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科学篇1
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本文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这样的“撷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正统研究者还是对科技哲学界来说都是另类而难以接受。本文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笔者把传统文化的“始基”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一样，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在历史上一次次挽救了中国，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二、性本善:传统文化的公理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拓展即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这三大关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譬如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原来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沉船上的物品，是漂流记情节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以及涉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其他两大关系也可以作类似分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会着重以三大关系之一展开。希腊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的西欧，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有自然哲学、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印度文化则回到内心世界，以人己关系为主。
由三大关系引出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他人的博弈，以及人与自己的博弈。一种文化以三大关系的哪一种关系为主，主要展开哪一类博弈，对于这种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对于民族性具有根本影响。
四、实用主义: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中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中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中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像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凝聚了中华民族，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在世界各国面前建构了礼仪之邦?
在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封闭的情况下，熟人间分享嵌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情感上的互通，增强了熟人社会的凝聚力，遏制了离经叛道和离散倾向。近代有外国商人进人中国农村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一句承诺比西方的正式法律文件还可靠”，并由此断言“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守规矩和可靠的商业伙伴”。在乡亲们组成的熟人圈里，伦理道德这样的“短程力”足以维系起信用圈。因为没有市场中的竞争，熟人社会会分享种植和养殖中的经验，推动农业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经济因而在世界首屈一指。
简言之，传统文化与由古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情契合，虽停滞不前，但在数千年间维系和延续了炎黄子孙。其种种弊端在漫长岁月中之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以及没有受到来自外界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冲击，直至鸦片战争强行撬开国门。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77-02
人文素|教育就是通过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播、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者的亲身实践的方式，使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气质、修养，最终沉淀为受教育者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人文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赖于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人文教育。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过分强调科学的作用，人文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造成了现在人们人文素质的缺失，而这一情况在理工科大学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近两千多年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遗产。这些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对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仍有着多方面的启迪，对于丰富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知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心理，完善大学生的人文个性，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有明显的优势。
一、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现状
1.理工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目前我国理工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现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第一课堂中开设相关人文素质修养的教育课程，多为选修课程；另一种是借助第二课堂平台，开设相关人文素质修养的讲座、活动或者社会实践等。这两种模式对提高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很难摆脱教育的工具意识，加之理工科院校学科的局限性，使人文素质教育难以落到实处。
2.当前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存在的问题。当前，教育界普遍认识到了提高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并为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不懈努力。大学生自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中，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人文素养方面：理工科大学生普遍人文基础知识薄弱，缺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不能与社会要求相适应。在人际交往中，不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心理适应能力差，缺少对问题的正确把控，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挫败感，不能有效调节。人文精神方面：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学习讲究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缺少了对科学文化本身的追求。缺乏人文关怀，对自身和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理想、信仰和价值观迷失，生活缺乏目标。趣味庸俗化，沉迷于网络。道德水平降低，缺乏文明素质。
二、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
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环境和人的互动角度出发，分析社会、学校和个人三方面的原因。这三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不能单独看待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1.社会影响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弥补人才断层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为了保证经济快速的发展，学校不得不把知识作为经济建设的工具教授给学生。教育开始更加注重工具功能，而轻视了教化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形成，科学技术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人们开始逐渐背离人文学科。曾有这样一句民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接下来的“计算机热”“经济热”以及现在的“公务员热”等，都反映了人们趋于功利化的选择。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各种各样的思潮涌入国内，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学校方面。首先，理工科院校的高级管理人员尤其是教学管理人员往往自身就毕业于理工科院校，其中一部分人重理轻文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其管理行为。高校管理者存在文化意识与政绩效益冲突的心理。教学和科研往往是高校绩效考核的重点，校园文化建设这种无法被量化的工作容易被忽视。其次，理工院校难以协调专业课和人文素质课在学时方面的冲突。由于课时限制，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需要保障，高校想要系统地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十分困难。第三，高校教师编制有限，特别是理工院校人文师资编制十分有限。这就制约了相关从事人文素质教育教师的引进，很多课程的开设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难以在学校内部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1]。第四，应试教育的危害尚未解除，高等教育中依旧存在着只看分数不看思想的现象。第五，功利思想影响严重，为了加强学科建设，突出专业特色，大量削减人文课程，压缩人文教育课时，降低人文课程学分。