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的依据篇1
行政裁决是行政司法的重要内容，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具有以下特征：
1、行政裁决的主体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但是并非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可以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只有那些对特定行政管理事项有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经法律法规明确授权，才能对其管理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成为行政裁决的主体。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对侵权赔偿争议和权属争议作出规定，授权有关行政机关对这些争议予以裁决。
2、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有关。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是行政裁决的前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机关获得了对民事纠纷的裁决权。但行政机关参与民事纠纷的裁决并非涉及所有民事领域，只有在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对该民事纠纷进行裁决，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3、行政裁决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定的期限内向特定的行政机关申请裁决。没有当事人的申请行为，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启动裁决程序。
4、行政裁决具有准司法性。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行使裁决权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裁决时，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居间裁决民事纠纷，有司法性质，同时又是以行政机关的身份裁决争议，具有行政性质。因此，行政裁决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称为准司法性。
5、行政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是对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依职权作出的法律结论。这种行政裁决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裁决而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纠纷。对此，除属于法定终局裁决的情形外，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政裁决的种类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裁决的种类有：
1、侵权纠纷的裁决。侵权纠纷是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犯而产生的纠纷。平等主体一方当事人涉及行政管理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机关进行制止和决定赔偿，行政机关就此争议作出裁决。法律明文规定行政主体在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的同时，对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可依法做出强制性赔偿裁决。如《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补偿纠纷的裁决。补偿，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抵消损失、消耗，补足缺失、差额”，在法学词语中，是指对财产侵害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着眼于被剥夺的财物，予以公平弥补。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涉及到补偿的还有草原、水面、滩涂、土地征用的补偿等。
3、损害赔偿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是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要求侵害者给予损害赔偿所引起的纠纷。这种纠纷通常存在于食品卫生、药品管理、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产品质量、社会福利等方面。产生损害纠纷时，权益受到损害者可以依法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作出裁决，确认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使其受到侵害的权益得到恢复或赔偿。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权属纠纷的裁决。权属纠纷，是指双方当事人因某一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产生争议，包括土地、草原、水流、滩涂、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依法向行政机关请求确认，并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对土地权属争议所作的处理，就是行政裁决。
5、国有资产产权裁决。如《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因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使用权等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应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向同级或共同上一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请调解和裁定，必要时报有权管辖的人民政府裁定，国务院拥有最终裁定权。”
6、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如《专利法》第54条规定：“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7、劳动工资、经济补偿裁决。所谓劳动工资、经济补偿纠纷，是指因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而发生的纠纷。如《劳动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⑴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⑵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⑶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⑷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8、民间纠纷的裁决。如国务院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规定，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裁决民间纠纷。基层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并经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审定、司法助理员署名后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印章。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必须执行。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处理决定作出后，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超过十五天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基层人民政府根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执行。
三、行政裁决的原则
1，合法原则。行政裁决自受理到做出裁决的整个过程都应依法进行，不仅要符合实体法，也要符合程序法。行政主体不仅要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还要依据民商事法律法规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做出裁决。行政主体受理这类争议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在对行政裁决书进行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执行时也应依法进行。坚持行政合法性原则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
2，公平原则。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决权，必须公平。首先，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律上处于独立的第三人地位，以公断人的身份进行裁决。其次，必须客观全面地认定事实，正确地运用法律，并公开裁定程序。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程序上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以确保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实现裁决的公平。
3，回避原则。行政主体在行政裁决中要真正做到超脱于双方当事人，处于中立地位，就必须实行回避原则。执行行政裁决权的人员，如果与被裁决的民事争议或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主动退出纠纷的裁决。
4，调解原则。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制度，有它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减少诉讼，节省费用和有利于安定团结。调解在中国有肥沃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进行行政裁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双方自愿要求调解，那么行政主体就应进行调解，并依法进行。
5，职能分离原则。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问题作出决定，调查与作出裁决的职能实行分离。即负责调查的公务员不能参与行政裁决，负责裁决的公务员原则上应当由没有参与调查的公务员担任。
6，效率原则。行政机关在进行裁决时，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行政裁决程序
依法行政包含着程序合法，要通过立法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行政实体法更多的是赋予行政主体公权力，限制私权利，而行政程序法恰恰相反，它对行政主体的活动设置一些约束性规范，限制公权力，保障相对人的私权利，通过程序法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平衡。行政裁决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1、申请，是指民事争议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人权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解决纠纷的请求。申请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必须是民事权益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人；二是申请是向有关的行政主体提出；三是申请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如法律规定必须提交申请书和其它文书；四是申请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2、立案。行政裁决机构在收到当事人申请书后，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裁决机构不予受理并应通知申请人，告知其理由。
3、通知。行政机关立案后应当通知民事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交有关材料等有关情况。
4、答辩。民事争议当事人在收到裁决申请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答辩在行政裁决程序中极为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对方当事人了解申请人申请争议的事实与理由，以便进行辩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裁决机构了解真相、查清事实，作出正确裁决。对方不答辩的，行政机关可径行裁决。
5、审查。行政裁决机关收到答辩书后，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需补充调查或鉴定的。进行调查、勘验或鉴定，对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技术性争议是必不可少的。行政裁决机关将所有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如果尚有疑问或经当事人请求，可举行公开听证，由当事人双方当面陈述案情，相互辩论、举证、质证，以查明案情。
6、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在审理后，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行政裁决机关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的裁决书应载明当事人双方的姓名、地址、争议的内容、对争议的裁定及其理由和法律根据，并注明是否为终局裁决。如不是终局裁决，应写明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期限和受理机关。
7、执行。裁决生效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否则由裁决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行政裁决的救济问题。
1、关于行政复议问题
目前对于行政裁决是否能提起行政复议，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行政裁决不能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裁决是对平等主体的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处理，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即“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其他处理”的情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也有人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裁决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第三种意见认为，行政裁决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对于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就其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应当以裁决机关为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笔者认为，行政裁决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8条第2款所规定的“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情形。调解行为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虽然发生一定影响，但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影响的决定因素是当事人的意志。调解没有执行力，当事人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而行政裁决的内容，直接确定或影响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效力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预决力、确定力、约束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裁决是可以被提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2、关于行政诉讼问题
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如何适用（土地管理法）第13条《森林法）第14条规定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以原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根据该批复精神，各级法院曾一度将所有的行政裁决案件均作民事案件受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改变了上述答复的态度，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对行政裁决案件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将行政裁决案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审判实务中对行政裁决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渐趋一致，各级法院也都受理了大量的行政裁决案件。
五、行政裁决案件的司法审查问题
1、关于行政主体资格的审查问题
由于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才享有行政裁决权。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授予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的职权，属于超越职权，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授予具有行政裁决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主要有：
（1）人民政府。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森林法》第17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另外，《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也都赋于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裁决权。
