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1
【关键词】新资本管理办法巴赛尔协议村镇银行分析
为了进一步加强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商业银行稳健发展，按照中国银监会的统一要求，巴赛尔协议Ⅲ于2013年1月1日在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全面实施，同时，基于此框架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也开始推行。本文对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后，新的监管标准对村镇银行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基本内容
《办法》对巴赛尔协议Ⅱ、Ⅲ在风险加权资产方面的核心要求进行了合并，对于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度提高了，并对商业银行风险覆盖面进行了扩展，对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体系进行了合理的设计，《办法》对资本的要求中，要求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计提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办法》同时还明确了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内容和监管措施、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等内容，《办法》明确了银监会有增加高风险资产组合和高风险银行的资本要求的权力，可针对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实施分类监管，并可采取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差异化监管措施。
《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分为了4个阶层：第1阶层是最低资本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资本充足率8%；第2阶层是对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为2.5%、0-2.5%；第3阶层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1%；第4阶层是根据单户银行的风险状况提出了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办法》正式实施后，对我国的大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分别是11.5%、10.5%、10.5%，符合巴赛尔协议对银行的最低监管标准，并与现行的监管标准保持了一致。多层次的监管资本要求既符合巴赛尔协议Ⅲ确定的资本监管新要求，同时又增强了资本监管的审慎性和灵活性，确保资本充分覆盖国内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
村镇银行相对于其它大中型银行而言，资本补充渠道较窄，实施新规后监管标准方面更加严格。所以村镇银行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充分认识实施巴赛尔协议Ⅲ和执行新资本管理法对资本充足率计量的影响。
二、新资本管理办法调整的内容
我国的监管机构一直遵循审慎监管的原则，新出台的《办法》亦遵循了巴赛尔协议Ⅲ的理念、框架和标准，调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设定了6年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2018年底前商业银行应全面达标到相关资本监管要求；。
二是商业银行已发行的不合格资本给予了10年的过渡期逐步退出；。
三是对境外债权的风险权重，以债务人的外部评级为基础。
四是取消了对境外和国内公共企业的优惠风险权重。
五是对工商企业股权风险暴露不再采用简单的资本扣除方法，而是区分不同性质的股权风险暴露，给予不同的风险权重；。
六是小幅上调了商业银行对国内其它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从20%上调到了25%，其中原始期限三个月以内（含）债权的风险权重由0上调为20%；。
七是下调了个人贷款、信用卡授信和小微企业的风险债权。小微企业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了75%，未使用信用卡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从50%细分为20%和50%两个档次，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了75%。
八是明确了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45%。
三、新资本管理办法对村镇银行的发展具有的指导意义
首先，新办法的实施有利于金融稳定，抑制村镇银行粗放式的信贷规模扩张。《办法》所制定的新的监管标准比之前严格了许多，对于村镇银行这种粗放式的扩张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和纠正作用。
其次，新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村镇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改善风险管理的制度、机制、流程和系统，从而实现精细化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办法》以巴赛尔协议中三大支柱为主线，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对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资本规划、风险评估、监测报告、系统建设、信息披露等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全面的监管要求。
再次，新办法将引导村镇银行增加和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办法》一方面通过调低风险权重，鼓励银行开展面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客户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同业风险权重，规范资产证券化、场外衍生品交易以及非并表金融股权投资等新兴业务，引导银行审慎开展金融创新业务。
最后，新办法鼓励村镇银行不断改进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要求村镇银行要持有充足的优质流动性资产，鼓励村镇银行以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业务发展，同时要求村镇银行持续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并做好流动性风险的应急预案和资金储备。
四、村镇银行对新资本管理办法应对策略
村镇银行应加强对新资本管理办法中新监管标准的消化与吸收，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都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确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框架和发展策略，及时制订适合本机构的实施计划，积极应对监管要求，增强抗风险能力。
（一）强化对资本的管理，提升自身抗议风险能力
实施新的监管标准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资本要求更加严格，经营成本将有所上升。充足的资本金既是监管部门的要求，也是村镇银行应对各种风险因素最后的保障和支撑公众信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有重点、有目的、有计划的从多种渠道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一是要保持存款适度增长。要加大对成本低、稳定性高的机构性存款的营销力度；二是要继续做好贷款业务。要将“三农”、小微企业贷款做为村镇银行业务发展的重要任务，实时测算贷款规模，有计划有安排的进行贷款发放工作，确保资金提到充分运用，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三是要花大力气扩展中间业务。巴赛尔协议Ⅲ加强了资本约束管理，村镇银行要在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大对极少占用资本的中间业务营销和产品研发，提高中间业务在整体盈利结构中的比重。
（二）加快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
目前，村镇银行普遍风险管理技术不足，人才稀缺；压力测试的基础建设、资源保障、技术手段、结果应用等方面都有待改进。新办法的实施，有利于村镇银行改进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框架、优化风险管理流程、改进风险计量技术。村镇银行一是要按照巴赛尔协议Ⅲ和《办法》提出的计量方法，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加快构建银行内部评级体系，整合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组织架构。二是在市场风险计量方面，比较国际流行的VaR值方法，选择适合本行的VaR值计量模型。三是在操作风险计量方面，要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合理划分并正确对应公司金融、零售银行、交易和销售、商业银行、支付和结算、业务等九条产品线，对不同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系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汇总出操作风险需要计提的资本准备。四是通过实施新办法，村镇银行要对现有的风险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锻炼，要灵活运用先进的风险技术和手段准确计量风险，要打造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风险管理队伍。
（三）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数据质量，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实施新的资本协议，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完善后勤保障以及强大的科技支撑都非常重要，村镇银行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实施新办法需要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进行准确的计量，需要大量的数据做基础，村镇银行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和要求，开展数据积累工作。同时，村镇银行在实施新办法的时候要加强与同业之间的联系，要借鉴和吸取同行对新资本协议的成功经验。另外还要积极与监管部门保持联系，及时了解相关监管动向，正确把握政策走向，有针对性地实施项目，从而逐步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总之，村镇银行要充分理解巴赛尔协议Ⅲ和我国施行的新资本管理办法，要根据本行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监管标准实施规划，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确保村镇银行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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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2
第一条为进一步健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规范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20****〕51号）精神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助学贷款是指金融机构对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研究生和第二学位学生发放的、由财政给予利息补贴、财政和学校支付经办银行一定风险补偿金的无担保（信用）商业贷款。其实施主体是经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以下简称“经办银行”）及申请贷款并获准的省内普通高校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目的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
第三条根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筹资，学校负责”的帮困、助学、育人方针，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按照“加强领导、强化责任、政策引导、激励主体、以人为本、明礼诚信、方便贷款、防范风险、银校合作、持续推进”的原则开展，充分发挥其帮困助学育人的主渠道作用。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四条成立由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省教育厅、财政厅、公安厅、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银监会****监管局、保监会****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省国家助学贷款协调领导小组，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教育厅。
第五条省级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省教育厅具体负责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所属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为省国家助学贷款协调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管理和监督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组织实施与日常管理工作；组织部署并督促全省高校落实助学贷款有关政策；审查并确认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高校的资质；与经办银行省分行签订贷款合作协议；指导高校同经办银行签订银校全面合作协议；合理制定并下达各高校助学贷款计划额度；建立省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和统计监测体系；研究并完善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管理制度。
（二）财政部门负责足额安排由财政承担的国家助学贷款贴息资金和风险补偿金，平衡各级财政性资金，激励经办银行主动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积极指导和鼓励高校将新增金融业务优先考虑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促进银校全面合作实现互惠多赢。
（三）公安部门负责配合经办银行做好贷款学生的身份核查工作。
（四）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负责协调督导落实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金融机构；指导协调做好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衔接；负责汇总全省国家助学贷款数据，完善助学贷款监测制度，及时分析反映助学贷款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进一步完善征信管理工作，加强对学生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为助学贷款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五）银监会****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经办银行进行资格审查和情况跟踪管理；对经办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规范国家助学贷款的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六）保监会****监管局负责对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的监管工作。拟定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监管规章制度；审核保险公司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业务的资格；监控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偿付能力；规范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市场，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审核和备案管理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第六条区域内有高校的各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助学贷款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强对本地区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统筹与协调。
