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作文篇1
八年级关于战争的作文【1】
战争，是人人都痛恨的一个词语。特别是对于我这种特怕见到受伤、流血的人来说。一见到“战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一具具尸体;那一片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令人心痛，令人心寒……
可是，尽管人们都痛恨战争，但却无可奈何。看，八年级上册的历史书，几乎每一课都是关于战争的。战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似乎特别“流行”。大家如果要回答“你知道那些战争?”之类的问题，回答应该都会包括“火烧圆明园”“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吧。没办法，谁让他们那么出名呢。
火烧圆明园，多么令人心痛啊!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回顾一下吧。
那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后，进逼北京。英法联军一路烧杀，攻入北京，闯进圆明园。这里富丽堂皇的建筑和琳琅满目的珍宝让侵略者惊呆了。他们争先恐后，掠夺珍宝。抢不走的东西，他们就砸碎。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放了把火，使圆明园在大火中“沐浴”了三天三夜。而这场大火，使往日辉煌的宫殿、参天的古树，都化作了灰烬。如今的圆明园，只有远瀛观的几根石柱还屹立在那里。它像一座纪念碑，记录着英法联军摧残中华文明的滔天大罪。
虽然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到现今的圆明园，但仅从一行一行的文字中就可以想象出来了：历时150年才建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就在三天三夜的大火后，只剩几根石柱了，这是多么令人心痛呀!
……
本以为，身为90后的我们已经离那该死的战争很远很远了。但是，之前人们热议的“钓鱼岛事件”打破了我的“本以为”。本来现在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相处得多么融洽啊。可是，不知是谁挑起的事端，把这份宁静打破了。
难道和平年代真的要消失了吗?
难道“天下相亲与相爱”只是一个美好的梦吗?
八年级关于战争的作文【2】
我，一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小鸟，抱着对外界事物强烈的好奇心，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树林，独自去探寻一片新世界。
在漫长的路途中，我经受了风吹雨打，在到达一片新的“丛林”--城市时，我支持不住，落了下来，一个好心的小女孩将我带回了家，她十分用心地呵护着我，并且将她的心事都告诉我。
小女孩原来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有十分疼爱她的爸爸妈妈。一天，他们国家与邻国爆发了一场战争，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去参战，她的爸爸也因此离开了，两年来，书信全无，她常常在夜里听到妈妈在抽泣着，她知道，爸爸回不来了。但他并没有哭，她十分努力地帮母亲干活，(因为战争的关系，事物渐渐短缺，物价也不断提高，她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同时也以她那乐观的性格，开朗的笑声，感染着周围同样失去了亲人的人，使他们重新振作，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可是不久，敌军开始侵略这所城市，巨大的铁鸟在上空不断地盘旋，就像一只饥饿的猎鹰已经瞄准了猎物，随时可能对猎物发起进攻。城市中的人们惊慌失措，都开始了逃亡。小女孩的妈妈也匆匆收拾了一些行李，拉着小女孩走，可小女孩还是固执的要带上我。
巨大的铁甲虫，他们称为坦克的东西也开进了城市，沿路对建筑进行破坏，飞机也不断地投下炸弹。小女孩同他的妈妈在路上飞奔着，躲避着周围飞溅出的碎石瓦砾。一个炮弹落在了她们身旁，这位母亲紧紧地抱住女孩的头，扑倒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女孩，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紧接着，就是一片机警。我从变形的鸟笼中挣脱冲来，在弥漫的烟雾中寻找着这对母女的身影，然而徒劳无功。
我在城市上空盘旋着，看着这已成废墟的城市，我落泪了。有多少善良、勤劳的人们长眠在这里，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可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用我的歌声来哀悼他们……
八年级关于战争的作文【3】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了，也就是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了，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六十六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力抗日战争，终于的在一九四五年打败坏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人民付出牺牲三千五百万人的代价，仅在长达三个月的松沪之战，中国方面共投入七十多万兵力，死伤二十多万人。
为什么?为什么外国侵略者任意侵袭?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被别人宰割?我们可爱的祖国母亲为什么被人咬下一块又一块的肌肉，变得血淋淋的?后来我才知道，政治腐败，国家落后。“落后是要挨打的!”当时，日本工业生产量为六十亿美元，而中国工业生产量为十六亿美元。日本生产钢铁五百八十吨，而中国生产钢铁不到四万吨。这样悬殊才给别人欺负，这是血的教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城内进行了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对成千上万个手无寸铁的老百性进行残忍地大屠杀。在日本侵略者屠杀下，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那滔滔的江水也被血染得红通通，中国人民被日本鬼子集体枪杀和活埋的多达十九万人，被红十字会等收埋的就有十万多人，至于被江水冲走不计其数。这些悲惨的事实，中国人民怎能忘记呢?
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日战争，终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宣布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告别了战争时期。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2
关键词：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浪潮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奠定
俄罗斯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战争，盟国金帐汗国入侵，拿破仑侵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对于文学来说，它是感性意识下纪录战争的最好载体。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是俄罗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而俄罗斯民族是尚武的民族，战争文学是俄罗斯文化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文学的源头。纵观俄罗斯历史，描写战争的作品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作品：英雄壮士歌谣、《伊戈尔远征记》、《战争与和平》等都在其内容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统一俄罗斯国家思想。
经历过三次民族入侵战争的俄罗斯民族在战争中形成了属于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即尚武的战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对于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战争文学来说，作品无疑是很好的纪录和彰显出这种民族性格的载体。因此，这也是卫国战争三次浪潮发生的民族历史背景。
二、卫国战争文学前两次浪潮
第一节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界出现了描写苏联战争的三部重要作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革命战争的史诗”《铁流》（1924）；法捷耶夫的《毁灭》（1926）。这三部小说，标志着苏联文学中英雄形象的诞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战争文学中的确立。随后，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鉴了这种创作方法，但侧重描写在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成长历程，使人物性格有了更大的历史容量。
第二节描写经历战争的普通人
1953年3月，自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发生转向，由描写战场上的军人转向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从而还原战争的残酷性并对那些经历战争的饱受苦难的普通人的致敬。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文学界提出反对粉饰现实的“无突论”和“理想人物论”等思想观念。在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社会意识形态下，这些政治号召引起苏联文学家的激烈争论和探索。在结合文学本质的思索下，著名作家爱伦堡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中提出了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的内心世界”，写日常生活琐事，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新主张。这其中出现了以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为代表一系列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中，作家将关注点由之前的描写具有英雄气质的革命军人形象，展现他们光辉一面转向战争期间平凡人的生活以及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通过安德烈的不幸遭遇，力图向人们宣示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期间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都可以构成严酷的考验，那些在个人生活、内心精神上承受了异乎寻常牺牲的普通人，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大智大勇。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所描写的战争更多的是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对历史的深沉的思考。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此类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转向，在肯定卫国战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不忘对人性、对人的自我价值进行探讨。
第三节卫国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界逐渐认识到之前用现实主义创作战争文学时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无冲突论”、“概念化”等弊病。1972年，苏联文艺界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在这种体系的引导下，苏联作家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做新的理论阐述。“开发体系”的出现，是世界文艺美学交融的结果，苏联文艺界把西方文学界的比较研究、系统论研究机制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开始全面的看待战争文学创作。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种描写形式，而是应当容纳一切能真实表现生活的艺术概括形式包括假定性式（夸张、怪诞、象征、寓意、不合逻辑等）描写，这就极大的拓宽了文学表现生活的描写方法。80年代的苏联战争文学在“开放体系”的引导下，在继承了70年代文学的史诗性、哲理倾向和心理探索倾向，出现了题材融合的趋势。因此，在随后的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国际背景，乃至全球范围内来思考问题的优秀作品，以邦达列夫的《岸》为代表。这些作品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只作为背景或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出现。（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苏联）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m].译林出版社1999年
[3]（苏联）邦达列夫《最后的炮轰》孟庆枢译[m].南方出版社2003年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3
关键词：战略联盟非互补竞争文化整合
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自身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竞争以及获得长远成功的战略需要，因此，企业为了防御、追赶等目的开始寻找适当的合作伙伴组建战略联盟（胡江凤等，2008）。所以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建立的以资源或能力共享为基础，以优势互补为特点的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可以是契约关系、产权关系甚至是默契关系等。以联盟成员所在的产业是否相同，合作伙伴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战略联盟划分为竞争性战略联盟和非竞争性战略联盟（魏中龙等，2008）。非竞争性战略联盟一般是产业间企业或者同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为了延长价值链取得相对竞争优势而组成的长期合作关系，比较典型的是围绕核心企业，供应商、生产商以及销售商之间建立的联盟；竞争性战略联盟一般是产业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以优势互补为特点的合作关系，一般以契约或者股权互换的方式组建。但是如果若干个企业的业务具有同质化的特点，并且各自的优势又不是很突出，如何通过组建战略联盟来取得企业的长远成功呢？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量同质化恶性竞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企业数量庞大，长期依靠恶性价格战来维持企业的发展，导致很多企业既损害了自身利益又损害公共利益的后果，而且企业和企业之间没有互补优势可言。因此，本文从文化整合的视角来研究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策略，为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组建的基础
过度竞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通病，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大多处于相应产业链的最底层，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单纯的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优势的原因。那么我国这样一大批企业的出路在何处？通过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固然可以产生行业的领头企业，但是要想完成这一过程并且取得较好的效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整个产业被国外竞争者垄断的危险；另一方面，即使形成了较大的企业但是在国际竞争中终究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因此，有必要为我国大量的过度竞争的小企业的发展寻求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小企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我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或者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或者依靠低廉的人力资本为国际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当这些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想改变自己在产业中的竞争态势时，往往会受到大型领头企业、国际跨国公司的技术围剿和打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大量同质化企业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许多中小企业只有短暂的生命周期。因此，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小企业长不大，长大了不强壮”的困境。
（二）无法逾越的国外技术、品牌垄断
在大多数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面临着国外的技术垄断。“以市场换技术”是以前实行的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手段，但是往往是丢了市场，技术也没换来。问题就在于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技术垄断地位，本土参与企业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进一步说，是由于本土企业的恶性竞争以及在和国际企业竞争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导致市场利润不足以支撑巨额的研发投入，从而导致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缺乏。这样永远无法跨过外国技术的垄断。
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的另一种垄断形式表现为品牌垄断，这些品牌经过几十年、近百年的发展，已经附加了技术、商誉等内容，我国中小企业很难和其进行正面竞争。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途径打破跨国公司的品牌垄断，培养自主品牌。
（三）企业家个人价值和理想的实现遇到了阻碍
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企业家是我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是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商海征战中辛苦得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家四处征战的商业活动并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目标。企业家的理想是将企业做大做强，然后引入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的股东。
上述几个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联盟，参与国际竞争改变其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了基础。
文化整合在非互补竞争性联盟中的作用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就是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困境提出的，但是由于联盟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可能导致这种联盟形式的实践意义不大（陈洁等，2007）。同其他形式的战略联盟比较起来，这种战略联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从组织形式上来看不同于其他战略联盟
非竞争性战略联盟，由于不存在直接的竞争领域的重合，通过相应的契约关系可以比较明确地将利益在各个联盟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则可以通过合同或者股权置换的方式实现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至于传统的以大企业为核心或者以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为主线的战略联盟其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契约很好的解决。而对于由大量的具有相似产品、相当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组成的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来讲，其早期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然后向紧密型的联盟过度。