（2）环境保护机关。《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也规定，有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机关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赴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卫生机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8条中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所在地是直辖市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商标法》第53条规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5）专利管理机关。《专利法》第57条规定：“第五十七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6）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城市房屋拆迁裁决规程》第3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责。”第16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2、关于裁决程序的审查问题
目前，我国不仅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裁决程序的法律法规，就连授予行政裁决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所作的规定也很少，而且过于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程序是否违法较为困难。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程序原则，对行政裁决程序问题进行审查。
根据有关单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未经协商、调解即作裁决。法律中明确规定协商、调解为必经程序的，行政机关应当先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调解，只有在协商、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作出裁决。如《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等规定，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如果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未协商的情况下就作出裁决的，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二是不制作裁决书。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公断，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14条规定：“行政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出裁决，应当出具裁决书。”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未制作书面裁决，应当认定该行政裁决行为无效。
三是承办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其承办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问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具有影响公正处理的关系，申请承办人回避或者承办人自己提出回避的，裁决机关经审查属实，均应当更换承办人。凡是应当回避的承办人没有回避的，所作出的裁决应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四是剥夺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在作出山行政裁决前，必须事先告知当事人行政机关的意图，使其有充分陈述、申辩的机会，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不能剥夺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的权利，更不能因当事人申辩加重当事人的责任。
五是先裁决，后取证。行政机关应当在查清事实后再能作出行政裁决，而不能先裁决后取证。凡是先裁决后取证的，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3、关于审查行政裁决的证据问题。
在不服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有人认为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也有人认为应当由原、被告分担举证责任。笔者认为，确定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必须在行政裁决特性及行政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考量。行政相对人不服裁决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标的是行政机关的裁决行为。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裁决行为是否合法，因此，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除此之外再没有作任何例外规定，也就是说．立法原意是不论何种情况的行政案件，均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原告在行政裁决阶段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及证据线索，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找到新的证据或法院根据原告或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取得新的证据，推翻了被诉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正说明被告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应判决予以撤销。
4、关于适用法律法规的审查问题
我国一些行政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裁决的实体问题应如何处理的规定很少。因此，不同情况的行政裁决所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亦有所不同，对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比较具体的，应当适用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不具体的，或没有具体规定的，行政机关还可以适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及日常规则作出行政裁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裁决案件适用法律规范时，应参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看行政裁决适用法律是否适当。如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侵权赔偿裁决时，可以适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渔业法》、《计量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及有关配套的行政法规中。这些法律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构成，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可以适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进行审查。对一些特殊问题可以参照有关的司法解释及台法的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如在审理不服土地权属纠纷裁决案件时，除应依据《土地管理法》、《士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外，还应参照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等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查。
5、关于行政裁决案件与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问题
由于行政裁决的性质为行政行为，因此具有一般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效力，如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如果对行政裁决不服，当然享有救济途径以摆脱行政裁决的效力对他的支配、束缚，他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裁决行为。但是一旦民事纠纷的双方主体对行政裁决不服，说明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旧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但主要目的在于使自己免受行政行为效力的约束，以便为自己的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创造前提。在这类诉讼之中，民事争议双方始终围绕着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关系多少来争论行政裁决的合法性，法院如果脱离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审查、判断，便无从判断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因此，从诉讼效率、便民的立足点出发，赋予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审查之时，可以根据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请求，将不服行政裁决案件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案件合并审理。如果原告或者第三人未请求合并审理的，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将两个不同的诉合并审理。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一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的，应判决于以撒销，并可以同时对原告与第三人的民事争议作出判决；对原告或第三人未提出合并审理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行政裁决违法，除'超越职权“外，还应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裁决。
6、关于行政裁决诉讼案件的司法变更权问题。
我国行政审判适用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即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下才能变更原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诉讼的这一原则决定了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对于合法的行政裁决予以维持，而对于不合法的行政裁决则只能予以撤销。但随着行政裁决适用范围的扩大，不服行政裁决行政诉讼案件的大幅上升，应赋予法院对行政裁决享司法变更权。这是因为：
第一，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本来是属于司法权解决的范畴，只是随着行政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的职能就部分地转移到行政权领域。因此，法院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存在越权问题。
第二，行政裁决在解决纠纷上的非终局性特点是法院对其行使司法变更权的理论依据。由于行政裁决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社会发展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两者的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裁决也有局限性，它只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不如司法程序复杂严密，权益保障也不如司法严格，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和所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其易受外界干扰。而司法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行使变更权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2
关键词：纽约公约 香港仲裁条例 公约裁决 裁决作出地标准 非内国裁决标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随着两地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贸易纠纷也不断增多。诉讼和仲裁是解决此类争议的有效手段。由于对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大大难于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许多当事人已由诉讼转向仲裁，从而使仲裁成为解决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贸易等争议的一种主要手段。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与香港的《香港仲裁条例》是同一主权国家中不同法域内各自的仲裁法。但是，香港属英美法系，内地奉行的是大陆法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两地在立法、法律渊源、仲裁员、仲裁协议、仲裁机构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必然存在区际法律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不外乎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统一实体法来解决，一种是通过冲突法。 前一种方式最为简单，但不是一蹴而就，也与“一国两制”的精神相违背。因此采用后一种途径是唯一可行的。而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做为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必须通过立法予以规定。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1997年7月1日以前的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6年12月2日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决定加入《纽约公约》，并于次年1月22日向联合国交存批准书，公约自1987年4月22日起正式对我国生效。我国在加入时作出两项保留：第一，互惠保留，即我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第二，商事保留，即我国只对根据中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纽约公约。
英国则于1975年9月24日加入《纽约公约》，并于1977年421公约延伸适用至香港地区。依据1980日5月5日英国向联合国递交的声明，英国将“只对其他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纽约公约”，该声明同时明确这一“互惠保留”代表香港等公约延伸适用领土作出。
英国于1977年将《纽约公约》延伸适用至香港地区后不久，香港即参照公约专门增加了第Ⅳ部分“公约裁决的执行”；目前适用的1996年《香港仲裁条例》将在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外国裁决区分为公约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两种类型： “公约裁决”是指“依据仲裁协议在某一国家或领土（香港除外）所作出的裁决，而该国家或领土乃纽约公约的缔约方” ；外国仲裁裁决是指香港以外地区或国家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它必须是在1924年7月28日后作出的裁决，且该裁决必须是根据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所适用的仲裁协议而作出的裁决，并且请求执行裁决的当事人所属国与英国有执行裁决的互惠协议。
根据《香港仲裁条例》，当事人可通过三种途径在香港申请执行裁决：一是在高等法院进行普通法诉讼方式，以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为基础以违约为由要求法院予以承认和执行；二是根据香港《仲裁条例》第2H条执行裁决的程序申请执行，即胜诉方提供宣誓书、证明另一方当事人下落的材料、证据以及已生效的仲裁协议裁决等材料后，向最高法院起诉要求执行该裁决，法院认可后作出判决予以执行；三是按照《纽约公约》裁决程序申请执行。香港法院执行的第一起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将裁决条款列为判决的条款，然后按执行香港法院判决同样的方式执行的。
在内地，根据民事诉讼法269条的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此外，有关司法解释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也作出了规定。内地对香港的仲裁裁决按照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执行。
显然，两地在需要相互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范围内，只涉及香港视为“公约裁决”和内地视为“外国（仲裁）裁决”的这两类。因为两地都参加了《纽约公约》，因此，两地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一般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自1989年首起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在香港得到承认和强制执行以来，已有100多个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在香港地区得到了强制执行，只有2个仲裁裁决因程序方面的问题被拒绝执行。 到目前为止，香港法院还没有以“公共秩序”为理由拒绝执行中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判例。实践证明，“香港与内地目前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两地最为正规、最有法律保障的司法协助形式。”
二、一个典型的案例-97年7月1日后面临的理论障碍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地区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在国际条约法上的体现则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巳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或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据上述指导原则。1997年6月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学贤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外交照会和我国首批拟自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地区适用的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24项国际多边条约清单。在其中有关《纽约公约》及其对香港适用的相应章节中，我国政府特别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只对其他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