第七条各高等学校设立由书记或校长任组长，主管学生、财务、后勤等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的学生资助领导小组，对本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负责，及时研究解决助学贷款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相应机构），具体负责本校国家助学贷款的组织实施工作。原则上按照在校生规模1：2500的比例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足额保证必需的工作经费。
第八条经银监会****监管局批准的各商业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均可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凡是与高校签订了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的经办银行，必须切实履行协议和贷款合同的约定，简化审批手续，及时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第九条保监会****监管局批准的保险机构均可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业务。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均可按照自愿自主的原则向保险机构投保“助学贷款信用险”。各保险机构要积极探索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范机制。
第三章实施管理
第十条由省国家助学贷款协调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并授权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与省级经办银行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
第十一条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可依照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招投标办法》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也可在省级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由高等学校和商业银行自愿协商确定。高校的基本帐户所在银行应主动承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第十二条我省新一轮国家助学贷款合作期限暂定4年（即自本文下达之日起至2010年8月底），按照现行风险补偿率及贴息政策，新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风险补偿率上限为15%。高校和商业银行可本着自愿原则双向选择，自主协商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协议，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合作期满后根据国家及我省相关政策和业务开展情况另行商定有关合作事宜。
第十三条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将优质金融资源向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倾斜，同等条件下各高校应将新增金融业务优先转向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
第十四条省级财政高等教育方面的金融资源尽量向承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经办银行倾斜。
第十五条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应负责落实高校助学贷款基层经办机构，并与高等学校签订《国家助学贷款银校合作协议》，该协议不得违背《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条款。
第十六条任何对《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条款的修改，均须由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和经办银行签订书面修改书。修改书作为合作协议的内容组成部分，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与合作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法定程序，因教育部或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高校合并、新建、撤销等原因，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应及时向经办银行发出书面通知，对合作协议中的贷款额度、学校数量进行相应修改。
第十七条如国家颁布新政策，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应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经办银行，按照国家新规定对原合作协议进行修订。
第四章申请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十八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研究生和第二学位学生（以下简称“借款学生”）。
第十九条借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居民身份证；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四）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五）在校期间所能获得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
第五章贷款额度
第二十条各高校每年的国家助学贷款具体额度由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根据各校借款学生需求情况和还款履约情况等分别确定下达，原则上按照在校生人数20％的比例、每人每学年600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
第二十一条除艺术类等特殊专业外，借款学生的具体贷款金额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具体贷款金额一般不低于每生每学年的学费标准，由学校在本校的贷款总额度中，根据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标准以及学生的困难程度与经办银行协商确定。
第六章贷款期限、利率、财政贴息和营业税
第二十二条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不上浮，不计复利。经办银行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指导下适当降低国家助学贷款利率。
第二十三条对国家助学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经办银行对国家助学贷款要单设台账，单设科目，单独核算。
第二十四条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期限从借款学生毕业之日起，视借款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在2年内开始还款，最长不超过6年。借款学生办理毕业或终止学业手续时，应当与经办银行确认还款计划，还款期限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五条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统一安排专项补贴，借款学生毕业后自取得毕业证书之日的次月1日（含1日）全额自负利息。
第二十六条国家助学贷款贴息资金的预算、核拨、支付等管理，依照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章贷款风险补偿
第二十七条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由财政和高校按照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风险补偿金上限为15%，具体比例通过招投标或经办银行与高等学校协商确定。
第二十八条原则上高校承担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50%（若条件成熟，在全省高校应支付的总补偿金不变的前提下，部分高校补偿金实际支付额度可与借款学生的履约情况挂钩，由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考评后确定）。另外50%的风险补偿金由各级财政承担：由省级财政拨款高校的普通全日制学生全部由省级财政负担，由州(市)级财政拨款高校的普通全日制学生由州(市)级财政负担。
第二十九条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预算、核拨、支付等管理，依照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鼓励经办银行在自愿自主的前提下，与经批准的保险机构合作，投保“助学贷款信用险”。经办银行投保的费用，可用风险补偿金支付。具体事宜由经办银行与保险机构共同协商以合同形式约定。省有关部门应在政策范围内给予协调、支持和指导。
第八章贷款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三十一条各高校在规定的国家助学贷款总额度内，组织本校借款学生申请贷款，并负责按照相关政策进行初审。借款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高校的助学贷款工作机构办理申请手续。
第三十二条借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真实、准确地提供如下材料：
（一）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
（二）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借款证明）；
（三）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材料。
第三十三条学校在初审合格的学生贷款申请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后，集中向银行提出本校借款学生名单和学生申请贷款有关材料。
第三十四条与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保险机构有合作业务的经办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应与信用保险机构根据其业务合同约定，对助学贷款申请进行审核、投保、发放工作。具体贷款发放审查手续、信用保险理赔、逾期追偿等事项，依信用保险机构与贷款发放银行的业务合同执行。
第三十五条经办银行在审批贷款时，要按照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下达的贷款计划，满足高校借款学生人数和额度需求，并在协议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审批程序。对经审批同意的借款学生，经办银行应及时与借款学生依法签订贷款合同，办理有关借贷手续，按时足额发放贷款。学费和住宿费贷款可直接划入借款学生就读高校指定的账户，生活费由经办银行和借款学生约定发放方式。
第三十六条经办银行贷款发放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将借款学生获贷的详细信息报送高校有关管理部门，并与高校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
第九章贷款变更和归还
第三十七条借款学生的贷款合同签订后，贷款原则上按照合同规定发放。如遇特殊情况，需要中途增加贷款额度或中止贷款的，借款学生可通过所在高校向经办银行提出申请，经办银行根据实际情况，与借款学生变更贷款合同的约定。
第三十八条在借款期间转学的学生，必须由所在高校和经办银行与待转入学校和相应银行办理贷款债务划转手续后，或者在该生还清借款本息后，所在学校方可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第三十九条借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完有关手续之日的次月1日（含1日）起自付利息。贷款银行可按照合同约定采取停止发放尚未使用的贷款或要求提前收回贷款本息。各高校应及时将借款学生毕业、结业、肄业、退学、被取消学籍等信息书面通知经办银行。
第四十条借款学生在校期间被宣告失踪、死亡或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劳动能力，学校应及时通知经办银行停止发放贷款。经办银行按照有关规定核实后，按照国家助学贷款呆坏账损失核销的规定上报有关部门，在税前予以核销。
第四十一条贷款还本付息采取多种方式，可以一次或分次提前还款。提前还贷的，经办银行要按照贷款实际期限计结利息，不得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四十二条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1年内，确实无还款能力的，可以向银行提出一次调整还款计划的申请，经办银行应予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合理调整还款计划。
第四十三条经办银行可根据借款学生具体情况办理贷款展期手续。直读研究生、专升本学生、攻读第二学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及时向学校和经办银行提供连续攻读学位的书面证明；经办银行应为其办理助学贷款展期手续；原就读学校应继续为其贷款展期办理财政贴息。
第四十四条对没有按照毕业时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约定的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经办银行可对其违约还款金额计收罚息。
第十章贷款风险防范
第四十五条借款学生毕业前必须与经办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高校要将其贷款情况载入学生个人档案，并在就业报到的有关材料中体现相关信息。如借款学生不办理确认手续的，高校不得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第四十六条高校要协同经办银行、信用保险机构开展诚信教育、信贷风险管理、逾期催收和违约通报工作。
第四十七条经办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还款监测系统。要对借款学生积极开展还款程序和方式的宣传，加强日常还贷催收工作并做好催收记录。除不定期通报相关情况外，至少每年2次将截至6月30日和12月31日的拖欠贷款的借款学生信息及时提供给信用保险机构、所属高等学校和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
第四十八条各高校要建立本校借款学生的信息查询管理系统。负责在1年内向经办银行提供借款学生第一次就业的有效联系地址；学生没有就业的，提供其家庭的有效联系地址。每年将截至12月31日的借款学生就业去向、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经办银行和信用保险机构。
第四十九条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要建立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个人信息查询系统，进一步完善对贷款学生的系统管理，对贷款学生的基本信息、贷款和还款等情况及时进行记录和更新，接受经办银行对贷款学生有关信息的查询，并将经办银行提供的借款违约学生名单在新闻媒体和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学历查询网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应将借款学生借贷情况及时载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提供查询。
第五十一条公安部门应积极做好为高等学校学生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作，并配合银行开展对违约学生身份核查工作。
第五十二条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银行、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在录用工作人员、开展金融业务、办理出入境手续时，应按规定查验高校毕业生助学贷款的有关信息。
第五十三条在借款未偿清前，借款学生出国（境）留学或定居者，必须在出国（境）前一次性还清贷款本息，有关部门方可给予办理出国手续。
第五十四条对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其接收单位或者工作单位负有协助经办银行按期催收贷款的义务，并在其工作变动时，提前告知经办银行。
第十一章奖励和惩处
第五十五条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督查督办机制。省国家助学贷款协调领导小组不定期组织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专项检查评估。把国家助学贷款的组织机构建设、贷款审批和发放覆盖率、满足率、贷款学生违约率以及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作为考核高校办学水平和领导业绩的重要内容。
第五十六条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奖励制度。
（一）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表彰奖励工作。对金融机构和高校中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省级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开展不积极、领导不重视的将给予通报批评。
（二）根据实际情况，对毕业后自愿到边疆民族地区、艰苦行业工作，服务期达到一定年限的借款学生，经审核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由省、州、市财政直接向银行代偿其贷款本息。
（三）对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不履行还款责任的借款学生，经办银行采取以下措施：
1.依法对违约贷款金额计收罚息；
2.将其违约行为载入金融机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业务；