（二）和其他战略联盟比较而言其利益来源不同
传统的战略联盟是对既有利益在联盟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利益分配是战略联盟的核心问题。而对于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来讲，其利益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盟组建后，由于市场影响力的扩大而增加的在交易中的议价能力；二是以联盟为基础的投资收益，即联盟本身积淀而给成员企业带来的收益。这些都是以联盟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战略联盟是现有利益而后有联盟，而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是先有联盟而后有利益，即联盟的发展前景是成员企业利益的最大来源。
所以，无论是从组织形式来看，还是从利益来源来看，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冲突的来源不仅仅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更多的是来自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不同。所以，这就要求结盟企业具有协调的文化和目标，因此，文化整合就是这种联盟得以建立的核心问题。
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整合框架
（一）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正是由于文化整合在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中的地位，本文首先阐述这种战略联盟文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发展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解决联盟冲突的基础，本文在前文所提出的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构建的基础就是我们发展共同愿景的前奏。也就是说共同愿景至少要包含如下几种内涵：一是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二是实现企业竞争态势的转变；三是满足私营企业主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战略联盟的组建具有稳定性，才能保障战略联盟组建成功。
尊重联盟成员文化的多样性、做到求同存异。文化差异会导致联盟成员之间行为不同，导致对立气氛的产生，无法友好相处，最终导致联盟的破产。但是每一个联盟成员都有自己的文化印记，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文化与价值观整合的关键是建立对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协调机制。达到求同存异，树立长远的发展理念。
互相学习，坚持开放互动。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存在所谓的强势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区分，哪种文化更适合联盟的总体利益和发展，联盟成员就会转向哪种文化，因此保障文化体系的开放性，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互动发展是联盟得以生存的文化基础。
采取联席会议制的民主方式。联席会议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多个组织因为某一共同目标，召开会议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的核心就是民主和非主导。这种方法在解决一些跨组织问题时非常有效。因此，可以作为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组建原则。
（二）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整合自组织框架
从文化变革的角度来讲，文化变革有线性推进、互动学习和螺旋上升三种模式（王丽娟，2006）。线性推动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文化变革，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文化变革模式；互动学习模式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相互碰撞共同发展；螺旋上升模式是指历史地考察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
系统的开放性。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自组织理论认为一个系统要想不断的演化，必须和外界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对于文化系统也不例外，必须不断地引入负熵流，才能保证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的不断发展。也就是说联盟必须不断地引入新的成员和淘汰不适合的成员。
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是系统走向宏观有序的一个必要条件，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引入新的文化，推动原有文化系统远离均衡状态，进入促进文化发展的非线性区，才能不断引导联盟文化系统不断向有序结构演化。
涨落。涨落是指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文化系统整合的触发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很小，但是往往对整个联盟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对于一个销售联盟来讲，其中某一个联盟成员在销售中行为的变化可能改变整个联盟文化的发展方向。
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是指联盟成员在文化的学习过程中，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其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就使得联盟文化系统在相互学习中发展，具有了多种演化的可能性。
结论
本文首先从战略联盟的分类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战略联盟形式，即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这种联盟是针对我国同质化恶性竞争的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它具有和以前传统战略联盟不同的构建基础和特点，其核心问题是在联盟构建初期的文化整合，而利益分配问题由于只有在联盟发展以后才会出现，因此，居于次要位置（当然不能说不重要，而是在联盟发展以后才涉及到）。接着本文着重论述了这种非互补竞争性战略联盟的文化体系构建原则及其自组织构建框架，对我国中小企业构建此类战略联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胡江凤，史虹，王博民.战略联盟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8.10增刊（上）
2.魏中龙，金益.论企业间的非竞争性战略联盟[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3.陈洁，吕巍.营销渠道战略联盟形成的博弈分析[J].系统管理学报，2007.2
4.王丽娟.企业文化变革的自组织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06.6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4
蔡仪先生认为，抗战中大后方的文学论战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指1937年‘七七’事变起到1940年中期”，包括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关于“暴露和讽刺”问题、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四次大的论争;而“后期的时限大致是1940年中期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主要包括关于“战国”派问题和关于“主观论”及“生活态度论”问题的两次论争。这个划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抗战中老舍的前后期与整个文学界论争走向中的前后期有所重叠，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老舍积极思考并主动回应抗战前期的几次论争的必然结果。对于抗战后期的论争，老舍的反应远不如前期那么敏捷和强烈，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老舍已将主要精力于他回归后的文学创作上，同时也同这些问题和党派、团体的瓜葛过于密切有关。
以上列举的抗战前期的四次论争，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文学自由度的论争，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中“暴露和讽刺”问题涉及的是文学创作的题材选取，讨论的是如何避免和是否应当避免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以免为政敌利用;“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绵延不绝的新旧形式之争在抗战时期的两次极具深度的探讨，而它们之间，由于牵涉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无法截然区分开;关于所谓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以及继起的施蛰存、沈从文、朱光潜等的“文学自由论”的论争则又关涉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绵延不绝的论战中心，即文学本位还是政治本位之争，而这一论争主题又是笼罩于上述三次论争之上的。
以下试结合老舍对这些论争的回应解索老舍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一、老舍和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
“暴露和讽刺”问题的发轫，大致上是起自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1938年11月被译介到日本，于是有人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译载《差半车麦秸》呢?”并且提出：“‘华威先生’这种可鄙的人物……他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符合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他们侵略的信念。一句话：我们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了。”同一时期，又有人发现“黄药眠的《陈国瑞的一群》(原载《抗战文艺》第三十四、三十五期合刊)，和巴金的《公式主义》(原载《见闻》第?期)被汉奸报纸巧妙地转载。”一场以文学创作题材性质为关切点的论争就此展开，并前后持续一年多。这里所谓的题材性质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作的判断。它关心的固然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本身，却甚至也不是选取或避免何种题材有利于或有害于创作所负荷的社会意义、政治价值，而是作品的政治效果，即作品已经独立于作家时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由于老舍选取题材的尖锐性，他的作品很快被点了名：“老舍的剧本《残雾》上演的时候，听说观众之中颇有几位先生大摇其头，以为其中所暴露的会摇动人们的抗战信心，甚至认为破坏抗战。这是当场的一位朋友亲闻亲见的。”老舍事后坦言：“……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并且不无负气地说，“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
无端卷入这场论争，使老舍得以更为清醒也更为从容地审视这一场抗战文艺运动，上引老舍对构陷者的揶揄即是基于清明思考基础上的一次聪明的应对。在写《张自忠》的过程中，老舍又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但是，正如老舍自白的，他以中庸“混含”的方式避免了暴露过多“不准说”的问题，《张自忠》因此把批评焦点完全集中到虚拟人物墨子庄的身上，也正是这种策略的写法使得作品的质感大打折扣。这种妥协固然损害了作品的完善，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老舍对“暴露和讽刺”问题的深入反思。这两篇文章，《没有“戏”》和《写给导演者——“声明在案”：为剧本(张自忠将军>》就是老舍在事后的一次刻意的检讨和申诉。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以明白地读出老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对“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批评态度的大不以为然。
二、老舍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随着抗战爆发引发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再次提出，即关于“旧瓶装新酒”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大致上始于1937年7月，终于1939年4月)和继起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致上始于1939年4月，终于1941年1月)，也许是抗战文坛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两场论争，也一定是与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关联最为密切的两场论争。这两场论争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前后衔接，指向一致，都同样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在抗战时期的旧话重提而已;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在文学史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但究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前因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后延新中国时期以“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取得考验”为宗旨的文艺政策，并且通过论争对许多问题的廓清告白了中国现代作家群对“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新文学方向的消长问题的真实倾向，因而格外值得关切。具体到老舍，这方面的论争至少是帮助他完善了对自己通俗文艺创作的反思，而且也确实导向了1941年前后老舍在文学风格、题材、体裁选择上的回归自我。
1930年老舍从新加坡回国之后，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之前的7年时间，尽管中国文学界硝烟不断，纷争不断，老舍却除了为数极少的表态——关于幽默文学的发言——之外，一直坚持着独立不倚的原则，从不介入任何一次论争。尽管抗战的爆发转瞬之间拉近了他与文坛的距离，但是对于文坛的论争老舍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超越态度。对于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老舍几次声明：“我忙，所以没有参战～;“一年以来，我始终没有表示过个人的意见”，就是出于这种态度。持这种关心但不参与的态度对待文坛的论争，使老舍在一些关键问题和根本问题上时刻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警觉。这也是曾经率先垂范以“民族形式”，即“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激励抗战情绪的老舍在“民族形式中心源泉论”甚嚣尘上的时刻及时折返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中流之于“空”的讨论态势，老舍在论争后期的适时发言显得实切了许多，因而也具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说服力。老舍自己明确地表示：“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实情。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老舍并未在理论界的争执热点如“中心源泉论”、“喜闻乐见”还是“习闻常见”这样的问题上纠缠甚至停留，而是直奔主题，以“是”抑或“否”的判断来表明态度：“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老舍除了继续陈述三年来以“民族形式”取代新形式的创作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经验”和“像找替身似的女鬼”般的“民族形式”使自己“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的苦恼之外，老舍把这一次反思的着眼点落实在建设上。即“破”了“民族形式”的“圈套”之后，应当“立”什么和怎样“立”上。
关于应当“立”什么的问题，老舍的回答非常明确，而这也确是老舍经历了抗战前期百转千回的尝试、思考、反复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至此，老舍作为一个“捍卫新文艺的战士”才真正以对新文艺的择取排解了自抗战以来缠绕不去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关于怎样“立”的问题，老舍认为首要应当解决的还是通俗文艺的定位问题。只有为通俗文艺正名，才能进一步论及走新文艺之路。老舍1942年在演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中特辟节段陈述了来自苏联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口号如何取代了“旧瓶装新酒”的口号，同时“民族形式”又如何因为国情的差异转为“民间形式”同义语的过程。这一节辨析固然掺入了老舍的个人理解，但也确实是老舍在各种概念混杂莫辨的实际情势下作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老舍所理解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讨论的焦点正在于“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之上。由于“民族形式”即“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也即现成的固定的和程式化的通俗文艺形式，它与“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的，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的新文艺在本质上势同水火。但是，抗战宣传的客观需要既然使得通俗文艺即“民族形式”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一枝独秀，成为最经济、最实用、最受民众喜爱和最易为民众接受的文艺形式，身为抗战文坛领袖的老舍对之就不能不有所顾虑。正是鉴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舍聪明地提出了“分工论”。这可能是需要通俗文艺更需要“创作的”文学作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个方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用，那么，就由专家和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这是老舍对当时文艺界分工情况的描述，从语气上看，也是他认为的最为适切的解决办法。确切地说，老舍在1938年底已经提出过这一思路：“有人写大鼓就让他写大鼓，有人写诗就让他写诗，方向不同，精神上却可以联系合作。”但老舍明确了这一思路的时间还是在1941年前后。与上引老舍发言相呼应的，还有老舍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所说的：“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老舍此后以自己自觉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了这一思路，并且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贯彻了这一思路。例如新中国时期老舍任编委或主编的《说说唱唱》等刊物的存在即是对这种“分工论”思路的一种贯彻方式。但是老舍在建国初期和“大跃进”时期对通俗文艺作品制作的再次投入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思路。新中国时期，老舍由自觉地重拾通俗之笔，到最后不得不以一段宣传性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这样的经历与1941年前后老舍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归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反差，也同1937年到1938年老舍向通俗文艺不计代价的投入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呼应。