虽然表面上香港仍适用《纽约公约》，但原有的这套以《纽约公约》为核心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却遇到了继续运作的理论障碍：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部分作成的仲裁裁决能否被同一国家的另一部分视为“公约裁决”，并直接依照《纽约公约》加以承认和执行？
下面这个经典的案例 使很多学者开始注意到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香港回归前后依据的变化，也引起了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兴趣。
1995年5月25日，原告（中国河北省进出口公司）以向被告（香港宝利机械公司）订购的轮胎翻新设备存在品质缺陷为由，依销售合同中的仲载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CietaC）北京总会提起仲裁，CietaC于1996年3月29日作出有利于申请人（原告）的仲裁裁决，但被告未予自动履行。1996年7月，原告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简易执行该份CietaC仲裁裁决。1996年7月23日，法院作出准予执行的初步裁定。被告提出异议，但被初审法院于1997年5月15日驳回，被告不服，继续提起上诉。在上诉过程中，被告方律师提出疑问：即于上诉庭审进行时的1997年7月1日之后，原告方所要求执行的本案标的-CietaC仲裁裁决是否仍然属于“公约裁决”范畴？
公约裁决在香港的简易执行程序如下：1、申请执行方向高等法院提出单方申请，要求以仲裁裁决为依据转为法院判决；2、法院向被申请执行方进行送达，披申请执行方有权在14天内依《纽约公约》规定的原因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若理由成立，则法院即作出不予执行的判决；3、逾期若被申请执行人未提出撤销答辩，或其撤销申请被法院驳回，则经单方程序作出的执行公约裁决的判决即可予以执行，但该被执行申请人有权继续上诉。 毫无疑问，假设上诉庭审进行的时间在1997年7月1日以前，依据《纽约公约》CietaC仲裁裁决属于公约裁决范畴，应适用简易程序。但是，7月1日以后是否应该同样执行简易程序？
三、问题的症结-《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
联合国于1958年6月10日在美国纽约主持签订的《纽约公约》是商事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以《纽约公约》为核心构筑而成的确保外国仲裁裁决在公约缔约国得到相互承认和有效执行的多边体制则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石。
《纽约公约》第1条1款规定了公约的调整范围是：“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之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由此可见，《纽约公约》所采取的界定公约裁决的标准是裁决作出地标准与非内国裁决标准的复合。
（一）裁决作出地标准
即《纽约公约》第1条1款中的前一句。这是以仲裁裁决的作出地作为界定公约裁决的依据，凡裁决作出国与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非同一国家，公约即应获得适用。在1997年1月1日之后，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回归之后具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其依然只是中国统一主权之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并非是内国与外国的关系。由于裁决作出地和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地均在同一国家境内，两者均共同属于中国仲裁，因此无法直接依据裁决作出地标准适用《纽约公约》。
（二）非内国裁决标准
即《纽约公约》第1条1款的后一句。采用此标准界定一个仲裁裁决是否为公约裁决时，裁决作出地这一因素失去判断意义，某些仲裁裁决即使作成地与申请承认和执行地系同一地，也可能因仲裁适用法等因素而被非内国裁决标准赋予公约裁决的属性。
上述案例中的主审法官认为，确定一个仲裁裁决是否为“公约裁决”的时间标准应取决于申请人在何时发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申请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无论是CietaC仲裁裁决的做成，还是原告方申请程序的启动，以及法院准予执行的裁定的作出，所有与本案执行标的相关的重要时间均发生于1997年7月1日之前，而在当时该份CietaC裁决确属“公约裁决”无疑。
同时该法官对1997年7月1日之后CietaC仲裁裁决在香港的性质问题进一步进行了分析，认为回归之后的香港地区将具有同中国内地不同的仲裁法律制度体系，而《纽约公约》的宗旨在于便利仲裁裁决在法律体系制度彼此不同或存在区别的领土之间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为此必须赋予第二句中的“内国裁决”一词以目的性涵义，将北京CietaC的仲裁裁决依“非内国裁决标准”解释为非香港本地裁决，从而达到使《纽约公约》在1997年7月1日之后继续适用的目的。
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并不恰当。
如果说我们暂且同意该法官的说法，由于香港较为完备、发达的司法制度使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从而能够在表面上将仲裁裁决区分为本地裁决和非本地裁决，并进而类比援引“非内国裁决标准” 来解决香港承认和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问题。但是内地承认和执行香港的仲裁裁决时，此种目的性解释的说法显然不通。内地法院如果为了适用《纽约公约》也将香港仲裁裁决类比解释为“非内国裁决”，在政治上是很不适宜，毕竟香港只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是属于“内国”的。
可见，在《纽约公约》里无法找到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回归之后，由于大陆与香港不再是《纽约公约》的不同缔约方，因而使CietaC裁决丧失了“公约裁决”的属性，割断了比照《纽约公约》的规定适用简易执行程序的法律联系；而依据整部《仲裁条例》，简易执行方式本身又仅局限适用于仲裁地为香港所作出的各类仲裁裁决的执行。由于CietaC等内地裁决既非“公约裁决”，也非“仲裁地为香港的仲裁裁决”，更非“非公约裁决”的一般外国裁决，而整部《香港仲裁条例》中又没有其他同等效力条款，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处于“冻结”状态。1998年1月18日，在nG Fung Hong Limited v. aBC案中，香港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执行CietaC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申请。法院认为，该裁决不是一项《纽约公约》裁决，不适用该公约，原告也同意这种观点；同时当事人也不能依照《香港仲裁条例》第2GG节申请执行，因为该规定只适用于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内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31日在RaaB KarchercKokle Gmbh v， Shanxi Sanjia Coal-Chemistry Company Limited案中，以内地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裁定无限期搁置申请人关于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裁决的申请。
四、“一国两制”之下两地仲裁裁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新机制
伴随着“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民商事沟通、联系的日益密切，选择两地进行仲裁并进而寻求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发生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如果无法尽快协调好这一问题，不仅会破坏CietaC等内地仲裁机构的形象，削弱香港作为成长中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更会使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便于执行的优越性受到根本颠覆。 虽然目前无法直接适用《纽约公约》，但公约中有关仲裁裁决效力的认定、申请执行的程序、拒绝执行的条件等各项制度却可以通过转化为各自法域内具体规定的方式继续发挥其作用。国外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国，依据其1996年仲裁法，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作为整体充当一个法域，其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可在作为另一个单独法域的苏格兰地区依据《纽约公约》得到执行，反之亦然。所以有必要以《纽约公约》为核心构筑“一国两制”之下两地仲裁裁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新机制，正如1998年1月南丰行案主审法官在该案判决的附带意见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内地和香港之间不能有一个相互承认执行仲裁裁决的简单机制”。
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在深圳正式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 《安排》对两地法院如何受理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具体事项，作了详细的规定，容许超过100家具备有有关经验的内地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 ，其主要内容包括：
1、香港法院同意执行内地仲裁机构（名单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提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内地法院同意执行在香港按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作出的裁决。
2、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有关法院申请执行。有关法院，在内地指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指高等法院。
3、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地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申请人不能同时分别向两地有关法院提出申请。只有一地法院执行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可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执行。两地法院先后执行的总额，不得超过裁决数额。
4、申请人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内地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应提交执行申请书、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等文书。
5、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在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决不予执行：
（1）仲裁协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属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形；或者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者未指明以何种法律为准时，依仲裁裁决地的法律是无效的；
（2）被通知人未接到指派仲裁员的适当的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
（3）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交付仲裁的标的或者不在仲裁协议条款之内，或者裁决载有关于仲裁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的（但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
（4）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
（5）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已经仲裁地的法院或者按仲裁地的法律撤消或者停止执行的。
此外，如有关法院认定依据执行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裁决解决的，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如内地法院决定在内地执行该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特区法院决定在特区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特区的公共政策，也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6、1997年7月1日以后申请执行内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按照本安排执行。1997年7月1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因故未能向本地法院申请执行的，如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可以在本安排生效后6个月内提出；如申请人为自然人，可以在1年内提出。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内地法院在1997年7月1日至本安排生效之日拒绝受理或者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应当允许当事人重新申请。
五、结语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3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不少税务执法人员不依照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税务行政裁量权,他们只顾着谋求私利,利用税务行政裁量权的弹性空间,,使得税收执法行为违背了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宗旨。执法人员违背平等对待原则,往往会出现对相似事实、情节做出不一致的处理结果,造成不平等对待和权力的滥用。另外,执法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根据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行政主体应及时行使权力,履行法定义务和职责但是在实践中,出于某种不纯动机或者其他因素影响,行政主体故意刁难,拖延时间或者办事推诿拖拉,虽然在法定期限内最终履行了法定职责,但是这种行为也是对行政裁量权的滥用。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裁量权空间过大,引“对偷税得行为”来说,我国税务机关依照法律可以处置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然而其处罚上下限差值就有10倍之多。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来讲,税务机关在依法要求在截止期的修改的时候,也应该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其处罚上下限就有五万元的裁量范围。行政裁量空间的过大,让税务机关在实施权力时取舍余地偏大。现实上,税务处罚行政裁量权的监督控制力度仍不强,许多处罚案件没有给予恰当的监督控制。因而导致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被作为自由行使的裁量权力。经济活动的丰富多变以及税收行政管理的特性,也无形地影响了外部监督的实行。况且,不管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它们的监督重点大多是集中在税务行政处罚的合法决定上,在合理性问题的监督控制上缺少政策支持以及法律依据。国家政府应该加强对税务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实现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现实意义。
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的建议
增强内外监督控制,改善税务执法环境。在良好的执法环境下实施自由裁量权对税务执法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税法,加大税法宣传的力度,让人们认识到税务行政处罚管理活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推进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在群众中的亲和力,然后,要宣传地方政府领导的税法意识,减少对税务行政处罚活动的外部干预。税务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会导致违法行为,这就带来了对税务裁量管理权进行规范的必要性。一方面,要增强税务机关内部的制约监督机制,大力推行执法各项责任制,实行税收执法检测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另一方面,要增强纳税人对执法活动的管理监督控制,通过舆论监督,不断纠正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不恰当处罚行为,并且确保税务执法人员能依法行使税务行政裁量权,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效率,增强税务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为确保执法人员能合理、公平、公正地处理行政处罚案件,有必要对税务执法人员进行以下培训:首先是职业道德培训,提高其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使其认识到行政处罚不仅要追求行政效益,还要兼顾社会公平正义;其次是关于职业角色的培训,是税务执法人员明确自己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法律的解释者;最后相关知识以及技术的培训,是税务执法人员详细了解行政裁量权以及行政裁量权的适用情况,行使行政裁量权应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加强制度建设,保证行政裁量权的合理性。为确保税务执法人员依法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必须加强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第一,要完善告知制度。执法人员必须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将做出裁量决定的理由、依据、事实告知当事人;第二,完善陈述申辩及听证制度。税务执法人员应积极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并适当采纳行政管理相对人提出的有法律依据的事实、理由、证据,同时完善并规范听证相关程序;第三,建立重大执法事项合议制度。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中涉及重大裁量事项的,税务执法人员应进行合议,共同商讨决定,明确决策方式、工作职责等内容。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4