3.在媒体上公布其姓名、入学前家庭地址、毕业学校、毕业后就业单位、身份证号码及违约行为。
第十二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五十八条此前已签订贷款合同学生的贷款管理办法继续按照原规定执行。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风险控制
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现状
资本监管是当今世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于2004年制定和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初步构建了我国的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框架,并推动了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全面提升。但其所体现的监管理念仍然停留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确立的单一资本充足率考核指标上,并未全面考虑金融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商业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制度安排和设计存在局限性。针对这些情况,本文从加强资本监管弹性、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策略和方法。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1、资本监管制度存在设计缺陷
目前,我国监管当局按照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考核标准,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实行统一资本监管。这种单一的制度设计很难符合各个银行的不同的资本状况,因此,虽然这种监管制度在初期对促进商业银行达到资本充足标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忽视了各类商业银行在经营规模、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进行准确判断,更难以利用其对银行业务进行分类指导和监管。资本监管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管理办法》在指标设计上过于简单,容易导致监管资本套利行为。现行的《管理办法》中只使用了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来衡量银行资本充足程度,指标数量过少,容易使银行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掩盖真实的资本状况。其次,《管理办法》未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近年来,来自银行系统内部的操作风险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风险隐忧。但《管理办法》并未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畴,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都未提取操作风险资本。第三,《管理办法》对市场风险资本提取不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不断加大,而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提取了市场风险资本。第四,《管理办法》对信用风险权重的设置不够全面,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如:缺少对零售业的债权以及逾期贷款、高风险债权的规定;在风险缓释处理上未规定抵押品风险权重的底线。
2、整体监管水平偏低
第一,从监管结构方面来看,银监会的监管资源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不适应。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个别其他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保监会在全国设立31个派出机构,对于监管所需力量来说都比较缺乏。第二,在监管重心方面,银行业监管表现为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证券业监管重市场准入,还无力顾及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和风险性的检查。保险业的监管表现出重行为监管,轻资本监管的倾向。第三,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偏低,我国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监管理念保守、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和复合型人才匮乏的情况,某些监管者的不作为和腐败行为也严重影响着资本监管的效率。
3、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第一,市场约束力不足。由于银行业属于政府信用潜在担保的特殊行业,以及对不利信息披露会造成机体羊群效应的担忧,监管当局对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高,各银行也缺乏动力分析自身的风险状况。第二,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差距。目前,我国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分类有很大的差别,资产质量五级分类准确性不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各项准备的计提也不尽相同,造成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和不透明。第三,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管理办法》规定,资本充足率的信息披露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和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广度上看,披露的项目相对较少。从深度上看,信息披露没有涉及具体资本构成要求,且定性定量较少,并缺少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4、缺乏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未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一直实行着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无论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是向它们注资,以及向被关闭银行机构提供再贷款偿还私人债务,都可看作是政府为国民提供了一种变相的存款保险服务。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隔断了各银行资金运用收益和资金筹集成本之间的制衡关系,使资本监管的作用缺失。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策略
1、实行弹性资本监管
银行的规模、资产风险程度以及一国经济环境等都会对银行所需的资本数量产生影响。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看,各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达标,应该考虑推行弹性资本监管。实行弹性资本监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实行弹性资本充足比率。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资产结构以及不同内部控制水平的商业银行应设定不同的风险资产的权重,同时分层次规定不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比率要求,从而在实质上设定更加适宜的资本充足率比率标准。第二,要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和差异性。对于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商业银行,可以完全按照资本监管一般原理实施监管,对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商业银行,应该引导和加强其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强化市场的约束作用。第三,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状况的评估。在评价资本充足状况时,监管当局应查明银行资本金水平是否符合有关量化标准,对一些定性要素进行评价。
2、全面提高资本监管水平
(1)构建科学的资本监管模式
我国监管部门可借鉴综合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的监管模式,将中央银行设立为负责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整体监管的综合监管机构。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现有的分业监管职责上根据功能监管原则增加对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下子公司的监管职责。由中央银行负责三会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三个监管主体之间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对于专业性金融机构,仍根据其主营业务分别由三会分头监管。但其经营过程中涉及的交叉业务和交叉性金融衍生工具可由中央银行根据业务的服务功能性质来指定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2)适时转变监管方式
一方面,要将监管方式由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监管转变。首先,规定的资本金规模要和资产中包含的风险相匹配,实行资本监管。其次,要严格执行准备金制度,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第三,必须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起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并监督和检查其运行,评定风险等级,强化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此外,还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机构吸收公众存款实行强制保险,以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将静态金融监管变为动态监管,主要包括:变事后控制为全程控制,注重事前防范,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从而化解风险。健全会计审计制度,加强信息的披露,增加市场透明度。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手段,提高信息的获取和整理能力。
(3)建立有效的商业银行检查和监测体系
要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制定统一的现场检查手册,对检查范围、频率、内容、程序等进行具体规范,强化后续现场检查,对以往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并督促整改,并建立外部审计的沟通机制,充分发挥外部审计对监管工作的补充作用。此外,要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测工作标准和程序,明确监管信息要求,增强非现场监测的分析、预警、指示功能,提高资本监管的效率和水平。
3、构建和完善信息披露体系
第一,要统一信息披露标准,推进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推进实行新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鼓励商业银行对一些重要指标,如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和资产证券化等,按照新准则的要求重新确认后进行信息披露。第二,要逐步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增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鼓励社会权威中介机构建立对商业银行的评级制度,使稳健经营的银行能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和其他交易者手中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筹集资金时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或提供额外担保。第三,加快构建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发展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确立权威中介机构的独立审计职能,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及与国际大银行信息披露的可比性。第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加快商业银行数据库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构建金融监管电子网络系统,通过积累和完善数据资源,不断提高数据信息资源的开发、产生速度和利用程度,以保证对外信息披露数据的统一性和实效性。
4、建立完备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是指为从事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当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或经营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支持,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者给予补偿的制度,目的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防止存款者因个别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而造成挤兑,引发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长期以来,由国家承担对银行信用担保以及资本注入的作用,激发了银行经营者的高风险投资欲望,进而降低了资本监管对提高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作用发挥。因此,以存款保险制度代替国家的声誉担保,是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市场化,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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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平,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04(14)
[3]王振宇.利率市场化与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D].武汉理工大学,2005
[4]耿亚梅.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分析及治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银行保险；银行保险；保险兼业
【正文】
银行与保险合作是现代金融混业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专有名词“bancassurance”的生成就是典型体现，[1]“bancassurance”是法语banque（银行）和assurance（保险）的合成词，中文一般翻译为“银行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银行保险的内涵随着创新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而日趋丰富，并形成从销售、到组织、再到产品等多方位、多层次的形态。银行保险业务是银行与保险在销售环节的合作，属于银行保险的最基础形态，故称之为狭义上的银行保险，例如2000年经合组织（oecd）在研究报告《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中对银行保险的定义：“通常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mostcommonlyreferstobankssellinginsuranceproductsandusuallyviceversa）”。[2]与传统的保险机构相较，银行成为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具有以下无可比拟的优势：（1）银行的优质客户资源和良好公众形象有利于消除客户对保险产品的距离感，提升客户的信任度，从而为丰富多样的保险产品及其推陈出新，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2）银行处于客户需求的源发点，[3]通过对客户基本账户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够掌握客户购买习惯、经济状况和财务手段等资讯，如果对庞大的客户数据库进一步运用现代电子技术予以信息挖掘，精准地细分客户群和目标市场，则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产品。（3）银行密集而庞大的物理网点和虚拟网点构成保险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网络资源，借助银行网络销售保险产品，是银行自身的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我国，银行业相对其他金融各业，发展得最早、最成熟，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的品牌优势、客户优势及地缘优势凸显，因此银行在保险产品的销售上所具有的上述天然竞争优势尤其突出。
