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经营原则篇1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保险业在迎来开放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需要在各方面苦练内功，提高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经验以及近年来国内保险市场出现的种种失信、混乱状况给保险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告诉我们，诚信是保险公司规范经营、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诚信是其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2003年1月1日起新实施的《保险法》将作为保险四大原则之首的诚信原则被明白无误地写进了法律，在新增的6条规定中有3条与诚信有关，新的《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经营的宗旨写进了第一章“总则”中，新的《保险法》还对保险公司对人的培训、管理、信息披露都有了明确规定，并对投保人的诚信原则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由此可见，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从诚信对保险公司的重要作用入手来阐明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其次从《保险法》对投保人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来论述如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将构成保险欺诈以及给投保人带来的后果。再次，从只有有效防范保险欺诈入手，才能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来进一步说明诚信原则的重要性，最后来论述如何打造中国的诚信保险，使中国的保险业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保险业在迎来开放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对入世后“洋保险”的大批涌入，我国广大保险人都已经认识到诚信是立业之本，是保险业的生命线，是维护保户利益的根本保证。但建立和完善诚信保险品牌却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复杂工程。而打造诚信保险品牌，决非保险人一家就能完成，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003年元月1日起新实施的《保险法》将作为保险四大原则之首的诚信原则被明白无误地写进了法律。在新增的6条规定中，有3条与诚信有关。“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经营的宗旨写进了第一章“总则”中，“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更是切中要害，“保险公司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下面就诚信原则对保险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加以论述：
一、诚信对保险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
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必要条件。信誉、信用、信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企业要讲诚信这不仅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与社会之间有一种根源源于诚信原则的承诺，不遵循这种承诺的企业，可以蒙混一时，但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在其发展中，诚信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保险公司的立业之本和持续稳健发展的基础。
（一）诚信是保险公司行为规范的重要方面。诚信即忠诚老实，遵守信用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做保险首先要学会做诚实守信的人，因此可以说，保险企业行为规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诚信。《保险法》明确规定从事保险活动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险公司推行诚信原则的关键是用诚信价值观凝聚全体员工，用诚信服务规范约束全体员工，使员工的思维与行动成为体现公司价值观和目标的有机统一体。集体目标的实现来自于每个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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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个体理性是集体理性的必要条件，保险公司的良好信誉必须建立在全体员工诚实守信的基础之上。
（二）诚信是保险公司展业的基本准则，发展业务要以诚信为前提，对客户要真诚相待，要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设计最合适的保险方案，核保理赔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条款的规定，及时、准确、高效地完成。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一种信任关系，以诚信为本是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公司的诚信度，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是提高保险公司竞争力的重要任务。
（三）诚信是保险合同的基础，是保险公司维护信誉的基本要求。保险从其含义来讲是一种通过合同方式来处理风险的经济补偿制度，它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一中契约行为,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它为保户安排了一个可以理性预测和确定的未来,保险合同的确定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的共同价值的认可，由于有关实际价值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保证保险合同的有效公平，双方必须坚持一种基于诚信的协商与合作态度。营销员要向投保人正确地解释条款，而不能误导客户，客户也要如实告知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是确保能够顺利履行的基础。
（四）诚信是保险公司品牌管理的核心。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扩大市场份额，培育和开发有潜力的未来市场，都离不开品牌建设。不论哪一家保险公司，要想获得稳定长久的发展，都必须加倍珍惜，维护自己的品牌。入世以后，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将与国内保险公司竞争优质保源，争夺保险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通过其优良的品牌、先进的技术以及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保险经营的最高增界是要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此实现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而品牌管理的核心是坚持诚信，保险公司唯有诚信才能赢得客户的忠诚。
二、《保险法》对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
新的《保险法》为体现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不仅加大了对保险人的监管、监督力度，同时也对投保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投保人一旦违背诚信原则进行“骗保”，保险欺诈，不但得不到保险金，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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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进行保险欺诈造成的后果及危害，从而进一步说明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
（一）故意不如实告知。《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具体来讲，就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就有残疾，疾病或不适症状或正在服药治疗，或者其具有一定的职业类别，业余爱好，生活习惯、家族病史等重要情况，这些情况是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附加条件承保，但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不告知保险人，而保险人为促成业务明知有隐情却不促其如实告知，而是与当事人互相勾结，待签订保险合同一段时间后即以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为由申请理赔。例如：2002年4月5日，长春某保险公司接到报案，称被保险人陈某于2002年3月29日在家中死亡，申请死亡保险金37.5万元。因为案件涉及金额较大，该保险公司非常重视。理赔人员仔细审阅理赔材料，广泛调查，搜集证据，并请司法机关介入后，终于使这起涉案金额近50万元的带病投保骗赔案件告破。保险公司业务员与投保人及其亲属相互串通，故意伪造被保险人的健康和财务状况，隐瞒被保险人身患癌症的重要事实，采用代签名、代缴保费的方式来骗取保险金。
（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有相关条款规定外，也不退还保险费。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者赔偿。具体表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违背社会道德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然后恶意制造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金。由于此类保险欺诈行为往往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此类案件较少，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最严重。1997年9月3日，刘某为其开出租车的妻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一份终身还本保险，保险期限一年，受益人为刘某本人。根据条款规定，如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身故，保险公司将给付6万元的保险金。1997年12月14日上午，刘某因琐事与妻子争吵，早有杀妻之念的他，将妻子活活掐死，并用剪刀在其右胸部刺了一刀后，伪造现场故意翻箱倒柜，将妻子身上的金银首饰取下藏起来后，溜出家门。原本刘某希望邻居发现后代他向警方报案的。但他在外转了一圈回来后，家中仍无半点动静，无奈之下，刘某只好自己报案。警方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后，认为刘某有作案的嫌疑。为进一步取证，警方欲擒故纵，故意将已置留2天的刘某放回，发现刘某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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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险公司申请给付其妻子的6万元身故保险金。后经公安机关的审讯和进一步调查取证，一桩残忍的杀妻骗赔案终于告破。
（三）出具虚假证明或虚假发票。《保险法》规定，保险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假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者赔偿。具体表现在，被保险人出险后为了骗取保险金，一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采取各种手段，从有权部门开具虚假的证明或发票。而一些有权部门往往因为各种社会关系或是接受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好处，或者认为“反正不要我掏腰包”，便不顾原则，，为保险欺诈大开方便之门。如在为被保险人进行伤残鉴定时，有意夸大伤残等级，被保险人明明是因自杀或疾病身故，却应投保人或受益人的要求开出意外身故的证明。证明被保险人原有的残疾是由保险事故造成的，虚开医疗费用发票等等，还有一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为骗取医疗补贴或医疗费用保险金，故意小病大养，呆在医院不出来，或以住院为名行挂床治疗之实，或以保险事故为名治疗不属保险责任范围的疾病等，有的干脆挺而走险制造假证明、假发票。下面一起“骗保”案就属于这一类型。周某，男，某国税局职工，2002年初参加城镇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2003年1月19日周向该县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处提出理赔申请，称其在2002年共住院7次，发生费用总额153146.22元。根据保险条款及协议规定，保险公司应在医保统筹基金支付21000元后支付大额医疗费用108778元。经理赔部门人员审核，发现理赔材料中有3张医疗费用发票为手开发票，涉及金额140209.8元。理赔人员前往该医院调查，证实这3张发票均为自制的假发票，因为该医院实行电子化管理，根本没有手写发票。
三、只有做好保险欺诈的有效防范才能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
以上的几个保险欺诈、保险骗保案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保险人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保险业要想持续稳健的发展，就必须将诚信原则落实到每一笔保险业务中，并且需要全社会都要共同关注。因此，保险公司在发展业务的同时还要有效地防范保险欺诈，保险骗保。如果忽视了这种现象，将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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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保险公司产生误解，产生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看法，对保险业的发展将非常不利，所以我认为将诚信原则落实到保险经营活动的每一项工作中，还应该做好有效防范保险欺诈、保险骗保、保险业应从以下方面来防范风险，才能确保保户利益，中国的民族保险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一）从保险公司内部着手
1、要完善保险条款，减少保险欺诈发生的可能性。尽管保险条款是由保险人单方面预先制定的，但是保险合同签定后，保险条款就转化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时，必须用词准确、规范、明确具体说明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目前我国的许多保险条款均没有明确列明保险欺诈、保险骗保除外责任，仅仅是在除外责任中笼统地规定对于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没有包含保险欺诈的全部内容。为了更好地防止保险欺诈的发生，应该明确保险条款，完善保险合同的内容在除外责任中应列明欺诈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保险欺诈的发生。
2、提高理赔人员的素质，建立科学的理赔程序和规范理赔制度。必须按承保和理赔分离的原则，建立专门的、高水平的理赔制度。现场查勘，必须严格认真，以弄清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损失情况，对保险金请求人所提交的有关证明，要仔细审查是否齐全、属实。要建立健全核赔制度，对理赔实行监督。具体地说，保险公司的各级理赔人员，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理赔。每一起理赔都必须经过主管领导或上级公司的审批，必要时还应经过专家论证。保险公司还要建立规范的理赔制度，实行接案人、定损人、理算人、审核人、审批人分离的制度和现场查勘双人制。做到人人把关，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严格防范，以确保理赔质量。同时理赔工作应严格按审查程序步步深入，并建立事故查勘报告档案，以备复核和总结经验教训。在理赔工作中，若发现以赔谋私或内外勾结欺诈的，必须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把好理赔关，有效地制止和杜绝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
3、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严格管理，谨防疏漏。保险公司内部要建立承保核审制度，对所承揽业务的风险要按程序进行反复识别，评诂和筛选。以便有效控制风险。对承保审核人员要有相应的资格认定，评聘制度，只有具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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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专业知识，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且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充当核保人。除此之外，还需建立承保核保档案和审核人员的岗位责任考评制度，以完善的管理确保承保质量。
（二）从保险公司外部环境着手
1、加大《保险法》的宣传力度。严厉打击保险欺诈行为。首先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和宣传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律，领会其有关保险欺诈规定的精神实质，并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使公众对参加保险有正确的认识，自觉地防止各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要让公众知道，反保险欺诈不仅将使保险公司得益，广大被保险人也将从中受惠。同时应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可考虑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公开举报电话，利用知情人的求财心理，获取社会面的反欺诈情报。实践证明群众的举报对保险欺诈案的侦破非常有效，其次，保险人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保险欺诈行为作斗争。当保险欺诈行为发生后，保险人应积极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督促他们对欺诈者予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决不能因为怕失去保户而姑息迁就，最后，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要正确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不仅需要办案的司法人员有扎实的法律功底，还要有全面的保险知识，因此，必须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以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保险欺诈行为，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2、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反保险欺诈组织。欧美国家保险同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成立了许多反保险欺诈的联合组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借鉴。联系我国现状，可考虑在保监会的政策引导下，由保险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各保险公司参与，公安、检察机关配合，联络各保险中介组织，共同出资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类似“保险欺诈调查协会”的组织，要制定工作章程，规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统一行动纲领，从立体层面开展综合治理。