为严格执法程序，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保证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运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意见的通知》（**政办〔20**〕33号）精神，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10号），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工作制度为内容，按照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和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从源头上防止滥用和乱用行政处罚裁量权，促进行政权力规范运行，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二、目标要求
行政执法活动公正透明，主动接受同级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群众的监督。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符合法律目的，行政处罚行为符合过罚相当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行政处罚程序公开透明，保证法律、法规、规章全面正确实施。进一步提高广大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实现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实施范围
市级具有行政执法职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包括法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依法受委托组织），均应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政〔20**〕57号）及本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
四、主要任务和工作步骤
（一）梳理行政执法依据，编制目录（20**年6月底前完成》
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在20**年梳理行政执法依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确定本单位行政处罚裁量事项，将现行有效的行政处罚依据（包括颁布机关、违法行为、处罚种类和标准、幅度等）编制成目录，报市政府法制办。
（二）制定本部门具体实施方案（20**年7月15日前完成）
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政〔20**〕57号）及本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本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三）制定具体裁量标准（20**年7月底前完成）
1.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要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行为和处罚措施三个方面。
2.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按照过罚相当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裁量权的运用范围、行使条件、裁量幅度等，进行合理细化分解，并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等因素，结合本单位行政执法具体情况，将违法行为分别划分等次，涉及情况较为简单的划分为轻微、较重、严重三个等级；涉及情况复杂的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特别严重四个等级；必要时可划分为轻微、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五个等级，制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具体适用标准。
3.各行政执法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要于20**年7月底前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审核；审核通过后，于20**年7月底前在本单位网站上，同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
（四）完善行政处罚程序和制度（20**年8月15日前完成）
为保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行政执法部门要从完善行政处罚程序和加强行政执法制度建设入手，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实施。
1.完善行政处罚程序。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制定本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调查、检查、听证、审核、批准等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确保行政执法活动依法进行。
2.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审核制度。除简易程序外，执法人员调查终结，应将调查结果和处罚建议报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经部门负责人审查决定或集体讨论决定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建立说明理由和告知制度。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种类、罚款数额。书面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的权利以及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新晨
4.建立听证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5.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公开制度。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本部门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目录以及执法范围、执法程序、执法权限、处罚种类、幅度和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实施情况,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本单位网站、政务公开栏、新闻媒体等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裁量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应当允许社会公众查阅。
逐步建立执法检查制度。各行政执法部门要结合本部门执法工作实际，建立并逐步完善执法检查制度。围绕每个阶段的执法工作重点，对突出的或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活动。
五、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
（一）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作为本单位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目标考核范围。要把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与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10号）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结合，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相结合，认真抓好这项工作，确保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取得实效。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5
县物价局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实施方案
为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促进公开、公平、公正、合理行使行政处罚权，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防腐败体系，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经研究决定在我局全面推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以制定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建立和完善行政处罚工作制度为内容，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从源头上防止滥用和乱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促进行政处罚权规范运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组织领导
成立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长副组长，成员：。
三、工作目标
规范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细化、统一处罚裁量标准，实现价格行政处罚工作的规范化，为我县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四、实施原则
规范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合法原则。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进行。
（二）合理原则。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不得过罚失当；在同一案件中，不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应给予同等或基本同等的行政处罚，不得区别对待；在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相同或相似的，行政处罚应当前后一致或基本一致，不得畸轻畸重；行使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符合法律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不得将行政处罚权力与本部门利益挂钩，或者把加大罚款额度、增加收入作为执法的目的。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应当立足于教育，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坚持教育为先的理念，不应简单给予行政处罚。依法能够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原则上不予处罚；应当轻罚的，不得重罚。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四）公开原则。应当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投诉电话等。实施行政处罚时，除依法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陈述权、申辩权、救济途径外，还应当就从轻、减轻、从重等自由裁量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说明。
五、工作任务
通过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排除不相关因素对自由裁量权的干扰，杜绝违法裁量、随意裁量、滥用自由裁量的现象，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
（一）确定价格行政执法自由裁量的范围。要在前两年组织开展的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依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梳理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事项，明确现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依据（行政处罚依据包括颁布机关、行为实施机关以及处罚的违法行为、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强制措施、处罚种类、处罚标准及幅度等），确定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事项，并编制目录。
（二）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条件。按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并结合实际，对行使行政处罚涉及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范围、行使条件、裁决幅度、实施种类以及时限予以合理的细化和分解，制定出更加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让价格执法裁量准确明了，一目了然。
（三）划定行政自由裁量的权限。要按照规定的权限和划定的区域开展价格执法，案件的审理和决定按照《县物价局价格违法案件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公开行政自由裁量的要素。通过宣传栏、价格网等形式向社会公开细化后的自由裁量标准；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向当事人说明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具体理由，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采纳合理要求，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必须载明给予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六、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强化监督。这次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分局、队、中心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按照本《实施方案》和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2、精心组织，确保质量。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梳理自由裁量项目，制定指导性标准，上报、编印相关材料。要严格按照审查公布后的标准规范执行，确保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取得实效。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6
一、案情介绍
本案申请人SGS(SociétéGénéraledeSurveillanceS.a.)是一家瑞士公司,被申请人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94年9月29日,巴基斯坦和SGS签署了一份“装船前检验协议”(pre-shipmentinspectionagreement,简称“pSi协议”),由SGS公司对从某些国家出口到巴基斯坦的货物提供“装船前检验服务”,具体包括:实际的鉴别货物;在装船前查验其计税价格;向巴当局就进口货物提供适当的关税分类及税率等建议,SGS可以在巴境内开设信息互享类的办事处(liaisonoffices)。巴政府则负责保证SGS获得必要的移民和工作权利待遇,根据SGS提供服务开具的发票支付价款等。
pSi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其中第10.6条规定了巴政府有权在首次评估SGS工作后提前3个月通知SGS终止此协议。协议第11条规定了争端解决条款:“任何由本协议引发或有关本协议的争端、矛盾或主张,或协议的违反、终止和无效应尽快由双方诚意解决,无法解决的应依巴基斯坦现行仲裁法在巴境内解决。……”
1996年12月12日,巴政府通知SGS公司pSi协议将于1997年3月11日终止,由此遭到了SGS的强烈抗议,认为巴政府终止协议的行为是无效的(notvalid)、非法的(unlawful),并于1998年1月12日向瑞士日内瓦地方法院,要求认定巴政府终止协议的行为违法,赔偿SGS公司遭受的一切利润、费用,包括名誉权在内的损失,但被日内瓦地方法院驳回,SGS不服上诉,日内瓦上诉法院和瑞士联邦法院审理后都认为合同双方的争议应当依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解决,瑞士法院不应管辖,瑞士的司法途径于2000年11月23日以SGS败诉告终。
在瑞士联邦法院下达终审判决前,2000年9月11日,巴基斯坦政府依据pSi协议的仲裁条款在巴基斯坦提起了仲裁程序(简称pSi仲裁)。2001年4月7日,SGS向pSi仲裁提出抗辩,同时反请求巴基斯坦政府违反了pSi协议。pSi仲裁尚在进行中,2001年10月12日,SGS公司(申请人)向iCSiD中心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并通知了巴方,SGS提出:SGS与巴政府间的pSi协议应属于双方投资协议范畴,争议主要由巴政府不及时支付服务费并试图终止双方合同而引发的,巴方的行为违反了瑞士和巴基斯坦双边投资条约下巴政府对SGS的义务,也同时违反了pSi协议。需要说明的是:瑞士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Bit)(以下简称条约)是在SGS和巴政府的pSi协议之后于1996年5月才生效的,而在条约中两国约定的因投资引起的争端应提交iCSiD中心仲裁。此后,SGS提出中止pSi仲裁的申请,被驳回后上诉至巴基斯坦Lahore高等法院,再次被驳回后继续上诉,2002年7月3日,巴最高法院下达终审判决驳回SGS中止pSi仲裁的请求,并禁止SGS寻求或参与iCSiD仲裁的行为,不久即任命了独任仲裁员审理pSi仲裁。SGS向“中心”仲裁庭申请了临时保护措施(interimmeasuresofprotection),中心于是向pSi仲裁员建议中止其仲裁程序,以等待中心对本案管辖权的裁决,得到了pSi仲裁员认可。
二、争议的焦点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巴基斯坦反对中心拥有此争端的管辖权,基本理由在于:双方当事人在pSi协议中已经规定了有关协议的争端都依据现行巴仲裁法在巴境内仲裁解决,而且这一程序已经启动,实际上阻止了SGS再请求中心仲裁的可能性。
SGS强调:一旦双边条约生效,依据条约规定双方因投资发生的争议都可在任何时间提交中心仲裁庭;pSi仲裁必须让位于为解决一般投资争议事项的条约规定的仲裁,中心的管辖权不仅包括所有违反“条约”而提起的仲裁,也包括协议方违反pSi协议而提起的仲裁。
本案的实质性问题在于:投资协议先于双边投资条约的情况下,两者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不一致,且依投资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已经启动时,如何认定“中心”的管辖权?
