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农耕文化篇1
【关键词】农业谚语；壮泰民族；农耕文化；农耕技术；农耕习俗
【作者】周艳鲜，百色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82-007
一、前言
谚语是运用隐喻手法，采用固定、便于记忆的结构来反映智慧、真理、道德与传统观念，被代代相传下来的短小精炼而众所周知的语句。[1]4它是口头传统的一种主要类型，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浩如烟海的谚语宝库中，农业谚语是最为丰富的。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古代农书中记载有大量的农谚，例如，北魏的《齐民要术》中有“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汉代的《田家五行》中有“六月不热，五谷不结”，等等。人类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劳作中经过反复实践验证，获取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与知识，摸索出了农业生产的种种规律，然后把这些都浓缩到形象、生动、简短的语句中去，由此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
壮、泰民族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他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农耕文明。覃圣敏提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稻作文化，这是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共同点。[2]黄凤祥、徐杰舜认为，壮族先民创造的稻作文化对泰国泰族和东南亚其他一些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壮泰族群千百年来保持了共同的稻作文化形态，成为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同质化的根源。[3]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用不同学科方法、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和稻作文化的亲缘性、同源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那么，农业谚语能否折射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明，能否反映两个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渊源关系？
韦达论述了壮族谚语蕴含的人生经验，将农业谚语称为“壮族农业发展的教科书”[4]，蒙元耀认为壮族熟语“取材于壮乡的生活实际，反映壮家人的生活本色”[5]9，泰国学者（乌顿潘・阿曼吞）主编的（《泰国谚语精编》）（2013）阐述了农业谚语的来源及文化背景，[6]（斯瓦潘・派林）编著的（《俗语分类》）（2008）对农业谚语进行归类解释[7]。但文献阅览显示，目前，针对壮泰农谚的专题研究非常有限，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作为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本研究解读壮、泰语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并对其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究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二、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特征
梁庭望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发明以后，逐渐主宰了越人先人及其后裔的整个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饮食结构、语言文学、人生礼仪、、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民族性格等方面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绵延至今。”[8]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壮、泰民族传统农耕社会的总体面貌与基本特征，本文从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业技术与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农业生活
覃乃昌提出，在“那”文化圈生活的主要是壮侗语族群，包括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其主要文化特征是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9]40-47。以下两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相似的农业生活形态和共同的生产习俗。
1.壮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1）Baksaehhongguhbonj，maenzaeugwnguhmbwn.百业农为主，民以食为天。
（2）Fouzhongmboujonj，fouzhaeuxmboujan，fouzbuenqmboujfouq.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商不富。
（3）Guhhongmboujlizgyaeujnaz，canghbuenqmboujlizhangzdaeuz.农夫不离田头，商人不离行头。
（4）mboujndaemnaz，mboujndaemreih，youqlawzmizhaeuxhaugwn.不种田，不种地，哪有米饭吃。
（5）Hongnazbeijminghraez.农活比命长。
（6）Gajmouhwnjhangz，ndaemnaznabliengz.杀猪上行，种田纳粮。
壮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壮族“据‘那’（田）而作，随‘那’（田）而居，依‘那’（田）而食”，他们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世世代代过着自耕自食、自给自足、勤劳节俭的农耕生活。壮语谚语Laengmbanjmizdah，najranzmiznaz（村后有河，屋前有田）生动描写了壮族农家的田园风光与人居环境，反映壮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追求。以上谚语中，第（1）（2）（3）（4）反映了壮族以农为主、以稻作为生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第（5）是壮族传统农业生活的生动写照，第（6）记录了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种官田”“纳官粮”的赋税政策。
2.泰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泰族的传统产业。据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记载，泰族从公元1237年（佛历1780年）素可泰建立国家开始，农业便逐渐成为泰族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10]1261第（7）将农业比作国家的脊梁，说明其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8）（9）描绘了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场景；第（10）描写了泰人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活；第（11）（12）反映了泰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形态，前句揭露了泰国封建王朝统治下劳动者受到剥削与压制的社会共性，后句源自一个关于勤劳的老农民用“分身术”提高种田效率的古代故事。
（二）农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指的是农业中各生产种类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传统的农业民族，壮、泰族大多依靠水稻种植为生，兼有旱地作物种植，并衍生了鱼类养殖、家畜养殖等多种生产活动。壮泰民族传统农产结构的这种相似性，在谚语中得到了印证。
1.水稻种植与鱼类养殖
在壮语中，水稻种植也称为“种田”。根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田”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种田”，广义上泛指以务农为生，谚语Caetcibngeihhangz，ndaemnazguhvuengz（七十二行，种田为王）反映了壮族祖祖辈辈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水田为挖塘养鱼储备水源，创造了鱼类养殖的条件。稻田养鱼是古老稻作民族的农业文化遗产，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南方越人曾“陆事寡而水事众”，他们发明了水田和水塘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古越人后人（壮族）生活的地区沿用至今。泰人也有水田、水塘养鱼之俗，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曾记载：“在兰甘亨大帝的黄金时期，水里有鱼，田里有谷…”[10]1261这充分表明，壮泰民族先民早就认识“稻鱼共生”的好处，他们创造了很多描写“种田”和“养鱼”的谚语。
第一组：
（13）（壮）Bauhfaexmuenghfaexngaeuz，ndaemhaeuxmuenghhaeuxhenj.刨木望刨光，种田盼谷黄。
（14）（泰）撒谷子望收成
第二组：
（15）（壮）aeugwnhaeuxcouhndaemgyaj，aeusiengjgwnbyacouhvatdaemz.要想吃米就插秧，要想吃鱼就挖塘。
（16）（泰）种田节省秧苗做干鱼节省盐
第三组：
（17）（壮）Daemzmizbya，nazmizhaeux.塘里有鱼，田里有米。
（18）（泰）田里有米水里有鱼
以上几组壮泰谚语意思相近，第一组表达了壮、泰族人播种之后期盼丰收的愿望，第二组反映了壮泰民族共同的种田插秧和养殖鱼类的生产习俗，介绍了壮族挖塘养鱼和泰族制作干鱼的生产活动，第三组描写了壮泰民族“鱼米之乡”的丰收时节。在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田”发音为na21和na33，“水”发音为nam32和nam55，“米（谷）”发音为khau24和khaw41，“鱼”发音为pja33和pla33，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相似性。
2.旱地作物种植
