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篇1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经济
民族问题伴随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要求更快的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这是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因为，“民族特点、民族差别还将长期存在；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存在还将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民族隔阂的残余，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完全消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的长期存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民族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一、民族问题的概念
民族问题就是与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和矛盾的总称，凡是与民族这相关的社会现象，都属于民族问题，它包括各民族本身的特点、内容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各民族间的关系和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关于什么是民族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是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问题；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一切问题的总和；从中国国情来看，仅仅指的是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是内涵是多层次的，概念是在发展中的，不应当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的内容，并把它看成固定不变的东西；民族问题是表示同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直接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括性的概念，凡是同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直接相关的社会现象，都属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问题。
以上这些关于民族问题不同观点，既有相同的又有存在分歧的地方，民族关系问题、民族矛盾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内容，而且是重要内容，这是一致的，分歧在于民族这个人们的共同体自身的事物和问题是否也包括在民族问题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从各个方面探寻其产生的根源。
二、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与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民族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该民族而不是别的民族，正是由于其基本特征的差异，以及在这些特征上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各民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这些各不相同的特点和差异，便是造成互相矛盾的因素。“差异就是矛盾，有民族差异就会有民族之间的矛盾”。“民族文化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自然根源。”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的。各民族的特点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随着各民族的变迁，其相应的民族特点也会出现缓慢的变化发展，而不像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更替那种急剧地变化。
（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民族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
“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应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寻找原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民族差异表现在各个民族生产力水平、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发展的社会历史等等。形成民族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是各民族之间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性导致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逐步提高，各种主客观条件对人们的限制将被人类克服，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异，将在各地区、各民族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民族间的共同性、统一性将日益增多，但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依然存在。但可以肯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民族差异、民族特点将最终消失。
（三）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
民族问题作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受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每个社会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都与当时的社会总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以往在民族问题中存在的民族对抗因素基本消失，但是“就是因为存在着基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文化特征等原因所造成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显著地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项社会公益权利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权益格局也重新洗牌，社会阶层重新分层，贫富差距格局拉大并有结构固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形成了新的矛盾。这种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差距和因此产生的矛盾，就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三、我国的民族经济与民族问题
我国民族地区面积616.2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2%。中华大地孕育了拥有各自独特灿烂文化的56个民族。“最初的民族，必然地是一群拥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人当中形成。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也往往是首先由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的”。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目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愿望。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民族团结的需要。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民族地区存在的所有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
（一）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但有待开发
“十一五”期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3708亿元，新发现产地2839处，我国新探明的多处重要矿产资源大型储量地多数位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发现或评价塔河和华庆等7个亿吨级油田，苏里格和塔中1号等10个千亿立方米级气田，新疆准东煤田奇台县人井・将军庙矿区等3个百亿吨级煤田，辽宁本溪人台沟等2个十亿吨级铁矿，和曲龙等两个千万吨级铜矿”，最近又有媒体报道：“地质勘查人员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探明一处超大型金矿，资源储量为148.5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自然环境相对较恶劣，各种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所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源的开采和利用。
（二）基设施建设滞后，投资环境有待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由于基础设施供给短缺，丰富的资源优势不能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中东部仍然很落后。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导致了投资环境的恶劣，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落后。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积累的问题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国各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表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的得分均居于全国末尾”。
（三）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演进，现在已经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和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的总体格局。我国陆地边境2.2万公里，在143个陆地边境县中民族自治地方112个，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与境外民族血缘同根，语言文化同源，风俗习惯相似，相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条件及部分政治因素，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低，相对封闭落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滞后。
（四）教育水平落后，人才流失严重
建国以前，整个少数民族各方面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包括教育发展水平在内，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水平阶段。伴随着60年的发展，民族教育本身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起点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分配偏低等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民族地区教育还是相对发展不足。比如，民族地区的师资资源匮乏，少数民族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学校分不少量少；少数民族家庭贫困较多，为其子女教育投入较低。长期以来，东南沿海一直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当然也是人才聚结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相对较差、教育落后、教育经费等资源投入少，本地区自己培养的人才也就偏少，再加上本地人才外流，外地人才不愿意调入，因此人才的匮乏不言而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缺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1%，而高等院校当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只占6.23%”，研究生的比例就更低了。
四、解决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方针对策
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应将经济民生发展和“文化”发展并重。“民族地区发展过程实际是一个民族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等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经济发展中摒弃那种Gop+维稳+民生的怪圈模式，在国家大力援助和帮扶下，更大的依赖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即尊重各民族自我发展的主体性，让个民族成员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去。“今后凡是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密切相关的重大改革，必须重视各个地方和民族的特殊情况，注意听取当地的意见，先试点后推行。”加强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建设，改善供电供水状况，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务必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行。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兴办民族院校，举办少数民族师资培训班。从软硬件环境方面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真正做到社会主义发展成果与少数民族群众共享，实现各民族自由平等，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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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研究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平均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等起了积极作用；第三，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提高人均经济水平，为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工作和社会养老等事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总之，“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振兴民族经济的协调与良性循环，可以说是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有效途径。
（十二）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人口事实，不断编造人口谎言。因此，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分册》（刘瑞1989）、《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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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研究篇3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
1．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
5.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
钱建明等.1991.