三、iCSiD中心对本案管辖权的认定
(一)iCSiD公约的管辖权规定
《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1款规定“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而该争议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中心。”可见,“中心”管辖权的必备条件主要有三个:第一,争端性质适格:直接因投资而产生的法律争端;第二,争端当事人适格:争端当事人分别是《公约》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国民;第三,争端当事人书面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管辖。
就本案而言,满足第二个条件当事人适格不存在异议,而第一个条件要求的“投资”需要进一步分析认定,第三个条件的“书面同意”关键不在于“书面”而在于这一书面同意中心管辖与另一在先的协议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此书面同意中心管辖的效力。
(二)iCSiD中心对本案的管辖权认定
“中心”判决对本案的管辖权的认定分了十个问题:
1.申请人(SGS)是否在被申请人境内形成了“投资”?是否属于投资争议是中心受理案件的首要标准,也是解决管辖权及实体问题的前提。iCSiD公约没有给出具体的“投资”定义,《“中心”标准条款》指出,《公约》没有给“投资”作定义,是有意的省略,因为私人与外国政府实体之间交易的多样性,使得任何定义都无法将之全部包括。并建议,为了消除任何用语的含糊不清,当事人可在有关文件中明确声明依《公约》之目的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某项特定交易构成一项投资。考察瑞巴双边条约可知,“投资”可被定义为包括每种资产(everykindofasset),包括(1)对货币报酬的主张(claimstomoney)或对经济活动的主张(claimstoperformancehavingeconomicvalue),以及(2)政府特许协议(concessionsunderpubliclaw),包括为勘探、开发或开采自然资源及其他所有依法或依法订立合同或经当局认可而获得的权利。由此中心认为,一国海关权利属于国家内容,SGS为巴政府提供的海关检验及关税服务属于政府特许协议范畴;SGS在巴境内设立办事处、履行合同规定的行为而享有向巴政府主张货币报酬的权利,此两项已经实质性的构成了条约规定的投资,属于中心管辖的投资
范畴。
2.在中心确定管辖权阶段,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的效力如何?
被申请人要求中心仲裁庭适度谨慎地审查,决定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可定性为因违反条约而引起,因为被申请人主张争议只是因违反pSi协议而引起,不符合中心管辖要求下需违反条约的要求,中心不应受理。仲裁庭则认为,在决定管辖权阶段,仲裁庭只对申请人的申请做有限的表面审查,不适宜涉及具体事项,而经过表面审查认为,争端已满足了违反条约的规定,仲裁庭可以受理。
3.中心仲裁庭有权裁定申请人的条约争端吗?即对因违反双边投资条约引起的争端管辖权问题。对此,仲裁庭详着重指出: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仲裁庭是有权裁决违反条约而引发的争端,还是有权裁决违反pSi协议引发的争端,或是对两类争端都有管辖权?仲裁庭具体分析了国家违反条约和违反合同所引起的不同后果,因为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协议,而pSi只是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协议。依据一般国际法原理即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性质不影响国内法下同样行为的合法性,两种争端的解决应采用不同的法律途径,对于条约争端应适用国际法,依照条约冲突解决;对于特许协议应适用适当的合同法,依据协议规定或者国内法解决。
本案的复杂之处在于,争端双方将各自类似的请求分别提交了不同的仲裁机构仲裁,两个仲裁同时存在(中心仲裁和pSi仲裁)。但仲裁庭也认为,争议的实质性基础在于依争议双方行为判定的具有独立标准的条约,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以合同订立的排他性的管辖权条款不能阻碍条约管辖权标准的适用。依据条约第9条(2),当事人只有一种选择程序,也就是依据iCSiD公约组成仲裁庭,而没有指出任何国内法院管辖的优先程序,从而投资人条约争端只能选择中心仲裁,其他仲裁庭也不应有与中心仲裁分享管辖权的权力。
4.仲裁庭有权裁定申请人的合同争议吗?即违反pSi协议的争议。
巴基斯坦认为中心无权就其与SGS的pSi协议争端行使管辖权,而SGS则认为根据双边条约第11条,违反pSi协议可以上升到违反条约而产生争端,中心不仅有权对条约引起的争议而且对巴方违反pSi协议引起的争端也有管辖权。仲裁庭不认为SGS的合同争议可以上升到条约争议,仲裁庭必须要解决的是对于纯粹合同下的争端有无管辖权,双方以合同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依合同订立后才生效的条约争端解决方式被提起时效力如何?在先的pSi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在某些或所有争端领域都优先于条约,还是相反?仲裁庭认为,违反条约引发的争端和完全因违反pSi协议引发的争端都能被称为条约第9条所规定的“投资争议”,但该规定仅是对争端事实的描述,不关涉争端的法律基础或是争端提起的诉因,也就是仅依字面意思不能反映出该条包括协议双方的条约争端和纯粹的合同争端,也不能反映出第9条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的排除了iCSiD的管辖。因而,对于符合双边条约有关投资的争端,仲裁庭是有管辖权的,但是仲裁庭对于纯粹因pSi协议引起的争议没有管辖权。
5.条约第11条能把纯粹的合同争端上升为条约争端么?
条约第11条要求:“合同任何一方应当保证遵守其对于合同另一方的承诺”。,申请人的律师将此条款定性成“镜面效果条款”(mirroreffectclause),依据国内法投资东道国违反合同的行为可以立即上升到违反国际条约的层面。但仲裁庭认为,并不存在有说服力的证据接受申请人的这一主张,即条约第11条可以授权投资者一方在存在有效的争端解决条款时,将依合同与他方纯粹的合同争端提升到双边投资条约的国际条约法层面来解决,并由此向本仲裁庭申请裁决。
6.申请人在瑞士的诉讼和pSi仲裁行为是不是构成了“禁止反悔”(estopple)原则?