3、加强保险行业与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的联合，发挥各自特长。在目前条件下，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层合作，也包括基层单位间的相互合作，可以是个案合作，也可以成立相应联络机构。合作内容可包括，编辑保险欺诈案例，交流和传授保险欺诈案的侦破方法，以及在保险欺诈案发生时，联合协同破案等。
四、如何打造诚信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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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确很重要，但是面对入世后“洋保险”的进入，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应该怎么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呢？也就是说应如何打造中国的诚信保险呢！除了上面谈到的有效防范保险欺诈外，我认为还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保险理念。保险行为是以合同为纽带，以信用为保障的资源配置机制，保险人要以最大诚信原则为基础，把诚信作为一种与资金、设备同等重要的“资本”，通过市场的优化配置来参与竞争，与被保险人建立起相互信任、共守承诺的良好关系。
（二）提高行业整体素质。由于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在发展中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一些人受到利益驱动，做出了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这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声誉。因此，在整顿、规范保险市场时，各保险公司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展业人员在展业技巧、服务手段、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培训。同时，要对人、经纪人严把“进入”关。通过必要的培训，考核和行政、经济手段，使其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积极履行职责，为保险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提高服务水平。保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有赖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先进的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每个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技能，增强服务意识，使服务理念渗透到保险业务的每一项工作之中。
（四）完善市场规则。新修订的《保险法》将保险业的诚信原则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人分别增加了在诚信方面的具体要求，还增加了保险公司在保险委托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大了对保险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些规定对规范保险人的经营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保险公司必须更注重对员工的诚信教育。
（五）延伸诚信管理体系。保险人在打造保险诚信品牌的过程中，要建立起职责分明的内部管理体系。市场销售、财务、业务部门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人要认真执行保险诚信监管的各项规定，负责对投保人和展业人员进行评估建立起客户信用管理档案和诚信管理系统，制定保险业的诚信规则。监督业务部门的操作流程，对理赔案件进行回访跟踪。
（六）建立真实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披露既有利于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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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身发展和壮大，也有利于政府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监管，增加行业透明度。因此，保险人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提供内容真实、材料翔实的信息，政府监管部门则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把关，制定相应对策，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七）加大保险监管的制裁职能。保险监管机构不仅要对保险人进行日常业务监管，而且还要制定一套对保险信用进行监管的方案，通过对信息采集，对保险人的信誉度进行综合测评，对信用较差的保险人加以行政、经济制裁，对信用较好的保险人则予以适当奖励，并定期向公众披露保险人信誉度的测评情况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及对几个案例的分析、论证，充分说明了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无论对保险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讲，还是对维护广大保户的切身利益来看都颇为重要。因此，诚信建设是保险业的基本原则。正如《保险法》所规定的那样。“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保险这一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信任，保险业就不会发展壮大，诈保、骗保就会防不胜防，整个保险业就会失去发展的环境，存在的空间。而时代需要保险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强烈呼唤诚信回归。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保险诚信体制，打造保险业的诚信品牌，保险公司才能持续稳健发展，中国的民族保险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参考资料：
《保险法》：2003年1月1日实施
《保险世界》：保险世界编辑部出版2003年12期—2004年2期
《中国商业保险》：中国商业保险编辑部出版2003年1—5期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2
目录一、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1、诚实信用是保险产品特征的基本要求，是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2、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3、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4、诚实信用是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利的基本要求5、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的基础二、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1、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2、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三、保险经营活动中诚信的现状1、保险企业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2、投保人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四、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的原因剖析1、保险企业管理体制、营销体制不完善，经营理念、诚信建设不健全2、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3、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五、强化诚实信用，推进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思路与举措1、政府推动、健全社会诚信体制建设2、加强诚信监督，促进行业自律3、保险企业应规范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控4、强化社会监督职能，促进保险企业诚信经营论文摘要诚实信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对当事人诚实信用的要求比一般民事活动要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中的最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企业是企业之基。保险市场不规范的恶性竞争，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短期行为会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保险业加强诚信建设不仅是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建立优秀企业文化的需要。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是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另外，保险合同的附合性和射幸性要求保险人应履行告知与说明义务，投保人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真诚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目前，有的保险企业经营理念相对滞后，有“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发展、管理两张皮。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健全，产生诚信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保险企业管理体制、经营理念、诚信建设不健全；②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③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经营中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保险诚信体系建设和完善需要“政府推动、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督”多方的合力去实现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关键词保险诚实信用原则重要意义基础经营活动原现状剖析存在问题强化持续发展健康思路举措诚实信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该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保险经营活动中对当事人诚实信用的要求比一般民事活动要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因此，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及在合同有效期内，应依法向对方提供足以影响对方作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按民事立法规定可以此为由宣布无效或解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还可以要求对方予以赔偿。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中的最大原则，是保险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得到充分保险保障的基础。下面就保险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以下论述。一、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企业是企业之基，加强诚信建设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来讲，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保障得到充分、有效保障的重要保证。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当事人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诚实信用是保险产品特征的基本要求，是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载体仅是一纸合同。相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具有无形性、复杂性和内在价值透明度低等特点。保险实质上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决定了保险业比一般企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良好的信用是保险企业的生命线。保险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企业自身经营中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加强诚信建设是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诚信经营不仅可以避免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遏制保险企业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盲目占领市场份额等短期行为，也有利于化解和防范经营中的逆向选择和首选风险问题，提高保险企业的经营质量和效益，保证保险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打造一流品牌。保险企业的诚信度，对客户的购买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客户只有在自己的购买需求与自己对某保险企业的信任相统一的基础上才会购买保险。所以，保险企业只有以诚相待，遵纪守法，信守合同，真诚服务，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虽然我国保险业一直保持调整发展趋势，但是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保险企业诚信问题处理不好，将会极大影响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丧失发展的良好时机，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保险企业加强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是提高保险企业竞争力，创建市场一流品牌，做大做强保险业的客观要求。3、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诚实信用是现代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要求保险企业要以诚信经营为指导，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企业内部各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缺乏建立在统一价值观上的企业文化。要使企业文化真正发挥整合企业各种生产要素的功能，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将企业文化作为灵魂来指导企业发展，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取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二是要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和统一的标准，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进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优秀企业文化，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巨大的推动作用。4、诚实信用是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利的基本要求。保险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当事人都要履行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未能全部或部分履行诚实信用原则，那么他们保险保障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说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诚实信用的履行告知义务，是充分得到保险保障的基本要求。5、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的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制正在不断完善，向信用社会发展。诚信建设成为信用体制建设的重中之重，各行各业都在加强诚信建设。作为企业或个人，如果在社会上失去了诚信，那么他将寸步难行。保险企业规范诚信经营，是时代的要求，是市场的要求，是品牌建设的要求，是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的要求。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来讲，诚实信用不仅是充分得到保险保障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良好社会信用度的需要。失去诚信的客户，保险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黑名单制度，会在行业内实行资源共享，诚信有问题的客户，将会得不到保险保障或有条件的保险保障。所以，诚实信用是建立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信用的基础。二、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信原则的原因。保险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与一般经济单位相比较，保险又具有本身的特殊性。之所以在保险经营活动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归因于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1、保险经营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保险经营中，无论是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是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与保险人对有关保险的重要信息的拥有程度是不对称的。