第六，就业率成为高校教育的一个指挥棒，受到市场经济影响，一些高校大力发展热门专业，冷门的人文专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第七，理工科院校中，用于人文教育的资源相对较少。第八，缺少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3.学生个人方面。个人素养的提升，需要自己的不断努力。由于现在学生课业压力重，过分重视应试和分数，对于自身的提升，缺少足够的认识，缺少对于文化素质的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网络充斥了学生的生活。在一些学生相对贫瘠的人文土壤上，网络以极其快的速度形成了畸形的精神依托。同时，功利主义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充斥着高等教育，这一情况已不只局限于人文教育，而是在专业教育中逐渐扩散开来。学生学习更多的是关注有为有用，而忽略了知识对于其自身提高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对提高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从远古时代多姿多彩的文化源头，到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从唐宋时期的全面昌盛，到明清时的大总结，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其中包含的人文知识和蕴藏的人文精神对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都有很高的价值。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做了相关的论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多集中在古代经典著作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崇尚统一的国家观、天人协调的发展观、公平正义的社会观、诚实守信的人生观[2]。其中以义利合一为基础的价值追求，对学生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自我德行修养，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3.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心理方面，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自己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人际交往方面，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中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指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人格方面，人文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了解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自觉性，形成健全的人格。自我认识方面，了解传统文化有助于在改革开放中了解自己，改造提高自己[4]。审美方面，了解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5]。
四、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通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来提高我国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的方法，目前在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共识。目前，我们可以从学校、课程设置、学生引导和校园文化四个方面加强理工科院校的传统文化教育。
1.提高整体认识，深入挖潜资源，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理工科院校必须高度认识传统教育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人文素质教学师资。同时把分散在各部门学有专长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师进行整合，在机构上确定其地位。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兄弟院校资源，跨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资源。
2.整合学校人文素质资源，改善课程设置。调整学科、专业及课程结构，增加学分制条件下的教学模块设计，增加人文素质课程，特别是传统文化课程的学分要求，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广泛开展博雅课程。建立人文素质教学评价体系，把人文素质教学考核纳入学校整个教学评价机制中去，人文素质教师的晋升和晋级比照专业教师进行[1]。
3.充分重学生在传统文化学习中的主体性，激发其培养人文精神的责任感和积极性。首先，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正面宣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对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产生明确而热烈的学习动机。其次，在学生中树立学习传统文化的先进模范，以点带面，全面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最后，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需求，对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塑造校园文化环境，从各方面潜移默化地加强传统文化教育。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调动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通过学生社团的建立，在这个平台上实施教育，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理想。
加大学生参与实践力度，让学生通过实践，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
五、结语
传统文化对提高理工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多方的重视，许多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做了充分的讨论。但是，目前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并未得到很大的改善，笔者认为今后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提高从业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加强人文知识和传统技艺的学习。教师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其自身素质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提高从业教师自身的素养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理工科院校人文教师缺乏，但要求其引入大量人文教师教授传统文化，开设大量有深度的人文课程并不具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提高现有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目前的高校教师资格评定方面，加入传统文化的相关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理工科教师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2.从传统技艺方面入手调动更多的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校可以开设琴棋书画、剪纸、戏曲等相关课程，通过娱乐的方式，在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同时，更能让学生轻松地了解并理解传统文化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叶桂郴.理工院校如何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8（9）：48-50.
[2]兰永海.民族文化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的思考[J].职业时空，2008（8）：108.
[3]郝贺.正确发挥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吉林教育科学，2000（3）：23.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3
祝安顺：在我看来，这是具有标志性与历史意义的事件。自1995年9位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以来，社会上就出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潮，直至《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指出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地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转折：从家长的热情参与、社会机构的积极推动、基层教师的努力拓展，转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制度设计和大力推动，其引领和建设作用不言而喻。
从历史意义来讲，中国近代教育自1905年起步，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1912年，小学堂取消读经课，之后的传统文化课程基本上出现的是很小范围内的量变，但《纲要》从教育史上说则是一个质变，是要全课程、全阶段、全人员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具有历史性的转变意义。
从社会现实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实践，政府、社会和家长、教师达成了共识，认为让孩子读一些基本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中华民族优秀经典，具有知识传承、历史延续和价值构建的作用。可以说，《纲要》的颁布，与家长和教师的期盼是一致的。
从人力资源开发来讲，它扭转了人才培养模式，尝试遏制过分功利主义教育的势头，培养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人才，以期达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健全人才的要求。
不过，《纲要》的要求提出之后，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融入中小学校的教学实践中，而融入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融入的效果。如果把两个东西简单地搁在一块儿，比如将一个玻璃杯跟一个铁杯放在一起，它们融不了，只是并列地放在一起，这是物理反应。现在，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的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合反应，就像一包茶叶在开水的冲泡下融合成一杯茶水一样，而不是“水是水，茶是茶”，这才是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想。