除了水稻，壮泰民族也栽培旱地作物，但由于两地气候不同，播种品种与季节有所不同，而对大多数农作物的称谓，壮、泰语大多相同。[10]1369黄兴球通过植物命名研究提出，蕹菜、芥菜、芋头、稻、甘蔗等植物的同名佐证了壮泰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11]在壮泰谚语中共同出现的主要旱地作物有：薯芋、豆、瓜、甘蔗、香蕉等，例如：Biekdoxlawhguhfaen，maenzdoxlawhguhceh（芋的种子是芋，薯的种子是薯）和（芋按照种类薯按照族系），Cingmingzgyaj，goekhawxduh（清明秧，谷雨豆）和（煮豆燃豆萁）等。其中，薯芋类是壮语谚语中出现最多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壮族先民一直栽培薯芋类作物，因此薯芋类作物可能是壮族先民最早驯化栽培的作物。[10]1161芋头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phurk55，在泰语为phiak55，薯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man21，泰语称为man22。壮泰族群对芋头称呼一致，对薯类作物也有相同的总称，说明壮泰族群对于芋头与薯类的认知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共性的具体表现之一。[11]32-38
在粮食作物方面，玉米是壮、泰民族种植业中主要的经济作物，因而有谚语Loegnyiedhaeuxyangzhenjdaengzganj（六月玉米黄到蔸）和（去掉玉米粒心剩下壳）等；在蔬菜方面，空心菜是壮泰民族种植的主要蔬菜之一，有谚语Cehbyaekmbungjsengbyaekmbungj，cungjcijboiqsengcijboiq（空心菜籽生空心菜，紫背种生紫背菜）、（空心菜汤去，莲茎汤来）等。有史料记载，泰族先民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植蔬菜、水果与其他作物，在素可泰时期（佛历1800―1892年，公元1257―1349年）甚至有“种山种园”之说，《拉鲁巴纪事》也说阿瑜陀耶时代（佛历1893―2310年，公元1350―1767年）种植了多种蔬菜、水果与花卉。[10]1264在水果方面，泰语谚语中出现较多的是香蕉，例如，（砍香蕉不要留嫩芽）和（到处是香蕉粉蕉），说明泰国具有香蕉种植的漫长历史。此外，壮泰民族先民种植棉、麻等纤维类植物的历史也很悠久，产生了很多关于棉、麻种植和棉麻制品的谚语，例如：Goekhawxmbaetcaz，laebcousoumaz（谷雨摘茶，立夏收麻）和（肚粮仓，肚麻袋）等。
3.动物养殖
动物养殖是壮、泰民族重要的农业生产。《管子・牧民》曰：“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意指社会繁荣。六畜，指的是牛、马、羊、猪、鸡、狗。壮语谚语Loegcukvuengh，fouzcainanh（六畜旺，无灾殃）反映了动物养殖对农业民族的重要意义。壮族远祖的家禽饲养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猪、牛、羊、马是壮族畜牧业的主体，鸡、鸭是壮族养殖的主要家禽，而泰国养殖的牲畜主要有水牛、黄牛、猪和鸡鸭。[10]87-88大量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养殖动物的种类、技术或经验，说明壮泰民族养殖业的相似之处，例如：Ciengxmavihgoeng，ciengxgaeqvihsei（养狗为公，养鸡为私）、ndawnazlanghbit，nongipndonqndiq（稻田放鸭，害虫全光）和（鸭鸣竟鸡）、（狗耍鸡），Cibmaxdoengzruq，mboujlaurumgeq（十马共槽，不怕草老）和（马踢椰壳），Ciengxyiengzroengzlwglai，songbirimgwnzbya（养羊繁殖多，两年满山坡）和（捉绵羊斗山羊），等等。
在壮族养殖的动物中，猪有其特殊的意义。壮族先民养猪历史悠久，考古发现，猪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较为久远的一种家禽。根据桂林甄皮岩人遗址考古发现，至今7500―9000年的甄皮岩人已经开始人工饲养猪，开创了瓯越故地家畜饲养业的先河。[12]69ndawranzloegsengmouguhdaeuz（家庭六畜猪为首）说明猪在动物养殖中的地位，Ciengxmoubaenghraemz，ndaemnazbaenghgyaj（养猪靠糠，种田靠秧）介绍猪的饲养经验，Cabliengzbaenzcang，moubizrimranz（杂粮成仓，肥猪满栏）是丰收年景的写照，“宰年猪过大年”是壮族重要的春节习俗之一。猪也是泰族养殖的主要家畜之一，一些泰语谚语以猪为隐喻意象，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猪的本性，而且赋予其丰富的隐喻涵义，例如，（赶猪进圈）比喻为自己利益而摆布柔弱的人的行为，（泥土裹住猪尾巴）比喻懒惰之人，等等。
（三）农耕技术
壮族先民真正进入犁耕农业阶段大概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岭南地区出土的陶车、陶牛和陶俑等考古材料，是壮族先民牛耕劳作的生动反映。广西出土的陶制耙田模型表明，南朝时壮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筑埂保水、漏斗排水、犁后加耙、平田播种、碎土深耕等一整套耕作技术[10]1141-1143。
1.耕牛
“牛”是壮、泰语谚语中出现最频繁的一种动物，说明壮泰民族用牛拉犁耕作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也体现了耕牛在两个民族传统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牛耕技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当时生产力的进步，说明农耕社会达到了新的高度。壮语谚语Lajrienghmizvaizcae，gwnngaizmboujyunghyou（栏下有耕牛，吃饭不用愁）反映了耕牛对稻作民族的重要意义，而泰语谚语（岳父养牛，岳母养女）说明泰人饲养耕牛的普遍性。
壮泰民族先民在谚语中总结了耕牛饲养的很多经验，例如，Cawxvaizgaejgenjdaezfaggeuz（买牛莫选剪刀蹄）和（选牛看尾选媳妇看妈妈），而maxmboujmizloengzmboujndaejgwih，vaizmboujconndaengnanzragcae（马无缰绳不能骑，牛不穿鼻难拖犁）和（丢了牛头断了牛鼻绳）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牛鼻拴绳的方法，说明壮、泰族有相同的训牛习惯。传统的耕作中，壮族一般使用水牛，泰人既用水牛也用黄牛，而泰国高棉人却普遍使用牛为蓄力，一些泰语谚语来源于牛的历史典故，用以记录泰国高棉人与牛为伴，共同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与情感体验。例如，（住在一个牛棚的牛打架）不仅记录高棉人建棚养牛的习惯，并以共居牛群经常互相打架来比作共事的人们因不齐心而会产生矛盾。总之，牛是壮泰民族驯养的主要动物，是农耕社会缺一不可的耕作工具。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牛”的发音极为相近，“水牛”发音为va：i21和khwaj33，“黄牛”发音为mo21和kho33；ko33，这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相似性的一个重要证据。
2.传统农具
壮泰民族使用的农耕劳动工具多种多样，大致分为耕地工具、灌溉工具、田间管理工具、收割与运输工具、脱粒加工与储藏工具等。壮语谚语Diuzsohguhgaenz，saenjgozguhek（直木做锄把，弯木做牛轭）、Raeqnazmizfagcae，doegsawmizcibit（耕田一把犁，读书一支笔）、Fungbeizcihaeuxgok，dwgfagdwgbebgagfaenmingz（风车吹稻谷，是胀是瘪自分明）、mizhaeuxgyawzlaufouzrumdaem（有米哪怕没臼捣）和泰语谚语（进林别忘刀，去田别忘犁）、（打黄牛怨恨耙）、（牛脱了轭又进去耕地）、（镰刀在肚子里）、（推石臼上山）等反映了壮泰民族农耕工具的相似性。
3.耕作过程
壮泰民族的耕作过程从犁田、耙田、灌溉、撒种、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谷、晒谷，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基本相同，生产工具也基本相同，但是种植的季节和田间管理有所不同。[12]110-117关于稻作过程的壮、泰语基本词汇中，有不少读音相似相近，例如，犁田，南部壮语（简称南壮）为thai33na21，泰语为thaj24na55；耘田，南壮为da：i22na21，泰语为daj21na33；引灌，南壮为tho：i55nam32，泰语为to：j33na：m55；插秧，南壮为dam33na21，泰语为dam33na33；收谷，南壮为kip55khau42，泰语为ki：p35haw41ka24；磨米，南壮为muk11hau24，泰语为。
这至少从语言学的角度反映了壮泰民族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一些环节的相似性。记录耕作过程的壮语谚语很多，但相关的泰语谚语比较少见。
（1）施肥。土壤的质量会影响稻谷的生长与收成，Cienrapbwnhroengzreih，fanhgaenhaeuxhaeujcang（千担肥下地，万斤粮入仓），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肥料的价值，将肥料比作“宝”“官印”，例如，Bwnhvaizrumhoengzva，nungzgyasongaenbauj（牛粪红花草，农家两个宝）、Dangguenbaenghinq，guhhongbaenghbwnh（当官靠印，做农靠粪）。Daeuhbeizcoqnaz，haeuxgenqbaenzgijmaz（地皮灰放田，稻谷胀又坚）介绍壮族先民越人采用的“火耕水耨”的施肥方式。
（2）犁耙。犁田耙地需要深入、细致，不可匆匆忙忙、漫不经心。Rauqnazyawjgyaeujvaiz，caereihyawjbakcae（耙田看牛头，耕地看犁头），Caenazgvaqdoeng，nonnoixnamhmboeng（犁田过冬，虫少土松）、Ciengvakbaenzngaenz，fanhgvakbaenzgim（千锄生银，万锄生金）、Caendaejlaeg，rauqndaejnuenz，itvanjnamhboengzitvanjhaeux（耕得深，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介绍了犁耙的时间、次数与深度。犁耙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壮家娶媳妇的一个条件，例如，Genjgwizyawjcaenaz，genjyahyawjdaemjrok（择婿看犁田，择妻看纺纱）。
（3）灌溉。水是生命之源。壮语谚语Luegbyamizsuijgu，nazlaehaeuxhenjgim（坡岭有水库，梯田出金谷）说明蓄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上兴修水利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年前大禹时代就有“尽力乎沟洫”“陂障九泽、丰殖九薮”等关于农田水利的内容。到了明代，广西灵渠经过多次维修、疏浚，两岸的万顷田地得到了灌溉，这是壮族先民大量兴修与利用水利的证据。Henznazhaidiuzmiengraemxlae，reihrengxhixmizbetcingzsou（田边开条流水沟，旱地也有八成收）、Coihhamqvatdaemzciengxndeinaz，mboujaeurengxdaeujgouzmehmbwn（修坝挖塘养好田，不要旱来求老天）等谚语介绍壮族地区挖塘筑坝蓄水、开沟挖渠漫灌的灌溉方式。
