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1
从一开始看到、听到中国的领导人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经济为“市场经济”，我就觉得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这种做法不妥，对于温家宝最近要求外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则认为是个错误的概念，而对于中国要求外国承认的这种做法，则认为是完全的不妥了。
先分析、论证“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之错误。
站在中国主义的立场之上，用中国主义的思维方式，依据“阴阳论”这个中国已经传世数千年，迄今仍然为世界最客学的哲学（特将《阴阳论》和《阴阳论-遥遥领先唯物、唯心主义的中国哲学》两篇附后），我多年来对中国宏观经济一直强调的观点是，“不能搞“‘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
“不能搞‘完全的计划经济’”，这，已经被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改革开放所经历的历史证明，而这行不通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是照搬外国的，照搬前苏联的，本非中国传统的东西，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可以讲，是使客观经济之实在服务于主观政治之概念的错误思维的产物。
在这样“完全的计划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下，彻底地扼杀了市场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彻底地消灭了竞争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不论工人、农民，必然而然地都导致“吃大锅饭”的惰性思想，当然，必然而然地导致各种各样按部就班的消极怠工的结果，社会当然因此完全失去了经济活力，几乎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可以讲，中国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道路上走到过极端。
“不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已经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所经历的历史证明，而这行不通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是照搬外国的，照搬美国西方的，本非中国传统的东西，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可以讲，是使客观经济之实在服务于主观政治之概念的错误思维的产物。
在这样“完全的市场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下，彻底地否定计划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彻底地消灭宏观调控在经济中机制作用，是一个正在已经发生，而且试图完全实现的极端的危险。
所谓的危险，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完全失控，所谓失控，就是国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国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也就失去对社会的控制。
这，已经充分地反映在国家对教育失去控制、对医疗失去控制、对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失去控制等方面。不是吗？教育、医疗费用的失控，导致大量儿童失学，导致高等教育的范围越来越小；导致医疗费用越来越高，乃至出现天价医疗费用，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生病只能等死；而对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失去控制，则导致孙志刚被打死，则导致需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要工钱等等。
“完全的市场经济”错误概念导致的各种弊病，究其根源，其实简单，完全放任竞争，完全放任资本的竞争，必然导致无限度的利益追求，在无限度地追求利益的状态之下，学费必然高涨，必然只有有钱的富人的子女可以上学，无钱的穷人的子女则必然失学；必然只有有钱的富人可以治病，无钱的穷人则必然治不起病，而富人必将越来越富，穷人则必然越来越穷，富人将会越来越少，穷人将会越来越多，贫富两极将会越来越分化，贫富两极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社会必然将走向反面，走向崩溃。
现在，从网络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在怀念毛泽东时代，随便一个什么小混混在网上吆喝一声毛泽东，就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化身。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时代？毛泽东时代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完全的计划经济的时代”，导致了竞争机制和经济活力的完全衰败，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经济地位是被计划成相对平等的，人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是相对平等的，绝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少而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这，恰恰又是一种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实现（顶多在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倾其国力可达昙花一现）的政治概念。
请注意，对于“平等”，我这里使用的是“相对”的概念，所谓“相对平等”，就是并非“绝对平等”，比如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与毛泽东这个中国人之间就没有“绝对平等”可言，例如，毛泽东这个中国人就可以派专人去火柴厂为其用过的火柴盒重新涂磷，而节省毛泽东的火柴费用，而我就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力待遇，在火柴费用上面就必须比毛泽东要多花钱，更不用说毛泽东在中国各地都有行宫，例如在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湖南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当然，即使是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因此，在我看，即使毛泽东时代，“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并没有使中国达到绝对的平等，也只是相对的平等，但是，相对于今天，在中国四处要求其它外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已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巨大的差别，巨大的不平等，人们怀念毛泽东、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的。
而更在我看，“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盲从外国的走极端的思维错误。今天，有过沉重的血的教训的中国人应该聪明起来，而不应该用“完全的市场经济”去否定“完全的计划经济”，反之，中国人也不能用“完全的计划经济”去否定“完全的市场经济”，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是弱智到真如此地步，那，就象患疟疾的病人，冷热往来了。如果用左、右区分，很明显，主张“完全的计划经济”属于极左，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属于极右。
我多年来多次作文指出，美国西方搞的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尤其美国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控是相当严密的，比如，美国为了使其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有价格上的竞争力，就使用国家计划调控的手段对美国的农民进行高额补贴，这经常是西方其它吃了美国的亏的国家与美国交恶的一个原因，而美国就是依靠国家的计划调控手段，总是能使其农产品强占国际市场份额。美国不但对其本国经济的计划调控严密，甚至延伸到对其它国家经济的计划调控。在我看，美国通过wto，逼迫中国搞什么“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是美国对外国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一部分，用“完全的市场经济”，一可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榨取高额的利润，二可同时把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搞乱、搞垮，当然，这，是符合美国的计划经济利益的。
我还指出过，美国西方对经济计划调控的具体手段，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在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的投入，说实在话，美国西方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方面进行的计划调控，是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我甚至讲过，其实美国西方搞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分析以上之后，再用“阴阳论”来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按我作的《阴阳论》，可以把“计划”和“市场”分别带入“阴”、“阳”，那么，很清楚、很明显，就可以认识，计划和市场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这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又是可以统一的；是可以互补、互动的；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中国前几十年搞“完全的计划经济”，后几十年搞“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搞极端，都是在盲从外国。
所谓盲从，对“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盲从，就是不顾外国的真实情况，诸如外国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的投入都是靠国家宏观计划调控所达到的；当然，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中国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都需要国家依靠计划调控去加以保障。
而中国在“完全的市场经济”错误的概念之下，是否就真正做到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呢？其实，中国并没有做到，也绝不可能做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控是一直存在的，比如，前段时间中央就对经济过热进行了干预，对不少地方过热的做法进行了强行性抑制，因此甚至导致了某些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这一点，前一段，曾经与国家计委的一位官员有过交谈，我对国家的这一宏观调控措施表示了深以为然的态度。而在我看，正因为中国仍然还能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计划调控，至今还保有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才不至于全军覆没。而中国载人飞船的成功，没有国家计划调控的机制，则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而免除农业税，更是国家在计划调控方面对农业实施的一项宏观优惠措施。
另外，中国仍然还在强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这些，起码，在美国西方看，在基础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与“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不相容的，或是尖锐矛盾着的。
综上，可以讲，中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我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搞什么“完全的市场经济”，如同搞“完全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一样的道理。
由此，又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四处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件错误、甚至荒唐的事情。荒唐到，不客气地讲，就象光着屁股的皇帝，让人承认他穿着新衣一样。
在我看，如果中国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幼稚的企图也罢，而如果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以任何条件作代价的话，则是件错得不能再错，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事情了。没有直接的条件为代价？那么，有没有间接的条件为代价呢？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2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数学者同意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观点，它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大家都知道，分配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同生产、交换、消费之间既有区别又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不能孤立地研究分配问题；同时，财政不能涵盖全部分配问题，而财政同其他分配问题也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不能孤立地研究财政分配问题。有人广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社会总产品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而有人则狭义地理解分配，主张以国家的集中分配或以剩余产品价值为对象研究财政问题。然而，两种主张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都不否认或不忽视财政同其他相关经济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共同的。因而两种不同主张虽在设计财政理论体系时有所不同，但对许多实际问题分析的结论，往往是殊途同归，趋于一致。