老舍是出身于北京市井的满族人，对通俗文艺作品尤其是京剧和曲艺的爱好几乎出自天然本性，在漫长的创作之旅中向这些通俗形式偶有回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在时代的压力下竟遭逢了这样的曲折，这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事情。舒乙先生回忆说，1964年之后，“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这是“实用”的文艺政策扼杀作家创造力发展到极端的证明。起始于1930年，历经数次争论，又因巩固新政权的时代需要被定于一尊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学还是宣传、自由主义还是功利主义的问题。老舍在60年代终于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不能不说与他抗战时期在通俗文艺或者说“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问题上的反复思考密切相关。他陷入并终于走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的经历为他新中国时期再次陷入却再也走不出更深彻的“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三、老舍和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梁实秋《编者的话》(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惹起的公案中，确有许多值得分析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几乎所有站出来批驳梁实秋《编者的话》和《“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6日《中央日报·平明》)的文章，对梁实秋的本意，都有程度不等的曲解或误解。这之间尤须引起注意的是最早的驳论者罗荪，正是他的《“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5日《大公报》)引出了生性原本好斗的梁实秋的同名文章，并且又由他迅即再作驳论《再论“与抗战无关”》(1938年12月9日《大公报》)，就此引发了这一场争论。不过分地说，正是这两篇驳论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批驳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联合动作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如文中所称“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尽可以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这里“尽可以找”“硬要找”之谓，显然与梁实秋“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固的原话相去甚远。这样的以己意度人，曲解原意正是这场论争的症结所在。而罗荪的这两篇驳论为此后的驳论开的一个更为不好的例是由梁实秋的“半句话”作由头，对梁实秋进行人格攻伦理学击。例如说：“梁实秋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今日中国的抗战这个真实的存在，抹杀了今日全国爱国的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的文艺。他却要作者到人生中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他的读者读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要人们忘掉抗战这个现实的斗争。”这种扣帽子的作风至少是非常不严肃的，尽管作者的用意本在于严肃地支持抗战文艺的进程。而此后林予展的《正告梁实秋先生》(1938年12月12日《新蜀报》)这样的文章，其用语之尖刻与恶劣，又是罗荪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总起来说，关于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是抗战文艺界最不理性的一场论争，由于内中掺杂了过多的意气、想象、人身攻击，论争中本应包含的关于“抗战八股”问题的探讨几乎无从谈起。反之，这样的感情用事又导致了不久之后抗战文艺界对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等人对文学功利化问题的理性批评的缺乏理性的围攻和谩骂。这围攻不仅持续到了抗战之后，而且与同时在解放区文艺界也存在的同样的以人身攻击代替理性分析的不良文风一起，严重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坛风气。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5
摘要：本文讨论了竞争性战略联盟合作效应的维度结构，并依据效应产生机制的差异提出了一个分类方法，归纳了影响合作效应的主要因素，从而建立起了竞合关系合作效应研究的维度结构，并为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合作效应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系统的分析框架，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竞合竞争性战略联盟效应联盟结构
问题的提出
随着竞争环境的持续动态发展、企业之间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创新活动成本及风险水平的急剧增加，单个企业已经很难再同时拥有各种战略行为所需的全部资源和能力。为了更加有效率地开展组织活动并推进战略实施，同行业竞争对手之间开始出现了相互合作的现象，即竞合关系或者竞争性战略联盟，以期直接借助己所欠缺、而对方却具有优势的资源，实现协同效应。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竞合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研究的内容仍然以讨论竞合关系的本质、构成要素、驱动因素及其实践意义等为主，而对此类联盟的运行效果进行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将讨论竞争性联盟效果的内容并进行分类，同时对这些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较为系统的竞争性战略联盟合作效果分析框架。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特征——联盟结构
本文用行业竞争强度刻画环境特征，并借助企业数量、企业相似程度和行业壁垒对竞争强度进行测量。当行业竞争激烈并且企业的相似程度较高时，他们迫于环境压力进行合作，但为了避免被伙伴恶意并购等风险，一般会选择不涉及股权的契约形式。
假设1：行业竞争强度越高，则竞争性战略联盟越倾向于选择较为松散的合作结构。
（二）资源特征——联盟结构
文中用资源的稳定性水平对联盟内的资源特征进行刻画。不同类型的资源往往具有不同水平的可模仿性或可转移性，那么为了获取比较稳定的资源，企业需要选择较为紧密的联盟结构，以期在与伙伴密切互动的过程中对那些资源进行更有效地学习或转移。
假设2：资源稳定性越高，竞争性战略联盟越倾向于较为紧密的合作结构。
（三）关于外生合作效应
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合作效应分为外生及内生两部分，外生合作效应指的是在外部环境因素作用下，联盟对外部环境产生的影响，而内生合作效应是指在联盟内部因素作用下，联盟对内部成员产生的影响。从效应的内容角度讲，无论是外生还是内生合作效应都需要用风险和绩效两个方面进行测量。
外生风险方面。本文关注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并借助需求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以及竞争不确定性进行测量。有学者指出，当组织获得更大的市场力量时，它所面临的关于需求、技术更新以及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市场风险水平将得到有效控制与降低，而较为紧密的股权式结构相对于松散的契约结构更有利于增强联盟整体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假设3：联盟结构紧密程度越高，那么竞争性战略联盟感知的外生风险水平越低。
此外，当行业竞争强度较高时，激烈的竞争往往会导致对手采取意外的竞争行为，即市场的竞争不确定性会增加，因此有：
假设4：行业竞争强度越高，竞争性战略联盟感知的外生风险水平越高。
外生绩效方面。本文重点讨论竞争性联盟对于提高市场集中度、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竞争结构、节约社会资源等方面的贡献水平。一般说来，联盟结构的紧密程度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合作深度，随着合作程度及层次的加深，联盟成员创造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有助于提高联盟对行业的影响，因此：
假设5：联盟结构紧密程度越高，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外生绩效水平越高。
行业竞争强度越高，在企业间引发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价格战、串谋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如果企业能够选择具有互补能力的对手进行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则不仅有助于消除恶性竞争行为，而且还能够节约社会资源，促进行业集中度提高并形成规模效应。
假设6：行业竞争强度越高，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外生绩效水平越高。
此外，现有研究对于市场风险对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认为外部市场风险将影响成员对联盟的信心及联盟的稳定性，从而对联盟的最终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假设7：外生风险水平越高，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外生绩效水平越低。
（四）关于内生合作效应
内生风险方面。较多文献表明，联盟结构紧密程度与关系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股权式联盟较之契约式联盟，其关系风险水平往往较低。从而我们可以推广出如下假设：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6
这是战争小说理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战争（即历史上的战争），所可能操持的一种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一种客观的富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分析方式。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或这种分析方式，没有离开（也不可能离开）战争中的人或人类的命运问题，也不会离开人的思想、感情、精神、心理的问题，更不会离开特定的社会文化意蕴，乃至人类生存前景之类的微妙而又重大的问题：战争包含了一切。战争是人类存在景况的最鲜明、最全面、最精细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慧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所以，战争之于小说创造的诱惑，往往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
当然，这仅仅是小说创造的题材问题。
但小说题材的选择，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尽管题材的选择，往往与作家的亲历、经验、兴趣、气质、特定的素养相关，因而不可能享有完全的自由，但一旦选择了某一生活内容并确定为自己的描写对象，那也就从某些方面意识到了某一具体题材的意义或价值。这就是题材选择的主动性。所以我们可以认定，题材选择虽无那种“题材决定论”意义上的价值指向，但题材选择的主动性却体现了这种选择的价值或意义。同样可以认定的是，这种主动性是以意识到对象的审美可能性为前提的。倘若意识不到对象的审美可能性，那任何题材都与卓越的小说创造无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一题材（如某一战争题材）所可能发现的价值或意义，主要是由题材选择的主动性决定的。或就作家的主体而言，某一题材的价值或意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于小说或小说审美的理解及领会，因为任何题材的价值或意义，只有当它成为真正的小说思维或小说方式的审美观照的时候，才可能转化为小说的价值或意义——才可能拉开小说创造的序幕，并最终以艺术品的形态谢幕。
这样，我们便涉及到了小说的观念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战争小说也是小说，或者说，战争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是小说家族中的一种形态。它在把握世界及传达人类生存意蕴的艺术方式上，与非战争小说（如以农村乡土风情为描写背景的小说，又如以城市市井生活作为主要传达对象的小说）并无特别的不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理解这个问题，却对当代战争小说的创造，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题材的价值，即对于战争生活的内在意义的领悟与传达，或对于作品的艺术质量及思情品位的把握与实现，将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假如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小说这一艺术方式的特别性，不能对“小说是什么”的问题拥有某种感情，或对小说的审美方式的领略长期处在一种肤浅粗俗的状态之中，那小说创作（或战争小说创作）就可能成为一种盲目的或半盲目的操作行为，或一种仅仅依仗感情冲动而最终缺乏艺术自觉性的“写作过程”——这就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创造。
不难理解，所谓“战争小说的观念”，必须把“小说的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战争小说之所以是战争小说，乃是因为它首先是小说的缘故；或者说，如果“战争小说”缺乏一种艺术的“质”，也缺乏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审美构成因素，那任何“战争小说”的说法都将是一句空话。在文学社会学的领域里，我们时常把思想性、政治性或社会性视为艺术创造的第一准则，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意义”的兑现程度及显示在“接受场”中的实际效果——其实，小说功能的实现，都是从对于小说的理解开始的；而对于一部具体作品来说，它的全部审美价值的实现，也与作家的小说观念息息相关。我们难以设想，一个作家所操持的小说观念是那样单一肤浅，那样保守陈！日，那样不得当或不可靠，甚至根本不去思考“小说是什么”的审美问题，怎么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在过去的岁月里，小说界（或战争小说领域）因了“工具论”、“根本任务论”、“写中心”之类的庸俗小说观念的影响，已经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而这方面的失误曾使很多作家浪费了光阴与才华。那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难道我们还乐意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吗？
就“战争小说观念”而言，自然还应该包含对于战争本身的理解问题：怎样理解战争这种源远流长的残酷历史现象？伎就是战争观念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对于战争的理解真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譬如。生物进化战争论”、“心理决定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技术--工业决定战争论”等等。但在宏观方面，对于战争的理解大致离不开过样几种视角，即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人的精神因素的关系。诚然，这种宏观视角基本上属于军事学的理论判断。那么，对于战争小说的创造者来说，是否还可能有更新鲜、更微妙、更富于社会文化色彩或思情意蕴，同时也更合乎审美规律的开掘与发现呢？结论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战争小说虽然以战争作为自己的传达对象，但它终究不是战争学，而是一种更倾向“人学”的艺术创造——它更关注更迷恋的内容，则是人或人类在战争中的处境，并于此而发现其中所蕴藏的有益于文明与进步的思情寓意，甚至是那种难以言传但可以领略陶冶的精神境界。但在这里，因为我们涉及了战争小说观念中的对于战争的理解，所以还是应该把作家的“战争观”，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就是说，战争小说作家无可回避地应该思考“战争是什么”的问题，并在这种宏阔而细微的思考中树立起一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战争观”，一种既可能容纳民族传统的文化精华，又可能走向世界的对于战争的判断体系。当然，就具体作家的“战争观”而言，它不能不是历史与时代互相碰撞的思想果实：它必然地会留下特定的文化精神或政治导向的烙印，也必然地会受到社会环境及意识形态的制约；它具有稳定的一面，但又不断地产生着被修正与充实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谁也无法避免的状态。所以，重要的问题便是作家的思考了。这些年来，我们的战争小说（特别是一些描写中越边境战争的小说）之所以出现某些“失度”或“失衡”的现象，譬如流露在作品中的那种廉价的人道主义描写，那种不着边际的温情主义色彩，那种脱离了战场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人性张扬，其原因大都在于小说创造者之于战争理解的单一、片面或肤浅。他们往往以一种幻想的或一厢情愿的眼光来审视战争（或战场生活）的存在景况，以至于忘却了战争是一架残酷而充满了噪音及惯性的机器……
倘若我们把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比喻为一片无限广阔的土地，那耕耘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作家们，其“战争小说观念”无疑应该拥有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解：即对于战争的理解与对于小说本身的理解——而理解的可靠性或深刻程度，便是战争小说创作的审美前提了。
1．作为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
在中国当代小说领域，大部分战争小说都可以划人历史题材的范围，或者说，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及战争的背景，大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了。无论是这些小说的叙事，还是叙事的情调或氛围，往往富有浓厚的“回忆”的气息。譬如我们已经谈到的诸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党费》之类的小说，又如近年来问世的《皖南事变》（黎汝清）。《最后一个冬天》（马云鹏）、《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国殇》（周梅森）、《红高粱》（莫言）、《国难》（江建文）、《灵旗》（乔良）等等。特别例外的，则是那些以中越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我们可以称之谓“现实战争题材小说”，因为作家们创造这些“战争小说”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题材选择，大部分是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生活的“回忆”，即那种回顾性的艺术概括与审美观照。其中也包含了古代战争题材小说的创造，如《李自成》（姚雪垠）、《金瓯缺》（徐兴业）等。但在数量与质量上，“现代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却占据着领先与主导的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景况，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代战争小说的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处理历史题材的问题，是一个怎样“重现”战争生活与怎样实现小说审美旨意的问题。这里既有历史观的牵引，又有小说观的制约，因而对于当代战争小说来说，“历史题材”的概念，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考对象。
