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商业模式篇1
关键词：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案例研究；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14-08
引言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在跨组织物流运作中的一种应用形态，是物流企业以及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一种公共架构，目的是改进组织间协调机制，提高物流运作效率。2009年国务院通过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将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作为我国物流业未来重点发展的九大工程之一，这一利好政策使得近几年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几千家正在运营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众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身建设导致平台竞争愈来愈激烈，为此很多平台不惜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用户，但免费的结果是众多平台无法实现盈利。另外很多不同类型的平台争相模仿国外成熟平台的商业模式，但因国外平台所处的商业环境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导致国内很多平台的商业模式同质单一，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些问题都促使人们需要了解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都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平台应如何选择商业模式？
已有的文献主要是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列举和分类。葛禄青等分析了传统物流信息平台服务模式的不足，提出信息资源共享、物流服务交易和价值链集成三种新的服务模式。董千里等指出了专用、共用和公用三种物流信息平台的区别，并阐述了政府模式、企业模式及混合模式三种运营模式。白雪分析了国内几个典型平台的商业模式，将它们分为综合门户型、专业型和垂直搜索型。陈火全等从管理运营模式、投融资模式和盈利模式三个方面比较了几个发达国家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并指出我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选择是政府控股、社会运营、公益性。
纵观现有关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可有以下发现：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抽象的商业模式进行理论阐述，没有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上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进行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目前对国内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案例研究还很少，特别是近几年国内平台发展迅速，对成功案例的商业模式进行研究并得出有用的结论以供新建的平台借鉴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借鉴成熟的商业模式理论，对国内典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不同类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发展启示。
二、研究框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案例研究是通过对事物的属性进行分析来总结有用的结论，是对现实环境中某一现象进行考察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由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成功与否与其最重要的属性商业模式高度相关，因此案例研究方法适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比较分析法是对多个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进行研究和判断的方法。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商业模式的研究，除了从平台的内部进行分析外，还需要考察多个平台之间的异同。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商业模式的异同，有利于总结平台的成功经验，建立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以供其它平台借鉴。
（二）样本和指标的选取
1样本的选取。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可从两个维度加以分类。第一个维度从平台的结构类型进行区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物流的电子商务化，而电子商务可分为纯粹的网上企业和鼠标加水泥型企业，所以从这一角度，可将平台分为电子商务型平台和鼠标加水泥型平台。电子商务模式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完全在线的经营模式；鼠标加水泥模式是指将互联网与传统的线下优势资源相结合，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传统业务的竞争力，实现多渠道运作的经营模式。第二个维度从政府和企业在平台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角度，分为国有主导型平台和民营主导型平台。本文基于这两个分类原则，选择了四个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分别是阿里巴巴物流服务平台、传化公路港物流平台、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上海航运运价交易平台（见表1）。运价交易平台作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一种高级应用，起到了价格发现和物流信息整合的作用，代表了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所以也把上海航运运价交易中心作为比较对象之一。
阿里巴巴物流服务平台（以下简称“阿里物流平台”）是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物流交易平台，主要为在阿里巴巴上交易的企业提供在线物流服务。依托阿里巴巴强大的用户基数优势，平台在2010年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内就得到飞速发展，截止2011年10月平台已累计发货140万单，提供200万条线路。阿里物流平台是民营主导型+电子商务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传化公路港物流平台（以下简称“传化物流平台”）于2003年开始运行，现已开通杭州、成都、苏州以及富阳四个公路港网点。依托多功能的物流基地和高效率的信息技术，平台为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截至2005年底，仅杭州一个网点就引进了物流企业400多家，拥有10万多平方米仓储设施，日均提供5000余条交易信息。传化物流平台是民营主导型+鼠标加水泥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北京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北京物流平台”）是2011年3月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由北京市物流协会牵头建设，北京首发物流枢纽公司主导运营的北京区域综合物流信息平台。平台以北京及环渤海区域为中心，提供区域物流资源信息。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平台发展迅速，截止2012年6月已有2600余家物流企业人住平台。北京物流平台是国有主导型+电子商务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上海航运运价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上海航运平台”）是依托于上海国际港口在2011年6月由国有企业上海航运交易所牵头成立的，它是全球首个航运运价第三方集中交易平台，平台的成立填补了我国航运运价衍生品市场的空白。在成立后的短短六个月内，平台的市场总成交量达到895万手，交易总额超过702亿元。上海航运平台是国有主导型+鼠标加水泥型物流平台的典型代表。
2指标的选取。对商业模式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法：构件化、层次化和关系化，其中构件化是通过罗列和分析各个要素以得出商业模式的定义，在商业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应用广泛。Shafe总结分析了12个商业模式的定义，把出现频次较高的要素分成了四类（见表2）。本文根据Shale的总结，结合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特点，认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是指平台针对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状态，这些特点和策略包括目标市场、价格撮合、运营策略、信息、盈利模式和流程整合。依据Shafe的分类，目标市场、价格撮合、运营策略三个要素属于战略选择类型，信息属于价值网络类型，盈利模式属于获取价值类型，流程整合属于创造价值类型。目标市场和产品服务是很多商业模式定义中均出现多次的要素，对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其主要的服务就是信息。运营策略即政府和企业在平台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运营策略对平台有着重要的影响。盈利模式对平台的外部竞争力有重要影响，价格撮合机制即服务交易价格的形成过程对认识平台的内部结构有重要作用。最后的流程整合是平台创造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所以也是重要的要素之一。
基于此，从六个角度比较研究四个典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商业模式，探讨不同类型平台的商业模式选择，分析这些商业模式出现的必然性，这些都使得本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各项指标比较
（一）目标市场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初期就要明确自身的目标市场。阿里物流平台主要为在阿里巴巴上交易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传化物流平台的目标市场定位于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中小物流企业和社会车辆；北京物流平台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北京及周边区域的中小物流企业和制造商贸企业；上海航运平台的目标市场主要定位于航运产业链上的船公司和货主，为他们提供动态的运价指数。纵观不同类型的平台异同点很明显，不同点表现在范围不同，如北京物流平台定位于区域物流资源，传化物流定位于公路运输，这是由平台创建的目的和目标决定的。相同点表现在都将中小企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究其原因，首先，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基数庞大，将它们聚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可使平台获得长尾经济效益。其次，中小企业有加入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需求，虽然聚集在同一区域，但它们之间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渠道不畅通。物流信息的畅通流动，对提高区域物流运作效率至关重要。通过加入公平中立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平台，中小企业可以打通沟通渠道获得双赢，而且中小企业管理灵活、反应迅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很适合开展物流电子商务。因此，开发中小企业市场，利用长尾经济理论拓展新的利润空间，并以此提高平台覆盖率和达到信息化规模效应是大多数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运营初期的主要策略。
（二）价格撮合
阿里物流平台和传化物流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主要是固定价格和议价。物流企业在平台上固定运费供货主选择，货主一旦选定某个物流公司和对应的线路后即可下单交易。少量不满意固定价格的货主还可以与物流企业取得联系，进入议价流程。议价过程是双方争夺和协调利益的过程，成交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技巧和耐心，最后或者以低于平台的固定价格成交，也可能不成交。
北京物流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主要是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对于短期零散物流资源，平台为用户提供网上业务室，采取在线议价的方式。而对于大型中长期物流资源，平台采取在线招标的方式，包括单次竞价、连续循环竞价以及多轮循环竞价。单次竞价是指在规定时间内投标人只可申报一次价格；连续循环竞价是指在规定时间内投标人可多次投标；多轮循环竞价是指招标人规定竞价轮次和每轮时长，投标人每轮报一次价格。
上海航运平台主要是通过集中撮合的方式形成运价。买卖双方首先向平台提交各自的报单，包括商品品种、价格和数量等，平台按照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两个原则进行自动配对完成交易。所谓价格优先是指最优的价格最先成交，即出价最高的买家和最低的卖家提交的报单首先成交。时间优先原则是指在价格一致的情况下先提交报单的先成交。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各有优劣。电子商务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灵活多样，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的价格撮合机制不仅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提供了多种价格形成渠道，而且使得供应商的选择和价格的形成过程透明化。但由于是物流企业主动定价，所以不能避免价格歧视现象的出现。鼠标加水泥型平台的价格撮合机制单一，集中撮合为其提供了很好的交易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平台参与者交易时繁琐的当面议价和协商过程，既提高了交易效率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最终形成的价格是由平台参与者共同决定，避免了价格歧视，所以最终形成的价格具备权威性和代表性。可以看出，各种类型的平台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提供灵活方便的价格撮合机制，以达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吸引和保留客户常驻平台的目的。
（三）运营策略
根据平台的第二个分类原则，可将其运营策略分为国有主导型和民营主导型。
国有主导型平台是指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并占有多数股份的平台，北京物流平台和上海航运平台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建设速度快，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公益性及非盈利性，可通过政策使平台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推广应用。但这种模式也有其弊端，比如政府的参与使平台受到行政束缚，可能导致平台与市场脱离、服务水平差、服务效率低以及需要政府长期的财政支持等。
民营主导型平台是指民营企业投资运营并占有多数股份的平台，阿里物流平台和传化物流平台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该模式的好处是明显的，如与市场联系紧密，因为有了市场竞争，所以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都会明显优于国有主导型。由于不受行政干扰，平台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相比国有主导型要明显。但这种模式弊端也不容忽视，比如由于企业视野的狭隘性可能导致平台全局规划性不强，由于企业的盈利性导致服务的公平公正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平台可能面临着投资融资压力大、风险系数高、不具备权威性等问题。