应当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社会再生产的高度抽象，对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体制都是适用的。因此当前面临新的经济体制研究财政问题时，不能否定或者说仍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一根本的方法论，同时，也不能否定或者说也要继承依据这一方法论所得出的仍然适用于当前现实的研究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界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理论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足以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然而，继承与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实际，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绝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
2.在新的体制下对“分配”概念要有新的认识
当前，研究财政问题面临的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这是更新财政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因而要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来从新认识“分配”的概念。
马克思在界定分配时，首先是将分配作为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这里的分配是指社会产品的分配，“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从分配与生产的联系上看，分配包括内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由此可见，对“分配”概念可以狭义理解，也可以广义理解，而广义理解则有资源配置的含义。在英文中配置（disposition）和分配（distribution）是两个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可以通用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计划决定一切，区分配置与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配置方式的转变，那么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问题时则要求将两个概念相对加以区分，确立“资源配置”的概念，它专指资源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配，而分配则专指生产成果的分配，即个人收入的分配。
3.不同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实行直接的物资调拨，由政府规定计划价格，当时财政虽然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基本上是按计划办事，也就是钱跟着物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并行或交叉配置一部分资源，同时对市场运行进行宏观调控。这时政府不再实行指令性计划，价格基本放开，钱跟着物走转为物跟着钱走，资金和收入的分配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发挥导向作用。
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分配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下，GDp分配的起始阶段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要素分配或功能分配，而后才是在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我国明确实行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素分配要求要素收入与要素投入相对称，因而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政府依法保护法人和个人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政府则主要通过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
4.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是计划决定一切，忽视甚至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基础性作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确定政府的职责范围，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段话说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就是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而需要“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就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干预就更为重要。但是，国家干预并非总是有效的，国家干预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职能越位或政府职能缺位，都是国家干预失效的表现。因此，科学地确定政府的职能以及各级政府的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位的重要一环，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决定因素。
5.财政概念的一般表述
我国财政学界有不同的界说和不同的观点，自然对财政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表述，即使观点相同的作者对财政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比如，许多人表示赞同“国家分配论”，但对这种界说的基本论点和财政概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不过，有两点似乎可以取得较多数人的认同：一是如果不追溯财政的起源，现代财政是一种国家（确切地说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二是如果广义地理解“分配”，则包括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重含义。如果同意这两种观点，那么就可以认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但这个概念没有说明财政的目标或目的，我个人一向认为财政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那么定义就可以扩展为财政是国家（或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
6.社会公共需要
由我主编的于1991年出版的《财政学》首次提出“社会公共需要”的论点，关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以及提出这个论点的依据和用意，在这里再作简要的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所以满足社会需要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应是财政学的核心命题。市场也好，政府也好，财政也好，它们的运行机制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过去我们认为财政是分配问题，为什么而分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现在我们广义的理解分配，包括资源配置的含义，为什么而配置资源？也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我认为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财政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命题，是合乎逻辑的，是科学的。但是，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它不是满足所有的社会需要。人类社会的需要尽管是五花八门，而从最终需要来看无非是两类需要，一是私人个别需要，二是社会公共需要，或简称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满足私人需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满足公共需要。
提出公共需要的理论依据是什么？首先是来自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关于个人消费与一般的社会需要的区分，他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职能”。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消费和一般的社会需要改用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来表达更为确切一些。另外，大家对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一词十分熟悉，其实在西方财政学中也使用公共需要（publicwants）一词，而且并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对立的。比如，美国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就曾谈到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这种区分，他说：“一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区分相适应，在这一概念下，公共部门的规模是以政府所有并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Gnp的份额来度量的。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的研究所注意的中心，而且我们所关心的是它跟财政职能有关的方面。另一个概念则以资源利用的决定为转移并以私人需要与公共需要之间的区分为基础。这种区分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这是财政职能的核心。公共需要是那些必须由预算来提供并且使用者可以直接免费得到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部门的规模取决于产出中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份额。”（注：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7.关于公共物品理论
中国的经济学者甚至实际工作者已经十分熟悉公共物品一词并且经常引用，为何不采取拿来主义，又何必标新立异提出一个公共需要一词呢？应当承认，公共物品一词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一个成熟的用词，而且已经形成系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如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分标准、公共物品均衡模型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对发展和更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对于如何借鉴，则存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商榷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当中的地位。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篇章体系安排看，公共物品理论是属于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效率，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不可能实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这种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事例之一发生在存在外在性的时候”（注：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解释外部效果的概念，我们考虑公共物品这一极端例子。”（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中译本第570页。）由此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一词是在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说明“外部性”时应用的一个概念。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给出“公共物品”以完整的定义，随后在西方财政学中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自从公共物品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财政学之后，支出理论则逐步占据财政学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内容，而且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财政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理论并非财政学整体的基础理论，而应视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上海财经大学蒋洪等编著的《财政学教程》一书就是将公共物品理论作为财政支出的基础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准确的。
8.关于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