《中国教师》：在今年教师节时提到，对语文课程，他“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祝安顺：对的这个提法，目前我个人还没有听到不同的意见，本人也是非常认可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我主要从教师和家长的教育需求来谈一下，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多读一点中华民族的基本典籍，尤其是诗词，这应是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共识。现在有一些地方在语文课程中删减这些内容，尽管有其理由，但这可能违背了家长与教师的教育需求。的提法说出了家长和教师的心声。如何在课文中开展诗词教学？怎样阐发其文化意义？这是具体的教学实践问题，可以探讨，但删减古诗词，我认为是一种过于草率的做法。
《中国教师》：您认为语文学科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祝安顺：作为一门传承和规范语言文字的学科，语文教学更应关注学生“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它的实用性较强，不一定与传统文化挂钩。晚清学制变革中将修身课、读经讲经课与中国文字课（高年级叫中国文学课）并列，且前两者的课时远远大于后者。但当下的语文教学，在无法从顶层设计上单设一门传统文化课时，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在可操作性和内容相关性上，语文课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可能和传统文化教育对接的，它必将成为传统文化课的主体。而且，目前大多数中小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任务也是由语文教师来承担的。
在相互的融合中，有哪些内容可以融合，融合的形式又是什么，其效果如何，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些教师处理得比较好，而有些教师则依旧按照“老语文课”的教法，以知识和技能来肢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增加和有效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实践方面，大多数语文教师并不反感，但在教学目标上却产生了内在紧张：一方面，校长与家长对学生学科成绩有着天然要求，但当要学科成绩有所提升，文化课程开设可能就会变成一大难题，是不干涉，还是死磕教材，提高成绩，走“正路”？另一方面，私塾、学堂提倡的培养圣贤的主张，让语文教师听而生畏，不敢亲近。其实，文化课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能功利化，也不能道德化。所以，在《纲要》颁布后，应结合相关问题做些理顺，关注语文学科如何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实践任务的问题。
《中国教师》：在当前语文学科的课程与教材设计中，您觉得它应涉及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是怎样的，这一比重对学科教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祝安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课与语文课的关系，二者是物理反应、化合反应，还是映射反应（辐射源与受辐射的指导关系）？这种关系的界定，直接牵涉教学内容的比重。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精神性的教育，具有指导性，不一定要直接讲出来，但可以通过语文课的知识点介绍、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等方式让学生接受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
其次，要破解课堂教学的高效特性与传统文化教化功能的非功效之间的对立难题。课堂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一开始就全盘接受的教学形式，是在特定地点，针对特定对象，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特定内容的高效率、大众化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是当今主要的教学模式，简单、可复制、高效率是其明显特质，辅助简单、可量化的考试制度，但在过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太讲求效率的，几个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一个课堂由一位教师教。在取消科举考试后，如何进行教学评估成为考试的一个难点，在这方面处理得并不好，通常会以默写经典、诵读经典为主要测评手段，使传统文化教学变成“死记硬背”的代名词。
再次，面对这些难题，很多小学或多或少都开展了传统文化教学活动。低年级以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践行《弟子规》，诵读唐诗宋词、古文为主，高年级主要读《论语》、《孟子》、《孝经》等，在进行语文教学前诵读，或在个别教学中融入上述内容。目前，我认为在小学低年段中的比重应该不大，会存在一些诗词、故事，这主要是和社会氛围有一定的关系，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让每个孩子都学做圣人，主要是继承文化，培养文化素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并非是指要成为圣人。在小学高年段要加重一点分量，初高中阶段也要增加一些分量，提高学习的难度，加大比重，坚持递进的原则，不能“一刀切”。从实践效果看，许多教师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中华经典素读”教学，其理念是“背诵十万字，熟读百部书，能写千万言”。它有基本的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法、教学评估设置，要求读传统文化经典不应影响语文考试，要让学生学好语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再如，把传统文化整合成“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和”十个义理，然后分别展开每个主题的内涵，开展相关教学等。这些都是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他们的智慧，以帮助孩子打通传统语体与现代语体之间的关系。
就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比例而言，我个人认为，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共性，都是母语学习，但关注点又有不同。所以，应保持两者的独立性，没有必要严格地划分教学比重。
《中国教师》：就教材的编写而言，您认为在设计教材内容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才有利于传统文化教育，或者说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会更好？
祝安顺：在教材编写方面，我完全是一个外行，不敢多言，但可以谈一点感想，提几点建议。这需要大家在实践中达成共识，既要关注反对读经的理由，也要关注民间读经的做法，更要研究过去的传统教育，同时也应肯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如果只凭回应家长和教师的教学需求或者执行上级部门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与我们的期望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和探索中的实践活动，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悲观失望，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团结、关注、参与，允许探索，相互提携，才能有明天。
在教材设计和内容选择方面，我提出“十六字”的建议，即“体用兼备、嵌入教学、中小衔接、教研至上”。
体用兼备。我认为1―9年级的学生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把中华民族的基本典籍读熟，不一定利用课时，也可以充分利用课前与课后时间。在熟读的基础上，部分名句、名段甚至名篇，达到背诵的水平。熟读，是当下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不可少的基础。青少年只有在接触、了解后，才有可能逐步理解、领悟并践行民族精神，这是无法通过课堂教学就能有效解决的。我认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体”，但仅仅熟读是不够的，还需要教师的讲解，并将其落实在语文、德育、历史甚至是艺术类课程中，通过主题式迁移把课讲透。一节课中，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做人做事的小道理“引爆”，但这种“引爆”要由孩子提出，通过探索和体验学习后得出结论。因此，课堂上一定要把传统文化的力量“引爆”，体用兼备，尽管我们并不奢望短短的语文课能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丢弃高效的课堂，要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嵌入教学。“嵌入”要和《纲要》的精神高度契合。我所说的“嵌入”是指将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主题分类，选择与语文课文的主题相近或相关的内容，迁移到语文课堂教学中，偏重文化内涵的教学，提倡学生深度参与，在教学中体验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智慧。
中小衔接。现在大部分的幼儿园、小学会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但到初中、高中和大学几乎就没有了。我认为中小学、大学的课程应有衔接。传统文化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将来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都应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内容。
教研至上。应为教师营造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氛围，做好充分的服务工作。提倡教师研读经典，相互交流，进行入门、有序的培训，提供基本的传统文化书籍资料，组织交流，开展相关课程的教学观摩。我们一定要用有文化素养和感悟的先行教师来引导、感染更多的教师，让教师的文化感悟和信念不断加强，用信念来引导与感染学生。
“体用兼备、嵌入教学、中小衔接、教研至上”是我针对当下的教材设计和内容选择提出的“十六字”建议。我们不要一味地相信读经，也不要一味地相信课堂，要把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合理的方式，在不改变当前的课堂教学形式的前提下，通过主题嵌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教学。
《中国教师》：现在许多学校都为学生提供选修课或校本课程，您认为在学校自主开发的这些课程中应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祝安顺：现在很多学校都会开设选修课或者校本课程，教学效果也得到很多家长和教师的认可。在这些课程中，学校可以围绕几个方面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第一，针对学生成长中的问题开展相关课程。比如，当前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等行为规范不是很好，学校可以开展《弟子规》等的诵读和践行，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二，针对学生将来的成长需要开展相关课程。比如农村学生相对比较内向，可以开展经典诵读大赛、经典诵读表演，以提高学生在公众面前的交流能力。