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而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都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进行实地查勘，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是最为清楚的。因此，保险人主要是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这就使得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和准确会直接影响保险人的决定。对于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怀，一般的投保人难以理解与掌握，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等也是难以了解的。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以及投保何险种。2、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保险合同属于典型的附合合同。所以，为避免保险人利用保险条款中含糊或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用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一种典型的射幸合同，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当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承担损失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量的保险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或更多。因而，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远远高于其所收取的保费，如果投保人为诚实、不守信，必将引发大量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不堪负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终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因此，要求投保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真诚履行其告知义务。三、保险经营活动中诚信的现状。目前，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水平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保险业相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制度建设、内部管控、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诚实信用问题主要有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险企业存在的问题；二是投保人存在的问题。1、保险企业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部分保险企业经营理念相对滞后，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造成“两张皮”现象，各走各的路，各说各的话，造成发展与管理脱节，各自为政。在业务发展中，业务员避重就轻，只讲对客户有利的或能吸引客户、触动客户的条款内容，甚至不惜扩大解释范围，做出不负责任的承诺，对客户不利的或要求严格的条款内容，只要客户不问就不讲，或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对业务员来讲，只要保费能收回来，保证个人、部门业绩就行了。客户出险后的事情是由管理部门负责的，从而造成对客户服务的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的产生。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严格按照条款和企业的管理规定工作，凡不符合规定的事故索赔，一律予以拒赔。在对条款的含义解释时，往往向利于公司的角度出发，引起客户的不满，造成双方争执，甚至诉讼。这些情况的发生，说明保险企业在诚实信用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理赔、企业文化的践行等。2、投保人在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健全，缺乏完整有效的信用记录。各保险企业之间信息不共享，在竞争的环境下，造成个别投保人有机可乘，引起诚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违反告知和保证两个方面。告知方面：第一，漏报。投保人由于疏忽对某些事项未予申报，或者对重要事实认为不重要而遗漏申报。第二，误告。投保人因过失而申报不实。第三，隐瞒。投保人明知而有意不申报重要事实。第四，欺诈。投保人有意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故意对重要事实不作正确申报并有欺诈意图。保证方面：在保险活动中，保证的事项均属重要事实，因而投保人一旦违反保证的事项，保险合同即告失效，或保险企业拒绝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四、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诚信问题的原因剖析。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有保险需求的客户选择余地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我国保险经营时间相对较短，市场行为不规范，诚信体系不健全，总体诚信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规范诚信经营过程中，还存在不和谐因素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险企业管理体制、营销体制不完善，经营观念、诚信建设不健全。当前，有些保险企业的经营思想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停留在“重保费、轻管理，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局面。在内部管理、险种设计、精算水平、营销手段、风险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影响了保险企业的诚信度。据媒体调查，全国保险从业人员180万人，营销员工150万人。这支庞大的营销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营销体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机制，对营销员的考核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致使营销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找不准目标，容易诱发其对公司不忠诚、对客户背信弃义、误导欺瞒等行为的发生。在培训工作中，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保险企业往往注重的是专业业务技能的培训，对诚信意识和职业操守的培训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诚信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2、行业诚信建设意识不够，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行业协会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应对行业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在行业内部加强诚实信用建设，努力提高行业在社会上的美誉度和信用度。近年来，保险协会虽然发展较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相对我国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还远远不够。在行业诚信建设上发挥的作用还有不足。保险企业各自为战，从各自利益出发，违规操作，获取不正当利益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因个别保险企业的诚信度降低，从而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社会诚信度降低，造成消费者对保险企业的信任度下降。作为行业协会，应加强诚信建设的管理和约束，注重内部协调和平衡，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诚信度，促使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3、诚信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系统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途径和信用评估体系，导致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缺乏，投保人道德风险问题突出，隐瞒真实信息，欺诈骗保行为层出不穷。对于这些信息，没有有效途径进行披露。在这家保险企业被发现有诚信问题，市场主体这么多，他可以到其他保险企业去投保，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保险企业缺乏透明度、条款专业性强、概念模糊、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社会公众难以对保险企业进行资信评估，难以选择自己信任的保险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人不知道投保人的真实信息，投保人不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二是保险企业的专业性决定，保险企业不能凭借自己对产品特征、企业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侵害投保人的利益。五、强化诚实信用，推进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思路与举措。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业的最大原则，是保险经营中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的最基本原则。保险诚实信用体系建设和完善需要“政府推动、行业自律、企业内控、社会监督”多方的合力去实现保险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1、政府推动、健全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信用信息是诚信体制建设的基础，缺乏完整、有效的信用记录，就不能建立科学的诚信体制。为了打造统一的社会诚信体制，政府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优化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信用风险评级制度，对个人及单位的资信信息进行客观、公正的披露。使需要诚信信息的单位和个人能够公正、便捷和及时地获取必要的诚信信息，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高社会诚信经营和透明度。社会诚信体制的建设也需要社会公众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建立有效信用档案，并且把分散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整合，通过有效信息渠道融入到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社会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2、加强诚信监督，促进行业自律。不断完善保险法律制度，特别是一些直接涉及保险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有关条款，需要出台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如将保险条款通俗化，专业术语明晰化。制定有效的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强化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失信的成本，促进市场主体行为逐步规范。严格按照《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惩处失信的保险企业和保险中介单位，探索和建立保险市场退出机制，以维护保险业的整体诚信。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使其在诚信自律、诚信监督、诚信宣传以及诚信协调与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3、保险企业应规范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管控。要解决管理混乱带来的诚信缺失问题，作为保险企业来讲，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理顺体制，盘活体制，消除经营中不健康、不和谐的因素，对阻碍企业发展的要坚决否定，予以清除。注重解决经营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流程，强化内部约束和监督机制。科学的管理、规范的制度、严密的内控是加强保险诚信建设的重要保障。4、强化社会监督职能，促进保险企业诚信经营。保险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保险企业应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强化执行力建设，把诚信作为企业的生命线，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在企业内部形成“以诚待人、以诚感人、个个守信、个人诚实”的良好诚信氛围。把企业的诚信信息通过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布，使社会公众能及时了解企业诚信经营状况。各经营主体要抱着做大做强民族保险业经营理念，认真履行诚信建设，实行保险业诚信信息资源共享。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力争使保险业诚信建设得到社会认可，做诚信经营的排头兵，真正又快又好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3
一、强调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应用
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4条修改后拆分成两个条文。增加一条作为《保险法》第5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规范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单独规定为一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单纯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简单复述，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应用水准。《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核心价值。此外，《保险法》对于保密义务、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索赔的协助义务、道德危险不予承保等方面的规定，有力地丰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内容。本次修改不仅对于上述内容予以肯定，而且还作出了以下的补充或增加。
1.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负担理赔通知义务。除第24条外，1995年保险法第23条并没有规定，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后，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本次修改要求保险人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法》第24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2.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受保密义务保护的当事人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31条所定应当保密的事项由“业务和财产情况”扩及到“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受保密义务保护的权利人还包括了“受益人”。《保险法》第32条规定：“保险人或者再保险接受人对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知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再保险分出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
3.人身保险合同和准备金的转让，不得损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1995年保险法第87条仅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义务的保险公司终止业务的，应当将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和准备金转让给其他保险公司。新修订的《保险法》第88条第2款规定：“转让或者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监管方式更加灵活
《保险法》授权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全面监管，有力地提升了保监会监管保险业的地位。（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由保监会建立健全；（2）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3）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存和使用办法；（4）保监会决定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事宜；（5）保监会有权查询保险公司的存款。保监会不再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同时，强化保险公司接受监管的义务。
1995年保险法规定保监会负责制定基本险种的保险条款和费率，直接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本次修改使得保监会不再具有制定保险条款和费率的职能，但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将关系社会公益的险种、强制保险的险种、新型人寿保险险种的条款及费率，上报保监会审批；其他保险条款和费率，上报保监会备案（《保险法》第107条）。另外，所有的保险公司均应当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并承担业务报告真实的义务，有义务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培训（《保险法》第121、122、136条）。
三、以例外弱化保险公司严格的分业经营和资金运用制度