大家都知道，西方财政学名曰“publicFinance”，我国一般直译为公共财政，这种译法含有把公共财政作为财政体系或财政学体系的一种类型的意思。可是后来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又出现一门公共经济学或称公共部门经济学。那么公共经济学是否就是财政学？一般理解公共经济学就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公共财政理论即公共部门经济学。”（注：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第24页。）我认为简单地把二者划成等号起码是不准确的。如果把公共经济学看成财政学（下面将对这种提法提出疑问），那么也是名曰“公共财政”的财政学的深化和发展，实际上从公共财政到公共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带有历史性的变化。当年恩格斯曾说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财政学。大家都十分熟悉斯密的经济思想，主张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经济，政府少加干预。当时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税收理论和公债理论，对财政支出特别是对公共工程只有略加说明，所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财政学命名为公共财政是名符其实的。随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经历了30年代大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凯恩斯革命”，政府的经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当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就是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的时代背景。至于在理论方面，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福利经济学和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是，直到50年代末在马斯格雷夫所著《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才首次引人公共经济学概念，之后冠以公共经济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当然，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在内容上主要是充实和增添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的支出理论，如公共物品的均衡模型、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成本—效益分析、公共定价，还有社会保障和财政政策等。
依我看来，目前的公共经济学名不符实，它的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的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的范围，应还名为财政学。同时，我赞同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这门学科要切实地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各个部门，研究这些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这样一门公共部门经济（管理）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3
关键词:税务会计;税务会计理论;税务会计体系;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81-06
一、税务会计理论的两个“典型化”事实
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而制度安排是一个经济变量。虽然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最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信贷危机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虽然把会计作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葛家澍,2003)[1](p51)。最新的事件则是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于2008年底了“ReportandRecommendationspursuanttoSection133oftheemerg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也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种种证据表明,无论“二战”前抑或是当前,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变量。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的参数。可以说,美国把会计视为一个市场资源,这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会计资源在这两个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不仅市场交易主体(如企业)能从会计交易中获得收益,整个市场交易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得到收益,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均衡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美国始终不渝地笃信会计市场资源的有效性。
因为对会计资源的市场有效性的笃信,美国也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然而应该注意到税务会计领域存在的两个“典型化”的客观事实,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本文试图比较中美税务会计理论的客观差异,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搜寻这种差异的原因,建立理论解释视角的假说。
二、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功与过
(一)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
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100)。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盖地,2005)[3](p23),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这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简・R.威廉姆斯、苏姗・F.哈卡、马克・S.贝特纳(2005)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简・R.威廉姆斯等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4](p2-3)。可以说,简・R.威廉姆斯等在美国会计研究中阐述了至今最完美、合理的税务会计框架性问题,现代税务会计理论正如其所框定的,由两大领域构成:企业税务会计理论、税务筹划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简・R.威廉姆斯等认为“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的观点十分精确地暗示了一个潜在的逻辑――税收对财务会计的异向性。税务会计强调了税收对财务会计的依赖性即正向性,而异向性表现为一种冲突及随之而来的会计扭曲,这也正是税务会计独立的价值之一,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并没有沿着这个线索走下去。
美国的联邦收入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的较为具体的问题。
(二)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
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盖地,2005)[3](p23),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1992)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1992)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5](p1384-1385)。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细致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
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在财务会计准则中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是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税务筹划是现代会计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对于市场交易主体带来的价值是具体可见、客观的,会计市场能力与价值的验证、阐释也因之得到增强,因此,税务筹划在学科上又成为财务管理学、管理会计学新的组成部分,这表明税务会计的诞生引致了大面积的会计价值效应,成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有效性的证据之一。
(三)经济学理性的路径依赖
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出现了“经济学是会计学的基础”(葛家澍,2003)[1](p11),“会计学科需要建立在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的思想史文献基础上”(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474)等理论。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期权理论”闻名,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和资本品经济学,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1992)[6](p3-4)。斯蒂格利茨(2000)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这两个税务筹划技术与概念问题,认为“避税(taxavoidance)”是由于税法漏洞(loophole)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7](p576-580),这和中国学者(盖地,2006)[8](p17-18)对避税的理论界定有着一致性。
三、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是与非
(一)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
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中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注重理论研究的逻辑性、层次性、系统性、完整性,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现实事实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中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了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财务价值最大化理念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并从学科角度概括性论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二)问题:一个扩展性思考
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中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博弈: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
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次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汪丁丁,1992)[9](p77),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数量化,通常表现为不可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
因此,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的构建的确存在这种逻辑检验的理论空位,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的进一步研究。
四、功过是非:一个理论假说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中美税务会计理论差异的原因应该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进行推断,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10](p302-303)。虽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中的“核心与老大”――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这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剩余价值”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简・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2005)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4](p3)。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理论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其与中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和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中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又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2](p369-370)。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369),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与“剩余价值”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葛家澍、刘峰,2003)[1]p59,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在中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葛家澍、刘峰,2003)[1](p269)。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作出反应[10](p307),葛家澍、刘峰(2003)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1](p10)。