当然这两种模式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但由于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故参照北京物流平台的组建形式，结合我国的市场环境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自身特点，我们认为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型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见图1）。这种模式下的平台由政府、协会和企业联合开发，并在运营过程中三者相互制约、各司其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相关法律，为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授予协会监督企业运营的权利；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主要职责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建议，监督企业的日常运营，维护行业的有序竞争和发展；企业的主要职责利用政府的资金，再加上自己的内部资金以股份制形式成立公司，保证平台前期的建设进度和后期的运营管理，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且企业对平台的日常经营拥有完全决定权，同时企业可要求协会在行规行约上给予支持，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由于有政府的牵头，平台的权威性和公益性特点明显。协会的参与使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协调。由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组成的股份制公司使得企业不会过分贪婪而忽视平台的公益性，也使得政府不会过分注重公益性而无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而且由于有了市场竞争，平台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效率都会明显提高。可以看出，这种模式集国有主导型模式和民营主导型模式的优点于一身，同时也避免了两者的缺点，所以实际操作性比较强。
（四）信息
阿里物流平台和北京物流平台主要供求信息。类似淘宝店铺，两个电子商务型平台都给物流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店铺，企业可在店铺上企业信息和运输线路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平台在保证信息真实性方面的做法有所不同，阿里物流平台提供在线评价系统，待物流企业完成运输后，货主可在平台上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所有的评价信息均对外公布供其他货主浏览决策。正负面的评价数量对用户的选择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近期的负面评价影响更大，所以阿里物流平台上的物流企业不仅要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还要保证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得到有价值的评论以获取长远利益。北京物流平台是从源头入手，实行企业的实名审核入驻。平台上的非认证会员看不到认证会员的信息，这一方面促使了非认证会员要想获取更多的信息必须实名入住，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平台上的信息真实可靠，使平台向着诚信交易平台的方向发展。
传化物流平台主要货源信息和企业信息。解决空车返程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通阻塞货源信息的障碍。由于货源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信息的更新速度直接影响着交易的成功与否。所以相比运输价格，返程车辆对货源信息的更新速度更加敏感，这就要求平台要提供及时准确的货源信息。企业信息包括制造商贸企业信息、物流企业信息以及社会车辆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平台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后才录入的，而且每个企业信息都与诚信管理系统挂钩，这个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信用监督作用。
上海航运平台的主要信息是交易行情。在集中撮合的价格形成机制下，开盘收盘价、最高最低价等交易行情对交易商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交易商大多都熟悉航运行情，能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运价走势进行判断和预测，所以即使是交易中心的很细小的信息，也可能对交易商的决策产生关键作用，这就要求交易中心的信息要有真实性和高质性。上海航运平台的诚信度主要与其的运价指数的真实性有关，真实性不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权威性来体现，而是通过市场来检验的。所以平台的指数样本的范围要广泛，信息披露制度要完善，要及时公布形成指数的原始数据采集、指数计算公式、指数编制方法及其修改与维护等信息，以增加指数的客观性，从而提高平台的诚信度和影响力。
另外四个平台都相关行业信息，这也正是平台“公共”特性的体现。行业信息主要包括行业新闻、交通路况、政策法规等。行业信息的可以推广和普及物流业的运作规范，实现区域物流作业的标准化，也使得政府的政策法规得到及时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平台都保存着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信息。保证这些信息不被非法利用，是使用平台的企业首要关心的问题。解决隐私问题，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也需要技术上的改进。信用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使用平台的企业诚实可信，才能使平台在业界得到认可，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所以平台在建立初期就应考虑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包括电子交易记录、税收缴纳记录、银行信贷记录等平台业务的方方面面。关于完善信用制度，不同类型的平台可借鉴四个平台，如提供在线评价系统实现实时监督、从源头控制实行实名入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只有在隐私和信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较大突破，通过隐私机制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通过信用机制对服务商进行评价约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五）盈利模式
阿里物流平台的主要收入是广告费，对用户目前实行免费服务策略，这主要是因为阿里物流平台作为阿里巴巴大商业圈的增值服务平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阿里会员的物流服务需求，所以平台的建设费和维护费均是由阿里巴巴总部提供。阿里物流平台的这种免费为货主企业找物流，帮物流企业找货源的策略，实现车货双方都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了企业对平台的忠诚度和粘合度，间接实现了自身的盈利。
传化物流平台的主要收入来自硬件租赁费和信息服务费。平台依靠仓库、办公室等实体设施以及数据交换系统、车辆跟踪系统等信息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方便基地内的企业开展业务。为实现盈利，平台实行两种制度，一是会员制，不同等级的会员享受不同的服务；二是类似于云计算中的“软件即服务”模式，即平台把不同的服务模块明码标价，有需要的用户交相应的费用后即可使用。在平台初期，硬件租凭费在收入中占了绝大部分，随着平台的不断发展，信息服务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盈利模式上，传化物流平台探索在硬件收费和信息服务费上的一个平衡。
北京物流平台和上海航运平台都属于国有主导型平台，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公共基础设施的角色，所以它们的公益性较为明显。北京物流平台为用户提供的诸如网上业务室、车辆货物监控和数据交换等信息系统大多是对用户免费开放的，上海航运平台的运价指数也免费对外公布以供船主和货主参考，免费服务使得国有主导型平台带来的社会福利要大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过两个平台为了能持续发展，都采用了社会资本介入以及市场化运作的运营方式，所以也相应地开发了很多增值服务平台，这些增值服务就是平台主要的利润来源。如北京物流平台为会员提供在线融资、在线保险等服务，收取相应的增值费用。上海航运平台向交易商收取一定的交易手续费，交易手续费是根据买卖双方成交合约的总价值按照一定比例所支付的费用，它能反映出交易商的交易次数、对交易中心的利用率及通过交易中心所获得的收益。
可以看出，四个平台的利润来源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点。共同点表现在所有平台都提供会员服务、数据交换等基础服务并对企业免费开放，差异点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平台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以扩大利润来源。电子商务型平台以信息撮合的方式提供服务，利润来源仅局限于线上服务。鼠标加水泥型平台基于实体设施与信息化管理方式提供综合，所以其收入来源更加广泛。国有主导型平台以公益性为主。附带增值服务以维持平台发展。民营主导型平台以盈利性为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吸引更多的用户入驻平台。所以平台应根据自身类型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从平台服务的多样化中创造附加价值。但要注意不能过分注重差异化而忽略基础业务，提供数据交换、货物定位跟踪等基础性业务是发挥增值服务优势的必要条件，例如数据交换使得平台掌握一手的运输链数据，平台可以利用这些汇总的数据运用数据分析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利用，帮助运输企业设计更优化的线路以获取增值服务费等。所以无论哪种类型的平台都可提供同质化的基础服务来维持平台的基础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来提高竞争力和增加收入来源。
（六）流程整合
阿里物流平台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商业圈的其他平台一起构成一个闭环的供应链，把电子商务从网上信息、网上交易、网上支付拓展到物流配送。商流是物流的前提，物流是商流的结果，而信息流和资金流扮演者桥梁和价值转移的作用。阿里物流平台很好地体现了四流合一，这正是阿里物流相比于其他物流服务平台的最大优势。
传化物流平台的流程整合优势在于信息化与实体物流基地的无缝结合。空车返程一直是困扰我国公路运输的最大问题，传化物流通过建立物流基地将物流产业链上的各种资源聚集到一起，同时提供准确及时的货源信息，有效提升了车货匹配效率。而按需供应、即付即用的云计算业务流程也为其他物流信息平台的模式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流程整合模式。
北京物流平台依托政府背景和区域优势，具有建设速度快、推广范围广以及权威性高等特点。这些特点都使得平台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区域物流资源，也使得平台的流程整合能力大幅增强。通过聚集和整合区域物流资源，平台合并了区域的信息孤岛，优化了区域供应链上下游以及物流企业之间整体物流资源的组合，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
上海航运平台的流程整合优势在于创新性地将物流服务平台与航运衍生品结合起来，提供更高级的物流服务，为我国航运企业提供了规避风险的航运交易平台。平台为航运行业提供实时客观的运价信息，不仅方便使用者制定合适的套保策略，较好地维护了航运市场的秩序和服务质量，避免了零运价的恶性压价竞争局面，而且使得我国在航运业的运价上有了自己的定价权，使得国内航运企业不受国际航运业的干扰和波动。
作为一种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模式和交付模式，云计算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可作为易扩展的开放平台面向有需求的社会组织，基本流程是平台运营商提供应用程序接口、开发文档和开发环境，第三方软件提供商开发相应的接入软件，企业购买有需求的软件连接平台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服务，平台根据企业使用服务的情况，采取按需付费或按量付费计费方式。这种模式尤其对正在成长、无法承担企业信息化成本的中小企业有利。这样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就像水、电、煤一样输送给有需要的企业、开发者以及各行各业，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
综上所述，四个典型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各项指标比较简表（见表3）：
四、结论与启示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形式多样，本文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类，分为电子商务型和鼠标加水泥型以及国有主导型和民营主导型。根据此分类原则，本文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案例分析。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文并不是对平台的商业模式进行抽象的描述，而是将其细化，从商业模式的六个组成要素角度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四个平台的比较中总结出成功平台的必备条件。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确类型是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选择商业模式的基础。不同类型平台的商业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表现在商业模式随着组成要素的不同而不同，只有那些与平台自身类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才能保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平台所关心的不应该只是免费或者收费模式，而应是明确何种类型采用何种商业模式的问题。以上关于商业模式组成要素的讨论对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着以下启示：
第一，以中小企业为目标市场是大多数平台运营初期的主要策略。中小企业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现实需求，所以平台在运营初期将中小企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使平台获得长尾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提高平台的覆盖率和知名度，达到信息化规模效应。
第二，灵活采取价格撮合机制是吸引和保留用户的有力策略。平台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类型选择合适的价格撮合机制。电子商务型平台可发挥网上优势，提供诸如在线议价和在线招标等灵活多样的价格撮合机制。鼠标加水泥型平台可发挥线上线下互动的优势，提供诸如集中撮合和当面议价相结合的价格撮合机制。各种类型的平台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为用户提供多种价格形成渠道，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以达到吸引和保留客户常驻平台的目的。
第三，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模式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自身特点，我们认为政府协会企业联合运营模式是目前我国平台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运营策略。政府牵头建设、协会中间协调以及股份制企业独立运营使得平台不仅具有国有主导型平台的权威性和公益性等特点，而且也具有民营主导型平台的高创造性和高服务水平等特点。
第四，完善隐私保护和信用机制是平台持续发展的基础。隐私问题和信用问题是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平台在建设初期就要建立完善的隐私保护制度和信用等级制度。解决隐私问题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完善，也需要技术上的改进创新。解决信用问题，其他平台可借鉴四个平台的信用制度来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通过隐私机制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通过信用机制对服务商进行评价约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2
【关键词】素质模型电子商务实训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1-0011-02
一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分析
1.电子商务专业实训存在的问题
目前，内蒙古高职院校电子商务专业都具有自己的机房和实训室，但普遍的情况是重硬件、轻软件，实验内容与实际企业的运作联系不紧密，实验环节不细致。网络集成化低，距离复杂真实的企业电子商务技术要求有相当的距离。
2.高度重视实训教学的意义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职业院校“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彰显办学特色，提高教学的重点。”
3.实训教学的作用
利用教学模拟环境、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对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的商业化运用进行观察、了解、参与、模拟和再现、修改、评价、总结和创造等所进行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教学活动。
二能力素质模型的作用