（4）种植与田间管理。壮族视谷种如同生命，他们“Hohmiuzlumjhohmingh，louzcehlumjlouzgim（保苗如保命，留种如留金）”，积累了“Haeuxcehnaednaedfag，gomiuzgogocangq（种子粒粒圆，禾苗根根壮）”“Cindaeujmboujdoekfaen，hahdaengzyienghyienghhoengq（春来不落种，夏收样样空）”“ndaemnazndaemndaejcingq，dangqeindingqcaengzbwnh（插秧插得正，等于下层粪）”等选种、播种、插秧的经验以及诸如“Dawzbaeznamhcaelaeg，akgvaqsamfaenfwn（深翻一遍土，胜过三分雨）”“Gyajndaisambaezhaeuxrimcang，duhgvaksambaeznaednaedfag（禾耘三次谷满仓，豆锄三次粒粒黄）”等翻土、耘田等田间管理经验。
（5）收割、晒谷与加工。Caetnyiedhaeuxhenjyouqndawnaz，gyagyahohhohsoumadak（七月田里一片黄，家家户户收割忙），因为水稻“Betcingzcug，cibcingzsou，cibcingzcug，laeuqsongcingz（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稻谷收割之后要及时晒干，Banhaetmokbaenzbenq，mbwnrengxndeidakhaeux（早上一片雾，晴天好晒谷）总结了晒谷的天气规律。壮、泰民族稻谷脱粒加工方法相同，主要用磨臼（石磨、泥磨）去掉谷皮或用木杵舂捣。“舂堂舞”便是来自于舂米的灵感，“晨暮时候，妇女们将晒干的稻禾放在长形的大木槽中，用木杵舂去谷壳，称为舂堂。木杵舂击木槽发出有节拍的声响，宛如动听的曲子，被发掘成为了现今的舂堂舞”[13]112。“舂堂”壮语称为“打砻”，打砻舞现已成为壮族喜闻乐见的节庆习俗舞蹈。
（四）农耕习俗
农耕习俗是传统农耕社会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现象，农业谚语记录了壮、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一些农事习俗，是人们了解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民俗活动的重要语言资料。
1.春耕习俗
壮族认为，“Dojdeihlingzmboujlingz，bibicungjaeugingq（土地灵不灵，年年都得敬）”。壮人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春社节”举行土地神祭祀仪式，祈求土地神保佑全村老少、六畜兴旺与农业丰收。“春社节”也叫“开耕节”，人们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以祈福开耕顺利，饮酒作乐之后繁忙的春耕就开始了，因而有了谚语“Gwnlelaeujcinsix，caerauqmboujlizfwngz（吃了春社酒，犁耙不离手）”。泰族于每年佛历六月举行“春耕节”，这是泰国宫廷大典之一，由国王亲自主持祭祀天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泰语谚语（禾苗等雨，稻等雨）反映了求雨仪式上人们对降雨的渴求与祈盼，而（丝足鱼得水）描写大雨来临之时，人们欢呼雀跃，就像丝足鱼获得了久违的甘露。
2.“尝新”习俗
农历六月初六来临的时候，稻谷已经成熟，壮族会举行“尝新节”，谚语Loegnyiedloeg，gwnhaeuxmoq（六月六，吃新谷）描写了壮人在开镰收割之际品尝新谷，行香祭天，以庆祝五谷丰收的节日习俗。在举行秋粮入仓仪式时非常讲究话语的忌讳，Haeuxduhndaejdaengzcang，vahlangxgaejluenhgangj（五谷得入仓，闲话莫乱讲）告诫人们谨慎言行，以免遭到神灵惩罚致使入仓的粮食受损。泰国佛历3月举行“尝新节”，这时候稻谷开始成熟，新打的稻米新鲜而味道香甜，人们用来做成竹筒饭，在礼佛日拿去斋僧，这个节日因而得名“竹筒饭功德”，于是有了■（竹筒饭功德）这个俗语。
3.祭牛习俗
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壮族非常敬仰“牛神”，人们“Seiqnyiedraenvaizbaenzduzciengh，caetnyiedraenmaezbaenzyahvuengz（四月见牯牛如大象，七月看老婆如皇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牛魂节”（脱轭节、敬牛节），要给牛招魂、脱轭，有些地区将这天当作牛王的生日，以美食供奉牛神、喂养耕牛，所以说，“Seiqnyiedcobetdienheiqrongh，duzcwzduzvaizceiqcingsaenz（四月初八天气晴，水牛黄牛最精神）”。泰族每年佛历一月“庆丰节”也举行为牛求魂的仪式，但是祭祀活动并不像壮族那样隆重，因为泰人认为牛只是有功德的动物，他们对牛的辛苦耕作仅是怀有愧疚心理。一些壮族地区禁食牛肉，但在泰语谚语中有食用牛肉的记录，泰语谚语（杀牛吝惜盐）记载了古时泰人杀牛后将吃剩的肉制作干肉，却因节省盐巴导致牛肉腐坏的典故，而（杀牛不要吝惜辣椒）告诫人们不要因小利益而让大利益受损。
总之，壮、泰民族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农事习俗，其中，很多农事习俗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结论
壮、泰族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这些谚语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劳动经验，也凝练了两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农业智慧，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折射了两个古老农业民族的农耕文明，反映了两个民族在传统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耕技术和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说明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有很多共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共同的稻作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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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耕文化篇2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3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4
关键词农耕文化；现代农业；措施；湖南衡阳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08-0272-02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将农业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农谚历久弥新，是历史上始终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真实写照。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关系到国家的稳定。衡阳市历史悠久，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挖掘衡阳市农耕文化的精髓，并应用现代农耕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1弘扬衡阳历史文化，挖掘农耕文化精髓
“回雁峰头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衡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以“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闻名于世，历史悠久，潇湘八景中“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均在衡阳。这里不仅有唐尧虞舜巡狩祭祀的文明遗迹，传颂祝融播火、韩愈开云的美丽传说，而且有朱熹、王夫之等古圣先哲的探索足音。相传炎帝登上衡山之巅，极目远眺，发现一段首尾欲接而未接的河流，当地人称之为“金线吊葫芦”，此处土地肥沃，炎帝喜出望外，在此掘地翻土，称之为“耒”，史称“神农创耒”。“神农创耒”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衡阳也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另外，衡南泉湖二月八是衡阳的一张风情独特的历史文化名片。“赶泉湖二月八”成了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这个节日泉湖街上人山人海，农民选购农具。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农具被新型农具代替，渐渐成为艺术收藏品，但这些也在挽救人们的记忆，勾起人们的乡愁。农耕文化作为农业第一产业的精神力量，从神农氏到袁隆平，以独特的魅力从未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农耕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以及中华文明的内涵。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强调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并一直秉承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种养“三宜”（物宜、时宜、地宜）的物性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和御欲尚俭的节用观，体现了古代农耕文化的精髓。这些文化遗产和文体瑰宝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融合农机农艺技术，创新现代农耕文化
昨天和今天一脉相承，农耕文化所形成的理念、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的精神内核。随着社会的进步，衡阳市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农机农艺的协调融合，为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创造了崭新的现代农耕文化。
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衡阳市各项农机化指标快速增长，农业机械推广与应用工作位居全省前列。并自主研l了“mC自动化育秧苗床”，有效解决了水稻机械化插秧中的育秧质量瓶颈，填补了国内空白，该产品被评为“湖南省2013年度十大农机科技创新产品”。二是农艺技术发展前景多元化。在农业生产中，农业信息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可持续发展农业技术、生物技术与农业机械化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推动农艺学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多元化，也促使农艺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三是农机农艺技术融合科学发展。衡阳市加快推进农机农艺技术融合，把发展机械化作为基本方向，以标准化作为基本要求，以制度创新作为根本保障，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为主要示范力量，不断推进农机农艺融合，从而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支撑和引领农业现代化。