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葛家澍,刘峰,2003)[1](p10),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汪丁丁,1992)[9](p77),巨大的“剩余价值”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双重税制。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的宽度带动了税务会计理论的深度与厚度,这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滋生条件之二,也是一个基础条件。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实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使税收法律与会计发生更大面积的冲突,并使得这种冲突凸现实质性与细节性,如果说所得税是通过收益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那么增值税则是直接介入生产当中,其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强烈“噪音”。而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其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税法导向的财税合一模式,存在诸多弊端(盖地,2008)[11](p49),FaSB也因美国不实施增值税而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因此中国学者在没有国际参照与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税会计理论的构建,便具有理论探索与准则指导的双重价值,研究者(盖地,2008)主张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增值税理论框架,以增值税费用观构建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模式、设计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处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税会计准则建设上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与iaSB,中国有必要、有条件制定区别于英国的增值税会计准则,从而对会计准则作出创新性贡献[11](p52-53)。
税务会计理论研究初期不可避免地要借鉴美国已有的会计安排及其理论,但其后创造性的增值税会计理论与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拓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本土化”的诱致性理论变迁、一个选题约束下的理论创建。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理论规律只能由人们发现而非由人们创造,人们不能改变它或违反它,这是理论的内生性。如果说引进是外生性理论,那么本土化的理论便具有内生性,“税务会计是一种国内会计”(盖地,2005)[8](p27),会计理论有“辩解”功能(瓦茨、齐默尔曼,1979)[10](p307-308),针对本土需要的理论辩解不能算是杜撰的虚无,尽管“辩解”的供给也许不完美。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意义,一个重要的研究导向是,本土之外不能提供的理论我们能不能有?如果因为本土之外没有相应的理论就认为不该开发这种理论,就会出现逻辑悖论:引进替代研究不可行,自主开发也不可行,结果是没有理论。葛家澍、刘峰(2003)在阐述FaSB及会计职业的实用主义时,首先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理论通常是由理论研究者提供的,而现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员,但是财务会计概念的最终提供是由准则制定机构自身完成的,大学教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为间接。”[1](p54-55)中国的税务会计理论目前主要由大学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看来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提供改变了这个实用主义导致的逻辑,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以民间学术形式提供也会产生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效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所实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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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betweenamericanandChinesetaxaccountingtheoryandinterpretationonit'sDifference:atheoryHypothesis
DongYinghou
(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136,China)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4
【关键词】经营;管理
概念是对某种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经营与管理是现代企业活动中的两个既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不同概念。清晰地界定“经营”和“管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深入理解现代企业活动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契约性质的组织,它通过竞争从环境中获取稀缺资源,经营和管理活动把流入企业的资源转化为企业的产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既表现为企业产出之间的价值和价格竞争,也表现为企业本身成长能力的竞争,其实质在于企业成长的竞争。而企业的成长,正是由其经营和管理造就及控制的。然而目前很多研究者在论述企业问题时并不注意这两者的区别,在一些情形下,这样做似乎也无大碍。但在一些深入的研究之中,若能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作出一个清晰的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对于现代企业的活动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对经营和管理两个概念的辨析来说明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一、什么是管理
管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义为:负责某项工作使顺利进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管理也是这样理解的。管理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还会因时代、社会制度和专业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解释。自从管理进入人类的意识以来,几乎每一个从人类的共同劳动中思考管理问题的人,都会对管理现象做出一番描述和概括,并且顽固地维护这种描述和概括的正确性甚至唯一性,人类从来就不曾取得对于管理定义的一致理解。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指导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其中,最经济含有经营的气息。一般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指出,管理就是所有的人类组织(不论是家庭、企业或政府)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哈罗德・孔茨从处理组织环境和人的关系的角度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美国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aSimon)从强调决策的重要性和决策在管理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角度,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小詹姆斯・唐纳利从组织生产力的角度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个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彼得・德鲁克认为,归根结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各种各样的管理定义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各有各的个性和特长,也各有各的漏洞和缺陷,这正是各学派论争的原因。随着生产方式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人类认识领域的拓展,人们对管理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别还会更明显。我们不应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上,而应努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管理的真正的本质。只有在本质上才有可能求的理论的统一。
职能学派在西方管理学界占据正统地位,对我国影响也最大最深刻。针对某项工作,我们确定工作的着眼点,立足点,着力点,方式和路径,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这里体现了管理的计划职能。
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实现一定的工作目标,需要财力物力更需要具有战略性的人力资源,人力包括体力和脑力,然而,这些资源都零散地分布在市场里。我们要把诸多资源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才能进行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管理的组织职能。组织是一个很具推敲意义的词汇,组和织都是形声字,形旁表意,有绳锁的意思,组织可以就此阐释为运用一定的形式把一些零散的事物编制在一起从而产生全新的功能。
指挥是管理的又一重要职能,所谓指挥,是指通过命令和指示等形式使企业内部各个要素的意志服从一个权威的统一意志将计划和领导的决心变成全体成员的统一行动,使全体成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全力以赴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在共同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要素提供者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同时企业存在于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环境中,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需要管理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和形式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把股东员工客户和各级经营管理者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维护企业的生存促进企业的发展。这就是管理的协调职能。孔茨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
组织起来的生产要素仍然通过开放的市场与社会保持着联通,他们有自由退出组织,或进入自由市场或进入另一些组织尤其是那些和本组织形成竞争的组织。我们必须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按照一定的形式控制这样的生产要素的流通。这里的控制,当然是辨证意义上的控制。这就是管理的控制职能
二、什么是经营
“经营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是商品生产者的职能。”商品是专门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构成了商品经济。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按照怎样的方式交换才是公平和可行的,按照怎样的方式生产才能保证自己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尽最大可能地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可图,才能保证以最少的成本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是商品经济给经营提出的问题。
经营是企业或经营者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是经营者在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根据国家计划任务、市场需求状况及企业自身的需要,从本身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出发,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的筹划、设计与安排等活动。企业经营是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一系列筹划营谋活动,是一种旨在协调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种目标性活动。具体而言经营指在企业内,为使生产、营业、劳动力、财务等各种业务,能按经营目的顺利地执行、有效地调整而所进行的系列运营活动。所有这些对市场的选择,对产品的选择,对材料和设备的选择,以及对消费者,市场行情的研究,对竞争者的研究等,都属于经营活动。
经营即经济运营,是就业务而言的,某个公司或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副营业务是什么,要开办什么业务,要停办什么业务。那块业务要加速,那块业务要减速。经营是就市场而言的,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社会化的形态,市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企业从市场中获取包括资本和人力的各种生产要素,到市场上销售自己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市场中也存在着企业许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某个公司或企业在采购原料时如何用最低的采购成本生产资料市场购得更好更多的原料。在销售产品时如何优势价格在消费资料市场更快更多地售出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采用怎样的战略和策略打败对手。
三、经营和管理的关系
(一)从两者的内容构成来看
经营与管理是两个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经济概念,属于统一的经济范畴。法约尔把经营分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和会计等五大职能,并将管理活动从经营职能中提炼出来成为经营的第六大职能,并进一步将管理活动划分为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这就从内容上区分了经营和管理。