一、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立法问题及成因
银行保险业务衍生了新的金融风险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是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重要保障，诸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影影倬倬地也授权监管部门通过制定行政规章等方式对其予以规制。2000年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是目前规范银行保险业务最直接且最具效力的行政规章，但其内容远远滞后于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客观现实，2006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促进保险兼业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制定《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对保险兼业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决定在北京和辽宁两地先行试点，2008年保监会下发《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但是至今未正式成文。旧规则落后、新规则难产，监管部门只得一再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例如2003年《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3］25号）、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6］70号）、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47号）、2010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10］4号）等。
政策主治下的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一些基本规则模糊易变，以致在不断调整中银行保险错失发展良机。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受窘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与失衡的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分业体制对于解决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治理通货膨胀、防范金融风险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4]虽然金融混业已蔚为全球潮流趋势，但是受限于我国当前金融发展水平及相对薄弱的金融监管能力，不可能采取“大爆炸”的改革模式，一蹴而就完成金融一体化转型，金融分业体制在我国仍将存续一段期限。那么，在既存金融分业体制下，法律规范的构建应为以银保合作为代表的金融混业创新预留发展空间。同时，我国目前金融产业结构也是法律规范建设不容忽视的客观背景。我国金融诸业发展极不均衡，尽管银行业市场份额逐步降低，但是仍然占据金融的核心地位，而且与保险业低集中度、高竞争的状态相比，我国银行业内垄断格局未彻底地改变。这就造成银行保险中双方不对等的博弈困局。为此，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应以加强银行竞争、促进银保合作为取向，采取不对称的规制手段，建立银行、保险之间利益平衡机制。因此，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应遵循主体、关系、客体、结构的逻辑脉络，首先找到其逻辑支点，即主体、数量因素、行为矫正、治理结构模式，然后以下列内容为重点：（1）考虑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定位，以确定经营模式的法律形态；（2）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主体资格；（3）处理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权限及其与传统金融产品的关系，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关系内容；（4）进一步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责任分工，强化信息交流；（5）完善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漏洞的救济措施，等等，以完成对银行保险法律规范体系核心内容和有机结构的构建。
二、银行保险主体资格的法律定位
银行受保险人委托，在从事自身银行业务的同时，为保险人代办保险业务，属于保险兼业人。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第4条明确规定，“保险企业不得直接委托个人办理保险业务”，第7条第1款将保险机构分为专职保险机构和兼职保险机构两种类型，并将兼职保险机构名称统一定为“保险代办站”，但是没有加以特殊规定。1995年《保险法》出台，允许个人担任保险人，但是受当时银行保险发展水平的局限，法律未明确保险兼业人。1996年人民银行根据《保险法》规定制定、颁布《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保险人包括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同时设专章规定兼业保险人。1997年人民银行废止《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该规定基本沿袭《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兼业人的规范。1999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方案》（保监发［1999］31号），规范保险兼业行为，根据《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有关规定，下发《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资格条件及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程序予以规范。2006年7月，《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其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随即保监会又《关于商业银行申请保险兼业资格有关问题的解释》再次明确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但是对业已存在的各地保险兼业监管政策不规范做法予以承认，直至《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出台。2006年10月，《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采取分类监管，对保险兼业市场准入分成a、b、c三类，由高至低设置。相关机构经保监会批准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保险兼业活动。2008年保监会颁布《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该文件与试点办法基本一致，只是增设第12条：“分支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其法人机构必须具有保险兼业资格。经营范围为全国的法人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总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该法人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具体手续”。总之，立法上对银行保险业务的资格条件日趋严格，并将准入条件与监管政策相衔接，实施分类设置，同时规定相应的资金、人员、制度及设施等要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为一级法人，因此银行保险业务，总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然后拟办理保险兼业业务的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应由各省级分支机构统一组织申报。
银行销售保险活动存在多种法律关系，明确法律性质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银行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有利于增进银保合作的外部竞争氛围。例如理论与实践上认为银行收取保险费与支付保险金应当具备保险兼业资格，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对法条的误读，也缺乏法理支持。在法律规范中，1995年《保险法》第120条及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17条第1款对于保险人的定义基本相同，即保险人是指，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而所谓“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涵义不够清楚，一般认为限于参与承保，不应包括资金的收付。另外，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56条虽然规定保险兼业机构经批准后，可以经营收取保险费，但是这仅说明收取保险费可纳入保险兼业人的业务范围，不应反向解释为收取保险费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从法理上分析，与委托存在区别，的本质体现为人在权限内必须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之核心在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5]而委托虽然是意定中权授予的原因，但是委托中受托人代为实施的行为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银行收取保险费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对投保人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的代为受领，银行支付保险金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代为履行。受领、履行都属于债的清偿，债的清偿有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及准法律行为等多种性质。[6]单纯的资金收付应为事实行为，因此银行代为受领保险费和代为支付保险金是委托，而不是。这些行为可以依附具有表意行为之而存在，具有行为的辅助性质，也可以单独作为委托的内容，受托银行不一定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
综上所述，银行保险的法律性质是兼职保险中的机构，机构内部相关人员应具备银行、保险双重从业资格与业务技能，因此人员从业资格是银行保险业务法律主体资格的核心要件。1996年《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兼业中的相关人员不需要参加保险人资格考试取得《保险人资格证书》。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则立即加以修订，即明确要求“具有持有《资格证书》的专人从事保险业务”是主体资格要件之一，并在之后相关立法中予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规定仅将具有从业资格人员及数量的要求作为主体资格取得的要件，而不是银行保险的行为要件，即具体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人员并不一定需要取得从业资格。但是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不仅规定“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均应当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且每一网点最低不少于1人”为保险兼业资格条件之一，还规定“保险业务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我们认为，该规定过于严苛，对于银行从事保险兼业构成不合理的限制，建议予以差别性对待，即在主体资格的规定之外，借鉴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仅对银行销售投资连结类产品、万能产品及监管机构指定的其他类产品的人员，要求应取得《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银行其他保险产品的则不作限制。
三、基于数量模式的银行兼业保险法律关系
银行作为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关乎银行保险的竞争与发展，是银行保险立法的重要议题。1992年《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于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没有规定。1995年《保险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57条也规定，“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业务”。1999年《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保险兼业人最多只能同时为四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其中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同年保监会针对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宽保险兼业人审批条件的请示》（华保字［1999］114号）批复指出，加强保险兼业人的管理是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兼业人保险业务的特殊性，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将对被保险公司家数的限制完全放开，极容易导致管理失控，增加经营风险。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予以限缩，第17条规定保险兼业人只能为一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同年保监会下达《关于执行〈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0］189号）指出，第17条按以下口径掌握：保险兼业人只能分别为一家财险公司和一家寿险公司保险业务，但不得同时两家财险公司或两家寿险公司的业务，这种数量规定被称为“1＋1”模式。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9条规定，“个人保险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即将针对包括兼业人在内所有保险人的人寿保险独家的规范，只适用于个人保险人，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完全沿袭这一规范。由于2002年《保险法》的修改，《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失去上位法的支持，“1＋1”的禁令难以维持，由多家银行保险及银行多家保险公司成为常态，一般称为“多＋多”模式。2006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第39条和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43条在分类监管的框架下规定：“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实行分类管理：（一）与同一家a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限；（二）与同一家b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5家；（三）与同一家c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1家”。2009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的银行可以与多家保险公司建立关系，银行应当根据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控能力确定合作的保险公司数量”。我们认为，对保险兼业人主要按资质条件和管控能力等标准进行分类，没有反映银行保险的发展需求，僵硬的量化指标不能适用我国发展极不均衡的银行保险市场。审批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时，除依据保险兼业人a、b、c的三级分类外，建议在立法上授予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更大的职权，斟酌银行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状态等因素予以裁量：
