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保护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8:30:36

传统文化保护篇1

1.1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农村传统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载的主体是农民,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呈现明显的“中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日益减少,据2013年6月统计,秭归县摸底普查民间艺人1418人,其中省级非遗传承人11名,市级65人,县级386人,这些人中55岁以上的占到近8成,老龄化严重,传承形势十分严峻。秭归县也对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些保护,但由于忽略了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生产,传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对其渊源、缘由、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形而无神,存在而无价值,这更体现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感。

1.2一些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摒弃、批判

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及诉求、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状态。一段时期以来,农村传统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现代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后、野蛮而加以改造,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到摒弃、批判。改造否定农村传统文化、文化西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及时进行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将成为历史。

1.3一些历史见证、老街旧巷、文化象征等被遗弃

在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居民点村居整体效果而统一提供房屋构造图纸规范建筑,缺乏本土的传统建筑风格,使传统建筑文化遭到遗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历史见证、文化遗迹遭到破坏或拆损;在旧城改造中,重开发、轻保护,对老街旧巷、文化象征肆意改扩建,制造假古董,假文物,愚弄游客;在文化打造中追求眼前利益,将一些民俗活动脱离原有的发生情境和空间,强行植入、拆解。凡此种种,致使一些文化遗产被毁坏,被歪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1.4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因商品化而发生异化,失去了传统本色

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消费者对传统工艺的的消费往往情有独钟,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替代传统的生产、制作工艺,甚至违背原义,使传统工艺发生异化、丧失本色,失去了个性;一些传统工艺品因商品迅速化而趋同化,产品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最终失去了吸引力;传统工艺和加工技法因商品率低、缺乏现代气息、加工过程枯燥单调致后继无人。

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点措施

2.1政府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政府引导,基层负责制订相应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将传统文化保护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进行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力度,对各级在传统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提高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热情与积极性,使抢救、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和群众的共识。

2.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要从基础抓起

培养立志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在中小学增设农村传统文化兴趣班,将传统艺术、传统工艺、传统体育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充分发挥乡镇文体工作人员的作用,组建原生态艺术团、安排民俗风情聚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征集、整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展示,切不可为卖座而“标新立异”。

2.3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仅存的文化遗迹

对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传统建筑、传统工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确保有原汁原味的影像资料记录,地方文化产业机构必须从根本上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不能简单地以精华和糟粕进行扬弃,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的这些传统文化,符合现代社会正能量的可以进行保护和传承,相反的则可留下相应的图像、文字资料供后人研究、探讨。

2.4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传统文化保护篇2

(一)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秀水村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1.明清古民居建筑村落秀水村保存了以毛氏宗祠为主而组建的明清古建筑民居村落。古村落的石板街鹅卵石巷(现称古巷碎石路)古朴典雅,井然有序。民居房屋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砖碧瓦,古色古香。建筑设计在采光、防火、排水上精巧独到,房顶上装饰有蝴蝶形、葫芦形、人面形、鱼形、鸟形等各种饰物,是岭南一座不可多得的民居历史博物馆,具有展示明清村落历史文化、研究明清建筑艺术、学习传统教育模式等价值。2.宗祠、牌坊、碑刻、雕塑等千余年来,秀水村的毛氏先辈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依然激励、荫泽着秀水村毛氏后人,与时俱进,奋发图强,建功立业,报效家国。这些遗产主要有毛氏宗祠家祠四座,书院、私塾四所,戏台五个,还有状元楼、进士门楼等古建筑。详见表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秀水村为汉人,其周边多为瑶人,长期以来,汉、瑶文化融合,形成了秀水村具有汉瑶特色的节庆文化(如清明节、盘王节),崇文敬祖的毛氏家族祭祀文化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并传承至今,成为秀水村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表3所示。

秀水村的毛氏宗祠、民居、书院、私塾、店铺、古街、牌坊、戏台、古樟、古井等融为一体,很有岭南特色的聚族而居的耕读文化景观。现存的这些建筑携带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毛氏族人的思想意识、哲学理念、行为方式、审美法则和文化品味,不仅反映了毛氏先人在农耕社会背景下对土地使用的节制,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使得自然生态与农业生产处于和谐状态,也体现了毛氏族人崇文重教、相互帮助的传统美德,使得族人之间能团结合作,形成和谐稳定社会。秀水村的这种耕读文化对现代新农村规划建设和城镇社区文化建设都具有很好的学习和借鉴作用。

二、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目标

(一)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影响因子分析

1.“传统文化历史”影响因子秀水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了1300多年来秀水村民的人居生活、建筑水平、文化教育、商贸休闲、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08年秀水村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称号,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我国村级建制的村庄中“传统文化历史”影响因子较高,在广西影响因子极高、名列前茅。但古村落和古街区的房屋和建筑普通受损,改建扩建及周围新建房屋影响整体性保护,对“传统文化历史”影响因子造成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护良好的存续状态。2.“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因子根据文非遗发[2010]7号文件规定,秀水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耕读传家文化、生殖崇拜文化、祖先祭祀礼仪文化、汉瑶融合的节庆文化、崇林敬树的森林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因子一般。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和梳理,创造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品牌,将能进一步提高影响因子系统。3.“依存环境”影响因子秀水村山清水秀,有“秀水状元村”和“小桂林”之称。虽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1300多年,但仍保存了大量完好的明、清古村民居、文物,以状元楼为主线的人文景观栩栩如生,上至皇帝,下到知县赐封、贺赠匾额等文物是文化生态的名片,状元楼、进士堂、千年古巷、状元坪遗迹等是文化生态的古迹镜片。官帽山、秀峰山、贵妃泉、青龙潭和白虎潭和古樟树展示了原生态山水元素,并与积淀千年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生态人文景观。在明朝时期修建的秀水村如今是广西优秀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广西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时,也是广西37个重点建设旅游景区和广西旅游发展规划历史文化类12个重点开发建设项目之一。可见秀水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影响因子良好。希望今后更注重加强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水平。4.其它影响因子根据文非遗发[2010]7号文件,其它影响因子为“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与参与保护的自觉性较高”和“当地人民政府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保护措施有力”,由于此两项为软因子。需要材料支撑,本文不作分析。

(二)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目标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目标为:“一主线”、“两立足”、“三项保护和提高”,“三建成”、“两特点”、“国家名村”、“幸福镇”。即以文化生态建设为主线,立足于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紧密融合,立足于山水林田路生态综合治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梳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提高文化生态环保水平、提高文化生态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建成文化生态环境优良、文化生态文明发达、文化生态经济繁荣,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魅力和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部级幸福小镇。

三、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措施

(一)建立文化生态保护组织机构,加强对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领导

文化生态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系统工程,成立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管理区,加强对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领导。管理区直属县级文化生态保护领导小组管辖,领导小组由县、乡、村等各级主管领导组成。争取各级政府从法律制度、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大力支持,文化、建设、农业、林业和环保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积极做好文化生态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实施工作,共同做好生态文化保护工作。组建管理队伍和科研队伍,管理区是文化生态保护的专设部门,管理队伍主要由村干和村民组成。科研队伍人员可由聘请的乡村文化生态专家和技术干部、村外和本村的文化传承人组成。组织机构的设立将更有利提高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