农业机械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志，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机化新农具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保证总产量增长的前提下，将大部分人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而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农村二、三产业，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理念的创新，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提倡商业文化，更新了观念，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乡风文明[1-2]。
3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助力农耕文化发展
在浙江省和贵州省的2次考察中，均强调了农业现代化是“新四化”中的薄弱环节，要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衡阳市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应秉承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结合衡阳市实际，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注入“四节”理念（即节水、节地、节能、节肥），着力改变水资源浪费、高能耗消费、低效益扩张的现状，推动现代农耕文化发展[3-4]。
3.1强化水利设施以节水
水沛则粮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在旱灾中尤为凸显。衡阳是全省三大少雨区之一，常有“先洪后旱、洪旱交错”的自然灾害出现，素有“衡邵干旱走廊”之称。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损毁现象十分严重，渠系不通，淤塞严重。因此，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提高保障水平，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重点加大城区、灌区、库区等水利设施建设力度。
3.2实施综合开发以节地
衡阳市人口已突破了700万人，但总耕地面积只有37.07万hm2，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05hm2的警戒线。因此，应珍惜土地资源，加快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推进国土整治，大力提高农业用地的利用率。
3.3提高农机水平以节能
衡阳市属丘陵地区，种粮大户受地形影响，机械化作业不便，种植规模化程度也受到制约。因此，要实行农机购机补贴政策，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投入，增加购机补贴规模，大力推广节水、节能、节肥等新型农具，加速淘汰落后农具，大力推广先进实用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农业耕作成本。
3.4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以节肥
衡阳市是一个紫色页岩地区，在降雨径流作用下极易导致水土流失。为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能够落实到田间，既要解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市场化运作的难题，又要让广大农民亲眼看到实际效果，这是限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瓶颈”。因此，要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区，为农民创建窗口、树立样板，全面展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效果。同时，加强技术创新，保证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长效性的科技支撑。重点开展田间试验方法、土壤养分测试技术、肥料配制方法、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工作，不断提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平[5-6]。
4参考文献
[1]卢良恕.中国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朱启臻.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J].中国农村科技，2013（2）：14.
[3]衡阳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纪实[n].衡阳日报，2007-11-16.
[4]邓秀新.现代农业与农业发展[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5
[关键词]优良传统农业机械化结合探讨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3）04-0177-01
安徽省实施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农业管理模式已经很多年了，在新农村的建设下，安徽省的农业管理已有些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安徽省政府应该更加在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与农业机械化的结合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解决现存的问题，完善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模式。本文中，笔者结合安徽省的农业生产对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与农业机械化的结合做出思考与建议。
一、农机农艺结合亟需深入探讨
农艺指农业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是生物学理论与实践；农机指为实现这些工艺过程而设计制造的相应农机具及其管理运用技术，是机械学原理与技术。两者之间既存在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与高效，两者结合是必要的。安徽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良好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步，近年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对新农机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推动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所以，回顾安徽省农业化进程，世界农业化生产，农机农艺结合亟需深入探讨，对我国及安徽省的农业机械技术发展是有必要的。
二、农机农艺结合成效显著
我国在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与农业机械化结合方面已有显著地成果：60年代初黑龙江农机化人员从解决东北因有三角犁铧耕作，铧耳限制耕深，造成耕层浅、犁底层硬，无法深耕的弊端出发，提出加装深耕部件，打破三角生格子的深松土措施和部件。70年代安与“高寒地区地裂子抗蚀保土启发进行深松土，二者合而为一”发展为“深松耕法”，得到领导重视，组织了农业、农机、农场、气象、林业、六局科技人员大协作进行试验研究。但由于增获经济效益2.46亿元。为河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在西北的间隔深松加覆盖技术与南方旱地间隔深松抗旱增产都取得了稳定增产的良好效果。促进了我国机械深耕深松技术的推广应用。90年代，粉碎桔杆，机械化播种、施肥，机械化收割都是在农艺的基础上相结合的，在了解农艺光照，土地营养、水分的前提下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为农业高产高效奠定开奠定了基础。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些农机农艺相结合的硕果已经遍布我国各省。
三、科研助推农业机械化发展
在观念上我们要有改变，不能重视农机而忽视农艺，二者缺一不可，同等重要。农艺需要科技与理论，同时要求应用技术与社会经济相结合。需要知识面广，对象较多较复杂。我国及安徽省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因此，安徽省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要注重鉴定的结果，要注重生产力与经济水平的发展。注重人才的培养：从农机化教材改革作起，在农机化专业课程设置上增加农业生物学和介绍宏观环境的生态学课程编撰农业机械化专业自己的农学教材，培养农机农艺结合的“双料”人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机轻化的现象。鉴于农机化专业现状，农机农艺分割，许多农机专业人员要脱离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方向发展也是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国外的经验，农机农艺相结合不是合并，在农机化专业中设立基础理论研究机构，调配专业人员，充实加强“化”方面的研究，为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注重区域的划分，要因地制宜的进行农业生产培养，进行农机农艺相结合。我国各省地区有其固有的地理面貌，在相应的区域内作出相应的机械化发展，可以提高我国各地区的农业产量及效率。此外，加大农业机械化的范围，在农林牧渔等方面也要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最后，安徽省政府领导人员要知道如何将农机与农艺，精耕细作的传统工艺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在这些年中我国在这一方面处于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的探索，找寻其他各国的经验，做出重要分析。需要农户及领导部门的大力合作，不断探索，追求完美。
本文中探讨了安徽省精耕细作的传统工艺与农业机械化的结合，我国处于发展阶段，已取得一些成就，农机农艺相结合需要我国领导人员的重视，加大宣传力度，指导农户利用这些技术扩大生产，提高效率。本文中，笔者就精耕细作的传统工艺与农业机械化的结合在农机农艺结合亟需深入探讨、农机农艺结合成效显著、科研助推农业机械化发展三方面进行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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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鹏飞.农业部出台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的意见[J].农业科技与装备.2010（12）.
