涉及违规的清查出来。全面梳理母子公司过往经营记录、财务票据、相关台账等。公司需尽快制定出企业整改计划，使公司声誉受损度降到最小，使公众对该企业的社会责任重塑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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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关系篇9
本案的主审法官认为,被告对原告自带的酒水能否收取服务费和如何收取服务费,因现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应当依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来确定。在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同意按80元每瓶收取服务费,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反,原告提供的账单上无80元每瓶的记载,相关证人也证明被告未告知要收取服务费,或告知收取服务费的金额仅为80元。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不能成立。被告收取320元服务费无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判决重庆孔亮火锅春江花月店返还原告酒水服务费320元、纸筷费25元,赔偿交通费255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问题的提出:“开瓶费”合法与否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被告火锅店收取“开瓶费”是否合法?从表面上来看,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值得称快。但在我们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法院的判决实质上并没有否定经营者收取“开瓶费”行为的效力,被告败诉仅仅是因为无法举证证明“原告同意按80元每瓶收取服务费,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这一事实,而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换句话说,如果经营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履行了对于消费者的如实告知义务,那就能够“依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来确定”,经营者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收取“开瓶费”,收取的金额也完全由其自己决定了。这给我们留下了“开瓶费”到底是否合法的思考空间。
“开瓶费”是近年来消费者反映较多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什么是“开瓶费”呢?这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只是餐饮行业内部流行的一个惯用俗语。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开瓶费”似乎是餐饮经营者因提供开瓶服务而支出的服务报酬,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所谓“开瓶费”,通常是指消费者在酒店、酒搂、饭店、饭馆等餐饮经营者自带酒水消费时,经营者向其收取的一定数额的费用。
围绕着经营者应不应该收取“开瓶费”这个问题,不同的协会团体由于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利益倾向: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广大消费者的代表坚决反对支付“开瓶费”,认为消费者有权选择在哪购买酒水,经营者收取开瓶费的行为侵害了他们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而中国烹饪协会则坚决主张收取“开瓶费”,认为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定价权,餐厅只要明码示价,就没有侵害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不同省区城市也出台了不同的规定:《四川省餐饮业行规行约(试行)》明确规定“餐饮企业原则上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进入餐厅享用”;而《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文规定“从事餐饮、娱乐业的经营者不得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饮料,不得收取开瓶费等不合理费用”。
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上升和消费者权利意识的提高,顾客餐饮企业返还“开瓶费”的案件在北京、广东、浙江等地不断出现,尽管这类案件大都以经营者败诉、消费者得到司法支持而告终,但各地法院的判决中都不约而同地没有明确表明经营者收取“开瓶费”的合法性问题。司法权力的介入使得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开瓶费”之争从经济利益之争扩展到了正当经营权和公平交易权的权利之争,而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也使得本文案例的解决具有了更大程度上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开瓶费”合法与否的问题,也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民法和经济法学界的学者们,他们通过各自领域的不同原理和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答案。为此,笔者试图总结、比较他们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想法,并进一步研究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现代社会中的关系,以期能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二、民法对本案调整的局限性
大多数民法学者认为,消费合同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民事合同,“开瓶费”是消费者和经营者订立的消费合同中的一个条款。因此,民法学者们从《合同法》的角度对“开瓶费”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无效格式条款说”。该说认为,“开瓶费”是经营者一方提供给消费者的格式合同条款,它严重地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应归为无效。理由是当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酒店收取“开瓶费”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格式条款,它旨在限制消费者自主消费的权利,增加消费者的义务,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应当认定为无效。[1]
第二种是“有效条款说”。该说认为,“开瓶费”并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是有效的条款。理由是从合同订立来看,酒店以“禁带酒水”牌方式明示其交易条件,是其向消费者提出的形成合同关系的约定条件,如果消费者愿意消费,就意味着接受了此项“要约”,这并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所列举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并不包括此处所讨论的这种情况。而且,如果只是个别的酒店单独地制定这样的条款的话,并没有侵犯顾客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因为在一个市场环境里,消费者的选择存在多种可能性,总能找到自己满意的消费。[2]
第三种是“当事人约定说”。该说认为,“开瓶费”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准许或不准许的问题,而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应由双方约定或视双方的约定而定。如果酒店在自带酒水的顾客消费之前,明确告知顾客“本店收取开瓶费”,并且能够保证收费合理,顾客也表示同意支付开瓶费,或者对此没有表示反对,那么,这已经形成一种合法有效的约定。法律并没有禁止经营者和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约定,因而双方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一约定,应该属于有效约定。[3]