1.能力素质模型的涵义
能力素质模型（Competencemodel）就是用行为方式来定义和描述员工完成工作需要具备的知识、技巧、品质和工作能力，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定义和相应层次的具体行为的描述，确定核心能力的组合。这些行为和技能必须是可衡量、可观察、可指导的，并对员工的个人绩效以及企业的成功产生关键影响。
2.能力素质模型的作用
从企业角度来看，明晰目前能力储备与未来要求之间的差距；建立了一套标杆参照体系。另一方面从员工角度来看，能力素质模型为员工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鼓励针对个人的技能增长进行激励，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提高个人绩效。
三构建电子商务毕业生基本能力素质模型
1.构建能力素质模型的步骤
通过校企紧密合作，在充分调研典型岗位工作能力要求的基础上，重构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就是分析对应的主要岗位群，剖析其典型工作任务，形成综合能力的行为领域和学习领域，结合职业资格标准，开始构建电子商务毕业生基本能力素质模型。第一步，与企业家访谈，调研业绩优秀员工，进行行为素质解码；第二步，标杆研究，分析素质模型的要点；第三步，逐步定义模型，能力要素概念的形成；第四步，验证素质模型，保持与企业业务管理人员的持续联系，反馈信息，要素逐步定型。
电子商务毕业生基本能力素质模型图
具体方法是以始为终，充分理解并确定典型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倒推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实训路径、项目和具体操作如何更有效。
第一，专业对应的岗位群和典型工作任务的分析。通过对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下的企业和有电子商务应用需求的传统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地区电子商务相关岗位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并与行业和企业的专家共同分析其职业能力。
第二，典型工作任务的归纳和学习领域的转换。整合各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转换为职业能力，并确定行动领域。将行动领域转换为学习领域。这期间课题组完成了网络营销典型任务的分解；电子商务典型操作项目的撰写工作。
第三，课程体系的再构建。依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完成典型工作任务的要求以及由简单到复杂的工作过程，之后依据这些一线的情况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使教学计划和实训方法符合企业代表性岗位的要求。如客服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和专业能力要求等。
2.能力素质模型的内容
第一，传统营销基本能力，如对4p的透彻理解与掌握。营销技能的基本掌握（商品的推销、商务沟通、商务谈判等能力）。
第二，计算机与网络基本操作，如掌握计算机基本组成及拆装、局域计算机网络的使用和微机系统的简单维护；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掌握windowsXp的基本操作和应用。
第三，网络营销推广单项能力。高职高专学生的工作都是一线工作，所以在专业能力里我们不能强调“大而全”，必须是能在Swot分析的基础上有自己特色的“小而专”。对某项方法的应用要特别突出，如在网络营销推广方面能熟练掌握Seo与Sem的基本方法。
第四，基本的职业素养核心能力。
3.能力素质模型的实施环节
通过多年的教学积累和毕业生与企业的反馈情况，我们认为比较行之有效的实训教学效果要一步步来积累，学生通过实训掌握技能可以从以下五个阶段进行安排：
第一，课程内实训。任何非理论教学都成为实训性教学，如上课时的案例讨论，情境模拟等，这个环节是与纯理论教学同步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理论与实训教学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专业实训课程。实训课程教师在上课前要就虚拟任务的内容、目的、要求、程序、方法作必要的提示；在操作中要对学生进行答疑、纠错、启发等必要的指导；课后对学生的操作记录和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价。
第三，校内的第二课堂实训。如参加社团组织，校内外的专业比赛，这种方式学生的参与性较强，所以通过有组织的准备去进行，针对性较好，特别是可以为参加区内和全国的比赛打下基础，各种不同级别的比赛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对技能掌握程度很好的检验与提升。
第四，专业的社会实训。如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或参加某些企业实际运作的项目。在工作中要先从企业发展中非常细小的问题入手，这样学生容易解决，慢慢地再做一些复杂的工作，与此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在团队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合作、信息处理这些职业发展的核心能力。
第五，专业的综合实训。通过以上四种方式的积累，就可以开展最后的专业综合实训。如第六学期学生的实训活动，这种方式需要撰写毕业设计（论文）或调查报告，要融会贯通企业实际工作里的方方面面，是高职高专学生非常好的岗前实训修炼。
总之，这五个阶段是循序渐进，课程内实训是实训教学体系中的学生进行实训性学习的技能“点”，是日后提高专业技能的基础；通过校内的实训课程以及第二课堂实训，可以科学地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变成从事不同工作的技能“线”。之后，专业的社会实训把不同的技能“线”有机地衔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专业实训知识培养的技能“面”；最后通过长达一个学期专业的综合实训形成电子商务专业技能的“体”；达到较为立体性的培养目标，即用人单位比较满意的一线技能型电子商务人才的最终目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构建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实训教学体系要本着“实际、实用、专注、有效”的原则，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专业的特点，建立积极有力的保障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应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结合学校、学生、教师与企业的实际情况，抓住日常实训的细节，不断探索，切实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并在品德、意志、合作与沟通等非智力素养方面出类拔萃。今后还需要紧跟电子商务的发展变化，抓住其商务的实质，不断变化实训的手段，凸显电子商务专业特性，让毕业生更符合市场的需求。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3
【关键词】瑞典FamC转型发展经验启示
20世纪以来，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和创新而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且影响范围和破坏力日益增大。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地区，还是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等国家的金融体系或个别金融机构都在曾经历过严重的危机。为应对已经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化解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FinancialassetmanagementCorporation，以下简称FamC）作为化解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机构，成为各国处置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共同选择。我国FamC是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专门从事收购和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国有独资机构，FamC在享有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保障的同时也受到了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背景下的制度约束。基于此，我国FamC在实际运营中应借鉴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经验，积极探索创新，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运营模式和经营风格。
一、我国FamC发展现状
（一）我国FamC改革发展历程
1999年，肩负着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促进国有银行化解包袱、轻装上阵，深化改革重任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注册资本各100亿元。经过26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定位经历了一个“限定十年处置政策性金融不良资产的存续期，到同意探索商业化经营和存续转型期，再到一司一策的商业化转型”的过程，经营范围逐步由单一的不良资产处置拓展到不良资产经营、资产经营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投资、期货、置业等全牌照、多元化、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截止2014年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规模达到1.74万亿元，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447亿元。
政策性金融业务阶段：1999年～2005年，长城、华融、信达和东方四家国有FamC成立后专门从事收购、管理和处置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完成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性处置任务和回收目标。
商业化转型阶段：2005年，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收购任务的基本完成，存续和发展问题摆在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面前。2005年12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上海银行30亿元不良贷款，开启了国有FamC的商业化经营转型之路。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四家国有FamC的转型方向为“业务有特色、运作规范化的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服务企业”。2008年，财政部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参与，组建FamC转型改革发展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和推动实施四大FamC的商业化转型方案。2010年，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则，国务院批复同意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方案。率先获批试点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顺利完成商业化改造并在香港证券交易市场上市，我国FamC的商业化转型取得标志性成果。2012年10月，华融成为第二家改制挂牌的股份有限公司。
混业经营发展阶段：2009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广电日生人寿50%股权，将保险牌照纳入旗下，迈出我国FamC的混业经营的第一步，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参控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券商、基金和租赁等多家金融机构。如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已发展成为全牌照的国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例，直接或间接参（控）股金融机构包括：德阳银行（58.14%）、长城国瑞证券（67%）、长城国兴金融租赁（100%）、长生人寿保险（70%）、长城新盛信托（35%）、长城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51%）、长城国融投资（100%）、长城宁夏资产（100%）等。
（二）我国FamC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的严重滞后导致FamC的发展缺乏规范和引导。国务院2000年颁布实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已远远滞后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近年来，随着FamC商业化转型和混业经营发展，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诸如并表监管指引等政策，但仍然缺乏对FamC经营发展明确、统一的规范和引导，FamC的发展仍然处于“各行其道”的任性生长阶段。
2.现行监管体制严重落后于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2014年，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办法》，明确由银监会负责对FamC集团母公司实施并表监管，但仍未改变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监管框架逐渐落后于FamC的混业扩张步伐，难以对FamC实施有效监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混业经营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集团公司之间的交叉部分难以监管到位；二是各分业监管机构的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称，配合协同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对于金融风险的管控处于被动的地位；三是FamC旗下的各金融机构分别按照不同监管部门的资本金、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任职资格等监管约束要求进行内控管理和发展，但无法避免混业经营的FamC凭借丰富金融工具和宽阔的金融平台规避监管，直接导致外部监管约束的失灵和失效，无论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均难以有效组织对其风险源、风险传导渠道的监控；四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机构架构相对完整、独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统的、全面的监管协调机制，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大、配合效率低、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突出，难以把握集团内部大量、复杂的关联交易信息，难以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风险。
3.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经营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管控。四家国有FamC是由财政部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产权结构非常单一，导致资产管理公司存在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公司治理机制失效。从形式上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明确了出资人职责和义务，建立了监事会，内设了合规、监察、审计等内控部门，但由于产权主体缺失，股东和经营者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紧紧浮于表面，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不明确。即便是经历了股份制改革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未真正建立起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决策和经营机制失效。目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领导由国务院指定，职业经理人制度缺失，机关化色彩浓厚，公司决策不公开、信息不透明，商业化及市场化程度较低，运行效率较低。三是内部“防火墙”机制失效。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之间资金、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关联交易和风险的内部传染等隐患较为突出。从国际经验来看，有效的内部“防火墙”体系一般是将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的高风险由集团直接承担，但国内的模式却与之相反。
二、瑞典FamC的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瑞典FamC的发展历程
