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1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abstract：Curriculumdevelopmentisthekeytobuildingcourses.inthesocialtransition，laboreconomicscoursesshouldbethebuildingofthewesternlaboreconomicsthegeneralprinciplesofmarketeconomyandChina'sspecificpractice，focusoneconomicreality，basedonresearchissues，focusingonthedevelopmentofdisciplinesforstudentstounderstandtheeconomicdevelopmentLawsandthepracticeoflabormarketservices.
Keywords：curriculum；socialtransformation；economicdevelopmen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2
生产——劳动的关系及意义上看，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过程，实质上是劳功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的经济过程。对劳功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成为经济学家毕生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特有的劳功的社会性——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第234页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效应理论综述
一、引言
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上所述，中国服务业调整和变化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的理论支持、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的服务业才能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和真正意义的发展。目前，关于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加以梳理，深入透彻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发展服务业、提高有效就业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外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1.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最早提及由于不同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过的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克拉克（m.a.ColinClark）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结构变动趋势，解释了经济进步过程中就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存在的收入差异。该定理被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2.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认为，“工业化”过程并不表现为劳动力以向工业转移为主，相反，是以向服务业转移为主。具体的，他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对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进一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1）农业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2）工业的国民收入的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而工业就业的相对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业的就业相对比重在所有国家均呈上升趋势，但其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略逊与就业上升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统计学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工具，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加工、整理和分析，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相互联系进行计量和分析，最终发现经济规律。
3.富克斯服务经济理论
富克斯（VictorR.Fuchs）以统计学为研究工具，主要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详细地说明了从工业向服务经济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中服务业就业增长情况及其成因与影响。富克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增加大幅度高于工业和农业。富克斯通过他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后认为，就业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定量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在农业和工业部门比服务业快。富克斯还对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周期性比动的影响做了说明。他认为，在经济周期中，服务业的就业比工业稳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不稳定。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服务业中有相当比重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受就业影响相对小，从而使服务业就业相对稳定。
4.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钱纳里（H.B.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提出，如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的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结构变化就是“标准产业模式”。典型的就业模式反映出，在结构转变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较慢。而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即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基本特征是：在劳动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份额下降，工业所占份额变动缓慢，而服务业将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5.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刘易斯（a.Lewis）通过对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存在过剩人口，而有限的耕地和简单的生产技术限制了产量的继续增长，因此农业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被称为“零值劳动人口”。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零值劳动人口”的存在。在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有效地促进了二元结构逐步削减。
费景汉（H.Fei）和拉尼斯（G.Ranis）于1964年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他们的转移不会对农业总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第二阶段，部分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他们不仅使农业总产出水平下降，而且使其它未流出劳动力的人均报酬下降。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吸收，决定社会劳动力在工、农两部门间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竞争性的工资水平。不仅农业部门要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劳动力，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必然转化为商业化农业。
三、国内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与服务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角度进行，国内学者在国外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创新的方法和观点，在服务业的就业效应问题的研究上，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于我国高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特殊国情，使大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空间。赵农华（2002）、魏作磊（2004）、江小涓、李辉（2004）、蒲艳萍（2005）、张秀娥（2006）、严浩（2008）等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其中，宋湛（2005）认为，“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马利彪、高文博（2008）对服务业就业需求和服务业劳动力的供给进行预测，认为“吉林省服务业未来在拉动就业方面的潜力很大”。冯亦封（2012）提出，“浙江推进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增加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其中，生产业就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相对更为显著。”
2.拒绝盲目发展服务业，重新审视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李冠霖、任旺兵（2003）通过对比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国际标准模型理论，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已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空间有限。程大中（2003）在研究技术进步对我国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有效劳动增长率为负，即通过服务业增加就业的做法已影响到服务业本身的发展。程永宏（2005）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分析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至多只能吸收农业或工业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和就业新增人口，但不能降低失业率”。
3.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重视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来吸纳劳动力
赵建国（2000）、喻桂华、张春煜（2004）等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宋晓丽（2004）在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中得出结论，“在倚重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同时，第二产业也将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领域，尤其对多数进城农民，第二产业仍是他们就业的重要领域”。朱莹、蒋乃华（2006）对江苏省第三产业就业效应分析时指出，“协调发展三次产业，一方面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它的高附加值和高就业率的功能；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泡沫经济’现象”。
四、小结
本文阐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对服务业经济理论，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理论在理论方法上的演进过程，以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研究的创新成果。
保持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发展就是要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产业。因此近年来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传统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我国创新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方法上更好的理解服务业及其就业拉动效应，并最终运用到实际中，适应我国与世界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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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利彪，高文博.大力发展吉林省服务业以促进就业[J].经济纵横，2008，（3）：74-76.