(二)从两者的产生过程来看
经营是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产物,管理是劳动组织化社会化的产物。管理思想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其中融合了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企业的经营方法要随着市场供应和需求因时因地而变化,主要理论依据是经济学。经营活动靠管理思想来实践,反过来,管理思想又随着经营、环境、时代、市场而丰富。经营是企业内和外的人与事的互动,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本质;管理则是企业内人与人的互动,是内化与企业的社会的运行规律。通俗地说经营是选择对的事情做,管理是把事情做对。经营是指涉及市场、顾客、行业、环境、投资的问题,而管理是指涉及制度、人才、激励的问题。
(三)从两者的应用范围来看
管理适用于一切组织包括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而经营则只适宜于以企业为典型代表的营利性组织,因此从企业的角度谈经营概念和管理概念的关系才有意义。
(四)从两者的追求目标来看
管理旨在提高组织效率实现效率最大化,主要途径是协调和控制,以实现控制风险和成本为目的;经营意在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利润和效益最大化,主要途径是制定战略,开发市场,以实现开拓市场和增加收益的目的。经营具有外在导向性,要求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稀缺资源和建立影响;管理具有内在导向性,强调对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建立秩序。
总之,企业作为一种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需要经营管理。经营活动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管理活动保证经营决策能够得以良好的执行。成长是现代企业存在的最终目的。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首先关注经营,研究市场和客户,并为目标客户不断提供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而这目标之所以能够达到,关键在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管理跟上了,经营才可能继续往前进,经营改善后,又会对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撇开管理光抓经营是行不通的,管理扯后腿,经营就改善不了。相反的,撇开经营,光抓管理,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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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5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原则
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它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以及它们在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各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结方式所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细胞，如财务管理目标元素、财务管理主体元素等。二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它是指组成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各个元素在一定阶段的具体选择与内容。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始终未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学科和相应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建立了集中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理论，它对恢复我国经济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虽然经过多次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些成就仍然局限于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全面创新作铺垫的各自独立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领域内。从总体上看，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系统性不强
系统是一组依一定结构存在的具有密切联系的元素组合，它以整体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系统科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用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科学的思想才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而我国则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广泛运用系统科学来研究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显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即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修正，也不可能真正按照系统科学的思想去建立新的财务管理理论，也就不可能从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构成元素着手，进而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纵观全国比较权威的几本财务管理专著中所论述的财务管理理论，均未对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哪些元素予以明确交待，有的将财务管理理论范畴概括得过窄，以致应该属于理论的内容（如有关财务管理主体的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等）未能概括到理论之内；有的则恰好相反。并且，现行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只是将各元素简单的罗列出来，而对各元素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严密逻辑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系统的、哲学的方法来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二）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规范性欠缺
这主要表现为有关财务管理概念很不规范，不同版本的财务专著或教材对同一概念下的定义不相同，有的出入还很大。
例如，关于什么是财务管理就有如下几种定义：“财务管理这个术语意味着要使资金按照某种计划流转。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企业内部管理资金流转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它是从制定财务计划开始的，其次是根据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最后据以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它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管理，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是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工作”。比较上述几个“财务管理”的概念可知，不同国家的论著对财务管理概念的表达方法不同；同一国家的论著，不同版本的表达方法也各异。有的概念明确指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的则不明确指出；有的将财务管理的对象限定为货币资金，有的将其限定为资金；有的涉及财务本质，有的不明确指出财务关系；有的把财务管理作为财务计划工作，有的将其作为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有的对财务和财务管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加区分，经常作为一个概念来处理。类似情况在其他重要财务管理的概念上也屡见不鲜。概念的不定型、不统一，说明了财务管理的理论不成熟。概念的混乱会直接影响财务管理学科的顺利发展，还会对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够完整
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对财务管理理论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全面、完整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现实的财务管理论著对诸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没有规范的解释，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很少提及，更不讲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讲财务管理假设，对财务管理职能、方法的表述也五花八门。这说明现行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础薄弱，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同时，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实践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往往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而国内对此理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企业内部重构时的资产剥离理论、企业并购时的资本运作理论等等，我国学者对此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还不能说是完整的。
（四）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我国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企业更多的是要适应这种要求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理论还没有适应各类环境的变化。
1.不适应法律环境的变化。
经济生活的法制化是必然趋势，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制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如果不熟悉这种变化后的新的法律法规环境，可能导致财务决策失误，招致不必要的处罚或诉讼，甚至可能将自己推入破产或被恶意并购的深渊。
2.不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
外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在我国开展业务，这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发生全面而深远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将有更多新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使金融工具出现多样化的特点，以满足企业不同的需要，但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规避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将不可回避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的历史趋势。
3.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而复杂，经营管理的全球化将迫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观念作出重大调整，促使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内容进行新的扩展。另外，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原有一些受保护的部门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诸如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形成规模经济且技术成熟的部门则将从中受益。比如服装、玩具、食品、化工、钢铁工业、洗衣机、彩电等行业，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一些资产素质较差的企业加速倒闭，企业破产时的重整和清算等等都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基于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所谓系统性原则，也就是以包括整体观点、关联观点、环境适应性观点、发展观点在内的系统观点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其中，整体观点是指将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各方协调，达到整体的最优化；关联观点是指创新时必须理清各元素之间具有的紧密内在联系；环境适应性观点是指新的财务管理理论必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发展观点则是指创新时必须树立起超前观点，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以适应我国将来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规范性原则
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对每一个财务管理理论元素都明确其含义和质的规定性，以体现其规范性，从而避免某些概念不必要的混淆，为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原则