被申请人着重强调反对中心仲裁的一个理由是SGS对pSi协议争端已经在瑞士诉讼并在巴基斯坦仲裁了,其不能再向中心提起仲裁,否则违反了“禁止反悔”原则。SGS辩称,不论其先前适用了什么程序,都有权依据双边投资条约向中心申请仲裁。仲裁庭则认为,瑞士和巴基斯坦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并没有包括排他性条款,“一旦投资者将争端诉诸合同方的法院或是提交国际仲裁,这一选择将终止其他程序进行”或是“申请方必须放弃其根据任何一方法律所开始或继续的在行政机关或法院的,或是其他争端解决的程序”
由此,仲裁庭认为不能随意认定瑞巴双边条约规定排除了申请人对合同争端所寻求的先于条约权利的救济,并且就公约的一般目的而言,仲裁庭不认为存在依据还未实际在其他司法机构审理的条约争端会构成所谓默示的“禁止反悔”。
7.申请人在瑞士的法律诉讼程序和接受pSi仲裁的行为是否相当于放弃了其双边投资条约下的权利?巴基斯坦政府指出,SGS在瑞士依据协议提起了诉讼,而且对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巴境内申请的仲裁进行了抗辩,同时提出了反请求。巴方认为,SGS是把合同争端“伪装”(dressup)成了条约争议,其已相当于放弃了根据条约向中心请求仲裁的权利。仲裁庭不同意巴方的意见,认为双边投资条约中并没有包括这样的条款要求潜在的申请人为了提起iCSiD中心仲裁而禁止向其他机构提起损害赔偿,而SGS在瑞士诉讼和pSi仲裁都未明确是因巴方违反了双边投资条约而进行的,所以其应仍有权向中心提出申请。
8.“未决诉讼”(doctrineofLispendens)原则是否排除了申请人寻求中心仲裁的权利?
这涉及到是否发生了诸如平行管辖权(concurrentjurisdiction)的问题。巴基斯坦抗辩称,在巴境内进行的pSi仲裁正在审理中尚未审结,依据“未决诉讼”原则,中心应驳回SGS的申请。但是仲裁庭指出,由于两者的诉因是不同的,“未决诉讼”原则并不适用本案,由此并不能排除中心对SGS因违反条约提起的仲裁申请。
9.双边条约第9条要求的协商期限效力如何?
瑞巴双边投资条约第9条规定双方因投资发生争端必须进行协商……在12月中协商不成,且投资者同意后则可以提交iCSiD仲裁。据此,巴方认为,SGS同意提交iCSiD仲裁后仅两天就提起了仲裁申请,违反了条约第9条。仲裁庭表示,一般的倾向是协商期限性质上应视为指南性的(directory)和程序性(procedural)的,而不是强制的(mandatory)和关涉管辖权的(jurisdictional),因此12个月的协商期的要求不能看作是授予管辖权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在巴方提出终止pSi协议后至SGS依据条约向中心提起书面申请仲裁的相当长时间里,任何一方都没有显示出对争端进行协商谈判的迹象,如果在中心受理前还要求经过12个月的协商期,从成本-效益角度看也是不适当的。
10.中心仲裁庭是否应当撤销或中止仲裁程序,以等待合同争端的解决?
要求中心撤销或中止仲裁是巴方的强烈主张,其认为,SGS提起的所有条约请求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巴基斯坦违反了pSi协议10.4和10.6,而巴境内的pSi仲裁正在解决这一前提是否满足,因而中心仲裁必须撤销或中止。中心仲裁庭否认了这一主张,指出仲裁庭对条约争端有当然的管辖权,而且这一权力的行使不依赖于pSi协议仲裁员的裁决。
四、就本案看中心管辖权认定
(一)“投资”认定的多样化
当今国际投资日益频繁且形式多样,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签订特许协议越来越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内容。本案中巴基斯坦政府将其海关业务,包括对货物的检验、分类、海关税率的制定和税费征收等一系列国家范围内的事务都授予了一家瑞士公司,这家瑞士公司只在巴境内的港口以及常有货物运往巴基斯坦的他国港口设立规模很小的办事处,即可从事此项业务。这和一般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的不同,与勘探开发他国自然资源的特许协议也不同,其更侧重的为提高巴基斯坦海关业务水平和海关收入而提供服务,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将其归入服务贸易领域的商业存在并无不妥,由此,中心仲裁管辖权所认定的“投资”有从传统外国直接投资逐渐与国际服务贸易一些领域融合的趋势。
(二)中心受理因国家双边条约引发的争端所提起的申请,而对纯粹的外国私人和东道国的投资协议不予管辖,除非投资协议中写明了提交中心仲裁。中心是依《华盛顿公约》这项国际条约而建立的在国际法层面解决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争端的机构,公约的适用主体是国家,私人投资者之所以能在中心提起对他国的仲裁,也是因为投资者本国是公约缔约国,接受了公约约束,并将国际法上的权利授予了本国的私人投资者。受此限制,中心只对因国家间双边投资条约引起的争端行使管辖权,而对私人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协议不予管辖,后者应属于国内法调整范围。
中心还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即认可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协议可授予中心对投资争端的管辖权。但笔者认为,这有中心有意扩大管辖范围之嫌,能不能用国内法上的合同条款排除理应适用的国内法,也就是根据国内法才有合法性基础的商业合同却要寻求国际法层面的救济途径?当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实力之强富可敌国,其在与发展中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谈判时谈判能力甚至在东道国之上,如果中心认可外国私人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协议可以特别规定进行中心仲裁,将会鼓励和纵容这些实力强大的私人企业迫使东道国接受中心管辖,造成不公平的结果。
(三)投资协议一方依据投资协议而启动的救济程序,不论是否结束或是正在进行,都不影响其中一方就相关的投资争端依据双边条约向中心提起仲裁。对此,中心严格认定当事人之间争端提起的根据,由于一般性地排除了依据投资协议向中心提起仲裁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投资一方根据两国的双边条约向中心申请仲裁,中心都可以受理,不论这一申请主张是否与其他依据投资协议所进行的司法或仲裁程序重叠。
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明确的,如何实际认定则是困难的,此案中,SGS和巴基斯坦政府约定在巴境内仲裁的投资协议早于瑞士和巴基斯坦约定中心仲裁的双边投资条约,可以说SGS在瑞士、巴基斯坦和中心或申请仲裁的理由几乎都是依据投资协议提出的,可以理解的是,两国投资条约只会也只能就两国的投资事项作原则性规定,而只有在双方的投资协议中才具体详细的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中心在处理对本案管辖权的时候可以自由裁量认为,瑞士和巴基斯坦的诉讼和仲裁只是依据投资协议进行的,而中心是依据投资条约而受理的申请,尽管后者中SGS的主张和巴方抗辩以及中心审查的事实几乎是一样的。笔者认为,这种仅从理论对管辖权基础的判断在实践中似乎有些牵强而不顾客观事实,特别在本案中,瑞士的三级法院都毫不犹豫的认定争端应依据pSi协议在巴基斯坦仲裁解决,而巴基斯坦的仲裁程序已经启动,且SGS也向巴基斯坦的上诉法院和最高院上诉充分表达了意见,SGS理应接受pSi协议下仲裁程序,但其为了避免pSi仲裁裁决对自己不利益,又以巴政府违反投资条约为由向中心申请仲裁,这必然会使pSi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落空,而让巴基斯坦政府同时卷入多场诉讼和仲裁纷争却无法实现理应采取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不公平的。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7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某市劳动局不是适格被告，对于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被告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属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据此，裁定驳回原告周凤美、肖学槐的起诉。原告周凤美、肖学槐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组织，其应当依法行使职权，但在本案中其却以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理劳动争议的授权，处理了民事人的资格问题，对原告周凤美、肖学槐作出了仲裁决定，侵犯了原告周凤美、肖学槐作为公民依据有关法律所享有的委托他人代为民事行为和接受他人委托代为民事行为的权利。该仲裁决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由法院经过司法审查来确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在审判程序上存在错误。二审法院遂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
?审判透析?