1.成立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瑞典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10%。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率和低利率驱动、过度的繁荣滋生了大量的资产泡沫，1992年泡沫破灭，同时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房地产价格剧烈下跌，导致大量坏账累积和金融机构倒闭。为化解和处置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瑞典政府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别设立了两家国有FamC――Securum和Retriva。Securum和Retriva分别由两家问题最严重的nordbanken和Gotha银行各自设立，瑞典政府累计注入了423亿瑞典克朗的资本金，分别负责nordbanken和Gotha的不良资产处置，而其他经营相对平稳的银行不良资产则分别由Securum和Retriva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瑞典国有FamC主导的不良资产处置框架逐步确立。
2.贷款清偿阶段。Securum和Retriva成立时通过政策性购买的方式吸收了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涉及债务企业上千家。Securum和Retriva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其采取破产清算还是重组，对涉及重组的企业斟酌选择重组的模式，其中又涉及到业务重组和财务结构重组。具体的清偿措施如下：第一，转换贷款。对于贷款抵押物价值较高能够基本覆盖债务成本的不良资产，通过转换贷款获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第二，通过谈判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建立公正的声誉，以资产价值最大化和稳定金融市场为目标，避免树立低价变卖高成本接收的不良资产的形象。第三，企业重组。对盈利能力和生产能力较强，抵押物价值基本能覆盖银行债务的企业采取重组方式。第四，破产清偿。考虑到法庭清偿或破产程序成本高、时间长，Securum和Retriva将其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之间的谈判手段，仅在其为收回资金唯一方法的情况下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偿。
3.商业化转型阶段。1994年中期，Securum和Retriva承接的大部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基本得到有效处置，两家FamC在瑞典政府的支持和主导下逐步收购合并了国内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开启了商业化不良资产收购、处置的步伐，致力于通过各行业的资产持有公司创造价值，获取收益。瑞典FamC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持有企业的资产或股份，进而获得管理权，之后通过并购、收购以及变卖资产等方式对持股公司进行业务重组和财务结构重组，合理的业务和财务结构有助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核心业务上，最终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以适应市场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需求。
瑞典FamC通过不良资产的收购、管理和处置，不断提高持有的资产的吸引力。瑞典的两家FamC从根源入手，深挖债务人的问题，进而对症下药，具体体现在对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重组上。一是对工业公司的重组。资产管理公司对工业公司的业务进行梳理，保留盈利的业务，通过业务重组和削减雇员，使其有效运转。二是对房地产公司的重组。为方便处置具体的物业，通过和其他债权人协商谈判，转换或者购买相关物业，重组地域分散的资产，化零为整，进而使维护工作与服务更加有效。与此同时，通过提高现金流量减少空房率。这一阶段的FamC仍需要承担政策性不良资产和问题机构的处置任务。
4.资产处置阶段。瑞典FamC在处置不良资产阶段做到了“三合适，一创新”。一是把握合适的出售时机。瑞典FamC运作的目标是在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考虑到过快地把不动产投入到脆弱的市场，会再一次导致资产的贬值，瑞典FamC设立了长期经营的计划，即在10至15年处置完所有不良资产。二是建立合适的定价机制。在复苏比较快的不动产市场，通过建立新的估价原则，在对不动产定价时充分考虑未来几年的价格变动趋势，从而在减少决策成本，加快销售速度的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选择合适的出售方式。瑞典FamC根据资产持有公司的实际情况在零散处置资产、一次性打包出售和变卖整个公司等三种处置方式中审慎选择合理的出售方式。在出售整个公司时，考虑到国家宏观经济条件，尽量通过与潜在收购方协商谈判变卖资产，避免采取拍卖方式产生流标。四是资产证券化创新。瑞典FamC将不良资产打包，将证券化的资产在本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上市发行，成功取得低于平均水平的抑价率，在股票市场上发行募资获得股权溢价。
5.彻底转型为商业化机构。1994年以后，瑞典逐步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开始回升。1996年，在基本解决银行不良信贷资产问题后，瑞典政府逐步取消对国内银行的隐性政策担保，转而寻求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此时，Securum和Retriva收购和管理银行不良资产后持有的房地产类资产价格逐步攀升。出于市场化操作和效益最大化目标等考虑，瑞典政府着手安排Securum和Retriva合并，组建一家以商业性业务为主、政策性业务为辅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Venantius，至于Securum和Retriva持有的以房地产类资产价值约100亿克朗的资产，则通过直接注入的方式纳入Venantius旗下。新组建的Venantius定位于专业化的房地产投资持股公司，在随后一段时间内逐步完成余下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彻底转型为商业化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机构。
（二）瑞典FamC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原因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FamC的处理方式、存续期间、存续方式、退出或转型方式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我国现有的现实经济情况和FamC的发展状况，对照欧洲国家主要FamC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对我国FamC的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是瑞典模式，具体原因体如下：
一是我国和瑞典具有大致相似的不良资产形成背景。20世纪90年代，由于金融体系自由化速度过快、信贷扩张过快和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等原因，在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导致瑞典通货膨胀严重、资本外流、企业破产激增。与此相类似的是，我国的不良资产也主要来源于经济迅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衡造成。
二是我国和瑞典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似。两者都是用分散处置的模式来处置主要银行机构的不良资产，Securum和Retriva分别负责处置nordbanken和Gotha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的四大FamC分别负责处置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
三是不良资产处置成效良好。瑞典模式的优点是高效率和高收益。首先是高效率，Securum和Retriva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和房地产业不良资产的处置任务，比预期10～15年时间大大缩短。其次是高收益，瑞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获得比预期好的收益，无论是Securum和Retriva还是合并后Venantius的所有成本几乎都得到了补偿。
四是采取转型存续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匈牙利、波兰等国的FamC在完成处置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后都被撤销，存续期间较短情况不同，我国和瑞典对国有FamC都采取了转型存续的发展方式。我国FamC从以不良资产处置为核心业务为起点，逐步衍生保险、证券、信托等全覆盖全领域的综合金融服务功能，多元化经营架构已经显现，在后续发展中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的相关经验。瑞典FamC在内部针对不同的类别和行业设立了不同下属专业子公司，以专门管理如工业资产、房地产资产等不同类别的资产。这种模式可以加强专业化经营，有利于加快资产处理的进度，从一个独立单一金融企业的组织架构向一个多层多级复合型企业联合体转变，各子公司在经营和发展中保持了相对的灵活性、独立性、有分有合，既分又合。
（三）瑞典FamC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FamC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处置方式相对单一和粗放，特别是对于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并未将追求高效和高收益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主要采取打折变卖回收等方式，在处置过程中市场化操作程度低，造成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暴露出回收率低等问题。因此，学习借鉴先进和成熟的经验，推动我国FamC的稳健高效发展，可以充分吸收了借鉴瑞典FamC这种以市场化的运作手段灵活处置不良资产、兼顾处置速度和效率的模式。
1.获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和配套的法律政策。首先，瑞典当局针为铺平FamC的发展道路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一是允许银行下属的FamC的财务报表不实行并表监管，也就是说可以独立考核，不进入银行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保证了FamC在收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导型。二是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瑞典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置实行大幅度的税收减免政策。三是在处置后期，允许银行的股东通过购买、增资入股等方式持有FamC的股权，从而彻底地将FamC从银行母公司的框架中分离。此外，虽然瑞典也属于大陆法系，但其具备相对完备的贷款抵押物处理法律保障体系。四是，瑞典金融监管部门建立系统防范措施，通过增进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尽快恢复市场信心。
2.采用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散处置不良资产。瑞典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两家问题严重的银行先后分别设立了一家国有的FamC，然后在国有FamC处置完政策性不良资产任务后，将这两家政策性国有FamC合并成为一家商业化国有FamC。
3.按长期可实现价值的原则购买和管理不良资产。为维持银行业的公正、保证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和发展，瑞典政府要求FamC在收购不良资产时必须要按照长期可实现价值，并将一定比例的不良资产留给银行，不能照单全收。这种定价和收购的方法既避免了收购过程中道德风险。
4.按照专门化、市场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瑞典FamC采用母公司统筹管理，并根据不同资产类别设立专业子公司，配备不同行业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法律等专家，组建专业化小组处置对应行业的业务，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实行专门化、市场化。专业化处置有利于加速资产处理的进程。
5.多元化经营提升FamC资产管理的规模及抗险能力。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放开，混业经营的趋势越发明显，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同一FamC下的不同子公司或专业机构可共享客户、优势互补、分享投资、促进FamC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6.确定合适的市场化改革发展方向。随着FamC政策性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基本完成，存续和发展就成为攸关其自身的关键。FamC要继续存续下去，就必须要通过改革转型来适应外部市场的需要，要从纯政策性目标转型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FamC在收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如果能够在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保证持续获利，那么适时对其进行商业化转型是可行的。瑞典资产管理公司在完成处置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后，持有的房地产资产比重较大，因此，在市场转型中，瑞典转型为商业化的房地产投资公司是合理的选择。
三、推进我国FamC转型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进程，明确FamC的法律定位
建议借鉴瑞典为FamC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经验，尽快推动修订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条例》，制定相关配套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我国FamC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我国FamC的专业化、多元化经营。
（二）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FamC监管体制
近年来，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分别出台了并表监管指引等文件，但分业监管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FamC的混业经营监管依然缺乏法律支撑。建议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出发，将混业经营的FamC列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搭建市场准入、日常监管、发展评估和风险管理监管框架。
（三）进一步推进国有FamC改革，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度
逐步引入社会资本、战略投资者等多渠道资金，进一步优化国有FamC的股权结构，明确出资人职责，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借鉴瑞典模式，在FamC内部设立不同专业的子公司，构建各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健全和完善内控风险防范和管理制度，切实防范关联交易和内部风险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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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商业模式篇4
关键词：任务导向法；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改革；典型商品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8-0080-02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群包括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报关与国际货运等专业。《国际贸易实务》是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一般商品买卖的实务操作程序，以买卖合同为中心，介绍交易的磋商、价格术语、合同条款和合同的履行等内容，是后续《国际商务单证》、《外贸函电》、《国际商法》、《外贸跟单》等专业课程的基础。然而，传统“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学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就业和职业技能掌握的需求。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存在的问题