在以现代革命战争（包括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领域里，大致可分两种艺术传达类型：一是小说的故事、人物、背景，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为描写的线索，如《皖南事变》，另一是除了小说的背景之外，其中的故事、人物，基本上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如《红高粱》、《灵旗》。但从审美的角度考察，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小说，其本质上都体现了一种以探索历史的姿势，或一种尽可能可靠地传达往昔战争生活的愿望——在这里，呈现了两个方面的“接近”，即“接近”历史的原生面貌与“接近”小说的本身意义。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是互相制约与互相驱动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设想，仅仅实现其中一个方面的“接近”而可能成为战争小说的卓越创造的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一类的文学样式，同样可以实现历史生活的原生面貌的“接近”，但这样的作品毕竟不是小说；而仅仅“接近”小说本身，那就可能忽略战争小说的审美特色与艺术真实性（即使是那种运用了夸张或变形的艺术方式的战争小说，也不能无视源自战争现实之中的意蕴的真实性，更不能脱离了战争生活的真实而杜撰某种荒诞或某种抽象或某种不得要领的思情引申）。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接近”小说本身，也无论我们操持怎样的小说观念，归根结蒂还是要落到战争生活的实处，还是要从真实的战争中去寻找旋律及发现叙事或描写的可能性，并最终实现自己的小说创造，即从实践上“接近”小说本身。这两种“接近”本是融合而不可分离的，分别谈论的目的则仅仅是为了阐释的方便，因为——如“接近”小说本身的过程，也往往是“接近”战争原生面貌或战争生活真实的过程。
但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要如此谨慎地使用“接近”这样一个充满弹性的说法，那是因为考虑到：无论是小说本身的实现，还是战争原生面貌的“重现”，都是一种遥远而不断变化着的审美历程——谁也无法宣告自己已经抵达了；真正的抵达，大约只能是世界末日的审判。其中的逻辑规律，就如人类追求真理而永远不可能穷尽一样。对于通常以历史题材面目出现的战争小说的描写来说，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以鲜血与生命斗智的“故事”，那些用刀剑枪炮耕耘社会文化及文明进程的各式各样的事件，以及那些事件中的叱咤风云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是很难达到“全方位”的“重现”的。历史不可能“复制”；而小说创造之于战争过程的那种真实景况的揭示，也只可能是一种“接近”状态的操作。所谓“真实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们在有限的史实把握过程中所宣称的一种真实。真实是有范围的，也拥有自身的某种角度。真实是一种判断，一种逃脱不了主观色彩的指定或认同。在小说世界中，真实是一个稳定而摇晃的概念。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问世后，褒者谓之“真实”，认为作品“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贬者却说，小说创造的目的不能拘泥于做“翻案文章”，因为过于讲求历史真实的结果，反而可能失却艺术真实的光彩——小说不是历史学，小说就是小说。这自然是不同角度的不同判断或不同说法。也许可以这样说，历史题材小说的职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它仅仅是凭借过去而回答今天或明天的生存处境问题，而战争小说的艺术目的，也不可能仅仅在于战争过程本身的军事的或政治的探讨——战争小说既不是历史研究（但它可以包含历史研究），也不是战争学的阐述（但它可以渗透战争学的某种思考成果）。这应该成为战争小说创造的普通常识。
不言而喻，这里的论述并不与那种尽可能地掌握丰富的战争史料，并以此创造出色的艺术形象或史诗性作品的审美观点相悖——这里仅仅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接近”战争生活及其背景的原生面貌的可能；一是“全方位”地“重现”（或复制或恢复）过程及内容的不可能。而这种“可能”与“不可能”，也就导致了战争小说对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战争生活的思考及处理，即历史题材的审美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尽可能丰富地掌握战争生活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史实材料（作为创作素材），固然是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创造的基本前提，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作家把握与处理这些基本素材的眼光，以及实际过程中所能体现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在这里，现实性或时代性的渗透，将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无论是作家的眼光，还是作家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这些溶解着理性与感性的判断因素，总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强调作家的“艺术感觉”，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的感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艺术感觉”也不可能例外。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家的眼光受制于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但对于具体作家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视野及思路的深浅宽窄问题，或一个是否拥有自觉意识或自觉程度如何的问题——可以印证这种观点的，那便是同时代的作家面对同一战争题材（如同样是抗战题材，甚至是同一地区的同一战争历程），而所创造的作品却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思情艺术质量的高低或优劣。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领悟到某种诗情，或某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民族文化精神，或某种呈示人类生存象征的恢宏寓意，而有的作家却只能简单地依据阶级斗争或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模式，来判断与分析自己的描写对象。又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复杂的战争生活中感受到某种深沉的历史力量的涌动，或某种人类旅程及社会人性内容的侧面，而有的作家却只能传达出有限范围内的敌懦我勇或敌败我胜，甚至是一部小说的全部描写，仅仅表达为某一战役或战斗过程的现象性交待：这样，不仅消解了“历史”，而且也丢弃了应该追求的那种更为纵深的小说涵义。
但作为战争小说理论，首当其冲应该阐释的，当然是历史过程中的那种无可避讳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以及它们所可能造成的强大冲击与难以阻挡的深远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寻找到作为个体审美的小说创造的位置，才可能完整而充分地发挥一个作家的独特眼光之于战争生活（或历史战争生活）的审察与洞观的自主作用。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序幕，是战时文化的照耀下拉开的，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总结所倡引的文艺精神，则是这种特点的战时文化的思想结晶及审美体现。战时文化对于共和国创建以来的战争小说的创作，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审美精神烙印：它渗透于一批又一批作家的观照眼光之中，也沉积于一批又一批战争小说的思情构造之中。直到今天，战时文化的强大惯力依然发生着它的作用。当代战争小说之所以会留下如此一致的审美构造模式，而作家之所以会造成观照眼光的某种雷同化或公式化倾向，那是与这种特定的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如抗战）需要的战时文化氛围分不开的。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作为了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学领域，也就必然地产生某种变化，以适应新的历史的需要。同时也必然地造就一种新的审视战争生活的眼光，并对历史做出新的更接近真实与更接近艺术的理解。这种可以归结到审美眼光的艺术发展论观点，无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与艺术、历史与人的感觉等一系列论述中寻找到有力的根据。至于在新的社会发展潮流中，今天的战争小说创作应该操持一种怎样的新眼光，那便是作家们学习与思考的课题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还是原来的历史，战争还是往昔发生过的这些战争，至于战争中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早已凝定在数不清的史册史料或人的记忆之中了，但观照历史的视角与审察往昔战争的眼光，却随着时代大潮的或慢或快的起伏跌宕而不断变化着、更新着，这就注定了在今天或将来的岁月中，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新的战争小说的诞生——题材不可能穷尽，作为描写对象的历史也不可能穷尽——不难想象，战争小说必然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寓意发现与精神启示。实际上，这种过程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2．战争小说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
在人类历史的滔滔长河中，战争虽则连绵不断、屡见不鲜，但战争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的“存在状态”。而且就趋势来说，战争总是与文明程度的反衬结伴而行，并总是随着军事经验、军事智慧、军事谋略、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强化着自身的各种因素（如它的残酷性、变幻性、时空范围等等），这样也就使战争这一非常态生活的特别性，也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战争生活的特别性往往能使虚构的技巧变得相形见细——无论是世界战争小说还是中国战争小说（甚至是中国古代的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小说），大都不是纯粹的“奇思异想”的结果，作家们的心目中总是燃烧着历史上的某一战役或某一战斗的火焰，至少是战争的历史背景或社会文化参照拥有着有据可查的确切性。战争小说的写实性特点，在总体上要显著于其他题材类型的小说（当代中国尤其是如此）。这一概括尽管具有理论界定上的模糊性或偏颇的嫌疑，但它还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为什么在源远流长的战争小说领域中显得特别稳固与流行的原因——诚然，这一原因中还包含着：战争不仅与现实中的人相关，而且明显地与历史进程具有直接性的联系。不过，在西方战争小说世界也出现过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例外，如被称为“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的“战争寓意小说”。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之于西方战争小说创作的主导性，尽管“现实主义”的含义也随文学史的发展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领域，占统辖地位的自然是“现实主义”。这样，“现实主义”的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的战争小说创造的重要话题。什么是“现实主义”？至今也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与解释“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开始的时候没有阐释清楚，那在它发展之后便更为模糊了。我们也曾经有过不少描述与理解“现实主义”的论作，但最终还是停留在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游戏的狭谷中。其实，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文学史范畴来理解，或当作一种文艺思潮来看待，那问题就会变得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谈论“现实主义”，往往视之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当作一种稳固而散漫的文学范畴，并无限地运思于各种理论的或创作的场合。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至使它越来越摇晃而终于飘荡在文学世界的天空中。特别是加上某些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概念化或简单化倾向，乃至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理论曾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最后是欲求“现实主义”而不得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
按照现今的理解水准，那“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它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创作的整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写实性、批判性、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能够在审美接受中获得相应验证的“真实性”。或者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莎士比亚化”，以及围绕“莎士比亚化”所做出的一系列涉及到文艺现象或文艺创作的论述。毫无疑问，战争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也不可能例外。但“现实主义”在当代战争小说中的遭遇，与“现实主义”在其他题材内容的小说领域内的遭遇相比较，其“大幸中的不幸”是一样的——“现实主义”不仅被规范划一了，被单一的公式化的理解损害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譬如“两结合”创作方法中的“现实主义”），这就极大地缩小了“现实主义”所可能驰骋的宽阔审美天地，甚至如《红日》这样的作品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原因仅仅是小说描写了敌军指挥员的尽职精神（抵抗或顽抗），以及以特别的方式展现了我方军人的一种胜者状态下的个性……其实，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描写，但它被歪曲了的“现实主义”否定了。然而，今天我们再来阅读《红日》，那还会感受到它的这方面的形象描写是一种“罪过”吗？这是不可能的。阅读是如此，创作也是如此。新时期的变化是明明白白的。
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而且是呈多样化状态的，但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按照原来的理解，强化或深化了创作过程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所谓“突破禁区”，大约也可算是一种最初的标志），二是从整体上来说，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再不当作一种被规范化或被模式化了的“创作方法”来理解了，而是当作一种“审美精神”来领悟与贯穿了。这样，也就解开了创作的束缚，拓开了艺术构造的思路，宽阔了战争小说审美的天地。这种态势在那些以长征、抗战、中越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被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譬如黎汝清的《湘江之役》、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赵琪的《苍茫组歌》（以上为“长征题材”）、莫言的《红高粱》、邓友梅的《据点》、高光的《挣扎》（以上为“抗战题材”）、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欲飞》、《引而不发》、王中才的《最后的壕堑》、雷锋的短篇小说集《死吻》（以上为“中越边境战争题材”）等等。如果与五十、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相比，这些作品的“异样感”是很容易察觉与领受到的。这些作品的艺术传达方式自然是各有千秋，试图更新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但在审美精神方面却拥有一种共通性，即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或者说，这些作品尽管写法不同，有的还具有某种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格格不入的倾向，但它们在战争生活的审视态度方面，却不约而同地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这些作品似乎都在艺术地利用战争生活的审美可能性，并以此达到“回答今天”或“回答明天”的目的——其中显现出一种与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创造品格。倘若归结到作为创造主体的小说作家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文学态度，一种艺术途径宽阔多样的把握生存世界的观照眼光。
这些年来的这种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到“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对于当代战争小说理论的完善与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是给这一独特的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就其理论可能性而言，它为阐释战争小说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某些关系，如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但又不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前景。所谓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本是不可能分割或无法分割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从文本的角度或从阅读及接受的角度来判断，彼此的相融性是不言而喻的，即内容就是形式（或形式就是内容）、思想性就是艺术性（或艺术性就是思想性）。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形式往往体现为对于某种思情寓意传达的顺应。纯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创作的倡导，恰恰合规律性地理顺了其间的关系——“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与观照战争生活的独到性，而且是这种洞察与观照过程中的审美理解或富有艺术目光的把握，这就必然导致传达的顺应问题，并最终涉及作品构造中的诸如氛围、情调、故事、人物，以及时空关系、细节选择之类的形式因素。同时，也因为它是一种“审美精神”，所以也就避免了片面强调“思想性”的弊病——“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倡导的，正是使“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相辅相成或相融相合的一种可靠途径。特别是，“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的贯彻，它只是从根本上摆正了生活（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而在传达方式及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却使具体的小说创作获得了选择的自由。这就是变化中的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前景（或前景的一种构成）。
3．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