[9]冯亦封.浙江服务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2012，（9）：56-57.
[10]李冠霖，任旺兵.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难度加大——从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演变轨迹及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J].财贸经济，2003，（10）：69-73.
[11]程大中.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技术进步[J].世界经济，2003，（7）：35-42.
[12]程永宏.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失业率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2）：46-56.
[13]宋晓丽.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4，（4）：105-107.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102-10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12BJY032）。
作者简介：陈光普，男，安徽舒城人，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①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2011年，中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达到44.2%①。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乡城人口流动的规模之大、增速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中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1]”。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2010年的3.23。那么，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的方向和强弱又是怎样的？这是本文选题的起因，也是本文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迁移理论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劳动力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刘易斯（Lewis）[2]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减少时，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想再从农业部门获得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其工资水平，导致农业部门的收入增加，进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从而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转变。托达罗（todaro）[3]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比均衡工资高很多，或者存在工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导致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别。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如蔡p等[4]、应瑞瑶等[5]、彭定S等[6]等人的研究结果。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同时扩大。如尹继东等[7]、Lin等[8]等人的研究结果。
然而，已有的研究很少使用分省面板数据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且较多地使用oLS回归估计分析，没有尝试用iV回归估计来分析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互为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在通过相应指标的计算来估算劳动力流动数据的前提下，尝试使用分省面板数据，在oLS回归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iV回归估计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五、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果虽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但是与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相比，劳动力流动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仍然很小，即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很小，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流动没有达到应有的、合理的规模，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采取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和促进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规模，进而发挥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一直是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一系列社会福利。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二）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
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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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p，王美艳.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学动态，2009（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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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均衡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素质的重要标志，作为直接就业载体的产业结构部门直接影响了就业分布、行业布局与就业结构变化，这实质上体现出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此外，大理州作为典型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发展状况更为特殊，也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立民族团结的重点地区。探究“十二五”期间产能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化关系，对大理州改善就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有着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众多学者对就业结构的研究甚广，其中最广泛接受的是配第-克拉克的定律。威廉・配第（1961）指出不同产业之间收入差别导致人口迁移。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04）继承了威廉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三大产业之间流动的规律，即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劳动力结构可能会与产业结构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将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非农部门，究其原因是不同产业之间收入差距引起的。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分析了大量的历史经济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后，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他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基础，收集许多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劳动力产业分布和国民收入两个角度研究产业变动规律，他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增长，农业部门对就业吸纳和贡献在整个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然而工业劳动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就业中的比重却是基本不变或只是略有上升；几乎在世界范围内，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所占比例都显著上升，但是服务业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贡献比例没有明显上升。
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二十七个变量进行了经济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得出“多国模式”结论：第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通常优先于就业结构，会出现就业结构演化和产业结构的演化的偏离，也就是就业结构转换滞后。
（二）国内研究综述
夏杰长（2000）运用国际结构偏离度进行横向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变动所引起的就业结构的改变，认为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偏离，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并详细分析了就业结构滞后的原因。
蔡p（2009）的《扩大就业――中国特色的反周期战略》中提出，认为产值结构和就业偏差的成因是：工业结构不合理。蔡p（2005）认为长期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就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互关系研究中，普遍认为我国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协调，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但是两者之间依然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结论
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城市不同，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以大理州为例，它地处云南中部偏西，杂居26个民族，是典型的西部边疆多民族山区地区。我们根据边疆民族地区自身特点，不可盲目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结合成功经验，提出如下几个建议：
（一）发展就业弹性高行业
具有高的就业弹性行业，能够有效吸收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为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创新创业，不妨面向就业弹性高的行业，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缓解了劳动力供需失衡的难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就业机会、拓展就业领域、优化行业布局、提高劳动力素质等系列问题，其必由之路是促进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
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促进整体区域脱贫。深入实施精准扶贫，要因乡制宜、因村因户施策，做到扶贫对象、扶贫项目、扶贫资金、扶贫措施精准。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强化脱贫的领导责任制度、保障制度和资金整合制度。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主体作用，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式。促进各民族之间交流合作，尊重各民族风俗文化和信仰，加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保护民族多样性。
（二）加强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