1995年保险法规定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不得兼营。但本次修改考虑到大陆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并注意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的不足，对保险业务分业经营做出了例外规定，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核定后，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保险法》第92条第2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本次修改并没有动摇大陆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制度的基础，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财产保险业务。
1995年保险法严格限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本次修改弱化了保险公司的资金向企业投资的严格限制，使得大陆的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设立企业。《保险法》第105条第3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保险资金的运用限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设立保险企业增加收益，并为推进大陆的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开展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条件。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4
「摘要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顾客心理安全需求等问题。为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应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加大诚信宣传教育、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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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经营原则篇5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历届政府都将“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采取了农村费改税、免除农业税、联合医疗保险等惠民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论文百事通但是，在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面积广阔、农业就业人员基数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城乡经济、文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仍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被写入了“十一五”规划。我国农业问题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必将迎来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要让更多的优惠措施、更多的公共服务进入农村，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农业在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要积极、稳健地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有效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强农民防灾、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我国应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城乡统筹发展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
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6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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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定富保险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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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经营原则篇7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和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立法机关先后颁布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但是，我国保险立法的现状与保险事业的发展很不相称，保险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而且保险立法在内容上、体系上也不完善、不科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刚刚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保险基本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使我国的保险法律制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它的实施，无疑将使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有序化，从而推动我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分：
保险法适用范围单一化对保险法适用范围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缘于我国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中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分，混同和交叉经营现象突出；而同时，我国以往的保险法律法规从未对保险的概念及外延加以定义和界定，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也未加以明确，从而导致保险法律制度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交叉经营行为缺乏规范和调整乏力。
保险，从其性质上区分，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大类，这两类不同性质和功能的保险业务是不能混合经营的。其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借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保险制度可视为一种有效配置“稳定‘’资源的制度，而”稳定“资源的有偿配置过程也就是供给保险物品的过程。保险制度可以提供两种保险物品，一种是”公共性的“（失业、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服务）；另一种是”私人性的“（居民、企业的财产和人身保险服务）。
私人保险物品的供求是一种个人选择过程，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身风险的大小以及对稳定效用的追求程度向保险公司自由选择不同种类的保险物品，这一过程同时体现市场交易规则，对意外损失与伤害性质的私人保险物品由市场来提供，一方面可以节约组织成本，减少外部效应，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保险物品供求本身的均衡。私人保险物品的供给是竞争性的，谁提供的物品质量更高，保障得越周到，大家就投谁的（货币）票。公共保险物品的供给则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如失业救济、老年保障、工伤保险等是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配置的，人们一般不愿意在就业时通过预先交费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失业提供保障；况且交了费自己或许正好不失业，就会出现外部经济效益，因为兑现的毕竟是部分人，若对此类保险物品采取市场配置的方式，则会无人付费，这样就必须由政府出面采取集中的强制方式（征税或统筹），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可见，社会保险是一种由政府出面主动利用外部经济效益来配置“稳定”资源的社会保障制度。显而易见，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是保险系统中两个不同的子系统，商业保险提供的是私人性保险物品，社会保险则提供公共性保险物品；提供私人保险物品的商业保险是一种企业行为，体现市场交易原则和竞争规律；提供公共保检物品的社会保险是-种政府行为，带有强制性和社会政策性；商业保险的功能是保障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或人身免受意外损失或伤害；社会保险则是保障劳动者在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的基本生活。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私人保险物品和公共共保险物品的供求方式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任何混同和替代都只能导致社会总效应损失，使珍贵的“稳定”资源的配置非效用性。
因此，保险制度的改革，要求把现有倒错的制度安排逻辑再颠倒过来，把混乱和交叉的秩序理顺。这就是，要使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净化到只提供私人保险物品，同时设立完善的经营公共保险物品的政府机构。在立法时须对两类保险分别立法，即《商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法》，并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适用范围。其实世界各国的保险法都只是适用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由国家另行制定专门的法律。各国立法时，通常不把社会保险立法归人保险法一类，如日本的《六法全书》即将社会保险立法归入“社会法”一类。我国著名保险法学者李嘉华先生也曾明确指出：“有的人认为，保险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括社会保险，以及其它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社会保险不属于保险法的调整范围。”[1]
我国刚刚颁布的保险法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首先，从保险的定义上，保险法所称保险，是指“商业保险行为”，这一规定明确了保险法制调整范围，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作了合理划分，确定了保险之“商业保险”的性质。其次，在商业保险业务的经营主体资格上确定了“专营主义原则”，经营商业保险业务只能由依照保险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经营，其他任何单位和组织包括劳动和民政部门都不得经营商业保险业务，这样就禁止了保险的非同业竞争，杜绝了“社会擅办保险”的现象。最后，从业务范围上规定了“禁止兼业原则”，即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保险公司只能在被核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这样就把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定位在商业保险的经营与服务上。
三、从分立走向合并；保险法体系结构的一体化
综观世界各国保险法制发展史，在内容上经过了一个从私法到公法的发展过程，传统的保险法在学理上是商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专门以保险合同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商事法律，属于私法范畴，保险法在内容上即保险契约法。
20世纪30年代以来，鉴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其对立法和法律的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在包括保险法在内的商法领域实行大规模的公法干预政策，“其典型的方式就是向传统商法输入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性规范，而使商法自身具有了公法性特征。”丹尼斯。特伦在谈到这一法律发展过程时曾指出：？现代商事实践中，国家干预是通过在商法中契人公法性规则得以实现的，因此，商法是否自成体系的争论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私法范围之内，或仅仅局限它与民法之比较。“[2]公法对商法的侵入，在保险立法方面的表现就是”催育“保险业法的产生并推动其发展，”保险业法者是在原有的保险组织之基础上，再规定保险企业成立的核准登记、营业范围之限制，保险企业成立与其运用的限制等公法性质的保险事业监督的规范。“[3]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已突破了传统保险法私法框框，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保险业法。这样，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具有二元性特点。台湾学者郑玉波指出：”保险法是以保险为规律对象的一切法规之总称，包括保险公法与保险私法两者而言，所谓保险公法就是保险有关之公法的法规，例如保险监督之法即是；所谓保险私法就是保险有关之私法的法规，如保险组织法及保险契约法即是。“[4]也就是说现代保险法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保险合同法，主要调整保险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保险业法，主要规定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关系。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保险业法上都是通过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两大支柱来构筑保险法体系的。，但在立法体制上，却有两种不同的立法组成模式：一是分别立法，即保险合同法和保险立法是两个单独的法律；二是将两种内容合并在一个法律之中。
我国多年来的保险立法也是采取保险契约法与保险业法分立体制，先后颁布了《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两个单行法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保险法结构应如何呢？是采用分立主义体例还是合并体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干预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保险市场作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现代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是具有活跃的市场主体、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的有机统一体。因此保险立法应该遵循保险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保险法的结构应体现现代保险市场的系统结构，具体地说应是包括保险契约法、保险组织（企业）法、保险经营行为法和保险监督法的综合法，从分立走向综合。更何况，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二者并非母法与子法、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而是一事之两法，可以合并立法。因此，从分立走向合并，是对传统保险立法体例的一个重大变革和完善，其意义在于求得保险法的完整而便于实施。
我国刚刚颁行的保险法，即采用合并立法体例，包括总则、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法律责任和附则。这样从规范功能上看，它集行为法和组织法于一体，熔保险合同法、保险组织法、保险行为法、保险业监督法于一炉，带有综合性特点，有利于发挥保险法整体规范功能。
四、失衡与矫正：保险契约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再分配
我国保险法在保险契约法方面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内容方面更完善，填补了人身保险合同法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保险契约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准则。
保险契约法，是对保险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分配的法律规范。在保险契约法中，如果“权利义务界限确定得适当，符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就会引发政治上的动荡，迟滞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5]
保险合同关系体现着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商品交易关系，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在签订保险契约的过程中，投保人想把风险转嫁出去，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人作为风险的承担者，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保险标的具体情况。因此，在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方面，保险人和投保人处于不相称的地位。而权利的实现程度与当事人的地位有密切联系。所以，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地位有差异的情况下，就有必要“依赖法律秩序所提供的相应措施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来抵销现存不平等的严重影响。”[6]具体到我国保险契约法中，就是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利用保险契约法扭转这一不平等事实。我国的保险契约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保护签约时处于弱地位的保险人，利用法律规范确定其在保险契约中处于优势地位。赋予其在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条件下制定标准契约条款的权利，而投保人对于保险契约条款，只能表示同意与否；如果有必要修改或变更某些契约条款，也只能选用保险人事先准备好的附加条款。第二，为了便于保险人更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可以赋予保险人对投保人享受监督权。例如，在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方面，保险人对投保人有绝对支配权，投保人如不服从保险人的监督支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同时，在保险当事人中，保险人经营风险，积累资金，向社会提供“稳定”资源，发挥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人民生活排忧解难的巨大作用，保险人的经营状况，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自身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对整个社会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保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我国在制定保险契约法时，应从保护社会利益出发，在规定保险当事人权利义务时，更多地强化作为社会利益代表的保险人的权利。因为保险契约是最大诚信契约，而“诚实信用的原则站在公序良俗原则、权利滥用禁止之原则、情事变更原则、法的安全性原则等之上，诚实信用的原则的作用力的强大是列在所有一般条项之一。”[7]所以，保险契约法中首先就应当用作为最高法律准则的诚信原则在价值取向上表明立法者维护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即保险人的权利的意志。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不可将诚信原则仅限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较量。诚信原则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诚信原则的宗旨在于实现这两个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8]因此，我国保险契约中的诚信原则的重要功能则相应地应在于协调社会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应对社会利益适当加以优待。因为保险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联系，因此，在保险契约法中强调保护社会利益实际上就是强调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具体言之，就是使诚信原则体现为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义务绝对化；如有违反，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且不退还投保人的已缴保险费，作为惩罚。