(二)科学制定文化生态保护规划

依据文化生态保护目标,在认真调查、分析研究、统筹考虑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十大幸福小镇”示范性项目建设、广西37个重点建设旅游景区和广西旅游发展规划历史文化类12个重点开发建设项目之一制定或修订完善秀水村文化生态保护规划。规划注重山水林田路生态综合治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突出耕读文化、家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内涵。

(三)强化文化生态保护工作

一是构建由文化生态保护核心系统和文化生态保护开发系统组成的文化生态保护系统。文化生态核心系统包括石余自然山水风光区、八房民居古风探考区、水楼状元文化展示区、安福临江河滩生态休闲区及青龙湖、青龙山与秀峰山顶公园等景区。二是保护好秀水村文化生态系统环境,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三是确定文化生态保护核心管理区重点区域进行整体性保护。重点区域为古文物、古村落和古街区的所辖区域景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特别要保护古文物、古村落、古街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名木古树等,使其不受损害或侵害,并在良好的环境下保存或生长。科学规划的文化生态保护开发区以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基准下进行开发利用。四是立足于山水林田路生态综合治理,保护好山林、水源、土地等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生态平衡。五是保护和梳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六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选拨、资助、奖励和保护工作。七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传习所,注重珍贵实物资料和传承人代表性作品的征集,发挥基础设施在保护、传承、展示、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八是处理和协调好眼前与未来、局部与整体、保护与开发等关系,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工作

利用板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对文化生态保护进行宣传报道,广泛宣传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文化生态保护的意识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利用节庆日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和健康有益的民俗文化活动,努力营造文化生态保护的良好风气和有利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和教育培训

传统文化保护篇3

  【关键词】传统节日文化;大众休闲文化;公众性;公益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形成了汉民族所共有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文化形式,这是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

一、传统节日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1]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带有强烈民俗文化色彩、包涵伦理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独特歌舞形式、曲艺音乐特点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里不仅拥有共同的民间庆典习俗,同时还拥有是充分张扬地方个性、思想内容真挚纯洁、表现形式浪漫开放,形象鲜明的图腾和神仙崇拜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另外,从节日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文化,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祥和安逸;在传统节日中无一例外地张显出汉族文化的厚重,那就是天人和一、喜庆团圆、和谐共荣,因而形成了传统节日的共同习俗。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视角看休闲文化,还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山水文化,寄情于山水是汉民族旅游休闲的开始,千百年来,著名的山水名胜区从来都是人们真心向往的好地方,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有历代文人、雅士、高道、圣僧的碑刻、居室、观堂、寺院,成为人们观光览胜、谈古论今、缅怀先贤的好场所。再有,不同地域的名山、古镇、村落拥有不同的宗教(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民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娱乐节目,就是祈福、平安。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和欣赏的,因此,人们在休闲的时刻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浓浓的情谊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休闲文化的母体,其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传的。

二、大众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是人们在休闲活动过程中了解、鉴赏、体验得到的文化综合,是将人类的休闲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分析时所包涵的文化总和。马惠娣在谈到休闲时曾这样阐述;“从文化角度看休闲,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构建的生命状态的行为方式”。[3]所以我们说,休闲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文化化了的生活。因为休闲的具体内容都必须用文化来表达,包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沿革、名胜古迹、方志人物、宗教民俗、音乐艺术等。因此我们说,休闲作为一种文化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社会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文明的创造。是以个人的文化修养为背景,以探求和享受文化生活为目的,以获得现实生活中个人心理的满足、精神的愉悦、身体的康健为目标的生命活动过程,而不是“谋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休闲成为人拥有文化、学习文化、创造文化的象征。第一,休闲文化是指“人们在业余闲暇时间,经过充分自由选择和纯粹兴趣所致(超越一般功利目的,如钱、权等)用于自我享受、调整和发展的观念、态度、方法和手段的总和”。[2]而大众休闲文化正是人们在百忙之中、在节假日悠闲中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多方位、多层次的表现。大众休闲文化是某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象征,它直观地表现为人喜欢什么、欣赏什么,比如人们欣赏自然景观,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名山大川中的碑题石刻、佛寺道观,无一不显现孕育的文化。观看人文古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渊源,更能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凭吊历史文化的深邃,欣赏历史文化的多彩,所以休闲具有自然文化的象征。第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不同文化风格的展现,不同地域的建筑、乡情民风、戏曲歌舞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内容,是地域民俗文化艺术思想的展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当地的民俗、民风、民间艺术、文艺形式所吸引。所以,休闲具有民俗文化的象征。第三,选择什么形式的休闲项目、参与哪种内容的休闲活动也都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拥有文化的品位的外在表现,所以,休闲还带有文化品位的象征。

三、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是构建大众休闲文化的核心

保护传统节日文化和构建大众休闲文化是国家、地方政府、旅游、文化、宣传等部门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目前我国有114天的法定节假日,为人们进入休闲生活提供了时间条件,但就春节而言,国家是否考虑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条文中,增加春节前的放假天数,为那些不能在三十晚上赶回家过年的人建立起一个时间条件,因为春节是全世界华人共同关注的最重要的节庆活动,如果我们把春节过得有时间、有形式、有内容、有亲情,我们就不会在春节晚会的节目中听到我们的父母发出的“常回家看看”的感伤心声。第一,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各级地方政府要把本地区独有的自然风景名胜旅游区开发好、保护好。第二,要把地方性人文遗存维护好,要把老街区的牌楼、以及牌匾、楹联、幌子等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保存下来,把大众型休闲娱乐场所建设好。第三,要根除现代城市文化标识中的同化要素,城市广场、城市市标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切记不要把其他地区的自然景点、人造景观生搬硬套到(下转第64页)(上接第57页)本地区的休闲文化构成要件中来,同时,更不能挤占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空间,防止“假文化”的产生。第四,要把土生土长的地方民俗文化娱乐歌舞形式继承下来,休闲娱乐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要防止庸俗文化、黄色文化的侵染,在一些表演项目上要清除有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丑文化”的上演。第五,要建立起大众型、公益性休闲娱乐文化场所,以满足“工薪阶层”的需求,要紧防“强势集团”贵族式奢侈型消费思想的示范性影响,因为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只有大众的文化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比如在城市辖区,像高尔夫球场这样的绿地空间从土地使用的性质上讲,本应属“公共开放空间游憩业,是城市为市民及游客提供的带有一定社会福利性质及公益性质的自由活动空间及设施的集合”的范畴。[4]但是,这种城市辖区的绿地空间却没有对公众开放,这无疑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公共利益的侵占。所以,我们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必须建立起民族的传统节日休闲文化体系。要在传统文化保护和都市文化创新中为消费者嗜好的改变找到新型的服务方式,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建立节约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使人们在更多的节假日休闲中愉悦身心,尉籍人生。【参考文献】

[1]中央宣传部,等.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n].人民日报,2005-06-24.