在上述三个观点中,“无效格式条款说”遭到了一些民法学者的否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指出,不能一概地认为所有的“不能讨价还价”的格式合同条款都是霸王条款,霸王条款必须是消费者“不得不”接受的条款。如果将自带酒水看作是消费者的权利,则是在强行排除餐饮企业提出的合同条款的权利,这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还有学者指出,消费者自带酒水不可避免的要使用酒楼的房间、桌椅,享受酒楼的空调、音乐,对此服务予以收费理所当然,并不导致对于消费者的不公平、不合理。[4]而“有效条款说”和“当事人约定说”却得到了很多民法学者的支持。两者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求经营者和消费者就“开瓶费”进行特别约定,而前者仅以店堂告示的方示或在菜单上显著表明即可成立。事实上,就两种观点的本质而言,都是以承认“开瓶费”条款的有效性为其出发点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民法的视野下,当事人都是一律平等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属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民法调整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消费者和经营者在平等的交易关系中实现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因此,“开瓶费”自然就成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约定的合同条款,并且它也并不构成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所列举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有学者主张“开瓶费”是经营者单方提供的无效格式条款,但又由于我国民事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该学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上的缺陷。
所以,在民法形式正义的理念下,我们的结论就不得不是:经营者有权堂而皇之地收取“开瓶费”,并且收取的金额由其自己决定。这个在民法理论中貌似有理有据的答案却又无法经受住现实生活的考验。如果我们将这个结论推而广之的话,那么目前在我国实践中大量存在以格式条款形式出现的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如公交公司在无人售票汽车上推行的“恕不找零”,服务行业盛行的“最低消费”,旅馆业“过中午2点加收半天房租、过下午6点收一天房租”等等,便都是合法有效的。经营者们甚至可以变本加厉地想出更多的“绝招”以堂而皇之地向消费者们“合法”收费,而无论这类条款对于相对处于弱势的消费者们是如何地不公平。很明显,民法强调的形式正义导致了实质正义的丧失,而这仅靠民法自身的局部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处于垄断地位,或者所提供的格式条款成为一个行业的普遍通行做法,也就是当格式条款成为“附从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时候,合同双方的利益即会在法律上失去平衡。由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所带来的不平等就会冲击契约正义,合同反而成为处于强者地位的行业或部门攫取行业和部门私利、剥削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的工具。民法在现代社会调整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三、经济法视野下的“开瓶费”
通常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以后,虽然民商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在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状况下,民商法对于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开始变得力不从心,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开始登上法律的舞台。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实质正义,是对传统民法形式正义的一种补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一部典型的经济法。
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上,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这种劣势主要表现在: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收集的成本等使得他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因此其利益易受到经营者的侵害。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消费者在合同签订、履行以及纠纷的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劣势。[5]因此,在经济法看来,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关系中,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他们是没有力量与经营者进行真正的意思自治的,仅仅适用民法,一味追求形式正义,根本无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济法克服了民法的局限性,它从实现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重点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通过对强势一方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合同的强制性修正,实现对弱势一方的保护。这种表面上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权利的“失衡”,恰恰在实际中维护了处于不同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上的正义。
回到本案,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收取“开瓶费”,但该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第1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很明显,“谢绝自带酒水和收取开瓶费”的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实质相悖,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虽然法律也赋予了经营者的经营自,但其立法本意显然是要求经营者们在不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前提下才享有该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保护弱者的法律,经营者的权利应当让位于消费者的权利。
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这是经营者不得单方做出不利于消费者的禁止性义务的规范。经营者以店堂告示等形式收取“开瓶费”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该义务,是经营者单方制定的“霸王条款”。试想,餐饮企业一旦联合起来,便会使得消费者丧失自主选择权、不得不被动接受于己不利的交易条件,这样一种交易实际上已失去了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的前提,因为他们双方的地位实质上已不具平等性。它已不能仅由合同法进行调整,而必须纳入到具有公私融合性的经济法的视野之下,否则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就得不到维护。
综上所述,经济法视野下的“开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是经营者单方制定的“霸王条款”,应当否定其效力,方能起到加强保护弱势消费者、实现不平等双方实质正义的作用。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能够有效地克服民法在现代社会调整中的局限性,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正义观念。
四、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现代社会中的关系
社会经济关系篇10
[关键词]信用，信用体系，经济发展，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0-0280-01