完善劳动力市场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劳动力市场上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供需失衡和歧视。完善劳动力市场可以修复调节机制，使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
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但是劳动者单枪匹马很难获得足够的信息，信息真实性也能以保证，这使市场上的信息服务变得尤为重要。供需信息更加完善的传播将会有效降低了摩擦性失业，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缓解劳动力过剩或用工缺难题，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上的优化配置。
（三）重视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现在社会对劳动力素质本身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构性失业正是劳动力素质与企业需求不对称、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的重要原因。因此，积极发展教育投资多元化，重视职业培训，提高文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四）拓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
社会分工是现代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法。企业利用分工的方式使生产向纵向发展，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劳动效率。因此，拓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经济总体水平，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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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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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7
论文摘要：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从狭义走向广义，就必须了解劳动价值的由来。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1 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
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论证了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正是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在剩余价值论基础上，进而创造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等等。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既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的矛盾。价值是商品的最大本质因素，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人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然而有的人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贷币居问，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两个问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问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则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提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提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和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2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
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脑力劳动和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3 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从狭义走向广义
3．1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
马克思当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石。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运行特点。而马克思预示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不复存在商品，货币的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劳动价值理论即要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话，那么，劳动价值理论出同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3．2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8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然而，《共产党宣言》只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结论，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留的理论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怎样具体发生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个问题只有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确切回答。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终目的”—在这之后，马克思真正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手稿，最后凝结成了《资本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试验场，马克思依托先行草创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经济运行的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非空想的科学理论。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9
1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研究急待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991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9580亿元，比上年增长7%；农业虽然部分地区遭到持大自然灾害，仍然夺得较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为8008亿元，比上年仍增长3%；工业增长较快，全年工业总产值为28225亿元，比去年增长14.2%/n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据统计，到1989年止，10年间创世界纪录216次，占建国以来创世界纪录总数的55%；获世界冠军361次，占建国以来冠军总数的92.2%。尤其是1990年我国成功的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又一次展示了我国人民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生机勃勃的形像。据统计，在亚运精神的鼓午下，1991年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共获奖牌182块，86名运动员获得93个世界冠军，是我国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一年；有25人、1队50次创31项世界纪录，349队64次创49项亚洲纪录，123人、30队212次创127项全国纪录。目前我国体育总体实力，已是连续3届亚运会蝉联金牌总数第一，成为亚洲体育强国；在23、24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数，分别居第4、第11名，已进入世界体育前10名的行列。总之，我国经济和体育运动的实践，呼唤着体育科学研究的深化，对杻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更需深化。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经济与体育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等方面，已作了一定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底为止，报刊已发表的有关体育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250余篇；有张岩、张尚权主编的两本体育经济学专著出版；一些体育院校已开设了体育经济学必修和选修课，并编写了一些教材和讲议。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填补了学科系列中的一个空白。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育运动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效能。
但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仍落后于我国经济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对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运行载体仍缺乏深入研究。为了促进、完善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对它的理论基础和运行载体必须进行认真研究。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性学科。它产生于80年代，是现代经济和体育交叉溶合发展的产物。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经济学科和体育学科交叉、渗透、溶合在一起的体育应用性科学。因此，它的理论基础，不能单一的以经济理论，或单一的体育学理论来理解，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学和体育学三个方面，来研究认识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2.1我们从事任何科学研究，总是要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观察、实验、分析、综合，并且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总结、概括、得出结论。要对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进行正确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完备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来充实自己，它是各门科学成果的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