[7]刘宪，王国占.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是“十二五”农机化发展的重大任务[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0（13）.
[8]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的意见[J].农村牧区机械化.2010（06）.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耕文化；Swot
“天府农耕・响水六坊”是四川省眉山市统筹城乡的重点示范项目，也是四川省粮食产业仁寿示范园区的核心启动区。该项目是集深度休闲、旅游观光、农耕体验、生态体育运动、高端生态人居及新农村建设为一体的都市近郊型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1.“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Swot分析
1.1优势分析
1.1.1区位优势明显
“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地址位于天府新区仁寿县。仁寿县是四川省首批扩权强县试点县、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成渝经济区核心县、天府新区重点县。县城已建成仁寿大道等三条高速，正在设计或已建设中交通线路形成一张快捷的交通网，串联整个天府新区经济区。而该项目地处仁寿大道沿线成赤高速出口约500米处，距离仁寿城区6公里，距离成都车程约35分钟，离眉山车程约25分钟，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1.1.2旅游资源丰富
项目具置为仁寿县响水滩，占地3000余亩。区域范围内地势平缓、丘陵起伏、林木茂盛、河流交织，旅游开发可塑性极强。项目形成了融农田稼穑、真山活水、壮丽假瀑、奇花古木为一体的观光景点和集传统农耕、休闲活动为一体的体验式景点。
1.1.3民俗文化特色明显
该项目主打传统农耕特色文化，拟建设响水六坊农耕文化博览园，以酒坊、面坊、酱坊、水车坊、糕坊、豆腐坊六大传统手工业作坊充分展示传统农耕文化。在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中，也着重突出这一定位。在参观这些景点时游人可以亲自参与灌溉、酿酒等活动中去，一方面增加旅游的娱乐性，另一方面增强游客体验，成为项目的一大特色。
1.2劣势分析
1.2.1农耕文化深挖不足，特征不明显
项目主打农耕文化，生动再现旧时劳作、生活等场景。这些文化理念迎合了现在都市人群返璞归真、体验生活的需求，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在如何展现文化、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方面深挖不足。游客不能深入参与农耕活动、了解农耕文化，在他们心目中造成旅游项目“泯然众人矣”的感觉。
1.2.2项目宣传不到位，推广效果有限
该项目的宣传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对该项目的调研、考察等活动报道，这类宣传方式非常正式，对项目的知名度提升有利，但形象塑造有限。另外一种途径则是项目开发公司打造的官方网站，但网站现已停止更新，信息量少，对项目的推广作用有限。第三是依赖于游客的口碑传播，但外来游客基于贫乏的旅游体验对该项目主动介绍意愿非常低。
1.2.3管理混乱，乱象频发
该项目景区内管理混乱。在旅游景区内经常出现游客乱扔垃圾无人清理、乱停车辆无人引导、偷窃农作物无人干涉、破坏基础设施无人制止等乱象，而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在景区内乱摆设摊点影响正常经营秩序也无人治理。这些乱像给项目本身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还增加运营维护成本。
1.3机遇分析
1.3.1政府高度支持
该项目是仁寿县近年来重点扶持的项目。仁寿县政府明确支持推进响水六坊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在征地拆迁、政策协调、资金支持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3.2客源市场保障
近年来，城乡居民在节假日旅游地选择拖家携口到乡下在生态游中休闲放松，体验生活、释放身心。这种消费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为项目发展带来了机遇，创造了稳定的客源保障。
1.4挑战分析
1.4.1乡村旅游同质化竞争激烈
“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的挑战主要来自仁寿县境内及周边旅游项目的激烈竞争。仅仁寿县城内主打生态旅游的项目、观光农业旅游项目、体验式旅游项目有等就有十多个。各类吃、玩、赏、体验项目繁多，竞争十分激烈。
1.4.2旅游环境污染现象不绝
“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地址内流淌着响水滩河。河的上游人口密集，并建有畜牧养殖场，这些生活污水和养殖场排放污水对水质的影响极大。对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形成巨大考验。
2.“天府农耕.响水六坊”发展对策研究
2.1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景区环境
“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当务之急是完善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对餐馆、休闲设备、娱乐设施、厕所等项目进行完善，争取实现“引得来、停下来、留得住、有消费”这一效果。
2.2深挖农耕文化，体现鲜明旅游特色
项目特点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在项目特色打造方面，“天府农耕.响水六坊”项目要深挖“农耕”文化特色，打造项目亮点，凸显旅游优势。以乡土文化为核心，以农耕体验为出发点，以“稼穑劳作+六坊劳动”活动为基础，精心设计农耕主题活动，创设农耕环境氛围，夯实农耕文化旅游内涵，提高旅游档次，打造市场竞争核心能力。
2.3开展有效推广，打造良好品牌形象
首先组建专业团队成立市场推广部，专人负责推广工作；其次以官网为宣传主阵地，及时传递最及时最权威的有关项目的咨询；开展多渠道推广，建立推广体系；第三，创办农耕文化旅游节、乡村美食节等有影响力的主题活动，吸引政府进行官方报道，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第四，与餐饮、酒店、旅行、婚庆服务等行业企业开展异业联合促销，推进项目宣传，开发有效客源。
2.4创新营利模式，拓展营利项目
在营利模式设计上，根据景区现有资源和客观现状，制定切实有效的营利模式，开拓利润来源。旅游项目营利离不开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基本需求。结合景区自身特点，项目营利可从“吃、购、游、娱”四个方面进行设计。打造顾客需求的各类、体育、休闲、垂钓、农耕等娱乐项目，增加项目收入，确保项目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7
耕与织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模式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结构，根植于封建各阶层的思想观念中。统治者竭力宣扬鼓励耕织以维护基本的社会形态，从而巩固统治。在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中，士族标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农人被赋予了仅次于士人阶层的地位，这可谓是农业大国重农、尚农的重要表现。
首先，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统治者宣传政治主张，舆论动员的需要。
中国自古以来为农业生产大国，历代以来的开明之君无不重农耕、尚蚕织，《史记・孝文本纪》中就曾有“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躬耕，以给宗庙粢盛”的记载。可见，农业问题很早以来便成为治国之重，清王朝亦不例外。清朝前期，从康熙到乾隆诸朝皆以之为基本国策，这也铸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统治者深知“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所以敕令编撰农业题材的书籍就成为了宣传重农主张的有效手段，利用版画的艺术形式及其它易复制的特性，来歌颂文治武功，社会安定，文事昌盛成为了满足政治需要的必然选择。《御制耕织图》的创作流露出康熙皇帝对于农民、农业的关心和爱惜，也把自己关心农业发展，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初衷传达给王公大臣和他的子民。由于赋有皇帝作序和题诗，又经广泛印刊，《御制耕织图》成为朝廷的重要典籍，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引导舆论，动员臣民的作用。