第一，银行市场结构与竞争。分享银行的网络和客户资源是保险公司寻求银行保险产品销售的主要动机。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不断变化，经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以及后来打破垄断、寡头垄断到寡占程度不断降低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产业组织的深刻历史渊源，目前银行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四大银行在存贷款及主要业务上仍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7]一方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银行在与保险公司的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保险公司在手续费和公关费用等方面恶性竞争，银行对银行保险利润予取予夺，另一方面较早成立的保险公司占据先发优势，与主要银行形成独家合作协议，严重限制新兴和中小保险公司的业务推广，这些都是阻碍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银行向更多的保险公司开放通向客户的“关键设施（essentialfacilities）”，[8]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管制从“1＋1”转向“多＋多”模式的基本理由。
第二，银行与保险的合作程度。银行和保险之间低层次、松散化的耦合关系导致合作随意性大、约束力小、短期化行为严重等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有多种，但是“多＋多”模式的滥用是最主要的方面。一方面，银行保险业务过多，保险公司缺乏进行柜台人力资源培养、新银行保险产品开发等长远意义投资的动力，因为这些投资的资产专有性不强，无疑给其他竞争对手做嫁衣；另一方面，银行从银行保险中的获利来源主要是手续费的收取，增加合作伙伴数量而不是提升合作质量，必然成为银行的现实选择。我们认为，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在审批银行新增保险业务的时，应考察已有合作情况，对于合作层次较高、履约情况良好的，应放宽审批数量。
四、银行保险行为的法律矫正
目前我国银行保险的粗放式经营管理导致银行保险营销的混乱无序，银行保险行为屡屡失范、脱位，客户权益被忽视甚至践踏，引发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任危机。我们认为，以法律手段矫正银行保险行为是确保方兴未艾的银行保险业务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结合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应建立健全规范银行保险的下列行为规则：
第一，保险费与手续费的管理。保险公司追求保险费的最大化，银行追求手续费的最大化，保险费的安全与手续费的公平是银行保险行为规制的重要内容。银行应当为代收的保险费设立专门银行账户，向被的保险公司告知户名和账号，并依据委托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保险公司移交。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对代收保险费账户内的资金不得截留、挪用，也不能用于对手续费的抵减，不得以虚构业务的方式套取手续费，不得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或接受合作协议规定的手续费之外的其他利益。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约定向银行支付手续费，并要求银行如实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保险公司以诸如业务推动费、业务竞赛或激励名义给予的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支付手续费之外的任何费用，都属于违规行为。对于手续费标准的厘定，2006年《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以所谓保险公司自律的方式设定各险种手续费率的上限额度，但这种行为不仅缺乏约束力，而且涉嫌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固定价格卡特尔。我们认为，可以依据2001年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19条，由银监会或通过银监会授权中国银行业协会按商业与公平原则确定手续费标准，以遏制银行保险中针对手续费的恶性竞争。
第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竞争是市场主体从自利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果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市场主体会诉诸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竞争优势。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保险业务中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法律应当予以识别及纠正。结合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不正当竞争行为：（1）对外进行虚假广告的，从事引人误解的宣传；（2）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利用行政处罚结果诋毁、损害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中介机构的商业信誉；（3）利用行政权力、行业优势地位或职业便利等不正当手段，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中介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4）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在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5）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返还或者变相返还手续费；（6）收受、索取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合同约定报酬之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开展保险兼业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
第三，保险产品宣传的规范。保险是无形商品，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实力形象和商业信誉十分重要，银行对保险产品的宣传是以自己的品牌为保证的，应当真实、全面。[9]规范保险产品宣传不仅有利于防止以不正当竞争方式侵害竞争者的利益，也是确保客户利益实现的关键。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保险业务时，应当出示客户告知书，客户告知书应载明银行的名称、住所、营业场所、业务范围、权限、法律责任、联系方式，以及被保险公司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等事项，并按客户要求说明手续费的收取方式和比例。当向客户所建议的是多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时，银行及其保险业务人员应当给予公平的比较。原则上由保险公司提供银行的保险产品宣传资料，宣传材料应当按照保险条款对保险产品予以全面、准确描述，采取醒目的方式提示客户注意经营主体、保险责任、费用扣除、现金价值和退保费用等情况，不得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收益，不得对不确定收益给予承诺或作出引人误解的演示，不得有虚假、欺瞒或不正当竞争的表述。[10]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保险合同重要事项提示书》等方式，督促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不得唆使、诱导银行从事保险违法行为，并对银行保险业务过程中的误导等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客户信息资料的利用与保护。丰富的客户信息资料是银行成为保险销售主渠道的优势之一，但是这不意味可以向保险公司无限制地开放相关资料。信息社会的发展凸显信息治理的重要性，个人信息资料保护立法迅速成为各国立法的趋势与重点。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对隐私权的消极保障，衍生出“资讯自决权”这一新范畴。[11]我国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进展缓慢，2003年修正《商业银行法》第29条首次规定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对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应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泄露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被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相关规定着重限制而欠缺合理利用，且限制范围不够明确。我们认为，立法针对客户信息资料的不同类别，设计不同机制予以规范，以有效地平衡对保护与利用的双重要求：（1）对于个人公共信息资料，银行依据征信法律法规的条件及程序，对保险公司等第三人予以公开；（2）对私人基本信息资料，则采取optout机制，银行事先告知客户将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信息资料的范围、内容及方式，除非客户立即予以书面拒绝，共享立即启动；[12]（3）对于私人交易信息资料，则采取optin机制，即银行事先取得客户的书面同意，再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客户的同意不得撤回。此外，基于鼓励金融混业的考虑，立法可以放宽对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银行与保险子公司相互之间信息共享的限制。
五、银行保险业务的治理结构框架
银行保险业务虽然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协同效应，[13]但是也存在风险扩散、利益冲突、信息偏在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促进我国银行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框架，该框架由内及外、从私到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基于自律的银行内部控制。银行的内部控制包括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控制措施、监督评价与纠正等内容，是保障银行体系稳健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网之一。依据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银行应当加强对保险业务的内控制度建设，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内部监督检查。鉴于银行保险属于中间业务，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授权，明确各级分支机构在从事保险业务活动时的业务范围、授权权限；（2）建立和健全保险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业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3）创建对保险业务实施监控和报告的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馈业务进展及风险状况，并对业务经营情况及存在问题向监管机构报告。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将“具有保险兼业业务管理制度和台账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保险兼业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等为银行申请保险兼业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之一。银行还应建立保险业务的内部审计制度，对业务的风险状况、财务状况、遵守内部规章制度情况和合规合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
第二，基于关系的保险公司检查监督。依据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7条，作为银行保险业务的委托人，保险公司不仅应承受银行根据自己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后果，而且在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银行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的表见，还应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基于关系对银行从事保险业务实施检查监督。一方面，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权限及其行使方式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与保险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基础关系是私法上的委托合同，双方可以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事项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或补充。
第三，基于公法职权的外部监管。依据《保险法》，保监会是保险业务及保险人的监管部门。对于保险业务的银行，保监会可实施下列主要监管：（1）市场准入监管，即对银行申请保险人资格的许可、变更、延续及终止的核准；（2）保证金管理，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4条规定，保险机构应当按照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保险兼业机构按每家持有许可证2万元的标准确定保证金标准，保证金以存款形式缴存到保监会指定或认可的商业银行，保监会为保证金的管理机构；（3）非现场检查，即保监会仅对银行、保险公司递交的银行保险业务报表、报告等书面材料予以审查；（4）现场检查，即保监会可以直接进入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开展实地检查，对涉嫌违反保险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或者主营业务或保险业务存在重大风险或不能正常开展的，保监会有权责令其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保险兼业业务；（5）审计稽核，即保监会有权自行委托或要求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展开专项稽核或审计，有关费用由银行承担。依据《商业银行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银行及其业务的监管主体是银监会，银监会有权对银行保险业务予以监管，包括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7条第9项予以业务审批管理。保监会与银监会对银行保险业务的管理虽然存在视角差异，但是也有交叉，为避免监管的冲突，依据2008年“加强银保深层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应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配合。银行保险业务还存在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除金融监管外，还存在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执法监管，[14]这是对银行保险业务进行金融监管的重要补充。
六、结语
银行保险既是银行与保险合作的基本形态，又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立法滞后产生的银行保险乱象，如恶性竞争、误导客户及盲目扩张等问题层出不穷，于是监管部门挥舞政策的大刀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清理整顿。我国银行保险原本起步较晚，又陷入一治一乱的困境，落后国外大约十年。商业银行全能化的全球走势大致两种模式：一种是开展批发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资本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另一种是开展零售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保险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银行保险就是后者的起步。我们认为，不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待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应当明晰地认识，银行保险是银行保险合作乃至金融混业创新的突破口，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从分业走向混业转型产生的阶段性障碍，也是其他金融混业创新都无法回避的共性困难。因此法律规范的建构应持宽容态度，并积极地引导其走向高层次合作，例如以资本为纽带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合作机制，[15]以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银行保险特色产品。另外，法律规范银行保险应注重维护竞争、控制风险及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考量，通过立法促进银行、保险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我国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rosscranston,principlesofbankinglaw,2nde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35.