[2]谢洪恩,等.论我国休闲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5,(6).

传统文化保护篇4

国家兴则园林盛。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颐和园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综合服务、文化发展、绿化美化等各工作蓬勃发展。从保护园林,发展到保护文化:从保存遗产,发展到用遗产为当代服务: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发展到过去、现在、未来水融,为当代中国描绘出了一条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清晰之路。

多年来,颐和园在景区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行业内外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公园、全国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创建文明行业示范点”等部级殊荣十余项、北京市级各类荣誉上百项,颐和园e_19益成为深受国内外游客关注的历史文化景区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

2012年,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工作全面提速,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十二五”承前启后之年各项工作也全面铺开,特别是“推动皇家园林建设”、“构建首都世界名园体系”、“北京中轴线申遗”等城市发展战略的提出,预示着北京公园事业跨越式发展时代的来临。

伴着时代的步伐,作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和首都重要的历史名园,颐和园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期,通过以“文化建园、科技兴园、依法管园”为导向,深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立足优势、突出特色,加强管理,强化服务,以”服务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传承北京历史名城文化,打造世界一流名园”为目标,努力构建世界名园体系,培育名园品牌。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的指导下,颐和园将以挖掘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促进文物古迹、古都风貌等的有效保护、延续和利用为己任,从全新视角对历史名园品牌及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行分析定位和前景展望,积极探索遗产保护、文化传承、文化产业以及历史名园品牌培育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并在智能化管理、标准化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努力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成文明向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示范引领力的一流名园,实现从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地的管理者向东方文明传播者的新跨越。

雍客华贵庄重颐和

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中国清代(1644—1911年)修建的,以万寿山、昆明湖及诸多宫苑建筑为主体的大型山水园林。它是中国悠久造园艺术的经典范例和现存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中国皇家园林。

颐和园以其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园林建筑风格,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式皇家园林”。

博物馆式的皇家园林

颐和园是中国几千年南北各地园林景观艺术融会贯通的集成大作,以卓越的规划和精美的建筑,完美诠释了古代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以及工艺造诣,显示了中国古代皇家宫廷对居住、游览、治国、修心等生活环境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颐和园以万寿山、昆明湖为基本框架,占地300.8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后山有宏丽的藏式佛教建筑四大部洲和耸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万寿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各式楼台亭阁,堪称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之集中展现。烟波浩淼的昆明湖中,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涵虚堂、藻鉴堂、治镜阁三座岛屿鼎足而立,寓意着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蜿蜓曲折的西堤犹如一条翠绿的飘带,萦带南北,横绝天汉,堤上六桥,婀娜多姿,形态互异。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酒幌临风,店肆熙攘,仿佛置身于二百多年前的皇家买卖街,谐趣园则曲水复廊,足谐其趣。在昆明湖湖畔,还有著名的石舫,惟妙惟肖的铜牛,赏春观景的知春亭等点景建筑。

园内花木欣欣向荣,各色花木圆季不断

古树名木是颐和园的植物特色,古树造景在布局上与园林建筑和山形水系相得益彰,将主体建筑烘托得巍峨壮美。园林树种以北方耐寒又寓意着”长寿永固”的松柏为主,大量引种各地有代表性的树木花卉。昆明湖堤岸桃柳成荫,昆明湖养殖荷花,庭院栽植四时花卉。从初春开始,园中的花木相继盛开,山野、庭院、湖面、桥头繁花似锦,香气袭人。每年的九月至十月,颐和园都举办以“颐和秋韵”为名的桂花展览,在东宫门、仁寿殿、东堤一线等重要景区摆放百年古桂与大型盆栽桂花组成的桂花花带。伴着习习秋风,桂花芬香随风飘逸,香溢满园。

圆万件园藏文物精美绝伦

作为清代皇家最钟爱的生活场所,颐和园内珍藏四万件文物藏品,有釉色鲜润的历代名窑瓷器,有雕镂精工的玉雕牙雕,有色彩斑斓的织锦,有珠宝、翡翠、珊瑚、玛瑙装饰的形形的宫廷陈设,还有沉香、紫檀、乌木、红木、花梨、金丝楠木等贵重木料制作的各式家具。

这些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文物不仅与建筑。园林相依存,丰满了整个园林体态,而且以其特定的皇家功能和珍贵的历史价值,也为颐和园所折射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光辉。

东方园林的杰出典范

颐和园代表了中国皇家园林最高造园艺术成就,是利用自然、人化自然的东方园林巨制的杰出范例,在世界造园史上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当今社会,颐和园作为调节城市生态的自然山水群落,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并成为体现古都风貌的重要标志和建设园林城市的响亮例证。1998年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给予高度评价:1.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的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2.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清漪风月绝世颐和

颐和园,其前身名为清漪园,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营建的最后一座皇家御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历时15年而成,是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处皇家胜地。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以庆祝母亲孝圣皇太后六十大寿的名义,在瓮山圆静寺废址修建大型佛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为万寿山,为母亲祝寿祈福:同时仿汉武帝在长安开昆明池训练水军的史事,改西湖名为昆明湖。第二年,乾隆将这座以水景取胜的园林命名为——清漪园。

清漪园的建筑物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宫殿、寺庙、庭院建筑群、园中园、单体点景建筑、长廊、戏楼、城关、农舍、街肆、亭桥等。乾、嘉、道、咸时期的清漪园,主要是作为皇帝政事之余散志澄怀,游览风光的别苑存在,园林中的主要活动是礼佛上香和祭祀龙神。皇帝们也在清漪园内举行过一些政治、军事活动。如乾隆曾在勤政殿接见并宴请过蒙古族厄鲁特部来使,在昆明湖中举行过水操演练:嘉庆曾在玉澜堂、谐趣园中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咸丰曾在园中接见过少数民族土司等。

咸丰十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包括清漪圆明园在内的京西“三山五园”皆遭焚掠,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畅春园、圆明园等皆成陈迹,但历史的机缘巧合,却使得二十年后清漪园在慈禧太后的手中重现灵光。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修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园名为颐和园,成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

颐和园基本恢复了清漪园的旧观,仅有少量的改动以及部分因财力不济未能恢复的区域,总占地300.8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大体分成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中心的生活区:由万寿山、昆明湖、后溪河组成的游览区。园中有点景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古建筑3000余间,面积近70000平方米,古树名木1600余株。其中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代表性建筑。

万寿山南麓体形平实,一条直冲云霄的中轴线上,是金黄色琉璃瓦顶的排云殿建筑群,这组金碧辉煌的建筑自湖岸边的云辉玉宇牌楼起,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终至山顶的智慧海,重廊复殿,层叠上升,气势磅礴。巍峨高耸的佛香阁八面三层,占据着六十米高的万寿山的制高点,踞山面湖,统领全园。沿万寿山南麓而建的长廊,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建筑中最长的游廊。长廊一线两侧零星分布着一个个大小院落,漫步其间,步移景换,浓丽富贵。