我们从莫言的《红高粱》开始——即使是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也远不止于讲了一个与日本鬼子战斗的故事——《红高粱》在一种特别视角的牵引下，它那充满激情的描写还漫溢与延伸到了一些更富有意味或诗思的领域，譬如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剖析（张扬或批判），对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人性力量的洞观与揭示，等等。这就涉及到了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理论批评界常说，战争是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其实，战争仅仅是文学的基本描写对象之一，它的“主题”是无比丰富的。我们在前面说到了，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人性内容的一切，历史发展因素的一切，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暴露，并升腾起种种令人深思的精彩而微妙的启示。因此，这种既包孕邪恶又诞生正义、既释放疯狂又哺育理智的人类厮杀，这种以剑耕耘历史、以血灌溉文明的特别生存状态，在其进人小说时，究竟可能隐含一些什么？可能传达一些什么？它与人类的前景，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如何？这就成为战争小说的极其重要的审美环节了。
倘若我们以一种宽泛的理解来阐释“故事”的含义，譬如说，“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英国文学评论家爱·摩·福斯特对于“故事”所下的“定义”），那小说就是“故事”或“故事”的变异与深化。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战役、每一次战斗，都是一些完整而富有逻辑性的“故事”——就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事实而言，长征被索尔兹伯里称为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四渡赤水”是长征途中的一个惊险而神奇的“故事”，西路军蒙难是一个残酷而壮烈的“故事”，保卫延安是一个勇敢而充满谋略的“故事”，辽沈战役是一个壮阔而富有“智斗”精神的“故事”，当然，战役之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也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中国当代小说（乃至世界小说之林中的众多佳作）的创作状况来看，小说界之所以特别青睐战争题材，除了战争本身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的原因之外，战争的本身过程就是“故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因。诚然，这是一种不无偏颇的叙事美学分析，但其中也可以感悟到，假如我们把小说理解为特定意义上的“故事”，那也就显出了战争生活与小说创造之间所存在着的某种天然的、叙事情节结构上的亲近性。也就是说，战争生活所拥有的那种强烈故事特点，造就了战争小说于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甚至是，只要作家富有秩序地“记录”了某一战争过程的真实面貌（即“接近”战争生活的原生面貌），也就具备了小说的初级状态（即小说的“故事”），以至于可能对一般读者发生某种吸引力了。不过，在这里必须郑重地说明，小说可以是“故事”，但“故事”不尽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一切有关战争生活的“故事”，只为战争小说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前提：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它只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框架，或一种寓意构造的可能性。但无论怎样说，战争的“故事”或战争生活过程中各式各样的“故事”，其审美价值的潜在性是博大的，甚至是无限的——每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都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缩影，或一种人的存在景况的象征，或一种人类前途的隐喻……显而易见，“故事”的寓意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也必然是拥有各式各样的传达侧面与思情层面，而这些可以被称为小说表现蕴藉的审美内涵交织在一起，也就造就了作品的价值及意义。当然，这需要战争小说创造者的开掘与发现，需要一种俯视历史与现实的博大胸怀，一种充满激情的悟性，一种冷静的由此及彼的把握与发挥——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之于作家的审美创造性，无疑是一种最严峻的挑战，或一种最直接的考验。
现代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是难以“假设”的：谁也无法确定它的复杂性及可能性，更难以推断它应该是这样或应该是那样。但一般说来，寓意的构造大致由两个基本层面合成：即表面的直接寓意（或描写的表层意义）与深层的非直接寓意（或表现为延伸意义与超越性意义）。很明显，后者的寓意层面决定着一部战争小说的价值走向——凡卓越的战争小说，都把这种深层的非直接性寓意，视作小说创造的终极性审美目标。当然，对于以叙事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说来说，寓意构造中的深展目标绝不是悬在空中的“海市蜃楼”：它是被包含或被体现在小说的表层描写及其直接寓意之中的。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玄奥的哲学诉说，那是因为小说是“故事”，是浸润着作家的生命体验的形象建筑，是生动而引人人胜的艺术描写的缘故。
所谓“表层的直接寓意”，那是造就作品基础价值的一个构造层面。譬如《保卫延安》的全部“故事”或整体描写，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延安保卫战”的过程，并以形象的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人民军队的不可战胜。这就是作品的直接寓意，也可以称之为“中心思想”或教科书意义上的所谓“主调”。显然，这一层面的“寓意”或“意义”，具有直接的“寓教”色彩。那么，如《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是否还拥有深层的寓意呢？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有但很淡，这不是眼下可以阐释清楚的，但类似于《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无疑在当代战争小说之林中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我们再来考察另一寓意构造类型的小说，譬如《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同样拥有自己的“表层的直接寓意”，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与此相关的爱国主义品格与英雄主义精神，而小说于特定时代环境中的“轰动一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了这种“寓意”或“意义”的强烈存在——就此而言，《高山下的花环》与《保卫延安》一类的小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相近性。但明显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寓意构造要更为复杂丰富一些，它还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直接的寓意层面上，因为其中还携带着某些比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更为深刻的思考（譬如人情人性与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等）。
我们已经充分肯定了“表层的直接寓意”的审美价值，但这种肯定自然不能代替与此相关的某些重要课题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小说创造中的功利主义问题（民族功利主义或革命功利主义）。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小说的思情构造中所体现的那种“直接寓意”层面。大凡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上都体现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如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或对抗，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过时——这种战争的“现实”一旦进人小说创造的程序，也就产生了作家对于战争的最直接的理解与判断，而这种理解与判断的倾向性，总是拥有某种功利主义的色彩：且不说那些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战争小说，就是那些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以战争作为传达背景的小说之中，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意识，因为这一类小说也暗示着一种与战争或与人类存在景况相关的寓意指向，譬如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的“荒诞”叙事中，表层寓意的功利主义倾向虽然被淡化了，但在非直接性的深层寓意中，依然透露着一种与生存现实密切相关的目的性（倘若小说的寓意处在“不为什么”的无功利状态，那小说也就不必存在了）。所以我们不必忌讳战争小说中的功利主义问题，这里的关键仅仅在于：我们应该操持怎样的功利主义？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之于表层寓意与深层寓意的差别是什么？战争的过程，总是逃脱不了人性与阶级性、世界性与国家性、人类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或规范，而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及描写所导致的表现，也只能置于这样的统一或规范之中——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战争小说不能仅仅滞留在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这样的寓意层面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层面的直接功利主义描写。作为一部卓越的战争小说，艺术地传达被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所掩盖下的那种更深层的思情寓意，那种更富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那种更可能被不同的阅读群体所接受的、关系到整个人类存在景况的精神启示，便是现代战争小说的美学目标了，也是这一小说家族于深层寓意构造方面的博大功利主义了。
战争是一座大舞台。作家面对或深人这座舞台时，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感触与体验，其中有近距离的，有远距离的，也有置身其内而亲历战争滋味的。但无论怎样说，战争不仅仅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也不仅仅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战争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杂剧”，台前是厮杀、搏斗、流血与死亡，台后则是政治、经济、“国家利益”、“民族责任”以及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但小说作家所看到或体验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那些渗透或潜隐在台前或台后诸种奇异形态中的人的精神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情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更深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文化缘由。战争中虽则充满了种种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但归根结蒂，战争中的一切都可以找到解释的深层原因。譬如，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不息的战争？战争为什么是政治的继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战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怎样？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的地位如何？为什么征服战争的发动者最终总是把自己的民族推向毁灭的深渊？……当然，战争小说作家的职责主要不在于哲学地回答问题，而在于艺术形象的建筑，在于机智地审美怀疑及不遗余力地人性追踪。其实，战争不仅仅是战争，或战争小说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小说的观念，已经被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家所接受——这对于那种为战争而战争的创作倾向，那种把小说当作图解工具的做法，或者视创作为历史复述手段的非审美理解，自然是一种深刻的反省。
譬如在周梅森的战争小说中，时有战争是“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的说法，其实，这是作家对于战争生活的一种理解。周梅森与莫言一类的作家一样，写战争并不仅仅在于战争过程本身的描写，而是更多地注视与沉思着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状态”。这种标志着艺术反省趋向的创作景况，不仅在描写抗战或内战的小说中有所体现，同样也渗透在某些以中越边境战争为背景或直接对象的小说中。但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别：具体战争的性质与作家对于战争所体现的深层意蕴的探究，以及战争的功利主义（民族的或革命的）与战争小说在寓意构造方面所贯穿的艺术精神，绝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概念。不过，就现阶段的整体状况而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力量及“现成思路”的制约，但大踏步的审美更新或自觉程度的提高，却是一种容易感受到的文学事实。作为战争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相应地——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及文化精神氛围之中的作家个性的——对于寓意构造意识的觉醒，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了。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领悟到，为某种单一的短期目标而描写战争的观点，固然是盲目守旧的文学意识，但“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主义”，也必将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战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存活与发展着。所以，“实验”的概念，应该获得一种合文学规律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进一步谈论几部已经涉及或尚未提到的作品，如《据点》、《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苗长水）、《挣扎》、《灵旗》——《据点》的描写背景是抗日战争，而《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所传达的则是解放战争中的“军民感情”，这两部小说都着力于战争生活的真实面貌的“接近”，但在社会人性的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开掘方面，结合着战争生活的特定环境而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实验，从实践上出新了同类题材小说的寓意构造。另两部小说——《挣扎》的描写背景也是抗日战争，而《灵旗》所涉足的则是长征中的“故事”：《挣扎》写到了战争所造就的灾难（双方的死亡），那是一种警喻式的共同毁灭的场面，一种人在战场中的命运凸现；《灵旗》的整体音乐则是杀戮与死亡，即那种流血的旋律的残酷弥漫。《挣扎》的艺术传达，富有明晰而写实的象征性，而《灵旗》则在迷宫般的小心谨慎中。显现了一种描写与表现的含蓄隐晦的特点，其中有表层的意在把历史的原生面貌展示给人看的控诉，也有深层的对于历史、对于社会文化、对于战争这个疯狂怪物的思索。毫无疑问，这些小说并不排斥表层寓意中的功利主义，并坚守了客观可靠的审美倾向性，但在深层寓意的揭示或形成方面，又采取了一种富有人类意识或人类文明责任感的超越姿势，并触及到了一些以往的战争小说并没有或根本没有抚摸过的思情意蕴与人文精神内涵。可以肯定，尽管这些小说还很难成为战争文学的传世之作，但它们的寓意构造，却体现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一种趋势——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日益自觉的寓意构造意识，一旦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即与深刻地卷人战争现实与人类生存现实的文学观照态度结合在一起，便坚实地构成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创作理论的“中流砥柱”。
4．英雄主义描写与“反战”……
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理论与创作实践领域中，英雄主义描写与所谓的“反战”问题，是两个互相牵连的问题，也是两个敏感的难于阐释清楚的问题。其中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之外，理解层面的不同，判断角度的不同，都可能使概念及概念的延伸陷人混乱的境地。对于战争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两个“小题目”，但鉴于中国的“国情”，也因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具体发展状态的缘故，“小题大作”也就显得很必要了。
从战争的精神角度理解，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将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英雄主义精神”与军队具有一种血亲般的天然联系，否则、军队将不成其为军队。譬如，美军1986年版的《作战纲要》强调，领导艺术以及部队的凝聚力、士气、技能与勇敢精神，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条件。原联邦德国的作战条令指出，“人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人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日军认为，“有了新式武器而精神力量薄弱，等于把火箭交给稻草人”，“只有使现代化的武器与士气高昂的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在强调军队的精神因素之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而“英雄主义精神”则是军队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构成：军队与军队的性质虽则不一样，但在强调英雄主义的精神因素方面则是一样的（倘若存在一些不同，那也仅仅是措辞上的不同）。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因为军队性质的巨大差别所导致的对于人的精神因素（士气）的理解与把握上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是：应该提倡怎样的英雄主义，以及把英雄主义置于怎样的基础之上，直至真正领略英雄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英雄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括，它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具体性及实践操作过程。若要阐释战争文学（或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描写问题，这大约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解前提。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一贯注重英雄主义的描写，并在寓意构造方面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特别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战争小说（譬如前面涉及的那些长篇小说）没有一部不是描写英雄主义与歌颂英雄主义的——这种情状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暂且不论（暂且不论不等于是贬义）。但发展到以“三突出”方式“沤歌”英雄主义的地步，也就是对于文学创造规律的反动了，或者说是亵读了本是神圣的英雄主义描写了。所以，我们在倡导英雄主义时，还应该使英雄主义的描写获得一种可靠的切合生活实际的审美理解。在以往的战争个说中，英雄主义的描写曾被涂上了一种神化的彩晕，也曾被单一片面的艺术观点所笼罩所歪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排斥英雄主义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哲学的范畴；英雄主义的丰富性，同样决定了它可以成为一个被借用的文学范畴。更何况，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英雄主义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旋律（即使是在某些“反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倾听到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倡导英雄主义的描写是一回事，怎样艺术地进入英雄主义的表现（即审美的传达），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审美质地上的差别。这是寓意构造上的两个不同层面。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程序中，英雄主义只是作为直接对象进人作品的；或者说，英雄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一种途径，一种来自战争生活的原生传达内容，但它还不可能是小说审美的终极目标：英雄主义的描写最终是由艺术的表现完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英雄主义也不构成战争的目的。更不用说是审美的小说创造领域了。所以说，任何唯英雄主义的观点，以及那种为英雄主义而英雄主义的思路，都是偏狭的，不完整的，是一种忘却了审美目标的“顾此失彼”。作为一种战时激情，或一种战场行为，或一种义无反顾的品格，或一种顽强搏斗的献身精神，或一种敢于胜利的信念与旋律，英雄主义之中自然沉积着丰富深厚的思情意蕴。英雄主义决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而是一种扎根于无比幽深厚实的历史土壤中的人的伟大精神侧面的飞扬；英雄主义可以包含“冲动”，但又不仅仅是一时的或偶然的“冲动”——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中，跃动着种种社会文化内容的涟漪及折光，以至于中国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之中，还包含着某种富有传统光芒的特色（如《高山下的花环》中的“忧国”）。在英雄主义的描写与表现方面，并无既定的格局或划一的模式；因了英雄主义是一种思情或一种人的精神行为的缘故，所以它可能是高亢的，也可能是苍凉的；它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它可能是杰出的，也可能是平凡的；它可能是辉煌的，也可能是因为灵魂的卑微而遮掩了它的闪光。英雄主义可以是一种叙述的情调，或一种描写的氛围，或一种结构的节奏，或一种弥漫着的韵律。它可能经由顽强坚韧而获得体现，它也可能从畏缩或恐惧中产生而终于实现升华。英雄主义可以是复杂的个性，也可以是鲜亮的人物——当我们对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产生了足够的认识或深刻的理解之后，那诸如“非神化”、“英雄也是人”以及“如何塑造英雄人物”之类的问题，也就显得很肤浅了。