[2]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又称为“assurbanking”。
[3]参见［美］莉莎·布鲁姆、杰里·马卡姆：《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第二版），李杏杏、沈烨、王宇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640页。
[4]参见陈雨露、马勇：《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参见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页。
[7]参见崔晓峰：《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8]“关键设施”又称为“枢纽设施”，是unitedstatesv.terminalrailroadassociation,224u.s.383（1912）一案确立的拒绝交易的认定规则之一。关键设施是指，市场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拥有必不可少的交易条件，该交易条件是不能或无法合理复制的。如果具备开放交易条件的可能性，却拒绝向竞争者提供，即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参见sullivane.thomas,hovenkampherbert,antitrustlaw,policy,andprocedure:cases,materials,andproblems,5thed.,lexisnexispublishers,2004.pp.701－705.我们认为，“1＋1”模式是对银行的关键设施的限制使用，具有反竞争的效果。
[9]参见孟龙：《国际视野与中国保险问题（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0]由于我国公众对金融认识的薄弱，目前银行保险中的主要误导问题是银行存款业务与保险业务的混淆或简单类比，诸如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各类保险单证和宣传材料上不得出现银行名称的中英文字样或银行的形象标识，不得出现‘存款’、‘储蓄’等字样”，“销售人员不得将保险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存款、基金等产品混同推介，不得套用‘本金’、‘存入’、‘利息’等概念，不得片面地将保险产品的收益与银行存款利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基金收益等进行类比”。
[11]参见许文义：《个人资料保护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13页。
[12]mandywebster,dataprotectioninthe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gowerpublishingcompany,2006.pp.113-114.
[13]参见陈文辉、李扬、魏华林：《银行保险：国际经验及中国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页。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5
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二）前移监管防线，加强事前监管。一是在申报兼业资格环节，实行监管提示制度，促使其完善保险业务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监管高压线，在从业之初就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二是从源头上切实防范银邮机构的销售误导，在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上明示，销售投连、万能产品的从业人员必须持有资格证书；为银邮机构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考试服务，以提高从业人员的持证率；要求银邮机构必须在其代办保险的网点，全文张贴保监会的《关于投保新型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的公告》。
（三）完善监管、自律、联合执法相结合的保险兼业市场监管机制。一是建立保险兼业机构、保险公司远程出单点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和远程出单点及时在有关媒体网站进行披露，以利于社会监督。二是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对远程出单点的管理。针对保险公司在一些市县车管所周围违规设置远程出单点行为，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对违规远程出单点进行现场清理，关闭非法远程出单点，同时建议行业协会为某一规模较大的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将所有
保险兼业机构是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业务发展迅猛。但由于保险兼业机构点多面广，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违规手段较为隐蔽，成为保险市场监管的难点。**保监局经过深入调研，把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清理保险兼业机构为抓手，以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为重点，多管齐下构建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
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资本办法”的要点解析
“资本办法”借鉴国际监管标准，结合国内银行业实际，重点体现了“巴Ⅱ”和“巴Ⅲ”的统筹推进，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监管标准的统一性与分类指导相互兼顾的总体思路。“资本办法”包括正文和17个附件，其主要有以下四个大的要点：
（一）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
“资本办法”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资本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第二层次为2.5%的储备资本要求和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第三层次为系统性重要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1%；第四层次为针对特定资产组合及基于监管检查对单家银行的特定资本要求。鉴于以上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多层次的监管资本要求增强了资本监管的审慎性和灵活性，确保资本充分覆盖国内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个别风险。
（二）严格明确资本定义
由于为了充分吸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巴Ⅲ”提高了资本质量标准，而“资本办法”则是延续重视资本质量监管的传统，继续维护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能力，重新定义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规标准，调整了资本扣除和需要调整的项目，对国内银行已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具给予10年过渡期，以缓解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三）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
在“资本办法”实施前，监管资本仅覆盖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针对国内银行操作风险事件发生频率较高和管理较为薄弱的现实，“资本办法”实施后，将进一步把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
（四）四分类的差异监管
主要依据银行在最低资本要求、超额资本要求、系统性行附加资本、第二支柱要求等四个方面的达标情况，监管机构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
综合以上要点，如何才能认为一家银行达到了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标准用于衡量，一是能按照“资本办法”计算资本充足率，这仅涉及计算规则的改变，生成新的监管报表；二是建立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意味着风险管理能力的提示，管理理念的变革；三是持续优化风险敏感度高的管理体系并用于计算资本充足率，即实现按照高级方法计量监管资本。
二、应对策略
成功实施资本监管新规，有赖于商业银行在组织、人员、数据、资源等方面的保障，如：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认知、条线化管理的组织架构、银行内部的推动机制、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人才储备和财务资源等。具体来讲，商业银行应分步骤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将不仅仅体现在内部管理和业务运行层面，更将影响监管当局对其的监管资本要求，从而影响其个体资本监管环境以及相对竞争环境。特别是在当前资本市场融资难度不断增大、资本约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良好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将可能的监管资本控制在合理范围，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商业银行应根据新的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在个体资本监管上赢得竞争优势。
（二）完善资本管理流程
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变化的只有三个字，但实际却意味着一个体系的变化和建立，即从单纯强调指标的管理和合规，到强调资本管理这项活动和整个管理流程的确立，商业银行所要付出的绝非三个字那样简单。这就要求银行应建立完善资本管理流程，至少包括资本规划、资本配置和考核、资本监控和报告等环节，且资本管理应当是形成一个动态的管理循环。同时强调动态和前瞻性的资本规划，规划应与风险管理规划、财务规划协调展开。
（三）提升风险计量水平
在审慎监管的指导思想下，标准法提供的风险权重一般趋于保守，偏向于要求银行针对风险计提更多的资本，而高级计量方法由于风险敏感度更高，对于那些风险管理能力强、资产质量好的银行而言，采用高级计量法意味着比标准法能够节约资本占用。在三大风险中，信用风险资本的占比最高，因此从资本节约的角度，银行应首先针对信用风险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在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同时，达到资本节约目的。
（四）积极调整考核机制
在面临较大资本压力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强有力的工具引导资源向与风险偏好一致的业务领域流动，而考核机制是确保资本规划、配置结果得以实现的最直接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长远发展目标的商业银行不能再单纯不计风险成本的规模发展和利润增长，未来中国银行业必将步入精细化管理阶段，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机构，必须对风险进行“深耕细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在达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 风险控制 商业银行
一、《暂行办法》的立法背景
(一)宏观背景
1.国家格外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纵观近10年来的国家宏观大政，如果把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看作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在金融危机前，政府心存侥幸地认为积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或许可以让位于其他重大工作，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当面临“工厂倒闭潮”、“民工失业潮”的时候，猛然惊醒：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丝毫不能懈怠，此乃关乎经济发展甚至政治稳定之大事!