万寿山北麓,地势起伏,道路幽邃,松柏参天:水面时开时合,夹岸幽谷浓荫。山北坡有一组仿寺庙建造的四大部洲建筑群,层台耸翠,雄伟庄严。后溪河中游,是模拟江南水肆建造的买卖街,铺面房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水陆和驳岸港汉纵横,钱庄、当铺招幌临风,再现了一幅江南水乡清秀妩媚的风景画卷。

在昆明湖的西部,一条仿杭州西湖苏堤而建的西堤,将湖水分割为昆明湖和团城湖两块水域。远远望去,这条长堤与玉泉山、西山的借景环境融合在一起,使颐和园有限的空间大无边际。堤上六桥,形态互异、婀娜多姿。湖中还有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在湖畔岸边,还建有著名的石舫和赏春观景的知春亭等点景建筑。惟妙惟肖的镇水铜牛与湖对岸的“耕织图”建筑群遥相呼应。

晚清民国时期,内乱外患频仍,颐和园也日益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的关怀下,颐和园重新焕发光彩。颐和园管理处以继承和保护历史文化瑰宝为宗旨,逐渐恢复旧观,使颐和园成为首都展示中国灿烂历史文明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961年,颐和园成为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九十年代初进行了昆明湖240年历史上的首次清淤和为期三年的万寿山绿化整治:二十一世纪初颐和园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净化园内游览环境、进行周边环境规划整治、开展景区复建工程:先后复建了四大部洲、苏州街、景明楼、澹宁堂、耕织图等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新建了文昌院园林博物馆,使4万余件园藏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收回长期被占的清外务部公所,建成功能齐备的游客服务中心。2007年颐和园被评为全国5a级景区,多年来,颐和园在遗产保护、美化景观、文化挖掘、文物保护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保护和管理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使这块东方文化的瑰宝不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中国的颐和园,也是世界的颐和园,每年国内外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均在1000万以上人次,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并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随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进程的推进,北京国际旅游终极目的地的地位也会逐渐强化,以颐和园、天坛等为代表的北京历史名园将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获得越来越高的认知度,成功的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名园。

知名景点

昆明湖:

昆明湖是颐和园中最富魅力的一处风景,总面积达二百余公顷。粼粼的湖水,蜿蜓的堤式,错落的岛屿,以及隐现在湖畔风光中的各式建筑,组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绝色风景。

按照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理水方式,在湖内建有“南湖岛”“治镜阁岛”和“藻鉴堂岛”三个中心岛屿,并且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成西堤,还有十七孔桥、知春亭、等众多景观,被乾隆皇帝称誉为“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万寿山:

万寿山为燕山余脉,高58,59米。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藏式佛教建筑四大部洲和耸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各式楼台亭阁,堪称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之集中展现。

长廊:

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共二百七十三间,全长七百二十八米,枋梁上还绘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种彩画八千多幅,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精彩的廊中上乘之作。蜿蜓的长廊如同一条五彩的飘带,巧妙地连缀着湖山之间的轩、馆、楼、台、亭、阁、舫、榭,使它们和谐成为一体。

排云殿、佛香阁景区:

排云殿、佛香阁景区是颐和园内建筑布局最完整、建筑形式最丰富的中轴建筑群体,殿、阁、廊、亭、桥、坊、碑等建筑约两万平方米。从临水的云辉玉宇牌坊至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众香界、智慧海、层层升高,排列有序,气势巍峨,金碧辉煌,将园林、寺庙和宫殿融为一体。

清晏舫:

清晏舫原称石舫,是颐和园中著名的水上建筑,取“河清海晏”之意,命名为”清宴舫”。颐和园的清宴舫是中国古典园林舫类中体量最大、造型最美、建造最精的建筑,不仅优雅得体,又与周围园林环境相得益彰。

苏州街:

苏州街原称买卖街,乾隆时仿江南水乡而建,是专供清代帝后逛市游览的一条水街。街全长三百余米,以水当街,以岸作市,沿岸设有茶馆、酒楼、药房、钱庄、帽店、手饰铺、点心铺等六十多个铺面,集中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江南的商业文化氛围。

十七孔桥:

十七孔桥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园林中最大的桥梁建筑,如一道长虹横卧在昆明湖上并衔接着南湖岛和廓如亭。桥栏的两端有四只石雕的异兽,威猛雄健,当属清代石雕艺术品中的杰作。

德和园:

德和园戏台始建于1891年,与故宫的畅音阁和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德和园戏楼的建筑规格与历史内涵为三大戏楼之最,堪称中国古代戏楼之中登峰造极的存世代表。

园内的三层戏台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古戏台,其建筑设计精巧、气势宏伟,极富科学和艺术价值:清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谭鑫培等都曾在此为慈禧太后献艺,被誉为“京剧的摇篮”。

仁寿殿:

仁寿殿取自《论语》中“仁者寿”之意。这里是慈禧和光绪住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颐和园听政区的主体建筑。仁寿殿中陈设着许多珍贵的文物,都是清代帝后使用过的原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耕织图:

耕织图位于颐和园西北部,是一处以河湖、稻田、蚕桑等自然景观为主,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景区。因其蕴涵“男耕女织”的思想,而成为颐和园清漪园时期的一处匠心独运,天作人和的绝妙佳景。

听鹂馆:

听鹂馆原是乾隆为其母看戏所建,内有两层戏台,因古人常借黄鹂鸟的叫声比喻音乐的优美动听,故名之为“听鹂馆”。清末这里是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及其宠臣、嫔妃们看戏饮宴的重要场所。建国后,听鹂馆成为中国著名的宫廷菜系饭庄,先后接待过上百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听鹂馆饭庄的菜肴以“宫廷风味”为特点,以“寿膳房”的膳单为依据,沿用传统工艺,将各类膳食合理搭配,创造出既有古代风格又符合现代营养科学的菜点:种类丰富、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醇鲜可口、享誉中外。

传统文化保护篇5

首先,现有行政法规文件法律效力较低。目前,我国政府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等多项行政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法规保护上作以尝试,如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首次明确指出民族体育属于其保护范畴之内。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出: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显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是落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大多行政法规采用“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称谓,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其次,专项立法建设不容乐观。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2006年,国家民委、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专门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制定了针对性的要求。但是,从整体的目标指向和实施内容来看,《意见》重在强调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体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而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方面谈及较少,尚未从法制角度将其保护工作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最后,相关法律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法律条款基本属于上位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仅保护起着宏观指导作用,且都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法律条文中。而对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如具体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管理、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模式、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由于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导致无法有效的处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之,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立法不足,亟待相关机构在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其立法保护进程,制定具有强制性、专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立法难点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