另一方面，投保人在保险交易过程中相对保险人而言也有处于弱者地位的时候。因为分散之投保人在经济力量上不能与保险企业相抗衡，同时，对于保险的专业知识也比较缺乏，保险人是以“外行”为对象的，加之，保险技术的发展使保险逐步定型化、固定化，保险合同成为附合性合同，投保人只有“订与不订”的自由，而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因此，双方绝难处于平等的交易地位，法律也应对事实上存在的保险合同当事人不平等关系加以矫正，使之重新衡平。对此，我国保险法也是通过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再分配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尽管投保人对已确定的保险条款无能为力，但法律却赋予其解除合同的自由，使其对自己的利益有选择的权利，而对于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则必须以法律有规定为限，第二，在保险合同的解释方面，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保险法对于如实告知之义务是用以约束投保人的，而我国保险法在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如实告知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如实说明之义务，保险人不得欺骗投保人或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内容，这一规定体现了现代保险法的发展趋势；第四，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制订权让位于主管机关，以杜绝保险人以企业利益代替社会利益，克服保险合同附合性的不足，体现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公平性。
五、自由与约束：保险业法律制度的创新
我国的保险业法，与西方保险业法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逻辑顺序。西方保险业法，是长期私法自治的产物。经营保险业，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在自由放任经济时期，跟其他性质企业一样采取自由经营。私法自治的结果是孕育了大量的自主经营保险市场主体，促进了保险企业的发展。19世纪中叶，各国保险公司大量成立，史称为保险公司的“洪水时代”。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保险公司的滥设，导致竞争加剧，多数公司破产，于是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对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西方的保险业法，是经过保险公司在私法自治基础上的长期自由发展而产生的。保险公法介入私法的启动力量源于保险市场主体，是众多保险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后，在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展市场规模的基础上，为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求助于政府之手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结果。而我国的保险业法，却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当我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于1985年公布实施时，我国保险企业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9年。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对保险企业和市场的干预是在保险市场主体力量相当强大后出现的，而我国的保险市场主体却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主体一经培育出来，必定完全沦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失去了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与地位，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分，盈利保险和政策性保险混同经营，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业的管理又规定得较为原则，在很多方面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比较薄弱，重审批、轻管理，监管的内容和方式比较陈旧，监管的标准不一，主管机关职责、权限不明确，造成了保险市场秩序的某些混乱。因此超越《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全面创新保险企业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应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尤其是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为我国保险业法律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契机。但在实际操作和具体制度设计上却又较困难，这种困难的实质，说到底就是“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分工和协调问题，或者说是“有形之手”仲多长、范围多广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从问题的原因中去寻求，即必须先弄清国家介入保险业之理由是什么？国家对保险业实行监督和控制，除克服“市场失灵”等一般缺点外，更重要的是缘于保险业自身经营的固有屑性-负债性、保障性和广泛性。保险企业集万家之资，解一家之危，它的亏损或者破产，对遭受危险之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将危及千家万户，危及整个社会再生产。因此，国家介入保险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由此决定了国家对保险业监管的着眼点在于管理、强化保险企业的稳健经营和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我国刚刚颁行的保险法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设计保险业法律制度的。
（一）保险法确立了现代保险企业制度的模式。保险法为建立现代保险公司的法人制度、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自提供了法律依据。它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和财产权利，这是对我国传统的保险体制和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
（二）保险法明确了保险企业经营规则，首次确定了专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经营规则。专业经营即指商业保险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而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即实行分业经营。特别是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明文规定：“必便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这些规定，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严格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管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国家对保险公司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管理机关行使干预
权的最重要因素。一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强弱，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资产状况，亦即保险公司的自有资产和保险准备金的提留能否满足其承担的责任。为了增强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必须为实缴资本，并且要求保险公司的资本与其经营规模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保险公司必须依法提存各种准备金和保险基金，它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公积金，并且首次要求各保险公司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也首次要求建立保险行业的保险保障基金，用于支持因遭受较大风险影响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我国保险法还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界限，一旦出现最低偿付能力不足，则必须增加资本金予以补足。保险法也首次提出了保险企业风险管理的概念；对一般风险要划分危险单位，对巨灾风险，要上报管理机关。为保证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保险公司要分散风险，实行法定再保险制度。每笔保险业务20％要向外分保。此外，还对自留保险费、保险业务量界限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为保证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构造了一个间接干预的保险调控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8条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是保险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保险法的授权，其主要职责为；审查、批准保险公司的设立、合并及撤销；审查、批准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证人的登记；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制订保险业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督管理保险业务活动，纠正、制裁保险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纠正、制裁非保险机构经营保险业务；对有严重偿付能力问题或损害被保险人利益行为的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接管；组织保险保障基金，等等。六、保险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协调
为了规范保险市场主体。及其行为，除了保险法以外，还需要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这就要求保险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协调。我国刚颁行的保险法，对于保险法与公司法、破产法、海商法等法律部门的相关规定适用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险法与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贸总协定的相互衔接和适用问题。
（一）保险诈骗犯罪之刑法适用和立法完善
保险诈骗犯罪，无论从成因、形态抑或学理来解释，都能适用刑法诈骗罪之规定。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诈骗罪只作了原则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各种具体罪名，因而不便于准确反映保险诈骗罪的特征和社会危害性，不利于对保险诈骗犯罪在司法上的认定和处罚。综观国外立法，如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刑法典，都对诈骗犯罪分别规定了基本形态，而且保险诈骗犯罪都是单列一项。另外，在以往涉及保险的立法的几项有限法规中，对保险诈骗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第7条中，关于投保方对“主要危险情况不申报或有隐瞒或作错误申报”的行为，仅规定：“保险方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负赔偿责任”，没有适当规定带有欺诈性质的行为所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因此，为了克服立法上的不足，有必要在立法上分别规定诈骗罪的各种罪名。我国保险法，首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进行保险欺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各种形态作了列举性规定，从而与刑法一起，在立法上构成严密完善的结构体系，为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保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保险属于一种营利，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保险业，保险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应该受该法的约束。保险法第7条规定，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同时还特别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活动中不得有“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办理保险业务时，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些规定，为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保险法与关贸总协定相关规定的衔接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根据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确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在保险市场开放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一方面，可以针对自身特殊需要，确定保险服务业国内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在市场准人方面，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开放保险行业和市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保险业还处于拓荒时期。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关贸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采取扶植国内保险业，限制外国保险业进入的对策。对此，我国保险法规定“设立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外国保险公司要进人中国保险市场，不仅要经我国主管部门审核批准，而且还要受其监管和我国法律的约束。此外，为了扶植我国保险业，我国保险法还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
注释：
[1]李嘉华主编：《涉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2]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外国民法论文选》（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3] [日]园乾冶：《保险总论》，第116页。
[4] 郑玉波；《保险法论》，第27页。
[5]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6][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85页。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8
这是保险行业官方第一次明确了本行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说是顺应了当前潮流的走势，也给保险行业以及保险监管部门一个十分清晰的蓝图。无论是保险监管部门还是保险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实际地位和角度，领会这一精神的实质，把保险核心价值观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守信用
是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
在保险活动中，对当事人诚信的要求要比一般民事活动更为严格，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原则，这主要源于海上保险。因为在海上保险中，投保的船舶和货物往往远离保险人，保险人无法对投保的财产作实地查勘，只能根据投保人的陈述决定是否承保，以及以什么条件承保。因此，投保人的陈述是否属实，对于保险人是至关重要，由此确定了最大诚信原则。