现在来探讨所谓的“反战”问题。
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及理论作用在于：一是它客观而又模糊地存在于战争文学（如小说、诗、电影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的某种观念之中，二是与英雄主义描写的理解相关——既然是全面地厌恶战争、反对战争，那对英雄主义的精神价值，也就必然地滋生出某种动摇与怀疑。但在实际上，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需要英雄主义，就是在如此现实的人类生存环境中，也同样需要英雄主义。这是我们探讨任何问题的重要依据——我们不能天真地浸泡在与现实隔绝的逻辑演绎之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无视今天或明天的“存在”：不管是英雄主义问题。还是“反战”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自有其“反战”的一面，但更有其对具体战争作具体分析（或历史分析）的一面。因为“反战”的说法，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或政治行为，当然有它的实效性或真理性（如美国曾经发生过的“反对越战”之类的游行示威）。但“反战”作为一种理论，便显得幼稚简单了。特别是那种笼统的“反战”理论：不是虚假的乌托邦，也是不顾历史事实及现实进程的杜撰，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中，还无法也不可能印证，战争是因为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或一种口号而突然停止或不再发生的。战争的必然性与战争的自身规律，总是表现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认为是政治的一种继续。战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步力量所作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延长战争与战争之间的空隙。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
历史的事实还告诉我们，人类既有反对发动战争的一面，也有拥护进行战争的一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而指出这种区别，并不与我们所理解的战争本体探索相冲突。何况凡战争小说的艺术质量的高低优劣，也并不取决于小说创造者是否操持“反战”的观点。“反战”的观点因了它的虚幻性及具体分析的贫乏，很难成为战争小说的一种观点，或一种覆盖战争生活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前面说过了，我们的战争小说的描写，基本上是一种“回忆性”的艺术传达（世界战争小说基本上亦如此）——不管你是否“反战”，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可能发现一些什么，或可能提供一些怎样的启迪情智的精神意蕴。纵然是我们最后谴责了战争，并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或提醒了人们战争所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我们依然不可能谴责或诅咒一切，因为艺术创造的良心总是驱使我们肯定正义善良，而否定邪恶残暴，于是，笼统的“反战”观点依然无法宠罩小说艺术对于战争生活的描写与表现。厌恶战争无疑是体现了人类理智的美好愿望，但当战争降临到人类生活的上空时，那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战争抵抗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是极其浅显的逻辑，而我们的战争小说（或世界的战争小说）所展现的，也大都是这样一种图景。诚然，现代西方小说中不乏对于战争生活的厌倦性描写，甚至是嘲弄战争、讽喻战争、视战争为罪恶的象征，并把战争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当作一种愿望或理想而加以传达与表现……毫无疑问，这与西方世界的人文精神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他们的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作家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的一种理解与发现，而不是纯粹的所谓“反战”观点操纵的结果，以至于可以说，这些作品大都与所谓的“反战”主题无关，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也无意于以简单的“反战”观点来统辖自己的审美可能性。所以，那种笼统地以为“反战”观点就是“现代意识”，并在战争小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的看法，不能不是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简单理解，或一种对于西方战争小说的片面肤浅的感受与判断，或干脆是一种误解。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战略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客户需求的快速多变，使得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企业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无形资产逐渐成为企业价值链的关键性支持要素，成为企业营造具有差异性的价值链、获取竞争优势、谋求企业最大价值的必要手段。企业竞争领域已从传统的资源、价格等变量转变为技术、管理、品牌价值等更切合当代要求特征的变量。企业越来越注重对技术、管理、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和栽培，如海尔，无形资产在其总资产中的比例已超过60%，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品牌无形资产价值占其资产总额的90%。中小企业普遍资金短缺，但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立足并取得较快发展，获得比大企业高的利润水平，靠的就是无形资产。因此，发展无形资产是中小企业赢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而研究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战略，将从整体上加强无形资产建设，确保无形资产取得高效益，以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小企业自身发展能力。
近20年来，国内理论界兴起了对无形资产和中小企业的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无形资产的概念、会计确认与计量、无形资产保护和发展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无形资产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无形资产战略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课题，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对无形资产的战略研究主要是结合工业产权、无形资产保护等进行的对策性研究，对无形资产的发展战略研究很少涉足，像大家普遍认同的企业无形资产，如技术、人力资源、客户关系、品牌等的战略研究主要是从企业管理活动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而很少从无形资产的角度研究它们。以上这些研究活动，主要是以大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中小企业的实践并不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从中小企业角度，将中小企业的主要无形资产分为客户关系、技术、人力资源、企业文化、服务、虚拟网络、品牌等7种，以此为研究对象，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以期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实践有所裨益。
一、中小企业无形资产的构成
关于“无形资产”，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公认一致的定义，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无形资产是一定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长期使用但没有实物形态的、并预期会带来经营效益的一种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从广义方面来理解，它不仅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特许经营权、商誉、著作权、土地使用权，还包括知识、企业管理机制、管理质量、员工素质和技能、高效的供销网络、良好的社会关系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和经济管理要求，它由以下要素构成：(1)知识产权型要素：涉及技术相关之无形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版权等；(2)市场资源型要素：涉及客户与市场相关之无形资产，如客户关系、行销通路、商誉、品牌、合同、契约、银行的借贷关系、与政府的关系等；(3)人力资源型要素：涉及人力资源相关之无形资产，如有经验的员工、技术专家、管理团队、员工的忠诚度、员工的知识能力等；(4)组织管理型要素：涉及法人组织管理相关之无形资产，如学习型组织、企业家精神、良好的企业文化、组织创新能力等。
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实力弱小，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企业必须要差异化，以突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其无形资产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围绕其核心竞争优势形成与发展，其无形资产构成各有侧重。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我们把涉及中小企业的主要的无形资产分为7个方面：(1)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属于市场资源型要素，涉及企业与客户、经销商、银行、政府等的关系。(2)技术创新型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型要素，涉及企业的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等。(3)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属于人力资本型要素，涉及企业的管理团队、技术专家、员工等的知识能力。(4)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属于组织管理型要素，涉及企业文化、精神面貌、学习、创新氛围和能力等。(5)服务创新型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型和市场资源型要素，涉及企业独特满足客户服务要求的知识能力等。(6)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属于市场资源型和组织管理型要素，涉及企业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网络的竞争力等。(7)品牌型无形资产：属于市场资源型要素，代表了企业综合实力，涉及品牌的经营、保护等。
二、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战略
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战略是企业对无形资产的建设、保护和发展进行的全局性和长远性谋划，其目标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根据中小企业实际，企业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无形资产，一般而言，中小企业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选择自身的无形资产战略定位：
1.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战略。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战略是以客户为中心，有计划地发展高度的顾客关系，使用户成为自己的长期顾客，以共同谋求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活动。该战略的核心是发展顾客与企业间的一种连续性交往的关系、一种长期的相互依存的互惠互利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保持和吸引更多的客户，改进客户价值，大大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发展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的建设与保护，确立客户关系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战略围绕关系展开，以求关系各方的协调发展。
2.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战略。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战略是有计划的人力资源使用模式以及旨在使企业能够实现其目标的各种活动。该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发展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遵循人本思想，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对人力资源进行战略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源的选聘、激励、培训与开发等的战略性管理，使人力资源竞争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战略要求将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性资源看待，人力资本是企业的重要资产，根据企业的发展，制定长远的人才战略规划。由于中小企业实力较弱，该战略要求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人力资源建设重点，其核心是强化对本企业关键性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重点是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企业家才能”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要将企业家个人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相关联，赋予企业家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企业家也应对自身进行不断地培训学习，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
3.技术创新型无形资产战略。技术创新型无形资产战略指企业在开发与运用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发展技术型无形资产，使企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该战略的目标是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技术型无形资产，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确立技术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该战略要求技术创新必须面向市场，建立开放的企业技术创新平台，更多地采用新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相结合的创新战略，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新技术的开发更多的是适用性的新技术开发，强调的是适应大企业不能或不愿满足的顾客需求。
4.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战略。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战略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有计划地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发展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以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该战略的核心是塑造积极向上的、适合企业实际的、不断创新的共同价值观。其战略目标是通过发展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确立企业的文化力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强调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战略管理，通过精神和文化的力量对职工进行人性化管理，并从管理的深层规范企业的行为，以提高企业绩效。
5.服务创新型无形资产战略。服务创新型无形资产战略是有计划地在服务体系和服务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的一系列活动，发展服务型无形资产，以促进销售，获得企业的竞争优势。为了对产品提供有力的支持，企业必须识别顾客最重视的各项服务和其相对重要性，并通过服务创新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服务需求。服务型无形资产战略的目标是通过服务创新发展服务型无形资产，以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服务的不断创新，确立服务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服务创新决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的服务，它要求在自己现有的特色服务或在别人新颖的服务观念、方式、方法基础上进行有新意的提高。服务创新要求遵循求异思维的原则，随时了解把握顾客的需要，创造顾客想要购买的商品和提供超过顾客期望的服务，以达到顾客满意的效果。