在过去几年国内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权利”模式,即公权保护模式和私权保护模式,也称义务模式和权利模式。虽然上述两种立法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看似重合,但在立法性质和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1]。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私法更多是考虑特殊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利益。通过创设私权,从而激励相关人员和单位自觉、主动的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私权保护大多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立法立场,容易使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危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公法其实质就是行政保障,通过确认、研究、传承、振兴等公力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公法基本不涉及平等主体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归属和利用等问题,相对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不能唤醒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限的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保护各有侧重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局限和不足,因此,需要有机的结合两种法律模式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然而,两种法保护模式的引入和融合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主要依靠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也面临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和器械的创作主体并不是确定的。虽然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在不断的历史传承和区域转播中,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再创造,造成此项运动的个人主体特征却逐渐淡化、消失,成为本民族或族群共有的文化财产[3],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或区域的风格、智慧、情感或艺术造诣。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个人主体特征,造成其产权归属难以确定,谁来主张、行使和维护其权利便成为立法的难题之一。例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确定无疑地印有个人独创的痕迹,因而,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无法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和财产权规定作品的产权可被转让,而民族传统体育只可供他人使用,不得转让其经济权利,如若转让,将出现更替原有权利主体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范围难以划分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殊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在实施认定和保护范围上存在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问题,造成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具体表现为:(1)《文物保护法》的直接客体是有形的历史文物,而民族传统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作为其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非物质表现形式十分明显,即使其载体为物也不属于文物范畴,如弓箭、刀剑、棋子(盘)、龙舟等运动器械;(2)著作权保护的只是现实作品,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在强调民族传统体育中运动竞技、休闲游戏、药物配方、医疗技术和手段、艺术表演等行动表现形式的认定和保护。总体上,忽略了与之联系的民族心理、人文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无形文化形式的挖掘和整理;(3)目前,学界主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育状态[4]、内在功能、物质表现形式等进行分类,部分存在界定标准模糊和概念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气功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5],但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同样包括部分武术与气功内容。(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有专为民族传统体育单列的“传统体育和游艺”类,而在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其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在地方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的归类方式和称谓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保护的效力。

#p#分页标题#e#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否原创难以分辨

世界贸易组织(wto)构筑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是对文化产品权益实施的政策系统。但是上述协定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即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6]。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世代相传,不断加工、改造而得以传承至今的劳动成果,如健身技艺、制作工艺、民间传说和表演艺术等,其成果的原创性特征根本无从体现。因而,造成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近年来,相关机构和个人虽然通过改造民族传统体育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在民族运动会、大型艺术表演、学校体育教学、电视网络传媒等活动中,然而,改造后的文化表现形式并没有脱离其本质内涵和基本原貌,也不具备原创性要求。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加工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其衍生产物均无法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保护。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期限难以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地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说明作品著作权在保护期满之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将面临诸多权利即被“终结”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需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无需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但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其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作时期,权利主体也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体育也加上一个确定的保护期限,那么对于“过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难道就不给予保护了吗?这显然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亦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构想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的总体方针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体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扬”的方针。(1)调动各方面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工作的指导,将立法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和培养,增进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保护工作,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具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意识和责任。(2)保存和抢救、传承与发展。首先,部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被非法使用甚至是破坏,“人亡艺绝”的现象较为严重,亟待挖掘、整理和抢救;其次,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代表将其封闭、与世隔绝,而是要采用合理的传播方式为世人所认识和利用,通过鼓励、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原则

(1)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人权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每个人都具有创作、表达、传播自己的作品,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尊重、选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捍卫文化多样性和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密不可分,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合理需求和主张,特别是少数人群体的相关权利。因此,尊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权利的基本人权,是立法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平衡各方权益。保持利益平衡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使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性,不仅涉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涉及到民族、社区、个体的利益;有使用的利益、也有创造者的利益。如使用方(研究、商业和传媒机构等)在对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应给予归属方(国家、民族、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复杂性的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纠纷。因此,立法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谁来分配和监管利益、以及分配的方式和标准等,最终使利益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3)现实性与可持续性。《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现代社会新技术和新作品的产生,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合理开发而成为我国部分学校、社区和大型赛事的健身、比赛和表演项目。诚然,这种发展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但就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立法不应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而是应该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考虑,立足于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多样性,对其予以承认、利用和保护,保证其可持续发展。(4)权利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责任历来都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责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关于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的行为作出的规范性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和利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时,不但要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而且要明确规定应尽的责任,构成违法行为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主要在公法和私法的保护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从互补和融合角度上,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张私法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公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但近年来,两个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1982年)。此后,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通过比较文本内容,不难看出两者的保护对象亦有相当的重合,但这并无碍两者各自主张的立法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运用公法和私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内容设计中,要将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立法主张融入一体,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需要仔细斟酌,必须注意彼此间的衔接、兼容和适应,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应注意以下两点。(1)明确定位立法保护模式。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公有性和文化性,其立法主导思想应以挖掘、整理、保存和弘扬为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条款方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应是在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和形成经济效益。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的定位,应是公法模式为主兼顾私法模式,不仅要体现出权利主体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指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在违反相关规定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2)建立知识产权特别保护模式。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保护本土化并不是摈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而是要重新解释现行协议,制定非约束性条款,即以“特殊”规则弥补《知识产权协定》内容中出现的不足。例如,权利主体方面,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提出:对“作者不明”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7]。同样,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诸如权利主体、保护期限、保护范围、创新性等难以解决问题,可建立特殊性的法律条款,完善上述制度的不足。#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客体保护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定

目前,如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以至于无法对其采取分类性保护。鉴于此,笔者认为,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考虑,凡是目前仍在流传、具有民族特色和传承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均可作为立法保护的对象。为便于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特征,即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通过世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反映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在现代社会,正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独具特点的文化特征和表现形式,才被开发作为商业表演、传统工艺品和文献资料版权使用,由此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体育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是以健身强体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技能及其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其它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诸如物质性、健身性和财产性等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就可属于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期限的认定。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传播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根据不同的客体权利制定不同的特殊保护条款。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上述权利的保护期应不受限制;而发表权和使用权等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供对其进一步研究和使用。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定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对其认定方式上的不足,避开了由于分类不清晰和保护期限难以划定,而导致无法有效实施法律保护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真实性”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实性保护是指在挖掘、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要保持其原本、最初的文化形态和基本内容。进入九十年代,表演和体验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个民俗村、农家乐、乡村休憩俱乐部吸引旅游客源的主要手段,但在对其进行市场开发的同时,明显存在未反映和失真地表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譬如:用于表演和体验的运动项目,明显与其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不符,同时,存在对其来源和身份采取弄虚作假、误导性声明或不承认等不正当利用行为。长此以往,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错误认知。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上述问题:一,禁止随意使用和开发某一特定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未注明其归属群体和地区,从而保护期署名权;二,禁止以歪曲、篡改等手段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并入另一类民族文化中,从而保护期修改权;三,禁止贬损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民族和区域声誉,从而保护期名誉权。完整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8]。由此说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基本构成了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文化认同、精神传承的完整内容。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技能,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内容。如新疆达瓦孜、叼羊、摔跤等传统项目,除了是一种健身、娱乐、表演项目,而且蕴含和展示着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明显带有本民族的、伦理训练和道德教育等文化痕迹。因此,立法保护应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拥有的全部内容或形式,不仅要顾及技术技能层面的认定与挖掘整理,而且要保护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空间。以上行为一旦发现和查明即构成侵权行为,将依法受到惩处,主要包括停止相关活动、恢复名誉、公开道歉、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内容。