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自身的建设上，都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显露出其不足。但是，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中包含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经验，都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国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其中一些具体方法有其先进性、实用性。例如分级归口管理、厂内银行制度、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等等，都是被实践证明比较科学的方法，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不能将其全部否定，应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进行提炼，吸收到新的理论中来。
（四）吸收国外先进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原则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首创于西方，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以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分配决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但是必须注意到，西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它要求企业必须在自主理财的前提下，通过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多渠道的筹资方式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参与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并且有丰富多样的选择，其理论是活跃的，也能够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理财实践予以指导。而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新旧体制尚在磨合之中，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理论，将对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实践缺乏必要的指导意义，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所以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又要注意吸收其理论中的科学和精华。
上述这些原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且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集合体，应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端木正.国际财务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5，（10）.
[2]李春芳.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J].中国农业会计，2005，（12）.
[3]邢岚.论网络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5，（06）.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6
一、“城市运营”的概念
在国外没有城市运营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内较早形成城市运营理论的专家主要有两个：王志刚和王廉。
但是他们对于城市运营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王志刚认为城市运营实际是解决三个问题，即定位、定性、定量。他确立了城市运营的三个主要要求：一、城市运作市场化。二、城市增值化。城市的内涵和价值必须历久弥新，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珍贵。三、城市个性化。个性化具有排它性，能够产生核心竞争力。他的看法是城市运营实际上是在做制度平台和基础平台，城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但竞争的态势主要还是围绕城市核心竞争力展开，因此，城市的定位研究便是城市运营的首要内容。
王志刚关于城市运营的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城市的战略定位研究。第二步是城市发展的策略设计。第三步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第四步才到城市形象包装与推广。
王廉的理论是：城市运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定位、运营轨迹、模式选择、生活方式、品牌、土地运营、产业集群、产业发展的高地--洼地--台地的设计，竞争力--发展力--城市智力，以及科技能力--教育能力--知识信息获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文化产业化等，都必须从经营的角度进行“研究、设计、策划、规划”。他认为城市运营的基本要求是：无论城市大小，都必须从战略上定位，从战略政策上予以推进经营和管理。王廉更强调城市运营是一个过程。其城市运营理论认为城市运营应该包括5个方面：一是城市与产业引导性定位；二是城市品牌、文化、土地等的经营；三是智力、人才资源整合利用；四是竞争策略与时点、方式；五是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化与经营策划实施等等。
二、“城市经营”的概念
国内很多人也把“城市经营”经常称为“经营城市”。城市经营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已经同时产生了，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欧洲的一些城市象罗马、威尼斯等就已经开始了其城市经营的漫漫征途。实践的同时，在国外，城市经营理念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美国的“市长经理制”和“城市增长管理（Growthmanagement）”、欧洲实行的“企业家城市管理（entrepreneurialLocalmanagement）”等都属不同程度地延续了这一理念的实践。
什么是城市经营？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关于城市经营的开发最为直观，他认为城市经营就是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并增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章文惠教授的定义是：城市经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应用而生的全新理念；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机制来调控城市发展目标与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经济活动，运用市场手段对城市的各类资源、资产进行资本化运作与管理；城市经营既有政府行为，又有市场机制，“两只手”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城市经营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建设方式的深刻变革。他特别强调了城市经营的目标概念，他认为：城市经营的目标在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优化与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形象”的概念
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提出城市形象概念与构成的著名Ci专家贺懋桦，他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城市形象识别理论，英文名称是：CitY imaGe。他认为城市形象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城市信仰与城市基本理念系统、城市行为系统、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后来，一些专家和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城市听觉系统的基本概念。
从理论上讲，学者蒲实对城市形象的定义比较专业和全面：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城市全方位、全局性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平等。进行城市形象设计，可以将城市整体的精神与风貌等特质予以提炼、升华，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充分发挥城市功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城市建设雷同化、一般化的倾向，推动城市全面发展，创建名牌城市。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7
根据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而财政则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手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背景,不同发展目标,各国政府对其职责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财政活动则表现出各自不相同的特征。对于改革开放30多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学术界通常按照“市场化”程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阶段;1992-2003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及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据此,并按照财政“公共化”推进程度,考察我国财政改革以及财政政策实践演变历程,我们将其划分成三个阶段:1978-1991年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92-2003年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运用技术日臻成阶段。
1.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78-1991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计划决定,国有企业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生产全部按计划由财政资金安排。政府用集中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全社会生产活动,财政收支只是执行计划的具体手段,只是计划的会计。在这种背景下,基本不存在一般概念上独立的“财政”活动,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财政政策了。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财政改革必然成为了这场改革的“排头兵”,新旧体制转型的“对接口”。从“让利”入手,1978-1992年期间,我国政府相继进行了“分灶吃饭”、“利润留成”、“利改税”、“税利分流”等一系列“以让利、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中央高度集权、财政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引入市场经济运行新机制。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1978-1990年三轮明显的经济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1978-1981年,第二轮经济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轮经济周期是1987-1990年(刘树成,2004[7]),相应的政府进行了3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在这三轮宏观调控中,政府仍主要延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命令加计划的方式,如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规模,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对在建项目实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客观讲,这些方式在这一阶段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显着有效的。
一是因为,这三轮经济波动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过快引起的,在当时政企不分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且见效快。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自有资金猛增,不仅调动了地方政府聚财理财、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有钱后,在预算软约束下,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片面追求高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政府投资无度、国有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过热问题。对此,政府凭借着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掌控权,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惯用手法,行政命令式的急刹车,可谓轻车熟路、经验丰富,直接且见效快。例如1978-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中,1981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持续走低,并成为第1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中,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成为第2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7-1990年第三轮经济周期中,1988年9月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1989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1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主要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大事记》整理而得。