第三，充分利用教师队伍中推广传统文化教育的积极分子或专家学者资源开展相关教学。一线教师相对来说对学生的了解比较充分，他们会在完成教学的基本任务后，尝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一些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如果其自身是学生家长，又愿意做公益教学，可以将其引入学校。如果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探索性，成功开展校本课程或选修课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而且此类事例比比皆是。
第四，深度梳理学校的办学理念、挖掘当地传统文化资源是开展此类课程的有效路径之一。每所学校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如校名、校训、校歌、校徽、校友等，可以梳理出学校的主导办学理念，并结合当地的名人、著名历史事件、民俗等，开展此类课程，这也是可以继承与发展的。如有学校所在地是范仲淹的家乡，学校在开发自主课程时就可以将范仲淹的相关内容当作校本课程，挖掘其精神和故事，引导孩子了解、接受传统民族英雄人格，将其具体化。
第五，加强学校间的交流，打开思路，获得激励。学校自主课程的开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相互交流、分享，然后总结、完善、提高，否则各个学校的做法会由于理念不到位而停滞。
《中国教师》：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措施？
祝安顺：语文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居于核心位置，我认为这样说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某种角度来讲，语文教师的确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导师”作用。
就语文教学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来说，语文教师能做得非常多，结合众多一线语文教师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有如下五个措施：
第一，提高母语教学水平，让学生感受中华民族的语言美和文字美。这是让中小学生愿意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条件。把课本中的古诗文讲透彻，讲出文化内涵，再适当增加相关内容，这样青少年学生便相对容易接受。
第二，充分认识学科课堂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虽然目前存在很多的具体的困难，但应认定必须开展，才会有开展的可能，如对1―9年级的孩子，尤其是还没有上2年级及之前的孩子来说开展经典熟读非常重要，不熟读不行，读是前提，是基础，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支撑，但是需要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解与点拨。
第三，采用绘本、吟诵、歌诗、实地体验等形式和方式呈现教学内容，不拘泥于语文课的固有教学形式和方法。我们不一定要死记硬背，现在很多方式，如绘本，就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再如漫画，如蔡志忠先生的漫画，孩子和成人都很喜欢。吟诵符合汉语的韵律，适合古典诗词和散文的传播。还有歌诗，可以把古代的吟诵调、民歌、普通话、朗诵等综合起来，谱成曲子，供小孩子唱。我认为这些都是语文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的教学方法。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4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研究问题
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的总体情况
1.研究文献逐年递增
通过CnKi在体育学科内以“传统体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可以同时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民间传统体育”、“传统体育文化”、“传统体育产业”等关键词的文献），共检索到文献3128，基金资助项目占所有出版文献的8.4%。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72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27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资助12篇，省级及其它项目资金资助53篇；论文自1997年逐年递增（表1）；出版专著24部。以“武术”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8675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6篇、863计划1项、973计划1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8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8篇、共255项。近5年来平均每年发表1000篇。
表1近1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数量统计
2.研究方向上武术研究为主流，各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
从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以及理论发展的状况而言，武术有一套较为成型的理论与体系。武术研究的研究领域涉及体育教育、训练、竞赛、体育产业、文化等等方面，产生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拥有一大批稳定的专家群体，在全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其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日益频繁，有关武术方面的专著和出版物层出不穷。目前，武术这一研究方向有脱离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并自成一门学科的趋势。
3.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理论研究
理论的研究大多从学科本位出发进行研究，找寻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本体，并试图对其进行本质性的把握，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学科体系。研究集中在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概念，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价值、功能、研究方法的等方面，现在看起来收效并不大。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象和规律，其基本内容可包括：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与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
4.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的研究
高校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的重任，也有文化传承的责任。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目前共近40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对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课程结构等多个方面。学者们认为：“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武术专业，其他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课且课时量很少，这种设置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来讲没有实际的效果，自然也就谈不上形成自成体系的学科理论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考虑社会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又要考虑学生的基础与个性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其他地域特色问题及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
5.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研究
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亮点。学者们对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的现状调查，如何更好的与学校体育接轨，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商业开发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中，多以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为理论依据，采用实验法、问卷法、访谈法、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
6.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以其鲜活的生命特征承载着民族情感、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但由于大部分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现代西方体育文明的强烈冲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巨大挑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梳理与探讨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化、全球化、和谐社会建设、传统文化思想、奥运文化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功能、传播、发展趋势、发展策略；区域、民族特有体育文化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民族节庆文化等。
7.民族传统体育的其它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不仅涉及到社会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在体育产业领域及医疗卫生、全民健身领域、竞技体育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现状、政策与法制、路径与方法；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旅游；民族传统体育与医疗保健；民族传统体育与休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国内外比较等。