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目前，许多教师的《国际贸易实务》教学以理论为主，教学内容与实际业务没有直接的联系，沿袭了理论教学的合同条款、交易磋商、合同履行和国际贸易方式四部分内容。虽然有的引进了一些教学软件，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仍脱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以及国际贸易操作法规也在不断调整。如大家熟知并使用了13年的UCp500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从2007年7月开始全面实施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600号出版物（简称UCp600）。然而在教学中，有些教师仍然讲解UCp500的内容，与国际贸易实际操作严重脱节。再如，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新通则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实施。通则将原来的13个贸易术语减为11个，由e、F、C、D四组改为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的术语（eXw、FCa、Cpt、Cip、Dat、Dap、DDp）和适用于水路运输的术语（FaS、FoB、CFR、CiF）两组，并增加了大量指导性解释以及图示，适用电子交易程序，贸易术语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等内容。然而，目前大多数院校采用的教材都未相应更新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落后许多教师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仍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单向传递知识的课堂讲授教学模式。学生对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四模块——合同条款、交易磋商、合同履行和国际贸易方式很难理解，所掌握的都是零散的知识点，很难形成完整连贯的外贸流程体系，导致学生觉得教学过程枯燥无味，所学专业知识掌握得不扎实，对课程的兴趣降低。
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面向全社会，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思想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国际贸易业务涉及企业客户资源等商业机密，使得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步伐缓慢，远远未达到职业教育的要求。目前，大多数院校通过购置南京世格软件SimtRaDe外贸实习平台对学生进行模拟实训。但软件操作毕竟只是模拟，不能真正代表国际贸易环节和流程，加之软件系统存在自我缺陷，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因此难以完全满足学生国际货物买卖实务操作需要。
任务导向法介绍
任务导向法是源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的一种教学方法，目前在我国高职院校课程建设中普遍运用。“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双元制”中的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模式对德国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产品的高质量以及保持其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任务导向法的理论依据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原则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多个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任务导向法主张，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不再以过去的“章节”为主线，而是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岗位要求，改用以任务为主线来重新组织教学内容，使其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及实际工作岗位职业能力和素质要求。具体来看，任务导向法就是教师结合实际工作岗位所需技能设计教学任务，然后由教师做指导、学生具体实施和完成任务的自主学习活动，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
教育部在《关于2007年度高职高专国家精品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专业课要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体现基于职业岗位分析和具体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理念，以真实工作任务或社会产品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在真实工作情境中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笔者拟采用典型商品贸易任务为导向对《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进行开发研究。
以典型商品贸易任务为
导向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改革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改革应构建符合高职特色的课程体系，基于进出口业务的工作过程设计课程内容，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实务操作技能的训练。《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开发应通过对典型商品的选取、对外贸工作过程分析，创设突显国际贸易实务任务情境的教学模式。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5
关键词：产品组合联结角色功能
引言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属于模式创新的范畴，是驱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商业模式是面向共同目标市场提品或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价值交易结构。商业模式是一种关系结构，价值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结的，形成一种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就是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就是重构价值交易的关系模式，使新的模式更具有市场效率。企业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其参与的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内部的企业则是一种合作关系。
商业模式是一种价值交易系统，从价值角度分析，商业模式包括价值目标、价值载体、价值创造几个子系统。其中，价值目标子系统研究市场定位及市场组合模式，是商业模式构建的逻辑起点；价值载体子系统研究价值载体，即产品（本文所指产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创意等无形产品）的组合模式及其市场功能；价值创造子系统研究价值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本文主要对价值载体的组合原理与典型模式进行分析。
系统视角下的产品组合思维
产品是价值要素，是价值交易的载体，产品之间的关联度、关联模式，即产品组合方式会显著影响价值交易的效率。如何建立产品要素之间的联结，组合产品形成一个有机的价值载体系统是商业模式构建的核心任务之一。
根据系统原理，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系统，要素之间联结越紧密系统性越显著，反之，机械性越显著，通常把那些联结比较紧密的要素体系视为系统，比较松散的要素体系视为非系统加以研究。比如，从研究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大街上的人群一般视为非系统，而一个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则被视为系统。
那么，商业模式内产品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结呢？可以从毫无关联到紧密联结形成一个完整的谱系。本文以生产打印机的企业可能的产品组合为例说明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与系统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打印机与墨盒由于使用上的配套实现了功能上的关联，但如果打印机与墨盒单独定价的话，它们的关联性就未能实现最大化市场效率。其实，还可以以价格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它们之间关联程度，如图1所示，这样的关联定价在与其他商业模式竞争中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企业在构建产品体系时必须具备系统思维，建立产品之间的有机联系，才能更具竞争力，否则产品就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资源就得不到高效利用。
产品组合基本原理与方法
（一）产品组合基本原理
根据系统原理，如果要素之间能够形成有机联结及合理的结构，则系统就可能从整体上表现出“1+1>2”的效应。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这种效应，关键在于组成系统的要素不仅具有独立的功能与角色，而且要素之间还形成了紧密的分工与协调机制，它们各自的功能与角色是互补的，而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系统要素之间既分工又合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机械系统的要素间则是孤立的、机械的，缺乏联系性，要素的功能与角色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缺乏互补性。比如，“打印机-饮水机”产品组合就是缺乏有机的联系性，而“打印机-墨盒”组合的系统性则较强。
（二）产品组合方法
根据系统原理，产品组合就是对产品要素的结构、角色、功能及联系纽带进行系统化的设置，使产品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结系统，使产品组合发挥出“1+1>2”的系统效应。因此，产品组合方法应遵循下列步骤：
1.结构形式选择。相互联结的产品会形成一种结构形式，结构形式是产品要素秩序性的体现。机械系统内部的要素之间是杂乱的，缺乏秩序性，缺乏协调与配合，难以体现整体效应。结构形式是多样化的，商业模式的设计与选择包括优化、创新产品组合的结构形式。典型的产品结构形式包括系列化模式、产品金字塔模式、主题模式、互补模式、选配模式等。
2.联结纽带设置。产品要素之间通过什么纽带进行联结是产品组合的核心问题，相同的结构形式内部的联结纽带可能不同，比如同样是系列化产品结构，可以通过产品“功能”进行系列化，也可以通过“款式”进行系列化（颜色、形状、容量等），还可以按照“质量”进行系列化。典型的产品联结纽带包括产品原理、功能、形式（风格、款式、包装等）、销售渠道、消费偏好、消费主题、消费情感等。还存在许多的联结纽带，这需要企业去洞悉与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结，创新联结纽带，使产品组合得以深化。
3.功能与角色配置。除了独立的发挥自己的功能外，组合产品还彼此配合、相互协作，通过扮演不同的市场角色使产品群体得以发挥出整体的系统效应。比如“打印机-墨盒”组合模式中，可以将打印机定低价，以吸引消费者购买该品牌打印机，墨盒则可以采用适当高价策略。这一组合策略中，打印机扮演的是“诱饵”角色，承担的是“跑销量”功能，而墨盒扮演的是“主打”角色，承担的是“利润”功能。产品的功能与角色需要企业根据市场特征和竞争对手的策略进行综合设计和精心配置。
通过组合，产品群可以实现共享研发、生产、渠道、促销、客户等资源，实现市场互补，实现价值多元化组合，从整体上体现“1+1>2”的系统效应。
典型产品组合模式及市场功能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产品组合的系统原理与方法，产品要素是按照“结构-纽带-角色-功能”的逻辑进行组合的，作为价值载体，产品组合模式是商业模式的基本范畴之一，从本质上讲，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价值载体创新就是对产品组合结构形式、纽带、角色的创新，最后体现为市场功能的差异化、高效化。产品组合模式多种多样，但都遵循“结构-纽带-角色-功能”的组合逻辑。本文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典型的产品组合模式。
（一）系列化组合模式
系列化组合模式指在产品原理与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基础上，根据消费需求的差异而进行的特色化和差异化所构成的产品组合模式。宝洁公司的产品组合就是典型的系列化模式，其中有洗发护发系列，包括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伊卡璐等品牌；护肤美容系列，包括玉兰油等品牌；个人清洁系列，包括舒肤佳、激爽等香皂品牌；口腔护理系列，如佳洁士等牙膏品牌；织物家居护理系列，如汰渍、碧浪等洗衣粉品牌。这些产品在原理及基本功能方面存在共性，但又满足的是不同的清洁卫生需求。从结构形式上，系列化产品表现为并列的直线结构；产品系列间的联结纽带是产品原理与功能；从角色配置上看，产品分别承担各自的独立角色，但又相互补充，围绕“清洁卫生”功能形成统一体。
系列化产品组合的市场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满足市场相似或相近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占领了市场，使品牌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宝洁公司的多品牌策略在产品组合下取得了极大成功；二是系列产品间共享了研发、生产、渠道、促销等资源，使得资源得到了集约化利用。
（二）产品金字塔模式
顾名思义，产品金字塔模式就是按照“档次”高低组合产品的一种模式，形成从高档到低档的产品结构。在塔的底部，是低价位、大批量的产品，在塔的顶部，是高价位、小批量的产品。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欧莱雅的多品牌产品结构，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巴黎欧莱雅集团的产品组合已经形成了高中低端产品构成的金字塔模式。金字塔内部的品牌决不仅仅是不同价位产品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高档的兰蔻、赫莲娜、碧欧泉品牌的角色是核心产品，功能是赚取利润；而中档的卡诗、薇姿等品牌则作为主打产品起到跑“量”的作用；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低端品牌则作为“防火墙”角色，可以有效阻碍竞争者的进入，保护顶部产品的丰厚利润。
（三）主题模式
主题模式是指围绕某一消费主题而构建的产品组合模式，在该模式中，尽管产品的原理、功能及消费特征等方面差异很大，但产品间却通过某一核心主题紧密联结在一起。比如迪斯尼经营的产品与服务包括动画片、玩具、服饰、主题乐园、演出服务等众多项目，这些产品看似跨度非常大，毫无关联，其实它们通过“快乐”这个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动画片（tom&Jerry卡通形象）的角色是“前锋”与“后卫”，承担吸引并保留消费者的功能；玩具、主题乐园及演出服务则是“主力”，依靠它们赚取利润。事实上，迪斯尼围绕“快乐”主题，以“卡通”形象作为纽带还在不断开发延伸需求，使品牌价值不断增值。
（四）互补模式
互补模式即所谓的“刀片-剃须刀”模式，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在使用上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比如前文提到的“打印机-墨盒”组合，通过使用功能和价格等纽带将产品紧密结合在一起。
（五）选配模式
选配模式是以一种产品为主力产品，其他附属产品则作为主力产品的选配品，而非必需品的产品组合模式。比如汽车作为4S店的主力产品，而导航仪、保养、维修、车饰品等则作为选配品。除了汽车外，消费者可以选择汽车品牌4S店提供的选配品，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牌4S店提供的。根据消费心理，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本品牌汽车4S店的选配品，选配品与主力产品通过使用功能与消费心理联结起来。
典型的产品组合模式还包括集团模式、分段模式、配电盘模式等，组合的原理均遵循“结构-纽带-角色-功能”的逻辑进行组合，根据一般原理，企业可以创新产品组合模式。
结论
本文从系统科学出发，分析了商业模式中产品组合的基本原理，对典型的产品组合模式进行了简要的实证分析，对组合原理进行了初步的验证，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商业模式中，产品要素之间联系越紧密，分工协作越充分，产品组合的市场效率越高。
二是系统性的产品组合之所以能够发挥“1+1>2”的市场效应，是因为各个产品要素除了具备独立的功能外，产品之间还彼此分工、协作，它们的角色与功能是相互协作，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机械的。
三是“结构-纽带-角色-功能”是产品组合的基本逻辑，即产品要素之间通过一定纽带相互联结，赋予产品相互协作的市场角色，形成一种系统化的有机结构，最终展现出高效的市场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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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商业模式篇6
在现实生活中商业集群现象随处可见:从农村的农贸市场到城市的商业街、商务中心区(CBD)，再到风靡全国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和花样繁多的Shoppingmall;从伦敦的牛津大街、查令十字路，到日本的新宿大街，再到美国的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等，这些都形成了世界闻名遐迩的商业集群