民族问题研究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公平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教育公平问题引起了社会民众和政府的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尤为突出。
一、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不公平现状概述
在我国为保障少数民族享受高等教育权利，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主要有三类院校承担。一是专业民族学院（大学）招生，我国共有民族学院（大学）12所，在校生有22000余人，此类高校75%为少数民族大学生；二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高等院校对本地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招生，如新疆师范大学等；最后一种是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民族预科班，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形式在政策上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倾斜，这三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虽然自成体系，对全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依然是杯水车薪。2004年各类民族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约80.73万人，在校学生数量占总数的比重严重不足，即使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后，形势也不容乐观，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47万人，而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不足一成。少数民族教育不公平问题成为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二、国外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分析（以美国为例）
1.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历史。美国从二战结束开始为少数民族提供优惠政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只针对个别群体且要求学业优秀的扶助政策，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实际上仍然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高等教育公平观兴起，他们提出“为所有人提供尽量多的教育”。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当时的高等教育的主旋律，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颁布了旨在促进机会均等的《高等教育法》、“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2.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分析
我国现阶段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肯定性行动计划”阶段比较相似，分析“肯定性行动计划”有利于找到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改革的契机。
首先，突出的措施是少数民族学生录取名额优待，且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各项措施的落实和实施，对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学校予以数额巨大实质性资助，并对挪作他用的学校实行停止拨款的惩罚，促使了在招生时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特殊的招生计划。
其次，对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入学后再教育”，促使其成功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需要。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差，学习能动性低，学生入学后不是马上就接触和学学的课程，而是补习高中的知识使他们最终能够符合基本的学习要求。
最后，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聘用少数民族教师，在满足大学的校园多元化的需要的同时也解决了就业的需要。在聘用的同时，各学院还有意识的培养少数民族高校教师。正是因为有少数民族教师的加入，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得到更为科学的设置，对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不公平现象对策研究
1.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不公平现状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有一些发展，但是不公平的现状还是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教育受到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等很大一部分程度决定了这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而西部贫困地区如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大部分都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状况，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悬殊，更为严重的是自治区内部较发达地区的学生高等教育入学率高于自治区贫困地区学生的不平等现象。高等教育领域成本分摊机制也决定经济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制约性，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家庭的困境，也影响学生继续升学深造的支持，这也是造成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薄弱，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我国民族自治区内，大多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基础教育薄弱，且招生机制等不利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只能入读民族院校或预科班。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虽有许多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但是很多政策由于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无法实施，很多的资助政策也缺少了针对少数民族的规定，即使有也很真正难发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手里。所以通过立法促进教育公平是现阶段迫在眉睫的问题。
2.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待加强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后，依然面临教育不公平现象，这也导致了少数民族青年对高等教育兴趣低下甚至失去兴趣，并未对高等教育产生认同感，这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课程设置上，许多学校的教材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生硬的翻译。这就造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不适应，并演变成不公平待；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师的缺失，也间接的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都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热情的调动，甚至有些还演变成对少数民族的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少数民族学生对高等教育认同的偏差。
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尤为突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突出体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经历了多年的扩招之后，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人数年年增加：2011年是660万，2012年是680万，刚刚毕业的2013届毕业生毕业人数已达到690万，年年都在刷新最高数据。众所周知，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即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优质就业，如果毕业之后不能被社会接纳吸收，那么高等教育的公平只能是变成一句空谈，高等教育也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如何利用少数民族的优势为其创造就业机会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3.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不公平现状的对策研究
增拨教育经费，多渠道的筹措教育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拨教育经费，多渠道的筹措教育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是发展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应自主筹措资金，与国家援助双关齐下，才是最有益的结合，从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也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批准了大量的资助资金，甚至到了学校无法拒绝的地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经济的刺激打开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大门，从而从经济上给予民族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
国家政策分层次加大优惠力度，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工作。首先，分层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扶持，分层次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有选择的对一些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进行重点帮扶，通过国家发改委下拨大量专项资金，对贫困少数民族进行专项扶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方面进行层次的划分，指定一些高水平大学与特别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帮扶，每年定额拿出名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让教育的天平越来越趋于平衡。