二、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常规性选题较多，新颖性不够
从1999到2010年年学校体育方面发表的文献来看，研究选题呈现出常规性选题较多，多学科交叉性选题和新理论性选题较少。更多的选题依然分布在武术及传统体育文化领域，而一些重大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民族传统体育国际视野，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一些高层次和有深度的课题则较少。
2.研究方法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不足
综观学校体育学科文献，采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资料法、社会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方法、实验法、质的研究方法等。总体呈现出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特别是新的一些学科的方法运用更少，方法论上缺乏突破，也反映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文献的质量。
3.基础理论研究较多，应用、开发性研究较少
多数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理念的探讨与梳理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收集整理为主，而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及方法措施、法制研究、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研究等研究却较少。
4.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合作研究较少
从研究作者群体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广泛开展合作研究较少。不少作者可能为了晋升职称，随机选题，独自研读，进行文章的撰写，而能够打破学科壁磊、打破区域限制，广泛进行合作研究则较少。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课题较少，科研力量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支有组织的科研队伍。
三、结论
从总体上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从学科理论、武术项目研究、专业研究、文化学、社会学、体育产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缺乏对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偏少，应用基础和开发性研究相对薄弱。
参考文献：
[1]邱丕相，马剑.武术学科的科学化历程与面临的挑战[J].体育科学，2004，(4).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5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自强不息与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伦”思想对现代科技创新起到积极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与现代科技创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应通过机制建构与“文化形塑”，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6
(1．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广西南宁，530006；2．广西银行学校体育教研室，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传承的文明，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的繁多与课程内容有限性的矛盾；民族传统体育内涵的博大精深与纯体育思维的矛盾；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需求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并从教学论的角度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3-0093-0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体育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文明进步、民族凝聚、文化传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上世纪80年代“民族文化热”的兴起，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得到快速的发展，设立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独立学科就是有力的证明。1997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和原国家体委在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民族传统体育等4个二级学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之后，我国部分高校在体育专业中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但主要以武术、气功、散打等课程为主。本文试图从课程设置、师资培养等方向，探讨当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1民族传统体育及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
鸦片战争以前，国人用以传承文化、娱乐身心、祈求愿望的身体活动，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体育，近代体育史之前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史。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西学东渐”中西方体育也随着西方文化一并被传人中国，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相对于西方体育而言的，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包括我国所有形式的体育。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指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意识地以人的身心发展为中心，达到发展身体、娱乐休闲、丰富文化生活、传承民族文化为目的，在我国56个民族中产生、传承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总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包括武术、气功、摔跤和民族民间体育等内容。有的学者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存在误区，将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民间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混同。
相比较而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各部分内容中，武术、气功等课程建设相对超前，而民族民间体育学科建设则相对滞后。开设该课程较早的高校，如广西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名称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民间体育等称谓，多以传授全国民运会部分竞赛项目如珍珠球、板鞋竞速、抢花炮、毽球等和较具代表性的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如跳竹竿、抖空竹、跳绳等术科教学为主。
2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的繁多与课程内容有限性的矛盾
据1990年调查统计，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达997项，加上近年挖掘整理的传统体育项目，超过了千项，同时，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又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又因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各地的传统体育项目又极具地方性特征。所以，就内容而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繁多，种类各异，各具特色，将全部内容纳入教学之中是非常困难、不现实、不可能的。然而，有限的几个或十数个项目亦不能揽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之“全貌”。所以，该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之间存在着矛盾。
2.2民族传统体育内涵的博大精深与纯体育思维的矛盾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中的智慧结晶，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凝聚了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文化，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不管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缘起考究，还是从其发展过程探索，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以传承文化为要旨，与西方体育以追求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为目的的“标准”相距甚远，故绝不能简单地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理解为单纯的体育。
虽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并不符合西方体育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从其起源来看，它并不以强健身体为目的，更多的是以承载理想诉求为目的，但是，长期以来，它为我国人民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应将其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体育形式，它与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情感早已超越体育的范畴。纵观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事实上‘，民族传统体育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习俗紧密相连，所以，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设存在与纯体育思维之间的矛盾问题。