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将集群研究的重点放在制造业，对商业集群的研究却很少。随着服务型社会的发展，商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趋势将会越来越强，商业集群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一些学者也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商业集群问题
本文拟从商业集群研究的起源、商业集群的定义、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以及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商业集群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发展历程，为商业集群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商业集群的起源
对商业集群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杜能在其管理自己大片土地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经验撰写出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并于1826年出版在这本书中，杜能的本意是想说明不同产业因为运输费用的不同而如何去决定一个孤立国家的土地和地租的。为此，杜能根据运输费用的大小而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杜能圈的理论，即孤立国最终会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分布着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以及畜牧业的同心圆结构。实际上，杜能圈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集群，在这个商业集群中聚集了蔬菜、牛奶、木材以及猪牛等商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因此，也可以说杜能是最早研究商业集群起源现象的经济学家了。
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正式成立。局部均衡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中心，前提假设是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使得有可能单独考虑经济的一个片段同时忽视它与其他片段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处理市场交易的方式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而，通过一个假设的拍卖人，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就商品买卖达成协议。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中，市场不是空间维度中的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交易场所，而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节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代分不开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还比较低下，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人们信奉的是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对空间流通的研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了空间维度的概念，商业集群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居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因此，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对于空间流通问题基本上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基本上不谈商业集群问题。空间维度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歧视，究其原因无非是一提到空间维度就令他们联想到仍然处于描述和绘图研究阶段的地理学而已，有着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关誉的经济学怎么可能和碌碌无为的地理学为伍呢。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区位理论的产生，商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转机。1933年，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特勒以德国南部城镇的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在一系列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克里斯特勒构建了一个包括三级商品、市场和城市中心在内的空间经济，形成了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六边形市场范围，即商业集群，克里斯特勒得出的结论是城市中心即商业集群的数量和该地区提供的商品种类负相关，中心地具有向周围地区提供中心商品的职能。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格斯特廖什则试图根据基本原则寻找到经济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有效分布，并且根据假设，经济体最有效的分布是由完全竞争的经济自发形成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倾向于出现集中的空间分布模式，形成商业集群，产生集聚经济效应
1929年Hotelling率先在《竞争的稳定性》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商业集群模型:Hotelling通过一系列假定，最终得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线性市场中，依靠价格和定位进行竞争的两个商家，均衡时他们会集聚在线性市场的中点处形成商业集群这一结论，即最小差异化原则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无法掌握市场中商品的所有信息，这样消费者就无法决定购买什么商品才是自己的最优选择。wolinsky在1983年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搜寻商品需要付出运输成本，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消费者倾向于到商业集群处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蒂斯、维纳布尔斯等著名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空间维度被纳入到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借助于Dixit-Stiglitz模型、冰块、演化和计算机，他们研究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自此开始，可以看成对商业集群的研究开始正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殿堂。街和购物中心。一个由学术人士、业界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等共26人组成的会议小组给出的关于商业集群的定义是:商业集群是借助于活跃的商业交易、对话和交流渠道，在地理上相近且相互依赖的商业企业的聚集，它们集体分享共同的商机和商业风险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关于商业集群的定义，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出发点不同导致的比如另一位经济学家D.l.Hufi以研究商圈而著名，他是从预测特定地点的消费者前往某零售店铺购物的概率的角度出发来定义商业集群的，即商业集群是许多相关联的商业企业所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商业供应范围，应包括店铺的规模、交通条件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Hufi模型。
商业集群的定义
到口前为止，学术界对商业集群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世界上有多少个组织在使用商业集群的定义，就会出现多少个定义版本，但这并不影响经济学家各自对商业集群的研究
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克斯认为商业集群是出售相似商品(如时尚服装、餐馆、电影院、剧场、古玩等等)的店铺的集聚，或者是提供多种不同职位的劳务中心的集聚。日本学者田村正纪认为，在区域市场中，零售商店铺选址的重要特征就是零售商通常选择相互接近的地点开店，这种选址行为就形成了商业集群;另一位日本学者石原武政认为，商业集群实际上是指若干商业者集中于某个区域的情形，是以顾客的相关购买商品为中心，而所经营的商品品种又有所拓展的专业店的集合，商业集群的代表就是商业关于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经典的解释是Hotelling模型，该模型假定两个出售完全相同商品的店铺，由于店铺位于不同的空间位置会导致消费者所支付的旅行成本的不同，所以消费者关心的不仅仅是价格，而是价格与旅行成本的二者之和。在假设运费随距离而增加的条件下，两家店铺都会极力寻找市场中人口更为集中的一侧，两家店铺竞争的唯一均衡便是这两家店铺都布局在消费者分布区间的中位数。如果消费者的分布密度是均匀的，那么这两家店铺最终都会集中在市场的中心，即形成商业集群。Hotelling模型说明了商家对市场份额的竞争产生了一种向心力，这种力量使得商家必然会集中到一起进而形成商业集群
商业区位理论也对商业集群的成因进行了分析，StineJ.H(1962)借助于w.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商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和形成的动态过程，Stine的研究发现，当经济发展使交通条件改善并带动了消费者需求增加的时候，商家的销售线路就会逐渐缩短，商人也最终由行商演变为坐商，这时商业集群就出现了。
也有许多学者从集聚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商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认为商家主动追求集聚经济是商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利润是促使商业集群形成的根本驱动力，出于对成本节约、知识的创新、品牌和社会资本以及风险规避等的考量，最终使商家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商业集群
美国经济学家p.Bucklin则是从生产者规模的角度来分析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的。p.Bucklin认为，市场是分散还是集中，以至于进一步影响的是直接商流还是间接的商流，很大一方面是由生产者的规模和本地交易中心的规模决定的:如果本地的生产者能够满足交易中心的需求，那么此时的分散交易市场就是经济的;反之，若本地的生产者不能够满足交易中心的需求，那么这时就会形成某种类型的集中市场，即商业集群。当市场交易集中在某一中心形成商业集群时，商家接触到所有潜在购买者所花费的费用相对较少。
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行为特征是商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动力。在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中，距离是消费者选择商家店铺的唯一决定因素，但Berry则对中心地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程度、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者出行的方便性都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商家店铺的重要影响因素，即使规模相同的两个中心地也有可能出现功能上的不同。
藤田昌久和雅克一弗朗克斯蒂斯对寡头竞争条件下的零售商的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当产品间的差异足够大时，两个商店必须都布局在市场的中心以最大化消费者的剩余的结论。他们的这一结论和Hotelling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同: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克斯蒂斯是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来考虑商业集群问题，而Hotelling模型却是从商家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商业集群问题。
以上只是在理论方面对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在实证方面，oppewal以及timmer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证了消费者多目标购买行为与商业集群之间的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对商业集群形成原因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不同观点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有的强调消费者的利益主导，如Bucklin的交易中心需求满足说，但过多的是强调商家的利益是形成商业集群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学者的心口中，作为供给方的商家在商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商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是消费者和商家双赢导致的:消费者成功地实现了一站式购物，节约了搜寻成本，规避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商家也获取了商业集群所带来的经济利润。
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商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如Dekle和eaton(1999)利用日本的相关工资和地租数据对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经济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本地化集聚经济要远远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城市化经济却远远大于金融服务业nareshGary(2003)在分析英国金融服务业集聚强度时对企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时发现，不论在增长模型还是在进入模型中，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都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集群效应mariusnicole(2008)在对欧洲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度所引起的集群经济进行分析时，特别指出金融服务业虽然较少依赖于临近的大型市场，但金融部门集群却会产生强大而且积极的生产效应。
在国外文献中，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方面的文章很少，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外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将商业集群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对其进行研究，而只是作为产业集群的一个附属品而一带而过;另一方面，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方面的数据不容易获取也是影响商业集群实证分析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
简评
商业集群研究的理论重点在于:建立符合商业特性的商业集群理论分析框架体系，通过对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商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等的研究，深入探究商业集群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把产业集群的研究范式移植到了商业集群研究上来，忽视了商业集群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差异性:产业集群的主营业务以制造业的生产为主，执行的是生产职能，而商业集群的主营业务却是以商品经营服务为主，实际上执行的是流通环节的职能。此外，产业集群因核心技术的存在而难以被复制，而商业集群却因不存在核心技术而存在被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完全用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商业集群，否则就会限制人们对商业集群的认知思维，无法形成一套有别于产业集群的商业集群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在对产业集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商业集群的研究，从而完善商业集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商业集群具备产业集群的共性，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商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途径等，都应该结合商业自身的性质来加以分析，不能停留在产业集群分析的老路上。