5.确定权利主体层次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中提到:承认各群体,特别是原住居民,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国家行政手段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具有核心作用。由此说明,国家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政府机构自身可作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行使使用权、许可使用权、收益权和追究权等相关权利。同时,国家可通过出资、委托、授权等方式使个人(传承人)和权利代管机构成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

1)关于传承人的立法规定

2008年,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郑重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方面,确立、保护和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文化部正在通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专有权人):在当地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声望、技艺精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通常只有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徒弟、亲戚)独有的特殊运动技能,或是掌握某种传统体育器械制作工艺的人。除此之外,部分个体人员虽然与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并无直接族源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传播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艺和传艺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被认定为传承人。同时,相关认定部门应当对传承人的资格进行定期评估,不具备审核条件的应撤销或暂缓其传承人的资格。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具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义务,具体包括:向他人提供和展示传统体育资料、技能、实物等文化形态的义务;具有组织和开展讲学、传艺和研究工作活动的义务,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具有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或专门传承人才的义务;具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肆意破坏和非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的权利;具有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传承活动专项资助的权利;严禁向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转让衍生作品的著作权。#p#分页标题#e#

2)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关中,明确提出国家和县以上级人民政府对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规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体系设计中,亦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具体职责。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组织和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整理、发掘和保存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活动;监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宣传贯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法律,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相关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区域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的审定机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涉及到文化、教育、体育、公检法、版权等多个管理部门或机构,单个部门执法是无法及时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应联合以上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分工明确,共同致力于其保护工作。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部门主要负责挖掘、整理、保存、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理出的资料、技能和实物等,应汇交于各同级相关主管部门,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推广和司法保护等工作;公检法部门主要负责接受和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侵权案件,获取侵权证据、责任禁止侵权行为、判定侵权范围和等级等;版权部门主要协助公检法部门,负责侵权线索的收集、技术鉴定和相关信息咨询,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利用等。

3)权利代管机构的责任

传统文化保护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现代化

二十一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响亮的名字走进了中华民族的语境中,成为文化界的“焦点”和举国上下所有国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今,更是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的、系统的保护工程。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立法保护时代,保护工作的重心已由普查申报的初期阶段进入到探索“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途径与方式的纵深发展的重要阶段。越是在重要的关键时期,我们就越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什么,目的何在,保护的思想理念是不能有丝毫偏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样定义的: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核心强调的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就不难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实就是保护传统、传统的文化,就是要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那部分遗产,留住历史的文化记忆,传承中华文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面对传统,如何在现代化的今天来保护传统文化,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与农业文明

传统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代代延续,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宽泛,相对现代文化而言,它是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化,具有民族性、草根性、传承性等特征,其主脉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谓“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基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农耕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物。没有农业文明,我们今天就没有文明,就没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更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劳作中总结出了一门绝活手艺或技艺,一辈辈地传承,传给了爷爷,爷爷传给了父亲,父亲再传给你,你再传给儿子,就是在这代代的传承中,经验在不断积累与丰富,每一代人都可能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在实践中的点滴创造,一点一滴地积累,一代一代去传承,最终成为传统,形成传统文化。这一切都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孕育发展的,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农业文明具有地域性、传承性等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性决定了农业文明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也造就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近四百个地方戏剧种,这些都是先辈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不能否认这些剧种大部分因在当下面临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不适应而流失,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但这绝对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特殊的、悠久的农业文明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农业文明重视传承,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积累传承下来的。另外,因为有传承,所以整个农业文明从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到逐渐衰落,在整个过程中它的精神实质,包括审美观、价值观都是一脉相承的,伴之农业文明产生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中得到优化传承至今的。如最早的诗经是四言的,发展到五言诗、七言诗,到了唐代诗歌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齐言体诗,到了宋代,宋词的出现打破了齐言体的形式,而改用长短句。宋词代替唐诗,或者说唐诗代替诗经,明清戏剧代替宋词,这些都是发展,都是传承,但其精神实质、价值观念、审美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唐诗和宋词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无论从豪放派、风花雪月到爱国主义诗词和唐诗没有本质区别,内容是一样的,变化的只是形式。另外,在传承性中也包含着牢固性的一面,也就是它内在的不变性、稳定性。比如我国自古有之的“诚”、“信”、“勤俭”的社会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这些忠孝仁义传统与中华美德,一千年,两千年都没有变,也不能变。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我们要保护的优秀传统。

农业文明在面对今天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其历史的局限性不断被凸显出来,在现代化面前很多传统的东西表现为不适应甚至落后,有被现代化所淘汰的危险。正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其土壤中孕育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精华,也有糟粕的基因,这需要用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地剖析,汲取精华、弃其糟粕,有批判地继承。

谈到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不能不从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来分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曾在1925年《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强音,曾经震撼无数五四青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里的“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因藏有100部宋版书和1000部元版书而著称;“天球河图”是指古代的传统历法及八卦等;“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几乎都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认为,“脱离反帝反封建狂飙突进的时代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苛责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在80多年过后,在我们跨越生存、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用那时候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相当不公正的。”

“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所谓的糟粕,也就是不能适应今天主流价值观的那些思想、行为方式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在当时年代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只是在今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与现代化的精神存在相悖的一面,我们不提倡不倡导而已,如旧社会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传统落后思想,与传统丧葬习俗相关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相关行业、相关产品,以及束缚人性,残酷的“三寸金莲”、“凌迟”、“车裂”等传统的落后的行为方式、封建陋俗及古代酷刑,等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不为今天时展所接受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事项,也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包容的态度,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客观真实地挖掘、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所有文化基因与元素。因为这些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历史真实的直观体现。对其进行保存层面的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文化研究价值及教育启示后人的价值,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区别对待“保存”与“保护”两个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否能适应今天现代化的发展都首先要完成“保存”层面的抢救性保护,而对能够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新文化的创造起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是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继承与弘扬式的保护。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融合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现状堪忧,其生存传承的原生土壤和社会环境正已惊人的速度被损毁、消亡和流失。一些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多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一些少数民族的建筑、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服饰、借助语言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诸多门类缺乏必要的保护,面临失传的危险;一些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属独门绝技、靠口传心授的民族民间艺术,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等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认为:“就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的比物质的更脆弱,也更濒危。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口传心记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生态的改变,农耕文化孕育的民间文化正遭到毁灭性重创,可以说,如果传承断裂,很多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断绝。”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抢救、保护,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正是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现代化基因的起源不在中国,而在西方,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革过程,对于我国来讲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化、信息化转化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老祖宗留给我们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面对现代化时或是抗拒或是融合。西方的现代化不仅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还有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层面,思想的上层建筑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范畴。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并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它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鲜的西方文化,难免会发生冲突与碰撞。传统文化就好比是身居高墙内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在面对高墙外的世界时会表现出或好奇,或羞涩,或排斥等复杂的内心状态。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所产生的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物质上的冲突并不主要,故人们又把它称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是指人们对保护理念、目的、价值、意义等的认知,以及如何采取适宜各类别、各项目的保护方式与方法的探索上。