诚信就是讲诚实和讲信用。讲诚实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得隐瞒、欺骗；守信用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的、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恪守合同的认定与承诺，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坚持最大诚信原则是为了确保保险合同的顺利履行，维护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该原则使用于保险双方当事人。但在实践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要求。这是因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情况最为了解，其之所以要求投保，就是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欲把标的的危险转嫁给保险人，而对保险人来讲，由于保险标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况除了调查所得以外，了解甚少，主要是根据投保人的陈述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适用的保费。如果投保人陈述不真实或有意欺骗，将会误导保险人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所以特别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遵守最大诚信原则。
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在实际中主要是通过保险业立法和政府对保险市场主体的监管来实现。各国保险法对保险立法，对保险企业的设立、业务范围、保单的内容、保费的厘定、偿付能力的标准、准备金的提取以及破产清算处理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各国政府还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保险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确保其稳健经营，从而在法律和制度上对保险人履行最大诚信原则提供了基本保证。
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保险法》强化了对诚信原则的运用和保护，除了总则部分新增条款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外，还对投保诚信原则、承保经营原则，索赔诚信原则、理赔诚信原则和对违背诚信原则的惩罚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新修该的《保险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了诚信原则的核心地位、加大了对违背诚信原则行为的处罚力度。如果社会信用缺失和法则不健全，造成保险领域发生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况，将不仅会干扰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在保险业大力倡导诚实守信不仅是保险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不无裨益的。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品质。在保险业做到诚实守信，就是要做到信守承若，忠实于自己承担的义务。《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否则将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的规定无疑有利维护被保险人的根本利益。
保险业务中的很多领域的情况较为复杂，专业性较强，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易理解和掌握，如保费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保险人决定的。这就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在面对客户时，一定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应将保险合同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以免投保人想转嫁危险得不到真正保障，避免客户的利益受到侵害。
《保险法》对保险人诚实守信的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的义务。为了保证保险合同的公平、有效，在保险合同订立前，保险人切不可误导客户；相反，有义务向处于劣势的投保人准确披露信息，提供最合适的险种。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目前的保险实务中，诚信原则是通过保险从业人员的各项活动来实现的，所以，在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都要注意规范化，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担风险
是保险的本质属性
《保险法》对“保险”给出的解释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公司是什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解释：“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应该是经营保险的企业法人。
具体来讲，保险公司是销售保险合约、提供风险保障的公司。保险公司分为两大类型：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指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商业保险公司，包括直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采用公司组织形式的保险人，经营保险业务。保险关系中的保险人，享有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费基金的权利。同时，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有义务赔偿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保险所处的经济条件不同，保险职能在人们的实践中表现得效果也不一样，所以，保险的作用也会不尽相同。保险的作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经济方面，保险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保险，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失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的分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财务安排。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一方同意补偿另一份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提供损失赔偿的一方是保险人，接受赔偿损失赔偿的是另一方被保险人。投保人通过履行缴付保险费的义务，换取保险人为其提供保修经济保障的权利，体现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社会角度看，保险是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重要部分，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精巧的稳定器”。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方法，通过保险，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作用。
谈了保险的这么多好处，那么保险理论的起源是怎样的呢？根据魏华林、林宝清主编的《保险学》绪论所讲诉的“保险理论产生于保险实践。没有保险实践，就不会有保险理论；保险理论一旦形成，又会对保险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保险实践与保险理论的相互关系，构成保险学的全貌。”按照这一说法，保险先产生于保险理论，保险实际操作在保险学之前就有。公元14世纪后半叶，海上保险开始在欧洲的意大利出现，当时的意大利地中海的各个港口是世界贸易中心，各种各样的商业人士云集在这里经营各自的生意，签订包括保险合同在内的商业合同，由此引起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所难免。为了不使这些纠纷影响贸易的正常进行，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法官与律师，开始结合保险诉讼进行保险理论问题的探讨，一些研究成果随之问世。16世纪初期，以海上保险条款与判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海上保险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保险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
保险法学的建立，不仅为保险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理依据，而且为海上保险合同的履行扫清了障碍，进而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中心领域逐步从意大利扩展到英国、法国、荷兰。继海上保险之后，火灾保险、人寿保险相继形成，17世纪后半叶，保险精算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保险的历史进程上不难发现，保险从一开始就与风险发生关系，而且至始至终都是从风险中在获得利益，也从风险中找到乐趣。保险从风险中获利，就是基于被保险人要求对风险的转嫁，保险人在风险转嫁的规程中找到了相应规避风险的能力，对有些风险可以规避，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比如人寿保险对于风险的回避，保险人就发明了“生命周期表”，利用生命周期监控大多数人的身体体征和生命特点，对于财产保险则采用了“大数法则”，不管是人身险还是财产险，都是在精算的基础上实施的。
所谓精算，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学、金融学及人口学等学科的知识和原理，去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保险精算是运用数学、统计学、金融学、保险学及人口等科学的知识和原理，去解决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业务中需要精确计算的项目。
不管怎么说，保险就是在风险转嫁基础上的“游戏”，而游戏一旦有利益就会形成商业目的，保险就是由最初的“游戏”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应该遵循商业规则，适合各个阶段的商业法则。
重服务
是保险价值额实现途径
保险属于金融服务业，服务是基本手段。保险业要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险需求，加大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通过真诚文明、专业精细、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传达保险关爱，体现保险价值。
重服务就是客户至上。客户至上是指各保险机构的各项经营活动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向客户提供热情、周到和优质的专业服务；同时在执业活动中应主动避免可能与客户产生的利益冲突，不能避免时，应向客户或所属机构作出说明，并确保客户和所属机构的利益不受损害。
客户至上，有利于保险业的生存发展。保险业属于服务行业，客户至上就要求各类保险机构按照客户需求组织业务活动，在产品开发工作中把客户需求作为出发点；业务流程设计、理赔、保全服务等方面以及方便客户为第一原则；在机构的内部培训中，把客户至上理念贯彻对销售人员的培训中。同时在公司强化内部客户的理念，把一线销售人员作为客户，为他们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支持，因为只有销售人员对公司的服务满意，最终才能让客户满意。
唯有将客户至上这一理念贯彻至保险企业经营全部过程中，才能使保险业创造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可以在同质的产品之上形成差异化的经营特色，并且为客户和企业创造双重附加值。使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成为保险业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客户至上有利于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
客户至上还有利于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保险业服务的客体对象是人，提供服务的主体对象也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客户至上实际是将“人”放在核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保险业中的“以人为本”应当具有双层内涵：首先，要细分出适合公司资源的潜在市场――目标客户；其次，要选择并培育适合公司经营定位的合适的人力资源――专业人才。只有把握好了以上两类“人”，公司的经营才有了外部客户和内部员工的双重保障。客户是企业利润之源，而且员工是挖掘利润之源的人。
客户至上。从根本上说，要落实到最优服务上，最优服务主要表现在两个环节上，一是让客户享受的风险管理服务，二是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关于风险管理服务。保险从业人员应深入了解和分析客户所面临的风险，并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并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以客户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建议。以便客户对建议的内容做出明智的决策。要做好最优的风险管理服务，除了保险从业人员为客户着想的动机和态度之外，专业技术水平是个关键。
售后服务同样重要。保险从业人员与客户保持适度的联系，及时解答客户提出的有关问题，协助客户办理变更保单信息、通知客户续保、办理保单续保事宜。如果客户提出退保，保险人应当提醒客户保单中有关退保的条款、退保可能引致的财务损失以及退保后客户所面临的保单保障范围内的风险。保险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所属机构的要求协助客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合规范
是保险市场健康运行前提条件
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规范、职业道德准则，并在具体工作中时时、处处规范行事。要在全行业大力倡导知法守法、合规经营的道德风尚，培育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合规”，顾名思义就是合乎规范、符合规章。古人云“矩不正，不可以为方，矩不正，不以为园”。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轨迹，这就是哲学上讲的“没有绝对的自由”。简单的说，合规就是为了保证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里所有的成员能够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在单位内、团体里确立合规的理念、倡导合规的风气、加强合规的管理、营造合规的气氛，形成一种良好的软环境。合规经营是一种文化，相对应的是公司进行合规经营。合规经营绝不仅仅是公司的事，也不仅仅是张贴在墙上的规章制度，而应该在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上都符合相应的规章制度。
保险是什么？现在看来保险就是一张单据，一张契约。简单的说，保险就是一张合同，只不过这张合同是带有期限性、特定条件、有一定诺承性，具有相应法律效应的单据。如果抛开这些特定的条件，保险就是一张白纸，而且这张白纸是很贵的。如果在保险经营中不按照规范经营，那么保险就是一个“大陷阱”，保险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我们之前谈的所有一切都是空的。
如何做到合规呢？合规是指保险公司及其员工和营销员的保险经营管理行为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规定、行业自律规则、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以及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合规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及其员工和营销员因不合规的保险经营管理行为引发法律责任、监管处罚、财务损失或者声誉损失的风险。
简单的来说就是严格按照《保险法》进行操作，严格按照中国保监会所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办法来进行日常活动的规范。《保险法》是我国保险业的行为准则，它的颁布是规范保险的各种行为的，如果脱离了该法的范围，保险业就失去了应有的市场和作用，也使保险行业处于危险境地。保监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办法也是从整个保险行业的实际所制定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的而制定的。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9
【关键词】内部控制基层保险有效管理
基层保险公司作为寿险公司保费的主要来源，在整个组织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如何在坚持上级保险公司整体战略前提下，灵活运用内部控制原则，结合基层实践，构建合理的内控管理体系，实现集权与分权的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公司的整体优势和综合能力，从而达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整体效益、实现企业战略的目的，将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与着力点。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应当遵循五项原则，即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和成本效益原则。笔者基于对内部控制的理解，站在寿险公司战略的角度，通过应用企业内控原则测试等手段对基层保险公司个别案例进行相应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探索基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管理以供参考。
一、基层公司内部控制原则应用管理案例分析与探索
1、制衡性原则应用探索──以基层公司营销部门岗位职能设计为例
随着保险销售资格证的取消，保险销售人员队伍急剧扩大，全面提升基层营销部门的培训水平迫在眉睫，让基层营销部门专注于营销、培训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此外保险员工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监管层对保险公司处罚力度的加大，保险销售人员对公司归属感不强等诸多因素，都要求我们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视同在职员工一样进行有效管理。而基层营销部门中“人管”岗位本身就是营销序列人员，既管理销售人员的考勤，又负责这部分人员佣金的发放，另外还负责其加扣款管理，“人管”与销售业务人员严格意义上是同属于营销部门的，以内控制衡性原则测试来看：内部控制应当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同时兼顾运营效率。同时制衡性原则要求企业完成某项工作必须经过互不隶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和环节，当前基层营销部门“人管”岗位职能设计显然存在不合理性，属于不相容职务，因此由基层营销部门的“人管”岗管理销售业务人员不符合制衡性原则。除此之外，基层营销部门的“企划”岗位职能既负责激励方案的制定、业务达成追踪，又负责激励方案的兑现与报销，也是属于不相容职务，与内控原则中的制衡性原则有所冲突，需要进行改变职能设计，以达到制衡性原则要求。
2、成本效益性原则应用探索――以基层公司现行办公用品采购制度为例
成本效益原则，即内部控制应当权衡实施成本与预期效益，以适当的成本实现有效控制。由于基层公司办公用品往往因为采购量小，无法实现大批量购买，如在当地采购的话，采购价格无法与供应商谈判降低很多，同时公司总部也无法在事前控制基层公司办公用品的采购量，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从内部控制角度来看，基层公司目前的办公用品采购制度未实现集中化节约机制，与内控成本效益原则不能完全匹配，需要采取相应改变措施，以符合成本效益性原则要求。