其次，通过立法干预教育，进一步完善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保证民族高等教育的顺利实施与开展。目前为止，我国教育法规日趋健全，如《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但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并未展示出其推动能力。从长远来看制定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法《少数民族教育法》势在必行。利用少数民族教育法制法规建设，明确政府在民族教育与民族高等教育中作用，积极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平等权、规定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来源、师资等核心问题，将大大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优化课程设置，促进文化融合。要使文化能过充分的融合，笔者认为应做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招聘民族教师，通过教师增加校园文化多元化交流，把少数民族的特色保留的同时促进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其二是对教材和课程的设置进行细分，不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翻译，应该以充分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工艺与特色形成真正的实科教学，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最后是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对高等教育的认同感，制定不同于一般学生的考核办法，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重视民族教师的培养，引导少数名族大学生回原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成为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纽带，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者，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就业问题，一是维持现在的就业政策的倾斜，在一些招考或招聘中给予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倾斜；二是应该主动进行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有意识的引导大学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优势专业要进行大力的弘扬，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最后，由于民族院校大都以文科为主，这对于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来说也有一定影响，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理科实用性专业还应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回原地区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作出贡献，注重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循环。
基金项目：该课题属于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十一五”（2009年）学科共建项目：“族内自救”与“教育公平”——以赣南畲族为视点的人类学考察。项目编号：09SH2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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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直.当代美国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政策改革——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视角审视[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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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木铁西.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J].民族教育研究，2006，（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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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小孟（1976-）男，江西省临川人，中共党员，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民族问题研究篇5
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
1.办学基础设施薄弱
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效果取得了明@进步，办学规模得到了扩大，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积极建设中小学校，使少数民族的学生都尽量能够接受教育，但是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还不太先进，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提高。
2.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念方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一些地处偏远的地区，部分家长由于自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
3.经费不足，教育不均衡
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分布比较分散，地域面积大，所以在经费分配、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容易达到均衡，管理上比较困难。
4.师资队伍缺乏稳定性
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教师不断增多，教师的待遇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数量较少，质量相对较低，甚至一些学校还存在一个教师承担多科教学任务的情况。此外，和发达地区相比，教学环境还比较恶劣。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还是不稳定，选择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教师比较少。
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策
1.加大投入，推动基础设施教育进程
国家在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投入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教育，这是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存在问题的重中之重。要提高教学硬件设施，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提高教学基础设施；同时要大力推动少数民族的信息技术教育，为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设立自己的局域网，建立专门的计算机室，从整体提高教师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运用能力，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另外还可以设立帮扶体系，各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实施互助，即条件相对好的地区对相对差的地区提供一定的帮助，共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改革教学内容，凸显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要有较大的发展，就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大的改革，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进行调整，结合民族特色开发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课程，设立少数民族的地方课程，在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程度的同时，还要使具有少数民族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能够得到传承。另外，还要在完善双语教学的基础上，采取三语的教学方式，以缩小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的距离。同时，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要逐步普及英语课程，采取三语教学方式。
3.运用多种举措，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
壮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确保师资力量的稳定性。首先，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针对现有教师普遍开展培训。其次，要持续加强本地区民族师范院校建设，针对本地老师以及具备本地特点的教师，要加大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最后，构建教师队伍的保障机制，从而保障师资队伍的稳定性。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教育是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支撑，我们要高度关注少数地区的教育现状，从各方面加大力度，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民族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钢琴艺术创作民族化
钢琴是西方舶来乐器，其理性思维模式的创作方式为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互补的资源，给我国的音乐带来了立体结构，使传统曲调有了丰富的艺术空间，带动了旋律的立体感，扩展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横向空间，使其向四面发展，形成了萦绕于耳的立体之音，同时中西方音乐的结合为我国的音乐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音乐形式，这样钢琴艺术的民族化问题便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与探求。
一、旋律上的民族化
中西音乐在表现上的主要区别是立体与线性的区别，西方音乐是立体的、多声的音乐思维，我国的音乐是线性的、单一的音乐思维，这与我们生活背后的文化结构是密不可分的。那么钢琴作为承载了西方音乐传统的器乐，并将其进行民族化研究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利用钢琴的西方音乐思维充实我们的音乐形式，那么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将会更加立体和丰满，同时中国音乐的意境和线性思维也为钢琴艺术增添了新的音乐要素。钢琴艺术自传入我国开始，我们的钢琴音乐研究者便开始寻求钢琴艺术的民族化探究，钢琴的改编曲是最常用的民族化的手段，一般选用广为流传的民族传统曲目，在改编上要注重钢琴的演奏特点与我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契合。如黎英海的《夕阳箫鼓》改编于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同名古筝改编，塑造了具有典型中国音乐风格的意境画面，全曲仿佛是对一幅妙笔恒生、色彩轻柔、淡雅清新的山水长卷的描述，让人置身于美景之中，流连忘返。全曲被分为阳箫鼓、花蕊散回风、关山临却月、临水斜阳、枫荻秋声、巫峡千寻、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标题分别是：回风、却月、临水、登山、啸嚷、晚眺、归舟。钢琴改编基本保留了原曲目的意境，保留了作品内在的意境之美，将一幅俊美的中国画卷呈现于人们面前。钢琴作品的旋律吸收了传统音乐的织体手法和和声结构，实现了钢琴作品的民族化，而目前我国的钢琴作品也多数是根据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进行创编的，为钢琴作品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事实上我们要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深入的剖析，熟悉和掌握传统音乐的旋律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创作和演奏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
二、艺术审美上的民族化追求