我们谁都不可否认,现代化带来了我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腾飞,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产生了很多不曾有过的现代文明。我国目前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我国现代化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其实从“”就已经开始了。但仔细审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发现在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绩背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太多的痛苦、血汗、曲折,走了太多的弯路,损失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传统。我国的现代化毕竟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不是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中自然孕育的、瓜熟蒂落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受到外界因素的迫使。这些就决定了现代化必然要与传统文化发生剧烈的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往往都是以本土传统文化的失败与妥协而告终的。假如我国的现代化是在没有八国联军、没有外国列强的入侵及战争的威胁下,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变法来实现的话,它必然是自然的、健康的,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必完全地抛弃自身的传统。但当时的现代化是把传统文化看成是创造新文化、发展新文化不折不扣的绊脚石。比如“”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慷慨激昂的陈词等,都见证了当时的社会趋势是要现代化,要科学,要民主,不要传统,视传统为现代化的天敌,要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国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当然,在今天我们不能仅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存在的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幸的是,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现代化从起步到现在的时间还并不长,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现在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还为时不晚,关键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慎重行事,对待现代的高科技要客观地认识,特别是事关人类生存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领域,更引起重视,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畸形”发展。比如现在很多母亲十月怀胎剖腹生产,而非顺产;现在吃的转基因食品,激素催肥的鸡、鸭、鹅等家禽,反季节培植的蔬菜与水果等,可以这样讲,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便捷与物质的丰富,但这其实是违背人类自然生理需求及动植物生长规律的,从长远考虑是不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开始意识到顺产对于母亲与胎儿身心发展的益处,也逐渐开始认识到用传统方式生产的非转基因食品,传统方式饲养的溜达鸡等家禽,以及应季蔬菜和水果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人们在对待传统问题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人们在置身当前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重新审视与理性认识的过程。

近些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优质基因愈来愈多地被重新发现,并为现代所服务。如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复苏热”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绝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焦点的重塑国人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一个民族,尤其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重新寻找文化定位,找到遗失的自我。”目前,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在面对强势的西医文化面前,所表现出的自信与自觉,以及世人对它的重新认识与认可,也完全说明这一点的。现代化就要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寻找融合点,应该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构筑一种全新的完全非中国化的现代化。

传统文化保护篇7

关键词:宁波;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建筑

一、宁波传统村落现状和地域性特征

1.宁波传统村落的现状。生态环境是宁波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亦是多年来宁波传统村落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宁波传统村落原有的自然平衡被打破,此外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加入,建筑开始增加,绿化率不断减少,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外界影响,村民也迫切改变生活水平,随意搭建临时建筑,但由于没有合理正确的规划指导,导致村落生态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甚至连朴素的民风都受到了影响。

2012年我国政府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同时进行了专家审定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甄选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2.宁波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特征。位于浙东沿海的宁波,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在周朝就已经有“甬”之简称,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为历史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宁波遗留下来的传统村落已经不多,在现有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8个村落情况来看,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落随着历史的变迁,现今还保留了较完整的历史文脉。这些村落普遍存在两大特征,一是村落整体性环境较为完整,它包括地名文化、建筑群落、桥梁道路设施、水脉、生态植被等,较具规模和历史原有风貌;二是留存了较多的地域性特色文化,比如民间风俗、宗祠、族谱等。

二、宁波传统建筑环境文化的保护方式

1.整体空间保护式。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并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做了明确规定。对于生态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保护的理念,把村落整体空间列为保护范围,容纳其所包含的物质形态要素以及非物质文化要素,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形成博物馆化的保护空间,有助于改善村落中的文化资源的完整性,这是对其进行合理的展示、保护和传承。

2.生活化文化场景延续式。延续传统建筑风貌是改造式村落的共生性建设的关键,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物质要素,构成与村民日常生活和谐共存的物质生活环境和非物质文化发生的场所氛围,也就是生活化文化场景的延续。随着村落的发展,改造式村落的原始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动,村落中遗留下来的少量传统环境及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村落改造建设的原始依据,对村落中建筑的改造以及少量的新建部分均要以此为原型,保持村落传统风貌特征,尊重当地风貌,彰显地方特色;对于村落选址布局、建筑院落空间等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思想应当理性地传承。

3.再现文化场景创造式。新建式村落在村落规划、建筑设计、景观建造等方面采用全新的方式,设计创新的基础是以村落原来的风貌和文化特征,通过村落现存的自然环境以及村民现代生活的需求,引入村落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具有传统文化风味的村落建筑环境和文化氛围。

鼓励村民积极引进本村的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同时还可根据需求构造乡村产业的支柱。

村落建筑在设计时可借鉴传统建筑特点,来体现传统建筑中蕴含的文化涵义,所代表的特定习俗和传统,有效表达在新建筑中的传统文化。赖凌瑶认为更新研究需要对古村落进行大量的现场调查,应该对居民内部生活延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提出延续街道街区的居住功能、进行居民保护以及延续居民的生活文化等面进行改造。在平面布局上参考传统建筑的区分方式,来配合村民的传统习俗和满足村民心理需求,同时利用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所需的空间进行布局。

三、宁波建筑环境文化的保护设计的原则和目标

1.村落建筑环境设计基本原则。传统村落建筑环境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是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的符合载体,同时它又表现出环境形态的多样性。在传统村落建筑环境的保护设计时,需运用科学知识,秉持村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建筑的完整性、传统功能的连续性,使各种因素协调统一、有机融合。而在目前的古村落保护工作中,保护规划缺乏对古村落具体内容的控制与引导的深入研究。

我们应该注重整体协调,实现优化发展,传统村落本身就包涵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需要多方面考虑,这条原则能协调好保护各方面的关系,也为日后村落的建设和保护提供了方便。同时借鉴国外等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设相关保护的主管部门和文物主管部门来建立真正的责任机制,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涉及到古建筑的修善、村镇功能区划的调整、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态景观的修护等。传统村落遗产的保护是村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传统村落在外界的影响下,也需要注重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不能随波逐流,宁波传统村落的古文化特色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环节,它不仅阐述了某阶段时期村民的生活盛产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它本身的历史内涵和对未来的借鉴。

塑造传统村落应以现有为基础,通过自然渐变的演进理念,结合传统中最具潜力的部分与景观的现实及后续发展,从而巧妙地将自然因素组织到村落环境之中,使之获得持续活力的价值和生命力。

2.村落建筑环境设计的目标。古村落的保护规划必须坚持整治的方式,严禁采用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保护宁波传统村落历史建筑、风貌特色及文化遗产,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价值,在这些保护的基础上,也要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坚持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通过改善传统村落的建筑环境,增加必要的公共设施,提高村民的生活居住水平,同时也要建立相关的管理部门,落实一切的保护内容。

四、结语

中国当下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正是面临着传承千年古文化的快速流逝期。村落传统建筑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义在于能够实现传统村落建设的真正目的,既为村民创造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又形成具有家园感的建筑环境,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中的保护和传承落实到与其物质要素和与之相关的场所、文化等的保护和改造方面,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中的永恒传承。对于村落传统建筑文化的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康.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以段村为例【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08.