3、适应性原则应用探索──以基层公司资产采购制度设计为例
适应性原则，即内部控制应与企业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以及外部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举例分析：某上级公司限定基层机构在当地可以新购标准5000元以下某品牌网络复印机，该品牌复印机后期耗材费用巨大，每张复印打印成本为0.16元左右。经过市场调研后发现，另一品牌京瓷某型号复印机单价超过6500元，虽然新购价格高于采购资产标准，但该款单支复印机鼓却可打印18000张纸，新鼓单价也仅为500元，在实行网络共享办公后，可完全替代基层中支公司各个部门所有普通激光打印机，将打印成本降至0.03元/张，全年下来，将大幅降低耗材支出，节省的费用甚至足够买好几台同款复印机。从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出：基层公司资产采购制度缺乏对资产后期耗材费用市场调研机制，缺少协调应变机制，未满足内控适应性原则要求，同时后期耗材费用支出较大，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4、重要性原则应用探索――以基层公司内控合规岗位设置为例
重要性原则，即内部控制应当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并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确保不存在重大缺陷。保险公司内控体系建立健全应当需要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人员担任把关，合规岗位的专业胜任能力非常重要。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对基层公司内控合规岗位设置进行测试后发现：目前大多数基层保险公司合规岗位，专业素养不足，无法及时发现内控缺陷，未能起到帮助企业在事前、事中做到筑牢堤坝、防范风险的作用，这需要我们从重要性原则出发，制定合理的岗位设置，以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
5、全面性原则应用探索――以基层公司与总部日常沟通机制为例
全面性原则，即内部控制应当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覆盖企业的各种业务和事项（对象），实现全过程、全员性控制（层次），不存在内部控制空白点。而目前基层公司与总部之间缺少有效快捷的日常沟通机制，基层营销人员对产品、服务等新需求、新想法缺乏可以集中汇总自下而上、下传上达的机制，总部无法及时获取前线的心声。好的建议与需求未及时反馈，造成总部战略措施调整滞后，需要我们创新举措，改革先试，全面实现全面性要求管理。
二、探索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1、探索解决基层公司营销部门岗位职能设计的缺陷的方法
随着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改革不断深化，监管层对保险销售人员违法案例的处罚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现在往往是保险公司作为处罚责任主体。而这种由基层营销部门来管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模式已无法适应新要求、新形势。站在制衡性原则角度：笔者建议分离基层营销部门“人管”、“企划”岗位相应职能，可以由人事行政部“人事岗”兼管营销“人管”职能，按公司正式员工的要求标准规范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行为，有利于提升保险销售人员素质，增强保险销售人员归属感。而基层营销“企划”岗职能设计，则可以由基层营销部门提出方案需求，交基层财务部门专设的“企划分析岗”制定具体方案，测算出合理的套利分析模型及预计投产比情况，财务部“企划分析岗”每月制作营销业务分析报告、投入产出比报告，分别汇总上报给营销部门、总经理室以及上级财务部门。以上职能的整合，将加快提升营销部门的运营效率，从而实现基层营销部门专人专岗，达到符合内控制衡性原则的要求，使其营销部门员工能够只专注于营销、培训职能的落实与执行，从而达到基层营销一体化的目的。
2、探索解决基层公司办公用品采购制度未实现集中化节约机制的方法
立足成本效益原则，即实行办公用品省级采购集中，专门跟淘宝或厂家洽谈大批量采购，由商家直接寄至基层公司，减少中间环节。每月一次，月底制作结算分摊表，对各中支公司采购办公用品费用进行分摊，实施条件好的公司，可以实行总公司集中制模式，这样的采购成本可以降至最低，同时也方便总公司随时了解基层公司用量，根据业务规模对办公用品消耗量进行事前控制调节，掌控基层公司办公用品费用预算，运作流程也更加规范和高效，更为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要求。
对于实行以总公司集中化采购的，可以实行采购奖励机制，如在网络出现促销打折季，在京东或淘宝等商城低于集中化采购价格的，对采购人员可以按节约金额给予相应小奖励，鼓励形成员工节约成本意识。同时设定价格管理机制，总公司内审部每月检查网络价格波动，如出现采购成本高估的现象，及时要与相关经办部门沟通，成本严重高估的，立即制止采购行为，并上报公司管理层处理，做好定期或不定期监督工作。这样的模式如能在行业内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话，那将是一笔多么可观的经济效益啊！“互联网+采购”模式，对集约化成本管理应用，好处多多。
3、探索解决基层公司资产采购制度设计缺陷的方法
立足适应性原则，即实行基层公司新购资产后期耗材支出调研协调机制，应将财务管理理念融入每一位员工血液之中，让其以主人翁精神去经营我们的公司，灵活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从开源节流的角度去节省费用支出。从适应性原则出发，对于基层公司新购资产目录，在规定标准采购金额下，应当要有自下而上的市场调研建议机制，采购新资产，如果基层公司严格按照总公司制定的标准限额去执行，当然也没有问题，但后期将会给公司带来较重的耗材成本负担，得不偿失。而如果事前基层公司对资产后期耗材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将实际情况上报给上级公司，经上级同意修改资产限额标准，实际上可以为公司大大节省成本，提高办公效率。因而公司资产采购价格协调机制很重要，一定要与当前资产设备的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符合适应性要求，一味死搬硬套限额标准，只会增加后期耗用成本支出，使得公司利益受到损害。这样采用京瓷复印机进行网络共享打印应用的模式，如能在行业内的三级机构中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话，保守估计，将为全行业每年节约近千万元电子耗材支出，从而为中国政府2020年碳排放量目标的最终实现，贡献自身应有的力量。
4、探索解决基层公司内控合规岗位设置诟病的方法
从重要性原则出发，即在基层公司财务部中专设内审合规专员岗位（或兼职），毕竟在基层保险公司部门中对合规工作最为敏感、最能贯彻到位的就是财务部门，基层公司的其他人员，专业素养能够达到合规专员要求的很少。当然根据制衡性原则，基层财务岗与基层合规岗属于不相容岗位，应当相互分离，但考虑到一般三级机构基层公司人力编制有限的实际情况，从节约运营成本和促进企业经营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基层公司可指定财务人员从事合规工作，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对上述人员的合规工作进行独立的内审监督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采取补偿性控制措施，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重要性原则，同时也遵循了制衡性、成本效益原则的要求，一举多得。
5、探索解决基层公司与总部日常沟通机制不畅问题的方法
根据全面性原则定义，全面建立建全基层公司与总部之间有效快捷、畅通的日常沟通机制。笔者建议在基层公司财务部增加保险营销统计分析职能，由财务企划分析岗兼任，平时收集营销渠道有效建议，月末与其他营销数据分析合并，最终形成基层公司战略分析报告，汇总上报至总、分公司，为上级公司及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以求达到全面性原则的要求。
三、结语
以上所述，只是基层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一小方面，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抛砖引玉，倡导更多企业管理层站在企业战略层面，重视内部控制管理，以达到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增加经营效益的目的。如果经常关注保监会网站的话，就会发现中国保监会下属财务部门除了主抓财务管理工作之外，重头戏是分管偿付能力体系健立健全，由此可见国家监管机关的高瞻远瞩。综上所述，结合基层寿险公司人员编制较少的特点，笔者大胆建议，对原有基层保险公司财务部赋予更多的管理职能，定位于财务战略与风险管控，这既符合公司战略管理的要求，又有利于提升寿险业基层公司的管理水平，为总公司管理层提供更为准确的决策依据，向管理要效益，提高基层公司内控管理水平与业务经营规模水平。
保险的经营原则篇10
收稿日期：2013-04-01
>>新《保险法》框架下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的思考我国保险法的修正对保险产业的影响研究新保险法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思考加快完善我国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的思考完善我国保险法解释制度的建议对我国保险法受益人规定的思考浅析我国的《社会保险法(草案)》论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保险法》修订草案论我国新《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法的理性思考对新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的思考论我国社会保险法的现状及完善论我国保险法中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破产法框架下我国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浅析我国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农业保险法立法内容研究综述新《保险法》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拓宽后的风险管理研究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制度构建美国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的核心思想及对我国的启示从“信诚案”看我国《保险法》亟待修订的一些条款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2.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在wto的游戏规则中，价格补贴等农业补贴措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就自然灾害补贴等“绿箱”补贴而言，成员国则可以自由使用。加入wto之后，我们应顺应wto的游戏规则，巧妙运用“绿箱”政策。给予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可以实际上起到投入补贴、有效保护本国农民和农业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有效提高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俨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导形态，单个农户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细胞。与计划经济形态相比，市场经济为农户提供了更广袤、自由的活动空间，其资源可以得到较合理的配置。但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是无所不在的风险：变化无常的市场以及无法预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构成严重威胁。与蓬勃发展的商业保险相比，我国农业保险极度不发达：欠缺能够有效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措施和手段，当遇到自然灾害、动物疾病等重大变故时，无法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户生活。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制度化的风险保障机制来化解风险，而农业保险就是不二选择。
4.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除分散风险外，农业保险还能使贷款人的风险预期降低，在风险预期降低的同时提高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并将潜在的借款人转化为实际借款人，或提高借款人的贷款规模[4]。事实上，农业保险发挥着部分替代农业信贷抵押品的作用，从而提高了农业贷款人的信贷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金融与农业信贷的发展。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2012年4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保险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农业保险创新了农村融资模式，已经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力。”
二、《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目标与基本原则
（一）立法目标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该条例的立法目标《农业保险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护农业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权益。笔者认为，鉴于农业保险会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预期利益，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目标应设定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并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一方面，通过政府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举办农业保险或支持其他机构经营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弥补农户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因自然灾害、疾病、意外事故等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以此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补偿和保障作用，并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保险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要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村、城市社会保障一体化。通过农业保险的补贴，将大量惠农资金向农民、农村进行转移；同时，通过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土地生产风险。自古以来，我国农民都有深深的“土地情结”，农民往往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农户经济损失问题，土地的经济保障功能会日渐削弱，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会不堪设想。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通过规范农业保险活动、补贴农业生产灾害损失来实现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大力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二）基本原则
《农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农业保险立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我国农业保险还极不发达，因此，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就尤显重要。笔者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坚持以下几点：
1.政府适度干预原则
政府适度干预原则是指在农业保险的举办过程中，政府应当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设置、经营活动、财政补贴的使用等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农业保险立法要遵循政府适度干预原则，根源于农业保险私人商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一方面，农业保险具有私人商品的特征，应受私法调整，我国《农业法》强调的自愿原则实际
上就体现了私法自治。私法自治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个人禀赋、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消费者和供给者的成本利益存在失衡，而供需双方又都无法对正外部性效用进行收费，最终导致效率的损失。”[5]如果将农业保险设定为商业模式，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不加干预，则忽视了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市场也会失灵这一现实。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中商品等价交换的交易规则来规定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得不偿失，既不能有效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也无法分散农业风险，进而导致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动荡。政府要对农业保险活动进行适度干预，并通过设置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准入门槛、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当然，这种干预应是适度的、合理的，其评判标准主要看是否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达到举办农业保险的最终目的。
2.合理补贴原则
合理补贴原则是指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上的合理支持，这也是体现农业保险政策性特征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将农业保险设定为商业模式，政府不加补贴，农业保险将很难发展下去。国外的实践也证明，农业保险发展的好坏与政府补贴与否是正相关的，农业保险发展得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支持，诸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反之，农业保险则会虎头蛇尾。例如，美国农业保险比较发达，这与其完善的制度和积极的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1938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其主要功能是给各州的相互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和农业信贷机构提供信贷保险。政府还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免税优惠，甚至如因举办农业保险发生经营性亏损，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赔偿，而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资金则由国会拨款。”[6]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如财政、税收、农林、农业金融等涉农部门要给予农业保险大力支持，比如，给予税收优惠，对农业保险不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给予较大额补贴等。当然，合理补贴原则的“合理”主要是根据当年的农业发展情况及各地域的生产情况而定，并非无视地域差异和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粗略办法。