我们的钢琴作品多数以民族音乐作品改编为主，使得传统的民族音乐色彩和韵味充满了整部作品，体现了我国的传统审美追求。钢琴作品的审美追求离不开大众的审美诉求，没有群众的欣赏、理解和情感共鸣，那样的钢琴作品不能够称之为优秀的钢琴作品，钢琴艺术要表达人们的审美诉求，中华民族的音乐在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下表现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因此钢琴作品的创作要贴近群众，要植根于民族文化。而我国的民族音乐恰巧具有了这一重要特征，为钢琴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如比较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取材于我国的民族歌曲《黄河》表达了当时环境下人们的思想状况，黄河滋养了华夏儿女，哺育了炎黄子孙，只有身处华夏大地才能够最深刻地感悟国土沦陷的悲愤与绝望，只有站在中国大地上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炎黄子孙的悲怒与保护祖国母亲的强烈情感。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中采用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与此同时又在曲式结构上融入了船夫号子等我国民间传统的音乐元素，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听众，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样还因为其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成为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协奏曲。
三、中西合璧中的主体价值取向民族化
钢琴艺术起源于西方，具有西方文化不可磨灭的印记，西方音乐的理性结构和思维也为钢琴艺术的中国化提供更加宽泛的语境和发展空间，西方钢琴作品的传统曲式注重曲目的严谨与结构的精准，具有强烈的理性思维，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稳步有序的开展音乐结构，而我国音乐艺术一直注重一种境界的追求和混沌的状态，将人心与宇宙合二为一，时空的感性以整体的追求为主，形成了“模糊性”的传统音乐思维特征。这样钢琴作品的民族化便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思维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重点，贯通中西又要不失去我国民族音乐的神韵。如在和声的运用上，为了适应我们民族音乐的特点，我国的钢琴改编曲多以我国音乐的调式风格特质作为和声风格的使用依据，在这一基础之上改造西方传统和声手法，突出和弦的复杂结构和中国民族色彩的和声风格，弱化了西方和声特点，在和声方面实现了钢琴作品的民族化。另一方面，中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在保持了民族韵味的同时要发挥其原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西方音乐通过钢琴来表达的精准与理性，通过这种理性思维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我们的特征和审美要求，也就是说在中西合璧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民族特色的主体价值不丢失，并充分利用西方钢琴艺术思维的优点，如果在钢琴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每一个细节方面都进行仔细的推敲和尝试，那么我们便会创作出极具民族特征的钢琴作品，使钢琴作品得到更好的升华，而这样的作品贴近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被更多的观众所认可，也更加有利于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
四、结语
钢琴是舶来乐器，是西方乐器中能够精准刻画情感和艺术表达的器乐之一，这恰恰为我国的音乐艺术发展提供了互补的资源，它给我国的音乐带来了立体结构，使传统曲调有了丰富的艺术空间，带动了旋律的立体感，扩展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横向空间，使其向四面发展，形成了萦绕于耳的立体之音，同时中西方音乐的结合为我国的音乐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音乐形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基础上保持钢琴作品的民族特性不能丢失，同时也不能牢牢抱住传统不放开，阻碍了现代作曲手法的传入，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度，以我们的群众审美为基础，促进传统音乐审美的多角度发展。
参考文献：
民族问题研究篇7
关键词：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文化传承
一、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现状
叶赫满族镇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是满族聚居区之一。叶赫镇距今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地。
（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满族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叶赫镇始终保留着满族生活习俗。餐桌上经常出现满族碗，住宿上还习惯于土磕楞热炕，旗装、满绣等文化遗产众多，传统的萨满宗教也延续至今。此外，叶赫镇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随着叶赫镇众多古代遗址文物被挖掘珍藏，遗址游逐渐成为旅游热门项目。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叶赫地区共有242处历史遗迹，距今约为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最先在此被挖掘。
（二）优美的人文旅游景观
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度假区是当前叶赫满族镇两大主要景区。叶赫那拉城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三面环水，一面临山，主要景点有叶赫驿站、议事堂、公主楼、皇后馆、慈禧太后展厅、努尔哈赤展馆、城隍庙、祭神殿、观音堂、三圣殿、南城楼、五角亭等。转山湖风景区作为娱乐度假区，夏季是天然滑草场，冬季则成为冰雪天堂，将古城与山水相结合，浑然一体。
（三）合理的旅游区域规划
从2009年举办第一届“中国•叶赫满族民俗旅游节”开始，四平市加大了对民族文化活动的重视。2009年编写的《叶赫满族镇旅游发展规划》指出，要将叶赫镇打造成“一带、一核、二区、十二景”格局，即，叶赫河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作为一个旅游带，满族风情小镇作为“一核”，叶赫那拉湖生态休闲度假区、现代农业观光区作为“二区”，内设叶赫“十二景”，将叶赫镇旅游区进行区域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景区。
二、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满族文化特点模糊，对满族文化的认知度较低
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文化具有异质性。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经常出现将“本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概念混淆的情况，认为只要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文化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使得各民族文化特点模糊。例如在满族文化区内所见到的挂饰，在其他民族文化区内也比比皆是，有些商贩甚至将带有其他民族文字的挂饰说成是满族饰品，过于迫切地将民族文化纪念品商业化，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满族文化步步式微。此外，叶赫镇旅游景区中多数景点都是基于经济效益而建，满族文化特征体现并不明显，没有专门介绍叶赫满族文化的场所，使得游客对叶赫镇旅游主题模糊，对满族文化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叶赫镇曾举办过多次民族文化活动，但是活动多以舞台性和商业性为主，过于追求商业价值，而叶赫满族自身的特色文化没有体现出来。
（二）缺少线路规划，产品整合度较低
当前许多民族地区打着“民族文化旅游”的旗号进行“观光旅游”和“遗址旅游”活动，虽然投入少、效益大，但是这种方式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使得后续产品开发薄弱，游客不能体会到当地的民族文脉，丧失了民族文化旅游的最初意图。叶赫镇景点多以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旅游景点空间跨度较大，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产品。由于缺少完整的线路，多数游客在叶赫镇停留时间有限，且景区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酒店十分稀少，只有当地村民的民宿，而且卫生条件较差，无安全保障，多数游客都选择返回四平市内住宿，极不方便。旅游产品整合薄弱导致酒店业等其他相关产业无法享受到旅游带来的乘数效应，盈利能力较低。
（三）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低，管理松散
满族文化源远流长，特色工艺品居多。诸如，萨满文化中的嬷嬷神等神偶，体现了浓郁的满族宗教文化；满族剪纸作为传统满族文化，具有很好的纪念意义；萨满轧染等世代相传的传统满族绣艺，体现了满族人民的智慧；龙江陶瓷储物罐等传统器具物件，充分展示了满族历史，体现了满族文化。如此多的文化产品却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旅游纪念品开发层次较低，质量较差，使得景区内纪念品辨识度较低，未能将传统工艺延续传承下来，极大地削弱了顾客对纪念品的购买欲。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产品应该强调文化的传承性，并通过多种文化活动实现对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只有将民族地区旅游真正上升到民族文化旅游，才能增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形成系统的旅游文化品牌。
（四）地区知名度不高，缺乏针对性宣传
叶赫镇作为三代皇后的故乡,文化历史十分悠久。然而，叶赫镇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其他满族文化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叶赫镇位于重要交通枢纽四平市，但是在四平市的各大重要枢纽地却几乎没有宣传叶赫满族镇的广告牌，导致多数游客对于叶赫镇这一个充满满族文化的小镇缺乏了解，旅游形象十分模糊。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习惯于以网络形式查找景区相关信息,制定旅游攻略。但是由于叶赫镇没有专门的旅游网站，网络上关于叶赫镇的专业旅游信息介绍少之又少,且多数信息长时间没有进行更新。叶赫镇长期以来单纯依靠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只具有短期时效性，且游客遗忘度较高。由此可见，宣传力度较弱使得叶赫镇知名度不高，成为制约其客源市场的一大重要弊端。
三、四平市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一）建立博物馆及生态馆，突出民族文化特点
民族地区历史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的社会机构，不仅是参观游览的景点，同时也肩负着保护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作用。叶赫镇作为吉林省满族聚居区，却没有一个真正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博物馆来收藏叶赫满族历史，要想发展叶赫镇民族文化旅游，必须建立民族博物馆，将叶赫镇内的古文物系统分类收藏，使游客到访叶赫镇，首先能从博物馆中了解叶赫镇的满族历史文化，不但从理论上加深对满族文化的理解，同时又能以这种方式将叶赫镇的满族文化传承下去。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不仅需要从静态文物了解民族文化，还越来越强调知识性与体验性的有机结合，因此，生态博物馆应运而生。在叶赫镇内建立叶赫镇生态馆，将叶赫镇的传统习俗、民间技艺、萨满文化等传统满族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展示，增加游客体验项目，可以使游客在参观之余还能体验到“叶赫沙书”、满族刺绣等传统民间技艺的制作过程。此外，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叶赫古城的原始风貌，可以将叶赫古城、驿站、烽火台等遗址按照比例进行沙盘复原，通过现代技术对叶赫满族历史文化进行展示和体验，既能够保护原始遗址不会遭到破坏，又能够使游客真实感受到叶赫镇的满族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二）推介主题旅游路线，整合相关产业