2.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需求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活动中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教师是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师资力量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上世纪末期，民族传统体育才逐渐被引入学校课堂，近年来，才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在部分高校体育专业中开设这一课程。1997年国务院颁布将民族传统体育设立为二级学科；2008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注意地方性和民族性，2011年修改后的课程标准更是明确提出了“各地、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用舞狮、舞龙、踢毽子、抖空竹、竹竿舞、蒙古式摔跤、抢花炮、荡秋千、重阳节登高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来补充和丰富体育与健康教学内容”。体育教师应该掌握多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理论与方法，否则，在贯彻执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时必然要大打折扣。一方面，我国原有体育师资培养体系，培养的是“现代体育”的体育人才，另一方面，我国在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方面对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的培训重视不够，目前，只有极少数省市进行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教师的培训。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
3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建设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毕竟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不过20年，所以，其学科体系较不够完善，需要更多的“呵护”。了解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解决。当然，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是理论的完善还是师资队伍的培养，都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蒋东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的辨析[J].体育学刊，2008(4)：103-106．
[2]蒋东升．民间民俗体育学科体系构建研究[J].大学教育，2013(3)：120-122．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7
【关键词】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传统文化；新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这就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有着其独特的自身魅力，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是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的主要项目，区域性广、练习方式多样，可以适合任何年龄、阶层的人群。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通常是通过人们参与来实现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不仅能够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塑造体格健壮和精神高尚的一代新人，同时还是富国强民、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素质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各国民族交往和国际友谊，对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高校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设置的先天性基础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伴随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产生、衍变，成为我国历史瑰宝的一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结晶，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喜欢，且为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也就是对中国人文历史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随着我国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这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必然会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多达977种其中，汉民族的项目有301种，其他55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多达676种；
2.分布的地域性，根据我国56个民族根据民族传统地域性特征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可分成五大板块东北板块、西北板块、西南板块、中南板块及中东板块，五大板块由于民族分布的地域不同气候的变化不同民俗民风的差异性，各民族便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
3.民俗性和娱乐性，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民族最具凝聚力的要算民俗文化它将朝夕相处的民族成员凝聚在一起，并且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同时，风俗习惯既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约。地域经济、政治、宗教、语言的长期影响互相依赖铸成多姿多色共存共荣的民俗特征。如端午、中秋、春节仍然是百姓重视、影响最大的传统节日舞龙、高跷、狮子等娱乐体育活动成为超越时代存在的一种符号和民族传统。
4.资源的整合性，体育资源具有文化的多样性、广泛性、地域性、多功能性等，内含观赏性、健身性、文化娱乐性、民俗性等内容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体育文化的内容、范围、形式。规模不断发展通过资源的整合其质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它的整合和利用能显示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特征，彰显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这些特点也就是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设置的基础。
二、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现状
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既是传播体育文化，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桥梁，同时又是承载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途径。1989年，民族传统体育才成为本科专业，其专业尚处于摸索、模拟建设阶段，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学是参照体育相关学科而设置的。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还有许多局限性，如基础理论薄弱没有重大发展与突破，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模糊。
（一）目前国内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的主要特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内容是从中国古代身体活动中发展而来，国内外的研究几近于零，对该学科的研究仅有一些理沦方面的探索，数量少而内容旧，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本身，缺乏宏观把握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及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必须承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体系还不成熟，学科建设中的问题还相当严重。目前为止，仅初步确立起应有的门类和框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仍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有研究说明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学存在的主要弊病：（1）专业基础课内容交叉、重复，内容不足；（2）专业课内容单一，民族体育专业，目前国内仅以武术项目来代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不足，没有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专门的课程体系，专业内容不足、特色不突出；（3）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体系尚未形成，专业师资力量不足，是影响课程设置科学化的主要因素，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师大多是武术专业出生，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专业的教师缺乏。（4）人文科学教学内容不足。民族传统体育是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的综合学科，文化的发展及世界文化成果的传播，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二）目前国内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学模式