本案中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非仲裁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即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非仲裁行为是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劳动仲裁案件的仲裁程序中针对当事人劳动争议以外的事项所作出的行为。当事人对于这类非仲裁行为不服，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存在争议。理论界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这类非仲裁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其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这类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这类行为，无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仲裁裁决若在仲裁程序上存在错误，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时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就仲裁是否受司法审查的请示作过答复，明确了当事人对仲裁行为不服，不得提起行政诉讼。持这种意见的人笼统地认为，凡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行为都是法律意义上的仲裁行为，而没有注意或区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行为的法律依据、针对对象以及行为性质的不同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从行为主体的性质来看，依据仲裁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性质和仲裁委员会的性质相同，是社会团体法人，不是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持这种意见的人简单地照搬仲裁法对仲裁委员会性质的规定来认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性质，而没有注意劳动争议仲裁的特殊性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程序中所作出的非仲裁行为是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表明行政诉讼针对的是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其是否具有合法有效性，可分为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超越职权的行为、无权限的行为等）或者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主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从行为性质上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一个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所作出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超越授权，或者无权而却行使了有关的国家行政职权，处理了不属其管辖事项范围内的事项，作出了不是针对劳动争议本身的非仲裁行为，该行为必然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也必然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这类非仲裁行为已经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对于这类行为应该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
从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的“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组织，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法律性文件的授权，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进行处理的行为。在我国，属于“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应指仲裁法和劳动法所规定的仲裁行为。仲裁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劳动争议的仲裁不适用仲裁法，而应适用劳动法。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24号《关于劳动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作出不予受理通知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规定：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精神，劳动争议案件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对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针对劳动争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行为以及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和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的情形，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而对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作出的不属于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即非仲裁行为，当事人不服如何寻求救济以及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程序中所作出的非仲裁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排除或者禁止的几种情况。若这类非仲裁行为产生了法律约束力，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另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行为，不论从依照法定授权行使职权的角度，还是从其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补贴的角度，以及从有权利就应给予救济的角度，都应当受法治原则的约束。其作出的不是针对劳动争议本身的非仲裁行为，应当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而是否依法办事，只有通过司法审查才能得出结论。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8
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即“先裁后审”制，劳动争议当事人须首先将争议提交劳动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仲裁裁决后，如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应在收到裁决书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未经仲裁而直接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收到仲裁裁决后，当事人未在十五日内的，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该裁决，否则对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十五日内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不受已完成的仲裁的影响。
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的差异：
1.性质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具有行政和司法双重特征。行政特征是指，仲裁机构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由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同级工会代表和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即机构组成具有"三方性"，同时在方针、政策、规章等方面接受劳动行政部门的领导；司法特征是指劳动争议仲裁具有一定的裁制权，仲裁机构所作出的裁决书在当事人未于法定期间内的情况下即产生法律强制执行力。劳动争议纠纷则是完全的司法性质，具有最终的司法裁判权。
2.依据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争议诉讼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事诉讼法》。
3.原则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的原则是：①先行调解原则；②少数服从多数原则；③及时原则。
劳动争议诉讼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4.程序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只有一审，仲裁裁决作出并送达后，仲裁程序即终结，如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不能向上一级仲裁机构再行申请，而只能向人民法院进入诉讼程序；劳动争议诉讼则有二审，诉讼一审结束后，如对一审的判决不服，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二审法院应对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5.审限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的审限为自立案起之日起60日，案情复杂需延期的，报批后可最长延期30日；劳动争议诉讼一审的审限为：普通程序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报院长批准可延长六个月；简易程序三个月，诉讼二审的审限为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可报批延长。
6.效力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的裁决作出后，如果当事人未在收到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则裁决发生法律效力，而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则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争议案件内法院从头另行全面独立审理。
7.收费不同
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的受理费虽然都是最终由败诉方承担，但收费标准不同。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费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比如上海为300元；而劳动争议诉讼受理费则有全国统一标准为：50元。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自2003年9月5日生效施行。司法解释公布后，本人在部分部门、法律网站上发表了《关于[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思考》专著后，不少咨询者通过电话、邮件、论坛发贴的等方式，对该司法解释的执行以及有关问题向本人提出了诸多问题，现将这些问题分类归纳，并将本人的多次解答、回复整理分次列出如下，以提供访问者、咨询者参考：
17、关于现行人事争议仲裁管理规定中有关复议的规定：
由于目前人事争议仲裁存在的种种因素与现状，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公布前进行的仲裁案例中，当事人（申诉人）对仲裁及仲裁中出现的裁决实体问题时及执行程序时的问题持有异议，便依据相关规定提出了复议申请，那么那些问题可以提出复议呢？
(1)、根据人事部·人发[1997]71号·［关于印发《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1997-08-08】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0日内向作出裁决的仲裁委员会申请复议：
（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违反法定程序的。
（二）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四）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受贿索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仲裁委员会经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处理。
复议期间，不影响裁决的执行。
注：1、《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目前是否还有效？是否适应当前的仲裁，不得而知。
2、不少地区省市人事争议仲裁规定均采纳了此条规定（如四川、江苏、西藏、北京*）。
(2)、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150号·四川省人事争议处理办法【2001-05-14】
四川省人事争议处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决定不予受理的，应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决定受理的，应当在7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
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0内向作出决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复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在10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注：此条江苏、北京、西藏的规定中均没有。
18、关于上述两种仲裁程序中“复议”的性质：
上述两种复议，从性质上讲，属于人事仲裁中的程序纠错程序。从法律上讲它不具有法律特征，因此不能由此起动任何法律程序。
从仲裁程序角度讲，前者实质上是对裁决违法的纠错，后者主要是对程序上的纠错。
19、能否对仲裁中的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这个问题，上面实质已涉及了。由于仲裁委不是政府行政机关，它做出的任何决定、裁决、通知均不具有行政性，因此不能对人事仲裁程序中的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由于条文中使用了“复议”一词，在法律程序中，一般只有行政方面才有的复议，因此，人们必然就会想到行政诉讼。从这个角度上讲，“复议”一词使用十分欠妥。《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办法》第25条没有使用“复议”，而使用了“复审”就解决了此问题。这点足以证明北京的立法者的高明与远见卓识。
20、目前人事争议仲裁规定在“制度”方面是否对存在严重法律缺陷：
回答是肯定的。本人认为，目前人事争议仲裁规定至少有三个方面存在明显的致命伤：
（1）、没有法律依据，且与我国现行仲裁法律制度不吻合。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司法解释后，仍未见修改或修正。
（2）、不属于国家立法范畴，而是条块利益、部门争夺权利的一种突出表现，这一点是致命。目前人事争议仲裁出现的种种“劣迹”是我国行政部门自行不依法而“立法”的必然恶果。
（3）、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各级人事行政机关，从部门规章“立法”上讲根本没有任何公平性与民主性。
我国目前的人事争议仲裁规定公布后，就连各类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认为“非常糟糕”，“根本没有公正与科学性”。
21、目前人事争议仲裁与当前国家推行的人事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
（1）、按理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规范行文件与政策文件均应为调整社会关系，重大举措、重大改革服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与保护、促进社会的发展，即我们常说的“保驾护航”。要做到这点，立法要具有广泛性、科学性、民主性的同时，还要充分体现与贯彻落实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政策。而目前的人事争议仲裁规定完全背离这一宗旨，它唯一体现了条块部门的强烈权利欲望。
（2）、这样的仲裁规定，非旦没有促进人事制度改革的可能，而显现出的是对人事争议当事人的伤害。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公正性，必然形成对人事争议当事人的伤害，进而是逆人事制度改革而动。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在司法解释颁布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或专家都会对其作说明，或者新闻媒界会关注与采访，而本次司法解释却悄然无息，可见存在着一些
22、目前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仲裁的比较：