6.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战略。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战略是企业以自己的核心业务为基础，有计划地利用虚拟方式整合外部资源，形成一个合作性竞争的关系网络，实现企业的经营功能与经营业绩的扩张，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战略目标是通过发展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赢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其资源配置重点是突出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和极具竞争优势虚拟网络的构建，确立虚拟网络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它要求强化核心竞争力，始终坚持“双赢”原则，搞好合作竞争，定期对虚拟网络评估，不断优化虚拟网络的价值链。
7.品牌经营型无形资产战略。品牌经营型无形资产战略是企业有计划地通过品牌建设，创立品牌、经营品牌，发展品牌型无形资产，以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系列活动。培植一个优秀的品牌需要持久的战略计划，品牌经营型无形资产战略目标就是不断提升品牌价值，其首要环节是创立品牌，它要求树立品牌意识，做出正确的品牌决策，如品牌名称、品牌商标、品牌定位等的决策，以优良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为基础，利用各种宣传手段，促进品牌的成长，最终成为名牌，名牌创立后更要注意保护名牌、经营名牌，使名牌的无形资产通过有形化运营，促进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
三、中小企业不同竞争战略下的无形资产战略重点
根据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中小企业应采取目标集聚的基本战略，中小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就不能盲目地追求“做大”，而应选择“做精做专做强”，一般说来，有5种战略可供中小企业选择：专精一点战略、依附协作战略、联合竞争战略、特色经营战略、市场补缺战略。企业选择的竞争战略不同，则相应的无形资产战略选择就不同。
1.与“专精一点战略”对应的无形资产战略重点。执行专精一点战略的企业一般规模小、资源有限，不得不集中有限的资源在发挥自身特长的细分市场里进行专业化经营，并在该细分市场获得低成本的歧异化优势，这种战略往往过分依赖于某种产品或技术，一旦市场变化，需求下降就会给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因此，与这种战略配套的无形资产战略应能加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又要弥补企业的劣势，使企业避开威胁或减轻威胁的影响。根据以上原则，企业可以技术创新型、客户关系型无形资产战略为主导，以服务创新型、人力资源型、企业文化型、虚拟网络型无形资产战略为支撑，加强无形资产建设，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或技术上的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保持稳定发展。
2.与“依附协作战略”对应的无形资产战略重点。执行依附协作战略的企业一般力量单薄、产品单一，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是大企业整个生产经营体系中的一个专业化组成部分。采用这种战略的企业风险小，跟随大企业发展，大树底下好乘凉，但过于依赖大企业，一旦背靠的这棵大树身有不测或关系中断，企业就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与这种战略配套的无形资产战略应能加强依附互补的关系使企业得到稳定发展，同时也要能提高企业的自主能力以减轻威胁的影响。根据以上原则，企业可以客户关系型、技术创新型无形资产战略为主导，以服务创新型、企业文化型无形资产战略为支撑，强化双方的依附协作关系，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保持稳定发展。
3.与“联合竞争战略”对应的无形资产战略重点。执行联合竞争战略的企业一般资金缺乏，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单个企业实力较弱，但通过弱弱联合、优势互补后，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并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这种战略要求联合体内企业优势互补、专业化分工协作、协调一致，最好能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样联合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与这种战略配套的无形资产战略应能加强联合体的竞争优势，使各企业共同稳定发展。根据以上原则，企业可以客户关系型、虚拟网络型、品牌经营型无形资产战略为主导，以技术创新型、服务创新型、企业文化型、人力资源型无形资产战略为支撑，加强无形资产建设，强化联合体内各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突出联合体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规模化优势，从而使各企业保持稳定发展。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8
关键词 竞争情报作战室 竞争情报 问卷调查
分类号 G350
1 引言
竞争情报作战室系指企业为进行战略和战术决策，而研究、分析竞争情报的特定场所，或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该功能的虚拟场所。在竞争情报作战室内，与竞争有关的所有信息以高度逻辑化、便于理解的形式组织并显示，完成环境监测、竞争模拟、危机预警、对手分析等竞争情报功能，通过团队决策、聚焦问题，有效地实现应急响应及企业知识的交流和创新。竞争情报本身具有动态性、综合性，重视及时作出反应，因此高度灵活、灵敏的反应能力又有安全保障的作战室理念和制度非常适合竞争情报工作，有利于企业应对动态竞争，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概念无疑对将作战室作为一种机制和竞争情报工具加以推广非常有益，竞争情报作战室被赋予了更具战略职能的功能。
竞争情报作战室依托先进的技术、流程和团队设计，在竞争情报工作中真正注入了战略要素，实现了竞争情报工作地位的提升，突出了团队决策和解决方案的形成。同时，作战室使得竞争情报工作充分融入企业，融入每一个员工，以竞争情报人员为主导，整合了企业全部力量。决策者、管理者和员工既是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服务对象，又成为活动的参与者，有效解决了信息资源开发、沟通、情报需求表达及服务等问题。在这种广泛参与的模式下，竞争情报作战室能快速及时响应情报用户需求，方案可操作性强，准确度高，也能获得广泛的信任。可见，竞争情报作战室是一种能满足决策者对竞争情报的需求、也有利于解决当前竞争情报工作困难的竞争情报创新工具。但这一工具的研究和使用价值能否得到认可，还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需求及可行性进行结构化问卷调查。调查研究的目的主要为：①了解我国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情况；②分析我国企业建立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可行性。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初稿，利用初稿对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教师进行预调查，征求了国内竞争情报领域有关专家的意见，修改形成正式调查问卷。考虑到竞争情报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研究目的，调查采用“方便抽样”与“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样本，选择具备竞争情报工作基础、工作实绩较突出的企业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企业的管理者或竞争情报工作者。调查主要采用电子邮件发放，少量当场填写。本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222份，回收率为69.4％。其中，有效问卷181份，有效回收率为56.6％。被调查企业范围涵盖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很好地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和调查的外在效度。有效样本基本涵盖了国内各行业、各类型、规模及市场范围的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符合研究目的要求，能够较真实地反映我国企业竞争情报现状，可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2 我国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需求调查
2．1 企业对竞争情报工作的需求
被调查企业显示了对情报交流和知识创新的迫切需要。有72家企业(占39.8％)和24家(占13.3％)企业选择了较迫切和很迫切需要情报交流；与此相似，共有65.8％的企业对知识创新的需求程度达到较高和很高。竞争情报作战室强调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实现知识的创造，其知识交流和创新机制受到重视，为满足企业需求，应该在竞争情报工作中强调知识要素的开发和利用。情报交流和知识创新是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功能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功能，通过竞争情报团队的合作和情报交流实现知识创新，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是当前企业竞争情报工作极为需要的。
此外，本次调查选择了反映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根本特点的几个要素：团队精神、协作合作、集体决策、知识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以了解企业对这些要素对企业竞争情报活动的重要性的看法。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可视化技术、显示设备等，提供一个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物理或虚拟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竞争情报人员发挥团队精神充分共享知识和情报，分工协作，实现团队集体决策。如能将这些企业认为对于竞争情报工作很重要的要素完美结合，竞争情报作战室一定能获得企业的认可，并在企业情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满足竞争情报用户的需求。
而对于企业情报交流和知识发现的条件，被企业最看重的分别是高层领导支持(129，71.3％)、员工有共享的意识和氛围(116，64.1％)、相应的激励机制(111，61.3％)、有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109，60.2％)和制度保障(108，59.7％)。作为会议交流场所的配备专门设备的会议室或类似的物理场所对于企业来讲不一定是必备的，仅有25.4％的被调查企业选择此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人、机制的因素在情报交流中非常重要，而场所或手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内部网、网络通讯等技术的发展，这些现代方式构建的虚拟交流场所正在受到重视。
2．2 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
对于企业是否需要竞争情报作战室，45.3％的被调查企业选择“很需要一个作战室但尚未建立”，表明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有所需求；明确表示“不需要作战室”的企业仅占所有样本的29.3％。18.2％的企业选择“需要时临时建立一个作战室”，说明这些企业对作战室并无持续需求，也未建立常规的作战室，如图2所示：
值得重视的是，有13家企业(占7.2％)“已经建立了作战室”。这些企业认为竞争情报作战室对企业具有一定的效果，非常适用于企业竞争情报工作；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分析方式，对高层决策有很大帮助，对于企业内部机制优化调整也非常有效，在实践过程中可以采用。
2．2．1 竞争强度与竞争情报作战室需求对已经建立了作战室和很需要建立作战室的企业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与其竞争强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即企业所处的环境竞争强度越激烈，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越迫切，而竞争不激烈和竞争强度一般的环境下，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较低，如表1所示：
我国企业普遍认为竞争环境激烈，87个认为竞争环境非常激烈的企业中，66.7％的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有需求。企业在激烈的环境中，应对竞争对手和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急需竞争情报的支持，竞争情报作战室对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非常必要，已经引起企业的重视。
2．2．2 竞争地位与竞争情报作战室需求不同市场地位的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需求并无特别明显差异。其中市场挑战者和市场追随者需求程度稍高。市场挑战者和追随者为了获得期望的市场地位，往往需要依靠强大的竞争情报攻势，竞争互动较为频繁，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较为强烈。但调查显示，这种差异比起市场领导者、利基者以及行业新进入者的需求并不显著，如表2所示：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存在着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需求。这种需求明显受到竞争环境的影响，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越激烈，越促使企业寻求竞争情报的支持，竞争情报作战室成为他们迫切需要的用以提高其竞争能力的有力工具。
3 我国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可行性调查
竞争情报作战室建立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重要性认识、接受程度和理解。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态度和看法，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企业是否会采用、如何建立及使用竞争情报作战室。本文主要从命名、认识和理解三方面进行分析。
3．1 竞争情报作战室名称
对于是否采用或能否接受“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名称，约半数被调查企业(81，4J4.8％)认为“该名称可以接受”；28家企业(占15.5％)明确表示“该名称有侵略性，不敢用”，如图3所示：
有些被调查者认为竞争情报作战室比较新颖，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作战室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竞争情报作战室这一概念具有推广价值，应有针对性推广，并表达了希望学习和了解其模式和机制的热情。来自于军事战争领域的“作战室”名称本身就带有高度的对抗性，但现代竞争环境使得企业开始意识到，商战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争。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面对竞争，参与竞争，因此对于“作战室”这个明显具有竞争性、甚至带些侵略性的名称的接受程度较高，远远高于调查者的最初预期。
3．2 对竞争情报作战室名称的认识
很多企业认识到作战室这一名称不论从意识上，还是从工作效果上对于企业竞争情报工作都有所帮助。如图3所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竞争情报作战室”这个名称能“增强企业竞争意识”，其它作用依次为：能促进企业领导对竞争情报工作的重视，强调了竞争情报的对抗性，能显示竞争情报工作的作用和贡献。竞争情报作战室作为一个物理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将竞争情报工作流程和成果完全可视化，特别是积极争取领导层的参与(如采用竞争模拟方法进行竞争情报分析时)，使得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特点和意义完全显示、可目视化，企业竞争情报工作不再默默无闻，可有可无，这都有助于获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提高竞争情报工作的地位。此外，17.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该名称有助于反情报工作，这得益于该名称所体现出来的对抗性，“作战室”作为战时的指挥中心、决策中心和情报中心，不仅有攻，也有防，攻防一体，才能实现其战略意图，打赢战争。
3．3 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理解
如图4所示，认为如果建立竞争情报作战室，其更接近于“战略研究中心”的企业(38.7％)最多，说明企业比较重视作战室的战略地位。此外，27.7％的企业认为接近于“情报信息中心”，18.5％的企业认为接近于“决策中心”。数据显示出的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并不显著，由于多数企业尚未建立作战室，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思考不多，很难判断本企业未来对作战室的建设，因此也不太容易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全面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选择体现被调查者对竞争情报作战室所发挥功能的期望，对竞争情报作战室概念的理解将决定其在企业的地位以及企业将如何建设作战室。
4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出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这一名称的接受和需求程度较高：44.8％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作战室的名称可以接受”，74.6％的被调查企业对作战室有所需求。我国企业对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广泛接受及需求无疑对于竞争情报作战室这一竞争情报创新工具的推广极为有利，表明了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具备必要性和现实需求，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同时也表明，在我国建立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和进行理论探讨也是可行的。
但研究中发现，被调查者对竞争情报作战室概念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造成结果中“已经利用作战室”的企业比例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作者虽然在问卷中界定了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概念，但被调查者对此可能没有或难以详细区别。与本研究的概念最为接近的就是项目管理活动中所运用的“作战室”，这种作战室在我国有些大型企业、特别是某些行业中有一定程度的应用。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本来设有类似于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战情室”“机要室”等机构，但出于被调查者的理解或保密需要而没有选择。作者在与有关企业深入接触中，很容易感受到企业对于竞争情报，特别是作战室、战情室等概念的戒备心理，很多企业对于泄密有着相当严格的处罚措施，导致被调查者不愿意触碰这一敏感概念。
5 我国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建立中应注意的问题
5．1 作战室命名
我国企业建立竞争情报作战室参与市场竞争，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虽然有近一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可以接受“作战室”名称，但无法接受者也大量存在。归纳被调查者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无法接受“作战室”这一名称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认为“作战室”名字很吓人(过于刺眼)，不适合在企业中公开宣传，具有不良影响。虽然竞争情报作战室具有良好研究前景和推广价值，但是组建如此名称的部门在有些企业往往有很大阻力，需要有变通的方法，并且要使企业充分认识其价值才能比较可行。第二，认为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名称过于战争化、敌对化，具有侵略性，容易让人产生对抗和战争的错觉，影响竞争情报用于合作的目的，中性化的名称也许更容易接受。