1998年7月，国家教育部决定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迅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专业的培养目标由传统的“专才型”向“复合型”转化，课程设置也由专一的“指定性课程体系”向多元的“柔性课程体系”转变，增加了辅修专业和设置了大量选修课，采用学分制，这无疑是一种突破性的进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四段教学模式，其表现形式为：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这种教学模式使得教学目标单一，组织形式死板，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和能力培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阻碍了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教学中许多体育工作者提倡教无定法，课堂教学、结构的多元化，根据专业的类型、教材内容、组织形式，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人体有机体的活动变化规律，合理地安排课堂结构，并在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和运用，既完成一节课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也要在内容之间巧妙转换，体现体育教学的连贯性，不断发展和突破。
（三）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迟缓的原因分析
“传统体育始终只是作为手段和方法而存在，它建立在传统哲学和医学基础上的独特理论体系一直未被科学地总结和发扬光大，更未被作为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人们只是在用一整套外来话语解说着自有其理论架构和语词系统的传统体育”[。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发展迟缓的具体原因，经过我们对大量研究资料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传统体育无法摆脱原生形态，当代大学生多数选择较为流行时尚的现代体育进行健身；（2）普通高校民族传统教学的目标不明确，以提高运动技术为目标的理念仍占主导地位；（3）民族传统体育的经费投入与场地器材不足，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师缺乏。
三、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背后的文化分析
（一）我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不仅包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而且也包括非主流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条件、文化背景下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出现。它可以以一定物质实体为载体也可以是一些纯粹人类精神文化的东西。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内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应该说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内涵中既有物质层面的传统运动项目运动器械、服饰、壁画、出土文物等也有精神层面的民俗文化、组织文化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及规律。由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儒教的熏陶最为主要，重视个人的自我德性修养，儒学认为，人在德行修养方面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仁、智、勇”，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就能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民族传统体育深受其影响，非常注重道德修养，甚至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到道德教育之中，将体育视为培养人遵守礼仪、修炼情操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新形势下新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带来好机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效应，不只是资本的广泛涌入，还有文化的渗透、文化的争夺和文化的入侵，如美国影视文化、日本礼仪文化，韩国的跆拳道文化等，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不是追求与西方体育相一致的标准，更不是走同样的发展道路在整合传统体育与现代化、西方体育与东方体育的关系中，需要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综合创新观察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特征以及现代文化中的传统性特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需要寻求一种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全球化语境，在“互补”与“对话”的国际体育文化交流气氛中求得更好的发展，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学的任务是艰巨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如何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碰撞中找到出路，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以民族自身内在的文化（传统文化）为原始生长点，接受新兴的新文化潮流，由内向外发展，在现代科技进步和多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对如何处理主体发展与多学科交叉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东西方体育理念的差异，如何处理好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融，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需要做出积极的回应。
四、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前瞻性分析
21世纪是社会、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的教育需要不断更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更需要吸收当代竞技体育的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目前当代竞技体育经过大量从事体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以及多年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学训练、竞赛和普及推广的机制，而民族传统体育长期在民间流传，其中有些训练和教学方法尚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应根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围绕素质要求，通过整合与重组，建构以人格素养课程、基础知识技能课程、专业定向课程为核心，以自我完善课程为调控的开放性的课程体系，使之建设成具有时代特征，符合新形势下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新的课程体系。但是，建构一套新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下程，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五、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方式研究
1.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同等的重视。民族传统体育要体现时代性，就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满足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以顺应时代的发展为己任，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充分体现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精神，并以这种时代精神为主导思想，去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2.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与整理。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积淀，促使着该民族的身体活动形成独特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这正是构成该民族传统体育特色的重要方面。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代表着古老的为方保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善待我们的资源。
3.顺应现代生活方式，迎合大众心理。
4.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进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发展虽然起步晚，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大环境的影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及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市场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许能使一切都商品化、市场化，但在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市场体系，它必须是完整的。
5.建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
6.民族传统体育的世界化，21世纪的中国体育，趋向世界性，民族性，将成为本世纪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我们应主动出击，推出精品，加大宣传力度，精心包装，以促使民族传统体育的世界化。
六、结语
我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和价值，必将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容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稳定国家大局等方面。同时21世纪是社会、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的（下转第82页）（上接第62页）教育需要不断更新，民族传统体育要吸收新的理念，走学科化发展道路，构建理论体系、完善技术体系、开拓教育体系等，建立科学的发展观。同时，高等教育应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放宽限制，吸收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传习者到高等院校来接受高等教育，使民族传统体育在高等院校中继承和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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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文卿，赵激扬．我国城市体育产业中民族传统育的发展[J]．体育学刊，2004，11(3)．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8