传统文化保护篇8

关键词: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学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早在2003年的时候人类口头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围联合国已经给予了明确规定,那些由集体或个人发明创造的手工艺制品、技术和技能运用、知识传递、观念表达、社会实际、文化传统等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五千年历史之久的传统文化,在人类创造力和古老文化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是一层不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的发现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种类就会愈来愈多。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标准是:它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产物及载体。由于它是我们历史文化中的精髓,所以我们必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流传。

在规范和制定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和保护标准时,我们应该根据以下几个要素进行评定:第一,传统音乐中应该体现出我国的文化历史的清楚历程;第二,需要具备相应的活动界限和固定的传承方式;第三,需要具备某些相对特色的表现形式及风格;第四,长久的存在于民间,并且突出当地的民族特色。所以,在对传统音乐进行保护和发扬的同时,要依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如此才能更好的开展发扬及保护工作。

二、对于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做好认识论方面的普及工作

目前媒体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促使现代艺术的发展形势多样化。而有些传统音乐的传承者长期受到“现代文化”潮流——即城市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就下意识的放弃自我创作的风格,迫不得已的去改变或模仿传统音乐,自己都无法面对亲手创作的“土生土长”的音乐作品,都会发自内心的嫌弃,这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没有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而且这会给正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多坏的的情绪,影响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教育进行普遍推广是非常有必要的,采取多种手段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宣传内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以及不同文化类型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优良的环境中推进传统音乐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必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艺术的长期有效的最佳途径。

(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对传统不管有多么深的了解和认识甚至进行探索和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创新二字上。应该具备并保留我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转型带来的紧迫感。要想发挥保护与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意义,就必须不断探索和创新,目前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过渡时期,若不进行很好的保护,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音乐的部分有很大的可能会消失。音乐发展的过程中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也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特别是我国引入了西方音乐元素以后,这种结构形式的音乐,已然让人们的音乐审美得到了改变,这种影响将在传统音乐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现在许多古代乐器都开始大型管弦乐团合作),在以前是想象不到的,毕竟在节奏上来看根本不能归为一类。但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发现它们可以进行合作的一个共同点,对我国古代传统音乐进行传承,并加以创新,这点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三)要“尊重”传统

我国人民在面对传统音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对其缺乏爱护和尊重,有的甚至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作为现代化的良好公民,我们应该主动保护以及尊重我国的传统文化。目前,在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们眼里中国的传统音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为什么在我国人民的眼里,我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却像一文不值一样,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许多传统音乐的音乐家,提到自己在伦敦演出的情景时都久久不能忘怀。演唱会的全程,除了公共广播设备好和古琴这个传统的音乐器材外,整个演播厅都悄然无声。在这种万籁俱寂的环境中,可以说一根针落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楚。为什么英国观众可以安静坐在会场认真的的欣赏着这样一个十分古老的中国古琴音乐?可见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非常尊敬的。因此,在面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音乐时我们有必要摆正我们的态度,做到最基本的尊重。

(四)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先进性”内容

传统音乐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无不显示着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特性,它继承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髓,必然会为当代中国文化已具备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所以中国传统音乐将会成为带领我华夏民族走向辉煌的现代精神和物质文明的伟大力量,甚至成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重发展的指南针,中国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将会得到更好的弘扬和流传。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保护篇9

1提供史料支持,增加文化内涵

史料性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特点。每个地域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文化,而旅游对游客的吸引点少不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方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它在旅游景点的开发维护中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形象资料。它较为系统全面地记录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能够为旅游开发者挖掘旅游资源提供思路和信息支持。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旅游活动中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都可以注入文化的元素,更好地满足旅游者强烈的文化诉求。地方文献的地域性、史料性、综合性、系统性能够为旅游提供丰富的信息源,提升文化档次。旅游业得到地方文献的支持,能够增加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的文化因子,通过旅游和地方文献之间的互动,可以起到保护与传承地区传统文化的作用。

2真实性辅助,保证文化的原汁原味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渴望在异地看到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然而,如今对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开发都是以大量复制与批量化生产形式呈现给游客,容易使游客感到厌倦乏味。尽管商品化在现代旅游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严重威胁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地方文献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物或者说是媒介,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和原始性。地方文献是当时当地的人对当时当地的事物所做的直接描述,相比旁观者来说,其记录内容既稳定又客观,能够进行多方比较和佐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与主观性,降低“舞台真实”给文化真实性带来的损害度,调节好文化真实性和文化商品化之间的关系,使得传统文化在旅游中得到保护与发展。

3挖掘地方文献信息,为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

传统文化保护篇10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农民权利保护;现代化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权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民权益是指农村居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利和应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通过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将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在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方面也将获得更多实惠翻。尽管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影响了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使得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适应农村社会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得到适当地引导而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护。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学界一直被热烈地讨论着,人们发现,将“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领域,赋予了法律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它表明在受历史传统制约的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等等之中,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法制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当前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伦理主义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宗法社会组织,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存在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如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等,同时也存在着阻碍法制建设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一,伦理化特点: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非指传统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这种“情理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消极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伦理人际关系,没有独立公正的法律调节模式。现代化的法律是在与封建和宗教专制的长期冲突中形成的,这一背景铸就了它的民主性格。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酷烈征战,许多法令是部族首领的军事命令,这使之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专制性。伦理化并未改变这种专制性,而是使之更隐蔽。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阴阳为其哲学基础,将专制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神圣化、神秘化,使仁义/礼教与杀戮/刑罚一镜两面,融为一体。因此,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社会中竭力确认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产生的。

第二,集团本位特点: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中国法的形成过程,也是紧紧地沿着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运行逐渐形成传统法律文化“集团本位”的特点。从现代法学观念来判断,集团本位法实质上只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在这种法律构架下,普通民众的权力是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公、私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轻视,集团本位的结果不只是压制了人的本性,束缚了人的解放,还限制了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无讼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这个理想或者说价值取向称之为“无讼”,取自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导致了家庭内部成员身份的不平等,这种家庭关系进一步扩展,形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和法制机制导致司法黑暗等是无讼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无讼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同时为了追求无讼一味地调解,也打压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贱讼”和“厌讼”心理。这一切就使广大百姓视对簿公堂为畏途。“一场官司十年仇”,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讼,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很多,我们只是摘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作一论述。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千年,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农民权益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