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很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很不健全。相应的,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间接宏观调控只是处于初步认识阶段。控制经济波动只能主要倚重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不得不提,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这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中央政府财力严重下降,连年赤字,捉襟见肘,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又何谈调控效力(李茂生,1999[8]),这也是无法倚重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没有形成真正的财政政策调控实践。从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上看,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利益机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行动,是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又何谈政府宏观调控的概念。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还是逐步引进了财政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如在1981-1990年整个“六五”、“七五”期间,政府一直控制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速,见图1,除1983年以外,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长速度,其周期性调整始终超前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速。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意图还是较为明显的。同时,在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造成中央财政困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1981-1999年,中央政府还是累计举借内外债1008.8亿元,有保有压、保证重点地全部投入到了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设上去,这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1992-2003年)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8
「关键词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竞争机制；控制环境；监督机制
近年来，震惊世界的会计造假案件、“航空母舰”级企业轰然倒闭案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惨痛教训刺激下，各国会计乃至整个管理领域对构建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的需求日益强烈。2001年6月以来，我国财政部相继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试行制度，这表明我国在现代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并开始进入实践阶段。但是，如何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在目前条件下应从何入手，我国理论界还存在不少争议。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
对于内部控制的概念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内部控制系统观点，认为内部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由组织结构、职务分离、业务程序、处理手续等因素构成。这一观点是1958年aiCpa的第29号审计程序公报《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的范围》提出的；二是内部控制结构观点，认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组成。该观点是1988年aiCpa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中提出的，我国1997年实施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九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套用了这一理论。这也是目前我国Cpa沿用的内部控制结构。三是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由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这是美国资助组织委员会（CoSo）在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报告中提出的。
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
我国由于实行市场经济时间只有十年的时间，企业刚刚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和实践正处于摸索阶段，内控思想散见于各部门、各组织的相关文件中，呈现出比较混乱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内部控制在概念上不统一。我国尚未正式提出权威性很高的内部控制概念，对于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更是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体系。现行的规范制度中，只有审计准则第九号《企业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和新修订的《会计法》正式提出了若干与内部控制相关的要求，但立足点和出发点分别是从报表审计的角度和对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规定的角度来进行的规范。刚刚的《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只是限于会计领域，而且该规范的诸多内容是非常原则性的。一些企业管理者对内部控制也存在很多误解，如有的认为内部控制就是不相容会计岗位的分离，有的认为内部控制就是报账规定，有的认为内部控制就是内部纪律要求等等。
第二，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内部控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间接效益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看出，而且需要多设置人员岗位，需要制定大量的规章制度，需要增加办事环节和程序，因而多数企业把精力主要放在生产和营销上；有的认为加强内部控制，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影响办事效率；甚至有的认为搞内部控制就是对自己人的不信任，容易制造内部矛盾等。新疆众和公司任用服刑犯掌管4.5亿资产的案例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第三，我国还没有形成内部控制的整体框架。目前，由于对内部控制概念认识混乱，因而对内部控制应包括哪些内容、应如何构建、各种要素有哪些联系等也认识不一，各企业内部控制的构建也是千差万别。
第四，内部控制执行不力。我国现有内部控制只注重制度的文字编写环节，严重忽略了如何执行制度、判断和报告制度执行的状况、矫正制度执行的偏差等方面。许多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制度，实际执行情况可想而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评价、报告等也鲜有实施。
第五，在内控制度设计上明显存在着各自为政、就事论事的倾向。财政部门着重抓了内部会计控制建设，财政部于1986年颁发《会计基础工作规范》，2001年以来了四个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报告作了一些规定，2000年国家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变报规则》，对公开发行证券的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披露作了一点要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事务所的内部控制作了要求。国家审计署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对内控制度的测试当作“作业准则”予以规定。整体来看，全国没有统一的协调和规划，各部门只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针对具体事件制定要求。
第六，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理论界对西方整体框架理论的科学性有所认识，但部分理论界人士、多数政策制定者、大部分企业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尚有待统一和提高。
三、形成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的原因
形成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混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不发达。从内部控制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发展的外部动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刚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影响时时处处可见，市场竞争有不规范的地方，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影响内部控制的发展。
第二，缺少指导企业建设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由于国家经济管理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完全脱离出来，条块分割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破，企业界还没有形成如CoSo之类的权威组织，大部分管理制度建设靠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而国家部门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因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和建设规划。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9
1物流经济批量
物流经济批量是近年来形成的，针对物流发展研究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概念，这种概念是研究物流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在经济学上意义的重要手段。
1.1经济批量
“经济批量”economiclotsize，又称“经济订货批量”，指在保证生产或销售需要的前提下,从耗费成本最小这一目标出发所确定的每批材料采购数量或产品投产数量。在确定材料采购或产品投产批量时，既要考虑材料采购费用或产品投产生产准备费用，又要考虑材料、产品保管费用。在实际生产和制造过程中，利用经济批量进行生产和销售以及仓储计划的规划，进而实现材料消耗最小化，即在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生产量的最优化，达到实现最大化效益的目的。在进行经济批量的核算和使用的过程中，经济数学的应用相当广泛，它不仅被用于经济批量的合理计算以及后期的整理核算，还被应用于经济批量的整体规划以及生产、销售等计划的制定和规划中。
1.2经济批量的优劣
经济批量是指假定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实现产出最优化的一种经济概念。它强调在保证销售量前提下的生产最优化，忽视了产品的自身特性，比如稀缺性的特点，同时也没有考虑生产以及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费用。经济批量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在制定计划时要考虑到销售以及供给情况，从而使得其在进行生产成本最低化考量时必然要优先保证销售的存续，从而避免因过分降低成本而导致的生产短期性提升造成的短视现象。
1.3物流经济批量
将经济批量的概念应用于物流管理，形成最优化状态下的物流体系，是现代物流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一趋势有利于物流行业整体成本的降低以及物流业总体的发展。物流经济批量要求在最小化的运行成本条件下，合理设置仓库存量，以及进出货物的总量，实现最优化的环节设置。物流批量包含仓库存量、在途货物、进货进化以及出货计划等方面。通过合理配置各环节的货物量，实现运行成本最低化以及运行收益最大化。
2经济数学与物流经济批量
物流经济批量在进行其规划和各环节配置的过程中，需要科学计算和统计相关信息，进而实现数据化的分析，通过分析预测相关环节的最优化存量，实现成本最低化和收益最大化。
2.1统计
在物流发展和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相当多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分析物流企业发展规律以及物流运行规律的最要资料。通过分析物流数据进而预测物流发展的趋势是物流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经济数学通过统计分析实现了这一功能。统计即通过对散乱数据进行整理和一定形式的处理，进而使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序排列，进而方便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提炼。经济数学通过利用数学相关理论实现数据分析以及数据信息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升物流企业发展预测的准确性，进而降低成本，实现最大化的配置。物流行业的货物吞吐量以及进出货物的季节性、空间性因素往往可以通过对物流企业历年数据以及物流行业的历年数据来体现出来。实现物流经济批量的一项重要因素在于实现物流配置的最优化，而这个最优化的实现需要物流分析数据为支撑和依据，也可以说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物流经济批量实现的可能性。经济数学中的统计知识和工具在对物流数据进行统计的同时，实现了数据层面的分析，利用数据的对比分析以及同一数据的差异化分析，实现对于物流数据的整体把控和对于未来数据的正确预测。统计往往与概率以及函数分析综合应用，通过概率以及函数的知识和工具进行必要的规律摸索和研究，进而提炼出物流行业发展的规律，实现物流各环节配置的最优化，节省运营成本，实现物流经济批量。经济批量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这一概念需要统计数据的支撑以及分析数据的提炼。因此，可以说统计是经济批量运行的基础，也是物流经济批量存在的基础，没有准确而翔实的统计数据，经济批量无法实现和运行，统计是物流经济批量实现的首要工作。
2.2分析