2.《中小企业促进法》(2002年6月通过)为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及完善提供了框架。国家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落实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暂行办法》的出台亦可以看作是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之一环。
(二)微观背景
1.担保机构在数量上发展迅速。担保公司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载，截至2008年末统计，担保机构的数量已从2002年的848家发展到4247家，累计为90万户中小企业提供1.75万亿的担保额’，担保业的发展速度可谓迅猛，而相关立法却严重滞后，仅存在财政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2001]77号)一则依据。
2.担保机构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亟待规范、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业务运作规范性差、内部管理松弛、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不足，以及违法违规抽逃资本金和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
综合上述宏观背景与微观背景，出台一部规范担保行业之法规具有现实性以及紧迫性，于是2010年3月8日，《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呼之而出。
二、《暂行办法》主要内容评析
(一)《暂行办法》的框架共七章，五十四条
第一章：总则。主要确定了制定目的、经营原则以及相关定义的界定。
第二章：设立、变更和终止。主要规定了设立、变更的行政审批制度、设立条件。
第三章：业务范围。主要规定了具体业务范围和具体禁止行为。
第四章：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核心章节，主要规定诸多风险防范规则。
第五章：监督管理。主要规定监管机关监督担保机构的具体措施。
第六章：法律责任。主要规定监管机构以及融资性担保机构两主体的违法责任。
第七章：附则。主要规定适用范围、制定相关办法的授权、规范整顿等内容。
(二)核心条款解读
1.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概念界定。本办法第二条第2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在《暂行办法》出台前，主要以财政部2001年3月颁布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对担保行业进行规范，此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是指政府出资(含政府与其他出资人共同出资)设立的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融资担保机构。”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非常狭窄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担保公司除此之外还可以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这些民营担保公司的各种设立、运作也应参照财政部的规定实施。此次《暂行办法》的出台，使得立法者在释义“融资性担保公司”时，将这些民营担保公司也纳人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范围。
2.风险集中度管理之规定。关于风险集中度管理方面，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而财金[2001]77号之第八条则规定：“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10％”。两者相比而言，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暂行办法》更为详尽的规定了风险集中度控制，包括“对单个被担保人”、“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三个方面，而后者仅有“对单个被担保人”一种情形；(2)另一个核心的不同在于《暂行办法》以“净资产”为基准，而后者以“实收资本”为基准。这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反映出立法者对目前担保公司资产的审慎态度。
一个简单的实例可以很明显地说明由“实收资本”到“净资产”的转变所带来的巨大区别。一个民营担保公司当初成立时实收资本为1亿元，但是由于抽逃资金、惨淡经营后，其净资产仅剩下500万元。以“净资产”为基准，它目前能为单个的被担保人提供不高于50万元的担保责任金额，而以“实收资本”为基准，它可以为单个的被担保人提供不高于1000万元的担保责任金额。“50万元”与“1000万元”的对比，显现了“净资产”的玄机，立法者对担保公司的态度也由“净资产”的规定体现出审慎、整顿、从严、监管的宗旨。但是，从合作的角度来看，由商业银行核定担保公司“净资产”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3.风险指标管理之规定。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此规定应为对担保公司业务发展的硬性指标，可以有如下的理解：(1)“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仅指对贷款等业务的担保余额，而是应该包括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所有担保公司在业务范围内，也即担保公司对外实际承担的全部保证责任；(2)对于“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的规定，应理解为是担保公司持续经营过程中，担保责任余额的上限，即在任意时点上，担保公司都不应超过该限额；(3)关于“净资产”，上文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暂行办法》未出台以前，实务操作中担保公司往往为了自身快速发展，盲目承接业务，导致担保责任余额长时间超过实收资本10倍，然后，再通过增资的方式，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这不仅使公司自身承受巨大风险，同时对银行的信贷资金造成巨大风险。相对而言，《暂行办法》出台后，又如何防范担保责任余额长时间超过净资产10倍，然后再通过增资来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与担保机构合作过程中，必须注意向监管机构收集或自行收集担保公司关于担保责任余额和净资产方面的资料，如果综合分析担保公司担保责任余额高于净资产的10倍，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即便是低于10倍，商业银行还应综合其他信息分析其担保质量。
三、《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工作的影响
(一)有利方面
1.有助于净化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环境。实务中，多数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担保公司自身信用度不高。造成担保公司信用度不高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设立时的良莠不齐，运作中资本短缺，加之抽逃挪用资本金、关联交
易骗取银行贷款等违规操作，使得商业银行的合作意愿偏低。针对复杂的担保行业，《暂行办法》从担保公司行业准人、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等方面予以硬性规定，同时配以严厉的监管制度，相信在净化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环境方面大有裨益。
2.有助于商业银行降低信贷风险。通常，人们把担保公司比作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桥梁”，如若“桥梁”不够坚固，无人敢在此桥上行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构筑在资本金不实、风险控制机制不够完善的担保公司上，自然安全感匮乏，由此造成的资金借贷受阻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针对这一问题，《暂行办法》第十条设置硬性门槛，规定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第三十六条强化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严格的监管责任；第四十条规定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职权等等。种种举措加大担保行业的整顿、监察力度，加固“桥梁”，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发展资金，促进其又好又快发展。
(二)不利方面
《暂行办法》的出台虽是进步之举，但也为商业银行今后的工作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上文就《暂行办法》与财金[2001]77号文件中“净资产”与“实收资本”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看似简单的概念替换，将给商业银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试问银行将如何核定担保公司的净资产?诚然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要求其按月报送财务报表及对外担保情况，但如何保证其真实性?这是商业银行在当下急需谨慎解决的问题。
四、商业银行对《暂行办法》完善之期待
《暂行办法》的出台，不得不承认是一种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暂行办法》并不是完美的，正如其名称所指出的：它只是暂行办法，是在现行阶段对行业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还需要接受今后复杂多变的实际工作更加严峻的考验。笔者认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合作方通常为银行，因此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对《暂行办法》提出相关完善建议十分必要。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信评级制度
资信评级制度是指通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进行的综合评价，揭示担保公司的风险，并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信用状况通过评级语言公之于众，让出资者、合作者(银行或其他)得到关于担保公司客观、公正的信息和以解决担保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机制。
不可否认，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信息是否对称，亦即银行对担保机构信用的认可度，是银行与担保公司能否合作、信用担保功能能否正常发挥的重要前提。实务中，不少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担保公司自身信用度不高，银行除了要审查被担保人的资信，还需审查担保公司的资信，如若能建立起资信评级制度，相信对促进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大有裨益。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银行银行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9
保理业务是一项集贸易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发展保理业务对商业银行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保理业务的开展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商业银行在开展这项业务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规范稳健运作。
一、保理业务的风险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信用风险。一方面，在保理业务的办理过程中，保理商(银行)承担了进口商的信用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保理业务最大的风险在于进出口商之间的欺诈性交易，能否合理控制客户的风险，恰当地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是保理业务能否顺利开展的基础。国外不少金融机构为了强化对客户资金流动的监控，通常会要求申请保理业务的客户将全部应收账款交一家银行集中代收或者融资。特别是国际保理业务通常建立在买卖双方商品赊销(0／a)或承兑交单(D／a)方式的基础之上。出口商办理保理业务并销售商品后，由于保理业务项下银行的坏账担保，出口商在银行已核准应收账款额度内的风险通常是转移到银行的，因而银行面临的风险非常大。这就需要银行加强对国外客户的资信调查，正确评估客户信誉。但由于国内银行的国外行少，因此国内银行开办此项业务时不能很好地掌握国外客户的情况，造成自身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特别是开办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由于丧失对融资方的追索权，需要对资金风险进行控制和分散，一般涉及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但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在开办保理业务及其相关保险中，中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既无业务准入，也无合作经验。由于没有保险公司为银行提供保险，银行必须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从而大大增加了风险成本，降低了实际收益率。
2．信息不对称风险。在内地的银行还没有正式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之前，评估保理商的信用状况十分困难，由此面临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保理业务强调的是对于客户的财务状况和还款能力的准确全面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信用评估和信用额度的设定。准确评估掌握客户的信用状况是防范保理业务特别是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必须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成为其会员，享受相应的对各国保理商评级、信息通报等有关服务。但目前我国仅有中行、交行、光大三家银行加入了该组织，能够享受相应的服务。未加入FCi的其它商业银行也就不能享受FCi提供的服务，造成了信息不对称。
3．缺乏保护的风险。我国保理业务相关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使保理业务无法可依，难以规范发展。虽然我国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保理业务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已加入了国际保理联合会并接受了FCi颁布的《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国际保理服务公约》及《仲裁规则》，但这一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法律建设滞后这一立法现状使得我国开展该项业务时无法可依。特别是由于法律条款的不完善，使得我国的保理商在产生合同纠纷时难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产生极大的经营风险。
4．贸易争端带来的直接经营风险。随着我国加入wt0和外贸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拥有外贸经营权的越来越多，但由于一些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时间短、经验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贸易争端。而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如果因为出口商履约不当，势必会引起进口商拒付货款，从而给办理保理业务的银行带来直接的经营风险。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全球金融风险隐患也越发严重，如果国外的进口保理商自身经营出现，也会殃及出口保理商，一旦进口商公司倒闭，则付款风险就会全部由我国银行来承担。
二、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措施