3.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
虽然《农业保险条例》及修订前后的《农业法》均强调了农业保险的自愿原则，但鉴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加之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风险意识，如果农业保险坚持自愿原则，很可能发生农民不愿投保或不知道怎么投保的情形。《农业保险法》可将农业保险分为基本保险和非基本保险。基本保险实行强制保险，主要是针对在农业产业中比重较大的种植业，如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保险，包括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对这些农作物实行强制保险，可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效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除此之外，将所占比重较小的农业非种植业，如养殖业、畜牧业、渔业等作为非基本保险，实行自愿投保。当然，虽然对农业非种植业采取自愿投保形式，但国家应当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民自愿投保，如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补贴金额等，增强非种植业抗风险的能力，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正常运行。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原则不仅有利于扩大承保面、分散风险、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也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避免风险集中。
三、《农业保险法》中的农业保险：概念与属性
（一）农业保险的概念
美国、加拿大等国较早开展了农业保险，“其农业保险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农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全过程。除此之外，与农业生产资料、农用机械、农用设备、农用设施、农产品储藏与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农业信贷、农产品销售等活动相关的保险，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也都在农业保险的范畴内。”[7]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也较早开展了农业保险，相较美、加而言，其保险范围要窄得多，一般仅限于农作物。日本1947年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对水稻、旱稻、麦类等作物的多种风险和蚕茧、牛、马、猪等饲养动物的疫病死亡实行法定保险，对其他作物及饲养动物实行自愿保险。
《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明确了农业保险的概念。《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显然，我国农业保险的范围要窄得多，仅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业保险标的，即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遭受损失所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活动，而不包括加工过程和运输、销售过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用设备、设施、机械、生产资料等均不在农业保险范围内；另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人身意外伤害、雇主责任保险也被排除在外，仅限于农业生产的财产损失。当然，各国国情诸如农业发达程度、生产方式、立法背景等存在差异是造成各国农业保险范围不同的主要原因。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农业较发达，且多采用农场经营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加之国库充实，为了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和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增进农场主的社会福利水平，其农业保险的范围较广。日本、菲律宾等国地处亚洲，地形多为高原、山地、丘陵，农业生产方式与我国具有某些相似性，“日本为了巩固其成果和鼓励农民生产市场短缺的农产品，早期菲律宾则为实现大米自给的农业配套计划，其农业保险一般限于农作物。”[8]从我国具体国情来看，我国农业还很不发达，农业生产方式多采用单个农户为主的传统耕作方式，农场化、公司化经营方式较少，虽然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但人均GDp仍然较低。如果现阶段盲目扩大农业保险的范围，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农业保险的范畴，结果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不仅无法有效保障农业生产，降低农业风险，提高农民收入，甚至可能导致国力空虚，间接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将农业保险限制在农业的生产过程，同时为了真正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采取公司化、农场化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也应当成为农业保险的被保险人和补贴对象。因此，农业保险就是指被保险人（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包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公司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在种植业及非种植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农业保险机构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当然，法律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法律也应与时俱进，条件成熟时也会将农业加工、销售过程纳入农业保险的范围。
（二）农业保险的属性
关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属性，学者们各执己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属政策性保险，因其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补贴，国家承担所有的风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农业保险属于由政府补贴的普通商业保险。认为如果将农业保险定性为政策性保险，如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成立机构等要增加大量成本。而且从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营的实践看，多数也不够理想。如果由现有的商业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在财务上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单独核算，而将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则各种关系清晰明了，便于监管。”[9]也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在逻辑上应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分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10]还有学者认为，“政策保险包括经济政策保险和社会政策保险，经济政策保险诸如农业保险，社会政策保险诸如养老保险等。”[11]
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纯商业性保险模式到商业性与政策性保险并存的发展过程。虽然《农业法》确立了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保险的属性并规定国家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但《农业法》的农业保险自愿原则体现了我国对农业保险实行商业保险体制的基本思路。《农业法》第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条例》规定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显然既有政策性一面，也有商业性一面。1995年《保险法》虽然明确了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的立场，但并未对农业保险作出任何规定。这说明在立法体例上，我国采取的是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分离的模式，立法者显然明白，农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有其特殊性。近几年来，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更强调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保费补贴。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从语义角度分析，“保险”一词应是一个属概念，它既包括商业保险，又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区别，诸如保险目的不同，前者是以实施、贯彻国家政策为首要目标，有着明确的公共利益取向，后者是以赢利为目的，属于保险公司这一经济人的个体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有很多相同之处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笔者赞同“政策保险包括经济政策保险和社会政策保险，经济政策保险诸如农业保险，社会政策保险诸如养老保险等”的观点。农业保险应当被定性为政策性保险，它具有政策性保险的诸种特征，例如，举办农业保险之目的在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而非盈利等。为了准确理解农业保险的属性，我们要注意区分农业保险、农村商业性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一般来说，农村商业性保险是涉及农村的商业性保险，诸如除农村社会保险以外的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等，它们受《保险法》调整，产生的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私法关系；农村社会保险应当属于社会政策保险，它强调社会性，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等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保险；农业保险则是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政策性保险，它强调经济性，是指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因灾害或意外、疾病等遭受损失而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法》的体系结构
任何一部法律都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制度体系。我国《农业保险法》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农业保险合同制度、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农业保险责任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如下优势：首先，体系较完整，既设置了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准入门槛，体现了法律的事前预防功能，又规定了经营者违法经营的法律责任，体现了法律的事后补救功能；其次，内容较明确，既规定了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经营原则和权利义务，又明确了经营者违反该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得《农业保险法》具有了基本法所应有的法律威慑力。
（一）农业保险合同制度
首先，《农业保险法》应当规定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资格。通过法律设置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活动的若干条件，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关机构才能从事农业保险业务，不符合相应条件的机构不得从事农业保险业务，诸如注册资本金额、相关从业人员人数、固定经营场所及设施等。其次，规定农业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农业保险经营者在农业保险活动中负有如约赔付义务，农业保险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及时通知义务等。同时，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农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鉴于农户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具体情况及各地农业生产不确定性的客观事实，还应当规定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等情形。当然，农业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合同法》的基本精神，着力体现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让投保人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农业保险投保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另外，由于农业保险具有政策属性，农业保险合同与《合同法》调整的承揽合同及《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不同，对农业保险经营者应更强调其义务，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则更强调其权利，诸如规定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业生产经营者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二）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
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管理制度，二是农业保险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第一部分应着重规定：农业保险的经营原则；农业保险机构的具体经营规则（包括许可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如自行拟定保险合同条款、费率（国家许可的浮动范围内）等；第二部分则主要规定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或职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机构的确定是首要问题，可以由保监会来充当监管主体，或者设立专门的“国家农业保险管理局”。其法定职责可以包括：第一，农业保险主管机关根据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授权，制定和执行有关农业保险的政策；第二，组织本地区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和费率划分工作；第三，研究农业风险和风险管理、保险费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准条款；第四，审查农业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条款和费率；第五，筹集、管理和使用巨灾准备基金；第六，提供农业保险的再保险；第七，根据上级政府的授权，管理、审核和拨付本地区财政补贴资金；第八，监督各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农业保险活动等。
（三）农业保险责任制度
就农业保险责任制度而言，《农业保险条例》第26-30条只涉及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又同时要求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农业保险条例》第31条规定：“保险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法》是我国规制商业保险的一部基本法，其法律责任部分规定得较为详细，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其调整对象实为商业保险活动，那么，农业保险是否属于商业保险？如前所述，尽管《农业保险条例》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并未明确农业保险的属性，但从具体规定来看，农业保险更趋向于政策性保险，法律规定的差异导致了适用上的无所适从。从农业保险的立法宗旨来看，农业保险是为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而设立的险种，其责任规定更应全面，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农户”来说，保险机构是否能顺利、如约赔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民事责任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保险活动中经营者的民事责任部分可借鉴《保险法》，规定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如约赔付义务，以及未及时赔付或违法经营给农户造成损失时所承担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就农业保险投保人（农户）而言，其责任主要应包括因欺诈和虚假理赔引起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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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LegislativeConceptionofagriculturalinsuranceact
LiUXiaohong
（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