根据叶赫镇所具备的满族文化资源，可以建立满族历史文化游和满族文化风情游两大精品线路：第一条线路，历史文化游：叶赫那拉城(皇后馆-努尔哈赤展馆-琬香阁-议事堂-观音堂-财神殿-慈禧太后展厅-五角亭)-伽蓝寺-五棵松-东城-叶赫驿站-西城-青铜石器遗址。第二条线路，满族文化风情游：转山湖水库(双龟锁背)-环湖路-叶赫满族一条街。通过推介主题旅游线路，将景区游览与满族文化相融合，提供多种方案满足不同游客的旅游需求，提高线路完整性，使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能尽快融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之中。此外，还可以进行必要的产品整合，将满族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将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打造具有满族特色的产品。如在景区内建立满族主题酒店，将满族传统土炕作为酒店的床型，在房间内摆设满族特色工艺品，让游客时刻体验到满族特色；建立满族饮食主题餐厅，将满族碗等传统饮食加以改良，让游客能品尝到地道的满族饮食；充分利用满族文化街，在步行街两侧设置文字牌或利用LeD屏幕播放叶赫镇满族风情视频，实现文化街店铺精简化、实用化、主题化，多层次展现满族文化生活，让游客在游览购物之余能够清晰感受满族文化。
（三）提高纪念品开发层次，加强市场管理
旅游纪念品是拉动旅游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加强纪念品制作工艺，提高管理水平，突出纪念品特色，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求，成为叶赫镇纪念品发展的根本。纪念品在制作时不能仅仅依靠文化特色，还需要提高制作工艺，选用优良的制作材料，采用统一渠道加工销售并进行推广。如在满族人偶纪念品的设计上，服饰要尽可能选择旗装样式，使人偶充分还原其特色，在加工过程中，粘贴缝制人偶时要尽量做到细化，提高质量。此外，旅游经念品在景区内应尽量采用统一品牌进行销售，便于形成品牌效应。再好的旅游纪念品如果没有专业的管理与保护，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会日益消退，变得愈发商业化。叶赫镇旅游相关管理部门要承担起管理与保护的责任，将不同主题的店铺统一规划在一个购物中心内，建立统一的纪念品销售中心，对景区内纪念品进行统一管理。将满族文化纪念品集中管理，一方面便于保护满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统一销售点，降低管理成本，从而提升景区纪念品竞争力。
（四）多角度宣传满族文化旅游，提高地区知名度
叶赫满族镇作为四平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知名度却远低于其他景区，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旅游宣传模式亟待丰富。具体方式如下：首先，利用传统宣传媒介，印制图片画册、旅游攻略手册、地图，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象进行推介，吸引纸媒关注者的兴趣。其次，借助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制作叶赫镇景区宣传片、叶赫满族生活纪录片，使大众对叶赫镇满族文化旅游形成初步认识，达到软传播效果。再次，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在微博、旅游网站等软件上提供旅游资讯，实时更新最新动态，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实现在线预订酒店、景点门票等，为游客旅游提供便利。最后，借助名人效应进行宣传。可以利用“三朝皇后故乡”这一重要资源进行深度宣传，也可以利用叶赫镇著名的历史事件进行宣传，举行庆典、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从人文视角了解叶赫镇的满族文化及历史沉淀。
参考文献：
[1]王洪桥,孟祥君,邱实.基于地方文脉的叶赫旅游品牌构建研究[J].商业经济,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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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慧.吉林市乌拉街镇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民族问题研究篇8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0-156-03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现有民族成分49个、世居民族18个。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到2010年底，贵州常住人口3474.6468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219.8485万人，占63.89%；各少数民族人口1254.7983万人，占36.11%。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在贵州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生共荣，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民间文化。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盲目开发和轻率遗弃，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己处于无人传承和消亡的境况，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本文以贵州为例，探讨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认识性问题。
一、民族民间文化的界定
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桥梁。民俗学家把社会文化分成两个层次，上层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或称精英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属于中下层文化，又称市井文化、乡村文化。所以，民族民间文化主要是指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保留的文化。如民众的生产技术和仪式、衣食住行、人生礼俗、文化娱乐、民间信仰、节日文化等。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多样、五彩纷呈、生动活泼，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并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人们奋进的功能和效果。
目前，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和范围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民族民间文化只是长期以来使用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在内容上，它包括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舞蹈、戏曲、绘画、说唱、谣谚、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工具、器具、建筑、标识以及特定的文化区域或场所等。在形态上，既包括大量的有形遗产，又包括丰富多样的口头无形遗产，如口传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能、传统民俗节庆、传统知识、特定的文化场所或空间等。因此，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完整范畴。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民族民间文化特指保留至今的贵州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根据《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2、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等；3、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技艺；4、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和历史发展的民居、服饰、器具、用具等；5、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识以及在节日和庆典活动中使用的特定自然场所；6、保存比较完整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区域；7、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契约、谱牒、碑碣、楹联等；8、具有民族民间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民族体育和民间游艺活动以及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俗活动；9、民族民间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就是要采取措施确保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为此，2002年贵州省教育厅、省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十年来，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正逐步走进全省各级各类校园。
二、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国外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北欧国家、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付诸教学实践。如日本的小学教育部就开设有乡土民俗课程，课外还组织学生到民间去采集当地的口头传承与民俗文化实物。日本冲绳的读谷村还有自己的民俗博物馆，其中部分展品就是中小学生自己收集的民俗实物。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广西、内蒙古和云南等少数民族遗产丰富的省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贵州省政府实施了一项政策性措施，确保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自2002年以来，以项目资助的方式，先后在23所学校试点，非项目学校也在不同程度上自觉进行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民族地区有431所中小学相继开展了此项工作。目前，贵州在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建武的肯定：“贵州省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国开展最早，成果最丰硕。”截止2013年12月，贵州省评选了四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共计84个。
1、三个阶段
自发阶段：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榕江县车民小学把民族音乐引进课堂，成立侗族金蝉歌队。
第二阶段：以2002年省教育厅、省民委下发的《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为标志，全省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
第三阶段：以2008年省教育厅、省民委下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为标志，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工作进入了规范阶段。
自此，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学校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本世纪初期，全省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学校大约有100所，2005年发展到500所左右，2007年增加到1500所左右，2009年达到4000所左右，2011年底已达到5300多所。
2、主要成果
（1）贵州省民委和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积极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黎平县与贵州师范大学以及凯里学院联合举办侗族大歌班，分别培养本科生和专科生。从2008――2013年，省教育厅和省民委已连续六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对来自市州县的300多名民族民间文化骨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
（2）定期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评选，全面深入推动活动的开展。
2007――2011年，全省评选了三批共56所项目学校。2013年4月开始评选第四批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到“十二五”末，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将达到100所。