《御制耕织图》不仅用于颁赐王公大臣，还被清政府颁赐给外蕃来使。康熙三十七年（1698），琉球贡使程则顺朝见康熙帝，受赐《御制耕织图》，有诗纪其事：“喜见新图出未央，忧民天子重农桑。日鞭黄犊勤南亩，时听仓庚执懿筐。缫动家家蚕作茧，年丰处处稻登场。男耕女织烦宸虑，从此豳风遍八荒。”由此可见，《御制耕织图》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之广。
清宫廷也由此创作了系列的农业版画作品，除了《御制耕织图》外，还有《农书》、《钦定授时通考》等。清康熙三十五年，清宫重刊元人王祯《农书》，版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描绘了天子籍田，后妃亲蚕的典型场景，刻绘精致，刀法匀净，但在构图的安排上略显呆板，人物比例上也不够准确。
其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鞭策官吏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需要。
康熙皇帝自亲政以来，素来重视农业恢复与发展，深知“有天下国家者”，对于稼穑蚕桑“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虽然朝廷三令五申地宣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仍不可避免扰坏促耕滋丁的贪官污吏的存在。而偶得的《耕织图》无疑是他用于教育官吏的好教材，表面上可以宣传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深层次上也鞭策官吏重农爱民。康熙南巡驻跸苏州时，还特将《御制耕织图》赐给江苏巡抚宋荦。“昔人以此被之管弦，列于典诰”，相对于配乐演唱、列入典制的方式，《御制耕织图》更加形象直观，易于理解，诗中传达出来的感情也能使士族阶层明白下层劳动人民的劳作之苦，常怀悯农爱农之心。
再次，耕织图的广泛传播是教化百姓勤于耕织，勉于生产的需要。
绘画作为上层建筑，与其它的社会意识相比，有着突出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它审美教育功能，绘画作品能起到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绘画可以对人教育感化，而起到“止邪也于未行”的功效，维护阶级社会里人的等级关系，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百姓可以“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御制耕织图》采用图像的形式来宣传政治主张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教育事业并不发达，虽然清代广兴学校，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但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平民仍然难以实现受教育的权力，文字的推广受到局限，更何况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阶层，所以从作为传播对象的农民阶层本身特点上来说，能辨识文字的极少，如果单纯采用文字的形式，农民无法阅读，自然也就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再者，封建社会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向来受到限制，而作为蚕桑劳作的主体，她们对于文字的接受能力相对来说是更弱的。所以在人民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图绘相对与文字抽象曲现的劣势来说更加形象直观，简单明了，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小结
传统的农耕文化篇8
1.浅析传统中式犁?
三角犁铧系中华民族之独创已是定论??(1-7)?。自考古发现第一个商代三角石犁，至今已有四千余载??(1)?。但三角犁铧的中式犁，其弊病也早有定论，即中式犁耕层不均，有"三角生格子"。南方称"隔条"或"夹生条"；北方叫三角生格子。耕沟狭，易漏耕，犁底不平??(4-7)?。以至于在五十年代我国第一部农业生产技术权威专著??(18)?，和高校第一部农机教科书??(8)?，以及八十年代我国第一部《耕耘机械名词术语标准》??(9)?中都没有提到中式犁。也没有给三角犁以其应有的位置。似乎现代农业生产中，中式三角犁应被西洋平翻铧式犁取而代之。?
三角犁铧真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吗??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可知，虚实并存耕层是传统垅作的继承和发展，源于、但优于三角犁铧耕作。虚实并存耕层比全虚和全实耕层既增产，又提高了有机质含量。也就是虚实并存这一土壤耕作方式创造的耕层，可以在增产的同时（用地），增加局部土壤有机质含量（养地）--即用地养地相结合。此处的"局部"即是指"实部"，而实部的前身即是三角犁耕的"三角生格子"。据此，我们认为中式犁用三角犁铧耕作所产生的三角生格子，在保持我国耕地肥力数千年不衰，与施肥的化学因素和豆科与轮作换茬的生物因素养地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即是长期为世人所忽略的物理因素养地??(4)?。是历尽数千年沧桑，所保存下来的我国传统精耕细作的宝贵经验之一。?
那么，三角生格子是否已消灭?在生产上是否存在?应用范围如"熟耕"是我国历代农书一再强调的，"十耕萝卜九耕麻"、"纵横七八遍"的提法也屡见不鲜。"犁欲廉"更是自《齐民要术》起，便是农书公认的直接消灭三角生格子的技术措施，从理论上看，似乎已经消灭了。?
首先分析一下中式犁、三角犁耕的基本特点。由于是等边三角形犁铧，可将耕起的土壤向左右平均分配。同时由于左右两面压力相等，因而中式犁行走时相当稳定。甚至可以像骑自行车撒把一样，只要牲口走得稳，完全可以在趟地时，不扶犁，跟在犁后面空手而走。只是在地头抹弯时才扶犁。这些是非曲直笔者亲身体验过的。如果在耕地时要"犁欲廉"，像洋犁--平翻犁一样，不漏耕，也不重复耕。而将田土全面耕起，消灭三角生格子。则前一犁耕的侧面，地面压力要减小，左右不平衡，结果造成中式犁行走不稳定；另外，前一犁耕的土壤，又要受一次无用的搅动。费力大而功效微，实际上在两犁沟之间不得不留有一定距离，也就是无意识地保存了三角生格子。?
其次，在实际生产中，犁耕是一项繁重而又艰苦的体力劳动。试想，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犁欲廉"和"纵横七八遍"，底确是不现实的。是理想化了的。笔者在七年的插队知青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就是在耕青年点自己的园田地，种土豆时，也没有像常规的趟一犁扣一犁的种法。而是直接把土豆栽子摆在地上，一犁隔一犁地复上土完事。这表明，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们总是要尽量简化作业，减轻劳动强度。这时的任何理论教条都是没人能遵守的。?
由此可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有效地消灭三角生格子。笔者认为之所以古农书一而再，再而三地，一代接一代地反复强调"熟耕"、"纵横耕"、"廉耕"，就是因为在生产实践上"漏耕"，也就是三角生格子始终无法解决。我们认为这是判读古农书中的生产技术的应用广泛与否的一条法则：古农书中广泛记载，而后消失的生产技术不是失传了，而是在生产上已普遍应用，不需要再推广介绍了；古农书中自始至终广泛记载，反复强调，历久不衰的生产技术不是已经广泛存在，应用了，而是在生产上始终是个没有有效解决的难点。要注意这两项反其意而用之的法则，只适用于农业生产技术措施，不适用于理论阐述。?
综上所述，三角生格子是历代农学家们努力提倡予以消灭，但几千来并没有消灭，而是在生产中广泛存在（不是应用，而是无可奈何地留下来，客观存在）。这一客观存在应归功于中式犁的三角犁铧。因此应重新评价中式犁在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认识三角犁铧的"弊病"与优点。改写中式犁的"功过史"，重新检讨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全面引进西方平翻铧式犁取代中式犁，彻底消灭三角生格子的得失。给中式犁以应有的位置，继承我国传统精耕，古为今用，让中式犁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再立新功。其实，虚实并存耕作就是在研究三角犁铧产生的三角生格子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而成，中式犁已经立了新功！?