在如今纷繁芜杂的大环境下，科技与传统文化不可偏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让人享受舒适生活：积极发挥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对西方现代科技有一种盲目的恐惧或崇拜，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在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而又歆羡的种子。科技强国也被无数国家奉为圭臬。科技霸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科技的优势展露无遗。
但我们就该为此放弃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讲究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伟大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承千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也是我们走向复兴，开创未来的根本保障。虽然，传统文化不乏糟粕，虚荣、麻木等劣根性便是糟粕的体现。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我们经久不衰，绵延不绝。文化的包容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和谐与稳定，也为民族大家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生机。五千年的积淀造就的是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烈碰撞，逐步融合，而在这碰撞与融合中，各自焕发出新的的生机。科技赋予传统文化科学特性和创造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而科技发展中形成的科技精神，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念等，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传统文化。在科技条件下，传统优秀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既蕴含了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发挥科技优势，改造传统文化，是保持传统文化生机的不二法门。
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和谐理念也指引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走向。先进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代建筑的发展并随着邻里人情的冷漠，交通工具的进步伴随着健康的，电子文档的的发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书写能力的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也只能依靠传统文化。英国着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而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巴黎宣布，解决21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必须去2000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汲取智慧。弘扬传统文化，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指引着科技的发展。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9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w.pyeandSidneyVerberde，political 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传统文化与科学篇10
关键词：美术教科书；传统文化
一、前言
（一）研究起因
随着我国的发展迅猛，科新技术的普及从而使得传统文化技术慢慢流失，为了有效阻止传统文化的流失，各个国家的中小学都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积极的推广，进而保护和发扬美术传统文化。我国的传统美术主要以国画和民间艺术为主，在传统美术业起着重要地位。在中小学内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有利于学生了解中国的美术传统精髓，培养美术传统文化兴趣爱好，树立学生对文化的意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2001年7月，中国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美术课程标准》）。根据美术课程标准里面对传统文化的条例，可以认识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小学生的美术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现在的美术编辑人员对美术教科书内的传统文化的比重占得很大。这就说明传统文化美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虽然现在美术教科书内传统文化的比重大，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却相对匮乏。我国美术研究起步晚，现在主要得研究放在美术教科书的学习领域编写特征的描述，没有深入的进行对教科书的研究，现在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美术教科书传统文化内容的质量，所以现在传统文化的研究是重中之重。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研究目的主要就是通过对中小学美术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分析来探美术教科书内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来完善美术教科书内传统文化内容，促进中小学生美术课程的发展。
对于美术教科书内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是，现在的中小学美术教科书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主要的载体的前提下，对美术传统文化的研究落后直接影响了学生美术的发展，所以需要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来促进中小学的美术课程的发展。二是，随着国家多元化的发展，现代美术也随着发生变化，因而研究传统美术文化对中小学的美术教科书目前状况有着很大的意义，为传统文化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研究方法
通过对人美版教科书来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因其的编写团队力量强大，在全国各地受到了广泛的运用，比较具有代表性，研究性。本次的研究通过对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来有效反应出美术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内容，方式的面貌，通过以此的深入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进行研究，结合美术课程标准中关于传统文化的条例和美术教科书内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对比研究。
二、《美术课程标准》内的传统文化
（一）什么叫传统文化
什么是传统，传统是指历代祖先传承下来、有一定的社会因素，比如文化、思想等等。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主要以文学、教育等[1]。所以说传统文化就是历代祖先传承，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之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人口最多的就是汉族，其余55个民族统归为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统计表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1.96%，少数名族仅占全国人口的8.04%。所以传统文化包含这中国56个名族的特点集一身。流传至今的美术传统文化类别包含了国画、雕塑、工艺、书法等。所以说本人研究的美术传统文化主要就包含着民族的艺术、民间的艺术及民俗的艺术和美术相关的部分。
（二）传统文化的价值
美术在人类文化最早时期是最早的载体之一，通过以美术形式来传递人的情感思想。在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图像成了有效立体的信息载体受人们的广泛运用。通过对美术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通过对美术的素材及形式通过视觉感官来感知美术，弘扬美术传统文化精神，为美术传统文化做贡献。通过传统美术与现代艺术的相结合来发展创新，开阔学生的思想，增强艺术的观念。
三、传统文化的课题研究
人美版教科书中共有44个传统文化知识、技能等学习的课题，涉及到的类别有国画、壁画、书法、剪纸等等涵盖了多个学习的领域。例如国画的单元课题研究，通过对作品展开讨论，针对画中的物体表现形式，不同的绘画手法带来的画面感来提出讨论。对于山水画的画风通过对山水画中的近景、中景、远景的画法不同有什么想法等等来探讨国画的精髓，对画大胆提出设想，提出构思，与同学之间互相沟通，互相点评，从而更好的提高对国画的认识，兴趣爱好。又例如通过对剪纸艺术的课题研究，讨论动物剪纸，吉祥图案剪纸需要怎么对折剪、剪的花纹是否对称，怎么剪才能更好看一些，通过图案本身的特点，手法进行研究讨论，将剪纸艺术完美展现出来。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掌握传统工艺技能，通过现代化的技术结合，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体，一方面保留传统工艺不流失，另一方面确保跟上现代人步伐，与时俱进。
四、结语
通过对美术教科书传统文化的研究得出传统文化内容学习必须符合美术课程标准要求，通过以学习或者主要的事例来将传统文化通过课例展现出来学习。对于传统文化我们需要持肯定的态度和有弘扬的心来看待，传统的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跟着时代的变化，传统艺术会结合着现代的艺术发展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呈现多元化的景象。掌握美术传统工艺手法、技能，完善不足。现今，美术界均深知美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也能感受到其存在的危机感，所以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传统美术文化必须开辟新的途径，从课题中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研究，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促使传统文化与多元化时代齐头并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