（3）很多学校的教师勤于钻研，积极编写适合当地情况的校本教材。
安顺市民族中学编写了《话说安顺》、《屯堡文化》，赫章县珠市民族初级中学编写了《乌蒙彝族音乐》、《乌蒙彝族舞蹈》，望谟民族中学编写了《民族体育运动与健康》、三都鹏城希望学校编写了《水书（初级版）》、凯里三小编写了《家乡，我成长的摇篮》等校本教材。
2010年8月，贵州首部以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为专题内容的基础教育课本《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读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秋季已向全省各民族地区中小学免费发放。
3、问题分析
自2002年省教育厅、省民委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以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当地民族、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本地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尤其是对濒临失传的民间口头文化进行收集和整理，将教学、科研、传承融为一体，使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有序地融入校园、走进课堂，有效地实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普遍受到经费、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整体上推进工作的步伐还比较缓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1）思想认识不深，教育活动流于形式，推进工作的力度不大。如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没有保证，民族民间文化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很多学校课外活动的摆设和应付上级检查的临时课程。同时，由于部分学校、教师、家长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足，严重制约了教育活动的开展。
（2）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一支专业教师队伍，推进工作的效果不好。虽然省教育厅和省民委已连续六年培训民族民间文化课骨干教师300余名，但平均到每个县市也不过3人左右。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
（3）经费投入不足，缺少场地及基本软硬件设施，推进工作的条件不够。当前，很多学校主要依靠相关职能部门财政拔款，解决一些临时性的活动经费，缺乏较为稳定的经费保障，影响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迫切需要弄清楚两个认识性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引进校园；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实意义。
三、为什么要把民族民间文化引进校园
民族民间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和积淀的文明成果，是各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民间文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濒临消失或失传，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通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从小培养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逐渐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由自然引向自觉，由家庭引向学校，由分散引向集中，进一步拓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渠道，进而从源头上解决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1、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识和灵魂。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没有了民族文化就会灭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根子，什么都能丢，文化不能丢。文化是与人种、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的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连续传承5000年而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留住了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2、文化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文化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也同样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近20年来，民族民间文化之所以流失和面临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即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只注重应试教育，忽视了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致使民族民间文化缺乏生存土壤。文化的力量在于血脉的延续，把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就可以让孩子们从小耳闻目染家乡地方文化，并与之建立血肉联系，使文化传统借助教育的薪火代代相传。
3、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核心是树立文化主人意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更是其精神家园，文化的力量就在于血脉的延续。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传承方式每分钟都在消亡，假如无法保留活的形态，再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也只能是一种流于形式的“文化空壳”。为此，通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教育，可以从娃娃抓起，逐步培养孩子的文化主人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共存，打牢民族根基，丰富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这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使中华特色文化走向世界。正如鲁迅所说：“有地方色彩的东西，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四、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的现实意义
民族民间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和积淀的文明成果，是各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贵州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此项活动的意义：
1、构建贵州特色文化教育的需要。贵州各级各类学校聚集了各年龄阶段的青少年，他们担当着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重任，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通过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把当地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小学的文化活动项目引进校园或作为教学内容引进课堂，不仅丰富了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还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既能够熟悉、运用、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又具有扎实科学文化知识和强烈民族自信心的高素质人才，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模式，同时又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民族问题研究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6-149-02
社会成员因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国家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政治共同体归属的确认以及个人对白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连，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06年塞黑解体、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诉求不断高涨，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避免产生国家认同危机，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近年来，我国涉及民族的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中的精英群体，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建设者，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不仅是其自身政治素质的体现，更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问题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认同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把其表述为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后来，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认同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是指白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到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汇，并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二、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白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
国家认同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代表作有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而临挑战》、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并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国家认同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外学者主要运用认知理论、建构理论以及社会化理论来分析国家认同问题。吉登斯、泰勒、哈贝马斯、卡斯特等人的研究更多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致使人们身份日益模糊化。
台湾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早于大陆，大多从族群理论入手分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认同重要性日益彰显，大陆学者对国家认同的普遍关注在新世纪以后。
国内学者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从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直至国家认同感的培养等方而都有涉及。学者们从不同研究取向界定国家认同概念，但只有少数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给予了精确定义。随着族群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学术意义的族群研究与政治意义的国家认同的结合点，转而对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行研究。近年来对新疆地区的研究成为国内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多为维吾尔族学生群体。@不少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关注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多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如郝时远