2.西方传统翻耕弊病产生的免耕法?
首先应明确"免耕"与"免耕法"的区别。免耕是免除耕作，不耕；免耕法是一种定型的耕法，应具备应用技术、配套机具、理论依据三个组成要素。?
免耕法产生于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大马力、高能耗、高强度铧式犁翻耕下，造成大"黑风暴"，严重破坏土壤的背景中。它能够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条件是高效化肥与广谱高效农药、除草剂。作为一种耕法，其组成三要素简言之是，其理论依据是防止风蚀、水蚀、保护土壤。应用技术是"地面秸秆复盖"加"喷-种-收"体系，需要大剂量化肥、除草剂和农药。其配套机具是免耕播种机加喷药器。其应用条件是：必须是大、小孔隙比例适当的免耕土体；较高有机含量的耕地土壤；不得在粘重土壤、低湿地运用。?
其利是减少进地次数，因而减轻压实土壤、减少机耕费用、减少能耗。地面秸秆复盖可保持水土，防风蚀、水蚀。培肥土壤。其弊为减小了耕层总孔隙度。降低了地表温度。加剧了病虫鼠害。高剂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增加了费用，加剧了环境污染，污染了农产品；抑制了土壤微生物活动??(10-15)?。?
从上述可知，免耕法不是免耕，也不是单纯直接播种，它与我国历史上的"裂土扫麦法"的墒种，传统的"耒襄种"、"耧种"、"瓠种"是不能等同而论的。我国传统精耕细作除水田、砂田，留茬播种外，多是裸地耕作，虚土复盖。谈不上广谱高效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免耕播种机，更谈不上保护土壤，防止风蚀、水蚀的理论指导，因此不能说在中国免耕法古已有之。?免耕法耕层总孔隙度较小，是全实耕层。渗水能力差，提墒能力强，蓄水差，供水好，光用水不保水。按虚实结构说定性，属嫌气性微生物活动强，对作物是发小苗，不发老苗。产量低，对土壤是光养不用。矿化分解释放养分少，作物后期脱肥产量低。免耕法用高化肥投入，虽然消除了不发老苗和产量低的优势。但由于地面复盖，春季地面温度低，发小苗的优势没有了。同时进一步抑制了本来就很弱的好气性微生物矿化活动。其实质是把土壤只作为作物立地的基质，没有发挥土壤本身的作用，即土壤微生物的作用??(10-15)?。?
在目前我国的工业和经济条件下，应尽量发挥土壤微生物转化、释放养分的生物作用，让每一个好气微生物成为一个高度运转的小化肥厂，积极用地。以减少工业合成或进口化肥的投入数量。节省非再生能源的消耗，尽量发挥土壤微生物这一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价值。另外，高化肥、农药、高除草剂的投入是否为我国具体的国力民情--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所允许。我国北方旱地应用免耕法时，秸秆复盖后降温，春旱使除草剂失去效用，以及全国耕地有机质多在百分之一以下等具体问题难以解决。配套机具--免耕播种机加喷药器又需要大量资金，目前难以解决。更有甚者，高剂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污染了农田环境和水源，这是难以接受的。?
3.中国式土壤耕作现代化刍议?
要实现土壤耕作现代化，就必须把揭示土壤耕作本质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放在首位。它是进行土壤耕作科学技术手段现代化的前提和依据。而基础理论和技术手段都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则是实现土壤耕作现代化的标志。要实现中国式的土壤耕作现代化，就必须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研究中国传统土壤耕作的来龙去脉，发掘其本质规律，古为今用；二是研究国外土壤耕作发展与现状，弄清机理，洋为中用。三是研究中国土壤耕作现状，风土条件，国力民情，在进行"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对比研究分析基础上，推进改革，实现适于中国的土壤耕作现代化。在我们对现代、古代土壤耕作的二十余载研究中，在初步查清耕层土壤虚实结构之后，从不同角度明确虚实的内涵、外延，以及不同虚实耕层之定性的基础上，认识到，我们既不能走国外高度发达工业国已经碰壁的多耕铧式犁翻耕的石油农业之路；也不能走消极顺应自然，用人类宝贵的不可再生能源转换成化学能去强求高产，消极保护土壤的免耕法道路。我们要走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综合运用一切人为和自然的积极因素，实现高效低耗的精耕道路。这里的"精耕"已经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基础上，赋予其"具有精确目标耕作"的精耕新含意。方式、方法、目标、道路，开宗明义，认识到了。要实现它，却需要大量、细致、脚踏实地的工作，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16-18)??下面将目前为止，就试验与认识所及，简述与耕层虚实结构有关的"综合运用一切人为和自然积极因素"实现中国式的土壤耕作现代化如下。?
1.土壤团粒结构说协调水肥气热，用养结合的机理是精湛的，但受自然因素（寒温带）限制太大。土壤团粒是由生物--物理--化学这一生化过程形成而创造了适宜土壤孔隙，无法人为有意识创造我们所需要的适宜孔隙比例。以此为指导的土壤耕作被动适应多，主动改造少。对比之下，我们的虚实并存结构实质是人工团粒结构，是用人为物理因素创造了适宜的孔隙。不但可以适用于任何土壤，而且其虚实比例可人工调控。以其指导生产要主动得多。应深入对比研究，以尽快揭示虚实并存机理，达到量化，指导、应用于生产。?
2.免耕法是西方国家保护土壤，顺应自然的产物。其利用生物耕作的原理可取。减少进地次数，高效低耗，不压地，少压地的目标和降低生产费用可借鉴。其以秸秆覆盖保护土壤的指导理论，防止风蚀、水蚀的技术可引为我用。其化肥使用促高产原理可用，但不能过量，应有机、无机相结合。?
3.上虚下实是"稼生于尘而殖于坚"的苗床原理应遵循。由此启发而利用冻融、干湿交替；微生物上多下少；养分、热量、通气性上多下少而自然形成上虚下实苗床应充分重视。?4.生物学研究已阐明的好气性微生物学过程与嫌气性微生物学过程的各自积极作用，应尽量发挥。二十年前，我们曾形象地称好气性土壤微生物为"庄稼的厨师"，嫌气性土壤微生物为"土壤建筑师"，并撰文分析了各种虚实状态下，二者的生活、工作实况??(19)?，今天，我们更深信，以此生物学原理做指导，如果达到量化，将把土壤耕作的用地与养地从"必然王国"推进到"自由王国"。可数、可计的定量数值将使土壤耕作从古代传统生产经验变成有理论指导，可主动调控的现代技术。?