2.2矛盾分析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具有核心意义的方法。它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分析体育经济活动的基本认识方法。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可见，只有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正确把握体育与经济，体育领域内经济活动与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辩证关系。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发展对体育起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体育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体育领域内经济(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组织使用和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保持整体性、统一性；体育领域内的经济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制约的，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在体育领域内的延伸。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大环境对体育经济关系的制约，就不可能理解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同样，离开了对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具体矛盾的分析，也不可能全面理解把握体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也就不能充分认识体育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3“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分析体育经济现象、经济过程，揭示体育经济本质、特点、规律的基本的认识论。马克思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的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的解释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决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的哲学理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从哲学的高度，从经济学的视角，总结探索我国体育领域中经济现象、经济过程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为发展体育事业服务。因此，必须根据4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理论，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逐步更新人们体育经济的观念，从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为基础
社会主义体f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学的分支科学。因此，它的研究必然涉猎反映现代经济体系的各学科的知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以及生产力经济学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是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反映体育部门经济问题的体育经济学，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主要理论是：
3.1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理论依据。进人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社会主义体育经济的视角出发，根据“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哲理，对于体育领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主义一般劳动过程的目的性、协作性、交换性、合理配置等多方面的客观要求，使我们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理论分析和研究的重点，应服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是一个可挖掘和丰富的宝库。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劳动是一个共同协作的大系统。能否协调有序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劳动价值的一般性质及其运行规律认识的完整程度；取决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育建设中的自觉程度。因此，我们必须从体育经济这个新视角，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体育经济中的表现形式，从体f劳动的特殊中抽象还原出劳动价值，并加以系统的提炼和展开分析。这种研究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原著，又要跳出原著本身研究重点的局限性。从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得到新的发掘，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育建设服务如体育劳动是什么性质的劳动？体育事业为什么成为第三产业？体育劳动能否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劳动产品能否成为商品等问题，都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引深出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3.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关于劳务生产理论的分析，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引深，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马克思认为，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服务）无关，而是同这种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有关。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以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分析的，而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分析的。”（4)从马克思上述分析中可见，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主要是从劳动从属于资本这一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的，是同生产的物质产品的规定性无关，与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也是无关的；只同这种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关，同是否生产出资本，是否生产剩余价值有关。理解这一点，对于划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主义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必须从一般生产过程、商品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三个层次上进行考察，做到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者统一。
根据马克思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对于体育事业是非生产性事业，体育工作者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的传统观念，应当重新认识和突破。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既有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也有以生活劳动服务形式存在的使用价值。因此，和社会主义生产本质相联系的生产劳动，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且在还包括非物质产品形式的各种劳务生产。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够创造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都应当属于生产或具有生产性的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育事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体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作用日趋明显。体育部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生产体育劳务的独立部门。体育劳务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增强人们体质，满足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体育劳务进人交换，也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具有了价值。这样，体育部门就整体来说，也就成了体育劳务的生产部门，体育部门的工作劳动，也就成了生产劳动，体育部门也就取得了体育产业的资格。
3.3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体育生产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仃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仃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它的经常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可见，生产的和消费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是相互制约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所以，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结合在一起，不但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才的有效方法。这充分肯定了体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体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生产，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产生密切的联系。因此，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看，体育机制必然最终转换为生产机制。
3.4研究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我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为研究范围。对体育经济的研究，要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体育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必须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体育目的和生产目的保持一致；体育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体育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纳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的轨道。体育经济要具有特殊的功能，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直接表现为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体育事业内部，竞技、训练、人材培养、输送选拔以及体育场、馆、池体育设施单位的经营管理，也必须坚持“三兼顾”利益原则特别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制度上，要充分注意到体育部门劳动的特点，和金牌与奖金挂钩的原则。
总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单单就体育领域中某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就事论是，是难以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的。因而也就难以从理论上指导体育经济的实践，难以从体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上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人们的观念就难以从体育事业是“单纯的消费型”“单纯的福利型”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4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必须以体育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
体育经济学的运行载体是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科学，具有体育学的属性。体育学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的学科。它主要研究体育现象、体育活动过程，揭示休育内部和外部的规律。所谓体育现象和体育过程，主要包括：竞技体育、身体锻炼、身体娱乐、狭义体育（指为增强体质，而进行的知识、技能、技术的传授道徳、意志品质的教育活动）等方面的体育现象和过程都是体育学研究之列。所谓体育内部规律，主要是指通过各种体育实践过程，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思想道德、意志品质教育的规律等。所谓外部规律，是指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行业、部门所起的作用和功能，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向篇10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