1．国内商业银行应积极加入FCi，加强与世界知名保理商的交流与合作，和借鉴它们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成立于1968年的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是保理公司的世界性联合体，其所颁布的《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已经成为世界保理业务运行所必须遵循的依据。，FCi组织已经有50个国家和地区的980多家保理公司会员。FCi每年请其会员相互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广泛给会员在开展业务时，因而参与这个组织有助于商业银行及时获得各个会员的资信状况，以便确定合作对象。因此，国内银行要想顺利开办此项业务，得到国外行或联行的支持与服务，加入FCi是基本前提。
银行保险管理办法篇10
第一条为对金融机构衍生产交易进行规范管理，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以下简称外国银行分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分为两大类：
（一）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最终用户。
（二）金融机构向客户（包括金融机构）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交易商，其中能够对其他交易商和客户提供衍生产品报价和交易服务的交易商被视为衍生产品的造市商。
第五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与检查。
非金融机构不得向客户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
第六条金融机构从事与外汇、股票和商品有关的衍生产品交易以及场内衍生产品交易，应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章市场准入管理
第七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二）具备完善的衍生产品交易前、中、后台自动联接的业务处理系统和实时的风险管理系统；
（三）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主管人员应当具备5年以上直接参与衍生交易活动和风险管理的资历，且无不良记录；
（四）应具有从事衍生产品或相关交易2年以上、接受相关衍生产品交易技能专门培训半年以上的交易人员至少2名，相关风险管理人员至少1名，风险模型研究人员或风险分析人员至少l名；以上人员均需专岗人员，相互不得兼任，且无不良记录；
（五）有适当的交易场所和设备；
（六）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其母国应具备对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其母国监管当局应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
（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不具备上述（一）至（五）所列条件的，应具备上述（六）、（七）及以下所列条件：
1、应获得其总行（地区总部）对该分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授权；
2、除总行另有明确规定外，该分行的全部衍生产品交易统一通过给其授权的总行（地区总部）系统进行实时交易，并由其总行（地区总部）统一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
第八条政策性银行、中资商业银行（不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由其法人统一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由其法人统一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外资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由授权签字人签署的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外资金融机构拟在中国境内两家以上分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由外资法人机构总部或外国银行主报告行统一向当地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
第九条金融机构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当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报送下列文件和资料（一式三份）:
（一）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申请报告、可行性报告及业务计划书或交易展业计划；
（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三）衍生产品交易的会计制度．
（四）主管人员和主要交易人员名单、履历．
（五）风险敞口量化或限额的授权管理制度；
（六）交易场所、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测试报告；
（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此外，不具备第七条第一款（一）至（五）所列条件的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还应向其所在地银监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其总行（地区总部）对该分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书面授权文件；
（二）除其总行另有明确规定外，其总行（地区总部）出具的确保该分行全部衍生产品交易通过给其授权的总行（地区总部）交易系统实时进行，其总行（地区总部）负责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承诺函。
第十条金融机构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指导原则、业务操作规程（业务操作规程应体现交易前台、与后台分离的原则）和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计划；
（二）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模型指标及量化管理指标；
（三）交易品种及其风险控制制度；
（四）风险报告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五）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研究与开发的管理制度及后评价制度；
（六）交易员守则；
（七）交易主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对各级主管人员与交易员的问责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八）对前、中、后台主管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
（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一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金融机构按照本办法提交的完整申请资料之日起60日内予以批复。
第十二条境内的金融机构法人授权其分支机构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须对其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严格审核，并出具有关交易品种和限额等方面的正式书面授权文件；分支机构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须统一通过其总行（部）系统进行实时交易，并由总行（部）统一进行平盘、敞口管理和风险控制。
上述分支机构应在收到其总行（部）授权和其授权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持其总行（部）的授权文件向所在地银监局报告。
第三章风险管理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机构的经营目标、资本实力、管理能力和衍生产品的风险特征，否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及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规模。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第四条所列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分类，建立与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处理系统。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应了解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风险；审核批准和评估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经营及其风险管理的原则、程序、组织、权限的综合管理框架．并能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和完善的检查报告系统，随时获取有关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状况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监督与指导。
第十六条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要决定与本机构业务相适应的测算衍生产品交易风险敞口的指标和方法，要根据本机构的整体实力、自有资本、盈利能力、业务经营方针及对市场风险的预测，制定并定期审查和更新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敞口限额、止损限额和应急计划，并对限额情况制定监控和处理程序。金融机构分管衍生产品交易与分管风险控制的高级管理人员应适当分离。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制定明确的交易员、分析员等从业人员资格认定标淮，根据衍生产品交易及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对业务销售人员及其他有关业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其具备必要的技能和资格。
第十八条金融机构应制定评估交易对手适当性的相关政策，包括评估交易对手是否充分了解合约的条款以及履行合约的责任，识别拟进行的衍生交易是否符合交易对手本身从事衍生交易的目的，评估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等。
对于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交易种类，金融机构应对交易对手的资格和条件做出专门规定。
在履行本条要求时，金融机构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依赖交易对手提供的正式书面文件。
第十九条金融机构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应向该机构或个人充分揭示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并取得该机构或个人的确认函，确认其已理解并有能力承担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
金融机构对该机构或个人披露的信息应至少包括：
（一）衍生产品合约的内容及内在风险概要；
（二）影响衍生产品潜在损失的重要因素。
第二十条金融机构应适当合理地运用担保等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措施来减少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金融机构应运用适当的风险评估方法或模型对衍生产品交易的市场风险进行评估，按市价原则管理市场风险，调整交易规模、类别及风险敞口的水平。
第二十二条金融机构应根据衍生产品交易的规模与类别，作好充分的流动性安排，确保在市场交易异常情况下，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
第二十三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控制操作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严格控制操作风险。
第二十四条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控制法律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严格审查交易对手的法律地位和交易资格。金融机构与交易对手签订衍生产品交易合约时应参照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件，充分考虑发生违约事件后采取法律手段追索保全的可操作性等因素，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交易合约起草、谈判和签订等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第二十五条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与衍生产品交易有关的会计、统计报表及其他报告。
金融机构应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外披露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状况、损失状况、利润变化及异常情况。
第二十六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权随时检查金融机构有关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资料和报表，定期检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处理系统是否与其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种类相适应。
第二十七条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出现重大业务风险或重大业务损失时，应及时主动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并提交应对措施。
金融机构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运行系统、风险管理系统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及时主动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具体情况。
以上事项涉及外汇管理和对外支付事项的，应同时抄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二十八条金融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其衍生产品交易的所有交易记录和与交易有关的文件、账目、原始凭证、电话录音等资料。电话录音应当保存半年以h，其他资料在交易合约到期后保存3年，以备核查，会计制度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九条金融机构的衍生产品交易人员违反本办法及所在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违规操作，造成本机构或者客户重大经济损失的，该金融机构应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负责该项业务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金融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非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向客户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金融机构未按照本办法或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报送有关报表、资料以及披露衍生产品交易情况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金融机构的性质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金融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金融机构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衍生产品交易信息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现金融机构未能有效执行从事衍生产品交易所需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可暂停或终止其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资格。
第五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