相信随着古农业遗产的深入整理、校释，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定量，将使耕层土壤虚实结构更加充实、完善。将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参加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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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耕文化篇9
关键词：耕地保护;现代农业;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家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耕地保护这一举措在解决全国13亿人口吃饭问题和支撑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功不可没。但耕地资源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性损失，甚至达到了较尖锐的程度。耕地保护问题事关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生存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耕地保护问题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如何在国家建设现代农业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耕地保护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1我国耕地保护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国家，更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短缺的高速发展国家。为此，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主体，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及其他相关制度为框架的政策体系［1］。但现实情况是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耕地数量逐年减少，大量城市郊区和交通沿线旁的优质耕地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性损失。耕地质量持续下降，据《2014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耕地13516．34万hm2，中等地和低等地面积分别占评定总面积的52．9%和17．7%，中低等地面积合计共占耕地面积的70.6%［2］。因此，相关学者专家呼吁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土地资源是大地之母、生命之源、安全之本［3］。
2现代农业建设对耕地保护的作用
2．1积极作用
2．1．1实现了耕地的“开源”与“节流”。我国不仅山地与荒地面积广，宜垦土地本就有限，而且受水热匹配条件的限制，可供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短缺。2011年，我国首次完成全国耕地后备资源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734．39万hm2，可开垦土地701．66万hm2，可复垦土地32．72万hm2，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的干旱地区。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可用耕地数量十分有限。现代农业建设通过对传统农业的升级与改造，将最新科技手段应用于农业领域，对宜耕地后备土地资源进行技术性开发，将其转化为真正可供利用耕地，实现耕地拓荒，增加耕地数量;同时，对现有耕地进行资本、技术投入，合理耕作，科学种植，防止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从而使现有耕地数量不因人为不当利用而减少。
2．1．2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提高了耕地质量。耕地质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耕地质量是指耕地对农作物适宜性或生产力的大小或耕地利用后价值的多少等。狭义的耕地质量是指耕地生产力，即单位面积耕地在一定的经济技术劳动投入的条件下，一定时间内产出物质产品的多少。我国目前耕地质量并不乐观。据统计，我国有2/3以上的耕地为中低产田，62%的耕地受不同程度的干旱、洪涝、盐碱等因素制约，约有1000万hm2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4］。不合理施肥、过度使用农药、农用地膜的残留，以及工业三废、酸雨等造成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和部分城市周围以及交通主干道沿线，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严重超标。通过现代农业建设，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科学生产，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土壤风化、酸化，提高了耕地质量，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2．1．3提高了农民收入及其科技素质。农民知识和技能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对耕地保护问题的敏感度及应变能力。随着现代农业的建设，农业科技的普及丰富了现代农民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新知识新技能在实践中的应用，农民在耕地使用中的应变能力逐步提升，逐渐积累起丰富的耕地开发经验，提高了自身的农业科技素质，从而转化为农业经济回报，提高了自身收入水平。
2．2消极作用
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初期，科技的引入对耕地保护及使用的正向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效应的推动下，现代农业对耕地开发的适度性失范，存在过度使用耕地，破坏生态的趋势。
2．2．1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现代农业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2．2．1．1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与耕地过度开发之间的矛盾。我国传统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与肥料的使用从耕地中获得农作物产出。现代农业环境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替代劳动，增加了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农业资本的投入也使耕地这一重要的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和使用，不利于耕地保护。
2．2．1．2农民教育及经济水平偏低与耕地不合理使用之间的矛盾。大量调查资料显示，农民文化水平的高低对发展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基于中国的国情，尽管在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民教育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就农民平均水平而言，我国农民教育水平目前仍普遍较低，“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且农民经济水平较低，本能的追求耕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5］。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与耕地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耕地是农民的生存命脉，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耕地经济价值的提高使得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度使用耕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耕地的可持续性。
2．2．2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现代农业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尼斯•鲍尔丁就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6］，他指出依据生态学与经济学原理，利用技术手段，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发展有机结合，按照自然生态复合系统与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益及其规律合理有效开发和利用资源。
2．2．2．1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耕地“外部性”扩大。我国农村耕地归“集体所有”，虽未清晰界定集体的所属，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耕地属于公共资源的一种，存在公共性，使得耕地陷入“公用地的悲剧”，即农民使用耕地却无所有权，而“集体”的界定模糊，使得农村村集体等小集体也无实际上的耕地支配权，形成耕地的“外部性”，导致大家都来使用、掠夺耕地，却无人为其生态性负责，而现代农业建设提高了耕地的外部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耕地外部性。
2．2．2．2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耕地生态性进一步弱化。现代农业建设强调耕地的经济效益，农业机械、现代化肥等现代农业资本的投入使得耕地的经济价值得到强化和提高，这种观念使得耕地所有者忽视了耕地本身所拥有的生态服务功能。在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无机化肥代替了传统农业下的有机农家肥，有害农药代替了传统的生物防治，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耕地生态，不利于耕地保护的实施。
3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耕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建设息息相关，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两者的协调发展、相辅相成对于我国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耕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现代农业建设对耕地保护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运用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升级与改造，实现了耕地的“开源”与“节流”;同时，现代农业指导下对耕地的科学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生态环境，提高了耕地质量。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建设与耕地保护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农业技术水平提高与耕地过度开发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教育及经济水平偏低与耕地不合理使用之间存在矛盾，另外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耕地生态性存在弱化趋势。耕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协调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协调现代农业作用于耕地的“度”，通过提高农民科技水平及综合素质、加强政府出台相关的现代农业背景下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能、加快农业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等举措强化现代农业对耕地保护的正向激励，弱化两者的矛盾，建立耕地保护与现代农业建设高效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3．2对策
3．2．1提高农民的农业科技水平。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现代科技只有被高综合素质的农民所掌握，才能成为推动农业进步的生产力，而我国目前的国情是仍有7000万的文盲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过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而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是主体，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就要先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①加强农村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宣贯，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②开展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养。只有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得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从有利于耕地保护长远大局的角度出发，用现代农业科技手段合理服务于耕地，科学合理的使用耕地，才能在保留耕地生态效益的同时获得耕地经济等综合效益最大化。
3．2．2加强政府出台相关的现代农业背景下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能。我国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号称是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政策的严格性与实施过程中的失效性并存［7］。耕地保护政策出台后，我国耕地面积仍处于逐年下降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是耕地保护概念的模糊及征地主体及行为的失范。因此，为强化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能，促使现代农业和耕地保护的“双轮驱动”，政府应在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出台耕地保护主体及征地主体更为明确的政策，并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确保政策的实施贯通渠道处于“阳光”下，发挥现代农业背景下耕地保护政策应有的作用。
3．2．3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渗透到农村经济领域的必然趋势。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向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使单位面积的耕地获得最大化产出，是市场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要求和驱动力［8］;而农民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主体，也必然本能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耕地利用方式(如耕种何种作物)的调整来谋求耕地的经济回报。因此，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宏观主体的政府需要在给予作为微观主体的农民有效的农业产业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农业区位经济知识［9］，引导农民走科技化农业道路，在充分了解耕地特质的基础上，有效发掘并开发利用各个地方耕地的优势，进一步形成农产品的产品优势及区域的区位优势，扩大现代农业建设对耕地的正向科技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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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耕文化篇10
关键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
一、原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原始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事活动的农业。使用石器工具从事简单活动的农业。系由采集、狩猎逐步过渡而来的一种近似自然状态的农业，属世界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特征是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采用粗放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实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进入原始农业的重大技术突破是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标志是稻谷和陶器的出现。
2.原始农业发展策略——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这种耕作技术在近代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下来。刀耕火种一般不施肥，也不中耕，所以种植二三年之后就要另觅新地重新砍烧种植，农史学家称之为“游耕”。但从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原始农业似乎在六七千年以前，很早就脱离了早期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已由“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
二、传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传统农业发展历程水平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
2.古代传统农业发展策略——精耕细作
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三、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策略
1.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
工业革命，又叫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60年代，于19世纪40年代结束。工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它在生产领域和社会关系上引起了根本性变化。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从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到19世纪上半期，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之后，法、美等欧美各国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起于19世纪七十年代，于20世纪初期结束。其主要标志：电力的广泛应用（即电气时代）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科学技术的突出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提出的概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典型特征为自动化。
2.近代农业发展策略——机械化、自动化
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四、现代农业及其发展策略
1.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标志着的科学技术的到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