事实上，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中，对情报、竞争情报这些字眼本身极为敏感。比如，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有关“竞争情报及其高级经理人”的研讨会上，多家与会的大型企业特意要求活动组织者不要对外透露其公司名称。国内多数企业对竞争情报讳莫如深，不肯透露自己如何运用了竞争情报。这表明国内对竞争情报还存在着广泛的误解。竞争情报作为一种可以提高竞争力的战略管理工具早已被世人公认。但在我国的竞争环境中，也许是由于宣传不够，也许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崇尚中庸而非张扬、对抗的文化，“竞争情报”这一名称已经显得有些另类，更何况是竞争情报作战室。在我们接触的案例中，一家合资公司来自韩国的主管希望建立作战室并以此命名，但遭到董事会成员的反对，认为作战室具有攻击性，会引起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甚至顾客的误解，因此命名为“案例室”。
本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竞争情报工具，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命名应该以大家(包括企业各级主管、员工及其利益相关者)能接受为标准。作战室不仅是一个名称，
更是一种竞争情报工作的技术、方法和机制，而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的东西。采取一些较为温和的，如“审计室”、“工作室”、“会议室”等名称未尝不可。
5．2 领导支持
在我国，多数企业领导仍然将竞争情报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活动，而不是企业必不可少的部门和职能，不应当在企业经常性、战略性决策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否成立竞争情报作战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是否需要。因此获得领导支持对于建立竞争情报作战室非常重要。能否得到企业领导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还需要竞争情报作战室团队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可付诸实施的方案，能与决策者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竞争情报作战室是否真正参与到团队决策制定的环节中，决策者是否真正使用了这些情报，才是判断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5．3 制度保障下的各部门配合
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本质上是通过交流、沟通和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和团队合作。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的企业环境中，能否成功实施竞争情报作战室，发挥其功能和价值，一个根本保障就是制度。企业通过制度约束和激励相关的部门或人员，保证企业各部门的大力配合和协调。这一制度应该建立在整个企业自上而下的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特别是获得决策层支持。
5．4 针对性和变通性
作为一种创新模式，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建立采用某种模式并非对于所有企业和行业都适用，是否建立也要视企业的具体情况、行业特点及企业文化等因素而定。企业要在考虑市场环境及企业自身需求的基础上，以市场动向为出发点，设计符合企业的、具有针对性的竞争情报作战室。竞争情报作战室团队工作模式也要具有变通性，切合实际，不断创新。
5．5 合理定位
在竞争情报实践中，我国企业竞争情报活动多偏重于市场调查，而对信息的分析和策略研究做得很少，这使得竞争情报工作仅停留在一种资料提供的地位上。而竞争情报专家B.Breeding先生认为：在理想的框架下，竞争情报部门应该把25％－50％的工作时间花在提供决策支持上，这是竞争情报部门增值最大的地方。竞争情报作战室应该定位于一种战略工具，以满足企业决策者的战略需求为目标。竞争情报作战室应该不仅成为企业的情报中心，而且成为企业的指挥控制中心。
5．6 情报共享文化
竞争情报作战室的建立有赖于共享的情报文化，没有信息共享观念和协作意识就无法实现竞争情报作战室的有效运作。情报共享是以企业全体员工的工作参与为依托，以企业文化为基础，以激励等制度和规则为保障。这种文化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竞争情报作战室团队化的工作机制中慢慢形成的。人人为团队而奉献，而人人又都能从团队中获得，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合作、友爱、奋进的文化氛围和心理环境。通过不断协调人际关系，自动调节和规范成员的心态和行为，通过成员对这种共享和协作文化的心理认同，使其逐渐成为企业的主体文化，最终成为竞争情报作战室顺利运作的根本保证。
5．7 与知识管理相结合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9
关键词：苏联；卫国战争文学
（一）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在战火弥漫的战争时期就已出现，到50年代初期为止。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根据战争进程以及战争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讴歌苏联英雄儿女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时的英勇事迹，塑造了一大批“民族英雄”形象。所谓的“民族英雄”是指那些具有明确自我认识，并将自我荣誉与国家集体荣誉高度结合的人物形象。例如《学会恨》中的盖拉西莫夫、《俄罗斯性格》中的德略莫夫、《“司令员”之死》中的安东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主要作用在于影响和教育苏联军民。由于受德国突然入侵和苏联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苏德战争开始苏联并不占优势，德军甚至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在这种战争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必须以激励和鼓舞军民士气为主，苏联作家也自觉把自己的文章当做培养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道德教科书，并且结合特殊的时代背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中也不可能把探索和关注战士的内心精神世界作为描写重点，而是要强调和宣扬军人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以求鼓舞人民扛起法西斯的勇气和决心。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着力于表现和描写那些能够激励起人们内心深处道德力量的英雄行为，塑造可以让人民效仿的完美的英雄形象。
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中认为“崇高”包括伟大、雄伟、壮丽、庄严、神圣、堂皇、遒劲、刚劲、粗豪、高雅、绮丽、奇特等含义。同时他还指出构成“崇高”的五个要素“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第三是构想辞格的藻饰。”、第四“使用高雅的措词。”“尊严和高雅的结构”。卫国战争文学初期所创造出的那些英雄形象，无论是高大全的战争英雄，还是具有悲剧意味的平民英雄，大多具有这种崇高的美学张力，这种美学张力表现在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上面，他们能够满足人们对爱国主义情感的诉求和对英雄主义的向往。通过这种具有巨大号召力的英雄形象能够唤起人们反侵略斗争的意识。虽然这些人物在苏联作家笔下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一致对外，奋勇杀敌的决心和勇气。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忠诚于祖国、热爱战友和革命事业、对敌人刻骨的仇恨、意志坚强、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西蒙洛夫的《第三个副官》中主人公柯尔涅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把自己的副官派上战场，因为他相信真正勇敢的人是不会死也不该死的，勇敢的人会比懦弱的人死的少。苏联人民就是靠着这种勇敢，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苏德战争是在苏联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再加上国内之前的政治运动，因此对苏联人民形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是对苏联军人战斗力的巨大考验。而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在特殊时期创作出符合人民需要和国家需要的文学作品，是这一阶段每一个作家的重要任务。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性上并不完美，甚至有明显缺陷，例如叙述视角单一，为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而造成的对其他战争场景描写的缺失；人物形象不丰满，有雷同化和类型化的缺陷。但在小说结构上很好的形成了“局部化”和“全景性”并存的特色，为后期卫国战争小说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它们还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苏联人民英勇抗争，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革命英雄形象。这种形象背后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是对当时历史生活的最好表现。
（二）描写经历战争的普通人
自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发生明显转向，由之前侧重于描写战场上的军人转向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用以表现真实的战争残酷性，并向那些惨遭战争蹂躏的普通人致敬。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震动整个苏联社会，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开始反思之前的社会生活。1954年12月，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新章程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的字样。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随后，在苏联国内兴起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形式主义和无思想性、反对粉饰现实的“无突论”和“理想人物论”等思想观念的浪潮。国内政治环境的变换以及作家本身对文学创作的更深层了解，使大批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倾向发生改变。著名作家爱伦堡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中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的内心世界，文学要写活生生的人，写日常生活琐事等与传统不同的、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新主张。其中，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主人公安德烈战前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战争的突然爆发使他所有的幸福都毁于一旦，在战俘营度过两年非人的生活后回到祖国后，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妻子与女儿被德军炮火炸死，儿子也在战争中牺牲，这位昔日的战场功臣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为农村开车却又因为不小心撞死农场的牛而被开除公职，最后，只好带着孤儿一起流浪。肖洛霍夫一反之前战争文学中对战争英雄和对战场生活美化的描写方法，另辟蹊径，从“一个人”着手，细致朴实的讲述着战争对个人生活的摧残，并且通过战前与战后不同背景的对比，突出在战争环境下个体命运不幸遭遇的悲剧性，从而显示人生幸福的丧失与心灵希望的丧失对普通个体所带来的巨大摧残。同时也强调战争与个人命运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肖洛霍夫通过安德烈的不幸遭遇，力图向人们宣示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期间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都能够对个人构成严酷的考验，那些在个人生活、内心精神上承受了异乎寻常磨练的普通人，反而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大智大勇。因此，与其说肖洛霍夫是描写战争，不如说是反思战争，是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对历史的思考。《一个人的遭遇》的问世，是作家对战争本质理解深入的表现，也是对战争文学表现手法深化的体现，此后出现了一系列从新的角度、用新的层面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从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中逐步清醒，反思战争本质的结果。从这些作品开始，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出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肯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一方面则开始对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影响入手重新审视和深化战争题材作品，开始了战争文学的新时期。苏联评论界称它“拟定了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武艳玲.浅谈苏联战争文学的历史演变[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0月
关于战争的作文篇10
摘要：当前文艺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学和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的社会形势下,军事文学和电影艺术创作者应深入挖掘丰厚的军事文学创作资源，从而提高文学的吸引力,在创作态度上应摈弃媚俗与荒诞的投机心态。
关键词：战争题材；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创作态度；媚俗；荒诞
在文学愈来愈市场化的今天，衡量一部好的文学著作和电影文学作品的标准也完全由市场的认可程度来决定，这种现象无疑对于以往的相对纯粹的、严肃的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市场法则的严酷，观众、读者心态的浮躁，皆是一些军事文学题材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在创作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审视思考的问题。简单地说：不媚俗，就难以吸引来广大通俗观众和读者的兴趣；不荒诞，就不能入得众多被光怪陆离的世情变化眩晕了身心的红尘男女的法眼。从一首首传统红歌的高尚内容被肆意篡改，到严肃正统的革命题材的红的翻拍，男欢女爱、惊险刺激、荒诞与轻浮、肆意地夸张场景规模的宏大，都成了引人入胜的制胜法宝，红色的意义大有衰减趋势。这种现象根本脱离了军事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那么如何在百花齐放而又妖艳纷呈的文学嬗变之状态下，使军事文学能突出重围，重新回归自己的正统之路呢？这应该是广大军事文学创作者和电影制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深入挖掘丰厚的军事文学创作资源，从而提高文学的吸引力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人们的生活世界，保证我们不至于堕入对‘存在的遗忘’。”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事实上存在着无数的令我们思来能荡气回肠、无法忘却的可歌可泣的壮烈战争场景，这些历史的残片与断章，共同组合演绎了我们幸福的今天。不能遗忘历史，忘却会使我们不知道珍惜。文学的功能之一即是复活历史，电影又能够把这些被文字复活后的历史更加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创作成功的关键。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当前流行的主题多侧重于表现上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中华民族所展开的卫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是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当前描写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虽然创作者的笔法各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等背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战争题材的电影是有巨大的衍伸空间的，正面的英雄人物和反面的敌对人物等形象，都可以做到尽情地描写刻画和渲染，电影的趣味性也往往能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对比来体现。无论是创作于思想意识形态比较禁锢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作品，或是创作于今天的《亮剑》《狼毒花》《红高粱》《血战台儿庄》《南京南京》等，都为我们广大观众描绘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或者是革命战士，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无不关联着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应该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最能够唤起民众的善良情结的，所以，对于一个好的电影文学创作者和制作者来说，只要能善于取材于历史，把握人物形象、关键事件的刻画与描写，是不难抓住读者和观众的眼球的。
二、在军事文学与电影的创作态度上应摈弃媚俗与荒诞的投机心态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文艺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文学和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也不得不注重经济化、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这种文学艺术是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开始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的。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喜剧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但是这些完全以喜剧化的笔调来刻画战争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让人在捧腹之余，总会感觉有一种隐隐的不妥，是严肃性的缺失，是教育功能的颠覆。喜剧化的战争远远不能皆是我们十四年抗战所付出的艰辛、痛楚，所抛洒的热血。轻松、幽默、诙谐、在笑闹中就几个人就消灭了成千上百的鬼子，这种幽默不但会使战争失去本身的严肃、悲壮，也会严重误导现代的年轻读者和观众。以冯小宁的《举起手来》第一部和第二部为例，从创作理念来看，较之《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没有任何进步，反倒多了不少迎合社会上诸多浅薄“愤青”的企图，其目的很明确――搞钱，本质上当然就是“消费抗战”！拿“民族灾难”来把玩、弄钱，这种现象是应当予以严肃批评的。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
战争不是游戏，不是喜剧，不是肆无忌惮的夸张和无厘头的嬉笑怒骂。过多地为了追求笑声而抱着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演绎戏说战争史，或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在面临战争灾难重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广为被这种喜剧战争所影响的年轻一代，会否以一种喜剧的心态去抗争呢？那无疑会造成我们民族史上更大的灾难。这种回避正史的喜剧化战争史，不但会造成年轻人“好战”和“游戏战争”的心态，也完全不利于他们身心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建设和维护。
文学和电影的商业化、娱乐化没有错，但问题在于通过何种表现方式去实现这些目的。特别是在处理“抗日战争”这样的“民族之痛”时，如果仅仅是为娱乐而娱乐，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就是对那段惨痛历史的亵渎了，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