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11年，长达32年年均9.87%的经济增长率，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现阶段随着世界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减缓，近几年平均赠送7.5%左右，经济形式进入“新常态”。再这样的背景下，就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其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还有明显差距，而这些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经济都存在于一个较为成熟的信用环境中，具备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保障。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期，出现信用缺失，造成经济扭曲，交易成本加大，市场主体之间缺乏基本的信用关系，这些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因。因此，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就加强诚信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部署，可见，捋顺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信用的概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信用”一词，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上看略有不同。中国的“信用”要拆分开来理解，“信”本义是“人言”，含义是诚实不欺。“用”则是措施或行动。“信”和“用”连起来则表达的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行动。从中国的传统思想来看，信用成为契约的本质内涵和契约行为的逻辑起点。而西方的“信用”一词则出现在拉丁文“Credo”，本义是指信托、信誉和相信。其思想来源于近代西方出现的社会契约理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诚信在整个道德体系中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人类有秩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度，越离不开诚信，经济发展需要诚信、社会稳定亦需要诚信。
信用最初源于商品交换，是与货币、信任相互关联的概念，含义丰富，不仅包含信任、遵守诺言、实践成约等含义，还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同学科会有不同的解释。从经济学领域来看，信用就是指最低廉的市场交易成本和最公平、最有效率的交易规则。
信用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活动的基石，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就是双方在尝试承诺信任的基础上，使受信人无需付现就能从授信人手里获取到想要的商品或服务。到了近代，信用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好的信用环境不但起着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还能保障和促进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所以说，信用也是经济的灵魂。
信用是现代经济的内在秩序。市场秩序主要包含市场的进出、交易、竞争和管理等秩序。这些秩序更多的是靠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约束。但有些层面的市场秩序无法得到国家法律的维系，就需要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信用来对市场经济起到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
信用可以调控国家宏观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信用能帮助货币和生产要素在经济体内流动，就如同宏观经济的剂。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包括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央行在货币政策中通过贴现率、公开市场和银行法定准备金三个政策工具实现对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调控，进而调控国家宏观经济。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信用保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换挡期，经济“新常态”更需要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活动，建立一个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规范市场交易的社会信用体系就变得很有必要。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期的信用缺失需要我们尽快“补课”，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创造一种适应并规范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为我国经济走向成熟化、国际化做好保障，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信用风险，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要达到以上条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政府信用为先导，带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首当其冲政府自身的信用要过硬，在此基础上采用“政府启动、市场运作”的原则进行推动。“政府启动”并不意味着政府起到绝对主导作用，而是要定好位、服好务。“市场运作”则是指在信用数据征信方面充分发挥征信服务机构的主导作用，各类信用信息通过征信机构实现征集、处理、、保存和维护，从而形成相对规范的市场化运作的征信业。这样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更有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发展。具体可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试点先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搭建征信数据库，将征集的信用信息存入数据库，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建立失信惩戒联动机制，通过对失信惩戒的宣传，加强公众的诚信教育文化，同时，培养信用管理人才，为信用建设做好储备。
（二）以企业信用为突破，构建较为完善的企业信用数据库，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是商业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元素，而中小企业又是企业中占比重较大的部分，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是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信用行业信息系统建设和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实现政府相应行业的业务数据与企业档案整合及共享，是评估企业信用的重要基础。
（三）以重点人群的个人信用为基础，启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组成的最小单元，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包含的内容广泛，可以是个人信用登记、个人信用评估、个人信用风险预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但由于个人信用涉及内容多，隐私性较强，可以先从重点人群入手，积极稳妥的推进，例如：注册会计师、评估师、律师、导游、企业法人等。
（四）以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为载体，促进社会信用体系自然生长
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是信用大环境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必要的组成部分，是解决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信用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其业务本质是信息服务。加强对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直到培育整个信用服务中介机构行业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五）以信用立法为核心，完善信用法律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