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公布之前，人事争议仲裁实质上是人事部门内部人事部门处理人事争议纠纷的一种内部机制，大致相似于各行业内调解委员会这类闲置机构。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公布后，其性质被动的发生突变。司法解释的公布，无疑使原本没有任何法律特征的人事争议仲裁提升到了具有法律特征的地位，从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看，最高人民法院是希望采取与劳动争议仲裁同样的程序模式、法律架构来处理人事争议仲裁纠纷。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或说立法层的愿望是否能实现呢？理论上讲，我们不应有所怀疑，但由于人事争议仲裁规定本身不具有法律特征，其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没有打算与法律接轨，而现在靠司法解释来提升，提不起来的结局在所难免。
其次，人事行政部门仍是人事权利部门，在国家机构、对事业单位之间仍保护高度的、绝对的权利与直接利害关系。劳动争议仲裁虽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厅）内，但劳动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企业用工不需要劳动局批指标，发工资不批额度，因此这种行政机关与企业之间（被行政主体）不存在绝对、直接的利害关系，相反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能已突出表现为依法指导、监督、保证企业执行劳动法，因而其作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各方，它是处在中立的位置上，也能较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目前人事争议仲裁不可能做到这点。
参见：[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有关具体问题的思考（一）之10、什么是劳动争议处理模式：
23、在处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诉讼中适用《劳动法》是否适当，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行政决策层面上总是认为，“劳动者”是指工人，《劳动法》只是适用于解决工人与企业之间纠纷的，它不能适用于干部、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就其根本产生这样的观点的原因有三：(1)、国家近年推行公务员制度，在公务员的定位宣传上没有把握好，不但事业单位“套用”了公务员制度，就连党群机关工作人员也纳入了“公务员体制”。(2)、工人靠干活挣钱，病事假均没有收入，而公务员吃财政“皇粮”，事业单位全额或部分财政拨款，病事假不扣工资。(3)、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劳动部（厅、局）管工人、人事部（厅、局）管干部。因此他们认为在处理人事争议纠纷中只能适用国家政策规定，而不能适用《劳动法》
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劳动者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外的特殊群体。应当准确讲，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任何时候都是我国劳动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一条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其次，根据《劳动法》的上述规定，就是处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诉讼中适用《劳动法》的法律依据。加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处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诉讼中适用《劳动法》已是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公布后，仍有国家机关制定的聘用合同规定仍未适用《劳动法》。如2003年9月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环发[2003]154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属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暂行办法》第一条制订依据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第四十五条人事争议的调解和仲裁的依据是：“按照人事部《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人发[1997]71号）办理”。聘用与调解、仲裁均不依据《劳动法》。
这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透出两点值得注意的情况：(1)、各级人事部门仍持原观点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没有以依法办事的原则作指导；(2)、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缺少衔接性，很可能受到人事行政部门的“拒绝”。
24、《劳动合同》与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存在什么样的差别：
从实质上讲，两者没有什么差别，仅是名称有所区别罢了。透过各地人事聘用规定，都充分体现了一点，它们的条款、架构很多地方来源于《劳动合同》。在聘用与辞退、合同的签订与解除、违约责任与经济补偿、争议解决的基本原理与程序（加上司法解释）方面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人事部门不承认罢了。
25、《聘用合同》文本在适用《劳动法》方面应做那些补充条款：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参考补充条款：
一、聘用合同的法律适用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2、本合同的签订、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合同争议纠纷解决中凡各级政府现行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文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不符合的或冲突的一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配套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文件。
3、国家若对《聘用合同》法律适用颁布新法律的，适用新法律。
26、《聘用合同》条款在人事争议仲裁适用《劳动法》方面应做那些补充条款：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参考补充条款：
《聘用合同》的纠纷处理：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下列情形的本合同任何一方，均可向____________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依据法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法释[2003]13号的规定，乙方(注：如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等)与甲方之间因录用、调动、工资、辞职、辞退等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人事争议；
(2)、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人事争议仲裁的其他争议。
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依据《劳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的相关规定，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7、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判决是否能得以执行：
根据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2003年9月5日司法解释生效后，人事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调解书，当事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身不存在问题。而对于当前正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来讲，恐怕会出现很多出乎人们预料的问题，裁决下来但根本无法执行，又如何处理呢？。
【案例1一个事业单位】一科研事业单位在当前进行改制，对部份职工做“辞退处理”（相当于国营企业的“买断工龄”），但该单位却没有任何补偿。在改制过程中，政策上不允许利用“改制”辞退员工，应当说，要么发给补偿，要么留在新单位中作为股东。因此，这些被辞退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好申请到当地人事争议仲裁委，但当地仲裁委却维持了单位的辞退决定。现申诉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假设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判决事业单位向工作人员支付补偿，判决生效。此时如果该单位没有支付能力，法院又如何执行呢？
对于改制事业单位讲，必须在政策上、与财务上解决支付工作员补偿金的资金问题，这是改制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如果改制事业单位不能支付辞退员工的补偿金，就应当改制单位的主管行政机关或该级财政支付。否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就是一纸空文。
【案例2行业】在当前事业单位人事改革中，不少决策层准备将事业单位全部改制民营，由于事业单位目前尚未参加养老保险，民营后单位与员工均要参加社保养老，那么对于改制前的未参加社保问题如何解决。而社保局为支持该行业改革，同意每人缴纳10年的养老费即视为改革以前全部缴纳，每个员工需要补交社保养老费按最低缴费标准工资(即上年统筹地区职工年均工资的60%)计算，即为12415元。假设该行业有事业编制职工10万，共计补交：124,150万元，即需要补交12亿多社保养老费，如此巨资从何而来。
历年成都市职工平均年工资
年度
年平均
月平均
缴费工资60%
月缴费28.6%
年缴费28.6%
备注
1990
2205
184
--
--
--
1991
2428
202
--
--
--
1992
2837
236
--
--
--
1993
3222
269
161
46
553
1994
4860
405
243
70
834
1995
5638
470
282
81
968
1996
6233
519
311
89
1067
1997
6938
578
347
99
1191
1998
7420
618
371
106
1273
1999
8084
674
404
116
1387
2000
8925
744
446
128
1531
2001
10041
837
502
144
1723
2002
11005
917
550
157
1888
2003
--
--
--
--
--
十年合计
--
--
--
--
12415
假设事业单位与财政不支付，员工势必会提起诉讼，申请执行，此时法院又如何执行。
由此可见，对于人事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若干涉及事业单位员工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非常多，对于这些问题中涉及财政资金的问题执行难度实在太大。
28、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在人事厅（局）是否合适：
行政裁决的依据篇10
一、认识规范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的重要意义
规范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行政行为中出现腐败和不廉洁的现象，因此，要从行政行为的全过程来规范和限制自由裁量权。我局根据上冈镇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执法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化、量化，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从源头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杜绝人情案、关系案，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依法行政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综合执法局形象的提升。
二、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原则。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合理原则。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立法目的，充分考虑、全面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执法对象情况、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三）过罚相当原则。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当事人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四）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向社会公开裁量标准，向当事人告知裁量所基于的事实、理由、依据等内容；应当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公平、公正实施处罚，对事实、性质、情节、后果相同的情况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理。
（五）集体决策原则。一般问题科室会审，重大问题由局主要负责人主持会办，按照谁主持会办谁承担责任的要求，坚持集体讨论原则。
三、健全规范配套制度
（一）查处分离制度。将综合执法的调查、审核、决定、执行等职能进行相对分离，使执法权力分段行使，执法人员相互监督，建立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
（二）执法回避制度。执法人员与其所管理事项或者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平公正处理的，不得参与相关案件的调查和处理。
（三）执法公示制度。强化事前、事后公开，向社会主动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执法决定等信息。规范事中公示，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动表明身份，接受社会监督。
（四）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立案、调查、审查、决定、执行程序以及执法时间、地点、对象、事实、结果等做出详细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五）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以及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案件，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严格法制审核。
（六）案卷评查制度。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对综合执法局的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将案卷质量高低作为衡量执法水平的重要依据。
（七）执法统计制度。对本局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进行全面、及时、准确的统计，认真分析执法统计信息，加强对信息的分析处理，注重分析成果的应用。
（八）裁量判例制度。综合执法局可以针对常见的违法行为，确定一批自由裁量权尺度把握适当的典型案例，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参照。
四、制定裁量规则和基准的程序
（一）调查取证阶段。行政处罚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执法人员应当以裁量规则和基准为指导，全面调取有关违法行为和情节的证据；在提交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时，不仅要附有违法行为的定性证据，还应提供有关定量证据。使用移动执法平台的，应当与裁量系统相衔接，为执法人员现场全面收集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帮助。
（二）案件审查阶段。案件审查过程中，各执法中队负责人及法制科应当严格遵守裁量规则和使用裁量基准，对具体案件的处罚额度提出合理的裁量建议；经集体审议的案件也应当专门对案件的裁量情况进行审议，书面记录审议结果，并随案卷归档。
（三）事前告知和听证阶段。作出处罚前应当在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有关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时，一并告知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依据，及其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陈述申辩时对自由裁量适用提出异议的，应当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对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四）决定阶段。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适用依据和理由，以及对当事人关于裁量的陈述申辩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理由。
五、自由裁量的特殊情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1、两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被处罚3次（含3次）以上的；
2、在案件查处中对执法人员进行威胁、辱骂、殴打、恐吓或者打击报复的；
3、违法行为引起不良社会反响的；
4、其他具有从重情节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