其次，在具体的研究范式上，应该建立商业集群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并引入空间维度对商业集群进行系统研究，推进商业集群发展，为地方政府制定商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提供理论基础。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7
摘要：商场管理中的智能技术是商场正常、健康运行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具有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知识发现、企业优化等功能，对于商场的高效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以。基于此，本文试从商业智能概述、商业智能的管理模式、商业智能的典型应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商场管理中的智能技术。
关键词：商场管理智能技术技术应用
鉴于商场管理中的智能技术对于商场健康运行的重要性，要从商业智能概述、商业智能的管理模式、商业智能的典型应用等几个关键的环节入手，才能切实掌握和运用好这项技术。
1、商场管理中的商业智能
1.1商场商品销售管理
商品销售管理包括商品的销售策略及其销售量分析，影响商品销售的因素分析及商品销售的改进方案的预测。商业智能系统通过数据仓库中存储的商品销售信息，建立销售模型。且通过oLap(联机分析处理)进行多维的分析，倘若将其分为总体销售模型、商场销售模型或是部门销售模型对产生不同结果的销售模型分析其销售量和及其销售策略。要进行销售影响的因素分析和评估，经过对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建立提高销售量的预测模型，最终提高供应链企业的营销额度。
1.2商场协同合作管理
在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是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核心内容。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在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间的联接及其合作，以及相互之间在生产、设计、竞争策略等方面良好的协调。供应链的协调主要有进货质价管控一分销协调库存一销售协调一致。
众所周知，商业智能系统就是以一种交互透明的方式使供应商、销售商及其客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促使他们在对商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过程中进行协同合作的管理。商业智能系统可以帮助商场决策者通过web对供应商进行电子询价并使用聚类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等一系列技术，帮助决策者从中选择合适的战略伙伴，并协助其对订单进行管理从而达到进货质价管控协调的目的。在具体的商场供销存过程中，商业智能系统通过基于web的看板系统对供销存的各节点工作进行协调，继而达到有效的管理目的。商业智能系统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对第三方物流进行有效地管理，并使用客户关系系统管理客户信息，最后达到库存一销售协调的目的。
1.3商场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就是对客户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做出决策的过程。商业智能系统经过数据挖掘技术帮助供应链对客户进行分类识别最有力的客户群:客户流失管理、进行欺诈检测，从而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2、商场中商业智能的管理模式
通常状况下，Bi能帮助企业提高决策能力和运营能力，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关键方式：
(1)基于目标管理。一个市场可能有上百个绩效目标，不同的部门、团队、乃至于个人都可能有其绩效目标。基于横跨全商业的信息系统，辅以外界的资料，商业智能系统能实时计算跨组织的绩效目标，以了解自己的竞争优势。(2)基于例外管理。由于能实时且持续地计算各种绩效目标，商业智能系统可以监测其与计划目标的偏差。当偏差过大的时候，系统就会立即以各种通信方式（如电子邮件）通知责任主管。当主管收到例外信息时，可能希望立即采取某一行动。商业智能系统能在例外信息中建议数种随机应变，而且每种应变相当于一个工作流程，各有其后续的动作或是结果。(3)基于事实管理。无论目标或是例外，背后真正支持的力量皆来自事实。商业智能系统将企业目标和例外结合事实，使得主管得以进一步分析原因或趋势，查询并探测相关的信息。
3、商场商业智能的典型应用
商业智能的优势在于将各类数据、信息进行高度的概括，而后形成供高级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时参考的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报告，为企业提供及时、高效的战略决策支撑。其典型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3.1商场的客户关系管理
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战略正在逐渐取代以产品为中心的商场战略，充分利用客户信息是提商场份额的一条重要途径。利用Bi，商场可通过客户划分、客户行为分析、重点客户和潜在客户发现等来了解客户，探寻在日常客户交易的数据中是否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以帮助商场有针对性地实施CRm战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交叉销售，从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持久度，为商场赢得市场机遇。
3.2商场的绩效管理
商业智能技术能够从商场各种应用系统中提取出各种基础绩效指标与关键绩效指标（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这些应用系统包括销售、市场、客户服务、财务、人力资源、制造和供应链等。为了考核员工的绩效，商场可以先将希望员工要做的工作进行量化，然后借助商业智能工具，管理人员可以追踪、衡量和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引导员工的思想方向和行动与商场的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3.3商场的可盈利性分析
商业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商场分析利润来源、各类产品对利润总额的贡献程度、营销费用是否与经营回报成正比等，能对各部门的营业额、销售量等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同期的比较分析、盈亏分析、应收分析、各种商品的风险度分析等等。可盈利性的分析有利于企业实时掌握自身的发展和经营情况，有利于市场及时调整经营业务、化解经营风险。
3.4商场的异常处理
它是商业智能数据挖掘应用的典型事例,通常通过发展曲线商场能及时发现市场和顾客异常情况,及时快速采取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商场风险提高企业收益。如信用卡分析,银行、保险等行业的欺诈监测等。另外，商业智能的应用还能解决诸如成本分析、信用等级评定等难题。
4、结语
综上所述，商场管理中的智能技术对于商场健康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从其商业智能、商业智能的管理模式、商业智能的典型应用等几个关键的环节入手，不断结合实践进行创新，就一定能把商场搞活、搞好。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8
【关键词】近代民商立法模式论争
一、清末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初次争论
1901年1月，清政府在内外危机中颁布变法令，提出“参酌西方政要”，以达“天下富强”。1902年3月，清政府上谕，提出“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1903年4月，清政府再次“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兹者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的上谕，[①]拉开了我国近代民商事立法的序幕。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颁布，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亦告完成。在清末民商事立法过程中，不仅引进西方民商法律的内容，更着眼于中国实际。
1905年，在陈武、刘泽熙所著《商法》中详细记载了关于民商关系的讨论：既分析了民商法的联系，也强调了二者的区别，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专门讨论民商立法模式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赞同“民商分立”。在民商关系上，他们认为：“民法者，商法之基础也。然民法与商法非主从关系，亦非本则与例外关系。商事虽由普通民事而生，而商法对于民法可云特别法，不得谓为例外法”。[②]在“民商分立”的原因上，他们分析道：商法对于民法，实有独异之特质，商法有世界的倾向，其规定之大者，通世界各国渐趋于同，商法“应与民法分离，而各为一部”。
明确主张“民商合一”的是清政府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他于1907年奏请慎重私法编纂，并推荐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起草员，明确提到编纂“民商合一”法典的主张，称：“中国编纂法典之期后于各国，而所采主义学说不妨集各国之大成，为民商法之合编。”[③]甚至当时受聘起草商律的志田钾太郎也曾表示过对“民商分立”的反对。不过，志田钾太郎对于草拟《大清商律》解释道：“中国与外国立约，外国收回领事裁判权以中国有完全法典时为限”，“若有民法典而无商法典，则法典仍不完全，适足为外人之口实”，“故中国之不可无商法典，实政策上不得不然也。”[④]
但是，“民商合一”的法典编纂体例，遭到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首的要员反对。他们从在制定法律时应参酌西方成法的立场出发，认为“自法国于民法外特编商法法典，各国从而效之，均别商法于民法各自为编。诚以民法系关于私法之原则，一切人民均可适用；商法系关于商事之特例，惟商人始能适用。民法所不列者，如公司、保险、汇票、运送、海商等类，则特于商法中规定之。即民法所有而对于商人有须特别施行者，如商事保证契约利息等类，亦于商法中另行规定。凡所以保护商人之信用而补助商业之发达，皆非民法之所能从同，合编之说似未可行。”[⑤]在沈家本的观点中，虽承认民商立法间的某种互通，更强调了民商立法间的相异之处。此后，修订法律馆采取了在《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之外起草民律的做法。
清末采用“民商分立”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其一是在“先订商律”的思想指导下，贯彻“商战”思想，商律先行制定可谓水到渠成；其二是清民（商）事立法主要师从德日，分立模式具有继受性；其三，从时间上看，在民律起草之前，《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即已颁行，如果在民法起草时再实行“合一”的编纂体例，势必会给立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清末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改定商律草案》遵从了“民商分立”的体例。显然，清末的“民商分立”体例是历史形成的，并非是对分立与合一两种模式进行权衡、比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⑥]就这样，关于“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第一次论争没有改变“分立”模式的胜利。
二、“民商合一”论在民初的流行
民初，民商事立法进一步发展，既体现着对西方国家民商事法律的移植，也呈现出对清末民商事立法的继承。1914年，《商人通例》、《公司条例》颁行，随后又起草了《商事条例》、《票据法》五草案、《破产法草案》、《海船律案》、《保险契约法草案》等商事法案。至1926年，民国《民律草案》各编先后完成，仍采纳“民商分立”模式。但在当时的立法实践中，一直伴随着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理论争论。
在持“民商分立”观点的人中，修订法律馆法律顾问爱斯嘉拉可谓是独树一帜。对于在中国采用“民商分立”还是采用“民商合一”，爱斯嘉拉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起初，他认为中国的民商立法应采取瑞士模式，即“应首先修订债权法”，并“将商法（《商人通例》、《公司条例》）附入债权法典之债权通义各条文之内。”[⑦]但后来，爱斯嘉拉受北京政府聘请起草商法典，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主张基于中国已存在独立的商事立法及其立法的紧迫性，应实行“民商分立”。他还认为：“修订法典良好之方法，固不在泥守外国之律文，实在应就世界各国立法例倾向之同异而探索其原因，国民习惯也、地理关系也、普通历史政治也。”[⑧]而“民商合一”论者也从各国历史出发，论证了“民商分立”并无必然性，认为：“决定商律适用之范围，必分别为商业或商行为与夫其他之营业或普通之法律行为，然试将此两者比较观察，何故前者独能适用商律，而后者则否？其理颇不可解，可见非有确然不易之根据”；从法制的沿革上看，“往古最进步之罗马法，并无自民律分离之商律法典，今日商业最发达之英美，并无可与民律明确区别之商律，折衷德法两法系之瑞西（士）债务法，亦综合民商二事而成者，由此可见近日法例，已有不认商律独立存在之倾向矣。”[⑨]在“民商合一”论者的眼里，“民商法相关联之处甚多”，是“民商合一”的重要理由。他们分析“民商分立”的不合理性如下：一是“商法设特别法典，害民事法之统一”；二是“使民法规定足以适应商之要求，则商法为特别法而存在者，归于无用”；三是“独于商人之阶级，与以特别法，害他之阶级而利商人阶级，非公平也”；四是“民法商法并存之时，审判官关于审判诉讼之方式、举证之方法”会产生适用上的困难，并“易生实体规定冲突”；五是“阻害法学之进步，盖商法独立存在，民法学者，不顾商法理论，商法学者对于民法，亦不加深究，致私法原理，不得保统一之步调，以图发展故也”等。[⑩]
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初有关民商立法模式的讨论中，展开了民商法律编纂技术的讨论。李炘指出：“商法不如民法之脉络一贯而成统一法典，实不外就商及有商业的趋向性质之各事项设特殊规定，而拉杂纂辑之耳，故商法之各编各章各具独立之状态，虽分离之而为种种单行法规也可，或设广大之民法典，容纳商法诸规定而为统一之私法全典，亦无不可。”[11]
在“民商合一”论坚定的支持者中，王去非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在《商律法典存废之将来观》一文中详尽分析了商法典在编纂体例上存在的不合理性以及在立法技术上的不便。他认为：“商律为国内私法之一部，对于普通之民律法典，成为特别法，此为一般学者所公认，毫无疑贰者也。夫对于民律，别有商律之一大法典，其理由亟须说明。”[12]在商法各编的编纂体例方面，他认为“民商分立”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民商分立”的编纂模式不具有合理性，商律各编都“不必存在”，并分析了理由：其一，商律总则编因缺乏一贯之原则，“缺乏法典组织之最大要件”；其二，各国对商行为大都制定特别法，因此“商律中之商行为编，并非必要”，“不如删除商行为一编，而使其各成为完全之单行法”；其三，“公司法规准用于营利的社团法人，故不如编制民律中，或制定为民律附属之单行法，较为妥当”；其四，票据法在有商律法典之国家，“使之成为单行法，亦复不少……夫网罗票据法于商律法典中，究其利益，不过图节省三四条文已耳，并无何等特殊理由，是则亦未始不可自商律分离，而成为单行法”；其五，“海商法规之大部分，凡与商行为绝无关系之船舶，咸得准用，与公司法同，故亦以独立制成单行法为适当。”[13]
“民商合一”论在民初形成一种学术思潮，“一时学者从而和之”，[14]但它并未改变当时“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究其原因，民商立法“利在速成、刻不容缓，因此决定整理积年关于近世新立法之资料，及变法以来习惯上之贡献、新式之判例，而厘定民法、商法二种法典。私法学界虽有民商二法合并之高论，迫于国家利害，未遑从容讨论矣。”[15]然而，“民商合一”论虽最终未被立法所采纳，但它在民初的流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民商合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后来“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最终确立进行了学理上的准备。
三、民商立法模式论争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终结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制定民商事法律再次被提上日程。1929年1月，立法院第9次会议议决：“训政开始，各种法规，均待成立，权轻重而审缓急，应先行起草民法、商法、土地法、自治法、劳工法5种。”[16]民法委员会、商法起草委员会分别成立。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编纂完成民法各编，初步完成了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制定，深刻地影响着商法编纂的独立性，诚如学者所言：编纂民法“首应解决者，即民商两法是否合一之问题。”[17]