分析指的是利用经济数学的相关知识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整理，形成规律性的总结和汇总。物流行业存在的大量数据经过统计后，形成大量的数据源，这些数据源中蕴含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实现物流合理配置，进而实现最优化的经济批量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提炼这些信息需要利用经济数学工具进行必要的分析。利用经济数学工具分析物流数据主要通过函数以及微积分等工具实现。函数分析主要是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在一定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函数总结，进而实现函数形成，总结出相关规律，进行必要预测。函数分析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完整性和客观性，其数据来源于物流数据，分析过程来自于标准的经济数学工具，这些信息保证了整个分析的完整性和客观性，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数学的发展，利用经济学相关函数对于物流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形成函数，应用于物流配置的最优化对于物流批量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推倒，可以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的表达更简洁、清晰，经济数学分析确实比单纯的文字表达更富逻辑的严密性、精确性，比形象的图形表达更多的变量，可分析更多复杂的问题。因此，运用经济数学的手段进行物流经济数据分析，对于物流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合理配置自身运行各节点最大化收益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分析手段主要有数理分析、统计分析以及计量分析等，而统计分析则是进行物流经济数据分析的主要手段。统计经济分析是运用统计方法，以统计资料作为论述现实经济变动过程的手段，对经济的变量数值求解，并验证经济理论的真伪，通过对统计资料的搜集、分析、图示，来验证统计结果。
2.3预测
经济预测指的是与未来有关的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一种经济分析。它是对将来经济发展的科学认识活动。经济预测不是靠经验、凭直觉的预言或猜测，而是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靠的资料、精密的计算及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所作出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预测是一种分析的程序，它可以重复地连续进行下去，目的是为未来问题的经济决策服务。为了提高决策的正确性，需要由预测提供有关未来的情报，使决策者增加对未来的了解，把不确定性或无知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并有可能从各种备选方案中作出最优决策。物流经济批量中利用经济数学手段进行必要的预测，实现有计划的规划各环节配置，进而实现最优化运营，减少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收益率。经济数学条件下的预测不是主观的臆测，而是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以及一些其他手段进行的有针对性的预测。这个预测的整体水平是建立在客观数据基础上的。一般而言，经济数学的预测是基于计量经济以及函数基础之上的。利用经济数学的函数统计分析手段得出相应的函数之后，就可以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模拟数据进行函数演算，进而推导出相应的未来发展趋势。根据这种趋势推算出各环节的合理配置，进而完成物流的经济批量计划，实现物流最大化收益与最小化投资。在现有的物流企业数据基础上得出的规律性的函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建立在这个函数基础上的，利用固定数据推导的模拟规划其客观性将得到大大提升。预测应注意两点，一是现有数据要尽量翔实和准确，这样得到的函数才能符合实际情况；其次，函数推导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不能夸大或者缩小，避免出现预测失真，进而影响物流企业批量经济的实现。
2.4仓储存量分析
仓储存量分析指的是按照销售情况或者供给情况进行的，基于市场情况设定的，针对仓储存量合理性以及科学性的分析。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规律及合理性，利用科学手段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汇总，进而提升仓储存量的利用率，降低不必要的仓储费用。物流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降低仓储费用，进而提升收益的纯利。在物流企业中使用经济数学手段进行必要的仓储存量分析，进而推导出合理的仓储存量，实现存量与出量的合理比例，实现费用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经济数学手段在物流经济批量中的应用，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进行仓储存量分析，得到合理的仓储存量，实现仓储费用最小化。仓储存量分析应注意下列问题：首先是市场需求的经济分析。物流市场的整体形势支配着单个企业的发展。整体仓储存量形势在市场范围内的波动和规律性变化对于物流企业至关重要，把握正确的信息，得到相应的市场形势高低就可以实现物流企业自身的发展。利用经济数学手段针对整个市场进行必要的分析，进而得出物流仓储的市场形势，推导出企业应有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策略。物流经济批量要求以最小化的投入和损耗，实现最大化的收益，而经济数学对于市场分析的整体把控能力成为了这一需求的强力工具，使得物流经济批量得以顺利达成。其次是针对企业自身仓储存量进行分析。在进行物流市场整体分析，即进行外部市场分析之后，物流企业有必要针对自身的仓储情况以及自身的历年发展状况和仓储配置量的具体情况，利用经济数学分析工具进行研究和数据分析，归纳总结出相应的分析结果，达到仓储存量合理化的目的。企业自身仓储存量分析的关键在于利用有效的数据和经济数学方法，而这些方法的选择是企业对于自身数据了解程度的体现。经济数学方法中的概率分析以及统计理论对于企业内部仓储存量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数据的整合和整理，实现数据的有序化和合理化，提炼和总结出企业的真正情况，进而提升企业对于自身仓库存量的了解。物流运行数据的内部分析，可以使其了解以往数据，从而推动其对于自身改造的方向，保持安全而又经济的存量，减少成本而又不影响出量，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篇10
关键词：房屋建筑；概预算；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建筑产品作为市场商品中的一员，它不仅必须具有商品价格运动的共有规律，即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而且建筑产品还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产品的固有性、产品的大额性、产品的生产人员的流动性等[1]。因此，在了解建筑产品的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运用市场的价值规律和行业标准，通过编制建筑工程概预算的方法，确定建筑产品的合理价格，是房屋建筑工程管理中的重点之一。
一、房屋建筑概预算的概述
1.建筑工程概预算定义
建筑工程概预算是指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容、国家规定的规范和计价依据、定额及各种取费文件，预先计算和确定每项工程的建筑工程的投资技术经济文件。它是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总称。建筑工程概预算同属于工程造价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工程造价的特点，它的造价也具有工程造价计价的特征。
2.建筑工程概预算的作用
由于概算、预算分别在建设项目的两个关键阶段，因此建筑工程概预算也非常重要。
（1）有利于落实工程建设计划，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提高经济效益。工程建设投资计划是根据工程建设概预算编制的。认真审查概预算，确定工程的合理造价，可以使国家对工程建设资金做到合理分配和合理投向，充分发挥投资效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2）有利于国家对工程建设进行科学的管理和监督。概预算编制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建筑材料和物资的市场平衡和合理分配。加强对建筑工程概预算的审查，可以为工程建设提供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可靠数据，国家依据这些正确的数据，加强市场宏观调控，从而提高对工程建设拨款、贷款、计划、统计和成本核算，制定合理的技术经济考核指标，从而提高对工程建设的科学管理和监督[2]。
（3）有利于建立规范化的建筑市场。促进招标投标承包制的健康发展。经过审定的概预算，必然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方面，在工程质量的管理方面，在设计和施工的合理性方面，都有所提高。经过审定的概预算，确定了工程的合理造价和主要材料设备的数量，这就为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奠定了基础，招标投标据此提出合理的标底、标价，以及工程质量和其他方面的要求，促进建设项目大包干和建筑市场公平竞争与发展，促使施工企业向自身管理要效益、要发展，有利于建立规范化的建筑市场。
二、房屋建筑概预算存在的问题
1.工程建设法规执行力度不够，以及存在建设法规体系上的错位和配套性等问题。但目前主要还是管理体制问题，加上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保护落后、“内部人”问题的干扰，以及业内人员法治意识和工程合同观念淡薄，使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2.建设行业管理体制不顺。国外建设行业体制，他们基本的建设工程管理框架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工程总承包为中心，全行业、全方位的行业分工体制，项目管理、设计、咨询（监理）、材料设备供应、工程总分包一体化服务机制，以及政府与社会监督和严格的工程合同管理的建设市场机制，从不同角度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3]。
3.长期以来大多数地方施工企业由于市场、企业机制不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经济效益低下，技术发展有限，大多数是严重下滑，人才流失，使企业丧失承担风险的能力。施工企业缺乏真正的企业家，也是限制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建设和建筑企业发展水平不一，凡是发展较好的企业都有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和善于经营的团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怀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业主和职工利益之上，有奉献精神，有远见卓识，有新的市场营销观念和战略发展目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善于把握市场机遇，不断创新品牌，努力提高企业信誉，在市场激烈竞争中求得企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4.技术管理与企业基础工作十分薄弱。其实我国建设或建筑安装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已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计划管理机制，并探索了一套较完整有效的生产计划制度，建立了良好的技术、质量、安全规范规程等学习制度，注重企业基础工作，重视企业内部定额、劳动效益管理和成本核算，各企业都有较为健全的技术管理与技术责任制度，都是当时获得良好工程建设综合效益的基本保证。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今企业中都成了薄弱环节，抓市场不等于削弱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过去数十年获得的宝贵经验，还值得今天的企业取其精华，发扬光大。
三、房屋建筑概预算问题的解决措施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基本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的模式已逐步转变为工程造价管理模式。
①重视和加强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估算工作，努力提高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准确性，切实发挥其控制建设项目总造价的作用。
②明确概预算工作不仅要反映工程造价，更要能动地影响设计、优化设计，主张进行限额设计，做好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保设计的技术经济性，更有效地控制和合理地使用建设资金。
③从建筑产品即商品出发，以价值为基础，确定建设工程的造价和建筑安装工程的造价，使工程造价的构成更符合实际，更趋于合理化，并逐渐与国际惯例接轨[4]。
④把竞争机制引入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打破长期以来以行政手段分配建设任务和施工单位依附于主管部门“吃大锅饭”的体制，冲破行业和地区等封锁，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招投标承包，择优选择工程承包公司和设备材料供应商。这样，不仅可降低工程造价、提高质量、缩短工期，而且也促使这些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市场应变和竞争能力。
⑤提出要对工程造价的估算、概算、预算、承包合同价、结算价、竣工决算实行“一体化”管理，并研究如何建立一体化的管理制度，改变过去分段管理的状况。
⑥提出用动态的方法研究和管理工程造价。为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建设资金，研究如何体现建设资金的时间价值，要求造价机构定期公布各类工程价格要素的价格指数及工程造价指数，力求尽快建立地区、部门乃至全国的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结论
总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计划经济的内在弊端逐步表现出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概预算定额管理，实际上是用来对工程造价实行行政指令的直接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讲，遏制了竞争，抑制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崔红梅.探讨建筑工程概预算编制对工程造价的影响[J].门窗，2013，08：76.
[2]赵林红.建筑工程概预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建设科技，2013，19：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