三、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
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在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进行区别的基础上，二者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研究或侧重于社会学、政治学、国家关系角度进行宏观分析，或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进行个案研究，宏观结构分析与个体研究充分结合不足。学者们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二种模式：矛盾冲突关系、调适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会产生矛盾与张力。在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后，欧洲学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与国家认同给予了大量关注。国内学者在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中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产生冲突问题，认为要提升国家认同程度，国家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族际政治整合。
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互为前提的关系，二者可以和谐共生。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祁进玉对青海土族、王纪芒对朝鲜族的研究证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共存不悖。另外，有学者从权力关系角度解读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认为少数民族的形成既有政府界定作用，也是民众积极利用国家符号和少数民族政策界定自己民族身份的结果。
四、大学生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术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这一课题展开了探讨，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必要性的研究
有学者从宏观层而讨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如学者指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疆界淡化，超国家认同、国内次级国家组织冲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有学者从微观层而讨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必要性。如有研究者认为，新疆地区民族认同意识较强，泛突厥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文化观以及西方霸权文化的渗透，使新疆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凸显。
（二）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研究
有学者从对国家的认识、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处、各民族大学生接受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等方而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积极认同自己既是本民族成员，更是中华民族成员。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大学生国家认同方而存在的问题，指出大学生对国家认同的内涵缺乏理性认识。
（三）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研究
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共识。主要观点有：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冲击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体制不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削弱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不健全，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欠佳；大学生还不够成熟，理想信念不坚定。
（四）关于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研究
不少学者提出了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主要有：通过强化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进而增进大学生国家认同；在尊重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政府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努力构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高校以思想政治课为主渠道，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五、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少，但随着国家认同重要性的凸显，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陈达云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将情感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结合起来，发挥节日等象征性符号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等建议。万明纲和雍琳等为研究影响藏族大学生的藏、汉文化认同的因素，选取了合作师专和西北师范大学的藏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藏族大学生对于汉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其进入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发展阶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崔森、黄雪娜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77名回族青少年为对象，探讨了回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自尊之间的关系。何峰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发展表现得更积极，并提出了相应的增强其国家认同感的方法。
六、整体评价
目前国外的国家认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虽然关于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这些理论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对我们研究国家认同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实证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多以某个国家为个案，从某一特定社区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并不多见。
民族问题研究篇10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抽样调查、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本次问卷的设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民族、专业等共四项。设计性别选项的目的在于了解性别对法律意识的影响；设计年龄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的年龄段对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设计民族的目的在于限定这次的调查对象；设计专业的目的在于排除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参与此次调查问卷；第二部分共计26道问题，可以分为六类：第一类(1～5题) 问题的设计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知识。第二类(6～9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理想。第三类(10～14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情感。第四类(15～16题)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意志。第五类(17～23题) 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评价。第六类(24～26题) 问题设计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调查者的法律信仰。
为保证答卷内容的真实性，被调查者以匿名的方式答卷。我们共发放问卷500份，实收478份，其回收率为95．6％，符合统计要求，保证了抽样调查的可靠性。
二、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籍贯、专业等共四项。
性别问题的调查表明，性别因素并未对此次问卷调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本次调查是随机抽取，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研究者设计这项调查项目是欠考虑的。
关于年龄问题的调查表明，被调查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其年龄段都在18～22周岁之间，其中18～19周岁的有40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81％名。20周岁以上(包括20周岁)的有73人，占被调查总数的14．6％。这表明民族地区大学生从法律责任能力上来讲，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为本次研究者主要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问题，故而研究者在培训调查员的过程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被调查对象必须是民族地区大学生他们占被调查人数总数的100％。
关于专业问题的调查表明，专业和法律意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专业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或者说几乎不产生影响。
三、被调查对象对“法律知识”回答的相关分析
法律知识是人们关于社会法律现象科学认识活动结果，它是人们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和法律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现行法律的内容和特点等方面的知识的总和。法律知识是公民形成法律意识的知识和理性基础。[2]显然，法律知识也是民族地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认识和理性基础。
为此，我们设计了5道问题。它们包括：(1)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国家法》吗?(2)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吗?(3)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吗?(4)您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准备制定《民法典》吗?(5)您知道我们国家已经修订了《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吗?