对于“民商合一”，这一时期的学者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伍渠源在《民商法宜统一论》一文中总结、分析我国古代民商立法概况后指出：“吾国以农立国，历代重农轻商；商民既未成为一特殊阶级，亦无特别团体，是以四民恒受治于一法。盖吾国习惯，民商历代统一，固无分编之必要也”，若能“民商合一”，“既可免立法主义之抵触，复可免条文之重复。凡属齐民，受治一法，执法者无适用纷歧之困难，治法者无研究不周之顾虑。”[18]施霖也在《民商法合一之理由》一文中对大陆法系商法体例进行分析后，力推“民商合一”模式，指出：“商法应规定之事项，原无一定范围，而订为独立之法典，不免自取烦扰，而无实益。”[19]
“民商合一”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立法者对于民商立法模式的态度。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对“民商合一”模式的确立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央政治会议第180次会议核准了他们提议的编订民商统一法典的提案。1929年6月，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编订民商统一法典。立法院遵照该项决议，审议通过《民商法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其时对“民商合一”的反对之声仍存，日本学者我妻荣就持有相反的意见，并对胡汉民、林森提案的理由逐一进行了反驳。国民政府时期在民商立法模式选择问题上，其论争具有以下特点：
1．通过民商关系的分析，深化了对商法特性的认识。在以往的民商立法模式论争中，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多简单地罗列、陈述民商立法的历史及沿革，鲜从商法特性上加以分析。这一时期，“民商合一”论者不仅从历史出发，认为“我国商人本无特殊地位，强予划分，无有是处”，[20]而且从民商法的适用关系上分析“民商合一”的理由，称“查商法所规定者，仅为具有商业性质之契约，至法律上原则或一般之通则，仍须援用民法，而商法上最重要之买卖契约，且多在民法中规定。是所谓商法者，仅为补充民法之用而已，其于条例，固已难臻美备。”[21]而“民商分立”论者则认为：“各国商法之划分，与其谓非沿革之遗物，毋宁以商法之特性之沿革为后盾”，“换言之，向来商事法规，所以不与一般私法区别者，只以商业范围狭小简单，无为特殊处置之必要，若谓近代商业亦适用之，则断非所许。”[22]
2．更为深入地分析了民商立法模式变迁的发展趋势。“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因社会进步与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民商立法均应采取“进步主义”，不断修订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合者，与“民商合一”与否无关；且“民商合一，对于商事法规，应趋于大同与否，立法者尽可酌量规定，并不因合一而失立法之运用。”[23]但“民商分立”论者认为“民商法在其对象之社会状态与进展之程度上，自属不同，故要求修正之程度亦相异”，[24]而且，“各国民法，固各有其特色，商法因商事有世界性，有趋于国际化之势，此项倾向，更不得不以条约等为参考，故欲适应国际的进展，仍有以商法为特别法之必要。”[25]
3．探究了民商事立法的价值取向。“民商合一”论者认为，以阶层的不同适用不同的法律，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出于“人民平等”的考虑，应制定统一的民商法典，“若因职业之异，或行为之不同，即与普通民法之外，特订法典，不特职业之种类繁多，不能遍及，且于平等之原则不合”。[26]而“民商分立”论者反唇相讥道：所谓平等不能仅为“表面之观察”，“另订商法，决无害于法律上之平等。此项关系，只在适应商事之必要而为妥当之处置，并非与商人以特殊之地位。”[27]这种观点区分了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平等，将有关民商立法模式价值取向上的讨论引向深入。
4．深化了关于法典编纂技术上的认识。“民商合一”论者认为：“昔时各国之商法，以人为标准，即凡商人所为者，均入于商法”，然而，这种编纂体例要么已违背民商立法的平等价值，要么因商行为“在事实上有时颇不易分”、“商法应规定之事项，原无一定范围”，而导致商法典编订标准与体例上的困难和混乱，编纂分立的商法典“亦止自取烦扰”。“民商分立”论者则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有力，“事物之界限不明，比比皆然，不利仅以此故而否认商法范围之存在。只有对此界限之确定努力为之耳。”[28]
5．对新型民商立法模式的执着探求。“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各自所存在的优劣，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民商合一”论者与“民商分立”论者都通过各自的理论分析，试图寻找解决民商立法模式的新途径。“民商合一”论者主张，商法为民法之特别法，买卖等商事行为可适用民法，而民法上具有营利性质的社团法人亦可准用商法，民法与商法“牵合之处甚多”，“且民商划分，如一方为商人，一方非商人，适用上亦感困难。因民商法相关联之处甚多，而非一般人所能意料者”，[29]因此，“民商合一”十分必要。“民商分立”论者也不反对为适应商事发展之需要制定商事特别法，“则其规定于同一法典与否，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在部分商事总则规范并入《民法典》之后，公司、保险、票据、海商等制定商事特别法，是一种新型的商事法典模式。[30]这样，“民商合一”论者与“民商分立”论者在探索新型商事立法模式方面，形成了相似的观点。
尽管“民商分立”、“民商合一”的争论尚未彻底消弭，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被立法采纳，《民法债编》将在“性质上能与民法合一规定”的经理人、代办商、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营业、承揽运送等均一一编入，而“性质特异不能与民法合一规定者”，如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等则另订单行法。[31]至此，近代关于“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争论随着国民政府时期立法模式的确立而告一段落。
四、近代民商立法模式论争的历史价值及借鉴意义
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促使近代中国人对民商法的性质及其编纂合理性认识不断深化。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为近代中国民商立法提供了不同理论背景，使立法者可以在不同模式中选择适合国情、适于应用的民商立法模式。近代三次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分合论”者关于民商法关系的论争，是建立在他们对民商法不同认知的基础上的，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民商法理论。这种理论交锋，一方面促进了对民商法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究，促进了民商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理论密切结合立法实际，使理论与实践契合，互相促进。其次，“分合论”者在历史沿革、立法趋势上交锋，表明了他们对世界立法潮流的不同认识、对立法方向的不同把握，体现出探寻法律制度内在发展规律的精神，他们探求“新学说之趋势”，将有关民商立法模式变迁的理论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再次，“分合论”者依据国情的不同论证各自观点的合理性，表明他们在受西方民商立法技术及其理论影响的同时，也密切地关注本国的实际，在民商立法模式上的本土化探索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理论贡献。最后，“分合论”者通过探索民商立法模式，对民商立法的编纂体例及立法技术进行了研究，有助于寻找到符合民商法律自身属性及特点、能够妥善处理民商法律稳定性与变动性关系的新型民商立法模式。及至国民政府时期，与民法具有共性的商事规范被并入《民法典》，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等商事规范则以单行法形式依次制定，商事单行法一方面与《民法典》保持体例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详尽地规定了各自调整的内容，并随时可加以修改、扩充，增添了商事法律制度的灵活性与进步性，较好地解决了民法稳定性与商法革命性之间的矛盾，使民商法编纂体例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这种新型民商立法模式既有别于当时“民商分立”国家，也有别于“民商合一”国家，实为一大创造，它大大促进了民商事立法的蓬勃发展，也是对世界范围内民商立法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9
1.赋予品牌新的灵魂
产品是品牌的载体，品牌是产品的灵魂。百雀羚丰富了旗下产品线，相继推出了水嫩倍现、草本精粹、气韵草本等草本系列护肤品，清新自然的风格紧贴品牌属性和时尚潮流，与传统百雀羚产品的风格迥异。草本系列护肤品上市后，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自2010年起，百雀羚选择在湖南卫视《快乐女声》、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等投放广告。2012年拥抱最炙手可热的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正是延续了原有的广告投放策略。
百雀羚启用莫文蔚代言“草本护肤”，对百雀羚品牌定位及顾客群的定位起到核心关键作用：莫文蔚的“国际范”与百雀羚的“东方美”的巧妙的契合，迅速吸引消费者、媒体眼球，最大限度吸引了8090后年轻消费群的关注与购买。随着莫文蔚代言的百雀羚广告热播，沉睡在消费者心中已久的经典百雀羚似乎一夜之间“复活”了，外界对百雀羚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百雀羚加大网络营销的力度。其中微博内容包括战报、哄抢、奖品宣传等具有实战销售内容的信息。
2.产品价格差异化
百雀羚生产线除了气韵等价格相对较高的高端产品，还保留了其原来价格便宜的经典产品，如百雀羚甘油、蓝色铁盒的护手霜、止痒润肤露，价格二三元到十几元。让客户在接受百雀羚产品创新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便宜经典的护肤品带了的老字号产品的可靠感和熟悉度。
如今，百雀羚品牌已经不再是三四线地区中老年的专属品，更是都市年轻人的喜爱。横扫了中国城乡各个年龄各种阶层收入人群对护肤品的需求市场。
总结一下，百雀羚作为中国老字号护肤品能够在如今充斥韩日流行护肤品和欧美大牌等外国产品和国内日新月异的新产品的激烈竞争市场中重新焕发活力并成功转型是一个企业延续生命周期的成功的案例。企业生长固然有其生长的规律，就像人总有生老病死，但是如何做到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活出生命的密度，延长生命的长度，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在全球化市场中，一个企业做到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企业战略。
3.适应互联网大潮流
百雀羚在2010年除了潜心研究适应市场环境的多套产品外，还顺应社会互联网思维，发展了云商模式。关于云商，因为近几年才出现的销售模式，很多人还不了解，其实就是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传统的销售模式就是生产商――批发商――多层渠道商――零售服务商――消费者，而独具一格的安利、玫琳凯也只是减少了批发商和渠道商的环节，他们所谓的商就是传统销售模式中的零售商，而安利这些所谓的直销企业把零售商发展为上级发展下级的多级商，本质上讲，直销模式仍然属于传统的营销模式。随着2000年淘宝的首次问世，1号店、亚马逊、当当网这些网上第三方平台的出现，人们开始习惯于另一种消费模式――网购。进过十几年的发展，京东、国美在线、苏宁，传统的电子家电行业也在悄悄进入互联网时代。层出不穷的名词包括B2C、B2B、o2o、p2p等等，2012年苏宁首次打出“云商”的旗号开始企业大规模转型。其实首先使用云商模式并不是苏宁，在新型市场潮流中究竟是谁第一次使用云商模式，我们似乎无从考证了，但是可以追溯出最早使用的那一批企业。早在2010年，百雀羚便使用云商模式悄悄地改变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1）百雀羚的店商
百雀羚保留了传统的店面销售，将产品退给批发商，然后渠道商，最后店面零售商。现在在很多二三四线城市，还能看到百雀羚专卖店或者专卖柜台。互联网潮流的到来能否去、完全取缔传统零售行业？目前看来还是不会的，传统零售还是有市场的，现在向互联网转型的传统企业如国美电器，仍然保留了零售，甚至目前还以零售为主。百雀羚作为一家传统护肤品企业，这么做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还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物流还没有完善到“最后一公里”村镇，而这些地方占百雀羚目标市场的相当大的份额。
（2）百雀羚的电商
百雀羚一方面把网上官方旗舰店开进淘宝、京东、聚美等第三方销售平台，并在网页首页做广告宣传，这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虽然线上的库存、店铺空间是无限的，但是网页首页及搜索推荐以及消费者的搜索耐心是有限的。事实证明，网上交易额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同时百雀羚将京东发展为批发商和渠道商，利用京东的物流和信誉优势，“京东自营”的百雀羚加入京东节假日特价优惠又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
（3）百雀羚的零售商
百雀羚进入物美、华联等大超市，设立专柜。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很适合百雀羚所定位的年龄以及收入的女性群体。而男性的购买行为与女性的差别还是蛮大的，男性的选择随机性更大，百雀羚男士系列通常在超市货架上与女性系列摆在一起，稍靠下的货柜上。我们可以推想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周末男士陪同妻子逛超市，妻子在给自己挑选的同时，会给对护肤品美特别要求的丈夫挑自己比较喜欢的百雀羚品牌男士系列。二是男士在陪同妻子在货柜旁挑选护肤品的同时，顺便给自己拿一个，而百雀羚男士系列就是女士系列的旁边或者下方，最顺手。
4.成功的转型
当企业出现现金流量逐渐减少，经营规模不断萎缩，经营风险升高，成本升高，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变预示着企业要进入衰退期。为摆脱困境求得新发展，应尽快在创新中调整战略。百雀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企业发展萎缩时，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环境快速地调整了战略。
典型的商业模式篇10
其实，开源软件可以是成功的商业行为，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商业公司必须要能够生存和盈利；其次，商业公司生存的意义在于为用户创造价值。下面我们来看看开源软件是如何生存、如何创造价值，并如何借助其创造的价值来获得回报的。
盈利模式之一：多种产品线
在这种模式中，利用开源软件为直接产生收入的专有软件来创造或维持一种市场地位。例如，开放源代码的客户端软件带动了服务器软件的销售，或者借用开源版本带动商业许可版本的产品销售。这种模式应用得比较普遍。
如mySQL产品就同时推出面向个人和企业的两种版本，即开源版本和专业版本，分别采用不同的授权方式。开源版本完全免费以便更好地推广，而从专业版的许可销售和支持服务中获得收入。再如Redhat自RedhatLinux后将原桌面操作系统转为Fedora项目，借FedoraCoreLinux在开源社区的声望而促进RedhatenterpriseLinuxaS/eS/wS服务器产品线的销售。
盈利模式之二：技术服务型
在这种模式中，开放源代码软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市场定位，并非面向产品，而是针对技术服务。JBoss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JBoss应用服务器完全免费，而通过提供技术文档、培训、二次开发支持等技术服务而获得收入。
盈利模式之三：应用服务托管(aSp)
这种模式适用于基于开源软件的应用服务供应商（aSp）。例如，pHpLive就是一种构架于pHp、mySQL之上的开源软件，它可为企业用户提供实时交谈服务。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公开提供pHpLive托管服务的应用服务提供商。
盈利模式之四：软、硬件一体化
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硬件制造商的。随着竞争的普及，市场压力迫使硬件公司开发并维护软件，但是软件本身却并不是利润中心，因而采用开源软件。这种模式被很多大型公司广泛采纳，比如iBm、Hp等服务器供应商巨头，通过捆绑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销售硬件服务器。而Sun公司近期将其Solaris操作系统开放源代码，以确保服务器硬件的销售收入，也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盈利模式之五：附属品
在这种模式中，出售开放源代码的附加产品。比如在低端市场，出售杯子和t恤衫等；在高端市场上，出售专业编辑出版的文档和书籍。o'Reilly集团是销售开源软件附加产品公司的典型案例，它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参考资料。o'Reilly实际上雇用和支持了一些著名的开放源代码黑客（例如Larrywall和BrainBehlendorf），并以此提高它在市场上的声望。
盈利模式之六：品牌战略、服务至上
在这种模式中，开源公司通过开源软件先天的传播优势，以极低的成本建立和传播品牌，并通过向用户提品相关的服务来获得回报。康比尔公司的CompiereeRp&CRm软件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康比尔公司开发了开源的eRp&CRm软件，由于其产品优秀，很快便获得了北美、欧洲和亚洲中小企业用户的认可，Compiere品牌也因此迅速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企业管理软件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