研究者在这里用“听说”、“知道”、“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熟知”和“不知道”来验证被调查者对于上述问题的认知状况。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听说”是指“听人说”，[3]也就是听别人说；“知道”的解释是“对于事实或者道理有认识”；[4]“熟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清楚地知道”。[5]按照语言学的一般常识，我们得知五者认知程度的一般关系是：“熟知”>“知道”>“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听说”>“不知道”。
通过调查，研究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一)爱国和维护祖国统一意识非常强烈
众所周知，《国家法》是我们国家对台政策的法律化，而其本身也是对台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我党执政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获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为反对和遏制“”分裂势力作出了重大贡献。[6]从调查结果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6．9％，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37．1％，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2．8％，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22％，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1％。这说明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对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大事是十分关注的，这体现出其完美的政治理想、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人心
我们知道，《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多年来，对于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考察民族地区大学生对于这项法律的认知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考察他们法律意识的基础问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5．6％，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42．3％，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0．2％，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21．2％，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0．5％。这说明民族地区大学生除了极个别的同学不知道外，99．5％的同学最低限度均知晓这项法律，而这对于他们将来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高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与自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之法律法规了解和掌握甚多
从“您知道我们国家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吗?”这一设问的调查来
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19．2％，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55．1％，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11．5％，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7％，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7％。这说明对于像《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样与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之间有切身的影响和关系的法律，即便是新修订的，他们也会及时的予以关注。所以他们回答不知道者仅占总数的7％，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对个别部门法了解甚少，部门法意识较为淡薄
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学者苏永钦教授认为，民法典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历史功能：统一国法、揭橥价值、建立体系、集中资讯、整套继受。[7]对于这样一部对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法典来说，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应该了解和掌握。但从问题的回答来看，回答“听说”者占调查总数的23％，回答“知道”者占调查总数的17．9％，回答“知道该法的原则精神”者占调查总数的3．8％，回答“熟知者”占调查总数的1．2％，回答“不知道”者竟然占调查总数的53．8％。这说明民族地区大学生对于仅次于宪法的基本部门法的民法的相关内容并不十分了解，虽然知道民法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出我们在对新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及最新的法律法规动态方面还存在不足。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西部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对于我国部分法律的漠视，法制意识在某些部门法中相对较淡薄，还说明了民族院校在《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中相关内容并没有及时更新，教师在讲授时也缺乏对新知识的吸纳。
四、最终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作为形成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法律意识的知识和理性基础的法律知识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一)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对法律知识的吸纳主要来源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的讲授，故而对《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知识》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式和新时代的需要就显得尤为必要。有学者建议，对《法律基础》课程改革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新的编排，可将教材的内容分为五部分：政治行为编；经济行为编；日常行为编；家庭行为编；专业部分。其次是教学方式的改革，在教学中要突出四种教学方式：一是与社会的重大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二是通过让学生更多的走出课堂，参观公开的司法行政部门的活动；三是设立相关校外法律实践基地；四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亦应将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式方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模式；最后需要改善的方面是考试模式应采取开放的命题形式。[8]对此，笔者甚以为然。
(二)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但对于诸如像《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与其将来从事的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缺乏相关的认知度。如上文所指出的调查结果，“知道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精神”者仅占调查总数的10．2％，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加大诸如像《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与其将来从事的岗位或者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并通过相关的知识竞赛、社团活动等形式来更为深入的学习和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如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主要是靠现在还在民族地区院校的大学生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大学生。
(三)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大学生群体受市场经济“利益”价值取向影响较大，应在实际工作中对此群体予以必要的正面引导。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回答“不知道”者仅占调查总数的7％这个调查结果来看，有93％的民族大学生群体“知道”或者“听说”或者“熟知”这项法律，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数据。而这样的调查结果与西方法社会学中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的两种基本的解释视角是基本吻合的。
西方法社会学认为，在研究人们的法律意识中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即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人们是否服从法律，取决于他们在法律服从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和所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规范性视角，即认为法律服从的动因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应该的”。[9]显然，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群体从法律意识纵向结构之法律知识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工具性视角，在他们的“显意识层面上涌动的是道德符号，而在潜意识层面上涌动的则是利益追求”。[10]这说明，市场经济中过多的追求效率，过多的追求利益的价值观念已经影响到了“象牙塔”内的学子，而这样的价值观念应该重新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探讨。
研究者认为，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就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强调“效率”、“利益”等价值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利益”等价值观念来衡量对人或者物的取舍时，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样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当现代社会的各个群体把利益的追求推向极端，异化成为一种“利益拜物教”的时候，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否应该引起我们长久的反思?而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探讨。①学术界的探讨应该和实务界结合起来才能起应有的作用，否则就是闭门造车。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对价值观重新认识无疑能够给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必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朱玉福．民族高等院校实施民族法学教育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6(1)．
[2]刘旺洪．法律意识之结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1(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34．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5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56．
[6]张帆．国家法析[J]．求实，2005(S2)．
[7]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eB／oL]法律思想网．
[8]赵雪梅．《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江苏高教，2006(3)